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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將之六:陳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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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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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文韜武略一代名將 紀念陳賡同志誕辰一百周年

 陳賡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新中國國防科技、教育事業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戎馬一生,鞠躬盡瘁,把畢業的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國防和軍隊建設事業,建立了卓著的歷史功勳。在他誕辰100周年之際,我們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緬懷他光輝的一生,學習他的不朽業績和崇高精神,以寄託我們不盡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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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賡同志思維敏銳,勇於追求真理,具有遠大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他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堅定執著,是我黨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陳賡1903227出生於湖南省湘鄉縣二都柳樹鋪。早在青少年時期,他就積極參加各種愛國活動,追求進步,立志從戎。1916年,他抱著為國家和社會有所作為的雄心,到湘軍中當兵。當他認識到在舊軍隊中根本不可能實現為國為民的抱負時,便毅然離開。之後,陳賡閱讀了許多進步書刊,對新思想勤於探索,並與毛澤東等人創辦的革命組織有了密切接觸。1922年底,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名堅強戰士。

  大革命時期,陳賡的革命熱情空前高漲。他參加了“青年救國團”等群眾組織,從事各種反帝愛國活動。1923年底,他受中共組織派遣,考入廣東陸軍講武學校。1924年初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決定創辦革命軍事學校(即黃埔軍校)。陳賡堅決執行黨的指示,積極主張將講武學校併入黃埔軍校,以集中革命青年的力量,推進國民革命,並率先退出武校,考入黃埔軍校。在他的影響下,原武校同學100余人全部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在黃埔軍校,陳賡當選為共產黨支部書記,參與組織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團結革命的青年軍人,與國民黨右派及反動分子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並不斷取得勝利。畢業後,他留校工作,擔任入伍生連長、副隊長。在此期間,凡廣東所發生的重大革命鬥爭和軍事行動,如平定商團叛亂、平定楊(希閔)(震寰)叛亂和討伐軍閥陳炯明的兩次東征及省港大罷工等,他幾乎無役不與,並且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19263月,蔣介石製造了“中山艦事件”,5月又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案”,強迫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陳賡態度鮮明,立場堅定,毫不猶豫地公開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聲明脫離國民黨黨籍,表現出堅決跟共產黨革命到底的決心和信念。

  1926年秋,陳賡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去蘇聯紅軍學習保衛工作和組織武裝暴動經驗及爆破技術。翌年2月回國,被派往國民革命軍第8軍任特務營營長。4月,陳賡利用這支武裝,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安全警衛任務,並出席這次大會。7月下旬,他隨周恩來秘密赴南昌,參加了著名的南昌起義。陳賡與李立三一起負責起義中的政治保衛工作,鎮壓了反動分子的破壞活動,保障了起義的進行和新秩序的建立。起義軍南下廣東途中,陳賡調入賀龍擔任軍長的第20軍任營長,在會昌戰鬥中因腿部嚴重受傷而掉隊。他以驚人的毅力,歷經艱險,最終找到了黨組織,留下了“九死一生找黨”的動人故事。19284月,他進入上海中央特科工作,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擔負保衛中共中央機關、搜集重要情報和進行反間諜鬥爭的艱巨任務,是我黨隱蔽戰線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在白色恐怖下,陳賡憑著對党的無限忠誠,選派中共黨員潛入國民黨中央機要部門和警憲、特務機關,巧妙利用各種社會關係,置身龍潭虎穴,日夜與敵特周旋,出色地完成了營救被捕同志、懲辦叛徒等工作,為保衛黨中央機關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33月,陳賡在上海被捕。敵人對他嚴刑拷打,要他供出中共地下組織的情況。他非但緘口不答,反而在法庭上高唱國際歌,當眾揭露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宣傳中國共產黨救國救民的主張。敵人軟硬兼施,最後由蔣介石親自出面“勸降”,並誘以高官厚祿。陳賡志如鋼鐵,大義凜然,當面怒斥蔣介石:“我決不出賣我們的党,決不向你們投降。”在牢獄中,陳賡表現出了共產黨人堅貞不屈的無產階級品質和崇高的革命氣節。

  陳賡對党的忠誠,不僅表現在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血與火的戰鬥,也表現在與黨內的錯誤思想和傾向進行批評和鬥爭。在鄂豫皖蘇區工作期間,他看不慣張國燾濫用職權的惡劣作風,特別對在紅軍中開展“肅反”,殺害大批優秀幹部和同志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抵制。他曾直接找到張國燾,表示懷疑他的“肅反”政策,指出不應該對幹部群眾搞“逼、供、信”。陳賡負傷到上海後,及時向中央彙報了張國燾給党和紅軍造成重大損失的情況。19356月,當張國燾分裂党、分裂紅軍時,陳賡勇敢捍衛黨中央,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為加強党和紅軍的團結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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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賡同志在偉大的革命實踐中,針對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規律,創造性地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他以善於關注戰爭全局的戰略眼光、卓越的軍事才能和高超的指揮藝術,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率部參加了一系列重要戰役戰鬥,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勳。他參加了越南抗法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發揚國際主義精神,為保衛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陳賡在鄂豫皖蘇區工作時,其軍事才能即名揚紅軍內外。他先後任紅四方面軍第13師第38團團長和第12師師長,率部參加了黃安、商()()和潢()()戰役,取得重大戰果,為保衛蘇區作出了重要貢獻。1934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陳賡任軍委幹部團團長。19351月,紅軍強渡烏江,陳賡率幹部團在水深流急、險要異常的江面架設浮橋,保障全軍通過。在貴州赤水土城鎮的激烈戰鬥中,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增援部隊未到,陳賡率部發起反衝擊,把敵人阻擋下去,保證了中央首長的安全,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讚揚。4月,陳賡和政委宋任窮指揮幹部團巧渡金沙江,一舉襲占皎平渡。之後,中央紅軍靠幹部團奪取的7只小船,連續數晝夜搶渡,全部渡過了金沙江,將數十萬圍追堵截的敵人甩在身後,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過草地時,陳賡毛遂自薦,率領擔架隊,護送生病的中央領導人。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陳賡先後任紅1軍團第13團團長和紅1師師長,率部參加了直羅鎮、東征、西征和山城堡戰役,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全國抗戰爆發後,陳賡任八路軍第129師第386旅旅長。他率部開赴華北敵後戰場,配合正面戰場國民黨軍保衛忻口、太原,指揮所部連續取得了七亙村、黃崖底等戰鬥的勝利。太原失守後,以共產黨為主體的遊擊戰爭進入主導地位。從1937年底開始,陳賡率部與第385旅一部粉碎了日軍的六路進攻,參加創建晉冀豫抗日根據地,開展敵後遊擊戰爭,先後組織或參與指揮了長生口、神頭嶺和響堂鋪伏擊戰以及長樂村等重要戰鬥。特別是19384月由陳賡指揮的長樂村戰鬥,殲滅日軍2200餘人,對粉碎日軍的“九路圍攻”起了決定性作用。此後,他率部轉戰冀南和魯西北地方,19392月在威縣香城固地區設伏誘敵,殲滅日軍第10師團精銳一部,創造了平原誘伏戰的模範戰例。1940年夏太岳軍區成立,陳賡兼任司令員。8月,陳賡率部參加了百團大戰,在正太鐵路破擊戰和榆遼戰役中,沉重打擊了深入抗日根據地腹心地區的敵人並攻克榆社縣城。19418月,第386旅與山西決死隊第一縱隊等部合編為太嶽縱隊並兼太岳軍區,陳賡任司令員。從此他便和政治委員薄一波同志一道,擔當起組織領導這一地區抗戰的大任。從194211月開始,他參與組織指揮對沁源日軍的圍困戰。此戰歷時兩年零5個月,累計殲滅日偽軍4000餘人,被八路軍總部譽為群眾性遊擊戰爭的典範。在長期抗戰中,陳賡領導根據地軍民浴血奮戰,戰果累累,成為令人尊敬的抗日民族英雄。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賡率太嶽縱隊(後改為晉冀魯豫軍區第4縱隊)參加了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上党戰役,揭露並沉重打擊了蔣介石的內戰陰謀。1946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他率第4縱隊和太嶽軍區部隊轉戰晉南、晉西前線,先後取得了聞夏、同蒲、臨浮、呂梁、汾孝、晉南等戰役的勝利,殲敵5萬余人,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戰場的作戰。特別是聞夏、同蒲、臨浮戰役三戰三捷的勝利,受到了黨中央的表揚。19478月,他率部8萬余人南渡黃河,挺進豫西,與劉(伯承)(小平)和陳()()大軍密切協同,開闢了中原解放區,共同完成了中央軍委賦予的“大舉出擊,經略中原”的戰略任務。19483月起,陳賡率部協同華東野戰軍主力一部先後進行了洛陽、宛西、宛東等戰役,進一步改變了中原戰局。同年11月起率部參加淮海戰役,協同兄弟縱隊在徐州以南切斷了津浦鐵路,保障華東野戰軍圍殲黃百韜兵團的作戰;在南坪集阻擊黃維兵團,使國民黨軍徐州集團陷入孤立,為戰役的發展造成了有利態勢;在圍殲黃維兵團的作戰中指揮東集團直搗雙堆集敵核心陣地,與友鄰部隊一道全殲該兵團。19492月,陳賡任第4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4月,指揮所部南渡長江,挺進浙贛線,解放南昌。之後,又率部參加了湘贛、廣東、廣西戰役和滇南戰役,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在解放戰爭中,陳賡的軍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他堅決貫徹中央軍委的戰略方針,料敵如神,指揮若定,連戰連捷,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陳賡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雲南軍區司令員。19507月,為支援越南人民進行抗法戰爭,他作為中共中央代表,應邀赴越南,幫助確定邊界戰役指導方針,制定作戰計畫,並參與邊界戰役的指揮,取得了越南人民抗法戰爭的轉折性勝利,並為加強越南人民軍的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1951年,陳賡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令員兼第3兵團司令員、政治委員,協助彭德懷指揮作戰,並在彭德懷回國期間主持志願軍的全面工作。他強調坑道工事在防禦作戰中的作用,使全軍以坑道工事為骨幹的防禦體系基本形成,對貫徹執行“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作出了重要貢獻。195410月,陳賡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參與指導了解放一江山島等浙東沿海島嶼的作戰,參與組織領導了一系列重要的軍事演習和戰役集訓,為加強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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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賡同志是享譽中外的軍事家,他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精於學習和研究,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和治軍理論,是人民軍隊建設的寶貴財富。

  陳賡重視人民軍隊的政治建設。他一貫認為,加強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建設始終如一的基本方針,只有堅持和加強党的領導,人民軍隊才能保持正確的方向和革命性質。加強党的絕對領導,必須健全部隊中黨的各級組織,加強基層黨支部工作,提高共產黨員的政治水準、責任心與模範作用,成為領導、團結與鞏固部隊的核心。抗戰初期,他針對紅軍改編後部隊中出現的思想傾向,教育部隊認清:紅軍永遠是紅軍,任憑換個什麼名義,戴上什麼帽子,党的領導不能變,始終要為共產黨的光榮而奮鬥。對如何搞好部隊的政治教育,陳賡認為,要以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任務教育部隊,同時加強共產主義的基本教育,提高指戰員的政治覺悟。政治教育要結合實際,解決實際問題,不能搞形式主義的空洞說教。戰爭年代,他經常運用一些成功的戰例教育部隊,使官兵既深刻理解中央軍委的作戰方針,又增強必勝的信心。陳賡還指出,人民軍隊指戰員要牢固樹立愛人民的觀念,捍衛人民利益,為人民服務,遵守人民政府法令。解放戰爭中,每解放一座城市前,他都要求對官兵進行愛民教育和群眾紀律的教育,從而保證戰役戰鬥任務的完成。

  陳賡重視對戰爭與作戰實施正確的組織與指導。對開展敵後遊擊戰爭,他認為,敵後遊擊戰爭要有廣泛的群眾性,正規軍、地方遊擊隊和民兵三支力量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在開展敵後遊擊戰爭的指導上,他強調內外線作戰相配合,要求每次作戰均採取全線動作,協同出擊,以擾亂和調動敵人,陷敵於往返奔命,顧此失彼,而我在戰鬥動作上則選擇敵弱小一部或一股,突然發起襲擊,積小勝成大勝,最後奪取勝利。他創造了群眾性遊擊戰爭的10種小組戰法,如麻雀戰、跳蚤戰、扭擊戰、蜜蜂戰、拉鋸戰、冷槍戰、地雷戰等,組織根據地軍民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在組織大兵團作戰中,陳賡的用兵之道是:打殲滅戰必須是積極進攻,不能有消極精神,但殲滅戰中也有消耗戰,是為了消耗敵人並最後殲滅之;要打有把握、有準備的仗,切忌“浪打”,魯莽用兵;要先打弱敵與好打之敵,打掉了弱敵,則強敵變弱;要集中優勢兵力、火力於主要方向;要高度發揚下級指揮員的作戰積極性和機動性;偵察是做到知彼,是定下作戰決心和作出兵力部署的依據,兵力對比上的敵強我弱尤其需要周到的偵察來彌補。陳賡是與多種“對手”較量最終取得勝利的軍事家,他在實踐中形成的軍事理論和經驗,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具體運用和體現。

  陳賡重視軍隊的訓練和紀律建設。他認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以劣勢的武器和科學知識甚少的農民被迫與現代化程度頗高的敵軍對抗,是不能與之比消耗的。要戰而勝之,除須有高度的政治素質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的指導外,還須有精巧的戰術技術,充分發揮現有兵力兵器的威力。欲達此目的,關鍵在於軍隊的訓練。他認為練兵必須講求實際,從嚴要求,訓練中一定要堅持學與用、練與戰、理論與實際相一致,反對徒事虛表,因襲舊套。在歷次革命戰爭中,他總是根據戰爭樣式和戰場環境的變化,抓住一切機會開展練兵運動,聯繫實際實行以戰教戰,引導指戰員總結經驗教訓,探討優缺點,不斷掌握新的戰術技術,提高部隊的戰鬥力。陳賡以從嚴治軍而著稱。他認為,人民軍隊須有嚴格的紀律,以保證命令的堅決執行。不管在戰爭年代還是進入和平時期,他都注意把軍隊的紀律建設放在重要的位置,通過加強紀律教育、建立規章制度、執行條令條例,把部隊鍛煉成鐵的隊伍。

  陳賡重視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他指出,在國防現代化建設中,應大力發展國防科技事業,使軍隊的裝備技術水準逐步得到提高。為此,應下大力量加強科學技術研究,培養中國自己的國防科技隊伍,把大批懂得現代軍事技術的人才輸送到人民解放軍各軍兵種部隊中去。陳賡是新中國國防科技、教育事業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創辦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任院長兼政治委員。他堅決貫徹中央軍委確定的辦學方針,團結全院師生員工,尊重和關心知識份子,充分發揮專家、教授的作用,努力提高教學品質,引導學員走又紅又專的道路,使學院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質國防科技人才。他還曾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國防部副部長等職,對加強軍兵種高級技術院校建設、組織軍工生產、開展國防尖端武器的研製,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主張和建議。他兩次參加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參與簽訂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協助聶榮臻元帥抓好科研隊伍建設,組織科研攻關,籌建“兩彈”基地,做了大量開拓性工作,為促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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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賡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他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識和能力,充滿必勝信心的革命樂觀主義態度,以身作則的忘我工作精神,團結同志、關心部屬、嚴於律己的崇高思想品質,堪稱共產黨員的楷模。

  陳賡視黨的事業為生命,畢生為實踐黨的宗旨而奮鬥。戰爭時期,他戎馬征戰,總是靠前指揮,數次受傷,特別是腿部傷情嚴重。他始終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忍受傷病的折磨,以驚人的毅力在艱險的戰爭環境中拼力工作,多次躺在擔架上指揮戰鬥,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不息。新中國成立後,他由於積勞成疾,患有較嚴重的心臟病,但他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以多病之軀力挑千鈞,始終忘我地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陳賡忠實代表人民的利益,真正做到了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陳賡堅持實事求是,具有共產黨人的大無畏革命精神。他工作中一切從實際出發,對背離實際的錯誤傾向,善於開展批評,勇於承擔責任,堅決維護黨的利益。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反”運動中,軍事工程學院有的部門搞得過“左”,反了一些“大老虎”。陳賡親自甄別案情,保護了一批幹部。在“大躍進”的年代裏,學院領導請示他是否停課“大煉鋼鐵”,他明確答復:照常上課。“反教條主義運動”之風刮到學院後,一些主管教學工作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批判。在陳賡的抵制和干預下,這場運動對學院沒有造成大的危害。正因為如此,他在幹部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陳賡作風深入,抓工作雷厲風行。他思想敏捷,性格豪爽,辦事幹練,工作效率極高。毛主席、周總理當面交待他創建軍事工程學院後,在辦學條件“一片空白”的情況下,他知難而上,憑著滿腔熱情的態度和百折不撓的意志,使軍事工程學院僅經一年多的籌建即正式成立,創造了我軍院校建設史上的奇跡。他任副總參謀長期間分管作戰工作,經常深入部隊特別是邊防海島地區,勘察地形,檢查戰備工作,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系統地向軍委作出報告。19578月,中央軍委批轉了陳賡檢查廣州和福州兩軍區工作的報告,以指導全軍的戰備工作。

  陳賡知人善任,善於團結同志一道工作。他特別重視用人問題,認為用人的關鍵是知人善任。戰爭年代,部隊變化大,幹部交流多,他善於發現軍事人才,揚長避短,用其所長。在軍事工程學院,他愛才如命,廣納群賢,甚至起用歷史上曾犯過錯誤但為我所用的科技人才,充分發揮他們的專長。他還引導各級領導克服對知識份子幹部的偏見,落實知識份子政策,放手地讓一些專家、教授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使他們有職有權地開展工作。因此,他身上具有一種很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大家都心悅誠服地服從他的領導,自覺為黨的事業而奮鬥。

  陳賡密切聯繫群眾,時刻關心部屬的生活和疾苦。戰爭年代,他雖雙腿傷殘,行走不便,卻經常把乘馬讓給傷病員和身體弱的同志騎。1949年渡江戰役前,部隊路過鄂豫皖老根據地,他知道有不少幹部是從這裏參加紅軍的,便特地指示政治機關瞭解紅軍家屬情況,幫助一些幹部尋找親人,讓找到親人的幹部回家探望。1951年部隊入朝前夕,他想到幹部們多年鞍馬勞頓未得休息,便安排一批幹部到昆明休養數日,使幹部們緊張的身心得到鬆弛,隨後滿懷信心地出國遠征。在軍事工程學院,他每次從北京回到哈爾濱,都先去看望老教員。為了改善學員的物質文化生活,他專門從部隊中調來幾位善於辦伙食的幹部,並組織學員開展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

  陳賡同志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光輝的一生。我們紀念陳賡同志,緬懷他的光輝業績,就要學習他胸懷遠大理想和抱負,樹立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學習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無比熱愛,永遠充滿必勝信心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學習他對黨忠心耿耿,始終保持大公無私,堅持真理,襟懷坦蕩,疾惡如仇的崇高品質;學習他努力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並將之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的良好學風;學習他對黨的工作認真負責,勤奮學習,善於總結,奮力拼搏,開拓進取的優良作風。讓我們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在黨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實現我軍跨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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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有何军事谋略 成为开国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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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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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名将,陈赓几乎亲历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各种军事斗争:1924年5月,投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两次参加东征同广东军阀陈炯明作 战;1927年8月,奔赴土地革命的烽火中,相继在红四、红一方面军战斗过;1937年8月,跃马民族抗战的疆场上,与日军周旋在太岳山区;1946年6 月,挥戈在解放战争的激流里,从山西大地打到云南边陲;1950年7月、1956年4月,为支援越南抗法斗争,两度参与运筹越军攻防大计;1950年12 月,为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出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襄助彭德怀屡败“联合国军”。

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在和国内外各种对手的较量中,陈赓一步步成长为开国大将。在革命的征程中,他形成了经过战场检验的、极具指导价值的军事谋略艺术。

上下同欲,动员民力

《孙子兵法》指出:“上下同欲者胜。”通俗地说,老百姓与国家、军队同心同德,这样的国家、军队就无往不胜。陈赓在黄埔军校就接触过《孙子兵法》,非常称道这句话,并形成了“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思想。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相继沦入日军之手,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首长发出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对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深以为然,并高瞻 远瞩地讲过,“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根据这一正确认识,他主张在抗战中应采取“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

要“上下同欲”,就必须视百姓如父母、与人民共休戚,陈赓在这方面可谓典范。

1938年4月下旬,第三八六旅主力挺进到河北邢台县路罗镇,听说当地红枪会私立苛捐杂税,残酷剥削村民,并公然勾结日军。陈赓遂指挥部队以突袭手段解除 红枪会武装,将其首领六七人逮捕枪决。29日下午,部队在路罗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处决这些坏人的理由,并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还把缴获的枪支发给当地群 众,组织地方抗日游击队。第三八六旅在邢台受到群众热烈拥护。5月2日,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我们以鲜明的主张、模范的纪律及英勇的战斗,赢得了群众 对我们加倍的热情。我们的伤者,不必经过动员,大家都抢着抬送。农民到处列队欢迎,送茶送饭。这种热烈的情绪,令我们感到无限的兴奋。”

要“动员民力”,即“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1938年秋,陈赓指挥第三八六旅两个团向敌占交通线开进,“第七七一团主力到平汉铁路线以西,第七七二团到同蒲铁路线以东、正太铁路线以南地区活动,并 抽调干部四处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进行对敌斗争,还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共的主张及政策,大力动员青壮年参军。由于这些工作做得好,到12月, 就以七七二团的四个连为基础,在辽县(今左权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后改称第十七团)。第七七一、七七二两个团也得到很大补充,旅直属队也逐步健全”。

1947年秋天,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争夺。豫西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如何才能站稳脚跟成为陈谢大军的一道难题。陈赓又采取 了“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他曾意味深长地说:“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不仅靠作战,而且靠政策。”当时,部队中普遍深入地开展了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教育,并发动全体官兵为群众做好事,给群众扫地、挑水、喂牛、割草。许多人家轻信反动宣传逃走了,部队就在门上贴上封条,写着“房主不在家,不得擅进 入”。隆冬季节,部队供应困难,大家吃粗糠、咽野菜,也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军粮难筹,部队却向群众分发粮食100万公斤!群众很快认清陈谢大军是老百姓的 队伍。一天晚上,一个老人偷偷回到家中,看见水满缸、地光光、肉没动、牛更肥,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连夜上山把躲藏的群众叫了回来。

同时,在保持主力部队战斗力的条件下,陈赓抽调2000多名干部去做地方工作。他还要求部队团以上机关都成立了地方工作队,每个连都设有民运小组,班里还设有民运战士……摊子一铺开,群众工作也就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战略藐敌,战术重敌

陈赓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简言之,就是“战略藐敌,战术重敌”。

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开赴抗日战场。作为世界列强之一,日军的战役、战术指导能力不容低估,低估了会犯轻敌的错误。早在8月28日,他就在日 记中透露隐忧:“据我这几天考察,最近部队教育较偏重于政治(当然有它的作用),对军事方面不免要松懈些;即使有些军事教育,又过于偏重制式教练,所以至 今部队的战术教育还是没有开始,这是重大的损失。在今后的残酷的抗战中,凭着过去的一冲,是无济于事的。”

为提高第三八六旅的战斗力,陈赓大抓部队军事训练,从一则日记中可见一斑:9月21日,“早餐后,仍到十一连。到时该连已全部在野外,准备班进攻动作的演 习。因连排干部无准备,动作无秩序。我认为这样演习必无结果。当由我亲自指导,以一班作示范演习,一面动作,一面讲解,动作一段,讲评一段。下午,召集排 长、班长,垂询班排近况。我讲了一些关于巩固部队的具体办法及班排长的领导方式,大家都很乐听”。

由于坚持“战略藐敌,战术重敌”的策略,第三八六旅捷报频传:10月24日、26日,重叠设伏于山西平定县七亘村,痛歼日军300人左右,缴获骡马300 多匹;11月2日,诱敌深入到山西昔阳县黄崖底,“仅我七七二团以突然火力袭击行进之敌,毙敌约300,毙骡马400余”。1938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 馆武官卡尔逊到第三八六旅访问,他由衷地赞扬说:第三八六旅战略、战术卓越及善于联系人民,“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当时,仍然有许多人对参战抱有疑虑,陈赓却坚决支持中央的决定,并认为对敌之策是“战略藐 敌,战术重敌”。1951年3月初,中央任命陈赓担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6月,又兼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他立即开始调兵遣将。

在乘机从昆明飞往重庆的途中,陈赓和身边工作人员戴其萼谈话,把“战略藐敌,战术重敌”作为自己的用兵特点:“你常在我身边,深知一打起仗来,我就几昼夜 不睡觉,因为我反复思考,预想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置的对策,所以从表面看来,我指挥作战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处置临时发生的情况迅速果断。可是从战 斗打响之前直至战斗结束,我的思想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为我担任主要指挥任务,身系战斗、战役的成败和部队的安危,稍一疏忽,就会招致作战损失,增大部队 伤亡,责任重大,所以内心处于长时间的紧张之中。……人们都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无忧无虑,成天高高兴兴。从战略方面说是这样的,我坚信革命必胜,不怕任 何艰险,不计个人安危。但在战斗中我不是盲目乐天派,总担心考虑不周,招致作战损失,总怕发生意外情况,思想上一直保持高度紧张,而不能有任何松弛。”

陈赓抵达朝鲜战场后,一过鸭绿江就想尽办法多方了解敌情我情;到了志愿军司令部,他更是抓紧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8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帝是整 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株守成规,善于变化。五个战役(抗美援朝第一至第五次战役)中,各有其花样,我们绝不能忽视,必 须加紧准备,拼命训练部队,想一切办法加强火力,改变战术;对它一点也不能松懈,然后才能将其战胜。这几天均本着这点精神教育部队。”正是由于“战略藐 敌,战术重敌”,陈赓指挥的战役、战斗无往不利。

示形动敌,张网以待

《孙子兵法》讲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大意是说,善于调动敌人的指挥员,他只要采取一个佯动,敌人一 定会被调动过来;给敌人一点甜头,敌人一定会照单全收。用小利调动敌人就范,再部署部队痛击敌人。陈赓经常揣摩“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之术,并琢磨出“示 形动敌,张网以待”战法。

1939年初,陈赓指挥八路军三个团活跃在冀南、鲁西北,频频给日军以打击。但是,由于平原地形不利大战,敌人遭受的损失不大,因而仍然盛气凌人,每次遭 到八路军袭击,都必然派兵追击,进行报复。鉴于此,陈赓打算利用敌人的骄纵心理,布置一个圈套引诱敌人,打它一个诱伏歼灭战。这个设想上报第一二九师师部 后,刘伯承迅速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想法很好,鬼子是势利的东西……他看不起我们,受了袭击必然不服气急于报复。……是可以用伏击打它个冷不防。关键是地 形要选好。”于是,陈赓派人寻找有利地形:“自古战争是最讲究地形的,我们要想尽办法注意选择有利于我军设伏,而不利于敌人行动的理想地形。”很快,找到 了一个可以作为诱伏敌人的好“口袋”。它地处河北威县城南香城固村西北方,是一个带形的沙河故道,四周长满了红柳和野枣树,地势倾斜,形成一个由西南伸向 东北的洼地,长有一公里多,两边沙岗高达数丈。这两边沙岗构成一个天然的钳形阵地,把洼地紧紧地夹在了中间。陈赓看完地形,立即排兵布阵:“一、设伏部 队,一定要构筑好防御工事,作好伪装,隐蔽好部队。……决不能让日军进村负隅顽抗,一定要将鬼子兵堵在村外歼灭之。二、担任诱伏任务的部队,要采取夜间袭 击的战术,进入城内,以短兵火力给日军以杀伤,既要把鬼子兵打得痛,打得狠,又要能够迅速撤离。使日军误以为我们是些不堪一击的游击队,才敢于远离其巢 穴,孤军出城向我军‘钓鱼’部队实施深追。三、当日军已经上当,钻入我军设伏的‘口袋’之后……要迅速前出到香城固正北方向,扎死‘口袋’。这样就可以使 日本鬼子处于腹背受击的困境,既不能前进,又无法后退。”

在陈赓的安排下,八路军连续3天袭击威县县城,千方百计地引诱日军出城报复,日军终于被激怒。2月10日下午,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出动一个加强中队 250多人,乘坐9辆汽车,带着机枪、步炮,气势汹汹地追击八路军的“钓鱼”部队,向香城固村扑来。下午,日军进入伏击圈,遭我三八六旅三个团猛烈冲杀, 全军覆没。

捷报传来,刘伯承非常赞赏:“这次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是4∶1,我们的代价是小的,是赚钱的生意。这是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他还为这次战斗总结了 经验: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特别是激发了敌人轻视八路军的骄纵心理;二是善于把敌人诱导到机动的围攻位置,而且把附近房屋都占领了,让日军没有办法固守,也 没有办法逃脱;三是善于协同作战。

1947年冬,在蒋介石严令下,国民党李铁军第五兵团气势汹汹地扑来,欲与陈赓所部在豫西地区进行决战。陈赓清醒地意识到,贸然与敌硬拼不仅没有把握全歼 敌人,而且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为了在有利时机歼灭敌第五兵团,他遂决心以第十三旅等部伪装成主力,采用“牵牛战术”,调动敌第五兵团奔波于伏牛山区, 而解放军主力则隐蔽待机,寻找有利战机歼灭之。

根据陈赓的指示,第十三旅等部迅速西进镇平方向。为了造成主力行动的声势,该旅将部队分成多路行军,展开成宽大的正面开进。每进一个村庄,就修起许多锅 台,到处点起烟火。很快,老乡们奔走相告:“老八路过来啦!光骡子、马匹就过了半夜!我们村夜里住了好几千人,村口路边修的尽是锅台。”消息不胫而走,可 李铁军老奸巨猾,主力仍不肯轻举妄动。在陈赓电示下,第十三旅等部又对镇平大打出手,完全是主力部队行动的架势。这时,李铁军才信以为真,指挥主力跟踪而 来。第十三旅等部又从镇平撤出,促使敌人紧追不舍。就这样,一个多月里,李铁军始终把解放军担负“牵牛”任务的部队误认为主力,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转圈子, 弄得精疲力竭。12月中旬,陈赓部破击平汉路大胜。李铁军率部赶到平汉路“增援”,被我一个旅“牵”到遂平县以北的祝王寨、金刚寺一带时,陈赓指挥主力和 华野一部早已摆好了聚歼的阵势,此战全歼敌9600余人,李铁军仅以身免。

围城打援,两面开花

陈赓十分熟悉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围魏救赵”的典故,并在军事实践中继承发展,力求既围歼守敌,又重创援敌,遂形成了“围城打援,两面开花”的策略。

1947年1月中旬,陈赓、王震部联合作战,他们决定“围城打援,两面开花”:围山西汾阳、孝义两城,吸打敌援,争取重创援军,有可能时则攻占两城。1月17日夜,汾孝战役发起,经一夜激战,解放孝义。同时,又把汾阳围得水泄不通。

汾阳、孝义是晋中平原的门户。汾阳被围、孝义失守,让山西军阀阎锡山震惊不已。为维护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他到平遥地区指挥9个师和由伪军改编的2个纵队,于18日兵分三路向汾阳、孝义地区进发,扬言要夺回孝义,解围汾阳。

当时,南路敌军战斗力最强且兵力最多,总指挥孙楚讲话嗓门也最高。他通过报话机和部下议论什么“收复孝义很有把握”,陈赓部无非是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叫部下不要为陈赓所迷惑,必须按时攻占孝义城,并做好追击陈赓部队的准备云云。

陈赓经过再三权衡,说:“就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也逃避不了‘骄兵必败’的规律。阎老西儿的这些卵翼部队,既无战斗力,又自大轻敌,焉能不败?咱们就拿孙楚开刀吧!”

21日下午3时许,孙楚部8个团冒进至东盘梁、北窑村一线。陈赓一声令下,伏击部队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向敌军,孙楚部很快瓦解,主力5个团全部被歼。

1950年7月,越南军队准备对法军发动边界战役,夺取与中国广西省交界的重镇高平。由于高平工事坚固,利于防守,守军又系精锐部队,直接进攻高平显然不 是良策。在研究敌情的过程中,陈赓注意到法军部署的一个弱点:在高平至谅山(由西北而东南)这一防线上,法军顺着所谓“四号公路”,摆了个一字长蛇阵,龙 头高平、龙尾谅山兵力雄厚,工事坚固,而中间的东溪、七溪等据点则兵力单薄;东溪、七溪一旦遭到攻击,要靠高平、谅山法军出援;而且,东溪、七溪地处崎岖 山地,便于越军设伏。由此,陈赓大胆设想:不去进攻高平,而是集中兵力进攻“四号公路”上最小的据点东溪(在高平以南40公里,七溪以北20公里),孤立 高平,并打击出援的谅山之敌。显然,这是“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

7月26日,毛泽东致电陈赓:“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目前不要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

9月16日拂晓,东溪战斗打响,陈赓参与指挥的边界战役拉开帷幕。到18日上午,越军攻下东溪,全歼守军260多人,这是越军第一次夺取由法军2个连守备 的据点。随后,陈赓又在东溪附近暗伏精兵:2个团摆在东溪,3个团摆在东南方向高地,2个营摆在西南方向高地,形成一个向南张开的“口袋阵”。

10月初,为打通“四号公路”,七溪法军大部(勒巴热中校指挥)北上进攻东溪,进入“口袋阵”。由于越军一时疏忽,勒巴热部南逃到谷社山地。陈赓指挥越军 南追,把敌人团团包围在谷社山地。法军总指挥部为越军的攻势所震惊,命令高平守军1000多人(沙格东上校指挥)弃城南援,七溪法军余部(那本上校指挥) 几乎倾巢而出北援。面对强敌的南北对进,越军前线指挥部曾经动摇。陈赓还是坚持“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并于10月6日得到毛泽东电报支持:“先集中 主力歼灭谷社山地被我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况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计划是正确的。”到10月9日,勒巴热部、沙格东部相继全军覆没,两人被活捉;那本上校 见势不妙,仓皇南撤,付出一定代价才逃回七溪。

在陈赓“围城打援,两面开花”之策指导下,越军不战而下高平,并使法军在越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丧失过半,这是自印度支那战争开始以来法军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损失。

上智为间,情报决胜

《孙子兵法》有言,“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简言之,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将帅,能用高智商的人做间谍,一 定能成就大功业;这是用兵作战的首要之事,因为全军都要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去采取行动。在对敌斗争中,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达4年之久的陈赓,非常重视情报 工作,视之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并形成了“上智为间,情报决胜”的策略思想。

1941年4月,面对日军、伪军、蒋顽的夹攻,陈赓决定向白晋铁路、同蒲铁路再撒出一张情报网。于是,他在太岳军区司令部接见了共产党员高庆奎,开门见山 地说:“组织上准备调动一下你的工作,让你到白晋铁路上的长治城里去搞情报工作。”高庆奎措手不及,担心自己应付不了。

陈赓说:“我们考虑你曾跑过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同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我们觉得,你做这个工作比较合适。这个工作很重要。”

至于如何搞好情报工作,陈赓拿给高庆奎一份《怎样做军事情报工作》的文件,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断断续续给高庆奎讲了3个月的课。陈赓在讲课中引用了《孙子 兵法》上的话:“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先知靠什么?主要就是要摸清敌人的 情况,才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要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必须敢于深入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同他周旋。”

1942年2月14日,高庆奎秘密潜入长治市。自从高庆奎进入长治,有关日军在长治驻防和指挥官更动等情况,陈赓了如指掌。很快,高庆奎还在长治日军司令部争取了会讲一口流利日语、掌握军事机密的山西人纪群,他为八路军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1942年7月9日,纪群报告:太原日军近2000人及伪军1000人突然到达长治,而长治驻军却无调走的迹象。陈赓接报后,判断敌人要对太岳抗日根据地 进行袭击,遂进行了应急部署,敌人自然大败而归。8月13日,纪群又送来情报:“日军正在太行区‘扫荡’,准备于15日夜12时集结,越过白晋铁路,‘扫 荡’太岳区。”根据纪群的情报,陈赓采取“敌进我退”之策,以小部队和民兵与敌人周旋,主力部队深入敌占区“大闹天宫”。结果,敌人在抗日根据地寻不到便 宜,老巢又频频告急,硬撑了半个月,草草收兵。

在同蒲铁路线上,陈赓也建立了秘密情报站。

1940年6月,山西军阀部队投降日军,陈赓指派共产党员陈涛趁机打入敌营,进入临汾做情报工作。陈涛为人精明强干,逐渐取得日军信任,被委任为伪军“大 汉义军”的司令。这支部队有600多人,编为6个中队,分布在约500公里长的同蒲铁路南段上。通过“大汉义军”这层关系,陈赓多次事先获得了日军准备 “扫荡”的确切情报,既避免了损失,又沉重打击了敌人。后来,日军第六十九师团准备成立情报班,有意让陈涛去当情报班长。这引起了太岳军区情报站内部的争 论,有人说:“那个班长有什么意思?就管十来个人,与‘大汉义军’司令不能相比。”

陈赓得知后,立即指示:“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设法当上这个情报班长。别看它名声不大,机构也很小,但是个搜集敌军情报十分难得的位置。”“如能当上,就 必须当稳当‘好’。不仅要用假情报欺骗、麻痹敌人,还要分析敌人的情报要求,研究敌军的动向、意图,变敌人的耳目为我们的耳目。……因此,情报班长是个比 伪军司令更为重要的位置,必须努力争取。”

按照陈赓的指示,陈涛当上了情报班长。他晚年敬佩地回忆说:“确如陈司令员所估计的,情报班成为我们观察敌人动静的视孔和与其进行情报斗争的基地。”陈涛 和情报站中的情报人员,在临汾地下工作了5年,他们提供的情报为对敌斗争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多次粉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破坏阎锡山部 队的反共投敌活动;1943年10月在韩略村歼灭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

今天,我们重温陈赓大将的军事谋略艺术,无不承认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署名发表的《文韬武略一代名将为国为民功勋卓著——纪念陈赓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一文中所 总结的:“陈赓是与多种‘对手’较量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家,他在实践中形成的军事理论和经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夏明星  张 玮  高桃源 2013年05月10日08:3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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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与前线作战中的无线电侦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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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夫人傅涯同志逝世 儿子陈知建深情忆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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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 孙琳) 2010年1月4日上午10时50分,开国大将陈赓的夫人傅涯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傅涯同志逝世后,陈赓将军子女及亲属在自己的家中设置了吊唁厅,几日来,前往吊唁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1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也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单傅涯同志生前家中,缅怀傅涯同志。

  走入陈赓将军家中,30多张傅涯生前照片赫然映入眼帘,一幅幅照片生动记录了傅涯与陈赓一起艰苦奋斗、相互扶持的各个片段。自1961年陈赓大将去世后,傅涯以自立、顽强、坚韧的品格,影响和培育几个年幼的子女,健康成长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慈惠家国、千载余情”八个字正是对傅涯一生的真实写照。

  吊唁厅简朴而不失庄重,全国各地、各界群众及家乡送来的花篮整齐的摆放在傅涯同志的遗像前,遗像上方横书“送别亲爱的妈妈”几个大字。傅涯同志的子女及亲属与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一一握手致谢。

  傅涯同志之子陈知建接受了本网记者的采访,他说父亲去世的很早,且生前工作繁忙,一直是母亲辛苦把自己和弟妹带大,在母亲去世的一刹那,很多小时候的场景都在脑中浮现,母亲的去世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陈知建还向记者讲述了很多父母生前的故事,作为生长在和平时期的年轻人,记者被陈赓夫妇一生的光辉业绩所深深打动,对老一辈革命家充满感恩与敬意。

  据悉,傅涯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将于1月14日上午9:00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1月19日(周二)下午3:00—4:00陈赓之子陈知建、女儿陈知进将做客本网,共同缅怀父亲母亲的一生。

  傅涯同志生平简介

  傅涯同志(曾用名傅慧英),1918年4月生于江西省景德镇。1937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1943年2月与陈赓结为伴侣。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调入北京,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政法科、综合科干事,北京市公用局机关党总支书记,系北京市第五、六、七届政协常委。2010年1月4日上午10时50分,开国将帅陈赓大将夫人傅涯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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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知进:父亲陈赓的恨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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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蔑视蒋介石 憎恨顾顺章

  父亲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的爱与恨都十分鲜明。他会用蔑视的口气给我们讲蒋介石的故作姿态;让他切齿憎恨的坏蛋是出卖灵魂、出卖同志的叛徒顾顺章;他看不起在革命风浪中摇摆不定的人。然而我感受到更多的是他对领袖、战友、朋友的感情。

  父亲的经历,在我军将领中是独特而具有传奇色彩的,他的坎坷经历与中国革命的历程紧紧相连,他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包括国共两党许多重要人物都有过很深的交往。

  周恩来伯伯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从黄埔时期起就是他的良师益友,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他会想尽办法找到总理去解决,为了让总理批准调往军事工程学院的教授,能把总理堵在卫生间里签字。可是父亲生病后,在公共场合遇到周伯伯,父亲总躲在大个子罗瑞卿叔叔后面,怕的是周伯伯见到他后,又要询问关心他的身体健康而让繁忙国事中的总理分心。

  他曾带我们去看望过他尊敬的师母宋庆龄主席和何香凝奶奶。每次宋庆龄主席出行,他一定要亲自去迎送。遇到两位老人过生日,父亲一定会和母亲一块儿去祝寿。他也常会与廖梦醒阿姨为到底是谁看着谁长大的而争执不下,笑着抱怨“廖公子”廖承志叔叔与他一起入狱,却置他于不顾先他出狱。其实当年狱中还是爸爸为廖叔叔献计,尽快通知其母何香凝和孙夫人,利用舆论压力才使廖叔叔尽早获释的。

  父亲也常会见一些原国民党的资深人士、民主人士。他的一些黄埔同学,包括那些昔日的同窗、后来战场上的对手而又被释放的战犯,都一直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还相约一起为解放台湾再出一把力。

  越南的胡志明伯伯也是他很敬重的。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又经历过50年代初越北战火的考验。那年胡伯伯访华,从中南海出来路过我们家,听说父亲住在此,不顾外交礼节,非下车探望养病中的父亲,害得穿着短衣裤在院子里乘凉的父亲措手不及,那穿着倒与1950年他们在越北战场上共同指挥战斗时有些相似。不懂事的小弟弟小涯好奇地爬到胡伯伯身上去揪他的胡子,爸爸急忙要把他拉下来,胡伯伯笑着说没关系。因为胡伯伯早就说过,他们是“心心相印”。

  父亲一生艰辛,多少次死里逃生,有多少人救过他的生命。他给我们讲过,在南昌起义后负伤时,把他背出战场的卢冬生,在汕头救他脱险的护士小姐,精心治疗他的伤腿的傅连暲医生,上海的牛惠霖、牛惠生医生,从监狱里帮他逃出来的广东麻子……他在解放后曾千方百计地去打听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寻找他们的下落。此次,为纪念他诞辰100周年整理材料时,我又发现有多少人得到过他的帮助而生存、脱险。有身患重病的中央领导,身陷囹圄的革命领袖,有战争年代的红小鬼、战友,被错误路线陷害险些丧命的同志……有更多的战友和他一起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这才理解了什么叫“生死之交”,也明白了为什么父亲的朋友这么多、这么广。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牢牢地系在一块。

  去世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回到故乡——湖南湘乡
 父亲在解放后重返雨花台给妈妈的信上说:“这次在南京,曾乘暇去雨花台凭吊烈士,在许多陈列的照片中,发现了很多是我过去的老战友和难友,一时间情不自禁,潸然泪下。因此,想到我还活着,较之他们(烈士)占了大便宜,若果我还不振作,如今有些疲惫感的话,那我太对不起他们了。”看了这段话,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他那样的千方百计寻找、照顾烈士的家属、子女,帮助那些为革命工作做过贡献的人,更理解他为什么是那样的“工作狂”。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还与他的老战友相约要一起去井冈山看看,虽然他没有在那里战斗过,但他参加过的南昌起义点燃的革命武装斗争的火种曾在那里燃烧,那儿也是他们在上海隐蔽战线工作时,冒死搜集敌人情报、帮助中央红军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而保卫过的圣土。他也想到他抗战时长期战斗过的山西太岳区老根据地去看看,但又感叹如何面对老区人民:“是他们支持养育了部队,而我带出的部队牺牲了那么多人,她们如果向我要儿子、要丈夫呢?”那年他已经到了太原,可是因为中央要开会,被叫了回来,使他深感遗憾。他一直在关心着老区人民的生活状况,老区的建设和发展。

  在他去世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湖南湘乡。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当父亲来到老乡家里,看到面黄肌瘦的乡亲们和他们饭桌上还算丰盛的饭菜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说不要看饭桌而要看看米桶和谷仓时,当地干部傻了。对着空空的米仓,他说:“蒋介石骗不了我,日本鬼子蒙不过我,就你们还能哄过我吗?”原来当地干部是怕他看到伤心,先给邻居们发放了鱼肉饭菜。这使他很心痛,而他并没有过多的责备基层干部们,只是给他们讲了要实事求是,带领群众共渡难关的道理。回京后,还是想办法给县里拨了一些部队退役物资支持。

  让我们多了解些过去
1961年放寒假,爸爸带着我们去了上海。他曾对妈妈说过,之所以不愿意去广州,一来因为他是病号,会给当时在那儿开会的中央领导增加麻烦;二来上海是他出生入死战斗多年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上海的同志邀请他时,他便欣然而来了。这里还有一个因素,他希望能让我们也受到教育。

  在火车从浦口过长江的轮渡上,爸爸打开了话匣子,开始讲起了故事。他告诉我们解放前,国民党高官坐的火车包厢叫作花车,他在特科工作时到天津出差所坐的那列火车就挂上了这样一节花车,而花车的主人就是他黄埔的老熟人钱大钧,他躲来躲去还是被他发现了,几经周旋后终于脱险。他曾下决心要和他的这些黄埔故旧最后在战场上决高低,他做到了。火车正开向上海,勾起他往事思绪,这次他又给我们讲了东征时救蒋介石的那一段和后来蒋介石在南昌向他劝降的故事。这是我印象中父亲给我们讲的最长的一次故事。

  在上海,他要我们去“大世界”开开眼界,给我们讲什么是旧上海花花世界,什么是冒险家的乐园;他还带着我们去外婆家,也要我们了解上海普通劳动人民是怎样生活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敌伪时期的监狱。那阴森森的水牢、可怕的地牢深深的震撼了我,世上居然还有这样残酷的地方!

  那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住在丁香花园时,他一直要市委的同志降低伙食标准。当妈妈从院子的草地里找来野韭菜来做菜,爸爸可高兴了,一边招呼着大家吃菜,一边和妈妈一起给我们讲延安大生产的故事。直到今天我似乎还能闻到那野菜的清香和感到那乐融融的气氛。

  后来妈妈告诉我们,正是那会儿,他曾多次对她讲,说我们还小,还不了解他们的过去,要她多给我们讲讲他们是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坚持要为他伤痕累累的两腿拍照,说这也是他的遗愿,要让我们记住他革命历程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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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之子陈知建:父亲的大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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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勋那天,我们几个孩子问父亲封了什么将?他回答说,不是什么上将、中将,是个‘辣椒酱’。”

  9月4日,北京,秋雨骤紧。记者沿着西单商业街一路北行,拐至车水马龙的灵境胡同。胡同深处,便是陈知建将军闹中取静的家。

  走进幽静的院落,记者一时雨中无措。“这边,往左走!”扭头望去,陈知建将军正冒雨站在屋外。

  我们的对话也就从这个小院开始。将军时而沉静、时而兴奋,爽朗的笑声透出军人的坚毅。窗外,一场秋雨一直在从容不迫的下着。

  一门五代从戎

  在这个院子里,陈赓度过了调京后的10年时光。

  “从1951年到1961年,我爸和我们一块儿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十年。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在朝鲜、哈尔滨,在家的时间很短。你们不要老觉得我爸时间比较多,天天坐在土堆上,我们‘听爸爸讲故事’,没那事儿,哈哈!”陈知建与父亲的交流,“就一种情况:我惹了祸,犯了错,挨骂就是交流。”

  在陈知建的记忆里,陈赓很少提及战争年代,“一回忆到过去的事情心里难受,死的人太多了。他们一般不讲这些事。偶尔只语片言的说一点。”

  陈知建性格颇似陈赓大将的风趣、幽默。“我是家传的军人性格,和我爸一样都是性情中人。我爸党龄39年,我军龄39年。我们既讲党性原则,又讲哥们儿义气。哪个人光讲党性不讲义气,他就是个坏蛋。我们陈家就这个传统”。

  湘乡陈氏一门有戎马从军的传统。陈知建曾祖父是湘军悍将曾国荃部的战将,积功至官拜花翎副将。而曾祖并不是陈家的第一代军人,“曾祖父是投奔他叔叔的”。曾祖父的叔叔陈湜,曾任总兵镇守山海关。“这个找不到详细史料,从家谱里查到的。”

  到现在,陈家共有五代人从军,陈赓的孙子陈怀辰,今年33岁,陆军少校。“后代容易受前一代的影响。家风和民风共同的影响不能忽略。”

  在中央特科,“陈赓抓陈赓”

  20世纪30年代初,陈赓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期,以各种身份出现在上海滩,因而在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巡捕房和各帮会中交上了各种“朋友”。

  儿时的陈知建并不知道父亲有这段辉煌的潜伏经历。在看电影《51号兵站》的时候谈“感想”,还挨了父亲骂。

  “电影真能吹牛,日本人占领、白色恐怖又那么厉害的时候,这共产党员又能弄警车,又能化妆成日本宪兵,吹牛。”

  陈赓听完很生气,“你懂个屁!我们那时候真是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成天开车跑。”这时小知建才知道“真有这事”。

  中央特科的工作是武装保卫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周恩来是上海隐蔽战线斗争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中央在上海,我爸是受周总理的指派来做的隐蔽工作。当时周恩来的副手是后来叛变的顾顺章。我爸实际上是给顾顺章当助手。”

  中央特科先后成立了四个科。二科是情报科,陈赓曾任科长。

  “陈赓抓陈赓”就发生在陈赓在中央特科工作时。为了掩饰身份,陈赓常以商人形象示人,为了工作需要,和外国巡捕交往密切。“法租界巡捕房里的那个头儿,跟我爸是好朋友。他那儿就闹出一个大笑话,就是让陈赓抓陈赓。”

  这个巡捕房头儿对一个人称“王先生”的“好朋友”说:“哎,国民党让我帮个忙 ,想抓个叫陈赓的人,你认识吗?”

  “王先生”若有所思:“嗯,听说过。我帮你留意着点。”

  “好,那就拜托了。你是能人,好办事!”巡捕房头儿放心的拍了拍“王先生”的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跟他交情不错、常常在一起聊天吃饭的“王先生”,居然就是陈赓!

  毛泽东对陈赓有个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三教九流都搞的来的专家”。“不是因为他跟三教九流关系多才让他做这个工作的,而是他工作以后为了利用三教九流帮助工作,才跟他们建立了关系。”
会鲁迅,酝酿中国《铁流》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捕叛变。陈赓被迫离开上海。1931年9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团团长,同年11月调任第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9月在新集西北胡山寨战斗中右膝负重伤,而后秘密只身赴上海养伤。

  在这期间,陈赓和鲁迅会面了。

  陈赓到上海讲了一些红军反“围剿”的战斗故事,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了下来,后来送给鲁迅先生看。鲁迅先生看了这些材料非常兴奋,“他听说我爸正在上海治病,便几次和冯雪峰讲,邀我爸到他家去谈谈。”

  这次会面是由冯雪峰安排的。冯雪峰在回忆中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让他让把油印的材料交给鲁迅看,大家希望通过鲁迅先生的笔来写,会比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要好。

  周建人回忆说,“鲁迅几次约陈赓去他家。”

  据众人回忆,鲁迅先生那天兴致很好,特地请他的夫人许广平预备了许多酒菜,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直到夜深才离开。?

  鲁迅先生说,“写是可以写的”,“写一个中篇,可以”,“要写,只能像《铁流》似地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

  但因种种原因,最终中国《铁流》未能实现,留下一个遗憾。

  脱狱与“救蒋”

  1933年3月,中央决定派陈赓到中央苏区工作。临行的前一天,他去看电影,在影院被坐在同排的顾顺章认出。顾顺章随陈赓出了电影院,并说自己不是叛徒,不要害怕。陈赓随即把他打倒在地,拔腿就跑。顾马上吹哨,引来大批警察,陈赓由于腿伤初愈,被警察团团围住,与廖承志关在了一起。按照蒋介石的手令,陈赓被押送至南京。蒋介石不想轻易杀掉陈赓,毕竟陈赓1925年在第二次东征时对他有救命之恩。

  1959年冬天,在从广州到上海的火车上,陈赓向孩子们讲述了这个“救蒋”的故事。

  那是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陈赓当时是蒋介石的警卫连长。陈炯明的部队逼近,总指挥部的人都逃跑了,“蒋介石被困,要自杀,我爸阻止了他,背起他就跑,跑了几里地,送上一条船,过了一道河,看见周总理带的部队后才把蒋介石放下来。”

  “我爸那时候一米六七,蒋介石一米八多,他腿长,我爸脚上还有打惠州时受的伤。等把他放下来,安全了,他跑得我爸都追不上。”

  陈赓被捕后,与他同是黄埔一期学员的国民党将领联名签字,为他做但保。在软禁期间,陈赓逃了出来。后来在疆场上,同学变为对手。

  陈赓没想到的是,逃出来后,党内有人怀疑他“叛变”。

  “当时王明他们说:陈赓这家伙被捕了,要么会死,要么会叛变,既然他出来了,那肯定是叛变。于是就派人来杀他。那人原来是我爸的部下,他找到我爸,说我是来杀你的,你快跑吧。我爸就跑到了苏区,经过审查,写材料向组织上把狱中的表现讲清楚。”

  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周恩来见到张国焘,张国焘建议扣留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张国焘说,“陈赓救过蒋介石的命,是蒋介石的人。陈赓被捕后,蒋介石找他谈过话。他是特务、叛徒。”周恩来对此一笑了之。

  在当时,中央有规定,从国民党那出狱的人再回来都要经过审查,审查后才能恢复党籍。“遵义会议的时候恢复了他的党籍。还是陈云同志找我爸谈的话。”
为越南训练正规军,在上甘岭力主坑道战

  1950年越南反法战争的时候,当时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今“越南共产党”)向中共求援。

  “印度支那共产党”主席是胡志明。“胡老汉语底子很好,会写古诗,毛笔字写的也很漂亮。我爸的部队打过长江以后,中央来电报说所有的缴获都不许扔,要带着走。我爸当时不理解,说带这么多东西怎么打仗啊。到了广州才知道,胡老在等着准备接收呢。我爸把云南打下来以后,把胡的游击队都集中起来,组建了正规军。”由于越南部队缺乏正规军经验,“我爸在越南打了半年”。

  “这样一来,我爸的对手比别人多一点。日本人、美国人大家都是一起打的,而他还打过法国人。”

  抗美援朝时期,陈赓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上甘岭战役打得天下闻名。

  上甘岭打的是坑道战。“我爸在这方面有历史教训。解放战争时,在山西,他的一个营被打掉了,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工兵作业,指挥员选择地形有点问题”。

  “从那以后我爸就开始注意工兵了。别的部队的工兵的都没有我爸部队的厉害。我爸的部队有次抓了敌人的一个工兵连长,这个连长有特点,脑瓜聪明爱搞发明。《集结号》里面那个用大汽油桶发射火药来炸敌人的装置就是他发明的。我们称它为‘炸药抛射器’, 国民党则称为‘没良心炮’。”

  后来,陈赓所属部队,除了背枪背干粮背弹药等之外,一人一个工兵工具,每个人腰上都别一把锹或一个镐。“在朝鲜战场他用这个经验打坑道战,别人不理解,说这叫自掘坟墓,我爸反驳说敌人火力这么强,不打坑道战就站不住脚,所以令全军展开坑道战”。

  “坑道那里面有吃饭的,有睡觉的,有养伤员的,有厕所,还有囤积弹药囤积粮食的地方,简直是另一个小天地,比民兵地道战要高级多了。敌人用小部队来封锁我们的坑道口,可我们坑道口很多,从另一边出来架上枪一通打,就把敌人打跑了。什么扔毒气啊,炸药炸啊,招儿都使遍了,战士们都有办法来对付。很短时间内,美国人就没办法了,打不动了。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把上甘岭守住”。

  陈知建眼中的父亲:幽默聪明,喜欢恶作剧

  我爸的性格招人喜欢,而且很谨慎,不是脑袋一热什么事情都敢做的人。他不喜欢的最多就是不说话。同时,我爸又是个聪明人,幽默,搞恶作剧时能逗得人哈哈大笑。

  郭沫若曾写了个《武则天》的戏,叫大家去中南海怀仁堂看。大家都觉得这个戏拍的有点过,把一个封建皇帝写的什么都懂,还懂民主。郭沫若让大家发表评论,大家都不说话。恰好那时郭沫若刚刚入党,我爸就说:“咱俩介绍她入党吧。”大家会意的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是针对军衔制,有人要搞民族风格。我爸就说:“咱们要不就在背后插大旗,不一样的级别就插不同数目的大旗,这样就有民族风格了。”这个玩笑让叶剑英元帅都笑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就没人再提搞民族风格军衔的事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勋之日,我们几个孩子问父亲封了什么将?他回答说,不是什么上将、中将,是个“辣椒酱”。

  陈知建自述:成长、痛苦与遗憾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知识分子中的大兵,大兵中的知识分子。

  我的童年是在行军途中度过,那是一种聚少离多的日子。部队把广州打完之后我们就去了广州。开国大典的时候我爸还在打仗,在云南地区进行最后的解放工作。

  1961年我爸病重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四中上课,秘书来了之后带我坐飞机到了上海,下了飞机之后,每个人发了一块黑纱,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时候我还不到15岁。

  我平常最仰慕战斗英雄,比如父亲、毛主席以及那些在战斗中负了伤的人。我在云南工作的过程中,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父亲的警卫员家里,去看望了那些前辈。

  注:本文史料参考《陈赓军事文选》、《陈赓日记》、《百年追思——陈赓大将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上、下)、《回忆鲁迅》(冯雪峰著)、《红色中华散记》(埃德加·斯诺著)、《战场散记》(周立波著)等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腾达/北京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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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賡帶出"中國最好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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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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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賡大將是開國將帥中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名將。他在黃埔軍校時是“黃埔三傑”之一,國民黨黃埔係將領也對他敬重三分;他救過蔣介石一命,蔣介石卻想要他的命。他在上海中央特種情報科深入虎穴,南昌起義、反“圍剿”、長徵、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法援越、抗美援朝常出奇兵制敵,創辦哈軍工

、協力創建“兩彈”為國防現代化殫精竭慮,功勳累累而不自居;他對事業的忠貞、出眾的才能、透明的人格、豪爽的個性,深受上下稱道。畢生雖僅58年,豐富的人生一部厚厚的《陳賡傳》也只能敘其概要。

    “中國最好的一個旅”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陳賡任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旅長。抗日戰爭中,三八六旅在陳賡率領下,成長為一支屢屢重創日軍的八路軍主力。

    三八六旅10月7日渡過黃河進入山西。陳賡接命令趕到太原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告訴他,娘子關告急,你率三八六旅依托太行山,配合正面防禦的國民黨軍隊,側擊自娘子關西進之敵。三八六旅在半個月內進行了大小戰鬥26次。

    陳賡初戰日軍,是10月21日夜襲長生口、蔡家嶺之敵,日軍大震,暫停正面進攻,整頓後方及運輸線,解除了娘子關重要陣地舊關的國民黨部隊之危。

    陳賡根據情報判斷,敵人正面進展不順,因而企圖從測魚鎮經七亙村等地,迂回進攻國民黨軍隊陣地的側後。陳賡在察看地形後,料定敵人必經七亙村,10月26日和28日指揮七七二團兩次在此伏擊敵人,打亂了日軍作戰部署,使娘子關附近被包圍的數千國民黨軍脫險。七七二團繳獲大批戰利品,大部分人換成了日本裝備,扛起三八式步槍,還繳獲了向國民黨當局要不到的五萬分之一軍用地圖。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對七亙村連續伏擊嘆為奇跡,認為這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膽巧妙用兵。他多次對人說:“還是八路軍的機動靈活戰術好。”

    在八路軍訪問的美國大使館參讚卡爾遜,1938年1月來到三八六旅,陳賡同他進行了長談。卡爾遜讚揚三八六旅卓越的戰略戰術及善于聯係群眾“是世界上所僅見”,“三八六旅是中國最好的一個旅”。

    不久,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等來到三八六旅,商討在日軍重要運輸線邯長公路的作戰計劃。日軍在沿線城鎮都派有重兵把守,只有公路中段跨越太行山脈,給八路軍留下了作戰的空隙。劉伯承命令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團佯攻黎城縣城,引誘潞城縣敵軍來援,三八六旅在中途設伏,給以殲滅性打擊。

    潞城的日軍兵力已經增加到3000多人。陳賡望著墻上挂的軍用地圖說:“我們的兵力少,饅頭太大,要沒個好地方打仗,是吃不掉它的。”大家圍在地圖前議論紛紛,不約而同指著神頭嶺。從地圖上看,那裏有一條深溝,公路從溝底通過,整個邯長公路線上再沒有比這更理想的伏擊地點了。陳賡思忖了一下問:“神頭嶺的地形誰去看過?”會場沉默。陳賡笑了:“這不是紙上談兵嗎?咱們先去看看地形吧。”

    大家實地一看,吃了一驚:公路不是在山溝裏,而是在神頭嶺山梁上,路兩邊光禿禿的,沒有林木、岩石等隱蔽物,只有一些破舊工事。陳賡卻揮手笑呵呵地說:“走,回去討論!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肉還怕找不到殺豬的地方?”

    神頭嶺當然不能打了,大家七嘴八舌得不出個結論。陳賡指著地圖說:“我看,這一仗還是在神頭嶺打好。”大家都瞪眼望著陳賡。陳賡說:“不要一說伏擊就想到深溝陡崖,天底下哪有那麼多深溝陡崖?”他分析,一般講,那裏打伏擊的確不太理想,因而敵人必然麻痹,能出其不意;那些眼皮底下的舊工事,敵人早已司空見慣,如果部隊隱蔽在那裏,切實偽裝好,是很難發覺的;山梁狹窄,兵力確實不易展開,但敵人更難展開。陳賡把手杖往兩張桌子上一架,問:“在獨木橋上打架,對誰有利呢?”

“誰先下手誰佔便宜。”

    
“對呀!只要我們做到突然、勇猛,這不利的條件,就只對敵人不利而對我們有利了。”陳賡又叫七七二團抽一個連,繞到潞城背後去打敵人。

    3月15日夜晚,部隊進入伏擊陣地。陳賡到各團督促大家搞好偽裝,直至淩晨,黎城方面“釣魚”襲擊的槍炮聲隱隱傳來,才拄著手仗,拖著負過重傷的雙腿一瘸一拐離開陣地。

    駐潞城日軍第十六師團下元兵團粕谷部隊的精銳和第一○八師團屜尾部隊派出步兵、騎兵1500余人及騾馬1000余匹和部分車輛,前往增援黎城連帶運送給養。正是陳賡派出去的那個連,在潞城背後“劈劈啪啪”一打,敵人害怕八路軍乘虛攻城,只出來了一半。

    日軍隊伍兩頭是步兵、騎兵,中間是大車隊,拉得幾裏長。先頭部隊到達神頭村後,突然停下來,出來30多個騎馬的搜索隊,沿著一條小路朝八路軍陣地走來。眼看馬蹄就要踩到頭上了,大家心都快跳到嗓子眼。正如陳賡所料,敵人只注意了溝對面的申家山。日軍覺得自己這樣大的兵力,八路軍根本不敢惹,見申家山沒有動靜,便大搖大擺爬上神頭嶺。待日軍後衛部隊也鑽進了伏擊圈時,陳賡一聲令下,霎時間,平靜的山梁變成了一座火海,成百上千顆手榴彈驀地在敵人的頭上和腳下齊聲爆炸,橫飛的彈片,閃閃的火光,連同滾騰的硝煙與塵土,一下子把長長的日軍隊伍和公路都吞沒了。“衝呀!殺呀!”戰士們大喊著從工事裏、草叢中飛奔出來,衝進敵群,用刺刀、大刀、長矛奮勇拼殺。在這個“獨木橋”上短兵相接的戰鬥中,紅纓槍顯出了它特有的威力,到處可見槍尖白光閃爍,槍頭紅纓飛舞。

    日本兵全被打懵了,不知道哪裏來的這麼多八路軍,許多人還沒弄清方向就被打死打傷,剩下的企圖組織抵抗,但在這狹窄的地形上,根本排不成戰鬥隊形。

    槍聲停息,公路上全是日軍屍體。陳賡拿起繳獲的照相機說:“我們可以拍些照片,給報紙、雜志發表,讓全中國、全世界知道,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下場!”

    戰鬥在下午4時結束。整個神頭嶺伏擊戰(含第七六九團對黎城的襲擊戰),共斃傷敵人1500多名,俘獲10余名,俘獲騾馬300余匹及其他軍用物品。黃昏,三八六旅撤離神頭嶺,敵人並未發覺。第二天潞城敵人前來增援,先是飛機炸,繼而大炮轟,把神頭嶺上的死人死馬和爛武器炸得一塌糊涂。

    很久以後,陳賡提起這次戰鬥,還非常高興地說:“那次部隊的確隱蔽得很好,事先連老百姓都沒有發覺。”

    三八六旅越戰越勇。4月15日,在粉碎日軍35000多人的9路圍攻中,陳賡奉命沿濁漳河兩岸平行追擊敵一個聯隊時,在長樂村白草仙附近,不待後續部隊趕到,即不失時機地命令七七二團、七七一團相對突擊,將敵截為兩段,日軍人馬輜重累積河灘,死傷達千余人。下午三時,敵人增援步兵約三個聯隊、炮兵一個大隊、騎兵數百,向七七二團主陣地實行反突擊,被我有組織的火力殺傷。七七二團十連同十倍于自己的鬼子浴血激戰,最後全都壯烈犧牲,而駐扎在大道旁高地上的國民黨第三軍卻按兵不動。為避免過大傷亡,尋敵弱點再擊起見,陳賡命部隊主動撤退。

    長樂村一仗,共斃傷俘日軍2200余人,各路進攻的敵人聞風喪膽。捷報迅速傳遍全國。在八路軍各部及友軍的打擊下,長治周圍各縣城相繼收復,日軍師團司令部放棄長治,從此,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基本形成。

    1940年1月,陳賡率三八六旅進入太岳區,與薄一波的決死一縱隊,擊退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對岳北的進犯,粉碎了日軍的多次圍攻,包括1941年9月日軍3萬兵力的“鐵壁大合圍”,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1941年,陳賡被任命為太岳縱隊兼太岳軍區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

    太岳腹心地區的沁源縣城,已被太岳區軍民建成繁榮的中心市鎮。1942年,日軍秋季“掃蕩”後,佔領了沁源縣城,修碉堡,建據點,準備搞“山岳剿共實驗區”,以達到中心突破,向外逐步蠶食根據地的目的。陳賡和薄一波商量,集中兵力強攻肯定可以奪回沁源,但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還會得而復失,不如揚長避短,廣泛發動群眾,對沁源敵人進行持久圍困戰。沁源縣是老根據地,群眾積極響應,空室清野,15000多人離家走進山區,開荒種糧。參加圍困的軍民響應“一天殺一個鬼子”的號召,伏擊敵人運輸隊,對進村敵人開展地雷戰,斷敵水源糧源。沁源縣城遠遠望去如同一座死城。日軍被圍困整整30個月,1945年4月11日,不得不逃出沁源。

    鬥智軍調組

    1946年3月21日,陳賡到達太原接任軍事調處執行部太原執行小組中共代表。3月初,閻錫山派出閻、日軍3萬余人,在白晉鐵路沿線向解放區大舉進犯,還讓日軍旅團長指揮作戰。八路軍繳獲了日、閻的聯合作戰命令,揭露他們勾結日軍挑動內戰,閻錫山卻矢口否認,還叫禦用報刊造謠“增援之共軍中,有武裝之日人300余參加作戰”等。為了查明真相,經陳賡提議,3月23日,太原執行小組乘火車來到白晉鐵路北段祁縣境內的來遠鎮。閻軍懼怕執行小組實地勘察,連夜埋了地雷,企圖恐嚇阻止。執行小組才走出鎮子100米,就踏響了一顆地雷,炸傷3人,陳賡縱隊的作戰科長王蘭亭傷勢過重在醫院逝世,陳賡也險遭不測,引起一些人的恐慌。陳賡不怕恫嚇,拿著軍調部的旗幟,冒著彈火紛飛,到火線去制止閻、日軍向八路軍陣地的進攻。陳賡在閻軍炮兵陣地上抓住一個日本兵,舉起相機就對準他“咔嚓、咔嚓”按了幾下快門,然後把這個嚇得失魂落魄的鬼子兵帶回來遠鎮,作為閻軍留用日軍進攻八路軍的證據。後來提起這件事,他哈哈大笑:“其實我的相機裏沒裝膠卷。”

    經過陳賡的堅決鬥爭,終于制止了閻、日軍的進攻。執行小組回到太原後,4月1日太原各報發表的《太原小組答中央社記者》新聞稿裏,被迫承認閻錫山利用日軍攻打八路軍的事實,說“中共代表要求繳本區日本人之武裝……本區日俘在4日內將可完全集中于太谷縣”。

“他是黃埔老大哥”

    陳賡的智謀為國民黨軍隊黃埔係將領所熟知。解放戰爭中,他們與陳賡交手時,常告誡部下要小心,但仍難免成為陳賡手下敗將。

    1946年6月底,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全面進攻。太岳解放區處于華北前哨,是國民黨軍隊全面進攻的戰略方向之一。7月,國民黨軍隊以胡宗南的6個旅與閻錫山部,共7萬余人大舉進攻,企圖一個月內打通同蒲鐵路,聚殲解放軍主力。

    陳賡率改編後的第四縱隊擔負了戰略性的重要任務,既要阻止胡宗南打通同蒲鐵路,又要保衛太岳、太行根據地,還要保衛陜甘寧邊區東側的安全,中共中央決定,第四縱隊歸中央軍委直接指揮。

    蔣介石的愛將胡宗南,是陳賡黃埔軍校一期的老同學。那時陳賡是“青年軍人聯合會”領導人之一,胡宗南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頭頭,在政治上勢不兩立。兩人在戰場上也多次交過手,1932年在大別山,1934年在陜甘寧邊區的山城堡,胡宗南部隊都受到不小打擊。如今胡宗南不僅部隊眾多,而且全部美械裝備。

    7月10日,胡宗南先頭部隊兩個旅深入解放區70多公裏,態度驕橫,部隊分散,被陳賡得知,以兩次夜戰、近戰就吃掉一個旅。胡宗南吃了虧立即改變戰術,急令各旅收縮,白天並肩前進,夜晚猬集宿營,構築工事,加強警戒……陳賡一時扯不散這股敵軍,就留下一個旅與胡部周旋,率第四縱隊主力隱蔽繞道北上300裏,殲擊同蒲鐵路線上的閻錫山部隊。

    胡宗南飛到運城召集軍事會議,決定增調他所謂的“天下第一旅”等精銳部隊,沿同蒲線北上,要求閻錫山的第三十四軍南下,以15個師(旅)約十萬之眾南北夾擊陳賡部隊。

    第一旅是蔣介石的王牌部隊,旅長黃正誠是中將,整編前為第一師,第一任師長就是胡宗南。陳賡從敵電臺和報話機密語中判斷出第一旅行蹤,該旅從臨汾跟上來準備在臨浮公路中段駐防,策應佔領浮山的敵2個旅。這是難得的殲敵良機。22日,陳賡指揮3個旅沿公路中段一字擺開,趁敵軍還未宿營構築防禦工事就打。當夜就向第一旅第二團發起攻擊。第二天拂曉,又與黃正誠率領的第一團接上火,黃昏時趁他們剛進村架鍋做飯就衝了進去。23日午夜剛過,就全殲敵第二團;24日天亮前,第一團也被消滅,俘虜黃正誠。

    黃正誠不服氣,“你們違反戰術法則,我們的炮火還沒展開,你們就偷偷摸進來;你們的大炮在10米內使用,也違反射擊教程;你們採取夜襲,這種打法不正規……”殊不知,近戰夜戰、火炮抵近射擊、不等敵人火力展開就猛打猛衝,正是陳賡戰勝優勢裝備敵軍的法寶。黃正誠起先見了穿粗布軍裝的解放軍還要擺擺架子,可是一聽到司令員是陳賡時,立刻恭敬地說:“他是我們黃埔軍校有名的老大哥,我很尊重他。”陳賡開導了他一番,指出他們是不義之師必敗。他開始若有所思:“老大哥言之有理,啟我茅塞,請容我三思。”

    1948年3月,陳賡部隊和陳士渠、唐亮兵團攻克堅固設防的洛陽,全殲蔣經國一手培養控制的“禦林軍”青年軍第二○六師,俘虜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生、蔣介石的寵將、師長邱行湘。邱行湘自稱出身貧農,陳賡狠狠教訓他做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兇。

    黃維也是黃埔一期同學。淮海戰役中,黃維兵團在雙堆集攻堅戰中被殲滅18個團,其中被陳賡指揮的兩個縱隊殲滅了13個團。黃維兵團第十四軍軍長熊綬春是黃埔軍校第三期,陳賡叫人帶去親筆信還想勸說他,他仍猶豫不決,這時總攻開始了,他在逃跑中被擊斃。

    全國解放後,許多黃埔出身的原國民黨起義將領、被俘獲釋的黃埔係軍官、流落社會的原黃埔軍人,經常前來找陳賡敘舊,或者帶著一些個人難以解決的問題向他求助;黨和政府有關部門,也常請他出面接待這些朋友。雖然陳賡工作繁忙,以後又重病在身,但他總是熱情接待,從不推辭。

    牽“牛”伏牛山

    1947年夏,解放軍一年來已殲敵百萬,蔣介石被迫從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山東和陜北。毛澤東說“好得很那,蔣介石這兩個拳頭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來了”。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戰略決策下,決定組成陳謝集團,與陳粟大軍,劉鄧大軍互相配合,在中原大地上向敵人展開大規模進攻。

    陳謝集團由第四縱隊、新組建的第九縱隊和起義的第三十八軍組成,共8個旅加2個師8萬余人,陳賡為前委書記、謝富治為副書記。陳謝集團1947年8月23日突破黃河,到12月,南進千裏,先後在隴海西線、洛陽外圍、伏牛東麓、豫南鄂北、平漢南段五戰五捷,5個月間,總計殲滅國民黨正規軍及地方部隊和土頑5.6萬余人,解放縣城36座、人口近千萬,創建豫陜鄂根據地,解放區東西寬600余裏、南北長千余裏,與蘇魯豫皖和鄂豫皖兩大解放區連成一片。

    蔣介石急令從陜北戰場和圍攻大別山劉鄧大軍的部隊中抽調軍隊,數次企圖夾擊陳賡部隊均未成。陳賡部隊南下時,國民黨李鐵軍第五兵團尾追南下,想與陳賡決戰。李鐵軍與陳賡也是黃埔軍校一期同窗,所以在指揮追擊時,在自己司令部提到陳賡時還一直尊稱“陳大哥”。他為人狡黠、用兵謹慎,7個旅猬集一團,一動全動,一停全停,不給陳賡留什麼空子。當時陳賡能調動的作戰兵力不過5個旅,但不殲滅這股敵人又休想在豫西立足。

    11月8日,陳賡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對打不打李鐵軍兵團,會上爭論激烈。最後,陳賡提出“牽牛進山”,扯散它、消耗它,主力隱蔽,時機成熟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偽裝主力引誘李鐵軍兵團進伏牛山的任務就交給第四縱隊十三旅和第九縱隊二十五旅。

    “牽牛”部隊沿途故意大造聲勢,多路行進,大路小路都是喧嚷的部隊,誇大部隊番號,進村用粉筆多號房子,多造行軍灶,弄得滿村煙霧彌漫……老鄉們第二天就傳開來了很多老八路。可是老謀深算的李鐵軍並未輕信,而是繼續偵察陳賡的主力究竟在哪兒。十三旅旅長陳康急了,發急報向陳賡請示,陳賡回電“繼續南進,攻打鎮平”。11月16日,陳康率部包圍鎮平,把全旅僅有的幾門山炮和所有的各種火炮集中起來,一齊急襲,激烈的槍聲密得像爆竹,鎮平剎時陷入硝煙與火焰交織的火海中,城裏敵人聲嘶力竭向李鐵軍求援:“共軍主力正在攻城,幾百門大炮轟擊猛烈……”李鐵軍再也沉不住氣了,率主力整編第三師急忙趕來。肥“牛”終于“牽”上了。第十三旅又攻打內鄉縣給“牛”看,在魚關口再設伏狠揍他一頓,李鐵軍反而深信不疑追上了陳賡主力,山路崎嶇,他竟然丟掉輜重,扔下大炮,帶著輕裝部隊拼著老命向深山追去。

    陳賡主力部隊卻在伏牛山東麓的平原地區展開了攻勢。指揮33個旅圍攻大別山的白崇禧這才恍然大悟,陳賡主力不在伏牛山裏,不得不抽兵回援。筋疲力盡的李鐵軍也調頭回馳平漢路,部隊受凍挨餓,士氣低落,軍心渙散。陳賡要把拖瘦的“牛”趕到預定“屠場”。李鐵軍趕到鐵路附近,接觸到陳賡第十一旅的一個連隊就以為咬住了大部隊,陳賡將計就計,令十一旅節節抗退,“牽”著他北上。李鐵軍求功心切,竟催促整編第三師孤軍深入,12月26日被陳賡部隊和華東野戰軍合圍全殲。李鐵軍只身逃跑之前,對天長嘆:“我半世英名,被陳大哥毀于一旦了。”

為“兩彈”事業開道

    從1952年6月,中共中央從抗美援朝戰場上調陳賡回國,創辦我國第一所高等軍事工程技術院校——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起,陳賡就為國防科技現代化發展殫精竭慮。

    1954年10月,陳賡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仍兼哈軍工院長。9月10日,他隨彭德懷和劉伯承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赴蘇參觀有原子彈爆炸的實兵對抗演習。演習總結會上,蘇聯國防部長布爾加寧送給彭德懷一把飛行員投放原子彈的金鑰匙,大家爭相傳看,陳賡看了一眼說:“光給把鑰匙,不給原子彈有啥用!”彭德懷立即說:“你是軍事工程學院的院長,你可以組織研制嘛!咱們還是自己幹吧!”

    陳賡參觀回國後,就考慮哈軍工要著手培養研制導彈、原子彈的人才。他深知國內這方面人才奇缺,曾向周恩來等領導人建議,要爭取留美的中國科學家和學生,如錢學森等回國效力。

    1955年10月,錢學森回到祖國。陳賡知道後,立即向彭德懷建議,哈軍工有懂航空、火箭的專家,也有教學儀器和設備,最好請錢學森去參觀一下,再聽聽他對中國研制火箭的意見。此議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支持。哈軍工當時是軍事保密單位,地方上也只有省委委員以上才能參觀。錢學森到哈爾濱參觀東北工業的第二天,陳賡大清早就乘專機趕到哈軍工,親自全程接待錢學森,並在歡迎辭中說:“對于錢先生來說,我們沒有什麼密要保的。”這使錢學森很感動。

    陳賡看到錢學森對小火箭試驗臺很感興趣,就試探地問:“錢先生,您看我們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來?”

    錢學森很有信心地說:“有什麼不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我們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

    陳賡興奮地握住錢學森的手說:“錢先生,您說得真好!我就要您這句話。”

    後來錢學森回憶說:“我回國搞導彈,第一個跟我說這事的是陳賡大將。”

    自此,陳賡開始為研制導彈積極奔走。他立即飛回北京,向彭德懷匯報了錢學森的信心和看法,說得很激動。陳賡又多次和錢學森討論導彈問題,不久陪同錢學森到北京醫院與彭德懷討論研制導彈需要的人力、物力、設備條件和時間。

    1956年2月初,一個周末的下午,葉劍英會見並宴請錢學森夫婦,陳賡也應邀共進晚餐。席間談話的主題還是導彈,三人越談興趣越濃,心情越加迫切。飯菜擺好,陳賡突然說:“今天是星期六,周總理晚上一定在三座門跳舞,吃了飯我們就去找他,請總理親自抓。”

    飯後,三人驅車來到三座門,周總理果然在。一曲剛終,葉劍英就急步走向周總理,匯報剛才談到的想法。周總理認真聽著,頻頻點頭,臉上露出微笑道:“好啊!”說完,走過去握住錢學森的手說:“學森同志,剛才葉帥向我談了你們的想法,我完全讚同。現在交給你一個任務,請你盡快把你的想法,寫成一個書面意見。包括如何組建機構,調配人力,需要些什麼條件等等,以便提交中央和軍委討論。”錢學森盡力抑制內心的起伏,只說了兩個字“好的”。這就是錢學森《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的由來。

    意見書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1956年3月14日,周總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決定組建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直屬國防部,爾後任命聶榮臻為主任,錢學森等為委員;不久,中央軍委又決定,由航委負責,組建導彈管理局(國防部五局)和導彈研究院(國防部五院,錢學森為院長)。

    國防部五院成立後,中國導彈事業正式起步。當時需要解決的最大難題,一是技術力量不足,二是爭取蘇聯技術援助以少走彎路。陳賡為調配五院的技術力量問題,如同幾年前創辦哈軍工那樣,傾注了大量心血。中國政府請蘇聯政府對中國研制現代武器提供技術援助一事,經過整整一年半的商談,也終于有了松動。

    1957年9至10月,聶榮臻副總理率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赴蘇談判,簽訂《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時,向中央建議,由陳賡和主管原子能方面的宋任窮為副團長,錢學森等為科學顧問。有關原子能、導彈、作戰飛機等技術的《協定》簽訂後,陳賡非常高興,拉上劉傑一起去看望中國留學生。他們對留學生們說:“好好學習,把在蘇聯學到的東西變成自己的財富,將來報效祖國,把中國的火箭、導彈事業搞上去……”臺下的留學生們歡呼起來。

    1958年5月至7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研究加強軍隊建設問題,毛澤東提出了研制、試驗核武器的任務。10月,航空工業委員會改組為國防科委,聶榮臻兼主任,陳賡為副主任。

    這年秋,陳賡邀請核物理專家錢三強到三座門軍委會議室。陳賡說,導彈的事落實了,現在究竟能不能研制原子彈?時間能不能再提早一點?錢三強說:“我們的科技力量還是有的,關鍵是核反應堆的問題還卡著脖子。”陳賡問:“咱們不是有了反應堆嗎?”錢三強答:“那個研究型的反應堆不能搞,要搞濃縮鈾的。”陳賡在了解情況後,向中央有關領導人反映,採取措施抓緊濃縮鈾工廠的建設和擴散廠技術骨幹的培養。

    陳賡辦事向來快刀斬亂麻,走一步看兩步,他已經在為“兩彈”研制做各方面的準備了。1958年2月,中央批準在內蒙古和甘肅境內建設綜合導彈試驗靶場,陳賡病中點將,建議讓二十兵團副司令員孫繼先到基地當司令員。1958年8月初,陳賡把三兵團參謀長張蘊鈺叫到家裏,說:“叫你去搞原子彈靶場,這是我推薦的。好好搞,靶場建設好了交給別人,可以嗎?”張蘊鈺回答:“我服從命令。”張蘊鈺成為第一任核試驗基地司令員。1959年,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李覺回北京療養,陳賡去看望他,笑著對他說:“好好休養,過幾天部隊準備歡送你。”李覺一怔:“是不是要我改行?”陳賡笑而不答。李覺身體復原後,總幹部部正式通知他轉業,核工業部長宋任窮對他說:“調你來是黨中央決定的,準備讓你搞原子彈。”

    幾十年過去了,中國“兩彈一星”取得了輝煌成果。

    “只有陳賡敢”

    陳賡在政治運動中,總是想方設法保護知識分子。

    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了“彭、黃”路線,哈軍工接到上面文件,讓學院停課搞“反右傾”運動。

    因病在家休養的陳賡從北京打電話給學院黨委負責人劉居英,嚴肅而親切地說:“廬山會議批判彭、黃路線是黨內的事,可是咱們這個學校非燒到教授們不可。知識分子遇事愛發表意見。這次你就帶老教師們出去走上一個月,參觀學習各地方的‘大躍進’成就和先進經驗,他們有什麼意見就出去和你邊走邊談吧。出了問題由我負責。”

    劉居英立刻組織了高教六級以上近百名老教授組成參觀團,親自帶隊去吉林長春第一汽車廠、機床廠和長春電影制片廠等參觀、座談。不知不覺過了三個星期,劉居英給學院打電話,得知運動高潮已過去,教授參觀團才高興地返回學院。

    開始有的教授還迷惑不解,甚至有人埋怨參觀活動時間太長,後來才知道陳賡的真實用意。教授們外出參觀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也就沒有一個被打成“右傾”分子。劉居英坦言:“這是陳賡院長讓我這樣幹的。只有他敢這樣,我們不行,別人不敢。”

    談起這事,劉居英回憶說:“陳賡是個很有個性的人。有一次,毛主席召見他。陳賡接到通知立即驅車直奔中南海。警衛不認識他,擋著就是不讓進,陳賡好話說盡也無效,一揮手讓司機打道回府。毛主席左等右等不見陳賡來,就讓人打電話問。陳賡說,我已經去了,中南海的警衛說什麼也不讓我進去,我只好又回來了。毛主席知道後發了火,讓秘書立即去辦,以後陳賡到中南海,誰也不準攔。”

    還有一件事,也足見陳賡的個性。一個炎熱的夏天,毛澤東在延安抗大作報告,忽見臺下最前排的陳賡抓耳撓腮,東張西望,然後整衣起立直奔主席臺。毛澤東一愣,奇怪地問:“陳賡同志,有何急事?”陳賡不語,伸手拿過臺上毛澤東的搪瓷杯,“咕咚咕咚”就喝下去。然後擦嘴、立正、敬禮,報告說:“天太熱,借主席一口水喝。現在沒事了。”全場頓時哄堂大笑,毛澤東也寬容地笑了。

    摘自:《陳賡傳》《陳賡傳》編寫組 當代中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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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如山欲自尽:陈赓一把夺下蒋介石的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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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1925年9月,蒋以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之职奉广州国民政府之命,讨伐广东军阀、叛逆陈炯明。因得军心民心,蒋氏可谓屡战屡胜。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何况“胜负乃兵家常事”,正是蒋氏率兵追歼敌残部之时,蒋部谭曙卿师被敌阻击,且败兵如山倒,溃退后撤。蒋得知情况非常着急,即令黄埔生、自己的第四团连长陈赓,疾驰谭师传令:“绝对不准撤退,须拼尽全力反击!”正传令之时,蒋亦赶到。然而,令虽行而禁不止,溃败之兵,如江河之倾泻,无法遏止。蒋虽督阵,而敌人如蜂似蚁,包围蒋氏的圈子愈来愈小,蒋氏惊恐万状,若总指挥被敌俘去,他一辈子的名节不就毁了!
  
  于是蒋介石稍整自己仪表,检查了自佩手枪中的子弹,双足并拢,左手贴裤缝,面朝广州方向,悲壮地举枪,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就要扣动扳机之际,连长陈赓一把夺下蒋之短枪,大声道:“校长气短!”蒋氏立即哭诉:“我何以回广州,只能是杀身成仁以报中央!”陈赓不避超本分之嫌,气壮山河地斥道:“为丢一个师而自杀,这划算吗?我们有黄埔军,训练好了军队再来打!”几句话如醍醐灌顶,蒋听进了下属的劝告,重抖精神,正欲转身,敌人炮弹飞来,蒋吓倒在地。陈赓伏身背起蒋氏,穿过人丛,向大河岸飞奔,直到看到一艘渡船,将蒋背上船去,安顿于中舱。随着船身远移,枪声逐渐稀疏,炮声远了,蒋的惊魂甫定。蒋自个儿全身抚摸,无一伤痕,便释然了。
  
  蒋氏脱险后,重整部队,再伐陈炯明,不日占领惠州,即向广州中央政府告捷。但随即,心存“高远”的蒋介石以退为进,故作姿态:辞第一军长职。理由是:克惠州东征结束,避免自己掌握军权成为军阀(其实正是如此梦寐以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韬光养晦”罢。野心勃勃,却给人以谦慎印象的蒋,舍了军长一职,果然换来国民党中央委员、党务委员的更高职务。
  
  若非陈赓救蒋一命,蒋已成为阴曹之鬼,哪有后来的享誉!故陈赓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后,而蒋不杀陈,也许是为了报当年蒋欲自杀多亏陈赓救命的恩情。
  
  摘自《文史春秋》汪烈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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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賡:曾經"叫板"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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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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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賜灣向西距離靖邊50裡,靖邊是北部長城的一處重鎮,臨近內蒙,有敵人的重兵集結。

  在天賜灣,毛澤東與周恩來商議認為:中央已撤出延安,晉陝交界的黃河兩岸,一時間成了胡宗南和閻錫山的天地,胡宗南派兵從南往北打,閻錫山從西往東擠﹔陝北雖然有彭德懷率領的西北野戰軍,但他還得分出很大精力,盡全力調動僅有的部隊對付從西北方向扑過來的諸路敵軍,陝甘寧邊區依然處在危急中。

  有鑒於此,毛澤東說:“調陳賡率四縱回師陝北,擺在黃河兩岸,東扼閻錫山,西擋胡宗南──就做個當陽橋上的猛張飛吧!”

  “我看可以。”周恩來道,“這樣既可以保衛黨中央的安全,又可以增援彭老總的部隊。”

  “陳賡的部隊已經西進到了風陵渡。”任弼時說,“胡宗南的部隊並沒有大量回撤,對陝北的進攻也沒有緩下來的跡象。”

  “我調陳賡又不是‘圍魏救趙’!”毛澤東說話的口氣很重,“我讓劉、鄧大軍做挺進大別山的准備,是要大舉出擊、經略中原!我要陳毅、粟裕兵團留在魯西南,是要牽制蔣介石的15個整編師、41個旅!我還要調動三縱的許光達……”

  “主席,”周恩來見毛澤東快發火了,急忙勸阻說,“陳賡奉命已到陝北,很快就要來見你了。”

  “那好,我們不住這裡。”毛澤東一揮手,“回小河村!”

  聽著中央首長們的談話,李銀橋知道了毛澤東的脾氣很大──凡是經過毛澤東認真思考后定下來的事情,一般人休想再改變、也沒人敢改變。

  就這樣,隊伍甩掉敵人后,在天賜灣吃了頓晚飯,又連夜折返回了小河村。

  6月14日,毛澤東在小河村給劉少奇、朱德寫去了一封長信:

  我們自4月中旬轉移至大理河上游,安靜地過了差不多兩個月。本月9日至11日,劉戡4個旅到我們駐地及附近王家灣、臥牛城、青陽岔等處游行一次,除民眾略受損失外,無損失。現劉軍已向延安保安之間回竄,其目的全在騷擾。總結邊區三個月戰爭:第一個月地方工作有些混亂。第二個月起即已步入正軌,黨政軍民堅定地向敵人作斗爭。敵人內部互相埋怨日見增多,士氣日見下降,對前途悲觀。我們則信心甚高,士氣甚壯。彭習彭習,指彭德懷、習仲勛。率野戰軍上月底到隴東,因青馬青馬,指青海軍閥馬步芳。82師頑強,打合水未得手,但殲滅騎2旅一個團及寧馬寧馬,指寧夏軍閥馬鴻逵。81師一個團於曲子附近。目前正攻環縣81師主力,擬先打開西面包圍線,然后向關中進擊。陳謝陳謝,指陳賡、謝富治。縱隊本月休整,決於7月1日西調,協同邊區兵團邊區兵團,指解放軍西北野戰軍。開辟西北局面。東北方面進展較快,不到一個月殲敵六個師(旅)以上,收復30余城,增加500萬人口,目前正攻四平。山東自殲74師后局面已穩定,現正計劃新的攻勢作戰。劉鄧劉鄧,指劉伯承、鄧小平。本月休整,准備月底出擊,並新組四個縱隊,今后該區將有八個縱隊作戰。就全局看,本月當為全面反攻開始月份。你們在今后六個月內如能(一)將晉察冀軍事問題解決好﹔(二)將土地會議開好﹔(三)將財經辦事處建立起來,做好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績。

  兩天后,小河村上來了不少人,就連正在前線打仗的彭德懷也從火的戰場上趕了過來。

  同一天,戴著眼鏡、身穿一套灰布軍服的陳賡騎著一匹高頭大馬風塵仆仆地也出現在了李銀橋的視線中。

  見到毛澤東,陳賡的第一句話就是:“主席,你身邊的部隊太少了,武器又不好,我們實在擔心呀!旅長們都要求過黃河來保衛你呢!”

  “一路辛苦了!”毛澤東高興地說,“進窯洞去坐下講,我們幾個人都盼著你來呢!”

  陳賡先后又和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見了面,便到毛澤東住的窯洞裡去了。

  那天,李銀橋見到陳賡曾問過周恩來一些什麼話,周恩來笑著沒做什麼明確答復,隻聽陳賡輕輕說了句:“看來君命難收啊!”

  這麼多人來到小河村,是來開會的。

  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研究如何粉碎敵人對山東和陝北的重點進攻。

  一連幾天,凡是李銀橋見到陳賡的時間裡,總見他默默無語地像是在想什麼問題,在會議進行當中他也是一直低著頭、一言不發。

  毛澤東曾多次在會上凝視陳賡,陳賡見了總是面無表情地不說一句話。

  會議進行期間,難得毛澤東走出窯洞來散散心﹔一次竟被葉子龍請去和機要科的人們照了好幾張相,令這些年輕人高興了不少日子。

  會議進行到第6天。

  傍晚時,李銀橋跟隨周恩來走進了毛澤東住的窯洞。

  李銀橋見窯洞裡特意擺了一張桌子,桌子上擺著幾樣酒菜。在座的有毛澤東、周恩來,再就是陳賡。

  “來,陳賡!”毛澤東首先舉杯,直呼其名,“我和恩來請你,一為你洗塵,二為你接風,三為你慶功!”

  周恩來也將酒杯舉向陳賡:“來,干杯!”

  陳賡舉杯在手,站起身一飲而盡:“謝謝主席!謝謝周副主席!”

  毛澤東用筷子給陳賡夾菜:“恩來你們是同學,今天要多喝幾杯。”
飲罷頭杯酒,三個人又坐下來連飲了好幾杯。陳賡有些激動了,放下酒杯突然冒出了一句話:

  “主席,恕我直言——你調我西渡黃河,不夠英明!”

  一句話,說得毛澤東微微一怔,說得周恩來也吃了一驚。但毛澤東的臉上卻不露聲色,倒是周恩來替陳賡捏了一把汗,急忙欠身拿了陳賡面前的酒杯:“你今天喝多了,不要再喝了。”

  李銀橋站在一旁也被陳賡的話嚇了一跳:這陳賡的膽子比彭老總的膽子也不小啊!

  毛澤東取過酒杯重新放回到陳賡面前:“說下去,我洗耳恭聽。”

  被酒漲紅了臉的陳賡好像不明白周恩來勸阻的用意,又自斟自飲了一杯后,坐在毛澤東面前打開了話匣子:

  “我一向敬重主席,敬重周副主席——請恕我直言!”陳賡面對毛澤東,又一次說了“恕我直言”,直陳己見,“你讓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陳粟大軍挺進魯西南,都是英明決定。這兩路大軍,向南可以直逼武漢,向東可以直壓南京,就像兩把快刀子直插蔣介石的心窩,這我從心底佩服。可是,全國戰場一盤棋,對於我這個小棋子兒,你卻擺錯了地方……”

  周恩來和陳賡曾同在黃埔軍校,又曾同在南昌發起“八一”武裝起義——周恩來用眼色欲阻止陳賡的講話,但被吸著煙的毛澤東察覺了:“讓他把話講完、講透!”

  周恩來會意地點了點頭。

  陳賡繼續說:“主席,你不該讓我西渡黃河,保衛陝甘寧﹔你應該把我拿出去,南渡黃河、東砍西殺,再給敵人的胸口插上一把刀!至於保衛陝甘寧,可以就近考慮﹔把我調過來,不謙虛地說,實在是大材小用了……”

  “你這個大材、我怎麼小用了?”此時的毛澤東已經面帶慍色。

  陳賡坦陳直言:“全國一盤棋,形勢越來越好,越來越對我們有利﹔可是,我認為讓四縱回師陝北,不是主動進攻,是消極防御,這是一招險棋……”

  “大膽!”毛澤東猛地一拍桌子,“霍”地一下站起來、勃然大怒:“好你個陳賡!這次調你過黃河,可不是為了保護我毛澤東!你們都想在中原遼闊的戰場上躍馬縱橫、殺個痛快,卻不想想陝甘寧的兵力是何等空虛?你讓我就近調兵,我調哪一個?你最近,我都調不動!我曉得你曾救過蔣介石的命,難道這次想把我毛澤東、把黨中央拱手送給蔣介石嗎?豈有此理!”

  毛澤東越說越激動,止不住又拍了幾下桌子,把桌子上的酒菜都震動了——陳賡大吃一驚,渾身的酒勁兒被嚇掉了一大半,連忙站起身來說:“主席,我這隻是一己之見……”話說得有些發顫,隻見他臉色發白,嘴也不大聽使喚了,“我堅決執行中央的決定……”

  站在一旁的李銀橋被嚇得不得了,心裡直替陳賡捏著一把汗——除了彭德懷,還沒見誰敢跟毛主席這麼說話!

  周恩來卻神情自若,面無表情地坐在那裡不說一句話。

  再看看此時此刻的毛澤東,見到陳賡窘迫成這個樣子,反倒哈哈大笑起來:“陳賡呀陳賡,說了一句笑話,嚇了你個半死!”

  毛澤東用手的食指和中指夾著吸了半截子的紙煙,戳著陳賡的鼻子尖說:“你怕麼子嘛!跟你說句心裡話,你同中央想到一起了!”

  周恩來這時才拉陳賡重新坐下:“主席就是要你把話全講出來,告訴你吧——中央已經改變計劃了。”

  陳賡長長出了一口氣,坐下后好半天才回過神來,臉上也漸漸有了血色。

  毛澤東丟掉手上的煙頭,語氣深沉地對陳賡說:“告訴你,劉鄧挺進大別山,會打得蔣介石雞飛狗跳﹔胡宗南又被彭德懷牽制在陝北,腿拔不脫。現在,豫西一帶是個空子,你若南渡黃河,乘虛而入,在西至潼關到鄭州的800裡戰場上,打他個昏天黑地﹔向東,可以支援劉鄧和陳粟的兩路大軍﹔向西,可以配合陝北作戰、從背后抽胡宗南一鞭子,他的800裡秦川便在風雨飄搖之中!陳賡呀陳賡,你沒有錯!”

  毛澤東如此大度的一席話,說得陳賡反倒不安起來。李銀橋見他先看看毛澤東、又看看周恩來,然后才拘謹地說:“隻是……這樣一來,主席身邊也……”

  “你莫管!”毛澤東端起酒杯說,“有驚就有險,有高度就有難度﹔讓我和恩來背水一戰,置於死地而后生!你們放開了去打,你們打得越好,中央就越安全!”

  周恩來也端起酒杯,站起身將杯中酒伸向陳賡:“我陪主席給你敬酒,為你壯行!”

  面對中央兩位最高首長、全國人民的革命領袖、解放軍的最高統帥,陳賡猛地端起酒杯,站起身,語氣堅定地說:“主席、周副主席——請放心!我陳賡一定不辜負中央的重托,我代表四縱全體將士敬你們一杯!”

  三人用力碰杯后,一飲而盡。

  第二天,李銀橋跟隨周恩來,陪著毛澤東去給陳賡送行。

  臨分手,毛澤東又風趣地問陳賡:“有個典故叫做‘破釜沉舟’,你可知它的含義呀?”

  陳賡心領神會地答道:“知道。過河卒勇往直前,下決心不要后方!”

  “它出自哪裡呀?”毛澤東又問。

  “項羽擊秦!”陳賡答。

  “對麼!”毛澤東很滿意,又補充說,“昨天言語沖突的地方,多有得罪,還望你莫怪!”

  陳賡不好意思地說:“是我不冷靜,不明白主席的意圖。”

  周恩來笑道:“我們的‘猛張飛’就要變成‘趙子龍’了!”

  毛澤東說:“趙子龍更好麼,一身是膽!”

  周恩來走近陳賡,向他再一次強調了陝北的困難,囑咐說:“南渡黃河以后要狠打猛打,認真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放馬逐鹿中原!”

  毛澤東也再次叮嚀說:“如果你們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的行動調動胡宗南,則陝北將難以支持……”

  “請主席放心!”接大任於身的陳賡斬釘截鐵地說,“四縱保証如期渡河,配合劉鄧、陳粟大軍形成‘品’字形,展開中原戰場!”

  部分摘編自《毛澤東和他的衛士長》新華出版社 2006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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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將軍陳賡與蔣介石林彪恩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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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將軍陳賡與蔣介石林彪恩怨始末
在人民解放軍的如雲戰將中,陳賡大將因其才華橫溢、戰功卓著而又富於傳奇浪漫色彩,而備受人們的推崇與喜愛。上世紀20年代國共合作時期的東征中,他曾冒 著槍林彈雨救下蔣介石一命。儘管蔣介石百般器重和拉攏他,卻無法改變他的共產主義信仰,結果分道揚鑣。解放戰爭時,曾是他昔日部下的林彪成為人民解放軍第 四野戰軍的主帥,統領四兵團的陳賡反而受其節制,但陳賡敢於堅持自己正確的戰略主張,得到了最高統帥毛澤東的支持。陳、林三次爭論,陳賡兩度勝出,第三次 則顧全大局,磊落坦蕩的胸懷盡顯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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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著戰火救了蔣介石一命
  陳賡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1925年10月,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作為東征軍總指揮,再次率國民革命軍東征。他特調陳賡連擔任護衛。
  當時叛軍主力林虎部集中在廣東華陽。由舊粵軍改編的東征軍第三師缺少訓練,師長譚曙卿草率出兵,被敵軍重重包圍。蔣介石得報,立即馳赴華陽方面督戰。
  譚部已潰不成軍。蔣介石不時責駡粵軍,急得腦門上一溜細汗。
  “娘希匹!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該派用場的時候統統不見了!護衛連,護衛連呢?陳賡!”
  陳賡象豹子一般躥出掩體:“我在這兒!”
  “你帶上所有的人,沖上去,一定要把陣地奪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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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的陳賡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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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抗戰初期的陳賡

1933年春某日,因叛徒告密,陳賡將軍於上海被捕。後押送南昌,蔣介石於科學儀器館(現南昌圖書館)召見陳賡曰:“陳賡,你瘦了。”將軍對曰:“瘦吾貌而肥天下。”將軍謂蔣氏曰:“校長也瘦了。”蔣氏對曰:“國家如此,生靈涂炭,寢食不安哪!”將軍曰:“身為一黨一國領袖,校長瘦而天下更瘦,這是為何?”蔣氏啞然。

    1943年夏某日,毛澤東於延安作報告,陳賡將軍忽抓耳撓腮,東張西望,後整衣起立,直奔主席臺。毛澤東一愣,問:“陳賡同志,有何急事?”將軍不語,取毛澤東搪瓷杯,“咕咚咕咚”喝之。而後,擦嘴、敬禮、報告,曰:“天太熱,借主席一口水。現在沒事了!”在場幹部哄堂大笑,毛澤東亦微微笑。

    陳賡將軍臉色紅潤,天姿英絕,氣識豪放,望而知之為大器。無論何時何地何事有何困難有何險惡,將軍均笑嘻嘻,樂哈哈,妙語連珠,無拘無束,出言四座生風。人稱“幽默陳賡”。

    陳賡將軍,湖南湘鄉柳樹鋪人。祖父陳翼懷,清軍管帶。據雲善使大刀,重達八十餘斤,掄如旋風,水潑不進。後解甲歸田,隱居鄉里。將軍自小聰穎機智,隨爺爺練功習武,棍棒拳腳,樣樣精通。常統領村前屋後“娃娃兵”,演陣比武,指揮自如。及長,成大將之才實胚胎於此。

    1925年秋,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徵。東徵軍總指揮蔣介石於華陽鎮一役遇險。粵軍一部側擊東徵軍,距蔣氏僅數裏。陳賡將軍弓身負蔣氏急行,命一連官兵掩護,且戰且走,遂使蔣氏過河脫險。故陳賡將軍與黃埔同學蔣先雲、賀衷寒並稱“黃埔三傑”,時雲:“蔣先雲的筆,賀衷寒的嘴,靈不過陳賡的腿。”

    延安整風時期某日,陳賡將軍與彭德懷聊天。康生掀門簾進,問:“聊啥?”彭德懷對曰:“陳賡救老蔣。”康生陰臉謂陳賡:“當年你要把蔣介石斃了,現在哪里要打那么多仗?”陳賡坦然對曰:“那老蔣不就跟廖仲愷一樣成了烈士?我豈不成了反革命?”康生自覺無趣,吶吶而退。

    1927年秋,南昌起義軍在廣東潮汕遭重創。其時,陳賡將軍於賀龍第二十軍第三師任營長,周逸群任第三師師長。將軍拖斷腿,幾經周折,潛入香港。尋黨,不遇。又拖斷腿買票登上海輪。恰逢周逸群便衣混入船。陳賡將軍見之,以報紙掩己面,念叨曰:“這鬼記者的消息真靈通,周逸群還沒上船,報紙上就登出來了。”周逸群聞之大驚失色。細思量,其音稔熟,掀報紙見為陳賡,釋懷大笑。

    抗日戰爭時期某日,彭德懷途經河北南樂城,時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旅長的陳賡將軍欲設宴招待彭總。有人勸之,彭總性暴烈,尤恨大吃大喝,當心挨罵。將軍嘻嘻曰:“無事,無事。”是日宴前,陳賡將軍特請示彭總:“我叫戰士到河裏撈了幾條魚。今天午餐,只吃魚,不吃別的,可否?”彭總點頭稱好。宴始,上菜。彭總邊吃邊讚曰:“這魚確實不錯。”繼上菜,彭總不悅,問:“你不是說吃魚,怎么又有肉丸子?”將軍從容對曰:“這丸子是魚肉做的,你嘗嘗。”彭總無言。又上菜,彭總放下筷子,問:“這雞難道也是魚做的?”將軍不慌不忙,嘻嘻曰:“這河邊的雞主要吃魚,歸根結底還是魚……”彭總無奈,笑而食之。

    國民黨第十二兵團第十四軍參謀長梁岱回憶言:淮海戰役被俘後,偶遇陳賡將軍。將軍問:“你是哪個部隊的?”答十四軍。又問:“你們軍長呢?”答已陣亡。問:“屍體在哪里?”答在村裏。陳賡將軍即囑十四軍熊綬春軍長衛士留下,尋熊綬春屍體,埋葬,立碑,上書:“第十四軍軍長熊綬春之墓”。

    1960年初夏,陳賡將軍於北京四川飯店設宴,約請特赦戰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鄭庭笈、楊伯濤、周振強等六人聚餐。其時中央已提出階級鬥爭理論,然陳賡將軍仍毫無拘束,意氣誠摯,與昔日黃埔同窗暢談、痛飲達三小時之久。杜等六人皆感慨不已也。

    1932年冬,魯迅先生兩次秘密約見正在上海療傷的陳賡將軍。將軍向魯迅先生敘說紅軍情況甚詳,並為之草繪紅軍鄂豫皖邊區略圖一張,魯迅先生寶藏之。該草圖今仍陳列於上海魯迅博物館。

    1950年夏,陳賡將軍奉毛澤東之命,秘密出使越南協助抗法。將軍有日記曰:“車過宜良,偶然探首窗外,眾皆佇足以望,只好縮首反坐。苦矣哉!莫如行動無自由也!”越方接到通知後,派出迎接人員和三名婦女推水果車隨行。陳賡將軍始活躍,為三位越南婦女各起一雅號:身材苗條者稱“檸檬小姐”;肩膀粗圓者稱“鳳梨大姐”;膚色棕黑者稱“咖啡嫂嫂”。

    越南共產黨胡志明主席聞陳賡將軍到,於一密林間茅草高腳屋與將軍共進午餐。席間,胡志明朗誦中文詩贈陳賡:“亂石山中高士臥,茂密林裏美人來。”陳賡將軍擺手曰:“不妥,不妥,我這模樣哪能稱美人?”胡志明手掠銀須,曰:“改兩字:亂石山中高士臥,茂密林裏英雄來。”(吳東峰/廣州市文聯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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