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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帥﹝一﹞‧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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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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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王
songji713
安津

1886年12月1日生,字玉階。四川儀隴人。1909年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 命。1913年後在滇軍任營長、副團長、團長、旅長。曾參加護國、護法戰爭。1922年赴德國留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到蘇聯學習軍事,次年 回國。1927年在南昌創辦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參加領導八一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第九軍副軍長。1928年參與領導湘南起義,建立工農民主政權, 同年4月,率起義軍上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後改稱紅軍)第四軍。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長。1930年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軍團長,第一方面 軍總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毛澤東一起指揮紅軍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1933年春和周恩來一起指揮紅軍 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黨中央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嚴正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堅決擁護和支 援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在長征途中,對張國燾的分裂紅軍和叛黨活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八路軍總指揮(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任總司令)。轉戰晉察冀魯豫等省,建立和擴大抗日根據地。1940年冬,提出“南泥灣政策”,對發展大生產運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對陜甘寧邊區的封鎖,作出了重大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協助毛澤東組織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隨後又和毛澤東一起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指揮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為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奪取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11月至1955年5月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是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八屆中央副主席,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1959年4月起任第二、三、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第一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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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康克清:如何从童养媳当上女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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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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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塘湾里弯又弯,穷人苦楚说不完;

朱毛领导闹革命,桂秀当了“花木兰”。

这是1928年康克清当红军时流传的一首歌谣,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位于赣江河边,有一片片绿草地,有一垄垄稻田,有一座座连绵青山,山水相映,风光绮丽。在旧社会,田地山岗被地主老财占有,农民脚打鼓一世苦,三荒五月饥难忍,十冬腊月寒难熬,穷人站在田地山岗仰头长叹!

诞生在一条小船上

1911 年9月7日,一个秋凉星稀的夜晚,停泊在河湾里的一条小渔船上,一声呱呱的婴啼声,划破了夜澜的寂静,小船上增添了一条小生命,小船主人康年苟乐开了怀, 虽然添的是千金,也给小船注入了生机。女婴满月后,康年苟心想该给婴儿取个乳名。他怀抱婴儿坐在船头上,望着滔滔奔流的赣江,想到时下正是桂花飘香的时 节,给女婴取了个乳名“桂秀”。

康 桂秀的父亲康年苟忠厚老实,是个劳而又苦的农民,母亲黄年姑是苦瓜藤上结的瓜,为人善良。旧社会康年苟家穷得响叮当,租种地主几亩地,每年放下禾镰交了地 租就糊不住口,过的是“糠菜代粮米穿汤”的日子。为了生计,在亲友的热心帮助下,买了一条小渔船,从事捕鱼谋生,终年漂泊在赣江上,历尽沧海之苦。

旧 社会穷人头上三把刀,苛捐杂税租难交。就在康桂秀出生两个多月后,康年苟因交不起渔税被衙门抓去坐牢,在牢房里认识了本乡老港村难友肖庆仲。两人患难相 交,互诉衷肠。康年苟整日愁眉苦脸,诉说家里无米下锅。孩子生下才两个多月,孩子妈缺奶,孩子怎么活,这个世道孩子真可怜!听了康年苟的一席辛酸话,肖庆 仲十分同情,劝慰他道:“孩子没奶吃,与其饿死,不如送人做童养媳。我有个姑父叫罗奇圭,是大禾场村人。他为人忠厚老实,有个儿子,想带个童养媳。如你同 意,我可以牵线搭桥。”康年苟听后心想,这年头,把孩子送人也是个活命办法,踌躇了一会后回答:“这样的大事要跟孩子妈商量,我一个人不能做主。”

两个月后肖庆仲、康年苟先后出了牢房。肖庆仲心里装着为难友康年苟找亲家的善事,直奔大禾场村姑父罗奇圭家说合。在旧社会,穷人疼穷人,罗奇圭满口答应了这门亲事。罗奇圭俩夫妇勤劳节俭,心地善良,对于有困难的人总是乐于帮助,康年苟俩夫妇也就放得心过。

成为罗家的童养媳

这 年腊月,罗奇圭选了个良辰吉日,提着装有酒肉的篮子去康家抱孩子。那天寒风凛冽,黄年姑抱着孩子难舍难分,全身发抖,眼泪似水流。孩儿呱呱地叫,这叫声是 那么凄厉,左右邻居见了此情景十分怜悯。罗奇圭心里也十分难过,走上前去安慰了几句孩子的妈。孩子康桂秀过门到罗家后,养父母细心抚养,虽然家境也贫穷, 但总比康年苟家好一些。旧社会穷人难娶媳妇,罗奇圭带个童养媳,便可了却这个心事。但事与愿违,不久罗家的小儿患病夭折,康桂秀就成为罗家的养女,与罗家 父母相依为命。

罗 奇圭夫妇爱养女如命,养女是他俩心肝上的一块肉。夫妇俩像燕子衔食,有点什么好的总是让给养女吃。桂秀的童年虽然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但和千千万万的孩儿一 样享受到了母恩父爱的温暖。康桂秀从小就热爱劳动,三四岁时妈妈去菜地里种菜,她也跟着去。她细心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长到六七岁时 就会干菜地里的活了。十二三岁时学会了煮饭、炒菜、洗衣、做针线活、下水田干农活,十四五岁时长得又高又大,身体结实粗壮,成为家庭的劳动力了。有一年, 天旱地干,稻田里缺水,禾苗快枯黄了,养父又不在家,康桂秀在塘里装上水车,一个人车起水来,头顶烈日,脚踏车轮,劳累了一天,稻田里灌满了水。养父回家 看到禾苗得救了,乐滋滋地笑着说:“我的好闺女,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桂秀待人诚实,从不撒谎,做错了事就自己承认,不隐瞒不推脱。有一天她和几个姐 妹去野外放牛,一到野外只管自己采野菜,牛跑到人家的菜园里把菜吃掉了,别的女孩催她快把牛牵走离开此地,省得惹麻烦。桂秀说不能这样做,损害了人家的东 西我有错,挨打挨骂也应该!回到家里,桂秀把牛吃掉人家菜地里的菜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一听给她使了一个眼色,暗示她不要做声。桂秀对妈妈说:“这不行 呀!我家的牛吃掉了伯母家的菜,我不承认会冤枉别人的,只要承认错,赔个礼,给菜地浇上肥,伯母会原谅的。”桂秀这样谦逊认错,被牛吃掉菜的那位伯母不仅 没有生气责怪,反而还对人说,桂秀这孩子人品好。

养父罗奇圭爱好古戏,满腹戏文,得意的时候常给桂秀讲点《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军》等故事,桂秀依偎在养父的膝前听得入神入迷,说:“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做个花木兰。”养父罗奇圭哼了一声:“这样的世道过得太艰难了,有朝一日你能做花木兰就有出息。”

光 阴荏苒,岁月流逝。转眼间桂秀已是十五六岁的姑娘了。封建社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被当做不可逆忤的圣条。有一天,一位媒婆上门来说 亲。桂秀的父亲思想是开明的,他正好不在家,如在家那个媒婆就难以进门。那个媒婆油嘴滑舌,说得桂秀的娘神魂颠倒。桂秀从外回家看到媒婆的丑态,不由得心 中怒火升起,大步走到媒婆面前严厉指责:“你这个媒婆游手好闲,花言巧语骗人,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你不快点滚出去,我就到农会状告你。”吓得那位媒婆夹着 尾巴悄然逃遁。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同龄的姐妹对桂秀的胆识无不夸赞和敬佩!桂秀抗媒拒婚之时,正值罗塘湾里农民运动之火熊熊燃起,桂秀受到穷人翻身 闹革命的思想熏陶,出头之日来到了。

卷入农运风暴

大 革命时期,万安农运基础较好。1926年5月就开始兴起农民运动,县、区、乡成立了农协组织。当时,在南昌朱德创办的军官教导团当政治教官的曾天宇,是万 安县罗塘湾人,他奉朱德的派遣,于1927年3月回万安指导农民运动,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万安农运工作。罗塘湾是万安革命活动的中心,罗塘湾的农运 工作是全县的一面旗帜,桂秀的养父罗奇圭是罗塘湾的农运骨干。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康桂秀卷入了农民运动的风暴,参加了少先队和妇女协会,担任妇女会的干 部,后来当上了区妇女会的宣传委员,办训练班,组织宣传队,积极活跃地开展革命工作,宣传穷人要革命,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禁止虐待妇女、岐视童养媳,废除 封建买卖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发动妇女参加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她经常带领一伙姐妹在南坝洲上习武操练,发动妇女剪发,“剪了头发件件好,随时出外跑,省 得梳妆来打扮,前照又后照;省得金来省得银,我们是穷苦人”。这首“剪发歌”昂扬响亮,扣人心弦,桂秀带头剪发做出榜样。

在 南昌八一起义的影响下,1927年冬至1928年1月,曾天宇、张世熙、陈正人等领导万安农民武装暴动,先后四次攻打县城,取得了万安农民武装暴动的胜 利,成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此期间,康桂秀是武装暴动队的队员,她拿起了梭镖武器,参加了武装暴动斗争。熬硝、做火药、造松树炮,她都身先士 卒,吃苦耐劳。在攻打县城的战斗中,她英勇无畏,冲锋陷阵,受到攻城指挥部的表扬。

万 安农民武装暴动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立即调集大批反动武装前来镇压。一时间,万安上空乌云滚滚,一片白色恐怖。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十分关注万安 暴动的形势,指示万安农军分散力量,转入山区,保存实力,进行游击斗争。万安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罗塘湾的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

跟随陈毅上井冈山

1928 年秋,陈毅从井冈山来到万安县罗塘湾与万安党组织接上了头,了解万安暴动后的革命形势,鼓励万安同志坚定革命信念,继续坚持斗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陈毅 鼓励愿意上井冈山当红军的跟他上井冈山。革命青年争相报名。康桂秀早就盼望有这么一天,她自告奋勇报名要当红军。这时负责报名的同志说:“不行呀,不知道 上级要不要女的当红军。”桂秀理直气壮地说:“革命不分男女,女的也可以做革命工作,我能烧火煮饭,也能学会打枪打炮,古代有花木兰从军,我就不能当红 军?”坐在报名处一边的陈毅看到她身强体壮,又这样坚决迫切,笑了起来,点了一下头,算是应允了。养父罗奇圭也要求陈毅收下女儿。

9 月16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艳阳高照,康桂秀告别了父母和家乡亲人,和80个农民一起,浩浩荡荡,英姿飒飒,高唱“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处处来欢迎,官长 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之歌,跟随着陈毅上了井冈山。以上便是毛泽东选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提到的“万安八十个农民上井冈山”的来由。

从此,康桂秀开始了她漫漫的革命征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她在井冈山改名为康克清,1929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康 克清从一农家童养媳走上革命道路,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终于成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康克清是中国共产党第七至十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历任全国妇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五届主席,第六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第五、六、七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1992年4月22日12时04分在北京逝世。

在康克清诞辰100周年之际,笔者写下这些,以表缅怀之情。(《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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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在中共党史上的六大“最”回复:0 人气:1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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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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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学界对朱德的研究,与其他领袖人物相比显得薄弱。很多人对朱德不太了解,有人只知道“朱德的扁担”,知道他德高望重,或说他顾全大局,再多就说不清楚了——

  朱德研究是领袖群体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党史、军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笔者有个感觉,多年来,学界以及媒体对朱德的研究与宣传,同其他领 袖人物比较起来,显得有些弱,或者说不那么热。究其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朱德不很了解。因为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的历史作 用、历史功绩被有意无意地掩盖或淡化或抹杀了;在制造个人崇拜的“左”的年代,“左”的党史总要突出宣传一个人,而朱德个人的特点又是谦虚谨慎,从内心愿 意把一切归功于党和人民。所以,朱德给不大了解历史的人的印象往往是模糊的,有的人只知道“朱德的扁担”,知道他德高望重,或说他顾全大局,再多就说不清 楚了。笔者以为,只有从几个历史视角的比较中找到朱德的生平特色,才能廓清朱德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从而认识他的历史地位。朱德的生平特 色,可以用很多“最”来概括,本文列举其中的6个。这是从特定的视角和论题上比较出来的“最”,是可以从时间或内容上量化、界定和类比的。

  一、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经历最全面

  在1946年朱德60寿辰时,中共中央致他的祝词说:“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周恩来的祝词说:“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 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为什么朱德能得到如此高的历史评价?因为只有朱德经历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他既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经历 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不是一般的经历、参加,而是一直站在历史的潮头、斗争的前列。上个世纪初,他在中国最早的两所军校之一的云南陆军讲 武堂,秘密加入同盟会,投入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的云南“重九起义”中,他是攻打总督衙门的前驱队长。接着,他作为滇军重要将领参加了护国战 争、护法战争。他为寻找救国之路而远赴欧洲,回国后即投入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领导南昌起义,经历了10年土地革命战争全过程、8年抗日战争全 过程和4年解放战争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又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6个春秋。因此,朱德堪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 碑”。

 二、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最典型

  在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中,许多人(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都经历过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转变,而朱德在实现这个转变中更 具有典型意义。朱德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忠勇战士,但当他发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终成泡影时,他不惜抛弃高官厚禄(滇军旅长,军界名将,月薪两千大 洋)追求革命。他离开云南时像逃亡一样历尽危难艰辛。他远渡重洋,终于在德国见到张申府、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旧势力里已经是赫赫有 名的高级将领,而在共产党这里仅仅是个新兵,还要背着旧包袱甚至于一时不被理解信任,但他心甘情愿“投降无产阶级”,从头开始。他的转变比其他人的转变更 为艰难,更有标志性意义,更能说明:为什么旧的革命搞不下去了,为什么五四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先进的知识分子都集合在中共的大旗之下。

  三、他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惟一的全军总司令,在军队创建发展史上最有代表性

  在人民军队创建、发展的各个关键时刻、重要时期,朱德都不仅亲历,而且作为主要领导者。他参加领导了标志人民军队诞生的南昌起义并坚持到最后, 带领起义军余部发动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湘南暴动,首创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众武装三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他率湘南起义部队万余 人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他统领了红一军团的建立、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亲历了红一方面军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即组成红二方面军)的会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抗战后又亲率改编为八路军的3个师开赴华北前 线,开辟敌后战场。在党的领袖群体和军事将领中,只是朱德有这样全面的经历,因此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外媒体就称朱德是“红军之父”。

  朱德历任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首长,是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是人民军队历史上唯一的全军总司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第一任、第二任中革军委主席,直到1936年底毛泽东接任。以后,他也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四、在长征中走的路最多

  长征中走的路最多,说明朱德长征中经历的坎坷曲折、艰难危险最多。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比毛泽东、周恩来等多走了一年时间,多走了一万多里。他是 3次过草地,3次过夹金山等四五座雪山,特别是在隆冬时节,他率领几万饥寒交迫的大军翻越了比夹金山高得多、险得多的大雪山党岭山,在人类迁徙史上、战争 史上绝无仅有。朱德在长征的统帅部中年龄最大,但只有他没有要给每个高级领导人配备的担架,而只要了两匹马,一匹驮文件,一匹常常是随康克清在司令部队伍 后面收容伤病员。

  五、新中国成立后向中央写出的调研报告、建议最多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到各地视察,调查研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他视察的地区和部门最多。除了西藏、宁夏和尚未统一的台 湾,他走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调研后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情况、提出建议。写出的调查报告、建议最多,且十分宝贵。比如:1953年在人们只 关注搞工业化时提出要保护和发展手工业。1957年初他坐小飞机低空掠过海面登临海南岛,最早提出开发海南岛。在大跃进刮共产风的狂热中提出不能吃大锅 饭,要保留家庭和私有财产,要让农民致富,等等。他的许多建议,至今看来也是十分宝贵的。

  六、最早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的探索,表现在毛、刘、周、朱等的著作与讲话中,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概念的是朱德。1965年12月,朱德指出:“建设社 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 括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应 当让农民致富,群众生活越富越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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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 为何会生死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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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与卫立煌的赤诚交往


  
1938年8月,朱德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山西省垣曲。



  未曾见面 协同抗战

   1937年9月,日军大举进攻山西,阎锡山紧急吁请蒋介石派兵增援。10月2日,蒋介石命卫立煌率军驰援晋北,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进驻军事重镇忻 口,布阵抗敌。当时,中国军队在长达五六十里的忻口阵地先后投入99个团,统由卫立煌指挥,其中包括晋绥军、中央军、川军和八路军。卫立煌命令第二战区所 属八路军三个师“对增援之敌负责阻击,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10月7日,日本侵略军5万余人在50辆坦克、20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忻口阵地猛攻。卫立 煌日夜守在指挥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攻,即使付出惨重的牺牲,也始终与日军胶着在阵地上,使日军无法突破忻口防线。

  10月上旬,朱德 出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会议,参与研究部署忻口战役诸事。10月13日、14日,朱德先后致电贺龙和肖克、林彪和聂荣臻,命令断绝日军后方交通,从侧背面袭 击日军。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夜袭山西代县日军阳明堡飞机场,一举炸毁敌机24架,使敌机数日内无法对忻口正面作战的友军实施轰炸。八路军还将 雁门关南北交通要道全部切断,使日军补给发生很大困难。这时,卫立煌虽然与朱德未曾谋面,但是,朱德指挥的八路军在敌侧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 面战场的作战,给卫立煌以极大的支援,卫立煌非常高兴,认识到八路军是有力量的友军,最忠勇爱国的友军。

  一见如故 生死相交

   朱德初次和卫立煌见面是在1938年1月12日。那天,他二人由临汾同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途中,朱德和卫立煌同 乘一节车厢, 朝夕相处。朱德以他自己的经历,联系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际,讲了许多事。当卫立煌听到朱德出 身贫寒,为追求真理而找到孙中山的一段经历,感到和他自己青年时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因而产生了共鸣,后来听到朱德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 不惧艰难,从事革命工作,朱德那种视富贵功名如粪土,为国为民敢于赴汤蹈火,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精神,更让卫立煌感到其人胸怀之远大、志向之高远、人格之 高尚,令人可钦可敬。同时,他也从朱德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光明前途,看到了八路军的根基及力量之所在。这次谈话虽是一次随便的旅途闲谈,但那 不平凡的内容和高深的哲理,却深深地印在卫立煌的头脑中,使他终生不能忘记。他赞扬朱德朴素、谦虚、诚恳,和蔼、平易近人,襟怀宽阔,志向高远。卫立煌坦 诚地表示: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战斗意识及群众工作经验,都值得自己的部队好好学习。由于抗日目标的一致,朱德和卫立煌谈得甚为投机。

朱德着装赴前线。



   1938年1月31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带着本部的两个军长从临汾的战区总部专程 到八路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朱德首先代表八路军总部致简短的欢迎词,在称赞卫立煌抗战最坚决的同时,也鼓励说:“今天欢迎卫总司令和两位军长,希望中 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坚决合作,抗战到底,把敌人消灭!”卫立煌接着也发表了长篇讲话。卫立煌的讲话充满激情,既有对过去内战的坦白自责,也有对抗战时局 及国家前途的关切和希望,还有对八路军诚恳的鼓励和褒奖,这使与会者很受鼓舞。讲话结束后,由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其中有活报 剧《八百壮士》《忻口之战》,秧歌舞剧《全民总动员》,新编京剧《三打雁门关》,卫立煌看了赞不绝口。他边看边同朱德探讨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探讨八路军 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当即表示,回去后要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并请求朱德为他物色推荐一些人到他的部队去,朱德爽快地答应了。不久,几十位进步青年就 来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参照八路军的样子,组建了战地工作团,成为当时国民党各战区中独树一帜的一道风景线。从这以后,朱德与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 每次见面都会促膝长谈。朱德也经常送些进步书刊给卫立煌,对于促进他思想进步,坚持团结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2月,日军集 结了10余万兵力,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侵占山西的南部,将中国军队逐过黄河以南以西,然后建立华北伪政权。为此, 2月17日,阎锡山、卫立煌邀朱德到 临汾附近的土门镇开会,讨论如何打好韩信岭战役,如何共同抵御日军由太原向晋南进攻的问题。这期间,朱德多次和卫立煌长谈,直至深夜。自从朱德和卫立煌一 起参加洛阳军事会议并一起在临汾商讨如何御敌,发现卫立煌接受了朱德很多意见,思想转变很大,谋求在灵石县韩信岭好好打一仗的意愿甚是坚强,所以,朱德也 一直不断注意这个统战对象还有些什么思想问题,好尽力帮助他解决,巩固他坚持华北抗战的决心。

  1938年2月20日,朱德和八路军副 参谋长左权率总部离开洪洞县,向晋东南转移。途中,突然与袭击长治得手后又向临汾出击的日军遭遇。这时朱德和左权身边只有总部警通营的两个连约300人, 不及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但考虑到临汾城驻有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和大批居民,便决定冒险进行阻击。这样,数百名八路军战士在朱德、左权的巧妙指挥下,阻 击日军一个旅团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事后,卫立煌对朱德和左权率领的八路军这种舍己救人做法称赞不已。

   2月下旬,日军开始攻击韩信岭,卫立煌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了又一场恶战。一周后,日军一路从左侧包抄上来,卫立煌只得下令部队从韩信岭撤退,向中条山转 移。转移途中,由于行踪不断被汉奸告密,卫立煌迭遭险情,几遇不测。起初,卫立煌打算先向晋东南移动,以便与主力会合,可汾河上的桥梁全部被日军炸毁,无 法渡河。在进退两难中,卫立煌派人要八路军掩护。朱德知悉后,马上派部队在其东进的道路上等候接应,并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地保证卫立煌的安全,但部队等了 一天,不见踪影。后来得知卫立煌已向北转移,八路军又向北跟进接应,在石楼一带,才遇上被日军刚刚冲散,情势岌岌可危的卫立煌。

八路军当即派一连人在白儿岭阻击日军,与2000多敌人展开了血战。日军还调来飞机大炮向 白儿岭猛烈轰炸,都受到八路军的坚决抵抗,寸步不得前进。已经脱离险境的卫立煌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个场面,就问身边的八路军指挥员:“前面是几个团?”答: “只有一个连。”他很惋惜地说:“那个连完了……”然而不多久,这个连不仅回来了,而且还牵着好几匹驮着大米、罐头的洋马,自己仅伤亡20余人。这使卫立 煌非常惊奇,他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并致电朱德,表示他对八路军深深的谢意。这件事对卫立煌的影响极其深刻。

  

1937年9月,朱德在山西五台山前线。



   1938年8月13日,朱德由八路军总部出发,经过晋城、阳城等地,来到垣曲县辛庄村,拜访卫立煌。朱德此行的实际目的是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接到电报后,卫立煌亲自安排,要求作为学习八路军经验而组建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做好热烈欢迎的准备。朱德要来辛庄那一天,卫立 煌在村口等候多时。相见之后,两人热烈握手,彼此都感到快慰,话不绝口。当天晚上,在村内离工作团不远的麦场上开了欢迎大会,朱德讲话完毕,工作团里的同 志就带领大家高呼“加强团结”和“互相帮助”,制造团结气氛。朱德和卫立煌单独谈了两整天。后来,卫立煌对人说:“朱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 绩。这个人的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

  抵制摩擦 默契抗战

  1938年10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团结合作的形势开始出现动荡,蒋介石掀起“溶共、限共、反共”的高潮,国共军事摩擦也日渐多了起来。1939年1月,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期间,卫立煌同朱德领导的八路军之间的来往依旧十分密切。

   1940年3、4月间,为诋毁和打击在华北英勇抗战的八路军,蒋介石公然命令晋冀豫区的八路军撤出上党地区,交给国民党部队;要求八路军退至白(圭)晋 (城)线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地区,并责令卫立煌予以指挥实施。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朱德和八路军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4月中旬,蒋介石命卫立煌把 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打出去。卫立煌回答说:“这样内战就打大了,影响抗日,当前最重要的还是抗日。日军正在行动,国内的事情慎重一点好。”这引来了蒋介石 的斥责,也让卫立煌陷入“两难”境地。面对朱德这位兄长般的挚友,他又怎忍心手足相残呢?无奈,他只好致电朱德,希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 案。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就在他们之间开始了。说它别开生面,是因为谈判之初,为避蒋介石等顽固派所谓“近朱者赤”的谣言,两人并不见面,而是由 各自的随员相互传话,交流看法和意见。

 

1938年3月2日,朱德和彭德怀分别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当时卫立煌住在晋城西面40多里的陈村,朱德则住在晋城北面的一个小村里。经过几天的“谈判”,意见比较一致,双方分别向重庆、延安发电请示,然后才在 晋城见面直接交谈。谈判达成了协议,重新划定了抗日的驻军防区: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为界,界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十八集团军驻 区。按照这个协议,八路军自动退出山西及河南大片土地,但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除陕甘宁特区和晋西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外,在华北又出现了一个事实上属 于八路军驻防的“特区”,为稳定华北抗战局面、打破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朱德和卫立煌这次在晋城久别重逢,非常高兴,更为化干戈为玉 帛,感到由衷喜悦。为了庆祝这一会谈结果,朱德、卫立煌都希望搞点文娱活动,以增加喜庆的气氛。但此时的晋城距日军占据的地方很近,无法举行庆祝活 动, 所以他们就相偕来到晋城一家古老的打铁作坊看打铁。听着那铿锵的打铁声,看着那飞溅的火花,相互举杯敬酒, 为“谈判”成功,为继续团结合作而干 杯。

  1940年4月下旬,朱德在准备回延安筹备党的七大前,特意安排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返回延安。5月7日,朱德、康克清 等人和一个警卫连渡过黄河,来到洛阳,受到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热情接待。在同朱德的会晤中,对于八路军提出的要求,卫立煌几乎 都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卫立煌认为山西订立了协议,双方互不侵犯,陕西也可以订立协议。于是卫立煌就想作个中间人,劝说胡宗南和朱德当面谈判,按照晋城的 先例,也搞一个协议。胡宗南接受邀请来到洛阳后,蒋介石给卫立煌发了一封电报:“这个事你不用管。”面对这种情况,卫立煌对朱德表示深感愧疚,朱德则安慰 卫立煌,对他的良苦用心深表感谢。最后,卫立煌以第一战区的名义举行盛筵,欢迎朱德总司令,而且用他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邀集国民党党政及各界知名人士 参加,目的是让大家看到国共关系恢复原好,压制一些反动谣言。此次洛阳之行,在朱德的影响下,卫立煌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解决了两个具体问题:第一,允 许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并把3月间被二十七军在同善镇、十五军在垣曲北垛捉去的三四十名八路军兵站人员以及在晋东南等地捉来关在西工兵营中的八 路军人员统统放回。第二,解决了国民党军需机关一度扣发八路军军饷的问题。

  卫立煌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期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 反共高潮, 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相忍为国,顶住压力,始终未向八路军进攻,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制造的“皖南事变”相比, 形成了鲜明对照。由于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只提“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对蒋介石的“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 只字不提,这种态度和做法,也招致了蒋介石和顽固派将领的猜忌。1942年卫立煌被调离第一战区。

  相聚北京 促进统一

1948年,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解放后,蒋介石便把卫立煌软禁 在南京。1949年初,国民党高级官员已做好逃离大陆的准备。卫立煌不愿与蒋介石同到台湾,在除夕夜,他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举家转移到了香港。中华 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香港后,他心情激动,想起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想起与朱德多次彻夜长谈,想起自己追随孙中山时就盼望能有一个独立强大的中 国,而今在中共领导下变成了现实!

  1955年3月15日,他辗转颠沛,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怀抱,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盼望台湾早日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卫立煌回到祖国大陆后受到了党中央的热烈欢迎。朱德得此信息, 欣喜异常, 派专人把卫立煌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共诉衷肠,还设宴为卫立煌洗尘,并邀请了彭 德怀、叶剑英、聂荣臻、贺龙、陈毅等几位元帅作陪。朱德夫人康克清和卫立煌夫人韩权华再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并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夏天到了,朱德还安 排他们到北戴河度假。所有这一切,使卫立煌十分感动。后来,卫立煌撰写了多篇文章,盛赞祖国建设的可喜成就,并号召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1959年冬季,在卫立煌去世前的最后两天里,朱德一再去探视,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

2012年04月17日09:3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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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克清:三次翻越雪山 长征就像野外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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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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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克清:参加了三大主力长征的女红军


  长征是艰难的,而康克清在长征中的经历则更为艰难。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与朱德同在左路军,随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边;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又随红二、四方面军继续长征北上,同年10月在会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大会师,经历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历时整整两年。她的长征历程,比红一方面军其他女红军多了一年时间,多走了万余里。她先后三次翻越终年积雪的雪山,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可她对于长征的亲身感受,却语出惊人:“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

  长征中,康克清跟朱德一起饱经忧患

  作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并不是凭借总司令的权威而显赫起来的。从童养媳到红军战士,再到红军总司令部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红军学校女子义勇队队长,红军总部交通大队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她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她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的长征。长征中,她曾担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后为红四方面军党校党总支书记。

  邓颖超曾这样述说:“长征队伍中的女同志同男同志一样坚定勇敢。……在长征途中,她们中间有些身体结实的,背着自己的行李和干粮,精神抖擞,一个劲儿地往前赶路,到了宿营地,有人就去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也有人帮助招呼伤病员,或者帮助伙房工作。她们不怕困难,肯于吃苦,充分表现了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30人中间的康克清同志,是一直在部队担任政治工作的,她身穿戎装,脚穿草鞋,腰间配着短枪,完全和部队战士一起行动。”

  在邓颖超的记忆中,康克清是一名真正的红军女战士,她的着装形象亦在邓大姐的脑海里闪现。身为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在艰苦异常的长征中,也并未获得什么特别的优越享受或照应,仍像普通战士一样随军行动。康克清曾对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如是叙述:

  “在长征中,我一直跟朱德在一起,我们每天见面,但我从未关心他穿的吃的等等事情,这是他的勤务兵的工作。朱德并不喜欢女人只做家务。我当时忙得不可开交,连自己的衣服都没工夫洗。我在长征中有时也骑马,但大部分的时间,却跟别人一样步行,除背负着自己的行李外,有时还帮着身体较弱的人背负重物。我时常挽着三四支步枪,想借此鼓励别人,朱德亦常常这样,他骑马和步行的时间各占一半,给别人做个榜样。我们穿的只是草鞋,一到夜里,大家便一道宿营,各个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聚在一起。”

  长征中,康克清“最难忘怀的是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1935年夏秋时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所突现的那一场风云变幻,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种种卑劣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朱德、刘伯承首当其冲,屡次遭到张国焘及其一伙的威逼围攻,起哄辱骂,私下里还受到监视、限制、挑衅以至于实行软禁。作为总司令夫人,康克清也逃脱不了这场厄运,她同样也遭到监视、欺侮和人身攻击,生活上受到种种刁难,甚至吃不上饭。他们夫妻二人,都处于“身不由己”的困苦地步……

  当时,随同左路军行动的除红军总司令部机关及所属电台、医务和勤杂人员外,“留下来的一方面军还有两个军团,第五、第九军团,约万把人”。在那极其尖锐的斗争关头,张国焘不让朱德“去指挥队伍,接近队伍”,企图把总司令与部队隔离开来。无奈之下,朱德只好委派康克清到第五、第九军团去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并转达总司令的意见和希望,借以稳定这两个军团。事后不久,康克清就被视为朱德的“情报员”,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妇女部门去工作。

  康克清接到调令,心里实在憋气,她要一个人单独北上,向党中央报告张国焘反党和分裂红军的罪行,“要去找党中央说理”。朱德耐心地劝导她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有我在,他们不能对你如何,不敢随便动手。”“你若单独一人行动,正好给他们以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到你头上。这些你还没有想到吧?”朱德的一席话,使康克清“认识到自己的想法过于幼稚简单”。康克清如是回忆说:
 “我觉得朱老总说的有理,心情也就平静下来,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到红四方面军妇委后,虽说同老总分开了,却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情况,向他们进行工作,使更多的人认识北上的正确,认识张国焘的错误。”

  康克清与张国焘安插的“女伴”成为好姐妹

  当时张国焘还在康克清身边安插了一个“女伴”,名义上说是在一起共事,生活上给予照顾,实际上则是进行“监视”。此人名叫肖成英(后改名刘坚),四川通江县肖家湾人,当时不过十六七岁,中共党员,历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巡视员、青妇干事、妇女部长等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监视”,肖成英居然被这位康大姐的言语行动紧紧地吸引住了,同时也被深深地感动了。

  康克清这样回忆说:“专来‘陪伴’我的肖朝英(应为肖成英),同我的关系越来越好,她悄悄对我说,她是上级派来专门监视我的,还叫她见机行事,缴下我的枪。她听人说我带过兵,打过仗,枪法又好,一直不敢动手。经过一段接触,感到我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更不该缴我的枪,她决心不那么做了。她问我:‘假如当初我动手缴你的枪,你会怎么办?’我立即严肃地说:‘我是个革命军人,枪是上级交给我防身自卫、同敌人作战用的,是我的第二生命。没有上级的命令,谁也休想从我手里把枪拿走!’她说:‘如果我一定要缴你的枪呢?’我把腰里的短枪一拍,认真地说:‘那这支枪可就不客气了。’她听了我的话,悄声说:‘幸亏我多了个心眼,没那么做。要是傻里傻气听了他们的话,说不定会挨你一枪哩!’……”

  随军南下转战川康边时,康克清又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党校工作,担任党总支书记。在此期间,她已和肖成英结成一对亲密的同志、战友和姐妹。在康克清的直接影响和授意下,面对不可冒犯的张国焘,肖成英勇敢地向其开了两炮:

  第一炮是1935年12月初,当时随同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张宗逊、郭天民、曹里怀(均为红一方面军师团职干部,时在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职)等人,从岳夏(即罗若遐,原为红军总部三局新闻电台台长,时任红四方面军新闻电台台长)、李建华(红一方面军30名女红军之一,电台工作干部)夫妇处获知中央红军在直罗镇等地作战胜利的消息,私下里窃窃议论:还是中央的北上路线胜利了!张国焘以泄露军事机密为由,抓住这件事整治这几个人。在一次“活动分子”会上,肖成英根据康克清事先的一番授意,带头发言说:“这几个同志不是别有用意,扰乱军心,而是对红军作战胜利消息感到高兴,受到鼓舞。有些消息也许传得不很准确,但这与泄露党的军事机密是两回事,不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会上,还有人拿出刊载有中央红军作战胜利消息的《红色战场》(半月刊,由红军总司令部编辑出版),对肖成英的发言内容加以印证,这才使得张宗逊等人免受党纪处分。

  第二炮是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攻占临潭、渭源、通渭等县后,张国焘仍不想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公然推翻静会战役计划,调集部队从永靖渡黄河西进。在一次骨干分子会上,张国焘为他的“西进”计划作思想动员,意在争取骨干分子的赞同和支持。然而,肖成英却遵照康克清的特别授意,面对张国焘又放了一炮。她说:“是北上还是西进,这关系到几万红军的命运!从部队思想情绪来看,大家都要求赶快北上,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不愿过黄河西进;如果再要西进,恐怕会引起思想混乱。从物资条件上讲,现在的防寒衣物和粮食都很缺乏,如果坚持西进,即使不会被敌人消灭,我们自己也会冻死、饿死。”

  张国焘听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质问:“是谁教你这样发言的?”肖成英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少人都是这样看的、说的。不信,领导上可以去了解调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在一旁说:“下面是有这种议论。”几经周折之后,张国焘才被迫放弃了“西进”行动计划,在会宁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康克清对肖成英赞不绝口,高兴地说:“‘小钢炮’,不简单,这一炮打到点子上了,把张国焘都给打哑了!”事后还说:“你是红四方面军的女同志,两次在会上发言都很成功,实事求是,很有说服力。”肖成英却说:“这都是朱老总、康大姐教的,教导得好!”
长征中,肖成英在康克清的引见下跟杨梅生相恋了。杨梅生时年30岁,湖南湘潭县人,参加过秋收起义,原在红九军团第三师八团当团长,随所部南下转战期间,调任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营营长。长征到达陕北后,这对来自红一、四方面军的恋人,终于结为终身伴侣。杨梅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刘坚(肖成英)仍身着戎装,历任湖南省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长征后,康克清和朱德同声赞美长征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

  “长征结束后,她(指康克清)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步一样’。”

  岁月流逝了近半个世纪,康克清对于长征的感受,却一直没有改变。1984年11月2日,康克清在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对此,索尔兹伯里这样评述:

  “在她的同伴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言为心声。长征本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历时整整两年的艰苦长征,不仅要在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浴血奋战中求得生存,还要在极其艰难困苦的雪山草地、饥寒交迫的境况下求得生存,这在中外战争史上以及人类迁徙史上都是罕见的。然而,康克清的“长征就像散步”之说,却别具一格,独领风骚。乍一听,很是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如此艰苦卓绝的长征,在她的心目中却变得这样轻松愉快,居然像游山玩水一般“在野外散步”。

  长征途中,康克清事实上也吃够了苦头,饱受疾病折磨,尤其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之苦。艰苦而又曲折的漫漫征途,怎么说也不会“像在野外散步一样”!康克清也曾这样述说:

  “我想在长征中,最困难的地方该是四川的卓克基和毛尔盖。在这两个地方,我们一点儿吃的东西都没有,只好用生麦、青草和树皮充饥。……在草原上,蛮子的骑兵时作袭击,我们的战士又因天气奇冷,不能发挥战斗能力,在这时候,许多身体衰弱的都死去了。”

  这一段口述实录,指的是1935年7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由两河口爬雪山到卓克基,再由卓克基经黑水芦花到毛尔盖,部队连日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地区艰苦行军,时值青黄不接之际,粮食奇缺,指战员受到严重的饥饿威胁。当时,两个方面军总共十几万人马,先后在这一地区滞留多日,有的长达一个半月之久。为了筹足过草地的食物,红军总司令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收割藏民的青稞,以筹备足够的粮秣。那些尚未完全成熟而勉强可以割来食用的青稞,“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朱德“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

  为了谋求数万大军的生存,朱德不只是以身作则收割青稞,他还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带领大家到野外寻找一些认识的、可吃的野菜,采集回来,洗干净,煮着吃。同时又动员大家去找挖野菜,以弥补粮秣不济之急。1936年继续长征北上时,朱德还曾组建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吸收医务、炊事人员和当地老农参加,由他亲自领导带队,寻找出可供食用的野菜20多种,并编写成《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至连队。同时要求基层连队组织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想尽一切办法同饥饿作斗争。他还身体力行,带头撕羊毛、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等御寒衣物,千方百计地克服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困难,战胜康藏高原上的风雪严寒。

  跟随朱德南下川康边的康克清,当时也摆脱不了饥寒交迫的艰难困境。先后两次翻越夹金山的情景,就足以使她感受到长征中的辛酸苦辣。1935年6月,第一次翻越夹金山时,由于高原反应严重,她是在李伯钊等人的扶助下,双手拉着一头骡子的尾巴,一路上摇摇晃晃、跌跌撞撞,总算是翻过积雪茫茫的夹金山。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时,正是1936年初春时节,高原上冰天雪地,冷得出奇。红军在向甘孜地区转移的途中,经达维、懋功至丹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不巧的是,康克清这时突然病倒了,一连数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一步也不能走动。更为严重的是,张国焘的一个亲信要将她留在当地的一户老百姓家中,名义上说是照顾她“休息养病”,实际上是要将她与总司令彻底分开,排除出红军的战斗队列。在此危急关头,多亏肖成英骑马送信给朱德,这才将她从危难中挽救出来。朱德决定让她跟着部队走,走不动就抬,用担架抬着走。翻越夹金山时,因为山路陡峭冰雪载道而不能抬担架,可她又昏昏沉沉、虚弱无力,也不能骑乘牲口,无奈之下,就只好采取马拉雪橇的办法,让她躺在担架上,由一头骡子拖着翻过了夹金山。过了夹金山,又以同样的方法,翻过了丹巴至道孚之间更为高峻艰险的,被当地藏民称为“神山”的折多山主峰党岭。
 仅此而言,能说康克清没有吃过“爬雪山过草地”之苦,“像在野外散步一样”轻松愉快吗?而康克清,却怀着十分乐观的心态,一面以革命者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沉着冷静应对眼前的艰难困境、凶险敌情;一面又以坚定的信念和快乐的情趣,在行军沿途观察和欣赏美好的风光景色。

  康克清曾向索尔兹伯里坦然相告:“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什么呢?”

  如此轻松愉快的切身感受,这般美好有趣的生动体验,从而形成那样一句别开生面的长征绝唱。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情景,对朱德来说,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长征路上,朱德身体强健,一路上就没病过,他“只有一个担子,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马夫,四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感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他“没有坐过担架,一直到草地,才害了一次感冒病,坐了五里的担架,坐得不舒服,就下来骑马了”。他的“脑筋也是与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就是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的,相当的有点乐观主义”。

  感觉“很爽快”也好,不觉得“愁闷”也罢,都归结于“乐观主义”这一根本因素。他“处世,对人也是乐观的”。他的乐观主义,在对过草地的赞美中抒发得淋漓尽致。他认为“死气沉沉的样子,是过不去草地的”,“在草地上,生活上,那可以说是人生极大的最艰苦的阶段了。但我觉得是很有味道”!总司令不禁这样自述:“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困难极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里都是,还有大的森林和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我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朱德的思想原动力,乃是革命的乐观主义——乐以忘忧,乐天知命,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愉快喜悦的一个“乐”字,既是乐天派人物性格的生动体现,也是革命英雄气概和长征精神的一个方面。朱德两年间三过草地,他一面割青稞、挖野菜、捻毛线、织毛衣以求生存;一面又以自己的乐观性观摩和享受大自然的秀美风光,草地上的自然美景也在吸引、激励和鼓舞着他前进的脚步。

  在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的笔下,“康克清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她“一见到康克清就有好感”:“她的性格惹人喜爱,圆圆的脸盘,容貌端正秀丽,长着一双浅褐色的杏仁眼和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的身材高于一般人,体格健壮匀称,举止沉着稳重。……她是健美的化身,晒黑了的脸上和红润的双颊上光华常在,流露出诚挚的神情”。这位长征过来的总司令夫人,她不只是以“诚挚的神情”道出了长征对于她如同长途“散步一样”的绝唱,同时也揭开了之所以有此绝唱的内在根源:

  “朱德给我的影响非常大,不过,他不仅是影响我一个人……”

  终于道破了天机,揭开了一个不可理解的谜团。康克清的长征“散步”之说,原是从朱德的乐观精神潜移默化而来的,正好应了“夫唱妇随”这一成语。朱德在长征中的言传身教,不只是落实在她的行动中,同时也渗透在她的思想灵魂深处。从她对于长征的感受和回忆中,同样也使人看到红军总司令老当益壮的伟大身影。当然,朱德总司令的影响力量之大,不仅限于康克清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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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若兰,朱德一见钟情的双枪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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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曾经有过5次婚姻,湖南姑娘伍若兰是她的第四任妻子。

1903年初春,伍若兰出生在湖南省耒阳县一户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记述道:“她在农民里无人不知,是不怕死的农民组织者。”长沙马日事变后,伍若兰遭到耒阳反动当局的悬赏通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开到了湖南,3天后,耒阳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一向工作积极的共产党员伍若兰被分配到妇女部负责宣传工作,并兼女子联合会主席,再后来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又被调到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负责部队的宣传工作。

伍若兰的才华和革命热情让朱德一见钟情,相互仰慕的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彼此了解,结成了革命伴侣。

不久,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调集湘粤两省的军队,用7个师的兵力对工农革命军第1师进行“会剿”。工农革命军第1师被迫退出湘南,向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龙岩胜利会师。

会师以后,部队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伍若兰被任命为军部宣传队队长。伍若兰写得一手好字,是当时红军队伍中的书法家。由于工作需要,伍若兰经常外出执行宣传任务,为确保安全,她通常是身挎两支手枪,再加上她枪法出众,战友们私下里都叫她“双枪女侠”。执行任务时的伍若兰身挎双枪,手里握着一支毛笔,英姿飒爽,颇有儒将风范。

一次,伍若兰带着两个宣传队员在一个小村里写标语,标语写完后刚准备离开,十几名敌人从村后的山坡上偷偷摸了上来。敌人一看伍若兰他们只有3个人,领队的又是一个手握着一支毛笔的弱女子,便怪叫着围了上来。

见此情景,伍若兰镇定自若,她一边安排其他队员隐蔽,一边收起毛笔准备战斗。伍若兰抢前几步,隐蔽到一面土坯墙后面,利用墙角做掩护,从腰间抽出两支驳壳枪,稳稳地瞄准了围上来的敌人。

伍若兰先瞄准了打头的两个敌人,只听“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声,两个敌人应声倒地。后边的敌人还没反应过来,伍若兰又迅速地举起双枪,把后边的两个敌人打了个倒栽葱。

其他敌人一看前面几个弟兄倒在了地上,一个个脸色蜡黄不知所措,这时,敌人中不知谁喊叫了一声:“红军来了!”顿时,敌人像炸了窝的马蜂,丢下枪械向四处逃窜而去。

伍若兰确定敌人已经逃窜以后,带着两个宣传队员在清缴了敌人的武器后,安全返回了部队驻地。

摘编自《解放军报》
2010-10-05 10:55 发布人:lvyanggba@yaho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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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朱德緣何未擔任共和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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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第一次向黨外人士公布了他不準備擔任下一任國家主席的想法,並拱手拜托在座的諸位在各自的范圍內透露這個消息,幫他“刮點小風”。

    1959年4月2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為即將召開的全國二屆人大定調子的,其中一項重要的議程就是向二屆人大推舉國家領導人的人選名單,新的國家主席人選當然也包括在內。

    在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中,可以作國家主席的人選應該說有好幾位。經過中央書記處的初步醞釀,最後集中到朱德和劉少奇兩個人身上。

    按照慣常的做法,毛澤東不連任,由上屆國家副主席朱德繼任是順理成章的事。事實上,中共高層領導和黨外民主人士也普遍持這種觀點。還在半年前,為準備召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央組織部和統戰部受中央書記處委托,草擬了一份第二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國家領導人候選人名單,發給中央一些主要負責人徵求意見。在這份名單上,仍把劉少奇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人選,而沒有提國家主席候選人人選,這就透露了一個明顯的信息:劉少奇仍將留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既然如此,國家主席候選人顯然就是朱德了。

    為此,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回想起和毛澤東的一些往事。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朱德的名字與毛澤東的名字密切聯係在一起。自1928 年4月井岡山會師後,在毛澤東、朱德的率領下,經過長期革命戰爭的錘煉,我軍逐步發展成為一支與人民血肉相連、堅不可摧的隊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一個漫長的徵途上,“朱毛”的旗幟為革命者所共同高舉。朱德和毛澤東本人也把“朱毛”作為一種團結的象徵。

    1935年1月,長徵途中,在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上,朱德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批判“左”傾軍事冒險主義的錯誤。1935年6月,朱德和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長徵途中會師,共同北上。當紅軍行進到川甘邊界時,張國燾借口無法過河,企圖使部隊回轉南下,並且要求與紅四方面軍一起行軍的朱德發表聲明,反對毛澤東的所謂“右傾逃跑路線”。朱德面對張國燾的威脅和利誘,毫不退讓,明確地表示:“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當作一個人,朱怎麼能反對毛呢?你們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割不斷我與毛澤東的關係。”事後,毛澤東得知此事,深受感動,稱讚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國家主席。新中國設立國家主席一職也是他的首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祖國大陸還沒有完全解放,處于戰爭狀態,因此作為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象徵的國家元首——國家主席一直空缺。1954年9月27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撤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同時決定設立國家主席。毛澤東以其在黨內外、國內外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和無人可比的崇高威望,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而德高望重的朱德,則當選為副主席。

    幾年後,毛澤東多次對朱德等人說:“去掉國家主席職務,專做黨的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于我的身體狀況也比較適宜。”朱德長期同毛澤東朝夕相處,深知他的脾氣稟性。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鄧小平等人,也十分理解毛澤東的苦衷。他們在黨內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說服和解釋工作,終于使黨內在毛澤東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1958年12月10日,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願,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作出了《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誰是第二任國家主席的人選,毛澤東沒推薦提名,只是說“讓別人幹”。朱德看了中央書記處送來的第二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國家領導人候選人名單後,明白了中央的意圖。1958年12月29日,朱德提筆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言辭懇切地要“小平同志轉書記處同志們:我提議劉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更為適當......至于我的工作,歷來聽黨的安排,派什麼做什麼,祈無顧慮。”以後在一係列公開和私下場合,他還多次說過自己比毛澤東年長七歲,由他接替毛澤東任國家主席不符合情理,更不利于黨和國家的事業發展,並再三堅持舉薦劉少奇。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議。于是,中央全會一致同意劉少奇為中共中央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國家主席候選人,而朱德為委員長候選人。

    1959年4月5日,鄧小平在八屆七中全會上代表政治局作了關于國家機構人事配備方案的報告。對于決定提名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候選人,他作了這樣的說明:“國家主席有好幾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黨內幾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慮的結果,以劉少奇同志擔任這個職務,比較更為適當些。國家主席不單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職務,而是有一些相當具體麻煩的事要做。例如出國、會談、接待等等。所以,以劉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資望,以他現在在黨內所負的責任,出面兼任國家主席職務,是比較好的。”

    鄧小平在會上特別講到朱德的功績。他說,抗日戰爭爆發後,朱德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八路軍總指揮(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在日本侵略軍向華北發動大規模進攻、戰局十分危急的時刻,朱德率領八路軍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到1940年為止,八路軍、新四軍由4萬人發展到50萬人,敵後解放區戰場逐漸發展成為抗日戰爭的主戰場。1940年5月,朱德由前方回到延安,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各解放區戰場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朱德親自籌劃和指導進行石家莊戰役,首開攻克敵人堅固設防城市的先例,並向全軍推廣了石家莊攻堅戰的經驗。在戰略決戰階段,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他協助毛澤東組織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新中國成立後,朱德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歷任黨、國家和軍隊的主要領導職務,1955年榮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毛澤東在緊接著召開的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麼是這個,而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內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從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已經l0年了。以他擔任國家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毛澤東還特別提到了“我們的朱老總”,一再讚揚他“肚量大如海”,號召黨內外人士都要向朱德學習。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上,劉少奇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顧 蘇)

2009年09月19日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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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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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从四川阿坝县和若尔盖县等地南下,于10月5日在松岗卓木哪(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另立“临时中央”,自任“主席”,公共分裂党和红军。随左路军进行长征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等,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

  当时,在10月5日的分裂会上,张国焘强逼朱德、刘伯承站出来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说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转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59页)刘伯承则呼吁党和红军要团结一致,不要分裂,共同打击敌人。对此;张国焘耿耿于怀,不久,就免去了刘伯承参谋长的职务。

  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正好迎面相撞。蒋介石令川军集中力量对付红军……红四方面军的战局没有打开,敌军又从南面压过来。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红四方面军只得放弃原定计划,由进攻转入防御。11月下旬,部队撤出百丈地带,转移到九顶山、天品山、王家口、莲花山一带。红四方面军遭到敌军方面的重兵压迫、保垒封锁。这时,南下或者东出都已经没有可能了。党中央早就提出的“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的预料,不幸变成了事实。

  正当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处境困难的时候,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并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张浩(林育英)从共产国际回到陕北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党中央决定以他有利身份,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又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确立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党中央便先后将张浩回国的消息和直罗镇战役胜利与瓦窑堡决议内容向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作了通报。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的胜利与张国焘坚持要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达陕北”的谬论,不攻自破。红四方面军不少指战员私下纷纷议论:“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故此,部队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

  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是人所共知的。朱德等同志坚决反对伪中央的态度,对张国焘起到了有力的制约作用,使张国焘不敢轻举妄动。与此同时,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自始至终都十分注意方式方法,总是以理服人,一方面讲斗争,一方面讲团结,耐心地规劝张国焘,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说“你的这个‘中央’不是中央”。张国焘也十分清楚,不管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没有朱德的支持是成不了气候的。也正是由于朱德看透了张国焘作贼心虚的心理,所以自始至终都在想办法开导他,制约他,警告他。这样,张国焘因此也不得不有所顾虑,特别是张浩致电张国焘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并高度评价了红一方面军的英勇善战,无疑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此,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开始转变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其他同志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要他先取消他那个所谓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再慢慢解决。于是,有同志建议“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隶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意见,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以为比较可行,估计张国焘也能够接受。经与党中央协商,意见达成一致。

  川康边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已为事实所证明。1936年2月,敌军大举进攻天全、芦山地区,红四方面军粮弹缺乏。虽经一星期激战,最终被迫撤出天全、芦山,向康定、炉霍、道孚转移。 这时,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第一北上陕甘;第二就地发展;第三南下转战。朱、刘、徐等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张国焘南下失败。又听中央传达斯大林同意红军主力靠近苏联,以联合抗日的计划,便顺水推舟,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至此,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告失败。

  关于“临时中央”问题,经张国熹与党中央磋商,决定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取消他的伪中央。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至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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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对三大战役进程的科学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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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三大战役指的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朱德对解放战争的宏观指导为三大战役全面铺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式。他还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预示。三大战役大大加速了解放全国的进程,朱德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三大战役是对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过程中所进行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总称。三大战役前后历时142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政府军154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以及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20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行将结束。那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解放战争包括战略决战中,是如何对三大战役进程作出科学预见的呢?

  在三大战役之前,朱德就部署、谋划了石家庄攻坚战,关注、支持了临汾攻坚战,帮助和指导了华野濮阳整军,并条分缕析地提出了对长春实行攻坚与长围。上述战役,从时间和规模看,与三大战役尚存一定的距离,但他们是三大战役的前奏。人民解放军正是经过这些战役的炮火洗礼,才在大规模的决战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朱德对这些战役的宏观指导则为三大战役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式。

  朱德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的预示。这表现在:

  1.预见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具体进程,并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

  1948年8月23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和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原战场是决战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战争第三年的后十个月中,“军事上我们希望解决傅作文,拔掉济南、太原诸点,然后集中兵力继续向蒋管区挺进……”“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拔不掉’的也要拔掉。”①“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敌人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是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②

  情况正如朱德分析的那样,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野采取“攻济打援”部署,经过八昼夜的攻坚,一举消灭有十余万重兵把守和坚固设防的济南城,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与此同时、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东野主力长驱南下,连克绥中、兴城、义县,截断北宁线,威逼锦州,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2.对东北和济南等战场形势作了分析总结,并预示1948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

  1948年10月1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对各战略区进行了分析。他说:“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朱德认为“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③接着,他还分析了今后战局的发展趋势:“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但我们还是一定能够解决他。”“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邱清泉、黄伯(百)韬、李弥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他指出:“今年的任务是消灭敌人一百个旅。三年内要把解放军发展到五百万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敌人现在实行三角、四边、十三点的计划,这是美国人替他们制订的,也是准备较长期实行的一个计划。我们就要面对敌人这个计划想些办法打他们。”④朱德在中央团校作报告讲到战争形势时还指出:“东北野战军很快就要进关,全国大反攻的时刻已经到了。”⑤

  东北、华东战场的进展一如朱德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北宁线上的战略枢纽锦州,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对此,朱德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感到无比兴奋。他接着对下一步战略发展趋势作了预见。

  3.对中原黄淮地区战场作出预见,并预示1948年冬解决东北问题。

  1948年10月16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打下锦州,他(指蒋介石)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现在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打锦西,这比较好打;一个是打沈阳出来的敌人。最好是打下锦西,使东北的敌人更加孤立。”“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间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太原如果打下,战略意义也很大。”“山东间题已经解决,只剩下一个青岛。”“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指华野内线部队配合作战)。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他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现在山东虽打了些大仗,但还不算决战。”⑥朱德还指出,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注意人员补充、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兵工生产,加强政治工作,准备决战。

  战事的经过印证了朱德的预见。1948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辽西地区全歼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第九兵团廖耀湘部5个军10万余人。11月2日,再克沈阳、营口。锦西、葫芦岛之敌海运南逃。至此,辽沈战役全部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紧接着,即11月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进行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发起、进行和结束,同样在朱德预见之列。

  4.对淮海战役及全国决战进行预测,并预示傅作义部最终将被歼灭。

  1948年11月26日,当战略决战全面铺开之际,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说:“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⑦在徐州地区,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在华北方面,“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⑧最后他强调,“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⑨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两大主力被歼,实现了朱德所设想的我军可以吃掉敌人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平津战役中,朱德分析傅作义固守平津是符合实际的,而傅逃不出被歼的命运亦如朱德所虞。

  从1945年5月23日到11月26日,朱德对全国的局势作了客观全面的分析,尤其侧重对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地区,又主要是对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对三大战役进程的预见。朱德在三大战役发起前夕和进行过程中,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精妙的指挥艺术对全国各战略区尤其是华北、东北、中原、华东战略区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朱德为什么能对三大战役进行全面而科学的战略预见呢?

  1.博大的军事理论素养、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驾驭战争和洞悉全局的能力是朱德预见三大战役进程的基础。

  朱德之所以能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出如此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和预见,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指挥战争的能力。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他是“无役不与”⑩,。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不但参与了最高层战略决策,还写下了大量的军事论著和代表中央军委总部发出了许多作战命令。解放战争的进展、敌我力量的变化、战场的瞬息万变、战机的捕捉和创造、最佳战略战术的遴选等,他都密切关注并了如指掌,及时作出决断和部署。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他“大仗三百,小仗五千”,有“战神”之称,被刘伯承将军誉为“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公他还是人民军队中最早注重并研究军事辩证法的卓越军事家。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召开,朱德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表示同意5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预计,并强调说,一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现状。要经常整训,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站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够连续作战。朱德还认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在江北容易消灭敌人。只有在江北大量消灭敌人,到江南时才容易作战。

  2.悉心研究攻坚战,适时提出攻城打援的战术,这是朱德预见三大战役进程的关键。

  “九月会议”上,对于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作战的困难是什么,中央领导和高级将领们各抒己见。朱德提出攻城打援,并富有预见性地指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

  事实正如朱德所言。经过两年作战,蒋介石不得不多次改变策略。先是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继而是全面防御,重点防御。企图依托有10万以上守军并有坚固工事的大城市,待人民解放军攻得精疲力竭之时,再以若干个有10多万人的精锐兵团多路驰援,以击破解放军于坚城之下。因此能否一次攻克敌人10万以上守备的大城市,同时能否一次歼灭敌10万以上的增援兵团,便成为摆在人民解放军面前艰难而又必须解决的严峻课题。这一课题不解决,就无法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就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也就不可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必须既能从大处着眼,全局在胸;又能从小处着手,洞悉下情。只对全国局势作出分析和预测,这是谋略家;只对局部战役战斗进行指导,这是指挥家。只有能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即既有高超的谋略水平,又有丰富的指挥经验,才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出色的战略家和卓越的指挥家。这方面,非朱德莫属。作为总司令,朱德深知,要闯过这两大难关,还得在战争实践中取得经验,总结并加以推广。经过实践,他总结出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在朱德的高度重视和具体指导下,在朱德总结的一系列攻坚战术的启发下,人民解放军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已经学会了攻坚战术”,“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11)以攻克石家庄为起点,相继攻克了运城、四平、洛阳、宜川、潍县、临汾、开封、充州等城市,为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

  3.加强物资生产和供应,重视炸药、炮弹的威力和作用是朱德预见三大战役进程的根本。

  为突破上述两道关系到决战和全局的难关,朱德倾注了大量心血。事实上,早在我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初,朱德就高瞻远瞩,开始思考并着力解决实施攻坚这一全新的课题。如前所述,石家庄、临汾等坚固城市就是在朱德指导和支持下打破的。而今要闯过这一难关,还必须有足够的炮弹、炸药等物资及其源源不断的供应。对这个攻坚中的重要一环,朱德早就关注到了。1947年春,朱德与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解放区时,就着手抓军工生产,并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由于朱德对军火保证这个重要问题想得早、抓得紧、抓得实,使晋察冀和其他解放区的军工生产在1947、1948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保证了大规模攻坚战的需要。如攻打石家庄、临汾、济南、太原等设防坚固的城市,使用了大量炸药和炮弹,它们均由华北兵工厂提供。又如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由华北和东北军工送往前线的弹药在1640万吨以上,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

  的确如此,在战略决战之际,我人民解放军的炮弹和炸药所形成的火力,也大大胜过了国民党军队。“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13)炸药、炮弹的大量研制和源源不断的供应,与朱德的深谋远虑和实际工作是分不开的,也是朱德预见三大战役进程的重要物质基础。

  朱德能对三大战役进行全面而科学的战略预见的原因远不止这些。陈云、刘伯承、陈毅、粟裕等都曾对三大战役胜利的原因作过客观的评析。如粟裕在1949年1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是“因为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14)并对胜利的原因作了具体的阐述。粟裕所阐述的那些原因同样适用于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且其中的不少因素也是朱德对三大战役进程进行科学预见的依据。三大战役是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核心的最高统帅部集体指挥的,它与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和广大人民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而朱德对三大战役的前期工作、进展状况和最终结果的全面指导和科学预见则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简介:江泰然(1963-)、男,江西波阳人,讲师,主要从事朱德生平与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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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与康克清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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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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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和平是朱德元帅的嫡孙,现任空军某研究所所长,大校军衔,著有多部军事学术专著。他曾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了24年,目睹了一代伟人、人民军队缔造者之一——朱德元帅20余年的真实生活。《永久的记忆》一书是朱和平大校历时3年精心创作的,共30余万字,配有100余幅珍贵照片。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侧面介绍了朱德同志在其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许多史实和图片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一

  奶奶给我讲过我父亲的两位母亲和爷爷的故事,也讲过她以及她和爷爷的故事。

  奶奶康克清,原名康桂秀,她的一生也和爷爷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奶奶1911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的一户贫苦的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做了“童养媳”。

  1926年,她15岁,参加了罗塘乡妇女协会。第二年,她又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万安暴动”。暴动失败后,为躲避敌人的搜查,她被迫离家出走。1928年夏天,她又和她的叔叔一起随万安游击队上井冈山投奔红军,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批女红军中的一员。

  奶奶上井冈山不久,就认识了时任红四军军长的爷爷和党代表毛泽东委员。那时,爷爷的妻子叫伍若兰,是在1928年初爷爷发动湘南起义时和爷爷结婚的。奶奶说伍若兰“一直同朱军长在一起,她能双手打枪,经常带着两支短枪。”

  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大规模“会剿”突围下山,进军赣南。在一次战斗中,伍若兰身负重伤后被敌人抓捕,她在敌人的多种酷刑下坚贞不屈,最后被绑赴赣州卫府里刑场处决。行刑后,敌人又把她的头割下,吊在一个架子上面,用大字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沿江示众。

  奶奶说:“伍若兰的牺牲给我的震动很大,因为她是我参加红军后牺牲的第一个女同志,又是我们妇女组的骨干,……有许多优秀的好品德”;“伍若兰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她身材稍高,显得精悍,皮肤棕色带红,齐耳短发全藏在军帽里。从远处看,人们常常误把她当作男的”;“她还写得一手好字,我们妇女组写大标语差不多都是她动手。有一次,她带着两个女同志外出写标语,十几个敌人向她们袭击,被她打死四个,其余的落荒而逃……”

  二

  1929年3月,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这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占领的最大城市,部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就在这休整期间,妇女组的组长曾志找我奶奶谈话,要把她介绍给我爷爷。曾志说:

  “朱军长十分喜欢你,组织上希望你能跟他结合。打从伍若兰壮烈牺牲,他精神上很痛苦。你和他结婚后,可以从生活上帮助他,给他最大的安慰。”

  奶奶一听,说:“他是个好军长,好领导,但当我的丈夫可不行。伍若兰牺牲了,你们来找我,找错了人。”奶奶说她跟爷爷差得太远,论年龄,论水平,论文化,论地位,“差距实在太大了”。

  那天下午,奶奶想不到爷爷亲自来找她,和蔼地说:

  “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不论军长还是战士,都是一个样。我们干革命反封建,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有许多优点,是很有前途的同志。希望你能同我结婚。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这不会妨碍我们。结了婚,我会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

  爷爷说得那样真诚、恳切,奶奶真是难以回绝。

  爷爷看出奶奶一时拿不定主意,表示让奶奶再想一想,早点给他一个回答。

  奶奶立刻去找妇女组的姐妹商量,找到两个,都说“这可是个好事,你别再犹豫啦!”

  奶奶还是没有想好。

  第二天,曾志又来找奶奶,说:“还有什么不好想的,朱军长那么好,他亲自来求你,你答应不就完啦!”

  说着,她把奶奶拉到爷爷那里去。进门就说:“我把她送到你这里来,你们接着谈吧。看来我的任务快要完成了!”

  曾志说着就走了。爷爷开始给奶奶讲他自己的家庭和参加革命的经历。

  奶奶回忆说:“起先,我不想听,但是他那缓慢沉着的话语,他那动人的经历渐渐吸引了我。我像听故事一样对他的经历感到有兴趣,不知不觉产生了想了解他的愿望。我像在无路可走的山坳里,渐渐走出了峡谷,对他产生了新的感觉,认识到他的许多长处。他虽是个军长,却又和蔼可亲;他担负革命的重任,却又像个士兵。同他在一起,自己有种平等的感觉,虽说他比自己要大二十多岁,却是个难得的好人!自从伍若兰牺牲以后,他确实需要有个人和他共同生活,互相照料。……我的思想开始松动,防线渐渐消失。但我有少女的自尊,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爷爷说:“看来你是不好意思回答。能不能这样,只要你不表示反对,就是同意,可以吗?”

  就这样,爷爷和奶奶在长汀辛耕别墅结了婚。

  当天晚上,奶奶对爷爷说:“我有自己的工作,还要抓紧时间学习,希望你在生活上不要指望我很多。”

  爷爷完全同意,还说:“干革命就不能当官太太,当官太太的人就不能革命。我有警卫员照顾,许多事我自己都能干,生活上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努力工作、学习吧!”

  三

  婚后,他们一直过着紧张忙碌的战争生活。爷爷率领部队南征北战,奶奶也一直跟随爷爷,并且总是出色地完成任务,很快就成长为一名杰出的红军指挥员。

  爷爷从不让奶奶专门为他料理生活,以便使奶奶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文化。在瑞金时,奶奶曾多次变换工作,从总部警卫团到交通队,从军委机要局到妇女义勇团、总部直属队。然而,她从无怨言,总是愉快地接受任务,在新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奶奶和爷爷是一起参加红军长征的。在历时两年艰苦卓绝的征途上,奶奶和爷爷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爱更深。长征到陕北后,奶奶到延安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

  奶奶在回忆中还记得,她在抗大学习时,爷爷常到女生队同她们一起打篮球赛,本来是分在两个队里。

  “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我见球传到他手里,就叫:‘老总!快!快把球传给我!’他看也不看,就把球传过来,我接到球就跑到对方篮下投篮,或是传给自己队的人,球一进篮,跟他在一边的人就埋怨起来:‘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了康克清?她跟我们不是一边的!’‘啊!啊!我忘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总司令有些不大好意思地回答,可是等到争夺激烈的时候,他只顾抢球,一听见我喊:‘快!快把球传给我!’他又飞速把球传过来,同我一个队的人乐得哈哈大笑,同他一个队的人气得噘嘴:‘老总!你怎么又传错球了?’后来,她们见他很难改过来,就不再传球给他。但是这样一来,她们等于少了一个队员,所以过不多久,又恢复了老样了。同老总一个队的人感到吃了亏,又重新编队,除了我和老总外,其余的大换班,掉了个过儿,谁也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嘻嘻哈哈,大家玩得十分愉快。”

  四

  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到延安采访后,写了爷爷和奶奶的婚姻“是令人称颂和羡慕的”。她说,她曾与爷爷奶奶和周恩来一道在总司令部里吃饭,见奶奶顽皮地敲着爷爷的手臂,而爷爷——这位红军的总司令也微笑地看着他这个年轻的爱妻,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她还说,奶奶提起爷爷时,从不曾称爷爷为丈夫,而是用第三者的口吻,叫爷爷为“同志”。当时就想,这是多么罕见的一对,而且各自又有着多么惹人敬爱的个性啊!

  威尔斯的这番话,实实在在地勾勒出了爷爷和奶奶之间那种革命同志式的夫妻关系。

  1939年,爷爷53岁生日是在太行前线过的,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军民们纷纷前来祝贺。作家杨朔写了一首盛赞爷爷的诗:

  立马太行旌旗红,

  雪云漠漠飒天风。

  将军自有臂如铁,

  力挽狂澜万古雄。

  为表示谢意,爷爷步杨朔原韵复诗一首:

  华北收复赖群雄,

  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

  河山依旧战旗红。

  奶奶也同太行军民一样,加入到祝寿的队伍中,她给爷爷写了一封洋溢着真挚情感的生日贺信,其中写道:

  “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益。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

  爷爷和奶奶的关系一直是融洽、和谐的。爷爷和奶奶的婚姻生活,如同他们的生命一样,服从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每当谈起奶奶与爷爷志同道合的夫妻生活时,奶奶总是洋溢着幸福之情,她为爷爷而自豪。奶奶虽然一生没有生育,但把我们视同己出,正因为这种更深厚、更博大的爱,爷爷和奶奶的婚姻生活才变得超乎寻常的充实。

  奶奶晚年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体贴和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

  (摘自《永久的记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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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勇于担当的人:谈朱德同志的威信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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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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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面对这段话,若不知出处,仅从对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的感情而言,相信没有多少人愿意接受。然而,这段话正出自以直率坦荡、光明磊落著称的陈毅元帅之口,源于陈毅元帅写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一文。

  翻阅军史可知:根据起义计划,朱德的任务是利用兼任南昌公安局长和滇军在江西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的动态。起义前一天,前敌委员会召集会议,赋予朱德的任务是设法拖住留驻南昌的第三军第20团、第21团两个团长,保证暴动顺利进行。起义时,全部起义军共2万余人,朱德领导过的军官教育团只有三个连参加,加上他兼任公安局长时受到教育、后被编入起义军序列的2个保安队和1个消防队,总人数也不到500人。

  起义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编为3个军,第二十军辖3个师由贺龙率领,第十一军辖3个师(其后所属蔡廷锴第十师投归蒋介石)由叶挺率领,同时成立第九军,任命朱德为副军长,实际只有参加了起义的军官教育团三个连作基础;起义军撤离南昌时,朱德被任命为先遣队司令,而先遣队也只有两个连的人。由上可见,朱德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南昌起义立了大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此时的朱德,如果人为地拔高其在军中的职务地位,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真实情况是,朱德同志在南昌起义短短两个多月之后,在起义军处境最为危险的时候,以其非凡的言行和作为赢得了崇高的威信和威望。

  起义军南下途中,在广东大埔县南面的三河坝分兵,主力部队奔取广东潮汕,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军官教育团共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牵制敌人兵力。留守部队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在三河坝激战三天三夜,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去追赶主力部队时,遇上了从潮汕退下来的部队。得知主力部队在潮汕已经失败,顿时,部队上下充斥着失败的低落情绪,而最残酷的考验还在后面。

  10月下旬,朱德率起义军余部行至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孤立无援,给养紧缺,许多师团领导离开部队,有的营连干部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部队一片混乱,陷入了濒临溃散的危险境地。面对危难苦局,面对这支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思想上和组织上相当混乱、领导起来有困难的队伍,朱德毅然决然地站在前列,担当起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重任。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他在天心圩组织进行思想整顿,在召开的军人大会上,他沉着镇定地讲:“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坚定有力地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大家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当时在场的陈毅在《关于“八一”南昌起义》中回忆:“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了,看到了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定的。”并且还说:“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最终,经过整顿整训和多方运筹,革命的火种最终保留了下来,才有了后来的湘南暴动和井冈山朱毛会师。

  危险时刻、危难关头,朱德同志以坚定的理念信念和极大的历史自觉,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勇敢地选择了担当保存队伍、保存实力、保存革命火种的千钧重担;他让身处困境、不知所措的官兵看到了光明,焕发了斗志;他让一支行将溃散的队伍,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也就在此时刻、在此关头,历史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他,官兵发自内心地选择了他。〈尹清源〉

2009年08月17日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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