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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義﹝192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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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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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圖為南昌起義的指揮所――江西大旅社舊址。

新華網北京7月22日電 1927年8月1日淩晨,一聲槍響劃破了南昌城寂靜的夜空。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及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黨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兩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經過數小時激戰,全殲守敵,佔領了南昌城。
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是被國民黨反動派“逼上梁山”的。
1927年4月和7月,中國國民黨內的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衛集團,勾結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上海和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中國人民從1924年開始的國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敗。
血的教訓擦亮了人們的眼睛。它表明: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對付武裝的反革命。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中國革命,中共中央於7月12日進行改組, 停止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下旬,決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國民革命軍,並聯合以張發奎為總指揮的第二方面軍南下廣東,會合當 地革命力量,實行土地革命,恢復革命根據地,然後舉行新的北伐。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聶榮臻、葉挺等在九江具體組織這一行動,但發現張發奎同 汪精衛勾結很緊,並在第二方面軍中開始迫害共產黨人。隨即向中共中央建議,依靠自己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實行在南昌暴動”。據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來、李 立三、惲代英、彭湃等組成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前往南昌領導這次起義。
預定參加起義的部隊有: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11軍第24、第10師,第 20軍全部,第4軍第25師第73、第75團以及朱德為團長的第五方面軍第3軍軍官教育團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隊一部,共2萬餘人。從7月25日起,第 11、第20軍分別在葉挺、賀龍指揮下,陸續由九江、塗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來等到達南昌,當天就在城內的江西大旅社正式組成前敵 委員會,領導加緊進行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
30日早晨,中央代表張國燾來到南昌,中共前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張國燾堅持 認為,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應該爭取張發奎參加,否則不能舉行暴動。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認為,“在客觀應當是我黨站在領導的地位,再不能依賴張”。第二 天,中共前委再次開會進行辯論。最後,張國燾表示服從多數人的意見。
此時,國民黨武漢政府的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第3軍主力位於樟樹、吉 安、萬安地區,第9軍主力位於進賢、臨川地區,第6軍主力正經萍鄉向南昌開進;第二方面軍的其餘部隊位於九江地區;南昌市及近郊只有第五方面軍警備團和第 3、第6、第9軍各一部共3000餘人駐守。中共前委決定趕在援兵到來之前,於8月1日舉行起義。
8月1日2時,南昌起義開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戰計畫,第20軍向舊藩台衙 門、大士院街、牛行車站等處守軍發起進攻;第11軍第24師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營房、百花洲等處守軍發起進攻。激戰至拂曉,全殲守軍3000餘人,繳獲 各種槍5000余支(挺),子彈70餘萬發,大炮數門。當日下午,駐馬回嶺的第25師第73團全部、第75團3個營和第74團機槍連,在聶榮臻、周士第率 領下起義,第二天到達南昌集中。起義最終取得了成功!〈未完待續〉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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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南昌起义时间三次变动的三个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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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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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起义时间改为8月1日凌晨4时的关键人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住在朱德家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接着,前委会详细研讨了有关起义的事项,进行了周密部署,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准备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有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十师,第四军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五团;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共约2万余人。

  7月28日,周恩来前往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任命贺龙为起义总指挥。7月29日,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名义从九江给前委连续发来两封密电,坚持要等他来南昌以后再决定是否起义。30日,张国焘来到南昌,在前委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精神:一、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可将我们的同志从军队中撤出,去组织工农群众;二、起义要得到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的同意,并且要一致行动。这个意见遭到了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澎湃、谭平山的反对和驳斥。周恩来十分激动地说:“你的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武汉去吧!”周恩来气得还拍了桌子。20多年之后,周恩来在谈到南昌起义时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南昌起义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当时担任对外的最高行政负责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实际主席的谭平山见张国焘反对起义,气愤之下竟提出要将张国焘枪毙。

  7月31日上午,周恩来主持中央前委紧急会议,继续争论了几个小时,直到得知张发奎已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会议最后将起义时间改为8月1日凌晨4时举行,并决定前委作为秘密领导机构不公开,起义的对外机构是革命委员会,而且还由叶挺签署、用贺龙的名义发出了绝密的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8月1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南昌城素有“火炉”之称,夏季气温高达35摄氏度至40摄氏度。8月1日正值盛夏时节,上半夜人们普遍睡得很晚,而且很多人都在房外露天入寝,上半夜开始行动容易被敌人发现,而下半夜天气凉爽,凌晨4时也正是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这时行动不易被敌人察觉。

  将起义时间改为8月1日凌晨2时的关键人物:第二十军副营长赵福生

  7月31日下午2点,叶挺就把二十四师里可靠的营以上军官,秘密召集到师部,进行战前动员。与此同时,贺龙也秘密召集二十军的团以上军官宣布了起义的消息,布置了作战任务,并换掉了几个不可靠的连长,新任连长都是共产党员。

  31日下午,朱德在嘉宾楼设宴款待留驻南昌的敌第三军两个团的团长。

  粟裕当时在叶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教导队的一个中队,后来,他回忆到:“7月末的几天,担任警卫工作的我们,经常看到负责同志忙碌非凡,夜已很深,还在开会,大家都预感到将会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果然7月31日下午,我们就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

  31日下午5时左右,前敌委员会召开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布置战斗任务。周恩来参加了会议。晚上9时以后,全城戒严。起义总指挥部下发了当晚的口令“河山统一”,行动信号“三声枪声”,识别标志“领系红领带,膀扎白毛巾”,“在马灯和手电筒上贴红十字”。

  31日晚10点多钟,一个紧急情况再次改写了历史。第二十军第一师一团三营副营长、云南人赵福生,偷偷溜出正在准备战斗的部队,潜入滇军朱培德的军队,将起义的消息告诉了滇军军官。第二十军第一师一个正在街上执勤的士兵,发现了赵福生鬼鬼祟祟地钻进了敌军指挥部。这个革命警惕性很高的战士,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贺龙指挥部。贺龙同志根据这一情况,赶忙到总指挥部向前敌委员会报告。前委经过研究和分析后,决定起义是不能停止和推迟的。因此,把原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的时间提前2个小时。

  江西大旅社内灯火通明,前后门都架起了机枪,加强了戒备。政治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印刷宣传材料。起义军警卫连集合在楼下走廊里待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起义时间提前为凌晨2时,一些起义领导同志分赴各主要战斗地点负责具体指挥。

  让起义的枪声在1点钟以前抢先打响的关键人物:二十军第一师的一个哨兵

  对于“第一枪”打响的具体时间,起义的领导者、参加者和目睹者,无一例外地都说是在夜间12点多钟打响的,而不是前委决定的凌晨两点。当时任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的周逸群说,打响的时间原定8月1日4时,由于发现叛徒告密,提前两个小时,但是当晚12点半就听见枪声。

  时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谋长的陈奇涵说:“从7月31日午夜12点开始,不到3个钟头的时间,在南昌的反动军队全被消灭,并俘虏了一批反动军官。”

  时任第二十军教导团团长的侯镜如也说:12点以后,还没到预定时间,就听到市内传来激烈的枪声。

  当年在松柏巷天主堂工作的李桐森回忆:“7月31日晚上,天气很热,我和同事都睡在男堂内的院场上,反动派的兵也有一部分睡在外面。到半夜12点钟后,突然一个同事叫起来:‘外面打枪!’话未说完,接着又响了两枪。这时大家都惊醒了,刚一坐起,‘霹啪霹啪’的枪声接连地响起来了,并且越打越紧,于是大家都连忙往屋里搬。”

  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的羊角也详细记录了起义的时间:“我在熟睡中被叫起来。团部里的情况显得异常紧张,在昏暗的灯光下,人们在大厅里拥挤着,都焦急地期待着新的任务。这时,远远地传来了很激烈的枪声。人们都挤近团长发问:‘贺龙已经干上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提前发动?’照原定计划,是要在午夜后两点钟起义的,现在二十军方面却在1点钟以前就抢先打响了。团长在电话上向师部请示以后,叫各个营立即按自己的任务发动攻击。”

  可以肯定的是南昌起义“第一枪”在8月1日凌晨1点之前就打响了,而且是二十军方面抢先打响的。那么,二十军方面为什么抢先打响呢?又是谁抢先打响的呢?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没有定论。有一种说法是:二十军第一师的一个哨兵打响了“第一枪”,尽管这个打响“第一枪”的哨兵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

  南昌起义时,虽然江西省政府主席姜济寰是国民党左派,已经明确表示“跟共产党走”,但省政府卫队却控制在右派手里。省政府卫队大约有一个连的人数,基本上是南昌当地人,他们的消息自然要比其他各军灵通。省政府卫队得知共产党将要在南昌暴动的消息,凭自己的一个连的兵力自然不敢和起义部队抗衡,但也不甘心束手就擒,便准备“走为上策”:31日夜12点钟以前,省政府卫队全副武装,准备在战斗打响前,以搞野外演习为名,把队伍拉出城去。他们从省政府的后门,悄悄溜出去。省政府是贺龙的二十军第一师将要占领的目标,已经被贺龙部队严密监视。省政府卫队才出后门,就被二十军第一师的哨兵发现了。夜晚看不清标志,二十军第一师的哨兵喝问:“口令!”省政府卫队答不上来,又退回了省政府大院,哨兵马上鸣枪告警,一共开了三枪,正好与起义的信号吻合。这就是南昌起义的“第一枪”。

  许多等待行动的部队听到了这三声枪响,认为这是起义指挥部发出的行动信号。虽然还不到规定的行动时间,但既然指挥部的信号已经发出,自己部队已准备就绪,离预定的时间已经很近,事不宜迟,各部队就立刻发起了进攻。城内城外各处枪声都响了起来,南昌起义开始。

  省政府卫队的100多人,很快就被第二十军第一师解决了。

  第二十军第一师的两个团围攻旧藩台衙门里的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费了很大力气。守敌警备团是朱培德从云南起家的精锐部队,事先又得到了那个叛逃的副营长赵福生的密告,做了应战准备。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贺龙和刘伯承亲自指挥战斗。战斗结束时,赵福生混在俘虏群中,被本部官兵认了出来,押到了贺龙面前,贺龙下令将其就地枪决。

  叶挺、朱德所率起义军也迅速消灭了敌人。8月1日上午6时,敌军3000余人被全部歼灭。起义军总指挥部的5层大楼上,鲜艳的红旗迎着朝霞飘扬。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就这样取得了胜利。南昌起义的胜利,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而这三个历史地位、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的人物,则都因其历史机缘,不同程度地改写了南昌起义的时间。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

  来源: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河北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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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与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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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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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从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到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主持统筹部署了起义军南下和各方面配合的行动方案。起义失败后,他又代表中共中央对起义的得失进行了总结和检查,特别是在中共六大上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南昌起义
 
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作了深刻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因此,瞿秋白在南昌起义前、过程中、起义后的总结上,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瞿秋白;南昌起义;中共中央

    关于南昌起义决策的提出和确定,目前史学界主要有四种说法:(1)是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先提出和决定的。(2)是李立三等首先在九江会议上提出,后由武汉中央决定的。(3)起义从提出、酝酿到决定有一个过程,它是共产国际首先提出,最后由中共中央决定的。(4)起义的提出和决定是一个过程,由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等人最早提出,经中共中央同意后正式确定。[参见刘书楷、郭思敏主编《中共党史辨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185页。]上述四种说法都没有具体提及当时虽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但却是中央实际负责人的瞿秋白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只是笼统地归于“中央”或“武汉中央”等。学界早有人指出,许多著作“在讲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决策时,往往忽略瞿秋白的作用”[刘福勤:《读瞿秋白生平资料札记》,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13),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从笔者接触到的材料看,瞿秋白不仅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统筹部署了起义军南下的行动方案,而且在起义失败后,以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的身份对起义的得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本文拟对瞿秋白参与决策和领导南昌起义以及总结起义经验教训的过程进行一些回顾和梳理,使南昌起义的历史面貌更加完整和丰富。

    一、参与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紧步蒋介石后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当时的党中央没有坚决发动群众斗争回击反革命分子的进攻,相反却采取了退让政策,不敢武装工农,不去推进革命运动,直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在鲍罗廷的提议下,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蔡和森和李立三的回忆,鲍罗廷在传达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指示时,曾经提议让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而为了不致引起陈独秀的怀疑,故又提出让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和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这个提议虽未付诸实行,但却使瞿秋白晚些时间才进入常委会。不过,在当时,瞿秋白虽然没有参加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但由于他“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因此在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位置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参见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191页。]这一点,瞿秋白本人后来的回忆也予以证实:“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揭露并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革命本质,正式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随后,瞿秋白和已被汪精卫解除国民政府高级顾问职务的鲍罗廷一道秘密离开武汉,前往庐山。他们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计划发动武装暴动。[参见李立三:《党史报告》,《八七会议》,第177页。]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已作出决定,要“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可是,正如瞿秋白后来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的,“张此时亦有点动摇,曾有叶(指叶挺——引者注)暂时退出CP(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的要求”[《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373页。]。

    7月20日,瞿秋白等来了在武装暴动第一线从事秘密工作的李立三、邓中夏。原来,张发奎果真暴露出其日益右倾的本质,已与汪精卫勾结,暗中布置“清共”。面对这一紧急事态,正在军中秘密策动起义事宜的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召开紧急会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就当前形势,回师广东起义已不可能,纵然回粤成功,亦必在张发奎和汪精卫的协谋之中牺牲,这“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因此应尽早抛弃依张之策,建议中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在南昌暴动”[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由于瞿秋白是当时中央的实际负责人,而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的意见对中央决策十分重要。据李立三后来的回忆,“我与中夏即赴庐山和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8页。]。为了促使中央从速决策,瞿秋白21日返回武汉,随即进入临时中央常委会,“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八七会议》,第189页。]。与此同时,来华接替鲍罗廷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也于23日抵达武汉。7月25日,瞿秋白参加了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了瞿秋白带回的关于在南昌举事的提案,决定改变对张发奎的态度,“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指九江——引者注)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9页。]。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即赴南昌负责组织起义工作,同时就筹措经费、派遣工作人员和苏联顾问等事宜作了具体部署,并请罗米纳兹将准备发动南昌起义的计划电告莫斯科,请莫斯科给予指示。

    7月26日下午,瞿秋白等临时中央常委再次开会,讨论南昌起义问题,着重研究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问题的复电指示。针对共产国际的复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认为这无异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48页。],而现在即使是在汉口也能见到必有胜利的机会,遂主张坚决发动起义。经过瞿秋白、李维汉的推荐,常委会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中央的决定,“以坚决前敌之发动”[《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48页。]。然而,张国焘对起义计划持怀疑态度,不愿意去,瞿秋白对其开展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与决定呢。”[《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51页。]最后,经过瞿秋白和李维汉的反复劝说,张国焘同意前往九江,后又在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的一再坚持下,最终放弃对张发奎的幻想,同意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由瞿秋白参与酝酿决策、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坚决发动的南昌起义爆发。

  二、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统筹部署起义军南下的行动方案

    当时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动南昌起义的主要目的是南下广州,重建广州革命根据地,再举北伐。因此,随着南昌起义枪声的打响,面对武汉国民党中央疯狂制裁共产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并派遣军队进逼南昌的严峻形势,从8月3日开始,起义军迅速撤出南昌,按照先前中央决定的“攻击朱(培德)军后直奔东江”[《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的原定计划进行南征。

    在起义爆发的当天,以瞿秋白为实际负责人的中央就致信前敌委员会,明确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在于“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并指示“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中央致前委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38页。]随后,8月3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了《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将南方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与叶、贺起义军南下的斗争联结起来,以减少汪、蒋反革命分子对南昌起义军的压迫,从而协助起义军南征成功。8月7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代表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作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南昌的行动,至少是开始走到新的方针。”“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瞿秋白选集》,第373、374页。]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为临时政治局委员。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并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正式主持中央工作。在此前后,瞿秋白和其他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一起,积极部署了配合起义军南下的具体行动方案:

    湖南方面:8月5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明确指示湖南省委,南昌起义“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与湘粤赣鄂四省的秋收暴动,其意义又是一贯的”。南昌起义给了湖南暴动以有力的帮助,因而,此时湖南省应给南昌起义以有力的响应,把南昌起义的意义向城市和乡村作广泛的宣传,发动农民开始秋收暴动;发动工农群众热烈响应南昌起义,同时,“实行扰乱湘政府的金融”。“总之,应征调一切反唐(指唐生智——引者注)力量,采取一切破坏手段,以牵制唐军对南昌的压迫。”为此,9日,临时政治局又致信湖南省委,决定“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并委任毛泽东为书记,组建湘南特委。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决定将湖南秋收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向北可以沿湘赣边界伸展至长沙、武汉,向南可以同进军广东的南昌起义军互为呼应,并制定了《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该大纲很快被瞿秋白领导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参见《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5、11、29页。 ]

    湖北方面:8月3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认真分析了南昌暴动后武汉政府及其中央军委的动态和武汉三镇8月2日总罢工情况。同时,对罗亦农在《总同盟政治罢工后湖北党的策略》中提出的“党为领导农民响应武汉的工人及革命的南昌的军事暴动,必须派大批同志至乡村中工作……以鄂南、鄂东、鄂西北襄东一带武汉近郊为最重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43—244页。],常委会给予了肯定,认为在“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经济上实行四抗(租,税,捐,粮)”[《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42页。],既在地理上断绝武汉与长沙之间的交通及邮路,又可以造成湖南军队的政治恐慌,以此减少湖南秋收暴动的压力。

    广东方面:南昌起义打响后,中央临时政治局致函广东省委,通告了叶、贺军队起义的经过和南下行动,要求其即刻全力以赴在东江接应起义军,并强调指出:“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粤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广州起义》,第22页。]10月上旬,起义军在潮汕失利后,中央常委致信南方局暨广东省委,指示“叶、贺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中共中央常委致南方局暨广东省委信》,《广州起义》,第58—59页。]随后,在得知叶、贺军队溃败的情形,瞿秋白召集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并发函指示广东省委,指出应暂时停止广东暴动的计划,并要求叶、贺军队在撤退过程中尽力帮助当地的农民暴动,以求在农民暴动中寻找自身的生存空间,而在起义军执行这一切行动无效时,可向湘南发展,最后失败可上山。[参见《中共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函》,《广州起义》,第60页。 ]

    江西方面:起义打响后,中央临时政治局致函江西省委,指出:“1、马上夺取乡县政权;2、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3、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4、积极参与革命军对反革命派的军事战争。”[《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42页。]并规定了具体做法。

    在统筹部署四省秋收暴动的同时,为了使全国的革命群众都能积极支持和响应南昌起义军,8月11日,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致函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广东、广西、闽南等地的武装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参见《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的信》,《八七会议》,第115页。];决定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古各共产党支部,以此扩大南昌起义的影响。[参见《中央给山东省委山西满洲临委的信》,《八七会议》,第116页。]

    三、代表中共中央总结起义的革命意义和经验教训

    1927年秋,南昌起义持续了两个多月,在南下途中遭遇一连串的挫折和失利后,最终失败。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它为以后中共独立进行武装斗争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教训?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及时、认真的总结。作为起义的直接参与者,李立三、张太雷等在起义失败后都进行了总结。1927年10月2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全面分析了南昌起义和南征失败的原因。认为起义军队南征的失败,固然有“客观上敌人的军力比我军强大”的因素,但最根本的乃在于“南昌暴动中之指导不能完全脱离机会主义的遗毒”,“因此将富有历史和伟大的意义之‘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0、17、23页。]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几乎所有参加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都给予了组织处分,认为叶挺、贺龙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前敌指挥者不是实行革命的策略,而是在各种主要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犯有“机会主义之遗毒”。[《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66页。]对南昌起义的这两次总结都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导,过分强调“无间断革命”论的背景下作出的,夸大了起义失败的主观原因和领导人的个人责任。

    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的策略来进行的。对党内盲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负责人,负有重要责任。但一连串起义的失败,特别是广州起义的失败,也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盲动主义的危害。从1927年12月中旬开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就连续发布指示,“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明确对湘、鄂、赣三省的暴动不是从占领中心城市开始,而是先从分区割据做起”[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页。],以纠正盲动主义的错误。1928年4月,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要求“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瞿秋白以其亲身参与决策和统筹南昌起义全过程的实践经历,全面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他近10万字的大会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可以多处看到他对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反复思考。他认为,起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起义军方法和策略上的失误。如:“叶、贺南征之中,政策的客观倾向是继承国民党的革命方法:(一)纯粹想靠组织好的军队力量去取得地盘和政权;(二)以‘王者之师’来解放民众,实际上是以仁君易暴君的办法,所以对于‘安宁秩序’只是保护豪绅统治的旧秩序;(三)是偏重于用联络杂色军阀——某种军队或武力,勾结敌军的军官倒戈(并非鼓动兵士)之投机办法;总之,是不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0页。 ]

    7月9日,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六大政治议决案,其中针对南昌起义和配合起义军南下的四省秋收暴动作了进一步的剖析。报告认为,南昌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它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在政策上决非是盲动主义的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7页。]。正是由于进行了南昌起义和四省秋收暴动,党的政策才在农民群众中扩大了影响,并使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从而为我们继续开展农民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了群众基础。

    在高度评价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意义后,瞿秋白也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和总结了其失败的原因。他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六大政治议决案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

    客观方面,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要表现在:(1)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强大,它利用自己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威力,用贿赂收买军阀,以武力政策压迫革命,给起义的发展和胜利造成了严重的困难;(2)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联合战线;(3)地主领导的军队力量强大。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这是中国军阀的特点,因此,反动派有着数量上占有优势的武力;(4)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使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更加容易实行自己的任务;(5)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与封建土地和外国资本的密切联系,革命信念发生动摇,在起义的关键时刻背叛了革命。[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3—305页。 ]

    主观方面,主要是当时起义军指挥机关政治策略上的错误。[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07—308页。]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的自我批评。(1)没有明显的政纲。“国民党经过蒋介石叛变,又经过汪精卫叛变,实际上已没有革命作用。”[瞿秋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然而,我们党却对其还抱有幻想,从而形成了起义的领导者是共产党,其目的是反抗国民党,可起义打的却是国民党的旗帜的尴尬局面。(2)在起义军南下过程中,对土地革命不坚决,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武装农民,更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瞿秋白具体地指出,南昌起义后,叶、贺军队从南昌到广州的一路上,表现出大多数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接近群众少、时怀幻想、以为单纯依靠枪杆子就可以获得革命胜利的思想弱点。起义军不仅没有明确的革命政纲,不能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夺取地主的土地交予农民耕种,而且不去帮助农民武装打击反革命的地主、豪绅、军阀,更没有将旧有的政府机关取消,让工人农民自己来治理,这样就使得“一般农民群众便以为叶、贺军队好像和普通的一样”,从而没有很多群众起来响应,也就没有达到扩大革命影响的目的。[参见瞿秋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第237页。]而当起义军到达汕头,谭平山企图阻止工人运动、收编军阀军队的做法,更使得群众放弃了对其的信任。也正是由于此,当起义军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时,几乎没有农民群众的帮助,起义失败也是自然的。     

    综上所述,南昌起义是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期间中国共产党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也是他参与和领导党的武装行动的最重要的实例之一。回顾历史,在南昌起义从酝酿、发动到对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全过程中,瞿秋白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他在这期间对中国革命新途径的探索和思考,为遭到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积蓄战斗力量作出了贡献。〔全燕黎/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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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差点断送了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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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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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长期身居要职,他的举措也常常影响着当时党的一些行动。南昌起义时期,他曾试图阻止这一党史、军事上极为重要的军事行动,现在我们还原史实,使人们对南昌起义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1927年,是中国革命党人经历血雨腥风的一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上百名工人、市民横尸上海街头,几日内,著名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等被杀害,数百人被杀、被捕;4月15日,广州逮捕、屠杀工一人、进步青年2000多人;4月28日,中同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在北京壮烈牺牲;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残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反革命叛变。……为了不被反革命的气焰压倒,为了表达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在武汉的党中央,根据在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之后立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织、领导这次“暴动”(当时用语)。

 
    当时的张国焘,是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对一些党内决议负有重要的决策权,但是在南昌起义前,他却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层层阻挠。如若不是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断送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

    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离开武汉,赶往南昌。周恩来离开后不过数小时,中央再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刚得到的共产国际对于此次行动的电报内容。共产同际的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据史料记载,对待这次起义的态度,原文中有这样关键性的两句:“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以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解:“这无异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按照这个思路,几位参与中央常委会的同志(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均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机会”。所以,便委派张国焘前去南昌,传达电报内容并“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当时的会议在议在汉召开)的事实。”但是,这样本来颇为清楚明晰的言辞和态度,在张国焘那里却出现了歧义。原来,当时的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张国焘的认识。这里,有必要把将当时的背景情况作简要介绍。

    当时,我党准备起义的部队中的几支主力,事实和名义上,大都归张发奎指挥。如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周士弟所率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及影响并参与起义的七十五团,七十四团机枪连,蔡延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等。由此看来,当时的张发奎倘有革命姿态,甚至参与进此次暴动,这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此时的张发奎所倚凭的是汪精卫武汉政权,已明确反共,并开始采取手段镇压其产党人和革命力量。但张国焘仍认为:“张发奎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称得超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更重要的是,形势已然如此,张国焘不从时局变化和人的态度转变去考虑,却反复强调张发奎爱护袍泽,不分共产党或非共产党员。在一度时间,张发奎的确表示过自己的第四军将保护共产党员,但眼下,我党需要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起而暴动”,张发奎还会“保护”其而支持吗?当然不能。此时如果仍将希望寄存在张发奎身上,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倘若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判断有了偏差,产生误区,他的思维方式就会顺着偏见发展,从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应该说,此时的张国焘正是发生了这样的认识偏差。

    无论在南昌起义之后几个月的总结,还是数十年后的回忆录里,张国焘一直强调着当时苏联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加仑的态度。认为自己的判断来自这位外同顾问的一番发言。当年7月26日F午,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参加人员中,有这位加仑将军。加仑当时说:他刚见到了张发奎,并与他讨论了军事问题。张发奎同意将自己的队伍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移(当时武汉汪精卫集团准备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进攻),并逐渐改变方向,返回广东。据此,加仑建议,张发奎如能赞成返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共产党英文缩写),这样可与张发奎共同返粤,抵粤后再图发展。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可此时的张发奎已明白地向汪精卫集团靠拢,与中共疏远,你却不仅要求他保证既允许共产党存在自己的队伍里,又可以随军返粤,然后再“图发展”(即与张发奎反目),这不是典型的一厢情愿吗?但是,张国焘就陷入这一厢情愿的误区里,并由此延伸,做出了试图阻止党决义的南昌起义的异常举动。

  7月26日开完中央常委会,张国焘便奉中央之命赶赴南昌。当晚,他乘上长江下行船,先由汉口前往九江。第二天早晨,张国焘到达九江。由于局势动荡,这里集中了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他们大部分是候车转赴南昌的,也有一部分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游上海等地。张国焘很快在那里找到了贺昌(中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中共中央委员)等共产党人,向他们简略传达了会议精神。但是,张国焘已将白己的理解渗透了进去,有了不进行起义的意思。

    听了张同焘的话,恽代英非常激愤。他与其他同志一样,一致认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没有讨论的余地。张国焘追问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时,恽代英表示,此事没有必要等候你来了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当张国焘以自己理解的共产国际电报精神告诫恽时,恽代英怒斥共产国际,认为现在南昌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忽然又发这样的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恽代英表示首先誓死反对这样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不理会共产同际的指示,必须按照已经决定的计划干下去。对于张国焘一再以中央代表身份进行阻挠,恽代英愤怒地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恽代英的愤怒,使张国焘“为之色变”,同时让他感受到革命党人心中所积久的压抑。恽代英平时十分正直也很有礼貌,对他人(包括张国焘)非常友善;个人没有野心,事事以大局为重,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此时若不是愤怒之极,是不会这样的。一时间,张国焘无话可说,他只好希望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当时南昌起义已箭在弦上,但通往南昌的道路却非常不畅。身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在九江就困了两天。就在29日赶往南昌前,他还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侯我到(后)再决定。”当然,南昌前线的起义工作并未停止。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他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上,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偏执理解,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和会议精神。他告知,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这显然是张国焘的偏见所致),并进一步强调所谓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并认为自己是来考察这里实况的,希望大家告诉他南昌的情况,并对这次起义与否重新讨论。这当然也是张国焘以准备不足为由反对起义的一个借口。

    听了张国焘的一番话,几乎所有到会的人都表示反对。李立三马上站起来表示否定: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讨论?说毕还不经意地“哈哈”了两声。因向国民党表示不满,辞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却大发脾气。他一面表示对共产国际电报的不满,一面大骂一面阻挠起义行动的张国焘“混蛋”,这让张国焘觉得很没面子。

    平素只努力工作,常常化解矛盾问题的周恩来,此时甚至拍了桌子。他愤愤地表示: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命令又如此。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精神不符。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周恩来的这一表态,使张国焘感到无法收场。他赶忙说:“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又不是闹小孩子脾气,周恩来同志还是出席特别委员会。“其他如恽代英、彭湃等人当然也同意起义。张国焘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还是找个别同志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张国焘首先与李立三告诉张国焘,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做任何改变。暴动决不能停止。第一,我们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

    贺龙当时并不是其产党员,此次决心追随一同起义,成为革命军队中一支重要力量,共产党人当然十分珍视。眼下初次合作,便出尔反尔,或许将引起严重误解。此外,李立三还详细地告诉张国焘,此时知道起义机密的人已经很多。除去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外,还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贺龙部的重要将领,已经越过。一百多人,几乎已无密可保;再加上其他如湖南平江、江西九江等处的部分力量,也已约定同时举事。有些情况,不仅停不下来,就连准备的时间都有些来不及。因此,李立三还是坚持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起义不能停止。

    第二天,即7月31日早晨,张国焘又要求召开第二天讨论会议。此时,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在庐山召开会议,封闭了九江《同民新闻》;针对南昌军事人员(如叶挺、贺龙等)采取行动的迹象已十分清楚。起义已没有退路,必须马上发动。

    此时的张国焘,却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大做文间。他先说要修改起义时发表的宣言。谭平山说当天下午就需用“宣言”,以便发出。张国焘却说,这个东西我今晚才能并好、谭平山便说:那就不必改了。张国焘坚持说,大家多斟酌下也好嘛!谭平山见张国焘如此推三诿四,心中十分不满:为什么宣言非得你修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张国焘感到很狼狈,就说:我不管这宣言了,你们哪位去改吧。聪明的周恩来顺口接了过来:回头还是我来改吧。

    此时,张发奎的态度已经基本明朗,可张国焘仍然坚持认为,起码表面上,还应保持与张的良好态度:可以打电话给张发奎,甚至派人与他联络,尽量使他不对这次起义产生反感。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欲盖弥彰。你用人家的军队起来暴动,脱离他的部队,还想人家认同甚至支持,岂不痴人说梦!所以,看到张国焘的这种种作为,谭平山特别愤怒。他主张将张国焘逮捕起来“要让他再干扰起义的进行,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认为,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随便绑呢?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出,当时起义的领导者,对张同焘的反感到了怎样的程度。

    这次会议,起义领导人已同张国焘争论数小时之久。由于大家的坚决反对,张国焘只好无奈地表示,他可以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当天晚上(第二天凌晨)举行起义。

    张国焘所有阻挠起义的企图,终于失败。8月1日凌晨,按照预先的准备,起义正式开始。由于南昌革命力量相对集中,敌方力量单薄,战斗很快取得了胜利,这天清晨,革命军便占领了整个南昌。当天,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8月2日,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了当时的组织成员。张国焘虽然有反对起义的企图,但他毕竟是中央的代表,所以,他仍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主席职务。另外,革命委员会的组成名单里,列上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人的名字。张国焘后来说,这是他主张列入的。理由是:“以减少他(张发奎)的反动”,“我主张多玩点黄袍加身的把戏罢了。”

    起义之后,部队随之向广东进发、张国焘亦随着部队向南行进。到达江西瑞金时,张国焘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不久,起义部队终因分兵等诸多因素,在汤坑忖遭受挫折。10月5日晚,张国焘与李立三、贺昌等人,乘一艘小渔船,前往香港,三天之后,他们才进入香港鲤鱼门。在香港呆了不久,经组织安排,张国焘等回到了上海。在此之前,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也传达到了起义军中,所以,在船行上海之际,张国焘向在上海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之中,他对此次南昌起义,作了一些判断。其中几点,很能见出他的态度:“主张发动(起义)者,内有少数同志多不明白争领导权的意义,然集吾党国民党工作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于一处(吾党政客及平山等)虽主发动实在无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谓之左派投机主义。”“彼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解决农民条例等,都是仓促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二篇宣言,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对于革命认识不清,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准备。虽然(谭)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但是事实上证明其为左的投机无疑。如此尤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遣毒。”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发动,判断为“左派投机主义”,对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前委组织的作用,认为“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由此结沦,南昌起义“无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遗毒。”在他眼里,自然是他主张的不发动、不起义为最“正确”。

    张国焘的这份报告,刊载在1927年《中央通讯》第七期上,同期刊物,还发表有张太雷总结八一起义的报告。其中“政策决定之经过”一节,明确地对张国焘的作为进行了指责:“后中央又派国焘去(南昌),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谭)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张国焘在读到张太雷这份报告后,也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就写了一封致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长信。在信里,他先后列出九点或事实或分析,为自己辩解。他回溯了7月26日的中央常委会,认为加仑将军是同意不与张发奎分裂,这成了他(张国焘)反对起义的原因之一。加之前而已决定并派周恩来前去,此时义派自己去南昌,感觉国际来电有阻止起义的意思。此外,张国焘还对“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刊《中央通讯》1927年7期)中的“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这样一句有针对性的指责,发表了自己看法:“我个人对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动,虽然觉得在这过程中,有许多错误,但是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张国焘并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

    接到张国焘的长信后,中共中央郑重地复了一封给张国焘的信。与张国焘的信一起,发表在1927年《中央通讯》13期上: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信的落款,署“中央常委”。

    鉴于各方面的事实和实际判断,中央临时政治局在1927年11月14日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纪律议决案》。其中一段是关于张国焘的:“(二)张国焘受中常委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上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从张国焘在整个南昌起义中的表现看,当时中央的处理是适当的。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受中央委托,去“坚持前敌之发动”。而张国焘却以自己的意图,曲解共产国际电报及中央决议,仅此一点,说他“假传圣旨”,并无夸张。以他当时的身份,“假传圣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幸亏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领导人顶住所谓“中央精神”、“共产国际指示”的压力,义无返顾地发动起义,才得免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暴动”被扼杀。

    如今,历史对张国焘已做出了公证结论。这结论,严格说来,是由一个人全部的行为写成的。我们无意说他此次阻碍南昌起义与他后来的叛变投敌有必然联系,但是,他的一些行为和思路,总和他后来的举动的一脉相通的地力。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发动的。它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顽强反抗的精神,也激发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力量。此时,张国焘却充当了一个阻碍这潮流的角色。无论他事后有多少辩解,妄图扼杀并差点断送起义的事实却无法政变。这个历史的责任,必须由他自己承担。(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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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義 九江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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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義 九江策劃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爆發,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誕生了一支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人民軍隊。南昌起義在我黨歷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的時期。九江,這座歷史名城,在這次起義中佔有重要地位,因為,南昌起義最早是由在九江的同志提議的,起義的組織策劃和起義部隊的調遣也都是在九江進行的。

  九江談話會首次提出“南昌暴動”

  蔣介石的大屠殺,使年幼的中國共產黨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黨內思想混亂,党的領導“像迷失路途似的”。中國共產黨的出路在哪里?

  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履行中央政治局職權。陳獨秀被停職。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宣佈“本党黨員退出國民政府”,同時莊嚴聲明,中國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

  面對汪精衛正在準備的反革命大屠殺,中共中央一方面部署黨組織迅速轉入地下和把黨中央機關從武漢經九江撤退到上海;另一方面派遣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赴江西九江,準備組織中共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的一部分力量,聯合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回廣東,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中央軍事部也派聶榮臻、賀昌、顏昌頤組成前敵軍委前往九江,到部隊開展工作。

  7月19日,李立三、鄧中夏到達九江後,譚平山也到了九江。20日,譚平山、李立三、鄧中夏、葉挺、聶榮臻五人在九江召開談話會(史稱“第一次九江會議”),這是我黨我軍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地點是在九江海關內一幢二層樓房裏,他們是借林伯渠之弟林祖烈在海關工作之便,才選定在這兒開會的。

  與會同志根據變化了的形勢,研究如何執行中央的指示。認為:政治上,汪精衛已公開與共產黨決裂,張發奎的態度開始右傾,已經站到汪精衛一邊,依靠張發奎回廣東的可能性不大。軍事上,朱培德的第三軍、第九軍和程潛的第六軍,分別駐樟樹、臨川、萍鄉等地,有包圍集中在南潯鐵路沿線的葉挺、賀龍、周士第等率領的革命軍隊之勢,形勢極為嚴重。再不當機立斷而稍有遲疑,僅有的這點革命武裝力量必將完全斷送。

  因此他們認為:應該拋棄“依張回粵”的政策,採取獨立的軍事行動。並提議:“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明確提出獨立地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主張,表明了黨對掌握革命武裝和進行武裝鬥爭的新認識。

  對於在南昌舉行起義的建議,五位同志沒有不同意見。對於何時行動,他們卻發生了分歧。

  葉挺在1927年起義後寫的《南昌暴動至潮汕的失敗》的報告中,提到“並有主張不待中央命令,即刻發動的”。這指的是李立三等同志所表現的急躁情緒。李立三容易感情用事,他們被汪精衛的屠殺政策所激怒,急不可待地主張立即動手,來個痛快淋漓的反擊。李立三說:“既然已經向部隊傳達了,起義工作已經組織了,下個命令就行了嘛!”但聶榮臻堅決反對這樣做,並說:“我臨來的時候,周恩來同志交待的清清楚楚,必須等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動。”李立三說:“你是奴隸主義,膽小怕事,你要聽中央委員的。”聶榮臻說:“都是中央委員,我聽哪個中央委員的?中央委員也要聽中央的!”經過一番爭論,會議最後決定,把意見報告中央,等中央下達命令後立即行動。

   葉、賀部隊集結九江

  那時候,中國共產黨所掌握和影響的軍隊主要集中在張發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包括第四軍、第十一軍、第二十軍)中。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師長是葉挺,第二十軍軍長是賀龍。第四軍二十五師是以葉挺獨立團的骨幹擴編而成的,葉挺曾任該師副師長,其中第七十三團團長周士第和第七十五團部分團、營幹部,都是共產黨員,該師駐南潯線馬回嶺地區,有兵力3000人。準備參加南昌起義的還有蔡廷鍇率領的第十一軍第十師4500人。7月間,他們打著執行武漢政府“東征討蔣”命令的旗號,由武漢、鄂東一帶,已陸續向長江下游移動,分駐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間。此外,共產黨員朱德領導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在南昌培養了大批軍事幹部和工農運動骨幹。雲集在這個地區的革命武裝力量達兩萬人以上。其中葉挺、賀龍率領的軍隊,是這次起義的主力。

  當時,國民黨在南昌的兵力比較空虛,只有朱培德的第五方面軍第三軍的兩個團、第九軍的兩個團,程潛的第六軍1個團,以及江西省政府警衛部隊和憲兵營,共約6000多人。在這一地區起義是有成功把握的。

  曾是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武漢處)學員的塗國林回憶:他們乘坐一艘軍船從武漢秘密來到九江,“在九江上岸後,當晚即宿勃蘭地教堂(現柴桑小學),第二天移駐聖約翰中學(現171醫院)。九江滿街滿巷都是我們的部隊,‘同志’‘同志’之聲充滿空間,已經好幾天接觸不到這種空氣,現在聽起來格外親熱。”這種革命氣氛曾為“紅都”武漢所獨有,此時已轉到九江地區。革命的中樞似乎從湖北轉到了江西。

  7月19日,中共中央軍事部的聶榮臻、賀昌、顏昌頤受指派來到九江,他們按照軍事部部長周恩來的指示:“先到九江去,通知我們的同志,叫他們瞭解中央的意圖,做好起義的準備。但什麼時候發難,要聽中央的命令。”向九江駐軍中的共產黨員傳達黨中央的決定,作好起義的準備。這時的軍事部不指揮軍隊,只進行組織和聯絡工作。聶榮臻回憶:“我到九江,第一個通知葉挺。”並住在葉挺的司令部,他倆曾是莫斯科學軍事時的同學。

  葉挺,中共黨員。7月中旬率軍到達九江,將二十四師師部設在九江城東16號,原聖約翰中學校長高達德公寓。這是一棟西式回廊結構的二層樓房,青磚紅瓦,四坡頂。因為是暑假期間,全師5500多官兵都駐紮在聖約翰中學及周邊地區。他所領導的是一支非常著名的能戰鬥的部隊,北伐期間,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就在部隊中起了重要作用,從廣東打到武漢,所向無敵,屢立戰功,葉挺獨立團所在的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稱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支部隊後來成為南昌起義的骨幹力量。

  7月23日,賀龍率第二十軍從鄂東武穴地區開到九江。軍部設在塔公祠(現柴桑小學內),當時此地為傾向共產黨的國民黨九江市黨部所在地。該軍共7500人,駐紮於附近的勃蘭地教堂、大東旅社等地。北伐期間,賀龍的部隊因為作戰勇敢,被稱為“鋼軍”。

  譚平山是中共派往賀龍二十軍做聯絡工作的。此時,賀龍還不是共產黨員,但他積極向黨靠近。賀龍一到九江,譚平山首先“介紹各省代表謁賀”,然後就南昌起義的計畫探詢賀龍:“共產黨決定開展獨立的軍事行動,希望你率領二十軍和我們一起行動!”賀龍為人豪爽,很痛快地答應下來。他說:“我只有一句話,贊成!我完全聽從共產黨的指揮。”並表示:“我賀龍感謝黨對我的信任。”

  確定軍事行動的“小船會議”

  據1927年10月周逸群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記載:“二十三日賀龍抵九江,黃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廬山開會,並百般拉攏。”時任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的朱培德和第四軍軍長黃琪翔在九江的煙水亭設宴招待葉挺、賀龍,以盡地主之誼。席間,朱培德把張發奎的口信轉達給葉、賀,要他們第二天到廬山去,出席重要軍事會議。朱培德只說有事商量,商量什麼卻守口如瓶。

  時任第四軍參謀長的葉劍英,從軍長黃琪翔處獲悉,到廬山開會,實際是汪精衛同張發奎等密謀策劃,準備扣留葉、賀,然後解除他們的兵權。葉劍英毫不猶豫地把這一消息告訴了葉挺。

  7月24日,賀龍、葉挺、葉劍英、高語罕、廖乾吾五人來到九江市區的甘棠湖畔,他們租了一隻小劃子,裝作游湖賞景的模樣。船劃到湖中心時,葉劍英迫不及待地說:“賀軍長,汪精衛要調你和葉師長上山,很有可能要把你們扣起來,解除二位兵權。”“怪不得他們左一個邀請又一個邀請要我們上山去,還說去開會去避暑,原來搞的是這個名堂。”賀龍快人快語,並堅定地說:“不去,不去,他們這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上山那不是自己去送死嘛!”

  五人經過磋商,最後決定了三件事情。1951年8月賀龍回憶說:“第一,考慮是否到廬山去,他們問我去不去?我說不去,他們同意了,並說這樣很好。第二,張發奎命令隊伍集中德安,我們研究不到德安,開牛行車站,到南昌去。第三,決定葉挺的隊伍明天開,我的隊伍後天開,我的車皮先讓給葉挺。”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小船會議”(又稱“小劃子會議”)。它確定了葉賀部隊赴南昌參加起義的軍事行動,保證了起義的主力部隊順利到達南昌和保護了軍事領導人的人身安全。這次會議對保證南昌起義的成功舉行起了重要作用。

  葉劍英在這期間起了關鍵作用。建國後,毛澤東曾高度評價葉劍英:“呂端大事不糊塗。”

  南昌起義的決策

  第一次九江會議後,李立三、鄧中夏上廬山,就在南昌發動起義事宜與先期到達這裏的鮑羅廷、瞿秋白等商議,他們表示“完全贊同這項意見”。之後,瞿秋白將在九江的負責同志的意見,帶回武漢彙報。

  7月23日,賀龍、惲代英到九江後,譚平山立即通知在廬山的李立三回九江研究起義的具體行動。24日,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惲代英四人在九江召開了第二次會議。會議地點沒有明確記載。會議討論了南昌起義的政治綱領和行動計畫。政治方面,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集中政權、党權、軍權之最高機關,以反對寧漢政府中央党部,繼承國民黨正統,沒收大地主土地,實行勞動保護法為暴動之目的。”軍事方面,決定“葉、賀軍隊於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日晚舉行暴動。並急電中央徵求可否。”會上還決定以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名義發表宣言,由惲代英起草“中央委員宣言”。

  對於南昌起義打國民黨旗幟的問題,周恩來後來說:當時那樣做較有號召力,可團結更多的人。

  第二次九江會議,“對暴動計畫完全一致”。但在討論要不要把沒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綱時,發生了“很大爭論”。李立三、惲代英主張沒收大地主土地,實行土地革命;鄧中夏、譚平山反對沒收大地主土地,害怕惹起反動勢力更加聯合的攻擊和軍隊的內部分化,雙方爭論激烈,會議無法決定,只得報告中央。

  這時的形勢已更加緊急。7月25日,中共臨時常委會在武漢召開會議,同意瞿秋白由九江帶去的關於“南昌暴動”的提議。最後決定,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在南昌實行武裝起義,並派周恩來迅速趕往九江、南昌,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四人組成黨的前敵委員會,周恩來任書記,組織和領導南昌起義。

  當天傍晚,周恩來身著灰色制服,手提黑色皮箱,在陳賡的陪同下,由漢口秘密乘船到九江。鄧穎超後來回憶道:“周恩來直到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幹啥,呆多久,什麼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麼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這次分別後,不知何日相會。在白色恐怖的歲月裏,無論是同志間、夫婦間,每次的分離,實意味著死別呀!後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26日,周恩來同李立三等召開了第三次九江談話會。周恩來傳達了中央的決定:“認為形勢既已如是,對在潯同志的意見完全同意。”並明確指出:“應該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口號,把沒收大地主土地列為政綱。”從而統一了大家的認識。會議還決定由鄧中夏將起義的詳細計畫帶回武漢報告中央。會後,周恩來指示聶榮臻,到九江、南昌之間的馬回嶺,將第四軍第二十五師拉到南昌,參加起義。

  25日至26日,葉挺、賀龍的部隊由九江依次乘火車,沿南潯線向南昌進發。朱培德為了阻止葉、賀軍隊,破壞了通往南昌的塗家埠山下渡鐵路大橋。鐵路工人連夜突擊搶修,使葉、賀部隊得以順利開抵南昌,從而完成了南昌起義主力部隊的集結。27日,周恩來、李立三、劉伯承、彭湃、吳玉章、林伯渠、徐特立、陳賡等繞道廬山,步行到德安,由德安坐火車到南昌。周恩來在原江西大旅社成立前敵委員會,並任前委書記。“因軍事的準備來不及,遂改定於30日晚舉行暴動。”

  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九江城見證了組織策劃南昌起義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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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龙州起义和左右江根据地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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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矗立在广西南宁市的邓小平同志领导百色、龙州起义纪念碑。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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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西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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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7月12日電
1928年1月18日,農曆臘月二十四,一位身穿皮大衣、眼戴茶色鏡的中年男子,帶著十幾名隨從模樣的人,大步向戒備森嚴的漢口碼頭走來。他,就是武漢國民黨當局正在通緝的武漢三鎮年關暴動總指揮、原南昌起義總指揮賀龍。
1月初,中共中央根據賀龍要回湘西發展工農武裝的請求,決定成立以湖北省委書記郭亮為書記、賀龍和周逸群等為成員的湘西北特委。隨後,賀龍、周逸群等來到武漢,與正在組織武漢年關暴動的郭亮會合,賀龍應邀擔任暴動總指揮。不料計畫泄密,暴動流產,湖北省委乃決定由賀龍、周逸群等先行組成鄂西南特委,前往荊江兩岸地區領導年關暴動。
早在大革命失敗後不久,從1927年9月起,荊江兩岸地區就在湖北省委和鄂 中、鄂西特委領導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秋收起義。在鄂中,沔陽縣戴家場暴動打響湖北秋收起義第一槍,隨後漢川、漢陽、天門三縣農民聯合起義。在鄂西,當陽縣瓦倉農民2000余人舉行暴動,建立瓦倉區革命政府,隨即與遠安縣暴動農民配合作戰,堅持鬥爭。公安縣農民武裝和湖南澧縣農民自衛隊攻打江陵縣彌陀寺, 後逐步割據公安南部地區。
就在鄂中、鄂西地區秋收起義風起雲湧之時,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原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第一師師長賀錦齋奉命來到鄂西,組建起一支百餘人的遊擊隊,在荊江沿岸開展遊擊戰爭。
由賀龍、周逸群等組成的鄂西南特委到達監利以後,首先與賀錦齋遊擊隊會合,並在鄂中特委及所屬縣委的配合下,將荊江兩岸革命武裝300餘人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十九路軍,由賀錦齋任軍長,準備發動年關暴動。
工農革命軍成立後,即在荊江兩岸攻打團防據點,鎮壓土豪劣紳,宣傳土地革命,幫助各地建立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至1928年2月中旬,共斃敵2000餘人,部隊發展到1000餘人。在工農革命軍的推動和鼓舞下,湖北、湖南中西部20餘縣掀起武裝暴動高潮。
2月下旬,鄂西南特委決定撤銷特委和四十九路軍,賀龍、周逸群按原定計劃組建湘西 北特委,前往湘鄂邊組織起義。3月上旬,賀龍、周逸群一行到達湖南桑植縣後,利用賀龍的特殊關係,組織其舊部和農民武裝約3000余人,建立工農革命軍, 於3月下旬發動起義,攻佔桑植縣城,成立桑植縣革命委員會。
4月初,工農革命軍遭強敵圍攻,部隊失散,賀龍率300余人轉移桑植與湖北鶴 峰縣交界地區休整,周逸群與賀龍失掉聯繫後轉往洪湖地區領導鬥爭。6月,被打散的部隊陸續歸還建制,全軍擴大到1500人。7月,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 四軍,賀龍任軍長,惲代英任黨代表(未到職)。
1927年秋到1928年春,党領導的湘鄂西地區的一系列武裝起義,為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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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安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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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7月4日電 中共中央在組織南昌起義的同時,還決定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數省發動秋收起義。遵照《中共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的精神,中共江西省委對江西全省武裝暴動作出了具體部署。
1927年8月下旬,中共萬安縣委派人去南昌,從中共江西省委處獲悉八七會議精神 和省委關於秋收暴動計畫。萬安縣委隨即在羅塘召開會議傳達貫徹,研究武裝暴動的準備工作。隨後,中共江西省委在萬安建立贛西特別委員會,領導萬安等地的起 義。10月中旬,中共萬安縣委在羅塘召開全縣党的活動分子會議,成立以曾天宇為書記的萬安行動委員會,負責指揮全縣武裝暴動,並由曾天宇、張世熙、肖素民 3人組成參謀部,負責策劃攻城工作。11月10日,在中共贛西特委領導下,贛西工農革命軍第五縱隊在萬安縣成立,楊德明為隊長,陳正人為黨代表。與此同 時,將萬安各地農民協會會員中的青壯年,編為萬安工農革命軍,組成5個縱隊,共1.4萬餘人。1927年11月19日,萬安農軍和革命群眾2.5萬餘人第 一次攻打萬安縣城。20日,農軍斃傷敵軍100餘人,相持幾日未能破城,主動撤出戰鬥。各路農軍在各級党團組織的領導下,加緊操練和製造武器準備再次攻 城。此時,根據江西省委指示,改組萬安縣委,取消行動委員會,暴動由縣委直接領導。12月24日,萬安農軍第二次攻打萬安縣城,因敵閉門死守,裝備相差懸 殊,缺乏攻城經驗,未能取勝。12月31日,萬安農軍8000多人分三路第三次攻打縣城。這次加強了火力配備,與敵激戰7小時,斃敵30多名,終因火藥供 應不上,加上敵軍增兵百餘人,又未破城。1928年1月8日,萬安農軍和農民群眾4萬餘人分四路第四次攻打萬安縣城。萬安縣委吸取前三次攻城的經驗教訓, 加強了攻城的力量,增調良口農軍為第四縱隊,主攻南門。駐城守敵劉士毅1個團和工兵連,懾於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和萬安農軍的威力,慌忙分水陸兩路向贛州逃 竄,農軍勝利佔領萬安縣城。第二天,成立了萬安縣蘇維埃政府,劉光萬任主席。
不久,國民黨增調軍隊進攻萬安紅色政權,萬安農軍遭到嚴重損失,暴動的主要領導人曾天宇犧牲。保存下來的部分革命武裝,轉移到井岡山和東固根據地繼續堅持鬥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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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澗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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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7月6日電 1927年10月12日,根據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在中共陝西省委領導下,共產黨員唐澍(唐東源)、李象九、謝子長(謝浩如)、白明善(白樂亭)等以黨 組織掌握的陝北軍閥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營為主力,聯絡其他幾個連的千余官兵在陝西省清澗縣起義,打響了西北地方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第一槍。
早在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員李象九、謝子長、史唯然、閻揆要、李瑞陽就在第十一旅開展兵運工作。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十一旅旅長石謙也逐漸傾向革命,支持共產黨員在該旅的活動,使中共黨團組織有了較大的發展,許多班、排長由共產黨員擔任。 陝北軍閥井岳秀逮捕和殺害共產黨人,以給其祝壽為名槍殺了旅長石謙,並企圖解除李象九、謝子長等領導的一部分革命武裝。這時,中共陝西省委派唐澍、白明善到第十一旅,與李象九、謝子長一起領導部隊党的工作。決定以“為石謙旅長報仇”為口號,舉行武裝起義。同時成立由唐澍、李象九、謝子長、白明善組成的陝北 軍事委員會,唐澍任書記兼中共軍支書記。
10月12日下午,起義部隊在李象九、謝子長帶領下,轉戰延川、延長。第二 日,起義部隊在城內部隊裏應外合下佔領延川縣城。途經延長縣時,一舉殲滅駐軍兩個連並一個營部。駐宜川守軍聞訊,立即向準備參加起義的宜川3個連發起進 攻。這3個連當即應敵,激戰一晝夜。第二天,唐澍、李象九、謝子長、白明善帶領清澗、延川的起義部隊到達宜川城下,守軍旅長康子祥帶殘部棄城而逃。3支起 義部隊會師宜川,人員發展到1700餘人,起義部隊改編為旅,旅長李象九,下轄三個營,謝子長、韓起勝、李瑞成分任營長。不久,起義部隊遭到井岳秀部高雙 成師的圍攻,由於領導人之間意見不一,唐澍去西安向省委彙報,部隊在李象九、謝子長率領下轉移韓城,暫歸楊虎城部王保民師。
11月,唐澍和省委派遣的閻揆要來到韓城,與謝子長、白明善、史唯然組成軍 委,並決定將部隊開往清澗、安定一帶開展遊擊戰爭。經過短期準備,以謝子長營為基礎180余人在韓城舉行二次起義,成立西北工農革命軍遊擊支隊,總指揮唐澍、副總指揮謝子長、參謀長閻揆要。革命軍北上途中進攻宜川受挫,繼續北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帶,沿途屢遭國民黨軍隊襲擊,損失慘重,遂分 散隱蔽,等待時機。唐澍、謝子長、閻揆要等回西安向省委彙報。
清澗起義是共產黨人在西北發動的第一次武裝起義,打響了中國北方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對陝北地區的革命運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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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武裝鬥爭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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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7月14日電
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後,中共中央立即致信中共閩南、閩北臨時特委,明確指出當前“工作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組織農民,如何武裝農民,使他們能夠自己起來,用暴力的方式奪取政權。”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福建各級黨組織從1928年3月初開始,相繼在平和、龍岩、上杭、永定組織發動了一次比一次強烈,震撼全省以至南方各省的農民武裝暴動。
1928年春,在中共福建省委的直接領導下,中共平和臨時縣委因勢利導,成立了暴動委員會,組織發動農民暴動。1928年3月8日,以平和縣長樂的農軍為主體,包括廣東饒平、大埔的部分農軍,共千餘人舉行武裝暴動,在暴動總指揮朱積壘的率領下,分三路向平和縣城進軍,搗毀了縣署,打開監牢救出了被捕的農友和南昌起義軍的部分傷病員,創造了農軍攻佔縣城的空前壯舉。打響了福建武裝暴動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第一槍。
1928年春節過後,由於春荒糧價飛漲,農民的生活苦不堪言。龍岩後田村農會 決定採取措施禁止糧食出境,以平定糧價,並開展抗租抗捐鬥爭,宣佈廢除租債,向地主豪紳索還錢據田契。地主土豪非但拒絕了農會的要求,還打傷了農會會員, 並陰謀暗殺農會負責人。地主豪紳的暴行激起了農民的極大憤慨,頓時後田村農民群情激憤。中共龍岩臨時縣委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在鄧子恢、郭滴人的領導下,迅速組織了暴動指揮部,率領後田農民武裝于1928年3月4日﹝農曆﹞舉行暴動,鎮壓了反動分子,收繳了反動武裝,沒收了地主的糧食分配給窮苦農民,並收繳了地主的田契、借約當場燒毀,宣佈從此田租不必交,舊債不必還,田地由農民分配。受苦受難的貧苦農民為之揚眉吐氣。
在中共北四區區委的領導下,上杭蛟洋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初步形成了與國民黨 反動派分庭抗禮的割據局面。國民黨當局對日益發展的農民運動極為恐慌,限令北四區農會立即解散,交出“共產分子”。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四區農會不畏強暴,加緊擴充農民自衛軍,成立了800多人參加的敢死隊,歃血為誓,決心誓死鬥爭決不妥協。6月25日,國民黨當局派兵分兩路進攻上杭蛟洋。面對敵人的進攻,上杭蛟洋2000多名農民自衛軍在郭柏屏、傅柏翠的領導下,立即舉行暴動,奮起抵抗,憑藉土銃土炮,給來犯之敵予沉重的打擊。但終因武器優劣懸殊,不得不撤出戰鬥向山區轉移。
上杭蛟洋暴動的鬥爭烈火還在燃燒,永定縣農民又吹響了暴動的號角,當國民黨當局糾集部隊準備鎮壓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時,中共永定縣委立即成立了張鼎丞為總指揮的暴動指揮部,採取聲東擊西的策略,於6月29日先在東鄉湖雷舉行暴動, 並迅速將農民暴動的風暴席捲永定東部的數十個鄉村,以吸引盤踞在縣城的敵軍。當敵人派兵前往鎮壓縣城空虛時,1000多名農民武裝從溪南分三路出發,向縣城發起攻擊,一舉攻入縣署,取得了攻城的勝利。隨後在國民黨軍隊的反撲下,農民武裝儘管撤出縣城,但依然繼續圍困縣城3天,使國民黨反動派為之心驚膽寒。
緊接著,9月28日崇安上梅農民在徐履峻的率領下舉行了暴動,搗毀了橫行無忌欺 壓百姓的買辦機構,宣佈廢除反動聯首、保甲制度,實行平田廢債。幾天內,農民暴動的風潮從崇安擴展到浦城,波及508個村莊,各地農民揭竿而起,紛紛起來分浮財、毀債單、燒地契。在暴動中還產生了蘇維埃政府雛型━━民眾局。在民眾局的領導下,暴動歷經了30天,後在國民黨當局的鎮壓下遭到挫折。然而,農民暴動的烈火並未熄滅,1929年1月,在楊峻德、陳耿的領導下,崇安上梅再次爆發農民暴動,燃燒起更大的鬥爭烈火。
1928年3月開始此起彼伏的福建各地農民暴動,雖然由於敵眾我寡而先後失 利,但這些農民暴動有力地“證明共產黨的基礎已在福建工農群眾中建立起來”,並“將因此提高各地工農革命的情緒,引導福建工農走上暴動的道路。”從而把福建農民運動推進到一個創立蘇維埃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階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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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陸豐武裝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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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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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1日海豐人民慶祝工農民主政權成立的大會會場(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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