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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帥﹝五﹞‧賀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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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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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隱俠
安津

賀龍三下洪湖傳奇

戚文紅

 一下洪湖

  南昌起義後,賀龍的部隊被打散了。對於南昌起義的失敗,賀龍是極不甘心的,他曾對徐特立說過:張發奎無用,怕失敗。我不怕失敗,南昌暴動無論勝利與否,我都幹,如果失敗了,我就上山!

  192711月初,賀龍取道香港抵達上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為賀龍和周逸群等人安排了秘密住處。一到上海,賀龍就見到了比他早到的周恩來。周恩來希望賀龍暫時躲避一段時間,到蘇聯學習政治和軍事。賀龍答應考慮。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維漢來看望賀龍。他們做了長時間的談話。談到南昌起義的情況時,賀龍說:南昌起義總的來說是正確的,只有兩個錯誤,一是打國民黨旗,一是沒有沒收地主的土地。在談到自己的家鄉湘西的情況時,賀龍說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得把農民發動起來。

  李維漢把與賀龍的談話向中央常委會作了彙報。

  瞿秋白聽了彙報後說:是不是要賀龍同志去湘西幹一干呢?

  李維漢同意。


  常委會開過以後,李維漢把瞿秋白的意見通知賀龍。賀龍表示不願去莫斯科,想回湘西。 但是,中央要他和劉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蘇聯,並已決定他們三人於1117日坐輪船的貨艙秘密離開上海,賀龍只好準備上船。不料,1116日,中共的一個秘密機關被敵人偵破,敵人知道賀龍到了上海,賀龍便不能抛頭露面了。於是,賀龍找到周恩來,表示不願離開中國,希望回湘鄂西拉隊伍搞武裝鬥爭,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來

  周恩來把賀龍的要求在192816日向中央常委會議提了出來。共產國際代表擔心賀龍回去要變成軍閥,表示不贊成。周恩來向常委們介紹了賀龍的歷史,分析了賀龍的情況認為賀龍應該去,也有充分的條件去。最後,中央常委會同意了賀龍的要求。

  就這樣,賀龍、周逸群、盧冬生等幾位同志,帶著周恩來的關懷和囑託乘船離開了上海,踏上了征程。

  自從賀龍率軍南昌起義後,國民黨印發張貼了成千上萬張通緝文書,附上照片,張貼於通衢要道,要捉拿賀龍。當賀龍原來的上司、國民黨粵系軍閥張發奎上報賀龍、葉挺南昌反戈的情況後,汪精衛發誓要捕殺賀龍,蔣介石則懸出重賞,要賀龍的首級,他們為此很是忙乎了一陣。

  面對白色恐怖的險惡環境,賀龍處之泰然。

  118日,賀龍等人的船到達洪湖邊的新堤鎮。鎮上駐軍是湖南部隊李覺的師,周圍也駐滿了敵軍,戒備森嚴。賀龍派人瞭解敵情,知道觀音洲只有敵人的一支團防隊伍,十幾個人、十條槍。賀龍對周逸群說:把槍搞來如何?周逸群感到不大容易。

  賀龍朝周逸群笑著說:我當面向他們借槍,你們就動手提。

  船靠了岸,賀龍、周逸群等人大搖大擺地朝觀音洲團防隊部走去。團防隊長見賀龍他們身上的打扮,以為是大官來視察,急忙吹哨緊急集合,十幾個團防隊員列隊歡迎。


  賀龍走到團防隊長面前,摘下墨鏡,劈頭就說:認得嗎?我是賀龍,特來借你的槍!

  團防隊長一聽到賀龍這個名字,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一下子癱倒在地上,只顧求饒。


  這時,一個團防隊員企圖開槍,被盧冬生一槍打倒,隨賀龍來的其他幾個人趁機一擁而上,將團防隊員手中的六支漢陽造步槍、四支駁殼槍奪到手中。

  賀龍等一行人興致勃勃地回到船上,繼續他們的行程。119日,他們就在離洪湖不遠的反嘴鎮登陸了。他們一一向船工、水手揮手告別,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洪湖。

  洪湖,像一顆巨大的晶瑩奪目的珍珠,鑲嵌在長江的湖群之中,碧波蕩漾,水天一色,面積達438平方公里,跨洪湖、監利兩個縣。它處於武漢市西南方,與湖南省接連,素有千里洪湖之稱。

  一上岸,賀龍等人就籌畫著去和賀錦齋接頭。賀錦齋是賀龍的堂弟,小時候當過學徒,幹過農活。1919年,賀龍在桑植辦地方自治講習所時,賀錦齋入所學習,接受了進步思想,以後又長期在賀龍部下工作,參加了北伐戰爭,南昌起義時在賀龍的二十軍中任一師師長,並加入共產黨。南昌起義失敗後,他轉道上海,找到了賀龍。黨組織要他先到洪湖地區拉起隊伍,開展武裝鬥爭。192711月,他就在石首建立起遊擊隊,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裝隊伍。

  正當賀龍他們準備去尋找遊擊隊,和賀錦齋接頭時,只見一位魁梧的漢子,身穿灰色棉軍衣的人飛快朝他們走來,撲上去一把握住賀龍的手,激動萬分地大喊著:大哥,我曉得你是任憑什麼敵人也打不死的!說罷,朝岸邊一群人揮臂大喊著:你們不是盼望見到賀龍嗎?看,他來了!

  此人正是賀龍的堂弟賀錦齋。這突然的會合,使得岸上的人們全都忘情地歡呼起來。


  這次小小的會師,使湘鄂邊前委有了一支一百多條槍的武裝隊伍。賀龍曾說:這是我們赤手空拳來到洪湖以後,第一次抓到手的本錢。

  不久,賀龍通過他參加南昌起義時的部下張天輝,與以李兆龍為首的石首中心縣委取得了聯繫。隨後,又通過石首中心縣委,將大革命時留下來的兩支農民武裝召集過來,由湘鄂邊前委統一領導。前後會合的三支隊伍共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槍。於是,賀龍將他們編為兩個大隊,樹起了四十九路工農革命軍的大旗。這是賀龍自南昌起義失敗後,在洪湖地區重新組建的第一支武裝力量。


  石首縣委決定與工農革命軍配合,發動年關鬥爭,在較短時間內,就消滅了荊江兩岸的團防和土匪二千人,繳獲了不少武器,迅速打開了局面。工農革命軍軍威大振,到19282月中旬,由四百多人發展到一千多人。

  在年關鬥爭勝利之後,荊江兩岸局面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湘鄂邊前委根據中央意圖,決定將現有武裝交給石首中心縣委領導,賀龍前往湘鄂邊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這時,石首中心縣委為了擴大根據地,要求湘鄂邊前委在未走之前,消滅駐紮在監利縣城的一股三十多人的團防,賀龍接受了石首中心縣委的要求,揮師前往。可是,當工農革命軍去打監利時,城裏敵人突然增加了一個旅的兵力,情況有變,部隊沒有防備,受到重大損失。

  在遇到勁敵的情況下,賀龍、周逸群只得下令撤出戰鬥。他們將部隊交給石首中心縣委後,帶領二十多人,於19282月下旬,前往湘鄂邊開闢新的根據地。

  周逸群到湘西後不久,暫別賀龍,返回湖北沙市、石首一帶,領導鄂西地區鬥爭,開闢了洪湖根據地。賀龍則在湘鄂邊艱苦創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建立了紅四軍,隊伍發展到一萬多人,並開闢了以鶴峰、桑植為中心的湘鄂邊根據地。

 二下洪湖

  為了實現把湘鄂邊革命根據地和江漢平原紅色區域聯成一片的設想,1930年上半年,賀龍三次率紅四軍東進,7月初,與周逸群為首的紅六軍在公安勝利會師。會師後,根據黨中央指示,組成紅二軍團,賀龍任總指揮兼第二軍軍長(第四軍改為第二軍),周逸群任政治委員。紅二、六軍兩大革命武裝的會合,使湘鄂西革命武裝鬥爭走上了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當紅二軍團建立時,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三方軍閥部隊,大戰正酣。賀龍、周逸群等率領紅二軍團在石首藕池大敗敵軍,繳槍二千多支,部隊一時聲威大振。賀龍重返洪湖,展現在眼前的是根據地的一派大好形勢。

  由於洪湖根據地和湘鄂邊根據地連成一片,革命已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賀龍決心和洪湖人民一道,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這塊根據地。他經常深入到群眾中去,宣傳群眾,發動群眾,關心群眾的疾苦,解決群眾中的各種問題,深受群眾的歡迎和敬重,人們都親切地叫他賀鬍子

  在周逸群、賀龍為首的鄂西黨組織的領導下,洪湖地區形成了主力紅軍、地方遊擊隊、赤衛隊三結合的一整套武裝體系,在遼闊的千里洪湖上,與蔣介石的反動勢力展開了有聲有色的遊擊戰爭。

  然而,革命的道路從來就是不平坦的,賀龍二進洪湖發展湘鄂西根據地經受了路線鬥爭的考驗。早在19306月,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對當時各地正在發展的革命形勢,作了過分樂觀的估計,主觀主義地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錯誤決議,使傾路線統治了黨中央,其影響開始波及湘鄂西根據地。

  二、六兩軍一會師,鄂西特委就按照黨中央指示,要求他們集中進攻荊州、沙市、漢口等敵人設防堅固的城市,以與紅一軍團等會師武漢,飲馬長江。賀龍、周逸群從實際出發,堅持先鞏固洪湖再逐步向外擴張。因沒有執行冒險主義的指示,受到了批評。鄂西特委在給黨中央的報告中,特別提出賀龍是阻撓貫徹中央路線最棘手的人物。鄂西特委改組為湘鄂西特委後,中央派來了鄧中夏擔任新的特委書記,兼任紅二軍團前委書記,周逸群被調到地方工作,擔任代理特委書記。

  這時,黨中央為糾正傾路線而舉行的六屆三中全會已經召開,但遠在洪湖的湘鄂西特委和二軍團前委還在繼續貫徹這條路線,指揮部隊渡江南征,以配合一、三軍團攻打長沙。

  賀龍奉命率部打開南縣、華容、公安、津市、石門、臨澧。但是,由於部隊忙著趕赴長沙,城鎮旋得旋失。這時,賀龍偶然從舊報紙中發現蔣、馮、閻三方軍閥混戰已經結束,大批敵軍正源源南調,他立即命令部隊停止前進,親自趕到石門向鄧中夏建議返回洪湖根據地。不料不僅沒有得到同意,反而被指定率部二次攻打津、澧。結果部隊受到嚴重挫折,付出了重大的代價。這時,優勢敵軍已經包抄過來,紅二軍團被迫退往松滋。

  在松滋縣楊林市,紅二軍團前委開會討論軍事行動時,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賀龍、段德昌等多數人認為,紅二軍團應回師洪湖,保衛老根據地,而後再向荊(門)、當(陽)、遠(安)和鄂西北發展。他們認為既要山區,也要洪湖那樣的平原,要把湖區山區連成一片。此時,正在洪湖地區擔任湘鄂西特委代理書記的周逸群也來信,要求紅二軍團主力回師洪湖。但是,鄧中夏提出離水就陸上山方針,要山區不要湖區。他固執地認為,洪湖是水網地帶,大部隊活動不開,只適宜小的部隊逃兵躲藏

  爭論未決。鄧中夏僅同意段德昌等人帶少數部隊回洪湖,實質上是解除了段德昌紅六軍軍長的職務。領導層意見分歧,部隊左右徘徊,趑趄不前,主攻方向不明,紅六軍置於楊林市一線,紅二軍置於公安一線,未能抓緊戰鬥準備。敵李覺部從容佈置兵力,分三路向楊林市、街河市集結。紅六軍臨時應戰,日夜行軍,又累又餓,沿途買蘿蔔充饑,頭天到達楊林市,第二天就遭李覺部襲擊。部隊和敵人拼消耗,打陣地戰。相持之中,紅軍剛收編的一支部隊反水,紅軍處於腹背受敵的不利形勢中,最終導致失利。

  楊林市一戰,紅二軍團付出很大傷亡,紅六軍損失四分之一,總指揮部幾乎撤不出來,南征失利。

  此後,部隊經馬良坪、泥沙、赤綏河、南北墩,轉至鶴峰,開始在鄂西、鄂北山區流動轉戰。

 三下洪湖

  1931年初,紅二軍團縮編為紅三軍,賀龍任軍長,鄧中夏任政委。不久鄧中夏被撤職,鄧在洪湖期間,雖然犯有一些錯誤,但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他與賀龍在軍事行動方針及戰役戰鬥的指導上雖多有不同意見,但在實踐中能逐漸認識賀龍意見的正確,尊重並採納賀龍某些建議。後來,賀龍回憶說:中夏很有學問,為人正派,不打擊別人,能照顧團結。我和中夏爭論很多,可是和他這個政治委員相處,同志關係還是很好相處的。這時,敵軍加緊圍攻洪湖,正在五峰、長陽地區活動的賀龍力主回師洪湖,打退敵人進攻,鞏固革命根據地。但在東進途中由於敵情不明,部隊受到很大的損失。突圍後不得不轉向鄂西北,開闢了房縣革命根據地。

  與此同時,以王明為代表的新的更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者,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下,經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強行篡奪了中共的領導權。他們把傾當右傾批,認為右傾依然是黨內目前主要危險,號召全黨反對右傾,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開展了所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黨內鬥爭,從此開始了傾路線對黨的又一次統治。

  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中央代表夏曦擔任書記。不久,湘鄂西中央分局寫信來,要求紅三軍回洪湖地區。賀龍則早有此意,便耐心說服紅三軍前委的大多數同志,打回洪湖去。9月,紅三軍的七、八兩個師,和正在鄂北的段德昌紅九師會合于劉侯集,在這裏召開了會議,決定紅三軍向洪湖方向發展。

  紅三軍東進洪湖,增強了洪湖蘇區的力量,大大鼓舞了蘇區的廣大人民,深得人心,廣受歡迎。

  然而,賀龍率紅三軍剛回到洪湖,就被指責為一貫右傾而被剝奪了指揮權。紅三軍政委萬濤也被撤職。賀龍據理力爭無效。就在這時,與賀龍並肩作戰多年、結下深厚戰鬥情誼的周逸群在去華容檢查工作時,遭到了敵人的伏擊,不幸壯烈犧牲。

  1932年初,賀龍恢復指揮權後,率部向襄北發動攻勢作戰,利用敵軍受到群眾反對,離開陣地不能打仗和不善於雨天、黑天作戰等弱點,採取襲擊、伏擊,圍點打援等戰法,並把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結合起來,把遊擊戰和運動戰結合起來,在龍王集、王家墩等戰鬥中,接連獲得出色的重大勝利,殲敵兩個旅一個團又六個營,繳槍五千余支,使紅三軍主力發展到一萬五千多人,根據地得到相應的擴大。但在傾路線的統治下,軍事鬥爭不久即陷入了被動。湘鄂西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傾路線執行者加緊推行錯誤路線,指責紅三軍的行動還沒有萬分積極化,要求不停頓地強攻硬打,必要時要打叫化子與龍王比寶的消耗戰。3月底,敵軍清剿襄北地區時,紅三軍將敵軍在瓦廟集等地分割為兩個集團,分頭進攻,打得英勇頑強,斃傷敵旅長以下兩千人,取得了很大戰果,但部隊自身傷亡很重,送往後方醫院的傷患約有幾千人,彈藥更是無法補充。但傾路線執行者不顧部隊的消耗,強令繼續進攻,全力殲滅進攻之敵,迫使紅三軍在5月份張家場戰鬥中同敵軍進行持續八晝夜的激烈戰鬥,自身的傷亡超過了斃傷敵軍的數字,損傷了元氣。6月初,川軍趁紅三軍遠在襄北之機,進攻洪湖根據地,蘇區內部頓時緊張起來,幸虧賀龍率主力星夜趕回,在新溝嘴用誘敵進入預設陣地和迂回到側後使其兩面受敵的方法,擊敗川軍,俘虜三千多人,才轉危為安。然而少數具體戰鬥的勝利,改變不了王明路線給整個洪湖蘇區帶來的損失,洪湖革命形勢處於低潮。

  1932年夏天,蔣介石調集五六十萬大軍向中國工農紅軍發動了規模空前的第四次圍剿。其中進攻洪湖的兵力達十萬之眾。在強敵進攻面前,傾路線執行者在軍事上由主張盲目進攻,一變而為單純防禦,命令部隊築碉固守,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地,和敵人硬拼。在政治上,開始了大規模的肅反運動,而且一開始就採取擴大化和逼供信的做法,把湘鄂西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說成是改組派對黨、對中央分局和國際路線的進攻,把革命陣營中的認識問題、一般的違反紀律現象和實際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同反革命分子的陰謀破壞生硬地聯繫起來,亂捕、錯殺了包括段德昌在內的許多紅軍優秀將領,嚴重地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

  敵軍圍攻湘鄂西根據地中心區域時,賀龍從實際出發,建議集中主力轉到外線機動作戰,選擇弱點,殲敵一部,以粉碎敵人的圍剿。夏曦卻堅持要分兵把守,固守決戰。紅三軍被迫兩個拳頭打人,一路向荊州、沙市進攻,出擊襄北,另一路留在蘇區搞禦敵於國門之外,唯恐打破罎罎罐罐。這樣做,就不能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發揮不了紅軍的長處,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19329月,毛澤東有一份電報發至湘鄂西,也被夏曦扣壓,不向賀龍等人傳達。終於,多年來艱辛創立的洪湖蘇區遭到了失敗,紅軍由二萬五千人銳減到一萬多人,賀龍率部隊從洪湖根據地突圍後,轉移到隨縣大洪山進行休整。隨後,經過七千里艱苦行軍,到達湘鄂邊,開創了黔東根據地,基本上度過了1932年以來最困難的時期。

  賀龍三下洪湖,出生入死,百折不撓。青山常在,綠水長流,賀龍的名字和他的光輝業績作為歷史的豐碑,永遠銘刻在洪湖人民的心中。

來源: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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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的五任妻子和子女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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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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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称赞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军”,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在这里我们盘点一下这位元帅的几次传奇婚姻和他的子女们。贺龙与原配妻子徐月姑1910年春,贺龙奉父母之命,与比他大7岁的童养媳徐月姑结婚,并生下长女贺金莲。1918年春,贺龙任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6月,徐月姑病逝。图为:贺龙元帅


长女贺金莲。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特地派人寻找贺龙的家眷。12月间,终于将贺龙贺金莲接到了上海。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无暇照顾女儿,故而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后来,泰辰里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不久,机关被国民党坏,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最终死于狱中。图为:贺龙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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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妻子向元姑。1920年9月,贺龙任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团长。这年,贺龙父亲被土匪截杀,弟弟被蒸死,族里按照桑植风俗,要在丧事期间给贺龙续娶,以期生子,谓之“丧婚”。1920年,贺龙娶了土家族姑娘向元姑。据说这次结婚,贺龙并未参加,由贺龙未出嫁的小妹贺绒姑抱着大公鸡,与新娘拜了天地。1927年12月间,周恩来派人将贺龙夫人向元姑接到上海,向元姑化名王向氏。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向元姑回到桑植,第二年,在家乡病故。图为:贺龙元帅。


第三任妻子胡琴仙 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军阀混战的岁月里,贺龙从营长一直提拔到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灃州镇守使。以卖艺为生的胡琴仙,生活艰难。经人介绍,她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成了贺龙的第三任妻子。胡琴仙化名王琳和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后来所居地泰辰里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王琳在这个机关里当服务员。不久,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王琳、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贺金莲病逝于狱中。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经组织营救出狱。隐姓埋名,流落上海。后来,她返回贺龙老家桑植。此时,贺氏一门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派赶尽杀绝。胡琴仙不得不返回老家四川。从此和贺龙失去联系。晚年定居成都。


第四任妻子蹇先任,蹇先任,1909年4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慈利县零阳镇东街。1927年成为中共党员。1929年8月,蹇先任加入了贺龙领导的红军队伍,成为湘鄂西苏区第一位女红军战士。图为:蹇先任晚年。
不久,红四军成立训练队,安排蹇先任去当专职文化教员。贺龙找到她说:“蹇教员,我要向你学文化。”蹇先任以为贺龙只是开玩笑,没想到贺龙却满脸认真地接着说:“你一定要收下我这个学生啵,而且要单独给我讲课。”一个炎热的夏夜,蹇先任乘完凉,刚要回房休息,贺龙却让人来说媒,说他虽然结过婚,但从来不曾恋爱过,自从见到蹇先任,便不知不觉爱上了她。但被毫无准备的蹇先任拒绝。不久,贺龙当面向蹇先任求婚,又被她婉拒谁知贺龙痴心依然,而且在一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他向蹇先任公开求婚,并让大家在会上做蹇先任的思想工作。蹇先任抵挡不了这种“攻势”,只好答应了。图为:长征中蹇先任(前左三)贺捷生(左二)母女。  


1929年9月,20岁的蹇先任与患难与共、志趣相投的贺龙结为伉俪。1930年,蹇先任生下第一个孩子,取名红红。当时正逢贺龙奉令东征,蹇先任带着孩子行军不便,就留在湘西做地下工作。在东奔西突中,红红因病饿交加死在妈妈怀中。1935年11月,贺龙打了大胜仗,蹇先任刚生下一女,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了后非常高兴,大笑不止。后萧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图为: 一九三九年,部分中国学员在莫斯科郊区共产国际党校合影,前排左一为蹇先任


1938年,比贺龙小13岁的蹇先任,因与贺龙感情不和,她和贺子珍一样,负气北去苏联,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1940年返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后与贺龙离婚。建国后在中央担任职务。1985年12月离职休养,享受正部级待遇。2004年7月25日15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图为:晚年蹇先任老人。


三女贺捷生,1935年11月1日生于红二军团的征战途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贺捷生出生19天,就在妈妈蹇先任的怀中随红二军团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被誉为“一岁走完长征的女将军”。图为:贺捷生将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贺龙任八路军第一二0师师长,战事繁忙。1938年,蹇先任与贺龙离婚,蹇先任又受组织委派去苏联红军大学学习。贺龙几经考虑,决定将小捷生送回湖南老家桑植,托付给南昌起义时的两位部下秦光远、瞿玉屏,并再三叮嘱:“乱世岁月,祸福难料,如遇不测,捷生可以改姓,但千万不能更名。”图为:2009年6月27日,贺龙元帅骨灰安葬仪式,在湖南张家界天子山贺龙公园举行。
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她从湘西找回来,1955年7月,贺捷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她大学即将毕业时,当时青海省计划筹建18所高校,急需大批人才担负教学工作,贺捷生未和父母商量便果断报了名,被安排在青海民族学院执教。那时人们都不知道她是贺龙的女儿。图为:贺捷生将军在湖南张家界天子山贺龙公园举行安放父亲骨灰仪式后,看望武警部队官兵。


文革”中,贺龙等一大批开国元勋成为首先被打倒的对象,贺龙元帅被林彪、“四人帮” 迫害致死。而此时的贺捷生,也在劫难逃,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图为:蹇先任(右一)贺捷生(右二)蹇先佛(左一)延安合影。


贺捷生从青海民族学院调回北京之后,先后调入军事科学院、总政治部、武警部队等单位从事研究和宣传工作,发表了多篇回忆贺龙元帅的文章。80年代,她在从事军史研究的同时,又开始文学创作。1984年在《昆仑》、《人民文学》分别发表了《共青畅想曲》、《击毙二王的报告》、《祝你一路平安》3部报告文学作品。图为:贺捷生将军。



1986年起,参与主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历时10多年,这部10卷本、1500万字的军事百科全书陆续出版发行,并获得国家图书最高荣誉奖。在此期间贺捷生先后担任总政编研室主任和《全书》编审室的副主任、主任,负责组织领导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后勤、军队政治工作、军事技术、军事历史、军事地理等7个门类57个学科共2000余万字、近万幅插图的编审工作。1992年7月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从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集中精力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及文学创作。图为:贺捷生将军向贺龙中学捐赠电脑和桌。


第五任妻子薛明。薛明,1916年5月12日出生于河北省文安县胜芳镇(现霸州市胜芳镇)一个商人家庭。她原名王爱真,后改为薛明,因母亲姓薛。1936 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党交通员。1938年参与组织天津流亡同学会,负责天津学联、民先、妇救会的联络工作。1938年夏,奔赴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女大高级班学习、工作。1938年11月,在延安中央党校第31班学习,担任该班支部组织委员。延安女子大学特别班指导员、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1941年担任中共延安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图为:贺龙与薛明。 
薛明和贺龙的恋爱过程几乎是所有夫人的“爱情模板”———领导看中、主动追求,组织撮合,结婚,很多人在婚后成为丈夫的专职秘书。当时贺龙42岁,是西北局赫赫有名的司令员;薛明22岁,是从天津投奔延安的漂亮女学生。第一次见面,贺龙向薛明发出邀请:我那儿有一个会做天津包子的厨师,将来你可以到我那儿去玩玩,看看这个天津包子像不像。此后,虽几经组织撮合,薛明一直没动心思。不久,彭真上门找薛明:老贺没有时间跟你坐在这西北局窑洞里谈恋爱。他要到前方打仗。我们觉得你两个人可以做夫妻!你有什么问题给我说。图为:1951年春,贺龙与夫人薛明(左起)、二女儿晓明、大女儿捷生、小女儿黎明、儿子鹏飞在重庆。


不久,彭真上门找薛明:老贺没有时间跟你坐在这西北局窑洞里谈恋爱。他要到前方打仗。我们觉得你两个人可以做夫妻!你有什么问题给我说。尽管彭真找上门来向贺龙提亲,薛明还是没有当面向彭真表态。据后来薛明回忆,她对贺龙真正动心是因为一次大雨。 有一回,薛明被派往贺龙驻地汇报学习整风文件的心得,汇报结束后贺龙送薛明回住处。贺龙在前,薛明在后。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只脚陷进泥沼里,贺龙回头拉她,贺龙把薛明拉出来,她一抬头,正好一个大闪电,她这么一看,他穿着长筒皮靴,白衬衣扎进灰裤子里,腿比较长,走路步子很大。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她当时觉得他很帅。就是这么一瞬间,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传为佳话:他们散步了,还送了,压根就成了嘛! ”。1942年“七一”,叶群嫁给林彪;而26岁的天津姑娘、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在“八一”,嫁给了46岁的贺龙。贺龙当时给薛明的定情信物为一把勃朗宁手枪。图为:1947年9月,贺龙与薛明在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


 建国后,1950年任西南局妇女联合会常委、福利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处长。1958年任贺龙副主席秘书、办公室主任、军委办公厅党委委员。 随着“文革”的到来,1966年“八·二五”事件中,林彪、叶群、江青高呼“打倒贺龙”,贺龙被定罪为“阴谋篡军反党”,该年冬由康生亲自展开抓捕。薛明回忆,她同贺龙在周恩来帮助下曾辗转多个住处。次年1月,还是被林彪、康生找到,送到京郊西山一座院落中关押。图为:薛明逝世后设在家中的灵堂

关押期间,“四人帮”以长达近两个月的缺水折磨贺龙与薛明。贺龙患上了糖尿病,由于每天只供给一壶水,为照顾丈夫,薛明几乎不洗脸、少喝水。雨天时,两人在院里接雨水,相濡以沫。1969年贺龙被以“就诊”之名带走时,他伸手并望着妻子说:“我去住院,那你呢?”薛明回答:“我跟着你。”可她能做的是看着自己的亲人上救护车,车子慢慢开走。贺龙还是被单独带走了,这成了两人最后的对话。1969年6月9日贺龙含冤离世,薛明被秘密送到贵州山区继续改造,周恩来派人四处寻找薛的下落,在贵州找到薛明之后,安排相关部门暗中保护。1974年6月,中央为贺龙平反,薛明回到北京。图为:贺捷生带著妹妹和子女、亲属悼念薛明。


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连鞠7个躬。1987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不尽的思念》纪念文集出版,薛明在其中撰文回忆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帮助。1978年,薛明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总参政治部顾问、总参政治部党委委员。1988年7月15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1年8月31日,贺龙最后一任妻子薛明因病逝世,享年95岁。这是中国十大元帅夫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老人。图为:悼念薛明老人的亲属及好友。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左二),贺龙女儿贺捷生(左四),周恩来侄女周秉健(右一)等人。图片来源:中新网。


儿子贺鹏飞。1944年9月的一天,延安大雨倾盆,薛明生下了儿子贺鹏飞。毛泽东闻讯后高兴的打电话向正在外地的贺龙报喜:“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贺龙特别高兴,给孩子取名鹏飞,意在儿子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图为:贺鹏飞将军。



 
1974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作出为贺龙元帅平反的指示后,他在周恩来关怀下,贺鹏飞因为学的是机械专业,安排到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作,后来担任了副科长。1977年10月,贺鹏飞参军,到部队工作,先后任总参装备部综合计划处参谋、副处长。1980年先后到清华大学及国防科技大学研修军事工程有到战术。1984年初任总参装备部副部长,同年7月兼任总参装备部所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1985年7月任部长。1988年,军委主席对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贺鹏飞少将军衔,当时年仅44岁的贺鹏飞是共和国1000多位少将中最年轻的一位。1992年11月,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分管装备建设工作。1994年晋升为中将军衔。2001年3月28日,贺鹏飞突发心脏病离开人世,年仅55岁。图为:贺龙与儿子贺鹏飞。


四女贺晓明。1947年一天凌晨,刚刚五点钟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她意识到,一个小生命即将诞生了。为了不影响贺龙工作,薛明悄悄叫来接生员,她硬是紧咬着嘴唇,一声没出,安静异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贺龙,丝毫没有察觉。为了纪念妻子的坚强,贺龙取妻子的“明”字,给生在黎明的女儿起名贺晓明。 图为:贺龙与女儿贺晓明在北京的公园里。


1954年11月,随着贺龙调任北京,贺晓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来。贺晓明开始读小学,1965年,贺晓明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这段时间,应该说是贺晓明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候。1966年,林彪一伙凭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图为:贺晓明。


作为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的命运总是和父亲的工作、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1970年,贺晓明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待分配。因为身份的特殊,分配工作时贺晓明既不能挑、也不能争,只能眼巴巴看着好的单位都被人挑走。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到贵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发员。后来,贺晓明又被安排在陕西省一个卫生局工作。1977年“文革”结束后,贺晓明回到北京,安排在外交部工作,后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80年入伍,1988年转业到深圳经商,后加入富利公司。2006年,退休后的贺晓明本着“不搞竞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注册了“贺龙体育基金会”,并决定“主要做全民运动和健身”。图为贺晓明在富利公司。


五女贺黎明,“文革”之后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1983年曾在香港光大实业公司事务部当秘书。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难,与廖承志之子廖平结为夫妻。贺黎明现任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会长和大盛国际体育投资集团董事长。图为:图为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会长贺黎明在2010中国(重庆)国际食品博览会开幕式上致辞。  

贺黎明是贺龙的最小女儿,但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也是深沉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父母被关押之后,我们是被跟踪、被监视的,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那时已经不姓贺了,我姓李,叫李红,我姐姐叫李列,我大哥叫吴亮,不能叫贺鹏飞,因为那时贺鹏飞在北京很有名气,我们就叫他胖子、老胖子。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家孩子都是叫他胖舅。图为: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会长贺黎明拜会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成云。


大姐贺捷生还在青海,同样因父亲受到冲击,大哥贺鹏飞和二姐贺晓明已经在北京无法待下去了,他俩决定要到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做苦力避难,我是家中最小的,怕我受到欺侮,放心不下,就把我悄悄地送到廖承志叔叔家避难,因为有廖承志叔叔一家的关怀和庇护,这算我在文革中最好过的一段时间。图为:2011年8月7日晚,辽源市市委书记姜有为在市宾馆会见了大盛国际体育投资集团董事长贺黎明女士并向她赠送东丰农民画

可是没多久,大哥患上了重病,回到北京,却无法就医,靠着陈毅叔叔的仗义执言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到痊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又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将哥哥和我一起送进了少年管教所,关押审讯就是半年多,贺鹏飞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脏病;我从少管所出来以后,被赶出北京,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在那里,大家都知道我是贺龙的女儿,是来接受监督改造的,还要被批判。一次,我被民兵毒打,我的腰上,落下了永久的伤病……” 图为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会长贺黎明在成都市与成都市人民政府洽谈有关贸易项目之后合影。(自左至右依次为: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何绍华;成都市委常委、成都市人大主任王东洲;贺黎明;成都市委常委、中共成都统战部部长、成都市妇联主任包惠;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忠林)。


现在,贺黎明工作十分忙碌,不仅和姐姐贺晓明一起注册了“贺龙体育基金会”,担任了大盛国际体育投资集团董事长,本着“不搞竞技”的宗旨,决定“主要做全民运动和健身”工作,还担任了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会长。图为:贺黎明在成都市建川博物馆抗战壮士广场给她父亲贺龙元帅献花,抗战壮士青史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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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与关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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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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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与关向应,两个老搭档,在革命队伍中并肩战斗,友谊至为深厚。

  密切配合与“左”倾斗争

  1932年1月,关向应从上海中央特科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壮丽的军旅生涯。

 


 然而,最初呈现在关向应面前的却是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和严峻的考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好端端的湘鄂西根据地接连遭受了


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关向应到达根据地时,一方面大敌当前,亟需中央分局在军事问题上作出果断正确的决策;一方面中央分局为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又极力排斥贺龙。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部队编为5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人说了算。他们还以送贺


龙去苏联学习为名,企图挤走这位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

  就在湘鄂西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候,关向应来了。他一下船便参加了湘鄂西党的第


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贺龙受到了王明等人的排斥。关向应由于刚到不了解湘鄂西的局势,片面地帮了机会主义的忙。然


而,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在贺龙的去与留的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回答。党代会后,关向应立即召开了已经解散了的红三军军直干部大会,讨论对敌斗争


形势。会上,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他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分说出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里话:“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


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同时,他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任军长。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稳定了红三军的军


心,使红三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战连捷。1932年1月至3月,红三军共歼敌两个旅、两个团、3个营。并在应城一带生俘敌第四师十二旅旅长张联华,在文


家墩生俘敌第四十八师第一四四旅旅长韩昌峻。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人以上。

  6月,蒋介石亲率50万大


军向各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湘鄂西的兵力就有10万以上。“围剿”刚开始时,贺龙、关向应就主张摆脱正面进攻之敌,将优势兵力集中到外线


作战,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分局召开的会议上,关向应还积极支持贺龙制定的具体作战方针,提出:“这样做不但可以粉碎敌人的‘围


剿’,而且可以打开襄北的斗争局面。”很显然,这些意见是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的,但却遭到了夏曦把持下的中


央分局的拒绝。争论结果,他们只让贺龙、关向应率5个团出击襄北,把大部分兵力留在襄南分兵把守,使得红三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

  8月底,关向应与贺龙一道率领5个团出击襄北,刚刚渡过汉水,东线敌军便冲进了洪湖腹地。贺龙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关向应劝他:“难过没有用,唯一的办法是组织突围。我们不能把党千辛万苦培养起来的这支队伍丢失在洪湖!”

 


 于是,他们俩人率领出击襄北的5个团退出洪湖,一路上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拼死搏斗,到9月底突围至襄北大小洪山一带。夏曦也率领根据地的其他部队随后赶来


会合。但他们撤离洪湖地区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当时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和群众数千人留在洪湖地区,处境十分危险。关向应


得知后,马上同贺龙商定,派贺炳炎和宋盘铭率骑兵部队,杀回洪湖,将3000多干部群众带出敌人封锁区,使他们免遭敌人的血腥屠杀。至此,在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中曾起过重大作用的洪湖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断送了。

  从洪湖地区突围出来之后,红三军由原来的3


万人减少到1.5万人。部队仍然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扭转这一危险局面,中央分局于10月在枣阳县王店召开了扩大会议。关向应从洪湖的失败和红三


军的困难处境中对夏曦等人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会上,他同夏曦等人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斗争,并且批评了他们在突围时不顾苏区的群众,采取右倾逃跑主义的


错误做法。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力争下,会议最后决定红军避开敌人的主力,绕道豫西南、陕南回湘鄂边区。他们俩在这最困难时刻以大局为重,挑起了指挥行军打仗


的重担。
 同心同德保存部队

  红三军回到湘鄂西边区以后,已由原来的1.5万人减少到9000人。部队严重损失的原因,饥饿、疾病、严寒、疲劳以及敌人的疯狂“围剿”固不待言,而更重要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肃反扩大化。

 


 肃反早在洪湖时期就开始了,当时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以抓“改组派”为名,在根据地党、政、军内大搞肃反扩大化,一直杀了几个月,杀掉了几千人。洪湖


县区干部几乎杀光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杀了10多个连长。当时贺龙被排挤在肃反委员会之外。在非常时期,关向应立场坚定,不盲从,也不隐讳自己的失


误。相反的,错误和挫折使他头脑逐渐清醒起来。在红三军和中央分局中,他是比较早地并能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的领导干部之一。据当年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说:


“由于中央派来的夏曦把洪湖根据地搞垮了,我们对中央代表并没有好印象,关政委也是中央代表。最初,我们都把他和夏曦一样看待,可是不久之后,我们就看出


这位中央代表与夏曦大不一样,夏是整天坐在上面想着法子整人,而关政委一有时间就到连队和干部战士中间去了解情况。而且我们很快地发现,他是支持贺老总


的。”

  关向应的品德与作风也赢得了贺龙的信任与尊敬。他在红三军中的威信越来越高。1933年底,红三军已锐减到3000余人,广大


指战员饱尝了失去根据地的痛苦。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红三军也几乎濒临绝境,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游击。为了将部队的


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关向应和贺龙果断地指挥红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川东方面运动。打算攻下彭水县城,建立根据地。这个计划遭到夏曦的反对。部队不得不


由彭水再渡乌江,进入贵州。这时贺龙认为部队不能再走了,如若再不建立根据地就有走垮的危险。关向应也不畏夏曦的权势,多次提出建立根据地或向中央红军靠


拢的正确主张。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中央分局才于1934年6月19日,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香溪山村里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下一步打


算。会上斗争十分激烈。关向应严肃地批驳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义正辞严地指出:“部队整天这么东游西走不行,要么就建立根据地,要么就设法同中


央红军取得联系。”

  夏曦却不指名地批评关向应,认为这一主张是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是对革命产生动摇的右倾思想作怪。听了夏曦的谬论,贺龙怒不可遏,他说:“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是小关(关向应)讲的,他的意见有什么错?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中央苏区就是这么干的嘛!”

 


 于是,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会上形势急转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思路做一些改变。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


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建立黔东根据地和在几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项正确决议。枫香溪会议,揭开了黔东根据地光辉的历史篇章,把濒于绝境的红三军


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了出来。

  会议之后,夏曦已无法主持工作,整个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都落到了关向应和贺龙俩身上。在恢复


红军党、团组织的工作中,关向应付出了巨大心血。他走遍了军中所有连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建党支部,成立政治部等工作。他曾


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去召开座谈会,鼓励战士们说心里话,干部战士们感觉到,肃反扩大化时那种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的气氛消失了。他还根据中央红军的政治工作


经验结合红三军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红三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政工小册子《反对好好先生》,加强了干部战士的思想纪律观念。红三军上上下下生


气勃勃,大家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贺龙作悼文《哭向应》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


六军团会师,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一二O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训主任,后改为政


委。当年9月,为贯彻我党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贺龙、关向应率一二O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点燃了华北的抗


日烽火,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俩指挥部队与敌人多次交锋,收复了宁武、神池等7个县城,一直将敌人赶至大同,奠定了晋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38年8月,贺龙、关向应又派李井泉支队驰向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晋绥抗日边区,它是各根据地通向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党中央的一道坚固的屏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贺龙和关向应率领一二O师主力于12月21日由岚县出发,开赴冀中,协助冀中部队开展敌后平


原游击战争。1939年1月25日,一二O师到达冀中河间县惠伯口村。关向应向冀中党政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根据北方局的决定,贺龙、


关向应、吕正操、程子华等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在冀中,关向应时常教育一二O师的干


部,要自觉服从晋察冀边区和聂荣臻、彭真的领导,要好好地向晋察冀军民学习,他还告诉战士:晋察冀根据地是一块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


习。他还专门请彭真、程子华等人给一二O师作报告,对官兵进行教育,并热诚地欢迎由晋察冀派到一二O师工作的干部。

  由于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领导,加上冀中抗日军民的密切配合,一二O师主力在冀中狠狠打击了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1939年4月23日,一二O师在齐会一带,内外夹击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历时三天三夜,歼敌700余名,首创了在冀中平原上大规模歼灭日寇的范例。

 


 同年9月,当敌人以我冀西灵寿县的陈庄为目标,进行“秋季大讨伐”时,一二O师同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又与入侵之敌在陈庄周围摆开战场,与敌鏖战六天五


夜,歼灭了日军第八混成旅团以及其增援之敌2000余人。陈庄歼灭战以“模范的歼灭战”而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一二O师亦在冀中大平原上得到


了壮大和发展。

  贺龙十分赏识关向应在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超群才干。直到1962年,贺龙在跟作家沙汀谈话时,还念念不忘,说:“关政委在一二O师整个工作中作用最大。”

  1941年5月始,日寇在华北大规模推行“蚕食政策”和“强化治安”运动,关向应、贺龙领导晋西北军民,经过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由于多年劳累,关向应肺病复发,难以坚持工作,最后在中央的催促之下,回延安治病。

 


 关向应在延安养病期间,他的亲密战友贺龙每到延安,总是前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刚开过一天,贺龙接到紧急情况,要急返华北前线。临行仓促,他给关向应


留下了一封信。关向应看过信后,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短短的一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对战友的依恋和对


战斗生活的向往之情。

  1946年7月21日下午,关向应因病情恶化,在延安逝世。

  贺龙在前线知道关向应病逝的消息,写下了悼文《哭向应》,痛悼这位与他并肩战斗了15年的亲密战友:

 


 “整整15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


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


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你死了,悲痛了千万人的心,我把悲痛变为力量,我对你沉痛的纪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终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


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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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和林彪結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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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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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賀龍與共和國元帥》(顧永忠著),敘述了賀龍南徵北戰的戎馬一生,再現了賀龍與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劉伯承、聶榮臻、彭德懷等共和國元帥共同革命、並肩戰鬥的一些經歷,展現了他們的高風亮節。同時也披露了賀龍與林彪結怨的一些內情。

 賀龍對林彪婚戀的態度

    1942年初,賀龍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與騫先任離婚了。許多熱心的老同志對他的生活很關心,紛紛給他當紅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聯防軍的幾位領導在一起開會議事完畢後,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談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學的葉群談戀愛的事。賀龍對林彪與葉群談戀愛的事早有耳聞,還聽說葉群把林彪寫給她表達愛情的信給別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賀龍很為林彪打抱不平,認為葉群這樣做,有損林彪的威信和聲譽。現在又聽到大家議論此事,就很不高興地說:“這些小知識分子不像話,輕浮,用損害別人的威信和聲譽來抬高自己,應該好好地訓她一頓!”

    西北局組織部長陳正人是個熱心人,有意要為賀龍當月老。于是,他就靈機一動,趁機向賀龍介紹說:“老總啊!我給你介紹一個人,她認識葉群。此人叫薛明,河北霸縣人,天津的女學生。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開始後,一直從事抗日群眾工作。她帶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傳隊,從北平、天津經山東、南京,一路作抗日宣傳工作到江西。1938年,經新四軍江西辦事處介紹來到延安,先後在中央黨校和女子大學學習,後來去清澗工作,成績突出,曾被選為縣參議員,後調到中共延安縣任組織部部長,是咱們西北局重點培養的婦女幹部,據說她對葉群比較熟悉和了解,老總是不是和她見一見?”

    賀龍聽他們一說,想了想,認為能動員薛明去批評批評葉群,幫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認了。

    1942年春的一個星期天,賀龍在高崗和延安縣委書記王丕年的陪同下,來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說:“賀龍司令員來看望我們來了!”高崗趁機向賀龍介紹說:“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賀龍的來意,有點拘束,輕聲地叫了一聲“賀司令員!”賀龍點點頭與薛明握手,說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書記到這兒來轉轉,問點情況。”

    高崗說:“薛明,賀老總問什麼情況,你就如實匯報!”

    賀龍問:“聽說你和葉群是朋友?”薛明點頭答道:“是朋友,但現在來往不多了!”

    賀龍從薛明回答中證實了她與葉群“是朋友”,便提高聲音說:“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應該拿出做朋友的樣子來。”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問:“怎麼了?”賀龍說:“林彪喜歡葉群,給葉群寫信,這本來是正常的吆。”“葉群的態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給同學、同事們看,還這麼一散,說我不在乎,你們看吧!這是林彪給我寫的情書,你說這樣做對不對?”薛明肯定地說:“不對!”賀龍接著說:“那麼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訴她,喜歡林彪,就和林彪結婚,不喜歡就不要寫信,不要張揚,明確表態拒絕。你告訴她,這是我說的。老革命,南徵北戰,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討個老婆,又遭取笑戲弄,不道德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認為怎麼樣?”

    薛明很認真地說:“我同意賀老總的意見,這件事我可以辦。”

    賀龍笑著說:“我要說的就這麼多。我知道你在清澗工作做得不錯。”

    高崗接過話茬說:“這?的工作也搞得不錯麼。薛明,把你的工作匯報匯報。”于是,薛明匯報了延安的組織工作和婦女工作。王丕年招待大家吃了午飯。臨別時,賀龍對薛明說:“聽說你是天津人?”薛明答道:“離天津很近,霸縣勝坊鎮人,在天津上學。”

    賀龍說:“我有個廚師,會做天津狗不理包子,你可以去嘗嘗,看像不像!以後有空到我那兒去玩。”高崗語帶雙關地對薛明說:“熟悉了,以後可以常去老總那?看看吆!”

    薛明遵照賀龍的意見,專門找葉群談了一次,轉達了賀龍的看法。

    賀龍同薛明認識後,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結婚。任弼時、林伯渠、高崗、陳正人、張幫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領導,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來祝賀。幾天後,毛澤東在賀龍的陪同下,來到賀龍駐地接見“戰鬥籃球隊”隊員時,也向賀龍和薛明表示熱烈祝賀。

    1942年2月中國共產黨開始開展“整風運動”。在運動期間,薛明和葉群發生了矛盾與激烈的衝突。

    葉群,原名叫葉敬宜,後改名葉瑾,福建省福州市人。與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學。抗日戰爭爆發後,跟隨天津第二批南下學生來到南京,經親戚介紹,到了國民黨的中央廣播電臺當播音員;後來參加青年戰地服務訓練班,與青訓班的國民黨軍官關係曖昧;她還參加了“三青團”舉辦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講演比賽,並不斷向國民黨CC係特務組織辦的名為“戰鬥”的壁報投稿等等。因此,黨組織派薛明同葉群作了一次談話,對她上述表現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幫助下,1938年她們一起從江西南昌來到延安。到延安後,葉瑾改名為葉群。1942年與從蘇聯養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識,他們就談起了戀愛。

    林彪原先有兩次婚姻:1927年,由父母包辦娶了一房妻室,舉行婚禮後的第三天,林彪就離家了;林彪在長徵到延安後,出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時,認識一個女學員叫劉新民(後改名劉梅),他們結婚後,1938年冬林彪去蘇聯養病,劉梅陪同前往,他們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後來因感情不和離婚了。林彪1942年初從蘇聯回到延安,認識了當時在延安女子大學的葉群,同年7月1日兩人結婚,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年春,延安整風運動進入對照檢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階段。薛明因對葉群比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感,有一天,把葉群約到家中,誠懇地對她說:“我是共產黨員,你也是共產黨員,現在正是整風的審幹時期,我希望你主動地把履行沒有履行入黨手續,介紹人是誰,在南京時的種種表現,以及同國民黨教官和豐城縣縣長等人的關係,如實地向組織講清楚……”

    葉群一聽,立即翻了臉,尖聲大叫道:“你要幹什麼?你們趁林彪不在家,你們把我打死好了!”接著又哭又鬧,甚至滿地打滾撒潑。

    薛明本來想好好勸說葉群主動把自己的歷史問題向組織講清楚,一看她這個樣子,也就來了氣,說道:“好,你不願意談,那就跟你到組織部談,黨員對黨組織該談吧!”于是,就把葉群拉到了中組部,王鶴壽出來接待。

    葉群一見王鶴壽,裝得更傷心,哭得更厲害了,大聲嚷道:“她說我好多壞話,造謠。”

    薛明理直氣壯地說:“不是造謠,我這?寫了揭發材料,都有哪些問題,請組織上看。”說罷把材料交給了王鶴壽。

    由于葉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鶴壽不便輕易表態。他接過信,慎重地對薛明說:“我看過信後,還要向上級報告,你先回去吧!”

    這件事驚動了賀龍和林彪。賀龍從前線匆匆趕回,衝著薛明發火道:“你搞什麼名堂?誰叫你抓了葉群?”薛明很冷靜,向賀龍詳細地匯報了葉群歷史上的問題。過了一會兒,賀龍的氣也消了,對薛明說:“這麼大的運動,有懷疑,揭發出來也是對的。已經這樣了,光明正大,沒啥大不了的,讓組織去調查吧!”

    林彪對這件事則看得很重,十分惱火,也從前方急忙趕回延安。葉群一見林彪,裝得非常委屈,添枝加葉地向他哭訴了一番。一貫內向的林彪也動了肝火,高聲罵道:“他媽的,老子在前線流血打仗,你們在後方搞我的老婆……”他把這件事遷怒于賀龍,與老婆葉群記下了賀龍和薛明這筆賬。

    此外,賀龍到延安出任聯防軍司令員後,毛澤東曾同他談起林彪歷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戰初期不願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陽蔣介石接見時的表現等。這件事,後來不知怎樣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塊去不掉的心病。從此,林彪與賀龍兩家結下了解不開的疙瘩。這也成了林彪後來利用“文化大革命”運動,要把賀龍置于死地的主要歷史原因。

    賀龍夜見林彪

    1966年9月10日上午,賀龍從家中坐車直奔人民大會堂,在東門下得車來,來到浙江廳。他是根據毛澤東關于“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意見”的指示,來拜訪林彪,徵求意見的。

    由于毛家灣的房子要進行整修,林彪于8月上旬搬到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暫住。浙江廳是一個有半個籃球場大小的方形大廳,顧名思義,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時浙江省代表團開會的地方。林彪住進來後,由于他怕風、怕光、怕水、怕出汗,對大廳重新作了布置:地毯是淺綠色的,沙發是淺綠色的,房間四周的帷幕也是淺綠色的,整個大廳全是淺綠色的。平時只開幾盞小燈,廳內光線暗淡。

    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賀龍走進浙江廳,由于?面光線晦暗,一時不太適應。林彪走上前去同賀龍握手,賀龍見林彪由于怕見陽光,整天在陰暗的地方生活,臉色蒼白得嚇人,不由得吃了一驚。他過去對林彪怕光、怕水、怕風早有耳聞,今日親眼所見,想不到他竟怕到這種地步。

    兩人在沙發上坐下,工作人員給賀龍送上一杯茶水立即退了出去,會客廳只有林彪同賀龍兩人。寒暄過後,賀龍把來意說明,他誠懇地說:

    “林總,我今天來想聽聽你對我有什麼意見?”

    林彪假惺惺地說:“賀老總,我對你沒有意見。”

    “不,林總,總會有一點吧!”賀龍堅持想聽聽林彪的意見。

    沉默了一會兒,林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裝著不經意的樣子卻有明顯的威脅性,說:“要說有吧,也只那麼一點點,就是,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

    寥寥數語,把他對賀龍的狼子野心暴露得一清二楚:你賀龍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問題就可以變小;如果反對我,你的問題就可以變大。一句話,你的問題大小,全在你對我林彪的態度。

    林彪既然已把問題挑明,亮出了他的底牌,賀龍自然要給予明確的回答。他想起過去毛澤東同他談起對林彪的看法,想起他用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羅瑞卿,現在又指使吳法憲等人搞陰謀,搞到了自己的頭上,我豈能同你這種搞陰謀詭計的卑鄙之徒同流合污!賀龍笑了笑,坦然地說:

    “林總,我革命這麼多年,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對誰;誰擁護黨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誰!”

    同樣短短數語,但把賀龍一貫忠于黨,忠于革命事業,忠于人民,擁護毛澤東那種光明磊落,坦蕩無私的胸懷,表達得淋漓盡致。

    賀龍的話,正氣凜然,字字千鈞,擊中了林彪一直諱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紅軍困難的時候,曾對紅軍的前途表示悲觀。為此,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後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了他;在遵義會議後,林彪又提出毛澤東不會指揮軍隊,要別人代替;抗日戰爭開始,他又不表態支持毛澤東留兵保衛陜甘寧的主張……。每到革命轉折關頭,總是同毛澤東不合拍。所以,賀龍的話雖然沒有點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栗。

    由于兩人沒有共同語言,話不投機,再也無話可講,賀龍便從容起身告辭。

    這次談話,表面氣氛相當平靜,沒有激烈的爭論,但賀龍同林彪終于面對面地最後攤了牌。林彪本想通過他精心導演對賀龍的誣告,在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下,迫使賀龍就范。豈知賀龍軟硬不吃,有一股凜然不可侵犯之正氣。此刻,林彪終于明白,要想讓賀龍支持自己,跟他走是絕對不可能的,就變本加厲地策劃種種迫害賀龍的陰謀活動。

    在林彪、江青一而再,再而三的誣告下,毛澤東對賀龍的信任開始動搖了。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時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比如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副部長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

    隨後,又有晏章炎誣告賀龍歷史上有企圖“叛變投敵”的事。到了9月上旬,林彪認為提出把賀龍立案審查的時機已到,他指使葉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頭會議提出此事。葉群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講了許多聳人聽聞的誣陷賀龍的問題,包括所謂“在湘鄂西同國民黨大員秘密接頭,企圖投敵”,講得繪聲繪色,有鼻子有眼,還煞有介事地拿出了“證據”,向大家展示。最後,她叫嚷:“賀龍問題嚴重,應該立案審查。”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對葉群的提議一致讚成並積極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陳伯達和葉群聯名,要求成立專案組審查賀龍的報告,經林彪圈閱後送到毛澤東那?。報告說:“賀龍的政治歷史問題和陰謀篡軍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都很嚴重,需要成立專案組,進行審查。由康生任組長,楊成武、葉群為副組長。辦公室設在軍委,抽調10名軍隊幹部組成專案組。”

    9月13日,毛澤東批示“同意”。當天,“賀龍專案組”正式成立。

    “賀龍專案組”成立,也意味著賀龍落到了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手中。從此,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公開地、大張旗鼓地對賀龍進行迫害了。

    “二辦”轄9個主要專案組,其中最大的是賀龍和彭德懷兩個專案組。但彭德懷早在8年前的廬山會議上被罷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軍隊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賀龍專案了。所以林彪、江青特別重視,配備了很強的力量,由康生親自抓。

    康生陰陽怪氣地說:“我提醒你們,體委是賀龍現行反革命活動的主要地點,他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口對準了中南海……”半個多月後,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賀龍專案組”,布置如何清查賀龍問題。他惡毒地誣蔑說:“賀龍不僅是國民黨,而且是土匪……”

    5月20日,毛澤東在接見在京學習班時,首次明確表示不保賀龍了。他說:“賀龍這個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後來知道他搞陰謀,和成鈞他們一起搞陰謀,搞顛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澤東這句話,康生控制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決定,將賀龍由原中央辦公廳保護,改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二辦公室作為專案對象,實行監護。從此,周恩來再也無法保護賀龍,賀龍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魔掌。(轉自文匯讀書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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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之女贺晓明忆往事:全家前后109位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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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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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8月1日,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与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薛明在延安结婚。

  1947年冬,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山西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的窑洞里出生。因为期冀新中国,孩子取名晓明。

  62年后,北京初秋的一个早晨,一位头梳干练短卷发,身穿鲜艳藏青色上衣,下着西装裤的女士在保利大厦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她就是当年那个生在窑洞的孩子——现任贺龙体育基金会主席的贺晓明。

  “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总指挥”、“全家109位烈士”、“新中国体育开山祖”……伴着毛尖淡淡的茶香,贺晓明思绪回到了父亲的世界。一时间,那或血雨腥风或岁月峥嵘的旧日时光如潮水般涌在眼前。

  年龄最小的“头儿”

  1896年,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那年的湘西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荒野千里、饿殍满地。由于母亲体弱,乳汁较少,刚刚出生的贺龙是吃着“百家奶”长大的。

  贺龙青少年的时候,正是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清朝末年。

  在那个多种思想意识相互碰撞的年代,年轻的贺龙很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在老乡陈图南先生的介绍之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0世纪初,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都非常昏庸,鱼肉乡里百姓,“那个时候我老家桑植县很多老百姓都吃不上盐巴,仅有的一点点主要靠外地输入。进出驮盐的马帮都要收重税,成为当地政府的一笔主要收入。老百姓交不起钱,就要打白条,白条越积越多,民怨也越积越深。”眼看着周围百姓被当地官府这样蹂躏,贺龙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一起拿下当地盐税局。

  那是在1916年。“我爸爸带着20个人,从桑植县赶了100里路,砸了盐局,杀了收税的警察,抢了枪;一把火把白条子都烧光了,那是大快人心,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取得了这场胜利之后,贺龙在1916年3月的时候打出了“桑植县讨袁护国军”的旗号,配合了蔡锷将军“护国战争”的行动。

  “当时一起参加革命的很多人都是我爸爸的长辈,但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让人非常信任,大家都认为他能够成事。虽然我爸爸的年龄小,他还是成了那个组织的领头人。当时盐局的警察都是各自配枪的,而我们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除了两把菜刀就剩下拳头了,可以说这样的革命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正义和勇气。”

  后来,毛泽东后来称赞贺龙说: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军。

  “拉赞助”来养兵
“拉赞助”来养兵

  “我父亲和叶挺比较熟悉,他们是北伐战争时期的战友,北伐军一直从武汉打到了河南。当时《民国日报》上说叶挺的独立团是‘铁军’,我父亲的独立十五师是‘钢军’。”

  “北伐战争胜利回武汉开庆功大会之后,他带着部队来到了九江。这个时候汪精卫已经估计到我爸爸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了,就打算除掉他。他和张发奎打算借‘东征讨蒋’的名义把我爸爸和叶挺骗上庐山,扣押之后解除兵权,最终武力解决他和叶挺这两支部队”。

  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得知了这个阴谋,暗中下了庐山和贺龙、叶挺商定不上庐山;部队开往南昌,当天立即行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南昌起义对国民党右派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蒋介石、汪精卫随后便下令抓捕贺龙、叶挺等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时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来抓捕我爸爸。从香港到了上海之后,地下党的人就提醒我爸爸化化妆,但是我爸并不在意这些。”

  看一个部队是什么性质的部队,除了看它的番号、上级领导外,最重要的是看它的给养从哪里来。“南昌起义前我父亲从来不归属于任何人的管辖,也不是任何人的嫡系,都是独立的番号。基本上都是自筹补给,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拉赞助。”

  “人家为什么会给他补给呢?这是因为父亲亲自来给人家解释清楚了他的部队是做什么的;另外还有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当时他都是去找商会,爸爸有这个本事,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别人拉近距离。”

  “有米之炊好做,无米之炊难做。父亲这辈子干了很多无米之炊的事情。”

  贺家前后109位烈士
“我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贺家人就是这样为祖国奉献的。”随后,贺晓明深情地谈起了贺家烈士中的其中一位:她的大姐贺金莲。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家属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消息“贺匪家属被捕入狱”。这里面就有贺金莲,她受尽煎熬最后病逝狱中。其他家人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被释放。

  随后贺晓明又讲起她的大姑妈贺英。“贺英和我爸爸感情非常深。我的奶奶去世早,我姑妈从14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个时候,我姑妈经常带着我爸爸一起干活,两个人可要好了。”贺家是从湖北迁到湖南的,在湖南也算是客家。当地人比较欺生,比弟弟大不了几岁的贺英总是护着贺龙。

  “后来我爸参加北伐战争,我姑妈就跟着。”贺龙到武汉的时候,贺英回家乡筹集资金和枪支弹药。后来贺龙回到湖南搞革命根据地,贺英给了他很大帮助。后来主力部队转战洪湖,留在湘西打游击的贺英工作就更加具体,她安置伤员、照顾红军家属、传递情报等等,为党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那个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贺英的工作非常艰苦。1933年夏天,我的大姑妈在湖北鹤峰太平镇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爸爸非常难过。”贺英最后葬在鹤峰的烈士陵园。

  “我是烈士子女,我们对共和国英烈的那份感情言语无法描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00万无名烈士纪念碑。我现在在做一份实名烈士名单。已收集了757人。”贺晓明说。

  枪是贺龙所送“定情物”
 贺龙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枪自然是随身必备的物品。“我爸爸有很多支枪。战争年代时期,平时在身上都会带着一把,睡觉也会放在床头。他的枕头下经常会放着枪、手电、手绢。”贺龙带枪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

  一个不为人知的内情是,有一支枪很特殊,是贺龙送给妻子薛明的“定情物”。

  “我爸爸曾经送给我妈妈一个小的勃朗宁手枪。我妈妈是军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使用手枪自然是不成问题。”

  其实很多老一辈领导人都会给爱人手枪。枪就是最好的“定情信物”,是非常实用的。“作为儿女的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父母的这些举动。”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1954年11月,贺龙从西南调来北京,身兼数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第一位主任。

  贺龙当年做体育,是从一穷二白做起。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军管会都在对口接收,唯独体育,国民党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让人看不起。

  1958年初,贺龙为了创办体育报,专门向周恩来请示,得到了总理的大力支持,并要求他专门向中央报告。195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要求创办《中国体育报》的报告。“爸爸特别注意体育报,他说我们这么大的体育事业,没有自己的‘喉舌’可不行。”

  在贺龙元帅看来,体育是外交先行官,应当通过国际体育交往,加强与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团结,增进了解,交流经验。

  “体育和音乐一样,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体育的魅力就在这于此”建国后国际交流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体育。贺龙曾经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

  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珠峰是在1962年,当时正是“困难时期”。

  “贺龙说要爬珠穆朗玛峰。人家说你疯了,这个时候爬珠穆朗玛峰?”“上世纪50年代和苏联关系破裂以后,包括体育项目在内的合作都毁了。喜马拉雅山的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尼泊尔。我们这边本要和苏联合作去爬,后来合作不成了,但那边资本主义国家尼泊尔还在爬。”

  “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怎能输给资本主义国家?”贺龙斩钉截铁地说,“咱们自己来!”

  “报给总理后,这件事就搞成了,咱们上去了!上去以后,《人民日报》的第一张号外说的就是‘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体育战线干的大事。”贺晓明回忆说。

  是元帅也是好教练
  1964年春,贺龙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谈到了“三大球”,他神情严肃地说:“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工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贺龙稍停一下,语调铿锵地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后来,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回忆说:“他为了把‘三大球’搞上去,组织观摩解放军大练兵运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还请来世界女子排球冠军日本队的教练大松博文来帮助我们进行严格训练。采取这些措施曾使‘三大球’颇有起色。如果不是此后不久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贺老总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贺龙不仅做大事,还做“细”事,包括体育训练。他到体育训练馆去看人家打网球,之后就找教练,说你们该找找缺陷。

  那怎么找缺陷呢?

  “这个很简单,你们统计一下,选手左手打了多少球,右手打了多少球,进网了多少,沿网了多少,发球多少,扣杀多少。统计一下就知道哪是弱项。”

  所以后来就有了赛场边拿本记,画格子的记录员了。

  贺龙还是个心理辅导的好教练。第26届世乒赛,庄则栋一开始打球状态不佳,没打好,贺龙就请荣高棠副主任传话给庄则栋。

  “贺老总来看你比赛了,他说‘你不是小老虎,是纸老虎啊!’”庄则栋接受批评,调整状态。第二场再打,就成真老虎了。

  贺晓明回忆父亲:不要让别人“指破衣服”
 小时候有一次她陪爸爸散步。父亲忽然问她:“人的衣服应该是怎么破的呀?”

  贺晓明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么个问题,就天真的说:“穿破的呀。”

  贺龙的眼神认真起来,他郑重的告诉晓明:“人的衣服呀,可以被穿破,可以被洗破,但就是不能被人‘指’破。”

  这个“指”就是“千夫所指”的“指”。贺晓明很久以后才明白,父亲想说的是:做人,一定要追求良好的口碑,不能因人品而被人斥责、指指点点。父亲生平最重视的,就是这口碑。

  那么,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贺龙又怎样待人呢?

  “1962年困难时期出了这么个事儿。北航有个学生饿得要命,就跑到食堂里去偷馒头,被抓着后,系里就不停地严厉批评、教育他。我爸知道后,说:‘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他肚子饿’。”

  当时的贺晓明很不理解爸爸,因为在所受的教育里,盗窃、说假话是最不好的品质。后来晓明才明白,当时可是“吃不上饭”的困难时期啊。爸爸这么做,是出自对人的理解与宽容。“他用这样的事教育我们,待人要宽厚。”

2009年11月23日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滕达 付宝/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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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同志率领红二方面军胜利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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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的一次胜利的长途远征。它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结束,纵横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八个省,历时三百六十日,行程两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体现了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贺龙同志,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坚贞不渝,坚持与错误路线进行不懈斗争,又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同时还表现出贺龙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超人胆略,不仅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战争的能力,以及红二方面军官兵一致、英勇善战、艰苦奋斗的精神。

  策应作战

  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任弼时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和由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川黔地区会合后,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为了箝制湖南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向湘鄂边区的敌人展开了强大攻势。从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份,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六军团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军委分会,贺龙同志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任委员,彻底纠正了夏曦在湘鄂西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

  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湖南军阀何键惶恐不安,即电蒋介石告急。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军队,组成东、西、南、北四路纵队,采用经济封锁,筑堡推进的政策,向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这时,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为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及时地发来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指示二、六军团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贺龙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率二、六军团,从一九三五年初到八月间的半年期间,连续作战三十多次,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板栗园以及忠堡等战斗、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打乱了敌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这一时期的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善于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红二、六军团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却仍不能完全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为了调动敌人,补充兵员物资,贺龙同志向军委分会提出:应抓住敌人原“围剿”已被粉碎,新“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向敌侧后出击。八月二十八日先后占领了湘西重镇津市、澧州和石门、临澧,并在澧州以北消灭了敌樊松甫纵队一部,随即在津、澧扩兵、筹款,使兵员、物资得到了补充。当敌东路纵队李觉等部慌忙东调时,我已向桑植地区撤退。

  一九三五年十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又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动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从四面筑堡推进,企图逼我红二、六军团在龙山、桑植、永顺的狭小地区内,进行有利于他的战役决战。这时又接到中央两次来电,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贺龙同志和军委分会其他同志根据中央二月的电报指示及当前的敌我态势,对战略方针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眼前十多倍于我的敌人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给养也很困难,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的地理条件也不利于我军主力活动。于是确定了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先在湘中之雪峰山东、西两侧作战役展开,尔后的行动视情况而定。军委分会最后确定根据中央二月电示的精神,向南突围,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从此开始了。

  突 围

  贺龙同志选择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点,是一个具有卓越的军事思想和远见的战役行动。突围时间过早了,我军得不到时间进行必要的休整和思想动员与物质准备;过迟了,敌人可能调整部署,使我丧失主动。突围地点如向西南突围,没有江河阻隔,又是以前的游击区,行军作战条件较好。但这个地区都是贫瘠的山区,补充人力物力较困难。同时敌人预料我会从西南突围,在这一带防范甚严。向东南突围,地方富庶,补充人力物力较为容易。但敌人李觉、樊松甫两个纵队依据澧水、沅江,虎视眈眈,正等待着我们。权衡利弊,贺总还是决定向东南突围。贺总把突围时间选在我进攻津、澧后,敌被我打乱的部署尚未重新调整,而我又在桑植附近作好了突围准备的时候。由于许多战士是当地群众的子弟,部队要走,老百姓依依难舍,我们又向群众做了许多工作。同时根据贺总的指示将地方独立团编为五师、十六师,使主力部队增加到一万七千多人,并派出十八师担任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向西佯动,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龙山地区积极活动,使敌人看不出我要离开根据地和向东南突围的意图。

  十一月十九日主力出发,先以一部突破了大庸城东南的碉堡线,打垮了援敌一个营,摆出一副要打大庸的架式,而主力却从大庸东边强渡澧水。等敌人发现我军并非进攻大庸,即派飞机轰炸、扫射,派部队堵截,妄图阻挡我前进时,我主力已全部渡过澧水。我军又以神速行动占领洞庭溪,跨过了沅江。至此,敌人据为天险的澧、沅二水,都被英雄的二、六军团视若等闲地一跃而过了。

  我们立即按预定计划实行战役展开。六军团迅速渡过资水、占领了雪峰山以东的新化、蓝田和锡矿山。二军团占领了雪峰山以西的辰溪、溆浦和浦市,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这时,贺总命令部队在这些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参加红军,七天中,六军团就扩兵一千多名,二军团也成立了新兵团。我军进入湘中,对长沙威胁甚大,弄得敌人心惊胆颤,慌忙将“围剿”改为“追剿”。湘中的土豪、富户也惶惶不可终日,埋怨对苏区进攻推得太远,以致后方空虚。事实证明,贺总选择的突围时机和突围地点是完全正确的。贺总灵活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按照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总结的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声东击西,使敌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湘中工农群众在我党我军的宣传下,纷纷参加革命活动,我军人力物力都得到了补充,部队士气大为高涨。我原想以溆浦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但部队稍事休整,跟在我屁股后面之敌李觉、陶广、郭汝栋等追击部队就赶到了。我即向南转移,并在武冈地区的瓦屋塘和晃县地区的便水两次作战,消灭敌追击部队千余人,并击退了敌堵击部队,进入贵州,占领了石阡。这时,担任掩护任务的我十八师,经过两个月辗转行军,也按预定计划到达这里与主力会合了。部队又经余庆、瓮安、修文,渡鸭池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占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消灭了堵截的敌人。

  黔、大、毕三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高山险峻,道路崎岖。加上“天高皇帝远”,国民党统治也比较薄弱。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经过这里,曾播下革命的种子。因此部队一到这里,就较顺利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县城四处,贴满了标语。打土豪,分财物,穷人抬起了头。宣传队、扩红队、工作队积极活动,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群众团体,闹得十分红火。老百姓兴奋地说:真是闹红了一角天呀!许多同志都想在这里落脚生根,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以顾祝同为总指挥的十几万敌军,妄图协同云南、广西军阀,围歼我军于乌蒙山、金沙江之间。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黔、大、毕,继续前进。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几次想建立根据地的想法都未能实现,贺总幽默地说:“我们的根据地还是在我们这双脚板上!”

  我军退出黔、大、毕后,在威宁、水城、宣威之间,用“盘旋打圈子”的战术,扔掉了尾追的敌人,进占了盘县。从盘县出发的前一天,我去向贺总请示第二天的行军路线,贺总指示我们向兴义走,相机建立新根据地。我即派便衣侦察队连夜出发了。第二天天没亮,李达参谋长叫起我说:“行动方向改变了。中央指示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

  在我进占盘县后,敌人便一窝蜂似的向东扑来。而我军却掉头向西,进入云南,经宣威、沾益、马龙、寻甸到了普渡河。在普渡河,遭到云南军阀龙云率全部滇军的堵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时,贺总又指挥部队连夜行军,直逼昆明。敌人吓得惊慌失措,生怕我军进攻昆明,端了他们的老窝,慌忙把滇军主力调回昆明。而我军采用“虚晃一枪,回马便走”的战术,转而向西攻占富民,把滇军主力扔在屁股后面了。我军又继续向西挺进,敌人害怕我军进攻下关、大理,又连忙调兵去防守。蒋介石也把他的中央大军调来增援,并亲自坐上飞机在空中督战。龙云也派飞机侦察、轰炸,妄想在金沙江、澜沧江之间把红二、六军团一口吞掉。贺总用“调虎离山”、“避实就虚”的战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乱转,使敌十几万大军疲于奔命,而我军在滇中却如入无人之境。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我分兵两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不管距离多远,一天攻取一座县城,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有的县太爷听说红军快到了,早早就卷起细软财物跑了。我二军团经禄丰、楚雄、祥云到宾川;六军团经禄劝、牟定、姚安到宾川,之后折而向北,经鹤庆、丽江,四月二十五日,从石鼓、巨甸走铁索桥,乘小船,划木排过了金沙江。等我全军过江后,敌人的大军才追到对岸。红军战士隔着金沙江喊:“白军士兵弟兄们,你们辛苦啰!谢谢你们送了我们这么远。快拣上我们的破草鞋交给你们长官拿去报功吧!”敌人在对岸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

  过雪山草地

  过金沙江后第五天,到达了雪山脚下的中甸。这里聚居着藏、汉同胞。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十分雄伟。一到中甸,贺总、任政委就召集干部会。贺总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一定要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尊重他们的风俗。他命令部队,没有房子住也绝不允许住喇嘛寺。起先,藏族同胞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影响,对红军的到来疑虑重重。由于我们派出干部宣传我党民族团结的政策,藏族同胞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把粮食卖给红军。后来连归化寺中的喇嘛也和红军搞好了关系。贺总还非常高兴地给中甸归化寺写下了“兴盛番族”的题词。

  我们在山下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师以上的侦察部门都请了通晓藏汉语的“通司”(即翻译),请藏民给部队讲了过雪山要注意的事情。藏民还卖给部队一批能在雪山上给人引路的牦牛(藏民称为神牛)。为了御寒,部队还准备了辣椒水。贺总亲自给部队做了过雪山的动员报告,他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面前的敌人是雪山。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象同敌人作斗争一样,向大自然斗争,翻过雪山去!”

  雪山下,高大的树木成林;到了山腰,就只有低矮的灌木了;到山上,连一点动植物都没有,到处是终年的积雪。由于日晒,表面的雪化了后又冻成一层冰壳,而下面往往是很深的大雪坑,人一掉下去就再也爬不出来。雪的反光,又把人映得头昏目眩。走累了还不能坐,一坐下来就别想再起来了。国民党的西康省主席李抱冰为了堵击我军,从打箭炉派了一个营翻过雪山,结果死了一半人才到了巴安。今天,要翻雪山的是英雄的工农红军。有的同志走累了,别的同志架着他走;有的同志眼睛被雪光映花了,别的同志拉着走;红旗引着路,鼓动的口号此呼彼应。这样,同志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胜利地翻过了雪山。

  根据中央电示,从中甸出发,红二、六军团分两路,二军团走左路经过德荣、巴安(即今巴塘)、白玉到甘孜;六军团走右路,经稻城、理塘、新龙到甘孜。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阶级兄弟、革命战友,经过艰苦奋战后会合在一起,显得格外亲切。这时,接中央电令,二、六军团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在甘孜,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才知道张国焘私立伪中央,妄图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才知道在桑植收到的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的所谓中央来电,和在盘县收到的要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指示,在中甸收到的要二、六军团分两路去甘孜的所谓中央指示,都是张国焘发来的。张国焘利用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在甘孜,朱德同志见到贺总时,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在甘孜,六军团和二军团都先后收到了不少张国焘派人送去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指名攻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贺总问王震同志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小册子的,王震同志说:“这些混账东西,我统统烧掉了。”贺总赞许地说:“好!烧得好!”

  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提出要开干部会,贺总坚决反对,他说:“在这里开会谁主持?提出问题谁做结论?这里开会连房子都没有,不开了吧!现在七月了,还是早点出发过草地,出了草地再开会吧!否则气候条件失去了就走不出草地了。”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坚决反对他的阴谋。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逐渐认识到南下是一条绝路,纷纷要求继续北上抗日。张国焘才不得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领导下,以四方面军为一梯队,二方面军为二梯队,北上过草地。这时部队的物质条件就更差了,体力也更弱了。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只有灰苋菜。这里本来没有灰苋菜,是藏民放牦牛时,牦牛在别处吃了灰苋菜,菜子没有消化,拉出来后生长的,所以数量也很少。有时走前卫的部队吃野菜,走后卫的部队就只能挖野菜根吃。部队带的干粮很少,没病的同志都让给有病的同志吃。最后把皮腰带都煮着吃了。一次,四方面军的同志送来一些羊肉,供给部门就按人数分给每人一份。贺总说:“我那一份不要了,给别人吧。我自己的伙食自己办。”说完自己拿了根竿子钓鱼去了。可他钓来几尾小鱼,还要把周围的同志都叫来尝尝。过草地时,贺总和师以上干部一样,都很少骑马,而他们的马常常让伤病员骑。我们红军就是靠了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才战胜了雪山草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过雪山草地经过的地方,都是藏族聚居的地方。有时还能买到一些糌粑、酥油,部队南方人多,很多人吃不惯,贺总却带头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一次干部会上,贺总风趣地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什么也不懂,糌粑、酥油都是好东西,很有营养。你们看藏民吃糌粑、酥油身体多健壮。到了这里就要适应这里的风俗嘛!”以后,很多同志都渐渐吃起糌粑、酥油来了,可惜很难买到。

  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仍然贼心不死,继续闹分裂,而且时时想着逃跑。贺总看穿了张国焘的诡计,命令二方面军分成两路前进,周密部署,防范张国焘逃跑。同时告诫二方面军的干部:“我们要的是和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北上,大家要时时刻刻把党中央、毛主席交代我们的‘团结’二字放在心上!”还叮嘱我们的后卫部队:“收容掉队的同志,有吃的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吃,有牲口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骑,不能丢下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

  胜利会师

  部队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巴西到达甘肃的哈达铺。稍事休整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转而向北到达静宁、会宁。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部队前来接应。一九三六年十月,英雄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了。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了敌胡宗南一个师,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当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党中央、毛主席又派邓小平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时,贺总兴奋地说:“这下好了!真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跟前了!跟着毛主席,革命一定会胜利!”

  樊哲祥《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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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指挥乒乓会战震动世界体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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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队还是个“红领巾”
    

    

    
  为此,贺龙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组长由荣高棠担任,成员有黄中、李梦华、张之槐、陈先等。
    
  国家体委根据贺龙的指示搞乒乓会战,尔后,又经过三次比赛,选出了108名运动员,组成了国家乒乓球集训队,于1960年12月在北京集中。
    
  接着,贺龙又要荣高棠、李梦华下去蹲点,加强领导。根据贺龙的意见,黄中负责筹备世乒赛的各项准备工作,荣高棠率领司局干部组成的国家体委“蹲点小组”,进驻国家乒乓球集训队所在的工人体育馆,现场办公,全力抓运动员的技术训练、体能训练和思想训练。有人说:“贺老总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来了!”
    
  国家集训队最后选出了70名优秀选手,于1961年元旦开始训练。2月初,贺龙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南下检查军队工作,行前,他专程拜访了陈毅,拜托陈毅给乒乓球队作一次动员。陈毅欣然应允。
    
  3月12日,陈毅陪周恩来到东郊工人体育馆,看望正在紧张训练的集训队员。陈毅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个态。你们打好了,鼓励你们,你们没打好,没取得优胜,也不责备你们。我们鼓励你们力争胜利,也鼓励你们失败不泄气。中国是个泱泱大国,要有大国风度,不要斤斤计较,赢了,笑嘻嘻,输了,哭啼啼。如果你们全部失败,我也要请你们吃饭,给你们敬酒献花,鼓励失败的英雄。”晚上,陈毅请全体运动员共进晚餐,并举杯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3月30日,距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只有四天了。贺龙不顾旅途疲劳,回京后的第二天下午,即拉着陈毅到工人体育馆。贺龙亲切地对运动员说:“我来看你们并不是向你们要奖杯,给你们增加包袱。我国乒乓球运动员从1953年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到现在,不到9岁,还是个红领巾。我当主任的对你们已经取得的成绩是满意的。一个9岁的娃娃,要把三十几个国家包起来,把7个奖杯都当包袱背,是背不起的。要把位子摆正。”
    
  贺龙的一番话,把运动员身上的包袱卸掉了。
    
  贺龙破例尝蛋糕
    
  1961年4月4日下午,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战幕。参加比赛的有世界各国32个乒乓球协会选派的220多名男女选手。
    
  中国乒坛男女小将们一路“斩关夺将”,打败了许多著名种子选手。4月14日,男女队同日本队进行了争夺冠军的决赛。这天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人们以急切、紧张的心情观看团体决赛。
    
  贺龙和国家领导人坐在台上,注视着小将们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
    
  年轻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中国男队以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迎战日本队的全日冠军星野、左手握拍的木村和荻村,打得十分紧张激烈,扣人心弦。
    
  董必武等老人再也承受不住赛场上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医生也不允许他们再看下去,请他们到休息室“回避”。贺龙便台前台后地奔跑,通报战况。
    
  终于,容国团以1分定乾坤,夺得了男子团体冠军,中国女队获得团体亚军。观众全场起立,暴风雨般掌声经久不息。电波传遍了神州大地,举国都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
    

    
  第二天早上,贺龙发现了客厅的蛋糕,猜想与乒乓球队有关。夫人薛明向他说了经过。贺龙又感动,又兴奋,他拿起刀叉,切了一块,吃了起来。贺龙有糖尿病,医生是不准他吃甜食的,他也从不吃甜食,可这次破了例。他对薛明说:“这是小将们的心,我不能不尝。”
    
  单项比赛,庄则栋又摘下男子单打桂冠,邱钟慧夺得女子单打冠军。中国选手在这次锦标赛上获得了3项世界冠军,4项亚军和8个第三名。
    
  中国体育史上这一空前的胜利,震动了世界体坛。外国通讯社报道说中国运动员“执掌了世界乒乓球的牛耳”。
    
  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刚刚结束,贺龙即召集国家体委和乒乓球队负责人开会,贺龙说:“二十六届锦标赛的胜利,势成骑虎,骑上去就下不来了。‘蹲点小组’不能解散,要总结经验,调整队伍,采取措施,提高战斗力。要把班接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
    
  4月21日,贺龙陪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乒乓球队,同队员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周总理向队员们讲了“胜与败”、“争与赢”、“集体与个人”、“劳与逸”、“民主与集中”、“当事人与群众”等几个辩证法,还讲了读书学习。周总理说:“荻村到过43个国家,经验很多,可他还是紧张。你们有什么经验呢?要总结经验,找教训。”
    
  锦标赛后,贺龙要国家体委把工作总结尽快搞出来。5月7日,体委搞出了世乒赛工作、中国队参赛工作、外宾接待三个总结。贺龙审阅后呈报中共中央,经中宣部转发全国各单位。
    
  贺龙很重视体育科学的研究。他认为,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之前,于1958年成立的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就搜集了世界各国运动员的许多技术资料。赛后,贺龙又令科研所反复研究乒乓球拍。他说:“手巧不如家什妙。”最后,试制出的海绵和胶皮,达到了日本著名的蝴蝶牌球拍的水平,木板达到了美国威尔逊牌的水平。
    
  小将向老将挑战
    
  在第二十七届世乒赛上,中国男队蝉联团体冠军,庄则栋蝉联男子单打冠军,但女队却由团体亚军跌到第三名,女子单打也只有孙梅英获第三名。
    
  帮助女队更上一层楼,成了男队友们的共同愿望。1964年9月下旬,徐寅生应邀给女队员们讲话。徐寅生运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并结合自己和女队的实际,亲切又中肯地讲了女队的问题。他的话深深触动了女队员们。
    
  徐寅生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0月初,李梦华向贺龙汇报工作,把徐寅生在女队讲话的情况说了一遍。贺龙听了问:“有记录没有?”
    
  李梦华说:“有。我看过了,很好,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引用毛主席的话。”
    
  贺龙说:“这主要看内容,一篇讲话稿能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只看引文。”
    
  贺龙读完徐寅生的讲话稿,不禁拍案叫绝,当即给李达、黄中、李梦华写了一封信,内称:“确实讲得很好。我一口气看完了。他的讲话中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样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灭敌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第三,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要抛开个人的得失。总之,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练球,比赛敢打敢拼。”“他还大胆批评了乒乓女队的一些主要缺点。比如,抓技术过硬不够,胆子不大,决心不强,用脑子不够,向别人、向男队、向欧洲人和日本人学习都不够,等等。像这样尖锐的批评,领导干部和教练们好像还没有提出来过。”
    
  贺龙又把徐寅生的讲话呈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徐寅生的讲话和贺龙给体委的信后,于1965年1月12日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击水大鹏春蜇起”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件转给贺龙。贺龙立即到体委,召开会议,座谈毛泽东批示和周总理指示。贺龙对大家说:“不要看不起运动员。对小将要重视,要培养、教育,接班人就是他们。徐寅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体育战线的第一个标兵。还要培养第二、第三、第四个标兵。我老早就讲过,要树立乒乓球队这个标兵,徐寅生是一个高标准的标兵。”贺龙又说:“有人看不起徐寅生,但毛主席看得起。我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我们都学嘛’。”贺龙还交代体委:“把几年来运动员写的文章汇集起来,印成小册子,让大家看看,对学习会有很大的推动。”
    
  徐寅生的讲话稿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是《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人们争相阅读,反响强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发行了3650万册。
    
  1965年4月,第二十八届世乒赛在卢布尔雅那举行。中国女队以三比○大胜日本女队,夺得了女子团体冠军;中国男队亦第三次蝉联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蝉联三届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庄则栋和徐寅生、郑敏之和林慧卿分获男、女双打世界冠军。5月29日,贺龙陪同毛泽东接见中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全体人员。
    
  谢觉哉写诗赞男女小将是“男皆气壮能征将,女尽心雄善战兵,击水大鹏春蜇起,落霞孤鹜晚风轻”。
    
  到了第三十六届,中国队获得锦标赛的全部7项冠军和5个单项亚军,创下了世界乒坛史上的空前纪录。
    
  摘自《建国后的贺龙》刘秉荣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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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究竟被賀龍抓住了什麼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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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軍、海軍、總參、裝甲兵、北京軍區等單位的十余封寫有“絕密”字樣的誣告賀龍的信,先後由林彪轉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對賀龍還是了解的,所以,對有些誣告信,他是不相信的;但對有些誣告信,如對宋治國說賀龍身上經常帶手槍,卻有點將信將疑。毛澤東知道林彪把這些誣告賀龍的信件轉給他的用意,而這時他對賀龍
 
的方針是“一批二保”,因而決定找賀龍談一談。

    9月5日上午,賀龍應毛澤東之約,乘車來到中南海遊泳池。由于毛澤東有晚上辦公,白天休息的習慣,所以賀龍問:“主席起來了沒有?”“已經起來了,正在等你。”工作人員答道。

    賀龍邁步走進遊泳池的客廳,毛澤東坐在沙發上,正在翻手中的一份材料。

    “主席!”賀龍恭敬地做了一個軍人標準的立正姿勢。

    “賀老總,你來了,到這邊來坐!”毛澤東微笑著向他伸出了手。

    毛澤東同賀龍閒聊了一會兒,便從茶幾上拈起剛翻看的那份材料,向賀龍遞了過去。那是吳法憲對賀龍的一封誣告信。

    賀龍接過信,從衣兜裏掏眼鏡,沒有找到。毛澤東見他沒有戴眼鏡,就說:“不要急,慢慢地看。”

    賀龍平靜地看完信,把它放到茶幾上。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所以他心中很坦然,請示道:“我要不要找吳法憲他們談談?”

    “有什麼好談的,你不要找他們。”毛澤東搖搖頭,指指信說。

    “我想找他們解釋一下!”賀龍說。

    毛澤東瞧了賀龍一眼,看他很認真的樣子,便朗聲笑了起來,風趣地說:“你不要緊張,我做你的保皇派!”停了片刻,他接著說:“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于黨、忠于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係群眾。”毛澤東這番話,使身處逆境中的賀龍感到無比溫暖。

    這三條,毛澤東是在30年前,1937年抗戰初期說的,還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方針是:在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然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王明1937年從蘇聯回國後,他在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稱“十二月會議”)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鼓吹“一切經過抗日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投降主義路線,批評黨在洛川會議決定的獨立自主原則。

    聽了“十二月會議”精神的傳達,賀龍心裏很不痛快。他自率領一二師開赴山西抗日前線以來,一方面很重視統一戰線工作,注意同閻錫山、傅作義等搞好關係,但也很注意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決反對蔣介石、閻錫山對八路軍的限制。主張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大力“招兵買馬”擴大八路軍。現在王明說要“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豈不是一切要通過和服從蔣介石嗎?

    王明在統一戰線中的投降主義路線,雖然在全黨不佔統治地位,但也有一定市場。在一二0師的一些幹部中,就受了它的影響,幻想用遷就讓步的辦法來維持統一戰線,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壯大民主力量,不敢擴大八路軍,不敢同國民黨中的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從而給自己造成了被動和困難。對此,賀龍提出了嚴肅的批評說:“這叫什麼統一戰線,亂彈琴!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腳,讓人家把你搞掉嗎!”他還公開揭露和批評國民黨軍在晉西北消極抗戰,國民黨黨政機構給八路軍故意制造困難,竭力排斥抗日進步力量等等行徑。

    對此,一二0師的一些領導幹部認為,賀龍這種態度和做法,會損壞統一戰線。于是,他們聯名向中共中央寫信,並讓師政委關向應也簽了名,建議把賀龍從一二0師調走去延安“學習”。信發出後,關向應覺得這樣做不妥當,便趕到延安。

    毛澤東收到信後,同關向應進行了一次認真的談話,嚴肅地批評要求把賀龍調出一二0師的錯誤意見。同時,他對賀龍作了高度評價,他說:“賀老總有三條嘛:一、對敵鬥爭堅決;二、對黨忠誠;三、聯係群眾。”長期以來,毛澤東和全黨對賀龍一直堅持這種評價。今天,毛澤東再次重申這三條。

    隨後,毛澤東轉換了話題,同賀龍談起唐朝貞觀之治;談起莊子“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還談起馬克思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開始的唯物主義立場轉變和人類解放思想的確立……談話進行得輕松愉快,賀龍深為毛澤東的知識淵博所折服。

    在不知不覺中已談到正午,毛澤東挽留賀龍用餐,賀龍辭謝。回到家中,賀龍心情依然很不平靜。他懷著對吳法憲輕蔑的心情,對薛明說:“哼!告我的黑狀,可就是沒有告準。”

    9月9日晚,毛澤東又讓秘書給賀龍打電話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志做工作,問題解決了,沒有事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

    賀龍沒有想到,就在他同毛澤東談話3天後,林彪于9月8日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開了一個軍委常委擴大會,也稱“小型打招呼會”。參加會議的除朱德、彭德懷、賀龍外,有6位元帥,還有肖華、楊成武、王新亭、劉志堅、邱會作等人。林彪在會上對賀龍大肆進行誣蔑和攻擊。他說:

    “今天談談賀龍同志的問題,在主席那裏談了兩次。主席看了空軍的材料、總參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選看了一些綜合性的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找各位元帥談一談。”

    “主席找賀龍同志本人談了……主席找我,找劍英,找陶鑄同志談。主席說賀同主席的關係不好。”“我們元帥之間,除了彭德懷之外……賀龍是最不好的一個。”

    “過去早有苗頭了,因為不那麼緊急,所以拖著沒有談,我從沒有同主席談過,這次他搞到總參來了,利用外事局這樣小的一件事,要把楊成武同志搞掉……要打倒楊成武,換上許光達。”

    “在空軍大鬧要搞掉吳法憲,就是他煽動的……搞掉吳法憲,替成鈞開路。空軍開會期間,賀那裏是地下司令部。”

    “海軍他想扶蘇振華,搞掉王宏坤,李作鵬、張秀川……”

    “材料很多了,總參、空軍、海軍、工程兵、政治學院、國防工辦、公安部、衛生部,到處發現他伸手奪權……他同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關係很密切……”

    與會者聽了林彪這個講話,絕大多數感到突然和驚訝,更使他們想不到的是,林彪所說毛澤東看到關于賀龍的材料,其實都是他親自叫吳法憲、李作鵬等親信寫的誣告信,真正是賊喊捉賊。

    10日上午,賀龍來到人民大會堂浙江廳。他是根據毛澤東關于“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意見”的指示,來拜訪林彪,徵求意見的。

    由于毛家灣的房子要進行整修,林彪于8月上旬搬到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暫住。林彪住進來後,由于他怕風、怕光、怕水、怕出汗,對大廳重新作了布置:地毯是淺綠色的,沙發是淺綠色的,房間四周的帷幕也是淺綠色的,整個大廳全是淺綠色的。平時只開幾盞小燈,廳內光線暗淡。

    聽到賀龍要來拜訪林彪,可把作賊心虛的林彪、葉群嚇壞了。

    葉群說:“首長8日召開軍委常委會,就賀龍問題打了招呼,能有不透風的墻嗎?賀龍想見首長,準是為這件事來的。他一定恨死首長,宋治國說,賀龍有小手槍,如果他帶了槍來,見面後動了火,誰能保證他不先動手呢?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萬一首長的安全有了一差二錯,怎麼向主席交待……”于是她如臨大敵,帶著幾個拿著子彈上了膛手槍的衛士,埋伏在大廳的帷幕後面,如果聽到賀龍與林彪談話不對勁,只待葉群一揮手,就立即“衝出去”。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賀龍走進浙江廳,兩人在沙發上坐下,寒暄過後,賀龍把來意說明,他誠懇地說:

    “林總,我今天來想聽聽你對我有什麼意見?”

    林彪假惺惺地說:“賀老總,我對你沒有意見。”

    “不,林總,總會有一點吧!”賀龍堅持想聽聽林彪的意見。

    沉默了一會兒,林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裝著不經意的樣子卻有明顯的威脅性,說:“要說有吧,也只那麼一點點,就是,你的問題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後要注意一個問題,支持誰,反對誰。”

    林彪既然已把問題挑明,亮出了他的底牌,賀龍自然要給予明確的回答。他想起過去毛澤東同他談起對林彪的看法,想起他用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羅瑞卿,現在又指使吳法憲等人搞陰謀,搞到了自己的頭上,賀龍笑了笑,坦然地說:

    “林總,我革命這麼多年,支持誰,反對誰,你還不清楚?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對誰;誰擁護黨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誰!”

    賀龍的話,擊中了林彪一直諱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紅軍困難的時候,曾對紅軍的前途表示悲觀。為此,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後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了他;在遵義會議後,林彪又提出毛澤東不會指揮軍隊,要別人代替;抗日戰爭開始,他又不表態支持毛澤東留兵保衛陜甘寧的主張……每到革命轉折關頭,總是同毛澤東不合拍。所以,賀龍的話雖然沒有點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栗。

    賀龍同林彪這次談話,表面氣氛相當平靜,沒有激烈的爭論,但他們終于面對面地最後攤了牌。林彪本想通過他精心導演對賀龍的誣告,在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下,迫使賀龍就范。豈知賀龍軟硬不吃。此刻,林彪終于明白,要想讓賀龍支持自己,跟著自己走是絕對不可能的,就變本加厲地策劃種種迫害賀龍的陰謀活動。

    本文摘自《賀龍的非常之路》 作者:顧永忠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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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贺龙:抗战以后为何官越做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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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龙(1896─1969),原名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7月共产党决定组织南昌暴动。7月28日,周恩来再度会见贺龙,当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贺龙向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向他下达了率领二十军参加起义的决定,贺龙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周恩来为起义争取到这样一支有生力量而高兴,于是任命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共同领导起义活动。贺龙一参加革命,就成为军队中的最高指挥官。
    
    在红军時期,贺龙结果几起几落,仍然是军队中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到了抗日战争事情,八路军成立三个师,新四军一个军,贺龙是120师师长,成为四大主力部队的总指挥之一。从此以后,贺龙在军队中的地位一降再降,已经不能独立成为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120师与其他两个师相比,无论战斗业绩,根据地面积还是部队的扩充发展数量,都不如八路军的其他两个师,这与贺龙的领导是有关的。
    
    其实,贺龙在1942年就已经完全不负责120师的指挥了,这一年,贺龙被中央调回延安,担任一个闲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就已经宣告贺龙军旅生涯的逐步结束。而这一切,始于1939年贺龙在部队中最后亲自指挥的一场齐会战斗。
    
    这一年的四月下旬,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八百多人,携带山炮两门,机枪四挺,掷弹筒四具,还有几十辆装满弹药的大车,进行游击性扫荡,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
    
    贺龙得到情报后认为,这一带八路军集中了七个团的兵力,六千多兵力,他一个大队,又是孤军深入,能够吃得下来!他下决心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这方圆一百四十余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打一场歼灭战。经过三昼夜连续作战,在数次阵地交换的激烈战斗中虽然歼灭七百余日军,却让吉田带着一百多名日军从层层包围圈中脱逃回去。这一场战斗,八路军伤亡近二千人,贺龙本人也在战斗中由于日本人使用毒气弹而负伤。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一个曾被蒋介石出十万大洋买其头颅的军事统帅,却悄无声息,激战的战场上已经看不见贺龙的身影了,人们甚至不知道他身在何处。贺龙在这几年中,主要是做前方战场上急需的粮食、弹药、被服、金钱的筹集工作,当起了军队的后勤供应部长。
    
    建国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但对他从1952年起担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大家的印像是最深刻的。1954年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直到文革前,真正由贺龙主管的工作是国家体委主任这个职务。
    
    1955年,由于贺龙在南昌起义和红军中的历史地位,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
    
    在十大元帅中,南昌起义中只是排长的林彪却无可争议地也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在相同战争岁月中官职上升最快的一名军人。两个人在战争岁月中的一起一落,难免也会在心里留下一些影响。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对于林彪这个小子辈的军人是从来没有尊重过的。命运又让两个人娶的老婆有一点历史的渊源,成为两个人矛盾发生和斗争的起源。
    
    延安时期,林彪娶叶群为妻,贺龙娶薛明为妻。
    
    叶群来延安之前,曾在国民党控制的南京一家电台当播音员,参加过C?C派举办的演讲比赛,凭着巧舌利嘴获得了第一名。与此同时,她还与一个叫“战斗”的C?C系外围组织有来往。薛明了解叶群这一段历史。
    
    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林彪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贺龙也离开了延安。薛明重提往事,要求叶群真实地向组织上交代这一段历史。叶群感觉很委屈,又吵又闹,认为是薛明有意陷害她。薛明为了证实自己揭发的事情是真的,硬是把叶群拉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部长面前,当面要叶群承认。

    这场风波给林彪和贺龙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难免在他们本来就不和谐的关系上产生影响。贺龙有一次还亲口对林彪说:“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揭发得好。你要提高警惕。我老婆有问题,你老婆也可以揭发嘛。”
    
    林彪当时的地位还根本不能和贺龙相比,只能以他特有的缄默,微笑而过,没有表态。
    
    此后不久,在中央高级干部整风时,贺龙直接向林彪发难,他向毛泽东反映在1937年国共二次合作时林彪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立场不稳,林彪曾公开表示,“与蒋谈判时,要多说些好话”。没有在延安参加整风的林彪后来也知道了此事。
    
    所有这一切,林彪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林彪成为权力中心的第二把手时,他可是要出一出过去受到的这些窝囊气。林彪首先要收拾的就是从来不把自己看在眼里的贺龙。从1966年开始,林彪通过不同的场合和渠道,到处煽风点火,骂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定时炸弹”、“里通外国”、“派人向毛主席盯梢”。林彪还说,“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贺龙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扬言不怕轰……”林彪的目的是先要制造舆论,并乱贺龙的方寸。
    
    在林彪的指使下,吴法宪、李作鹏亲自写了揭发贺龙的材料。为了加重份量,林彪、叶群还诱使中央军委办公厅一干部写诬告信。信的内容虽然零碎,但在那个年代里,这信的字字句句都浸透了毒汁。这里姑且摘引信中的几段,以窥一斑:
    
    一、罗瑞卿家里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贺龙)家里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
    
    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检举信送到林彪办公室后,林彪立即广为印发,并送呈给毛泽东。
    
    9月14日,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挥臂畅游。池边椅子上坐着贺龙,在他面前茶几上堆着一叠检举信。
    
    “主席,您看……”
    
    “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毛泽东宽慰贺龙,“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那我去找吴法宪谈一下吧?”贺龙请示说。
    
    “有什么好谈的?”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我当你的‘保皇派’。”
    
    9月19日,耳听中南海外“打倒贺龙”的口号声愈来愈高,毛泽东也知道了是林彪在亲自收拾贺龙,为了让自己的这位接班人有一点成就感,又急需林彪对文革的支持,便改变了初衷,建议贺龙去拜访林彪,“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
    
    在会客室,深不可测的林彪话中有话,他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从来没有把林彪看在眼里的贺龙绝对不可能向林彪屈服。贺龙口气很硬地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会谈的气氛相当不好。
    
    这一酷似双关语的回答,这对自己毫无尊重的态度,使林彪下定决心要置贺龙于死地。他想起他们以前的裂隙和冲突,林彪觉得贺龙太可怕了,自己不能手软。但实在没有什么更充分的理由来整倒一生简单的贺龙。具有战略头脑的林彪心生一计,把贺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关于彭真等人所谓“二月兵变”联系起来,以便借“红卫兵”之手除掉贺龙。

    何谓二月兵变”?
    
    1966年初,北京军区为辅导民兵进行军事训练,特地组建了一个卫戍团。因为一时找不到营房,而北京各大学都有一批空房,卫戍区便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借房事宜。
    
    部队借房本是经军委同意的一件普通公事,但是在当时“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气氛下,北京大学团委的一名干部将此事与《二月提纲》联系起来,怀疑另有意图,贴出了一张《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经贴出,内容便不胫而走,哄传开来,越传越真,越传越玄。林彪火上浇油,煞有其事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披露了“贺龙私自调动部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的消息。于是乎,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从林彪口中一出,便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了。
    
    “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盲目的群众冲动起来,他们抄了贺龙的家,贴了贺龙的大字报,到处披露贺龙的“罪状”。无论贺龙转移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揪斗”的人流。林彪不失时机地把贺龙的行踪全部透露给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小将”们。最后,竟连周恩来也都保护不了贺龙。贺龙被秘密迁居到北京近郊的一片山区。
    
    半年过后,1967年夏天,贺龙的居处又为林彪所控制。9月,贺龙被列为专案进行审查。在经历了林彪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的迫害之后,1969年6月9日,贺龙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73岁。在整容时,护士怎么也合不上贺龙那双怒睁的双目。
    
    林彪垮台后,毛泽东非常痛惜贺龙的去逝,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真不容易啊!从1973年2月,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
    
    在贺龙的追悼会时,薛明这样叙述说:“事先,我不知道总理会亲自来参加。突然,休息室门外,传来了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叫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周总理走进来,我连忙迎上去,扑在总理的怀里。总理抚着我的肩膀,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说完,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望着总理那被疾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感动得只说了一声:‘总理。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时,晓明走进来,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总理缓缓地说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的人都失声痛哭。在追悼会上,周恩来悲从中来,向贺龙遗像一连鞠躬七次。
    
    文章的最后,再记录下贺龙几个永远值得记忆的片断
    
    贺龙曾经对想分裂红军的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毛泽东在延安与江青的婚姻,其他在中央的领导人不支持,不反对;只有两个人支持,除康生以外,就是贺龙的支持,贺龙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贺龙生命的最后时光是住在301医院,临去逝前,贺龙听到猪叫声,他对薛明说:“好想吃一口猪耳朵”,这位老人革命一辈子,最后的心愿是这样简单,却被那些看守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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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指揮乒乓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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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賀龍體育場

長沙賀龍體育場

    賀龍認為,體育科研工作是推動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在中國首次承辦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之前,于1958年成立的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就搜集了世界各國運動員的許多技術資料。賽後,賀龍又令體科所反復研究乒乓球拍,他說“手巧不如家什妙。” 
 
 

    乒乓隊還是個“紅領巾”    

    在新中國建國之初,乒乓球運動雖有廣泛群眾基礎,但水平很低。後來,由于賀龍元帥親自抓,加之乒乓球界有識之士的努力,這個項目水平提高很快。    

    1961年,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中國舉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組織世界性的單項體育比賽,對中國體育界乃至中國政府來說都是一件大事。能否搞好,直接關係到中國的國際聲譽。賀龍指示國家體委:“一定要把這屆世界性比賽辦得像個樣子!”    

    為此,賀龍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工作班子,組長由榮高棠擔任,成員有黃中、李夢華、張之槐、陳先等。    

    國家體委根據賀龍的指示搞乒乓會戰,爾後,又經過三次比賽,選出了108名運動員,組成了國家乒乓球集訓隊,于1960年12月在北京集中。    

    接著,賀龍又要榮高棠、李夢華下去蹲點,加強領導。根據賀龍的意見,黃中負責籌備世乒賽的各項準備工作,榮高棠率領司局幹部組成的國家體委“蹲點小組”,進駐國家乒乓球集訓隊所在的工人體育館,現場辦公,全力抓運動員的技術訓練、體能訓練和思想訓練。有人說:“賀老總把半個國家體委都搬來了!”    

    國家集訓隊最後選出了70名優秀選手,于1961年元旦開始訓練。2月初,賀龍和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南下檢查軍隊工作,行前,他專程拜訪了陳毅,拜托陳毅給乒乓球隊作一次動員。陳毅欣然應允。    

    3月12日,陳毅陪周恩來到東郊工人體育館,看望正在緊張訓練的集訓隊員。陳毅說:“我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表個態。你們打好了,鼓勵你們,你們沒打好,沒取得優勝,也不責備你們。我們鼓勵你們力爭勝利,也鼓勵你們失敗不泄氣。中國是個泱泱大國,要有大國風度,不要斤斤計較,贏了,笑嘻嘻,輸了,哭啼啼。如果你們全部失敗,我也要請你們吃飯,給你們敬酒獻花,鼓勵失敗的英雄。”晚上,陳毅請全體運動員共進晚餐,並舉杯祝他們取得好成績。    

    3月30日,距第二十六屆世乒賽只有四天了。賀龍不顧旅途疲勞,回京後的第二天下午,即拉著陳毅到工人體育館。賀龍親切地對運動員說:“我來看你們並不是向你們要獎杯,給你們增加包袱。我國乒乓球運動員從1953年第一次參加世界錦標賽到現在,不到9歲,還是個紅領巾。我當主任的對你們已經取得的成績是滿意的。一個9歲的娃娃,要把三十幾個國家包起來,把7個獎杯都當包袱背,是背不起的。要把位子擺正。”    

    賀龍的一番話,把運動員身上的包袱卸掉了。    

    賀龍破例嘗蛋糕    

    1961年4月4日下午,第二十六屆世乒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拉開戰幕。參加比賽的有世界各國32個乒乓球協會選派的220多名男女選手。    

    中國乒壇男女小將們一路“斬關奪將”,打敗了許多著名種子選手。4月14日,男女隊同日本隊進行了爭奪冠軍的決賽。這天晚上,北京工人體育館座無虛席,人們以急切、緊張的心情觀看團體決賽。    

    賀龍和國家領導人坐在臺上,注視著小將們的一舉一動,一招一式。    

    年輕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們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中國男隊以容國團、莊則棟、徐寅生迎戰日本隊的全日冠軍星野、左手握拍的木村和荻村,打得十分緊張激烈,扣人心弦。

    董必武等老人再也承受不住賽場上令人窒息的緊張空氣,醫生也不允許他們再看下去,請他們到休息室“回避”。賀龍便臺前臺後地奔跑,通報戰況。    

    終于,容國團以1分定乾坤,奪得了男子團體冠軍,中國女隊獲得團體亞軍。觀眾全場起立,暴風雨般掌聲經久不息。電波傳遍了神州大地,舉國都沉浸在無比興奮之中。    

    華僑飯店的職工得知喜訊後,激動萬分,連夜趕制了一只迎春花籃、一盤繪有錦標賽會杯的大蛋糕,向為國爭光的英雄表示祝賀。當乒乓小將們從賽場回到飯店,望著花籃、蛋糕時,心潮起伏,大家一致表示,把這珍貴的禮物送給賀老總。乒乓球代表團領隊張鈞漢被推舉為代表,連夜把禮物送到東交民巷賀龍家中,時已15日淩晨一點多了。    

    第二天早上,賀龍發現了客廳的蛋糕,猜想與乒乓球隊有關。夫人薛明向他說了經過。賀龍又感動,又興奮,他拿起刀叉,切了一塊,吃了起來。賀龍有糖尿病,醫生是不準他吃甜食的,他也從不吃甜食,可這次破了例。他對薛明說:“這是小將們的心,我不能不嘗。”    

    單項比賽,莊則棟又摘下男子單打桂冠,邱鐘慧奪得女子單打冠軍。中國選手在這次錦標賽上獲得了3項世界冠軍,4項亞軍和8個第三名。    

    中國體育史上這一空前的勝利,震動了世界體壇。外國通訊社報道說中國運動員“執掌了世界乒乓球的牛耳”。    

    第二十六屆世乒賽剛剛結束,賀龍即召集國家體委和乒乓球隊負責人開會,賀龍說:“二十六屆錦標賽的勝利,勢成騎虎,騎上去就下不來了。‘蹲點小組’不能解散,要總結經驗,調整隊伍,採取措施,提高戰鬥力。要把班接好。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舊人,這個規律是不會變的。”    

    4月21日,賀龍陪周恩來總理接見了中國乒乓球隊,同隊員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親切談話。周總理向隊員們講了“勝與敗”、“爭與贏”、“集體與個人”、“勞與逸”、“民主與集中”、“當事人與群眾”等幾個辯證法,還講了讀書學習。周總理說:“荻村到過43個國家,經驗很多,可他還是緊張。你們有什麼經驗呢?要總結經驗,找教訓。”    

    錦標賽後,賀龍要國家體委把工作總結盡快搞出來。5月7日,體委搞出了世乒賽工作、中國隊參賽工作、外賓接待三個總結。賀龍審閱後呈報中共中央,經中宣部轉發全國各單位。    

    賀龍很重視體育科學的研究。他認為,體育科學研究工作是推動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在第二十六屆世乒賽之前,于1958年成立的北京體育科學研究所就搜集了世界各國運動員的許多技術資料。賽後,賀龍又令科研所反復研究乒乓球拍。他說:“手巧不如家什妙。”最後,試制出的海綿和膠皮,達到了日本著名的蝴蝶牌球拍的水平,木板達到了美國威爾遜牌的水平。    

  小將向老將挑戰    

    在第二十七屆世乒賽上,中國男隊蟬聯團體冠軍,莊則棟蟬聯男子單打冠軍,但女隊卻由團體亞軍跌到第三名,女子單打也只有孫梅英獲第三名。    

    幫助女隊更上一層樓,成了男隊友們的共同願望。1964年9月下旬,徐寅生應邀給女隊員們講話。徐寅生運用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並結合自己和女隊的實際,親切又中肯地講了女隊的問題。他的話深深觸動了女隊員們。    

    徐寅生的講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10月初,李夢華向賀龍匯報工作,把徐寅生在女隊講話的情況說了一遍。賀龍聽了問:“有記錄沒有?”    

    李夢華說:“有。我看過了,很好,美中不足的是沒有引用毛主席的話。”    

    賀龍說:“這主要看內容,一篇講話稿能不能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能只看引文。”    

    賀龍讀完徐寅生的講話稿,不禁拍案叫絕,當即給李達、黃中、李夢華寫了一封信,內稱:“確實講得很好。我一口氣看完了。他的講話中有幾個問題,我認為提得很好。首先,是為誰打球的問題,要把祖國的榮譽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樣從戰略上藐視敵人,從戰術上重視敵人,滅敵人的志氣,長自己的威風;第三,運動員也要像解放軍那樣,思想上經常有桿槍,時時事事聯係到怎樣打好球,臨場要拋開個人的得失。總之,要胸懷雄心壯志,平時刻苦練球,比賽敢打敢拼。”“他還大膽批評了乒乓女隊的一些主要缺點。比如,抓技術過硬不夠,膽子不大,決心不強,用腦子不夠,向別人、向男隊、向歐洲人和日本人學習都不夠,等等。像這樣尖銳的批評,領導幹部和教練們好像還沒有提出來過。”    

    賀龍又把徐寅生的講話呈給毛澤東。毛澤東讀了徐寅生的講話和賀龍給體委的信後,于1965年1月12日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講話和賀龍同志的批語,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同志們一閱。並請你們回去後,再加印發,以廣宣傳。同志們,這是小將向我們這一大批老將挑戰了,難道我們不應該向他們學習一點什麼東西嗎?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證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形而上學。多年以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作品。他講的是打球。我們要從他那裏學習的是理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如果我們不向小將們學習,我們就要完蛋了。”    

  “擊水大鵬春蜇起”  

    周恩來把毛澤東的批件轉給賀龍。賀龍立即到體委,召開會議,座談毛澤東批示和周總理指示。賀龍對大家說:“不要看不起運動員。對小將要重視,要培養、教育,接班人就是他們。徐寅生是毛主席親自批準的體育戰線的第一個標兵。還要培養第二、第三、第四個標兵。我老早就講過,要樹立乒乓球隊這個標兵,徐寅生是一個高標準的標兵。”賀龍又說:“有人看不起徐寅生,但毛主席看得起。我去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說‘我們都學嘛’。”賀龍還交代體委:“把幾年來運動員寫的文章匯集起來,印成小冊子,讓大家看看,對學習會有很大的推動。”    

    徐寅生的講話稿後來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目是《關于如何打乒乓球》。人們爭相閱讀,反響強烈。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發行了3650萬冊。    

    1965年4月,第二十八屆世乒賽在盧布爾雅那舉行。中國女隊以三比○大勝日本女隊,奪得了女子團體冠軍;中國男隊亦第三次蟬聯世界團體冠軍,莊則棟蟬聯三屆男子單打世界冠軍;莊則棟和徐寅生、鄭敏之和林慧卿分獲男、女雙打世界冠軍。5月29日,賀龍陪同毛澤東接見中國乒乓球隊代表團全體人員。    

    謝覺哉寫詩讚男女小將是“男皆氣壯能徵將,女盡心雄善戰兵,擊水大鵬春蜇起,落霞孤鶩晚風輕”。    

    到了第三十六屆,中國隊獲得錦標賽的全部7項冠軍和5個單項亞軍,創下了世界乒壇史上的空前紀錄。(摘自《建國後的賀龍》劉秉榮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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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元帥的數千名族親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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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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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照片是賀龍姐弟紅軍時期的留影。

  ●一個家族,“犧牲了這麼多人,在中國革命史上堪稱奇跡”

    三年前的八一建軍節,賀龍元帥的外孫女賀來毅與母親賀捷生(賀龍女兒)有段飽含深情的談話。賀捷生這樣對女兒賀來毅說:“為了五星紅旗能飄揚在中華大地上,從北伐革命到全國勝利,光是賀氏家人為國捐軀的就有數百人之多,如果加上遠近親戚、宗室族人,就多達數千人。一個家族,在前輩率領下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犧牲了這麼多人,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都堪稱奇跡。可惜呀,許多英烈我們連姓名還不知道。”正是這次談話,促成了賀來毅與賀龍傳記組劉秉榮大校的兩年實地調研。兩年時間他們遍訪英烈犧牲地,將烈士的姓名、生平簡歷盡可能完整地收集起來,終于寫成銘記英烈事跡的浩浩長卷《永遠的祭奠》。

    ●洪家關:因為賀龍而三遭血洗之災
 

    翻開英烈名錄,聳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座又一座英雄的雕像:“賀士道,賀龍的父親,1920年犧牲在桑植;賀文棠,賀龍的弟弟,1920年犧牲在桑植;賀英,賀龍的大姐,1933年犧牲在長灣;賀戊姐,賀龍的二姐,1933年犧牲在長灣;賀滿姑,賀龍的四妹,1928年犧牲在桑植梭場坪;賀文新,賀龍的堂弟,護旗兵班長,1928年為了向賀龍送緊急情報活活累死途中……”一一數去,清一色的賀姓英烈,清一色賀龍家譜中有名有姓的英雄。僅北伐革命到紅軍長徵勝利這段時間,光賀姓英烈就多達89人。然而,不論遇到多大危險,不論付出多麼大的犧牲,賀家宗親族人都矢志不改地跟著賀龍繼續革命。最能見證這一點的是賀龍的出生地洪家關。這個平常的湘西古鎮,因為賀龍的原因,歷史上曾三次遭血洗之災。第一次是1919年,賀龍帶討袁護國軍駐防桑植,因開展破除迷信、保境安民活動,觸怒了當地封建惡勢力,對洪家關進行血洗。賀龍的堂侄賀連元家先遭劫難,匪徒抓住賀連元之妻郭三妹,先向她頭部猛砍一刀,右耳被割掉,接著又朝她身上亂砍21刀,扔進河中,兩個兒子和大女兒全部被砍死,年僅6個月的小女兒被活活摔死。一夜燒殺,賀姓族人遇難30多人,受害者48家。在賀龍率部參加南昌起義之後,洪家關又兩次遭受敵人大規模摧殘,一次發生在1928年土地革命時期,敵人對洪家關進行了瘋狂的燒殺屠戮。另一次發生在紅軍長徵開始後,在“誅滅賀龍九族,雞犬不留”的叫囂聲中,“鏟共”義勇隊和“清鄉”隊所到之處,十室九空。據不完全統計,紅軍長徵走後,洪家關外逃他鄉的就多達36戶,賀氏族人被殺害的多達80多人。然而,敵人的殘殺卻摧不垮賀龍故鄉人的革命意志,在桑植、在洪家關,跟著賀龍鬧革命,是一句湘西人引為自豪的喊了數十年的口號,賀龍,是湘西鄉親們的光榮。當年,洪家關的青壯年,無論男女,能扛槍打仗的,幾乎全都參加了賀龍的隊伍。有一個數字可以為證,革命戰爭年代,僅桑植縣為國捐軀的團以上指揮員多達70余人。

    ●3000名湘西子弟對南昌起義的重要貢獻

    今天,當我們敘說八一南昌起義的歷史時,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當初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南昌發動的這次標志著我黨從此有了自己武裝力量的著名起義,其骨幹力量主要是賀龍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而在賀龍領導的這支一萬余人的隊伍中,竟有3000人是來自賀龍家鄉的湘西子弟。這就是說,我們人民軍隊作為武裝力量的第一次列隊,賀龍及其他率領的部隊構成了我軍最為壯觀的陣容。

    如今,在賀龍族親英烈名錄中,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讀到了與南昌起義相關的英名。當年賀龍從湘西“永保大龍桑”(永指永順縣、保指保靖縣、大指大庸縣、龍指龍山縣,桑指桑植縣)帶出的這3000子弟兵,許多已經光榮犧牲,有的血灑南昌城頭,有的犧牲在起義後南下作戰的歷次戰鬥中,他們用鋼鐵之軀,為新生的人民軍隊奠基,他們是真正的人民革命武裝的先驅。

    史料記載,在此之前,蔣介石為了收買賀龍,曾以500萬大洋外加一個漢陽兵工廠和武漢衛戍司令的頭銜,希望能夠收買賀龍一顆效忠心。但這絲毫不能動搖賀龍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毅然決然率領包括3000湘西子弟兵在內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浩浩蕩蕩地開赴南昌,為中國共產黨及其人民軍隊做出了歷史性的巨大貢獻,使人民軍隊這支向來以梭鏢大刀為主要裝備的早期工農武裝,從此有了經過訓練的裝備齊全的建制隊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賀龍帶到南昌參加起義的3000子弟兵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賀龍的宗室親朋。在國民政府的軍隊裏,他們本是靠吃軍餉的隊伍,有著不錯的待遇,然而,在賀龍看來,自己既然交給革命,作為共產黨人的親屬,自然也應該走在群眾前面。這或許正是賀龍在世時很少提及他的家人對革命貢獻的原因。在賀龍近半個世紀的革命戰爭生涯中,他的湘西鄉親,故裏親朋,宗室族人,之所以在明知跟著他有風險、有犧牲,明知會拋頭灑血,卻依然一往無前,除了反抗壓迫追求解放的偉大理想之外,主要是受賀龍這種投身革命的堅定情懷和磊落品格所感染。所以,當南昌起義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一度陷入低潮時,黨中央再次派他回到湘西,湘西的鄉親們在一次次遭受巨大犧牲的情況下,再次一呼百應,集結在賀龍的旗幟下,靠人民支持,賀龍很快建立了獨撐一方的紅三軍,即紅二軍團。正是這支隊伍與紅六軍團一起,轉戰湘鄂西,牽制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大部兵力,保證了中央紅軍的長徵。 (陳先義/解放軍報文藝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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