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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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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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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陳獨秀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書院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1903年7月在上海協助章土釗主編《國民日報》。1904年初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1909年冬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後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出獄後於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並主編《青年》雜誌(一年後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年12月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這期間,他以《新青年》、《每周評論》和北京大學為主要陣地,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反對封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1919年五四運動後期,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初潛往上海,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同時與其他各地的先進分子聯繫,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主要創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雖然沒有出席,但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從一大到五大,均被選為中央委員,先後任中央局書記、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總書記等職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在大革命後期,他的右傾思想發展成為右傾機會主義,放棄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妥協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國大革命遭到失敗,除了來自共產國際指導上的原因,他的右傾錯誤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組,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此後,他接受託派觀點,以在黨內成立小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1929年11月,因為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而被開除黨籍。同年12月發表由81人署名的作為托陳取消派綱領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同時,在上海組成托派小組織無產者社,出版刊物《無產者》。1931年5月,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後囚禁於南京。抗戰爆發後,他於1937年8月出獄,先後住在武漢、重慶,最後長期居住於四川江津。1942年5月在貧病交加中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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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關于陳獨秀的一篇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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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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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所談的“毛澤東講話”,指的是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的報告。這篇報告與黨的前後兩個歷史決議相聯係,其發表、刊登以及修改,都至關我黨對陳獨秀的評價,不可不讀。

    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幹重大歷史問題
作出的結論,成為此後幾十年黨史領域的準繩,而對于陳獨秀的評價也一度是以《決議》中的定性為準的。《決議》第一次在黨的文件中明確使用了“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提法,正式取代了此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定性。陳獨秀的真實形象,在人們的眼中模糊了;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並連續五屆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期間的功勞,則更是很少為人提及,即使提及,也要加上種種限制語。

    例如,秉承《決議》的精神,1951年胡喬木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是這樣描述建黨時期的陳獨秀的:“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陳獨秀擔任中央的領導工作。陳獨秀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以前和‘五四’運動中間以中國急進的民主派著名;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他成了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發起者。”其中“陳獨秀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句話至關重要,讓人感覺當時黨是選錯了自己的領導人。這個評價,在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被刪除了,整段話變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由于陳獨秀是當時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對于建黨的功績得以肯定,當然與新時期開始後學術界的努力分不開,但本文所談的毛澤東1945年這篇講話的刊登,也許才是最終改變評價的關鍵。

    1981年7月16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毛澤東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所作的報告,題為《“七大”工作方針》。報告中關于陳獨秀建黨時的情況,毛澤東是這樣說的:“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然而,雖然毛澤東的這篇講話對陳獨秀建黨的功勞是高度肯定的,但對陳獨秀的總體評價,依然是負面的。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在1981年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陳獨秀責任的定性,明確使用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提法。這一提法直到2002年版《中國共產黨歷史》出版,才正式變更為“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去掉了“投降”二字,顯然是考慮到陳獨秀一生雖然數度被捕入獄,歷盡坎坷卻從未投降敵人的因素。對陳獨秀在大革命中責任的判定較之以往也有重大改觀:“在大革命後期,作為革命中堅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懂得掌握政權和武裝的重要性,不善于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企圖以妥協讓步和束縛工農運動等消極措施拉住即將叛變的同盟者。”在這句話?,明確了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犯了”“錯誤”,主語不再是“陳獨秀”了。對于共產國際、聯共(布)于中國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2002年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也已不再回避。這一係列重大變化,與黨史、共運史學界的不懈努力分不開,也同1991年蘇聯解體後,封閉了幾十年的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有關。1997年和1998年,這套檔案中1920─1927年聯共(布)中央與共產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係統檔案,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來,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一場關于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然而,人們也許沒有注意到,在這場“研究的革命”發生前,毛澤東1945年的這篇講話再一次被刊登了。

    1996年8月,毛澤東的這篇《“七大”工作方針》被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這次又有一處至關重要的內容改動,即“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這段話中,“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這九個字被刪去了。刪去這九個字的重大意義在于,不僅明確了陳獨秀不是“反革命”,甚至連托洛茨基、“托陳取消派”的“反革命”帽子,也一並摘去了。

    毛澤東在他1945年的這篇講話?說:“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三番四復的研究,現在還是基本通過,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之後,再拿去精雕細刻。但這樣是不是還會有漏洞呢?還可能有。經過十年八年之後,修中共黨史的時候可以看出來,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說‘這一條歷史過去搞掉了,不對,要重新添上’。這沒有什麼,比如積薪,後來居上,我們對前人也是這樣的。有漏洞就改,原則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正是依照毛澤東這種“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原則,2004年4月30日,胡錦濤在中共中央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放棄“右傾機會主義”舊說,採用了“共產國際和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的新提法。

    最後,本文想用毛澤東1945年這篇報告中的一段話作為結語:“事情總是不完全的,這就給我們一個任務,向比較完全前進,向相對真理前進,但是永遠也達不到絕對完全,達不到絕對真理。所以,我們要無窮盡無止境地努力。”( 馬長虹)

2007年12月05日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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