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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帥﹝十﹞‧葉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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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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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ji713
校長

1897年4月28日生,原名葉宜偉,字滄白。廣東省梅縣人。1917年入雲南講武堂。曾參與籌建黃埔軍校,任 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二師師長,後任四軍參謀長。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2月率領所部教導團參加廣州起義,任軍事 指揮部副總指揮。1928年赴莫斯科學習。1930年回國。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長,中 央軍委總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參謀長,西北軍委會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參謀長,工農紅軍學校校長,瑞金衛戍區司令,閩贛及福建軍區司令員。參加了長征,任一縱 隊司令員、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到陜北後參加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參謀長,並協同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做統戰工作。1941年2月 任中央軍委參謀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北平市市長。 1946年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首席代表。1948年12月—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書記。
建國後,歷任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廣州市市長、市委書記,華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南軍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中共中央 中南局代書記。1949年10月當選為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理事、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49年12月— 1953年1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50年4月任廣東省政府主席。1950年9月—1954年7月任廣東省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兼)。1953年 1月任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9月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1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 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1958年3月任軍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政委。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6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 政協副主席。1975年1月任國防部部長。1978年3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83年辭)。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 席。1983年6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還曾任中國釣魚協會名譽主席,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第十、十一屆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解放軍)。
1985年9月經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同意不再擔任中央委員,同年辭去黨、國家和軍隊領導職務。
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並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2年獲哥倫比亞眾議院授予的特級大十字民主勳章。
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9歲。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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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叶帅“亲抢”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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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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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耀邦来说,叶剑英是一位革命的长者、智者,所以胡耀邦对叶剑英十分敬重。对热情开朗、精力充沛的胡耀邦,叶剑英一直赏识器重、关怀支持,而且爱护有加。

1949年10月19日,叶剑英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开始主政南粤。因为他制订了实事求是的土改政策而遭到严厉的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遭遇政治挫折。1953年10月,叶剑英奉调入京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职,不久,又因反对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被斥 为“右倾机会主义”。

解放后,胡耀邦首次遭受政治劫难则是在1964年底。1964年11月,胡耀邦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正是 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他敏锐地发现陕西的运动产生了偏差,出现了打击面过宽而导致了“三多”:抓捕人多、 开除党籍多和开除公职多。胡耀邦立即与省委其他同志研究,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 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 搞活经济。他还以极大的热情领导、推动陕西省各级干部狠抓工农业生产,他亲自考察过十几个县,深入到基层了解情况。

他的这些举措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好评与支持,但却遭西北局和陕两省委某些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胡耀邦被扣上“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以停止革命 的手段去抓生产”、“否定党的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方针”等多项罪名。他们还竭力想把胡耀邦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西北局领导从2月下 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他,胡耀邦被批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直到医生认为有生命危险时,才被送进了医院抢救。但一旦病情稍有缓和,他们就对胡耀邦继续批判不 止。此时,叶剑英远在京城,当他获悉胡耀邦身处险境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并对胡敢于“舍得一身剐”地顶风纠“左”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甚为钦佩,对身陷困境的 胡耀邦深感忧虑。他当即邀约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效仿《三国演义》里的“跨江救阿斗”,西行救助胡耀邦。

叶剑英与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以“视察军事工作”为名抵达西安市。当晚,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宴会上,行伍出身、戎马生 涯的张爱萍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惊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 是有功的啊!”张爱萍的话说得有根有据,使批判胡耀邦的某些领导人哑口无言。多年后,不少研究者猜测张爱萍的发言是叶剑英事先授意的。当宴会结束后,主人 们向客人告辞时,叶剑英大声说:“耀邦,你留一下。”胡便单独留了下来。

叶剑英关切地询问说:“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胡连忙回答:“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仍然过不了关。”随后,胡耀邦向叶 剑英简要介绍了有关情况。叶听罢,意味深长地对胡耀邦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了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到北京去谈嘛!”胡担心 地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爽快地说:“我带你走嘛!”随后,胡耀邦便请假以回京治病为由,搭乘叶剑英的军用专机返回北京。在临登机时,叶剑英对胡耀邦 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胡耀邦终于摆脱了险境,可谓是“死里逃生”。□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1年第1期,原题:《叶剑英与胡耀邦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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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元帅担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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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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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的高大铜质塑像,他们在不同时期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这里谈一谈叶剑英元帅担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期间鲜为人知的一段办学经历。
毛泽东亲自点将
1948年,解放战争硝烟滚滚。
前线打胜仗不仅需要大批作战物资,更需要大批高级指挥人才。当时,华北重镇石家庄已解放,晋察冀解放区又是抗日模范根据地,党中央机关决定移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认为,在石家庄办院校是大势所趋。他亲自点将,让时任人民解放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担任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长兼政委。
那是1948年5月的一天,刚刚来到西柏坡的毛泽东对叶剑英说:“今后的战争规模将越打越大,我们的干部大部分缺乏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需要重新学习。中央决定在华北办一所军政大学,想让你去当校长兼政委,你看怎么样。”
“中央这个决定,是对我的信任,我没意见。只是多年没做这项工作了,我担心完不成任务”,叶剑英说。
“我们研究过了,认为你能胜任这项工作。中央决定调华北军区的肖克给你当助手,你们都有办学经验”,毛泽东说。毛泽东还明确提出办学宗旨:“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战争服务。”
之后,叶剑英主持学校工作。他十分重视组织、引导学员研究中国革命的战争问题,注重总结我军实战经验,注重近似实战的野外演习。他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的民主练兵方法贯穿在教学始终,实行群众路线和民主教学。
一个教学理论的提出
1948年10月,叶剑英在一次动员教员和干部加强学习会上提出华北军政大学教学理论:“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意思是说,让没有经过军事理论学习和严格训练的学员去打仗,就等于让他们白白送死,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不注重自身的学习、不具备高深的学问就去教学,就等于误人子弟,害人误国。
叶剑英提出的这一教学理论,阐明了军事院校的历史使命,对教员治学和学员学习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叶剑英领导下,华北军大学习空气十分浓厚,许多教员把能找到的国内外军事学校的教材收集起来,并注重研究各战区的实战经验,自己编写教材,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校有计划地编译军事教材30多种、政治教材20余种,丰富了教学内容。
叶剑英补吟打油诗
一次,学校一大队政委徐兴华背了一首打油诗:“生活太单调,出来逛逛庙,庙里泥菩萨,比我更枯燥。”这首打油诗引起叶剑英的重视。原来,由于军大住房紧张,许多干部学员家属来队又没有房住,思想上有些情绪。一个星期天,几个团职学员散步来到一个小土地庙,便在庙门上写下这首诗,另一位学员还补上两句:“转身往回走,回去睡大觉。”叶剑英让徐兴华将这首诗重背一遍,他加上两句:“楼上死了人,楼下不知道。”意思是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报告。他当即指示,马上解决来队家属住房问题。来队家属多了,学校的存粮消耗增大,影响学员生活。有的学员编了顺口溜:“华北军大开饭店,老婆小舅来吃饭,队上存粮三千斤,不到仨月全吃完。”叶剑英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牢骚。他马上给华北局写报告,解决来队家属的吃粮问题。同时,开办家属半工半读学校和子弟学校,既让家属有劳动收入,又提高文化水平,还使子女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1950年9月,华北军政大学光荣完成历史使命后,一部分教员随刘伯承元帅到南京创办军事学院,一部分到北京参加训练总监部工作,大部分骨干留在石家庄组成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后几经演变,成为现在的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徐宝库)

本文来自:福州新闻网
http://mil.fznews.com.cn/shgc/2009-2-2/200922XRC4REX+ON1654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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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为国歌做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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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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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就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周恩来在次日主持的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感到制定一首新中国的国歌已迫在眉睫,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首任北平市长)。

  由叶剑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7月10日送新政协常委会批准后,7月15日至26日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连续刊登了8天,国内各地的报纸、香港以及海外华侨的报纸都纷纷转载。到8月20日,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

  在此期间,叶剑英主持召开关于国歌的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稿件虽然很多,可都不理想,而短时间内要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又很困难。但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首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这时,曾留学法国、对《马赛曲》有深刻印象的画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怎么样?”语惊四座,顷刻得到许多政协委员的赞同。

  1949年9月2日,政协筹备组第六小组就制定国歌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出席会议,聆听代表们的意见,张奚若、郭沫若、刘良模、梁思成等都同意徐悲鸿的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就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甚至不知道孙中山作词的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叶剑英又介绍了郭沫若近期出访的经历:1949年夏,中国代表团应邀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达住地之后,才得到按照大会的有关规定,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须唱本国国歌。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中国代表团自然无国歌可唱。于是,郭沫若团长就把全团代表召集起来商议,到底唱一支什么歌入场为好?有人提出来唱《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国歌,又有人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新中国成立在望,怎么能再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呢?当时,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郭沫若团长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急中生智,他当场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修改了两句,改成“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每一个乡村城市发出了解放的吼声”。这样,就成了两方都能接受的歌词。于是,《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一个国际性大会上起到了国歌的作用。与会代表听了叶剑英发言,受到了深刻的启示。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文革”期间,禁唱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粉碎“四人帮”后,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

  通过国歌新歌词时,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本人曾参与新中国制定国歌的具体工作,那是难忘的事情。《义勇军进行曲》是几十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毛泽东当时曾说: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建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与会代表听了叶剑英的发言,若有所思。

  1982年夏天,叶剑英在北戴河开会。面对苍茫的大海,叶剑英对记者们说:“1926年7月2日,广东省教育厅通过《推行国歌案》,决定在新国歌未颁发前,以《国民革命歌》代国歌,歌词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一位工作人员所作,经集体润色。曲调改编于一首法国儿歌《两只老虎》,歌词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进,齐奋进!”后来,叶剑英又登上鹰角亭,深沉地对记者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为新国家制定国歌,最早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决定以法国人欧仁·鲍狄埃作词、比尔‘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作为国歌……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有许多同志认为,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开幕,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摘自《检察风云》顾育豹/文

  文章来源:《老年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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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看葉劍英的“大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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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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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葉劍英逝世時,中共中央的悼詞稱他“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猶豫地做出正確的決斷”。更為人們傳頌的,是毛澤東送給他的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素有“儒將”之稱的葉帥,其過人之處大概是每臨大事有靜氣,能在歷史的大關節處明斷是非,果敢抉擇,且謀慮縝密。

葉劍英元帥

葉劍英元帥(1897-1986)

    據檔案記載,毛澤東是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送葉劍英那兩句話的。原話是:“葉劍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涂的。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諸葛,大家都知道,是諸葛亮,呂端是宋朝的一個宰相,說這個人大事不糊涂。”據薄一波回憶,大概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講到舊戲中王佐斷臂“為國家盡忠心,晝夜奔忙”時,毛澤東插話說:我曾送給葉劍英同志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看來,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這兩句話,故流傳甚廣。
 

    這兩句話,是明代思想家李贄的自題聯語,意在借諸葛亮和呂端的為人行事之風以自勉。諸葛亮掌軍理政之謹慎,史家有共識;呂端的“大事不糊涂”,或許知其詳者不多。查《宋史·呂端傳》,宋太宗想以呂端為相,不同意者說呂端糊涂,太宗卻認為“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何謂“小事糊涂”?無非是在不關涉原則大道、只涉及個人利害得失的問題和事情上,不斤斤計較,大抵有所謂盛德若愚之風。諸如不滿呂端的人四處散布他的謠言,呂端知道後的態度是:“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再如,他和名臣寇準同列參知政事之職,且排名在前,呂端主動提出“請居準下”。不久呂端升任宰相,“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值印,同升政事堂”。這正是他“小事糊涂”的一面。何謂“大事不糊涂”?就是在關係朝廷大政方針的問題上,堅持原則,是非分明,有舍我其誰之慨。比如,朝廷要捕殺叛將李繼遷的母親,呂端知道後堅決反對,建議把李母安置好並給以優厚待遇,即使李繼遷不降,也能籠絡住他的心。宋太宗死時,內侍王繼恩擔心有才幹的太子繼位妨礙其專權,同李皇後合謀另立。呂端覺察其姦,把王繼恩看管起來,去說服李皇後不要改立。太子繼位,垂簾召見群臣,獨呂端不拜,他讓人打開簾子,上殿看清楚確是原先的太子後才退殿下拜。可見,在小事上糊涂,有柔,有寬,有退;在大事上不糊涂,有剛,有嚴,有進。剛柔相濟,寬嚴並用,進退得當,才能有利于大局,幹成大事。也可以這樣說,在小事上糊涂一些,更有助于看明白、想清楚、做成功大事。

    毛澤東借呂端評價葉劍英,主要是指他能夠在大關節處看清要害,做事情從大局出發,能夠在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按薄一波的說法,葉劍英最大的貢獻有兩件事:一件是1935年長徵途中,將張國燾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的電報報告毛澤東,保證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按原計劃北上。另一件就是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的決策和擘畫。除此兩件外,葉劍英一生中還有其他一些可為稱道的“大事不糊涂”之舉。如1922年陳炯明叛變,他挺身而出,率部保衛蒙難廣州的孫中山。1926年北伐軍打下南昌,蔣介石讓他做其嫡係第一軍第一師的師長,葉劍英予以拒絕。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他通電反蔣,並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年7月,在中共中央秘密策劃南昌起義的緊要關頭,葉劍英獲知汪精衛、張發奎將誘騙賀龍、葉挺上廬山,加以逮捕以阻撓起義的消息,便火速下山同賀、葉商量對策,保證了起義順利進行。從紅軍時期開始,葉劍英長期在我軍總部負責參謀工作,多建帷幄運籌之功。抗日戰爭時期,在蔣介石召集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上,他“單刀赴會”,更有“舌戰群儒”之舉。“文革”初期,面對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搞亂黨和國家的局面,葉劍英等老同志拍案而起,“大鬧懷仁堂”。九一三事件後,葉先是配合周恩來,後襄讚鄧小平,經受了黨內艱難的政治局勢的考驗。凡此等等,說明他能夠作出薄一波說的兩大貢獻,絕不是偶然的。葉劍英曾在一首《題畫竹》詩中說“人生貴有胸中竹,經得艱難考驗時”,這可視為他在大關節處最能彰顯政治品格的生動寫照。周恩來生前曾引用唐太宗李世民的詩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來稱譽葉帥,大體也是這個意思。

    能在大關節處顯品格,需有謀有斷,有動有靜。如果一路走來,總是風風火火,缺少內斂,就可能像毛澤東常常引用的《後漢書·黃瓊傳》裏的那兩個比喻一樣,“峣峣者易缺,噭噭者易污”。葉劍英為人隨和,平時謹言慎行,善謀善思,很懂政治藝術,素有“參座”稱謂。觀葉帥言行,常常讓人想起北宋末年愛國名將宗澤的詩句:“眼中形勢胸中策,緩步徐行靜不嘩。”胸中有數且從容應對,關鍵處便見出英雄本色。此外,葉劍英才兼文武,學識豐富,也素為人稱道。好學深思,可以勵志、致知、正德、養性、增智、促行,有如此修養,就不會莽撞行事,更不會計較小事或小題大做。

 檢閱空軍部隊的葉劍英元帥。

 檢閱空軍部隊的葉劍英元帥。

    作為元帥詩人,葉劍英對大事的許多思考,常寓于詩中,留下不少名句。1965年重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賦詩雲:“一篇持久重新讀,眼底吳鉤看不休。”一句“眼底吳鉤看不休”,沉淀了對當時國際緊張局勢的深刻思考。同時創作的《七律·遠望》,更以其“昏鴉三匝迷枯樹,回雁兼程溯舊蹤”的精當比喻,傳達出對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走向和前途的擔憂。此詩也引起毛澤東的關注。這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澤東一字不差地把葉的《七律·遠望》書寫下來送給孩子,連在什麼時候刊登在哪家報紙上,都記得一清二楚。1966年“文革”初起,葉劍英在一首《虞美人》詞中說,“串連炮打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住青年小將幾回衝!嚴關過後艱難在,思想幡然改”,也頗見他在那種特殊情況下的“大關節”處所作的深邃而辯證的思考。

    毛澤東對葉劍英的文才和見識的稱道,有一個材料不得不引。1975年5月3日,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引用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中“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幾句,稱三國時孫權“是個能幹的人”,並要葉劍英當場背誦了全首詞。毛澤東說:“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當今惜無孫仲謀。此人(指葉劍英)有些文化,他看不起吳法憲。就是吳法憲不行。”這段話有三點值得體味。一是毛澤東有意把“生子當如孫仲謀”改為“當今惜無孫仲謀”,似乎生出了人才匱乏的感慨;二是讓葉劍英背誦辛詞,當眾流露出“此人有些文化”的欣賞之情;三是稱道葉劍英看不起吳法憲,肯定了葉在對待林彪集團的這個大關節上,頭腦清醒,立場堅定。

    事實上,林彪事件前,毛澤東就想到了當時“靠邊站”多年的葉劍英。1971年8月28日在長沙同劉興元、丁盛、韋國清、汪東興談話時,他重提1935年的電報一事,明確說:“葉劍英同志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讓葉劍英主持新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無疑是關鍵時刻的一次任命。葉不負重托,同周恩來等一起妥善處理了林彪事件發生後軍隊中的遺留問題。此後,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並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3年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葉劍英率先向毛澤東建議說:小平同志回來了,我提一個要求,讓他來參加和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于是,毛澤東這年12月12日主持政治局會議時,特別提出: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又說:我提議,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你(指葉劍英)是讚成的,我讚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1974年周恩來住院後,為了不讓大權旁落“四人幫”,葉劍英在鄧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屢屢建言,得到毛澤東多次讚賞。例如,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長沙同人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時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讚成照他的意見辦。”這年11月6日,李先念在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北京的工作時說到,“小平的問題(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曾受到“四人幫”的阻礙———引者注)解決了,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毛澤東則說:我擁護葉劍英同志的意見。在1975年1月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擴大會議上,葉劍英曾兩次提出他不再主持軍委工作,要鄧小平主持。為此,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寫信向毛澤東告了一狀,說葉劍英的“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毛澤東把王洪文的信束之高閣。1975年6月底,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由葉劍英或鄧小平主持。葉劍英再次體現了他在大關節上的政治智慧。7月1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勝,提議請小平同志主持以利黨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在葉信上欣然批示“同意”。正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和葉劍英等人的配合下,鄧小平在這年的7、8、9三個月主持了大刀闊斧的整頓。

    由上所述,葉劍英在“文革”後期,對黨內健康力量的形成,對抵制“四人幫”的幹擾,確有不可或缺之功。毛澤東的識人之明和對葉的信任之深,倚寄之重,也畢現于情辭。在他看來,“大事不糊涂”的葉劍英,富有政治智慧和決斷膽識,足可謀大局、當大任、托大事,也就是說,在大關節上靠得住,能發揮作用。從這個角度講,所謂“大事不糊涂”,根本上是做人的胸襟氣度、做事的識見能力均站在了歷史的高處。

    毛澤東彌留之際,有一個讓人尋味不盡的細節。當時,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分組與他告別。毛澤東此時頭腦還清醒。當葉劍英走近床前時,他動了動手臂,葉未察覺。葉劍英告別完走到病房門口時,毛澤東吃力地以手示意,讓工作人員招呼他回來。毛澤東睜開雙眼,嘴唇微微張動,似乎有話要說,但只能用一只手緊緊握住葉的手。

    葉劍英後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主席一定要交待什麼事情,為什麼特意招呼我回去呢?為此,他想了很多。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責任編輯:王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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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談解放思想的一項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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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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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論準備。葉帥在這次會議閉幕上的講話,強調克服封建主義是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一篇應該很好回顧、學習、紀念的重要文獻——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時,葉劍英已是有51年黨齡的中共領袖人物了。他在這次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會議上,高舉民主與法制的大旗,並以此批駁封建法西斯主義,總結“文革”教訓,展望未來,意義極其重大深遠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三十周年紀念活動馬上就要到了,每一個中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話要說,要紀念那些最有感觸、最有意義的事情。葉劍英同志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就是一篇應該很好回顧、學習、紀念的重要文獻。紀念應有慎終追遠、承前啟後的意義,還要有溫故知新、繼往開來的價值。人們對以往歷史的興趣總是和對當前生活的興趣呼吸相通、連為一體的。

  葉劍英在講話中鮮明地指出,“四人幫”是封建法西斯分子,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
 

    葉劍英是我國十大元帥之一,開國元勳。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他與華國鋒、李先念、汪東興一起為社會主義祖國立下不朽功勳。

    但“四人幫”究竟是什麼人?代表一種什麼社會力量?在揭批“四人幫”的前兩年,普遍的認識還沒走上正路,甚至還十分荒唐!

    按照“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慣性思維,既然資產階級是我國最危險、最可怕的敵人,那麼“四人幫”當然就是新老資產階級分子,當然就是社會上“地富反壞右”的總代表了。既然毛澤東把這種敵人稱作“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麼這頂帽子從老幹部的頭上摘下,扣在“四人幫”頭上就是最自然不過的了。那時的批判就是這樣做的。“四人幫”倒行逆施,人神共憤,罪大惡極,但上述這種批判能服人嗎?不但不能服人,而且發展下去終將葬送中國共產黨的道德信譽,還會給人一種成王敗寇的印象。什麼時候我黨的理論水平低至這樣一種可悲的狀態,好像不給“四人幫”戴上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帽子就不足以置“四人幫”的理論、路線于死地。這一情況非一朝一夕所致,自1957年反右以來,一直如此。在把“四人幫”作為走資派批判的高潮中,某國家機關在1976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批判“四人幫”反對在市場領域內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指責“四人幫”唆使地區之間搞“自由貿易”。這樣的批判只能讓“四人幫”訕笑于地下。他們會說:今日之中國才是資本主義呢!誰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誰在和美帝國主義開展經貿合作,現在的私營企業主算不算資本家?

    第一個正確指出“四人幫”社會階級本質的中央領導人是葉劍英。他態度鮮明地指出“四人幫”是“封建法西斯分子”,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

    林彪、“四人幫”所以在民主問題上制造混亂,絕不是要反對什麼資產階級民主,而是要剝奪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踐踏黨的民主集中制,我們絕不要再上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當。(《葉劍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498頁)

    我說葉劍英是“倡導破除封建主義迷信的第一人”,是指在最有資格縱論放言的開國元勳中,在黨的最高領導層中,在黨的高級幹部中是第一人。當然,有此先知先覺的有識之士在黨內外已零星露頭。可以說葉劍英是在黨的最高領導層中,觀察、研究“四人幫”,並與之周旋最久的一個人。他的認識對我們了解中國社會、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中國文化均有重大意義。這是觀察中國問題的一個大前提。他認為:

    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在我國沒有得到過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礎上開始建設的。(同上,第501頁)

    “四人幫”及重要骨幹的經歷、地位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內非常非常一般。他們完全是在一種特殊關係光環的烘托下,以最革命之名、行最反動之實的陰謀手段扶搖而上的。葉劍英一針見血地指出:

    林彪、“四人幫”以封建主義冒充社會主義,說是用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實際是用封建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同上,第501頁)

    毛澤東晚年的一個錯誤,就是把自己、把無產階級專政概括為“馬克思加秦始皇”。這無疑為“四人幫”兜售其姦大大打開了可乘之門,江青接著就叫嚷:“共產主義也有女皇。”葉劍英對此十分激動地說:

    他們對任何與他們不同的意見都扣上“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大帽子,使得我們的思想被搞亂了,分不清什麼是封建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同上,第501頁)

    在葉劍英看來,“四人幫”既用“資本主義復辟”的大帽子殘害全國人民;又用“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絞索,扼殺科學文化。其實“四人幫”對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根本不了解,他們是當代中國最落後、最野蠻、最反動、最無信義、最會享樂的封建勢力和流氓無產者的代表。所以葉劍英在講話中號召全黨:

    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列寧說過:不僅要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且要宣傳民主主義思想。我們要破除封建主義所造成的種種迷信,從禁錮中把我們的思想解放出來。(同上,第501-502頁)

    當時,全國廣大幹部、群眾的思想解放雖已啟動,但還未形成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不少黨員、幹部前怕狼後怕虎,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邁出一步。葉劍英對此深有感觸地說:

    為什麼不怕兩千多年來遺留下來的手工業生產方式繼續保存下去,不怕中國貧窮落後,不怕中國人民不答應這樣的現狀?(同上,第501頁)

    葉劍英反對封建主義絕不是政治上的實用主義,而是有深厚理論根底和豐富閱歷的。1980年6月他對耀邦同志說:

    掃清封建思想非常重要,馬克思早期著作就是反封建的,因為19世紀40年代德國還是個封建社會,還是農奴制,農民還是奴隸,我們不要把自己降為一個奴隸。……孟夫子都懂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那個孔夫子不行,三天沒有皇帝他就飯也吃不下了。

    好在葉劍英並不孤立,從民主革命走過來的許多老同志也感同身受。1979年,李維漢十分鄭重地提出這個問題。1979年底耀邦同志去北京醫院看望李老,李維漢結合自己五十多年黨內生活的經歷,對耀邦同志細說了他對封建主義思想在黨內遺毒的認識。

    耀邦同志對李維漢的意見深表讚同。他考慮這一問題也非一日,他回答:“這件事我看只有小平同志來領導進行才行,”並建議他直接找鄧小平談談反封建這個問題。

    半年之後,1980年5月24日,李維漢向鄧小平誠懇闡述了他反對封建主義的觀點。他的開場白是:

    封建主義,包括它的思想體係、風俗習慣,在我們國家、我們黨裏反映相當嚴重,“文化大革命”把這個問題暴露得很厲害,因為林彪、“四人幫”是用封建主義去反對所謂資本主義、所謂走資派、所謂黨內資產階級,採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專政。現在雖然“文革”已經過去,但封建遺毒還很深,需要徹底清算,否則,很難保證“文革”不再發生。(《石光樹研究文集》,第158頁)

    李維漢是大革命時期中共的領導人之一。他十分清楚教條主義對我黨的危害。交談中,他又說:

    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時)批判教條主義,從1930年算起有十五年,從遵義會議算起也有十年。但對封建主義在黨內的遺毒毛主席沒有完全認識。他認為:(我黨在)理論上、思想上的封建遺毒還沒有來得及清算。……缺少了從理論上、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清算封建遺毒這一面。(同上,第162頁)

    小平同志的反應相當敏銳、及時,全力支持他的意見。鄧小平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指出“興無滅資”這個口號有缺點、不完全。指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可以不宣傳。第二個行動就是在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他在講話的第四部分,重點論述了“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並要與“制度上做一係列切實的改革”聯係起來。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鄧小平的這個講話。這個講話合理合法地成為我黨的一項重要決議,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從而成為我黨全面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紛繁復雜的政治環境下,葉劍英作為“破除封建主義的第一人”,他的眼光、胸懷和對黨的負責精神就越來越值得我們後來人學習、紀念。

    講民主、法制,這是三中全會的一項重要成果,它直接影響了此後三十年的歷史進程

    我軍十大元帥,都從長期的戰爭中走來。元帥們一直秉承了井岡山時期人民軍隊的建軍思想,既是軍事家又是政治家,視人民為父母,全心全意為人民打江山,是軍中戰神,而絕不是輕言徵戰,以“殺戮為耕作”的粗野武夫。元帥們(除一人外)普遍還有一個鮮明特點,就是講民主、講軍事民主;講紀律,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軍元帥中以雍容儒雅風范統領大軍的就不乏其人。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葉劍英講了三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講民主、法制。這是三中全會的一項重要成果,它直接影響了此後三十年的歷史進程。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後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中都有充分的論述。本文只想說明一下葉劍英同志為何如此重視我國人民生活中的民主與法制問題。

    首先,葉劍英十分理解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大眾的民主革命。十分清楚提出這一革命任務的全部現實根據,就是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大國。對這樣一個社會,不但需要革命——武器的批判,同時還要文化——批判的武器。批判的武器之一,就是歐洲啟蒙主義倡導的民主、自由、人權。這種文化舊民主主義視之為福音,新民主主義也舉之為旗幟,資產階級要利用,無產階級也要利用;資本主義奉為神聖,社會主義也不能排斥。但在打倒地主階級,廢除封建生產關係,並對從孔夫子一直到孫中山先生的中國歷史文化作出全面科學總結之時,絕不能把封建社會形成的皇權至上的專制制度、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君父觀念的倫理綱常、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人身依附的宗法關係的次生形態,移入當代社會,移入共產黨內。

    葉劍英的革命生涯,是從參加舊民主主義革命開始的,並直接追隨過孫中山先生,接受過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世界大同的博愛思想,在此基礎上,又轉向了共產主義思想。“四人幫”大批民主派,像葉劍英這樣的老同志怎能服氣?到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時,葉劍英已是有51年共產黨黨齡的中共領袖人物了。他在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這次會議上,高舉民主與法制的大旗,並以此批駁封建法西斯主義,總結“文革”教訓,展望未來,意義是極其重大深遠的。第二,中國共產黨人和一切進步人士對“四人幫”及“文革”路線鬥爭的一個重要戰場就是民主和法制問題。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應在國家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民主、自由,都有行使自己民主自由的權利。任何民主都有其公開、透明、公平的程序。這些程序都要和法律相配套。民主不是絕對的,也不是孤立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不但是程序民主,也要擺脫資本主義民主的局限,不斷向實質民主的方向發展。如果我國人民生活在這種民主制度下,“文革”就無從發動,劉少奇作為共和國主席就不會手持憲法還無法制止“文革”對他的羞辱和迫害。

    但“四人幫”及極左路線竭力要制造一種恐怖,鼓吹“民主”是虛偽的,“法制”是禁錮革命行動的。正如葉劍英在講話中所言:

    林彪、“四人幫”混淆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區別,制造一種錯覺,似乎實行民主就等于復辟資本主義。……使我們一些同志一聽到民主,就緊張得很,只怕是背離了無產階級專政,而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廣泛最實在的民主,因為它只對反抗的剝削階級實行專政,對其他所有的人都保障享有空前未有的民主權利。(《葉劍英選集》,第497-498頁)

    只有在民主法制問題上“四人幫”制造了混亂,通過黨報黨刊黨的電臺撒下彌天大謊,他們的姦計才能不受任何檢驗,暢行無阻。

    第三,葉劍英在總結“文革”教訓時,從民主法制又談到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這年的3月5日,葉劍英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在1954年,我國制定了第一部憲法,這是一部反映人民意志的好憲法,但沒有認真執行,沒有正確處理好黨、政府和人大的關係,隨著個人迷信的盛行,任何一項運動,最高領袖任何一個指示,都可以衝擊憲法,高過憲法,所以人大落下個“橡皮圖章”之譏。葉劍英如何對待這項工作呢?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表明心跡:

    人大常委會如果不能盡快擔負起制定法律、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責任,那麼人大常委會就是有名無實,有職無權,屍位素餐,那麼我這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就沒有當好,我就愧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同上,第500頁)

    葉劍英公開講出人大常委會是否可能會是“有名無實,有職無權,屍位素餐”這些話來,我想在我國的人大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吧!葉劍英對民主法制問題看到了兩個方面,一是防止像林彪、“四人幫”一類的陰謀家、野心家、兩面派、封建法西斯分子在黨內興風作浪,竊取國權、黨權;一是著眼未來,為了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一定要健全民主法制,一定要加強民主法制的建設,切實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他代表人大常委會向中央工作會議表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要立即著手研究修改制定民法、訴訟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種經濟法等等,盡快完善我國的法制。(同上,第499頁)

    說起來也怪,1954年第一部憲法誕生之前,我國倒是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工會法”、“婚姻法”。憲法出來以後,全國人民最關心的民法、刑法等重要法律,卻一直沒有制定出來,遑論什麼“物權法”了。

    葉劍英還說到“各種經濟法”,自然也和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和改革開放政策挂上了鉤。1979年,也就是葉劍英榮任委員長的第二年,人大以葉劍英的名義,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部經濟法。

    葉劍英1897年4月28日出生于廣東梅縣雁洋堡下虎形村一個小商人家庭。打倒“四人幫”後的第二年——1978年他榮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五年後的1983年3月25日,他寫信給全國人大常委會,請求不再提名他為六屆人大代表,不列入六屆人大委員長候選人名單。1985年9月他與其他63位老同志一起致函黨的十二屆四中全會,請求不再擔任中央委員,躬身力行為我黨廢除封建性的終身制,實現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交替作出光輝榜樣。1986年10月22日午夜過後,葉劍英在北京住所病逝,享年89歲。隨後安放葉劍英同志遺體的靈車在全家的護送下,于當天淩晨三時靜靜、默默地駛向301醫院,沿途不設崗、不布警。當天下午,在中共中央舉辦的紀念長徵勝利50周年的大會上,耀邦同志宣布了這一噩耗,全體人員起立默哀,全國人民將永遠懷念他。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黨在肅清封建主義遺毒,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艱巨的任務需要完成。如在不少人的頭腦中,還缺乏“以人為本”的思想,顛倒了群眾和公仆的關係,人治重于法治;對人的個性解放,尊重人權的意識還遠遠沒有到位;很多地方存在的人身依附、官本位、以權謀私等現象並未得到有效遏制;以言代法、執法不公,選擇性辦案的現象還相當普遍;家長制、一言堂作風仍有相當的市場。這些老問題應抓緊時間解決,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因為新時期的眾多課題又不斷撲面而來,如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為何產生許多驚人的權貴資本?對新的社會階層如何團結、引導、幫助、教育?就說“三農”問題吧,現在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重大社會課題。城鄉二元結構,工農利益的巨大反差是什麼問題,說嚴重點就是社會等級問題,這絕不應是社會主義社會長期普遍存在的現象。毛澤東有論:

    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75頁)

    商品是天生的民主派。資產階級民主消滅了社會上的等級現象,社會主義民主應在此基礎上逐步消滅階級。在這方面,我黨既有補課任務,又有開拓前進的歷史責任。

    我黨沒有自己的私利,黨的利益就是全國人民的利益,就是全國人民利益的集中反映。“只有在充分民主的基礎上,才能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也只有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的法制,才能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這也是葉劍英三十年前講過的一段話。今天回顧三十年前那歷史性的一幕,人們倣佛還在聆聽他報告演講,他那雍容大度的儀態倣佛還在鼓勵我們完成未竟的崇高事業。

(胡德平/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第一副主席)

 來源:北京日報   2008年12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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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與懷安詩社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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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9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和邊區參議會負責人林伯渠、謝覺哉等舉行了一次宴會,革命老人和老儒碩學,濟濟一堂。席間,林伯渠倡議成立懷安詩社,並即席詠五律七律各一首,開唱了這個詩社活動的第一聲。與會諸君隨之唱和此起彼落。其中,朱嬰的紀事詩有這樣的句子:主人笑謂今日好,群賢雅集意洋洋。在昔蘭亭傳盛事,此時延水後先望。山光水色相瀲灩,物情人意費主張。”“懷安不為古人婢,願為古人添新裝。懷安不為今人笑,願與今人共平章。這就是現代詩史上有名的延水雅集。

  懷安詩社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史上第一個古典詩詞詩社,它是一個業餘性的文藝社團,也沒有什麼章程、固定社員、入社手續和義務權利一類的規定。詩社的作者圈大約50來人,散于各方,其中的老一輩革命家和民主人士,如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續範亭,乃至朱德、董必武等人,被尊稱為懷安諸老,他們以詩言志,以詩抒懷。那時沒有條件出詩刊,懷安諸老寫詩,自備一冊,將自己的新作抄上去,送與另一人,另一人添上自己的新作,送與第三人,如是輾轉傳遞,互相唱和,名曰《懷安詩抄》(後在《解放日報》副刊上開闢懷安詩選專欄)。他們以獨特的藝術風格,抒發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廣闊胸懷和對革命的赤膽忠心,反映了革命戰爭和建設的歷史,體現了他們偉大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

  詩社何以取名懷安,陝甘寧邊區政府林伯渠曾做過解釋:邊區建設民主政治,必須使老者能安,少者能懷。期望延安革命者把邊區建設成為一個老幼都有所養的熙熙和樂的幸福社會。至於懷安詩社在什麼時候結束的,則很難有確定的日期,不過,根據詩社社長李木庵集存並計畫編輯出版的《懷安詩選》的時間下限看,大致在新中國成立前夕。

  葉劍英是懷安詩社的重要成員。1941111日,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在得知新四軍在皖南被包圍、襲擊的消息後,致電中央書記處:董老來渝,劍英四年在外,仍以能回延安參加七大為好。毛澤東收到電報後批示:董去渝,葉回。根據中央指示,1月中旬,董必武離開西安經成都赴重慶,繼續協助周恩來領導南方局和重慶辦事處工作。22日,葉劍英返回延安。214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在繁忙緊張的軍務之余,葉劍英積極支持和參與詩社的活動,並與懷安諸老有過詩詞唱和。

  19413月,被毛澤東譽為有雲水襟懷,有松柏氣節的續范亭將軍來延安治病休養。葉劍英與續範亭神交已久,因而一見如故。9月,懷安詩社成立不久,葉劍英便寫了《贈續范亭司令並呈懷安諸老(二首)》:其一,孫陵碧血長青苔,阿斗昏庸事可哀。剩有殘軀效李牧,雁門關外殺敵回。其二,投身革命將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懷。君獨傷時異工部,小戎離黍托詼諧。這兩首詩熱情歌頌了愛國將領續范亭的抗日英勇業績,鞭撻了國民黨政府賣國反共的罪惡行徑,激勵全國軍民團結抗戰。第一首詩從續範亭到中山陵剖腹明志起筆,抒寫了他甘灑熱血,獻身自由的愛國壯舉,接著,諷刺國民黨蔣介石昏庸賣國就像阿斗一樣,歌頌續范亭效法戰國末期名將李牧,不顧身體傷殘,奔赴抗日前線,轉戰雁門關內外,英勇殺敵的英雄氣概。第二首繼續讚頌續範亭並兼及懷安詩社諸老的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最後用唐代詩人杜甫的感傷詩與續範亭的革命詩歌相比,指出續範亭詩作沒有杜甫那樣的悲觀感傷,而是以幽默詼諧的筆調,抒發出革命的樂觀主義情懷。而以往被忽略的第五六句尤其值得一提,這是引用《論語?公冶長》中的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懷安一詞即出於此。意思是老者得安,少者得懷,也就是說,革命成功之後,人民不論老少都能獲得翻身解放,過著安居樂業的和諧幸福生活。這是革命的目的,也是對未來的憧憬;既交代了懷安詩社的命名起源,又歌頌了續範亭和懷安諸老的革命理想和情操.並盡情地抒發胸臆,可謂一語多用,構思精巧。

  葉劍英的這兩首詩很快在懷安詩社尤其是懷安諸老中傳開了。928日,遠在重慶的董必武讀到葉劍英的詩並獲悉延安詩壇的喜訊後,十分高興地寫下了《聞延安成立懷安詩社,賦四絕兼呈吳徐謝林諸老、朱總司令、葉參謀長》:其一,韻事曾傳九老圖,東都無警亦無憂。而今四海皆烽火,酬唱懷安古意浮。其二,黃河西岸北山陬,抗日民權最自由。地僻更加封鎖緊,不教佳話出延州。其三,季子徐君氣誼投,希深處仲亦風流。指揮能事朱司令,慷慨悲歌葉劍侯。其四,巴蜀漂泊又經秋,搜索枯腸試打油。鼓吹休明吾豈敢,謳歌禦侮賦同仇。第二首中的季子、徐君、希深、處仲分別為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

  1942年春天,毛澤東先後在延安做《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拉開了全黨整風的序幕。這個春天也是葉劍英從重慶返回延安的第二個春天,他懷念在重慶的戰友,懷念董必武,並期望能在整風中向董老學習,於是寫下了《懷董老》:飄然時危不老翁,卅年堅持旌旗紅。篤勝力行依真理,不移不屈不苟同。日常生活稱老好,原則從未許通融。春風駘蕩懷人遠,安得歸來共整風。”72日,董必武作《口占和葉參謀長韻》:失馬忘憂似塞翁,喜見東方日吐紅。咬得菜根無別異,看將桃葉與君同(君居近桃林,重慶紅岩亦有桃千株也――原詩注)。四年生產食先足,一瞥延安樂已融。歸計不成歪莫整,披襟權受大王風。董老想得很仔細,想到延安桃林和重慶的桃林,想到延安大生產運動之後豐衣足食的安樂景象,想到戰友參加整風學習境界的提高,體現了一種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的真誠和信任。

  19433月,蔣介石出版了由陶希聖執筆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偽造中國歷史,歌頌封建主義,鼓吹法西斯主義和自由主義,污蔑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還暗示兩年內消滅中共。中共對這本書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揭露蔣介石集團的陰謀,說明中共及其領導的部隊已經成為抗戰的中堅,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反對內戰,反對分裂。

  816日,該報登載續範亭讀《中國之命運》的《感言》,批判蔣介石,讚揚共產黨,其中有一段還談到葉劍英: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曾向重慶來的聯絡參謀說過:請告重慶當局,古人說有奶便是娘;今日無奶也是娘,不給吃,不給穿,不給槍彈,也是要服從抗戰到底的。這還不夠便宜麼?為什麼還要一定把人置之死地?實在告訴你們吧,現在大奸賣國的秦檜雖有,再不會有多少愚念誤國的岳武穆了!

  續範亭還揮筆寫下了一首題為《贈葉劍英將軍》的詩:十八集團參謀長,有謀有勇且知方。我與將軍交未久,青年食堂共一觴。酒味雖薄情誼重,滿座賓客盡賢良。慷慨痛陳天下計,兄弟誓死不鬩牆。最後一句酸辛話,今日無奶也是娘。這首詩不僅在懷安詩社一傳十十傳百地流傳開來,還迅速傳遍延安,一時成為抗戰詩壇佳話。

  抗戰勝利後,中國向何方去的問題擺到了國人面前。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的利益,為爭取國內和平而竭盡全力。而蔣介石集團玩弄和平陰謀,暗地裏調兵遣將,企圖一舉消滅解放區。1947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鑒於國民黨軍隊集中兵力進攻山東和陝北的嚴重局面,決定將黨中央機關一分為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前委即黨中央的精幹機關繼續留在陝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劉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員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託的各項工作;以葉劍英為書記,楊尚昆為副書記的中央後方委員會開赴陝西西北臨縣地區,統籌後方工作。儘管葉劍英肩負重任,日理萬機,工作異常繁忙,他還是時不時抽空到後甘泉村去看望懷安詩社諸老如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李木庵和李六如、張曙時等人,關心諸老的生活起居、交換時局看法、探討土改政策、談文論詩,等等。

  19471125日,謝覺哉聽參座講土地會議後,有感而做詩兩首:普遍之理必平易,艱巨之事重分明。燎天火要村村點,出陣兵需個個精。應知徹底非穿底,準備圍城到進城。同樣戰爭分兩部,小蔣大蔣一時平。”“反右始來反左終,都緣思想未能通。幹群腰要兩頭撐,成富案經三榜公。檢討立場曾否穩,安排戰術詎從同。中堅更有貧農會,主體還須黨內純。”1221日,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聽劍英同志講土地會議,北伐時的統一戰線很好的,把北洋軍閥孤立了。由於的錯誤政策,卻把自己孤立了。蘇區裏赤白對立,買不到東西,像海中孤島,白區裏剩下些光棍黨員,最後連根都拔掉。現在我們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援,蔣介石集團則日形孤立。但是我們並不是沒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確的執行聯合中農,聯合中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才可避免。

  1947夏秋間,葉劍英離中央後委駐地山西三交雙塔村到河北建屏西柏坡惡石溝參加全國土地會議。在返回時途經山西五台縣,抽暇參觀了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臺山。當葉劍英看到寺內許多文物古跡遭到破壞時,心情十分沉重。陪同的人員告訴他:群眾說五臺山的和尚是大地主,和尚下山收租還帶兵和槍。土改中,群眾鬥爭了和尚,把寺院的許多東西當成大地主的浮財分了。葉劍英聽了這話,沉思了許久。下山後,他對縣委的負責人說:你們領導群眾反對地主階級,包括反對封建迷信,這都是對的。但是,反對封建剝削制度,破除封建迷信,同破壞歷史文物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五臺山寺廟,是勞動人民修建的,體現了中國古代建築藝術和風格。廟中的東西,大多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破壞了十分可惜。你們應採取措施,保護這些文物。縣委的負責人聽了葉劍英的話很受教育,並很快採取了一些保護文物的措施。在遊覽五臺山藏經樓時,葉劍英曾拾得被毀棄的三張佛畫像,十分愛惜地加以珍藏。離開五臺山時,他騎在馬上一邊吟唱劉禹錫的《烏衣巷》和剛剛寫就的絕句,一邊感歎地說:可惜呀,可惜呀!這是封建剝削的象徵,也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是寶貴的文化遺產啊,今後還要為人民服務的,這樣破壞真可惜。到了1951年秋,葉劍英將上述拾得的三張佛像畫片請專家補綴起來,並作補記:“1947秋,予參加阜平西柏坡全國土地改革會議,歸時游五臺山,時已經土地改革,作三絕以紀之。這三張畫像,即在藏經樓上的破片也。1951年鑲補于廣州,1952121日補志。

  葉劍英曾作《過五臺山》三絕:其一,千年古刹千年債,萬個金身萬姓糧。打破禪關驚破夢,未妨仇恨是輕狂。其二,荒涼殿宇有啼鴉,稀世藏經灰化也。昔日莊嚴金佛像,而今流落萬人家。其三,南臺山上白雲低,人在雲中路徑迷。可有神工能掃霧,容吾放眼到平西。

  第一首詩中,前兩句揭露了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利用五臺山殘酷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罪惡。指明寺廟內供奉數以萬計金光粉身的神仙菩薩塑像,養著許許多多的僧人。山上的龐大開支和消耗,都是由山下老百姓獻出大批錢糧來擔負的。後兩句形象地描繪出勞動人民翻身做主,揚眉吐氣的另一番景象:佛家打坐靜身的禪堂被砸爛了,封建地主的酣夢被驚破了,罪惡的世界被顛倒過來了,表現了詩人熱烈支持土改群眾運動的堅定立場。第二首詩反映經過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後五臺山地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前金碧輝煌、香火不斷的廟堂殿宇,如今變得滿目荒涼冷落,再也聽不到求神拜佛、敲打木魚的喧鬧聲音,只有幾隻烏鴉在那裏發出淒苦的哀啼。一些稀世少有的佛教經典,已付諸火炬化成灰燼了。往昔那金光閃閃的偶像,如今已打翻在地,流落到千家萬戶的平民手中。與此同時,詩人對在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中宗教文物遭到破壞感到隱憂。

  葉劍英是作為高級軍事領導人來參加這次全國土地會議的,其思緒很快從五臺山轉向前方戰事,於是第三首詩轉向對各解放戰場尤其是華北戰場的勝利憧憬。詩人以白雲之低襯托南台之高險,指出置身於飄忽繚繞的雲海中,就極可能迷失路徑和方向。詩人想像借助神仙的功力將障眼的層層雲霧一掃而光,放眼華北戰場,看到北平的解放,該是多麼欣喜若狂啊!

  葉劍英的《遊五臺山》三絕,一經傳開,當即在黨的高層和文化人之中引起轟動,懷安詩社諸老的和作絡繹不絕。例如,朱德的《和葉劍英同志<過五臺山>詩》:其一,廣大神通難賴債,強舍金身償舊糧。食盡農民千載粟,清還一點不為狂。其二,禪宮寥落亂飛鴉,掃地出門罪佛也。修道院成休養院,榮軍個個好為家。其三五台高聳白雲飛,天朗氣清路不迷。世人覺醒何須佛,來自西天去自西。又如,董必武的《和劍英同志<過五臺山>三絕句》:其一,曆萬劫魔猶有債,食千年粟要還糧。前人造業後人報,如是我聞佛亦狂。其二,無神無佛好棲鴉,紺宇琳宮是幻也。貝葉忽飛金像散,文殊何處再為家。其三,秋雨秋風一葉飛,白雲深處五台迷。撫今感昔多豪宕,好句傳來我欲西。謝覺哉也有和詩。他在19471125日的日記中記載葉劍英參加土地會議和遊五臺山歸來後前來看望他以及他作和詩的細節:枕上和參座遊五臺山詩(第二三首記不全,原韻未照次也):無計重參喜歡佛,無人再送道場糧。荒唐故事荒唐像,當日文殊亦病狂(參坐示以在五臺山得的喜歡佛,喜佛銅像,男是牛頭,傳什麼時候人被殺絕,一女伏牛腹下得脫,此牛是文殊化身,旋複化為人,和女性交得傳種)。飽餐狗肉卷袈裟,血染屍橫跨戒刀。坼去亭子推倒佛,耐庵文字古今豪(五臺山寺,土改中多被破壞)。天下名山僧占多,剩經殘碣足磨挲(見示殘經數紙,黑紙金泥調白書的)。重來真是清涼地,避暑療屙勞動歌。

  參加革命將何事?老者安之少者懷!如今,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安康而奮鬥了一輩子的革命老人一個一個地離開了人世。1979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彙集的懷安詩社老人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續范亭、李木庵、熊瑾玎、錢來蘇的詩集,葉劍英欣然為之題寫了封面書名《十老詩選》。到如今葉劍英也去世20餘年了。葉劍英與懷安詩社諸老的交往一直成為文壇佳話,人們不僅能從他們的唱和交往中欣賞到古典詩詞的魅力,還能感受到他們堅強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共產主義情懷。

袁小倫(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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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在湖南的三次不尋常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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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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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在湖南的三次不尋常經歷



金立昕



 



 葉劍英元帥生前曾多次到過湖南。其中,有3次經歷頗不尋常:第一次是1938年遭遇長沙大火,第二次是1939年創建南嶽游幹班,第三次則是19691970年間流放湖南。



  第一次:從長沙大火中脫險



   19381025日淩晨,葉劍英和周恩來率領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最後一批人員,在漢口淪陷前數小時乘卡車撤離。途經湖北應城、天門、沙市、公安到達湖
南常德。27日,輾轉抵達長沙。此時,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各部長官以及陳誠的第九戰區司令部均已雲集於此。長沙,一時取代武漢,成為全國的政治
中心。



  葉劍英到達長沙的當天晚上,就應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邀請,出席了該廳舉辦的時事座談會,並作了題為《廣州、武
漢淪陷後的抗戰新局勢》的演講。他從分析抗日戰爭的性質說起,列舉中國抗戰一年多來所取得的進步和日本遇到的困難,雄辯地指出:“15個多月以來的事實證 明:隨著時間的進展,日本消耗增大,中國戰鬥力提高,國際援助增進。這三者貫串在一條堅持抗戰的紅線上。” 這一年,葉劍英剛剛41歲,正是一個軍人最成 熟、最富活力的黃金年代。講臺上,一身戎裝、英俊威武的他意氣風發,侃侃而談。在談到人人關心的廣州、武漢失守後的局勢時,他充滿信心地說:抗戰前途尚 有許多的困難,但我們必須認定,這些困難一定要克服而且是可能克服的。我們必須在發展的過程中去把握抗戰勝利的前途!葉劍英的這篇演講,高屋建瓴,氣勢 如虹,強烈地感染與振奮了與會人員的情緒。



  然而,走出會場,長沙城四處彌漫著的那種動盪不安的氣氛,卻令人備感壓抑。此時,隨著廣
州、武漢的先後失守,原配備在鄂南和湘鄂邊境的兵力已迅速轉移——湖南從抗戰的後方變成了前線。湖南省府正依次分批遷往預定的戰時省會——沅陵。蔣介石和 一些軍政大員們在此開了幾天高級軍事會議,檢討武漢作戰中的教訓之後,便匆匆轉移到南嶽衡山去了。周恩來和葉劍英繼續留在長沙,參加中共代表團各種會議,
廣泛接觸湘省各界人士,商談抗日救國事宜。



  在此期間,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找到葉劍英,商談湖南抗戰問題。張、葉兩人早在廣州黃埔軍校時就相識共事,抗戰開始後,兩人交往較多,私誼甚厚。談話中,張治中表示:我自己決定不隨省府西遷,而以主席兼保安司令、抗日自衛團總團長的名義,調派少數人員,組成軍事性質的行署,準備隨戰局形勢而機動地轉移,並選定邵陽為比較固定的駐地,就近指導戰區的政務,策動展開廣泛的遊擊戰。張治中向葉劍英提議,聘請他當省府的高級顧問,領導湖南全省打遊擊戰。對此,葉劍英欣然允諾。



  就在張、葉這次晤談後不久的19381112日上午 9時,張治中接到蔣介石處發來的一份密電:限一小時到。長沙張主席。密。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中正文侍參。此前,他還接 到蔣的侍從室副主任林蔚的電話,說: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張治中雖然對焦土抗戰計畫心存顧慮,但軍令如山,當即召集長沙警備司令酆悌、保安處
長徐權商討具體辦法,指定警備司令部負責籌備,由保安處協助執行。同時,他一再限令:須在我軍自汨羅撤退後,再命令開始行動。



  由 於這是蔣介石的密令,張治中沒有把焚城計畫透露給周恩來、葉劍英。雖然他再三強調要等到接命令後,先放空襲警報,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緊急警報時,即開
始行動,但他萬萬沒有料到,日軍還遠在幾百公里之外,他的那些已成驚弓之鳥的部下誤信流言,迫不及待地燒城了!



 1112日是
孫中山誕辰紀念日。上午,葉劍英和周恩來出席了第三廳在離開長沙前舉行的總理誕辰紀念大會,然後指揮八路軍辦事處同第三廳人員向湘潭縣下攝司分批撤退,一
直忙到深夜12點。送走李克農、童小鵬等最後一批同志後,葉劍英給張治中打了個電話,詢問前線戰情。張回答:國軍仍堅守在汨羅防線,敵軍沒有過江。葉劍英聽罷,便與周恩來商議,今晚好好睡上一覺,明天一早撤離長沙。



  睡前,葉劍英照例檢查了人員、車子的情況,見一切正常,才放心地上樓睡下。睡了沒多久,長沙火起!這場大火是如此的突然,火勢又是如此的猛烈,以至於葉劍英多年之後仍然清晰地記得當晚的種種細節。1982325日,他對《葉劍英傳》編寫組的同志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天夜裏,我們睡在辦事處的樓上。為了防止有人偷汽車,就把汽車放在大門口,派個警衛員睡在汽車裏頭。沒過多久,來了幾個放火的人。他們砰砰砰地敲汽車,說:他媽的,你們還不走,燒死羅!警衛員邱南章起來一看,城內已是滿天紅光,馬上咚咚咚跑到樓上來報告:參謀長,參謀長,大火燒來了!我一看,火都燒到我們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說著我走下了樓,到外面一看,滿天紅光,趕快跑回樓上找恩來同志,那時他是副主席。我說:副主席!副主席!燒房子了! 他說:那樣驚慌幹什麼!我們一起下樓來,出了大門,從一個巷子往外走。火已經快燒到巷子裏來了,四面都是火。我們往城外方向跑,途中遇到三四個人,便問:到湘江走哪里?因為剛出火海,搞混了方向。有個人指著說:到湘江往右邊走。我們沿著他指的方向,一直跑到湘江邊,沿著江邊一直走,走到天亮,長沙的大火還在燒,劈裏啪啦的響。我們好容易脫離了火海,當天撤到了湘潭。



  到了湘潭,他們與正在那裏焦急等待的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郭沫若和第三廳的工作人員陸續會合。遭此大劫,宛如生死重逢,大家都為周、葉從火海中幸而脫險而激動不已。



   在湘潭,葉劍英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立即著手佈置八路軍辦事處搬遷衡陽的準備工作。隨後,他顧不上休息,又陪同周恩來乘卡車返回長沙,協助有關方面調查災情,組織善後救災工作。周恩來、葉劍英向國民黨最高當局提出了撥款救災,清理街道,安置災民的辦法,並要求懲辦放火首犯,同時為張治中擺脫重壓,作了一些解釋工作。



  事後,蔣介石從南嶽趕到長沙,舉行了軍事會審。長沙警備司令酆悌、保安團長徐昆、長沙市警察局長文重孚3人被處死刑,張治中受到革職留任的處分。



 



第二次:創辦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



 長沙大火事件之後,葉劍英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轉移到衡陽。19392月,他奉中共中央之命,參與創辦國民黨舉辦的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



  舉辦遊擊幹部訓練班,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的一個創舉。



   早在日軍佔領廣州,武漢即將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漢與周恩來面見蔣介石時,就提出國共合作辦游幹班的建議。193811月下旬,周恩來、葉劍英出席蔣介石在南嶽召開的軍事會議,再次向蔣提出這個問題。蔣介石在會上說:二期抗戰,遊擊戰重于正規戰。並決定辦游幹班,要中共派幹部去教遊擊戰戰法。會後, 周、葉就有關辦班的具體問題與國民黨方面達成協議,並向中共中央作了彙報。毛澤東同中央幾位負責人研究後確定,派葉劍英帶一批得力幹部去南嶽參加主辦游幹班。



  葉劍英在衡陽八路軍辦事處與周恩來反復商量,決定抽調李濤、邊章伍等擔任教官,並立即著手從組織上、教學上進行準備工作。



   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成立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湯恩伯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不久,蔣介石親自兼任訓練班主任,白崇禧、陳誠兼副主任,湯恩伯任教育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周恩來被聘為訓練班的國際問題講師。葉劍英接到通知後率領中共方面參加辦班的教官、工作人員、武裝警衛班共30餘人前往南嶽報到。訓練班本部設在南嶽聖經學校。葉劍英和中共方面人員集體住在山腳下一處名為桔盈圃的莊園內。



 19392月,訓練班開學。
訓練班的訓練內容包括:軍事教育,以遊擊戰的戰略、戰術及爆破技術為主;政治教育,以民眾運動及遊擊戰政治工作為主。葉劍英借鑒當年他在紅軍學校辦學的成功經驗,強調教育訓練要從抗戰的實際出發,嚴格要求。各門課程的教學大綱和講義教材,都由他直接審定。他還注意言傳身教,並告誡全體工作人員:我們是共產黨員,每個人都是共產黨代表團的成員,我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給黨丟臉。他還親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堅定的立場、苦幹的作風、謙和的態度、簡樸的生活、虛心的學習、嚴肅的紀律。並書寫成條幅,張貼在八路軍教官集體辦公的第一教官室的牆壁上,用以自勵和互勉。



  在訓練班,葉劍英不僅負責籌畫全盤教育工作,而且親自講授遊擊戰爭概論這門主課。其他幾位教官負責講授遊擊戰術和遊擊戰中的政治工作。



   葉劍英每星期講課兩次,聽眾很多,有時達二三千人。連國民黨軍第九戰區的一些軍官也慕名從長沙、衡山趕來聽課。當然,來聽課的人動機並不相同。據沈醉回
憶,戴笠聽說葉劍英等在南嶽講課,很想把中共打遊擊的一套辦法學過來,便設法派軍統臨澧特別班的兩個副大隊長到訓練班工作、聽課。當時來聽課的,甚至還有南嶽各寺廟的和尚。課堂容納不下時,就在外面廣場講大課。葉劍英上課時通常穿那套褪了色的軍裝,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他那精闢的見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風度,深深吸引住了所有在場的聽眾。當時國際新聞社的一位元戰地記者高詠在一篇通訊中這樣描繪道:在課堂上,遊擊戰爭戰略家葉劍英先生的遊擊戰爭概論一課,最為學員們所愛好。這一門課,在課表上規定是二十小時,占全班軍事學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課兩小時,總要發生學生提延長時間的要求。每一次上課,都是肅穆的空氣統治著課堂,遊擊戰爭的革命意義,遊擊隊產生的客觀條件,遊擊戰的運用……每一個單字,都在每一個聽眾的腦子裏爬過,也都在每一個聽眾的筆記簿上爬過。下課的號聲響了,聽眾還是不願意走,再講五分鐘好不好?這個問題常常發出來,這話語裏充滿了迫切的求知心與戰士的要求。



   葉劍英不僅講遊擊戰,而且講軍民團結,講堅持抗戰的道理。有一次,他講到軍民關係,用魚和水的關係說明進行遊擊戰爭必須要緊緊依靠群眾,在敵後作戰一時一刻也離不開群眾。湯恩伯在旁聽了,用手指著葉劍英對學員們說:過去我們為什麼老打不過他們呢?因為他們同群眾是魚水關係。



  葉劍英非常注重實踐,為了鍛煉學員在遊擊戰爭中開展政治工作和民運工作的能力,他倡議各隊利用節假日到鄉間去,並且常常親自帶隊前往,訓練學員掌握實地宣傳組織民眾的方法,學習八路軍的作風,密切與當地群眾的聯繫。423日,他將在南嶽游幹班的工作情況寫成一個報告,派人送給在重慶的周恩來,並報中共中央。



   南嶽游幹班第一期學員于515日畢業。在畢業典禮上,葉劍英講話完畢,在一片掌聲中帶頭高呼抗戰到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萬 歲!的口號,會場上群起呼應,喊聲震撼南嶽群山。學員們依依不捨,拿著自己的筆記本、紀念冊,紛紛請求葉劍英題詞留念。葉劍英揮筆給大家分別題寫了到敵人後方去,把鬼子趕出去路是人走出來的要做大事,不做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詞句,以資勉勵。



  南嶽游幹班的意義十分深遠。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寫道:中央軍最重要,但最難接近,最難工作。南嶽訓練班較珞珈山(訓練班)更有成績。這幾乎是我們接近中央軍官最好的機會,只可惜人去少了。因為人去的多,不僅可以擴大我們影響,而且可以培養我們自己的知名幹部。



   很多國民黨軍官在同葉劍英等接觸後,才弄清了中共及其領導的革命軍隊的真相。學員當中有好些人接受了中共的主張,在抗日戰爭中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反磨擦鬥爭中,持消極和中立態度,以至站到中共方面來。不少學員畢業以後,運用遊擊戰術,活躍在各地抗日戰場上,配合八路軍、新四軍作戰,打了不少勝仗。更有些人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敵後遊擊隊,開展遊擊戰爭,打擊敵人。在後來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寫信或想辦法派人與游幹班的中共教官聯繫,有的還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門市部,秘密送情報、地圖等,暗中建立聯繫。



  葉劍英率中共代表團參加主辦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在國共合作的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十分重要的一頁。



 



 第三次:流放湖南



 196910月,根據國內外
的形勢,中共中央向全國發佈了戰備命令。1017日,林彪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次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的形式正式下達林彪的緊急指示。在此前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共中央統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機關
幹部及其家屬被戰略疏散到外地。



  時年72歲的葉劍英也不例外,被下放到湖南。他去湖南只有兩名工作人員隨行,沒有一個親人同往。他這一次在湖南,歷時10個月,輾轉于長沙、岳陽、湘潭等地,受盡林彪及其追隨者的冷遇刁難,過著孤獨、寂寞和疾病折磨的生活。



   葉劍英到湖南之前,周恩來親自給當地領導人交代說:葉劍英同志去湖南要搞些調查研究,儘量照顧好他的生活。但是林彪一夥卻向軍隊系統交代:要和葉劍英保持距離。為此,湖南省領導人有的不敢打照面,有的裝作不知,有的躲躲閃閃,更有個別人奉林彪一夥的旨意,暗中加以監視和迫害。但是,一些正直的領導和幹部出於對開國元勳們的敬仰與愛戴,硬是不理那一套。他們在困難的境遇中,對葉劍英一如既往,關心備至,想方設法在生活上予以照顧。



  葉劍英從乾燥的北京突然來到陰冷潮濕的南方,很不適應,時常患感冒,並反復引起肺部感染。當地領導不重視,醫院也沒有好藥,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體狀況日漸衰弱。一天,當地領導決定讓他從長沙搬到湘潭去住,並讓工作人員通知他立即搬走。就在這時,葉劍英突然得知,因受他牽連被下放到某農場勞動改造的二兒子,在勞動中,不慎一隻手被機器卷了進去,尚未脫離危險。葉劍英聽到這個消息後,心急如焚。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長沙進一步瞭解兒子的搶救情況,卻沒有獲准。葉劍英是個組織紀律觀念很強的人,雖然心裏不痛快,還是服從組織決定,搬出長沙蓉園,轉移到湘潭。



  事後才知道,當時把他緊急從長沙遷往湘潭,是因為毛澤東來長沙要住在蓉園。葉劍英聽到這個情況後很傷心,說:讓我離開長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會讓我走。事實確實如此。



   這時,正值數九寒天,湘潭地區寒氣逼人。葉劍英在湘潭下榻的賓館,沒有供暖設備。後來,還是一位好心的湖南領導知道這種情況後,立即與湘潭地區領導和有關工廠聯繫,幾經周折,才派來工人檢修賓館的鍋爐和暖氣管道。純樸善良的技術人員和工人聽說為葉帥修暖氣設備,不辭辛苦,加班加點,很快解決了供暖問題。
葉劍英從心裏感受了工人兄弟和人民群眾給自己送來的溫暖。



  葉劍英在湖南期間儘管遭受冷遇,而且體弱多病,但依然心系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疾苦。他先後到長沙曙光電子管廠、岳陽橡膠製品廠、榨糖廠、漁場、湘潭鋼鐵廠進行調查研究,瞭解生產情況和工人的收入、生活情況。在那種情況下,他搞調查不僅有時受到冷遇,而且有時連交通工具也解決不了。他到岳陽橡膠廠,是坐鐵路上的一節搶險車(車上沒有座位)滑行過去的。下車後,要步行走過10多米寬 的鋪著碎石的多條鐵軌的路基,然後還要步行數百米才能到達工廠。這對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來說,其艱難之狀可以想見。可是他到了工廠後,沒有休息,就一個車間一個車間認真參觀,對原料來源、價格、生產成本、產品品質等,都進行了很細緻地瞭解。到了中午開飯時間,他執意要到職工食堂與工人們一起就餐,他邊吃邊問:工人的糧食定量是多少,菜的價格是多少……



  葉劍英是儒將,一生手不釋卷。在湖南期間也是如此。每天堅持讀馬列、毛澤東著作和古典文學,學習英語,即使在病中也不放下書本。除讀書外,每天還堅持看報紙和《參考消息》,他把國內外發生的大事親自摘抄下來,按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政治、經濟、軍事分類整理。他從北京帶去的一台半導體收音機,是他瞭解國內外大事的重要管道,也可以說是惟一的管道。他每天總是按時收聽國內外的新聞廣播。



   葉劍英在困難的境遇中,和他身邊的同志相處甚好,經常說古談今,啟發他們讀書明理,做一個有知識、有頭腦、敢於堅持真理的革命戰士。他胸懷寬闊,善於關心人、體貼人、諒解人。有時廚師做的飯菜不對口味,他吃不下或者吃得很少時,總是親自或讓服務員轉告廚師說,不是菜燒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多吃不了,或者說胃口不好。每到一地,他都要親自到廚房感謝廚師。



  儘管這一時期的生活單調枯燥,但葉劍英很善於自我調劑。除了讀書、看報、背詩外,經
常在院子裏散步,與工作人員打打乒乓球,自得其樂。心有所感時,則吟詩填詞以明志。他曾改寫唐代大詩人柳宗元的《江雪》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高樓出世翁,獨賞湘潭雪。” 1970年端午節,葉劍英遙望汩羅江,憑弔屈原,心緒起伏,賦詩一首:



 澤畔行吟放屈原,

  為伊太息有嬋娟。

  行廉志潔泥無滓,

  一讀騷經一肅然。

  這無疑是葉劍英在逆境中的生活及心態之真實寫照。



 197076日,葉劍英接到中央通知,由長沙乘機返回北京。從此,結束了長達300天的流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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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鄧小平之間看葉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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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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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毛澤東、鄧小平之間看葉帥
袁小倫(廣東)
1969年12月,因“戰備疏散”到了湖南的葉劍英,向前來探望的王震瞭解因同樣原因到了江西的鄧小平的生活狀況,並說:“中國可以沒有我葉劍英,不可以沒有小平同志。”20世紀70年代末,面對“非毛化”浪潮,葉劍英多次說:“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今天可能還在黑暗裏徘徊,還在上海的租界裏開會。”這些都是葉劍英發自肺腑的真心話。中國不能沒有毛澤東,也不能沒有鄧小平,正如一首歌頌中國共產党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和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的很有名的歌曲《走進新時代》中所唱的那樣:“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
然而,真的“中國可以沒有葉劍英”嗎?沒有葉劍英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沒有葉劍英的毛澤東、鄧小平會是什麼樣子?相信讀者在瞭解了晚年葉劍英之後自然就會明白,中國同樣不可以沒有葉劍英。

  一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說:“葉劍英,父親解放前與他共事並不算多,但在解放後,特別‘文化大革命’以後,兩人可真是肝膽相照,共解國難。”

   “文化大革命”中期,鄧小平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死而復生”即通常所說的“二落二起”,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毛澤東對鄧小平採取了與劉少奇不同的處理辦法。 1968年10月31日,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會上,毛澤東還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我這個人的思想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

  葉劍英對毛澤東的用意是明白的。他意識到,把劉、鄧拆開來,話只是一句,但含義很深。葉劍英也明白,毛澤東樹立林彪為接班人,公開場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趨緊隨其後,但在私下裏,毛澤東卻從未與林彪“親密無間”;明知道林彪不容鄧小平,而毛澤東卻偏偏保留鄧小平。把劉、鄧拆開,難道僅僅因為鄧的“問題”沒有劉的大?看來也許在那個時候,在林彪最“紅”的時候,毛澤東就想到或者已經在準備著些什麼。

  葉劍英儘管在總體上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儘管努力跟上毛澤東的步伐, 卻仍然因為對林彪、江青極左勢力的抵制引起毛澤東的不滿。1967年1月,葉劍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了關於穩定軍隊的專題發言。會後,他拿著全國軍分區 以上軍事單位受到衝擊的統計表,當面斥責江青,指出:“內憂必然引起外患”、“穩定軍隊是党和國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軍委碰頭會上,義正詞嚴地拍案斥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打倒老幹部和反黨亂軍的罪行,憤怒之下,以致右手第五掌骨遠端骨折。2月14日,他又在政治局碰頭會上憤怒地質問康生、陳 伯達、張春橋等人:“你們把黨、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你們到底想幹什麼?”結果,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 流”的“黑幹將”,遭受圍攻批鬥和打擊迫害。雖然葉劍英在1969年4月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是實際依然處於“靠邊站”的狀態。

  1970年7月上旬,葉劍英結束長達300天的“戰備疏散”生活,從長沙飛回北京,8月下旬上廬山出席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會上,林彪、陳伯達等人搞突然襲擊,拋出所謂“稱天才”的材料,堅持設國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搶班奪權。毛澤東決定先拿陳伯達開刀。葉劍英在毛澤東處領命後,以周恩來特別顧問的身份,率領工作組到福建、廣東等地調查陳伯達的歷史問題,為批陳整風做出了特殊的貢獻。1971年9月13日,感到末日即將來臨、如驚弓之鳥般的林彪一夥駕機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隨後,葉劍英重新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

  葉劍英受命於危難之際,深感責任重大。在考慮如何加強中央軍委的領導、整頓軍隊、肅清林彪的流毒和影響、提高部隊的戰鬥力的時候,他想到了已經被“打倒”六七年、此刻還遠在江西的鄧小平。據當時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李德生回憶:“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葉帥重新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當時,軍隊建設受到嚴重破壞,亟待整頓,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這些工作時,又必須同江青反革命集團作鬥爭。‘投鼠忌器’, 鬥爭形勢複雜艱巨。我是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和總政治部主任,負責承辦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具體事宜,這時我同葉帥有了密切接觸……葉帥曾向我談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黨中央、毛主席提議,儘快讓小平同志出來擔任党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並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經多次對我說,老幹部是党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治政治軍離不開他們。”葉劍英不顧打倒鄧小平的文章、口號依然充斥報紙和街頭的情況,多次向毛澤東建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給毛澤東精神上的打擊是沉重的。他開始進行審視和反思,並在一些場合進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為一些人恢復名譽和工作。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人員時,當著葉劍英的面對大家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 (鋒)、戚(本禹)。”“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 葉劍英談話時又表示:現已證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

  中央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通知是逐級傳達的。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鄧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樣很遲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鄧小平在聽中央文件傳達後的第三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鄧小平在第四次聽了關於林彪集團罪行的中央文件傳達後,再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澤東看了鄧小平的信並寫下如下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和《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戰功。除此以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于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澤東已經在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了。

  1973年,形勢依然錯綜複雜。毛澤東一方面繼續堅持“左”的路線,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來和葉劍英的工作。毛澤東對於周恩來,既不太滿意,又離不開他,因為他覺得周恩來的一些想法與他相距甚遠,但整個黨政軍和全國大局全靠周恩來支撐著。偏偏這個時候,周恩來得了不治之症。運動要搞,國家的日常工作也總得有人來維繫,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 做出了讓鄧小平儘快複出的決定。

  1973年2月,鄧小平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葉劍英特別高興,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介紹軍隊的情況,征求他對軍委擴大會議籌備工作的意見。隨後,周恩來抱病連續幾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問題。3月10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党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1973年8月,黨的十大召開。與九大相比,十大的組織路線沒有多大變化,更多的追隨中央文革的投機人物和造反派進入中央委員會。讓人慶倖的是,一些被打倒的老幹部被選進中央委員會,其中就有鄧小平。在隨後召開的十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繼續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被選為副主席。會後,葉劍英向毛澤東提議,讓鄧小平在軍內兼職,並參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澤東表示可以考慮。12月,鄧小平參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工作。從以下一段毛澤東的談話中可見葉劍英在非常時期的特殊作用和地位: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 治局會議,說:“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追認。”散會後,除毛澤東以外的政治局成員轉到人民大會堂,周恩來主持繼續開會,落實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會議一致同意鄧小平列席政治局會議和參加政治局工作,作為政治局委員將來提到十屆二中全會追認,並補為軍委委員,參加軍委和軍委辦公會議的工作。

  四屆人大召開前後,江青集團先是謀求組閣大權,後又企圖插手軍隊的人事安排。1974年秋, 毛澤東已將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給王洪文主持。鑒於周恩來的病情越來越重,國務院也急需有人接替周恩來主持日常工作。10月4日,在武漢的毛澤東讓秘書給王洪文打電話,並讓王洪文轉告周恩來: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這是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一項重要決定。10月20日,毛澤東通過陪同外賓前來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向中央轉達他的建議:“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的意見,我贊成他的意見辦。”11月6日,毛澤東見到陪同外賓來長沙的李先念,當李先念講到“小平同志問題解決了,沒有問題了,一致擁護毛主席的指示”時,毛澤東說:“我擁護葉劍英同志的意見。”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澤東圈閱的一號檔,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與鄧小平談話中還說:“你當總參謀長是葉帥提議的,我贊成的。”

  1975年驚心動魄的整頓,被今天的史學家稱為“歷史轉折的前奏”,是黨內健康力量同佔據重要位置的江青集團展開特殊鬥爭的一年。在周恩來病重住院的情況下,鄧小平和葉劍英,一個主政,一個主軍,密切配合,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貢獻。

   葉劍英繼續大力抓軍隊的整頓。1月26日,他寫信給毛澤東,鑒於1971年成立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有所變化,為了加強對軍隊和戰備工作的具體領導,建議以西沙戰後成立的軍委六人小組為基礎,擴大組成軍委常委會,並對軍委組成人員提出了具體意見。葉劍英的信得到毛澤東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檔, 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有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等11人為常務委員的中央軍委常務委員會。這次軍委領導成員的變動,對於軍委和全國局勢的穩定具有重要作用。

  軍隊的整頓對1975年全面整頓來說至為關鍵。自從2月毛澤東同意葉劍英的建議,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恢復軍委常委會,使得一些將帥重新走上最高軍事領導崗位以後,葉劍英就在他主持的軍委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把醞釀已久的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的籌備工作提上議事日程。經毛澤東同意,軍委擴大會議於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常委, 軍委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軍事科學院和軍委直屬軍事院校的負責人共70多人。會議由葉劍英主持,集中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壓縮 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和安排超編幹部的報告》。7月14日,鄧小平在會上就軍隊整頓和“消腫”問題,做了重要講話。15日,葉劍英做了會議總結講話。

   葉劍英的總結講話,首先分析了美蘇爭霸的國際形勢,重申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強調整頓軍隊、加強戰備的重要性。然後重點講了部隊精簡整編和安排超編幹部問題。葉劍英最後談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問題。他在發言中,還揭露了江青插手軍隊、妄圖搞亂軍隊的惡劣行徑。他提醒大家:你們要注意,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以後沒有軍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這麼做!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

   軍委擴大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於7月25日發出通知,將鄧小平和葉劍英在會上的講話轉發全黨學習。葉劍英抓緊時機,趁熱打鐵,對軍隊各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組織調整。經黨中央、毛澤東批准,組成了以葉劍英、聶榮臻、粟裕、陳錫聯等為成員的領導小組,從8月至年底,對軍隊25個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逐個地進行調整配備。他直接瞭解各單位領導班子主要成員的情況,特別注重瞭解他們在同林彪集團鬥爭中的表現和對“四人幫”的態度。政治上不強的幹部,堅決不予重用。對於一些犯了錯誤而又能改正的人,本著党的幹部政策也予適當地安排工作。在調整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同時,葉劍英還著手對駐北京市及其附近戰略要地的部隊進行整頓和調動。總之,通過1975年軍隊整頓,調整配備了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使槍桿子牢牢地掌握在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人手裏,在決定民族、國家和黨的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無法插手軍隊,最終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頓,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做好了物質和精神準備, 這就是歷史做出的結論。

  1975年,善於抓住機遇的鄧小平將毛澤東的幾次講話精神歸納為“三項指示為綱”,並以此為旗號,將全面整頓 引向高潮,使全國各項工作出現了轉機。直到1975年9月,毛澤東對鄧小平進行的全面整頓,還是持支持的態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鄧小平作為周恩來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後主政的人選之一。9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勞動党第一書記黎筍時說,現在天下最窮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我們有8億人口。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一年開過四次刀,危險。康生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我82歲了,我也有病。毛澤東用手指著陪同會見的鄧小平說,只有他算一個壯丁。

  不幸的是,形勢在很短時間裏陡然逆轉,而逆轉的直接緣由是兩件引起毛澤東重視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彙報遼寧省的情況時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 極‘左’還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擔心中央,怕出反複。”毛遠新的話刺激了毛澤東,因為他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而反對的人不少,所以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原則問題。第二 件事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給毛澤東寫信。劉冰等人的兩封信分別寫於8月和10月,都是由鄧小平轉交的。毛澤東看第一封信後沒表示什麼;看了第二封信 後感到很不滿。他認為劉冰等的意見代表了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甚至要算賬的一批人的態度。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對李先念等人說:“他們信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11月2日,毛澤東把這兩件事聯繫起來,對毛遠新說:“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顯然,毛澤東不能 容忍任何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發生。不過,毛澤東這時對鄧小平的批評還不是要打倒他,而是為了統一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他要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做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但是,毛澤東沒有想到,鄧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為由,委婉地拒絕了這個要求。毛澤東十分失望。在毛澤東的默許下,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對鄧小平進行了錯誤的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黨內兩種勢力鬥爭的焦點是由誰來為周恩來致悼詞。儘管鄧小平已經在挨批判,但在名義上他還主持中央工作,按常理按常規,都應該讓鄧小平為周恩來致悼詞。但是,江青集團十分害怕鄧小平亮相,與廣大人民群眾見面。江青主張由王洪文或張春橋來致悼詞。張春橋自知不夠格,王洪文又太嫩,大家不服氣。於是,張春橋提出讓葉劍英來致悼詞,說: “現在全國都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致悼詞不合適,還是請葉帥來吧!”葉劍英看透了江青集團的陰謀,他們是想通過這次悼念活動,達到削弱鄧小平政治 地位的企圖,因此,葉劍英堅決地說:“鄧小平是堂堂正正的黨中央副主席,又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代替總理主持工作,又有國際威望,理應由他來致悼詞。”葉劍英極力主張由鄧小平來致悼詞,在關鍵時刻支持了鄧小平。1月15日,鄧小平在周恩來追悼會上致悼詞,這是他再次被“打倒”前在電視螢幕上的最後一次露面。此後,一場更大規模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了。

  與此同時,國內外輿論密切關注著由誰來接替中國總理的職務。本來,早已主持國務院工作並排名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理應是最適當的人選,但當時的情況已沒有這個可能了。如果按副總理的排序,下一個是張春橋。江青集團也渴望張春橋能取得這個職位。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關鍵問題。作為最終決策者的毛澤東也在鄭重地考慮這件事。在險象環生的關鍵時刻,重病中的毛澤東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也正如葉劍英所分析的,“有些事情主席不會全交給他們”,毛澤東最終沒有把總理的職位交給江青集團。1月21日,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關於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彙報時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吧,他自以為是政治水準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一、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 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二、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黨通報共和國元帥生病,這是破天荒第一次,來得非常突然。不過,葉劍英早有思想準備,拒絕醫生要他去外地休養的建議,繼續留在北京。他早已將個人的榮辱、職位的升降置之度外,他擔心的只是國家和軍隊的命運。2月16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下達檔,批轉中央軍委2月6日關於停止執行1975年7月葉劍英、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和講話。3月底,中央政治局召開繼續批鄧的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上沒有發言,也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會議臨結束時,他說:“我已經老了,聽力不太好。你們說的一句也聽不清。”4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恩來、反對江青集團自發的群眾性運動遭到鎮壓,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7月,唐山大地震導致死24萬、傷無數的特大災難。8月18日,毛澤東圈閱了一生中最後一份檔《關於唐山豐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9月8日下午,毛澤東一生最後一次看檔。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前往看望處於彌留狀態的毛澤東。毛澤東還沒有完全喪失神志,報告來人姓名時他還明白。當葉劍英走近床前時,毛澤東忽然睜大眼睛,並動了動手臂,仿佛想說話。只顧傷心、淚眼模糊的葉劍英一時沒有覺察,緩步走向房門。這時,毛澤東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葉回來。當葉劍英回到床前時,毛澤東用一隻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著他,嘴唇微微張合,似乎有話要說,但已經說不出話來了。9月9日淩晨,毛澤東去世。毛澤東臨終召喚葉劍英,到底想說什麼話?儘管人們可以有多種猜測,但無論如何,都可以證明葉劍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毛澤東握別葉劍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以後的歷史表明,一個從毛澤東時代向鄧小平時代的過渡時期開始了,而葉劍英在這個過渡中依然扮演著歷史的主角。

  關於1976年秋天那段驚心動魄的中國高層兵不血刃的政治歷史,尤其是華國鋒、葉劍英等粉碎江青集團的傳奇故事,已有眾多的文字記載,而且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越來越凸現葉劍英作為這段歷史的主角的決定性作用。葉劍英、華國鋒、汪東興最後商定以“智取”的方式處置江青集團,具體方案是,以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為題召開中央常委會,吸收姚文元參加,會上即對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三人採取行動,江青另行處置。行動時間定於10 月6日。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為了提高警惕,避開王洪文的監視,行動之前,葉劍英隨時變換住處,讓“四人幫”摸不著他的行蹤。同時,他還對軍隊作了相應的部署。

  10月6日,這一天到來了。會議定在晚8時開,葉劍英和華國鋒二人提前一小時到達懷仁堂,做具體部署工作的汪東興已帶著警衛人員在大廳守候。

  此後,僅僅在一個小時之內, 從1966年5月起,橫行了整整10年之久的江青集團,就被葉劍英和華國鋒、汪東興等人不費一槍一彈,乾淨俐落地徹底解決了。

   很快,在京政治局委員接到上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寓所開會的通知。葉劍英請華國鋒到自己的臥室休息。兩人一邊吃著臨時準備的簡單夜餐,一邊商議著即將在會議上討論的包括提出主席人選在內的重要議程。葉劍英說,主席生前已經有交代,你應當擔此重任。華國鋒謙虛地說,我提議,還是由葉帥主持中央工作。葉劍英堅定地說,你是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我們提交會議討論決定吧。晚上10時,葉劍英、華國鋒手挽著手,面帶笑容地與到會的政治局成員見面。華國鋒主持會議, 葉劍英報告粉碎“四人幫”的經過。會議直到第二天早上5時才結束。會場一片沸騰,葉劍英的報告不時被一陣陣的掌聲所打斷。會議決定,為通報粉碎“四人幫” 一事,從10月7日起全國範圍內由上而下地召開“打招呼”會議。

  葉劍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粉碎江青集團的消息通報給已經被打倒半年的親 密戰友鄧小平。從毛澤東病重、去世到江青集團被粉碎前夕這一特殊時段中,鄧小平的憂心而無助的主客觀境況如他的女兒毛毛所回憶的那樣:“我們在寬街的這一 家人,由於基本上處於半封閉狀態,消息相當閉塞。在中央進行粉碎‘四人幫’的籌畫和行動時,我們的心中還在為‘四人幫’越加明顯的奪權企圖而憂心忡忡。如 果‘四人幫’真的攫取了政權,那將是中國歷史上的彌天大禍。到那個時候,父親和我們這一家人的命運自不必說,整個中國將不知道會有多少人頭落地。父親挨 ‘批判’時,我們沒有這樣擔憂過。‘天安門事件’後父親被再次打倒,我們也沒有這樣擔憂過。而在毛澤東逝世後,眼見得局勢陷入新的危難,我們心中的憂慮便 隨著時間的推移,日復一日不斷增加。父親更加沉默。從不語之中,看得出他那蘊藏在心中的萬千思慮。毛澤東去世了,政治格局出現了巨大的裂口,鬥爭只會愈演愈烈。禍兮福兮,心中全然無數。面對黨和國家可能面臨的最壞的局勢,作為一個被‘打倒’的人,父親沒有行動自由,完全無能為力。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靜等事態的發展。”毛毛還回憶鄧小平獲悉“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的一個細節:“父親十分地激動,他手中拿著的煙頭輕微地顫動著。”10月10日,父親“致信汪東 興並轉華國鋒和中央,表示堅決擁護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果敢行動。信的最後,父親用他從來沒有使用過的詞語寫道:‘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他還對前來看望的李先念、陳錫聯和吳德說:“我可以過一個安寧的晚年了。”12月 初,鄧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住進三○一醫院,接受精心治療。

  葉劍英想的不只是讓鄧小平安度晚年,他急切盼望鄧小平東山再起,治國安邦。在粉碎江青集團後的較長時間裏,中央領導都在西山集體辦公。1977年2月初,鄧小平康復出院後搬到西山住下。毛毛回憶:“出院後,在葉帥的親自安排下,父親住進京郊西山軍委一個住處的二十五號樓。這個樓,原來是王洪文住過的。……是在山的最上面,從車道轉下去,就是葉帥住的十五號樓。有一天晚上,我們全家正在吃飯,葉帥的小兒子頭頭來了。他悄悄地告訴我們,他是奉命來接我們家的‘老爺子’,去見他們家的‘老爺子’。父親聽後立即起身。”“頭頭的車子停在大門外面,父親上車,是坐在汽車的後座上,我和頭頭坐在前面。頭頭開著車,神不知鬼不覺地把父親接到了葉帥住的十五號樓。父親下車,快步走進大門。剛一進門,遠遠地就看見葉帥由人攙扶著,從裏屋走出來。葉帥是專程出來迎接鄧小平的。父親高聲喊道:‘老兄!’趕緊趨步向前。父親和葉帥兩人走到一起,熱烈而緊緊地握著手,長時間不放。然後,他們互相攙扶著,走進裏屋。門緊緊地關著,他們談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葉劍英和鄧小平閉門長談到底談了些什麼東西,已是一個永遠也無法解開的謎。然而,無論如何,都可以說明葉劍英在這個歷史過渡階段的特殊地位。葉劍英握迎鄧小平,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

  粉碎江青集團,葉劍英又一次在關鍵的時刻為黨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高度誇獎。陳雲說劍英同志是真正的共產黨員。徐向前連聲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聶榮臻激動地說“中國得救了!”此時,葉劍英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



  作為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過渡到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 代領導集體的關鍵人物,葉劍英高瞻遠矚,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藝術,十分妥善地處理了評價毛澤東的問題、自己與華國鋒的關係問題並最終實現鄧小平的複出。 這裏僅僅簡單敍述葉在鄧小平複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關鍵作用。

  粉碎江青集團後,葉劍英第一個向黨中央提出請鄧小平出來工作。 1976年10月8日,在華國鋒召開的中央打招呼會議上,葉劍英向華國鋒說:“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國的豐富經驗,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總理曾多次讚揚過他。黨內軍內多數同志和全國人民都強烈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們應該儘快請他出來。”儘管這一提議遭到華國鋒拒絕,儘管華國鋒依舊堅持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葉劍英仍採取實際措施為鄧小平的複出做準備,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鄧小平住進西山。葉劍英對他的辦公室主任說:“凡是我看的檔,都要 送給小平同志,讓他看,熟悉情況。”

  不久,中央政治局開會,葉劍英第二次向華國鋒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針對有人提出“你們能保證鄧小平同志站出來以後絕對地支援我們嗎?你們能保證他出來以後和我們好好地團結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嗎?你們能相信他出來以後不會使全黨發生分裂嗎?”葉劍英首先說明鄧小平才能卓越和善於團結同志,然後用反問的形式說:“我建議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志總不會害怕吧?恢復工作參加了政治局總不會跟我們挑剔吧?”對此華國鋒保持沉默。1977年3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前,華國鋒將其在會議上的講話稿拿來徵求葉劍英的意見。葉劍英借此第三次向華國鋒提出讓鄧小平復出,他提出兩點意見: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對鄧小平同志的評價,應把提法改變一下,為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創造有利條件。講話稿起草人把葉劍英的意見寫上去,但華國鋒仍沒有接受。會議期間,葉劍英找華國鋒談話,第四次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陳雲、王震、李先念也都發表了與葉劍英同一意思的意見。大勢所趨,華國鋒不能不開始讓步,他在總結講話中,一方面說: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亂的地步。另一方面又說: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備一定條件。

   究竟要具備什麼條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會議後,華國鋒向鄧小平提出:雖然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但要承認自己有錯誤,要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這些無理要求,當然被鄧小平堅決拒絕。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認為寧願不出來工作,也不能違背事實作出上述承認。

  4月 10日,鄧小平又向黨中央寫了第二封信。葉劍英和華國鋒商量了鄧小平的第二封信的問題,就“反擊右傾翻案風”、天安門事件的後臺和鄧小平的複出等問題進行了長談。葉劍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1975年的整頓,鄧和自己的觀點一致,這些整頓是完全正確的,而將其看成是“右傾翻案風”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葉劍英還以工作人員和子女抄錄的詩詞,特別是四五前夕自己親自到天安門廣場觀察的事實,說明天安門事件是懷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革命群眾運動。而鄧小平當時受軟禁,根本不可能成為總後台。如果硬說有後臺的話,那我也算一個。葉劍英同意由黨中央轉發鄧小平的信,華國鋒也接受了。兩人還向鄧小平提出對信的修改意見。

  4月14日,鄧小平再次致信華國鋒、葉劍英,說明根據他們的意見修改10日寫的這封信的情況。一個月後,5月14日,鄧小平到葉劍英家祝賀葉劍英80壽辰,並讚揚葉劍英為黨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貢獻。

  5月3日,中共中央將鄧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兩封信轉發至縣團級。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鄧小平終於第三次複出。

   葉劍英和鄧小平又在一起並肩戰鬥了。到了1978年下半年,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已成為歷史發展的一種迫切要求。粉碎江青集團快兩年了,在恢復遭受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方面雖有所好轉,但仍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左”的思想仍然在政治上、經濟工作中起著指導作用,尤其是在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和一些 “左”的政策還在發展。面對粉碎“四人幫”後出現的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和中國的發展前途問題,鄧小平和葉劍英都堅定地認為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排除現代教條主義的束縛,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提出符合中國實際情況、有自己特色的新的發展道路,向著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前進。這就迫切需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消除對黨和人民事業極其有害的“左”的指導思想,制定正確的思想路線、 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方針政策,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經過鄧小平和葉劍英磋商,向華國鋒提出的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並在此基礎上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建議,得到華國鋒的同意。

  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葉劍英在閉幕會上做了重要講話。他著重強調要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首先,要有好的領導班子,特別是中央要有好的領導班子。他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條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講話與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精神一致,實際上成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指導思想。

  關於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作用,於光遠在1998年很有感觸地回顧說:“中央工作會議的成功,葉劍英功不可沒。他提出‘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他對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會上提出要培養接班人的建議,與會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關於民主與法制的許多精闢論斷,即使今天也很有價值。”於光遠還指出:“在紀念三中全會二十周年的時候,作為一個歷史的見證人和科學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把歷史的真實寫出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這重要的一頁上應寫下‘葉劍英功不可沒’這幾個字。”

  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2月18日至22日舉行。葉劍英同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人一起主持了這次全會。全會 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做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在中央領導機構的人事安排上也做了重要變動;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面地恢復和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時華國鋒雖仍擔任黨中央主席,但就體現黨的正確指導思想和決定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方針政策來說,鄧小平實際上已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1980年底,葉劍英於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在堅決推辭華國鋒提議他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並再次向黨中央提出離休的同時,又一次高度評價了鄧小平:“小平同志在歷史上對黨做出過傑出的貢獻。粉碎‘四人幫 ’以後,在每一個重要關頭,他都敏銳、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確的決策和主張。在我看來,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他當全黨的‘軍師’和全軍的統帥,是當之無愧的。”

  王恩茂是這樣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看葉劍英的特殊功勳的:葉帥“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起了主要作用。我們取得粉碎‘四 人幫’鬥爭的勝利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但是葉帥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實上,葉帥是粉碎‘四人幫’的主要領導,是粉碎‘四人幫’的總指揮”。“粉碎‘四人幫 ’,結束了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們黨,挽救了我們國家,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又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捩點”。“在粉碎‘四人幫’後,他大力支持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出來領導,成為党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粉碎‘四人幫’後,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為黨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是由各種因素形成的,但是葉帥起了主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幫’後,全黨、全國的形勢,葉帥的歷史功績、地位、身份、威望、影響、作用等等,都是大大不同於一般,他對小平同志的支持是舉足輕重的,他有馬克思主義的遠大戰略眼光,胸懷大略,特別顧全大局,他從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支持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實現從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到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過渡,開創了全國改革開放 和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新局面。正因為有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才又逐步形成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完成了以 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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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元帥與崔可夫元帥15年後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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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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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1957年11月中旬,應蘇聯國防部的邀請,由彭德懷任團長、葉劍英任副團長的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來到烏克蘭首府基輔進行訪問。當時我作為譯員也隨團來到基輔。

   當代表團搭乘的圖-104客機在基輔機場徐徐降落時,葉帥透過機上的舷窗焦急地向外張望。飛機在候機室前停穩。葉帥走出機艙,一眼望到一位身著蘇聯元帥 服、胸前佩滿勳章的人,手持一束鮮花健步向舷梯走來。此時,葉帥一面興奮地自言自語說“就是他”,一面精神抖擻地快步走下舷梯,與獻花的蘇聯元帥熱情地擁 抱在一起。

  這位蘇聯元帥就是此次出面接待我們的烏克蘭軍區司令員崔可夫。崔可夫在蘇聯是家喻戶曉的英雄。他曾率領64集團軍死守斯大 林格勒,大敗德軍精銳部隊保盧斯兵團,一舉揚名天下。爾後,他從斯大林格勒開始轉入戰略反攻,一鼓作氣,一直打到柏林,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他指揮的部隊戰 功卓著,曾受到史達林的17次通令嘉獎。他本人也兩次榮獲蘇聯英雄稱號,軍銜從1942年的少將連年晉升到元帥。

  崔可夫曾是葉劍英元帥的親密戰友。1940年12月至1942年3月,崔可夫曾在蘇聯駐華使館武官處任少將武官。那時使館設在陪都重慶。當時,葉劍英是中共第18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經常和崔可夫打交道。兩人來往關係密切。

  如今兩位親密戰友闊別15年後再次重逢了。這15年,他們各自都走過艱苦卓絕的歷程,當年風華正茂,現已兩鬢飛霜。兩人擁抱在一起,百感交集。

  崔可夫元帥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所以對中國代表團的來訪表現出極大熱情。不僅如此,在我們下榻的賓館裏,崔可夫元帥還主動給我們講述了他與中國革命及中國領導人之間的不解之緣。

   1926年,崔可夫作為外交信使首次來中國。他告訴我們:“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在中國境內作了多次旅行。我有機會到過北京、天津地區,去過四川省,走遍 了幾乎整個華北和華南,學會了一口相當流利的漢語。”為了證明他直到現在還能說漢語,並且掌握了四川方言,他用四川口音說了一句“啥子是四川的外向的錘子 喲”,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崔可夫第二次來中國是在1927年。當時他在國民革命軍葉挺部隊中擔任軍事顧問,與當時任獨立團團長的葉挺結下了很深的友誼。後來,因蔣介石搞“四一二”大屠殺,叛變革命,援華顧問紛紛回國,崔可夫也同時撤離。

  崔可夫第三次來中國是在1929年,作為蘇聯遠東軍司令部全權代表,到中國東北滿洲里,同東北軍張學良進行談判。

  崔可夫第四次來中國是1940年12月至1942年3月,任駐華武官和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就是在此時,崔可夫認識了葉帥,並與葉帥結下深厚的友誼。

   崔可夫元帥說赴任前,史達林親自召見了他。史達林對他說:“您在20年代去過中國……當時是一種情況而現在是40年代,今天又是一種情況。那時,國民黨 以孫逸仙博士為首。他是一個心靈純潔、道德高尚的人。他無限忠於本國人民的利益。而現在,是以蔣介石為首,雖是處於國共兩黨合作時期,處理問題需加倍小 心……

  說到這裏,崔可夫停頓片刻,望了一眼葉帥,滿含深情地說:“是啊!那一階段工作不容易,我們就是在那種艱苦複雜的條件下,互相幫助,互相支持而建立起這永恆友誼的。”

  葉帥聽到這番話後,很感動,於是即興吟七言絕句一首:

  別夢依稀十五年,撥雲破霧見晴天。第聶河畔會故友,談古論今話當年。

   葉帥讓我把這首詩翻譯給崔可夫元帥,但他擔心我翻譯時不能把他詩句中內涵的寓意表達出來,特意告訴我,一定要把那個“霧”字翻好。他說:“這可是一語三 關哪!”這“霧”字一是說明葉帥和崔可夫元帥是在霧都重慶相識,這是以“霧”來寓意地點;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東方巨人從此站立起來,“霧”的第二 層意思就是象徵中國人民的勝利,反映中國的政治氣候是“破霧見晴天”;第三層意思是說明國際政治氣候的,這次各國共產黨在莫斯科聚會,解決了由於反對斯大 林個人迷信,給國際共運帶來的衝擊和混亂,大家統一了思想,國際共運呈現出一派祥和明朗的氣氛。

  我聽後受益匪淺,便向崔可夫元帥邊翻邊解釋葉帥詩中的深刻含意。特別是這個“霧”字,我說得更為仔細。崔可夫元帥聽罷,表示十分欽佩葉帥的才華,並稱讚漢語表現力強,簡直是妙趣橫生。

  第二天,我們在崔可夫元帥的陪同下,走上第聶河畔一座無名山峰,拜謁峰頂上屹立的無名英雄紀念碑。碑前有一個巨大的鑄鐵花圈,花圈的中心是永不熄滅的長明火,象徵著無名英雄永垂不朽。

  這天風和日麗,陽光燦爛,有好幾對新婚夫婦在父母和親友的陪同下,手捧一束束鮮花來到紀念碑前,虔誠地向烈士獻上他們的一份心意,感謝烈士為他們今天的幸福生活獻出了生命。這場景十分感人。

   崔可夫元帥告訴我們,為了教育青年永遠牢記勝利來之不易,永遠不忘記那些英靈,蘇聯政府鼓勵年輕夫婦在新婚盛典之際到碑前奉獻花束,表達心意。多少年 來,這已形成風俗習慣。葉帥倍加稱讚用這種方式來教育下一代。當時,葉帥走上前去對其中的一對新婚夫婦說:“你們好啊,年輕人!我代表中國人民祝你們幸福 快樂!生活裏永遠有春天!”

  說完葉帥還同他們親切握手。崔可夫元帥走上前對那對年輕夫婦講:“他是葉劍英元帥,我們尊敬的中國客人,不遠萬里來到基輔。你們真幸運啊!”那對年輕夫婦萬萬沒有想到,在這裏巧遇中國元帥,並同他們握手,祝他們幸福,所以他們頻頻點頭致謝。這是一段美妙的訪問小插曲。

  臨別時,崔可夫元帥贈送葉帥一柄精製的佩劍和特製的馬卡洛夫卡手槍作為紀念。在劍柄和槍柄上鑲嵌著有崔可夫簽名手跡的不銹鋼板,上面刻著“贈給老朋友葉劍英元帥留念,崔可夫敬贈”。

  3天后,我們告別了崔可夫元帥,告別了美麗的基輔城,開始了新的航程。代表團離開蘇聯之後,由於各種原因,兩位元帥再也沒有見面,一直到他們各自離開人世。但是他們之間親密的友情將隨同中俄兩國人民的友誼一樣萬古長存。

來源:《中國國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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