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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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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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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張聞天(洛甫)



                          誰有真理跟誰走 “明君”三讓總書記


在紅軍萬里長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在特殊環境中產生了一位總負責人,他就是“留日留美複留蘇”,有著“紅色教授”之稱的張聞天(筆名洛甫)。

  這位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舉止有著學者風範的領導人,被毛澤東開玩笑稱為“君”。

  他配合毛澤東開好了遵義會議,又在長征途中“三讓總書記”,顯示出不計個人名利的坦蕩胸懷。

  

莫斯科回來的同志反對只吃“洋麵包”



  張聞天參加過五四運動,接著又先後留學日本、美國、蘇聯三國。他懂日語,能用英語講演,俄語水準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同王稼祥等被推選進入蘇聯最高理論學府──紅色教授學院深造,黨內很多人都稱他為“老教授”。當時,由於不瞭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他曾一度贊成王明等人照搬蘇聯教條而提出的理論觀點。

 1931年,張聞天受共產國際派遣回國,擔任了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等職。他與博古、王明等人是留蘇同學。李德曾對張聞天說,這裏的事情還要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辦。可張聞天與照搬蘇聯教條的領導者的分歧卻日益加深。

  他瞭解了毛澤東開闢根據地的過程,深感吃“洋麵包”的許多人缺乏實際經驗,按照蘇聯的教條打仗和建立政權在中國往往是行不通的。在瑞金期間,張聞天對已經無實權的毛澤東就很尊重,感慨地說:“中國革命確實離不開毛澤東啊!”第五次反“圍剿” 時,張聞天一再同李德爭執,認為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

  紅軍長征開始後,張聞天沒有參加最高軍事領導,而隨中央縱隊行動。看到反“圍剿”鬥爭的失利、長征初期慘重的損失,他在途中向毛澤東傾訴了苦悶和憂慮。

  兩人經過長談,認為應清算錯誤的領導者。這時負傷的王稼祥也經常同毛澤東、張聞天一起談話,並達成了一致的認識。有人把毛、張、王三人稱為中央縱隊的“三人團”,以此區別于負責最高指揮權的“三人團”。

  

遵義會議上作了“反報告”



 19351月遵義會議召開前,張聞天根據同毛澤東在路上商定的意見,起草了一份重要報告。

  會議開始後,臨時中央的總負責人博古做了主報告,強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由於敵軍過於強大的客觀原因。張聞天隨後發言,作了批判“左”傾軍事錯誤的“反報告”,從而改變了會議的氣氛,使絕大多數與會者開始清算“左”的錯誤。

  會議後期,張聞天負責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得到通過,成為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實現歷史性轉折的光輝檔。

  十年後,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說:“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君”曾經三讓總書記



 2月上旬,紅軍長征到達雲南紮西,許多領導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負責下去,常委分工問題應解決。25,在一個“雞鳴三省”(即在雲貴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裏宿營後,中央常委重新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總負責人(當時也有人稱為總書記)。

  當時博古也認識到自己缺乏鬥爭經驗,不適合擔任最高領導。有人勸他不要“交權”,博古還是襟懷坦蕩地表示應該服從集體決定。這一交權形式很簡單,就是把幾擔裝有中央文件、記錄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張聞天負責。

  張聞天從年輕時起就喜好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不長於處理瑣事。他總戴著眼鏡,不苟言笑,不善交際,常在沉思問題,像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他被推為總負責人之後,一再感到並不完全適合於領袖地位,希望毛澤東擔任總書記。毛澤東以身體不好並忙於軍務為由拒絕。19354月紅軍長征渡過北盤江後,中央議論要派一位中央負責人到白區工作,張聞天主動要求離職前去,結果毛澤東等人不同意,改派陳雲前往。

  同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師,身為政治局委員並在四方面軍擔任領導的張國燾伸手要權。為了表示團結,張聞天又主動向毛澤東提出“我這個總書記的位置讓給他好了”。毛澤東經過考慮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於是中央決定,讓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事後證明,毛澤東的考慮是有遠見的,因為後來張國燾對抗中央的北上決定,並另立中央,從組織程式上看是嚴重的反黨行為。若是讓他事先擔任了總書記,怎麼定性就不好說了。

  遵義會議後,張聞天一直堅持集體領導,遇事總要徵求大家的意見,經過討論後再由他做結論。張聞天的信條是,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走。他在絕大多數場合都採納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幾次開玩笑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

  

曾經“四腳朝天滾下山”卻能深入淺出講精神



  張聞天是一個學者型人物,在長征中自然倍感艱難。進入湖南後在山路行軍,有一次他在馬上打瞌睡,連人帶馬跌進溝穀,幸而沒有受傷。

  毛澤東就此做了一首打油詩,同張聞天逗趣,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多年後只記得“四腳朝天滾下山”一句。

  當時行軍雖然艱苦,領導人卻充滿了樂觀精神。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張聞天同劉英結婚,毛澤東到洞房致賀,自稱沒錢沒東西可送,只是寫了一首詩相贈,內容是誇獎“明君”講民主。

  擔任党的總負責人後,張聞天在長征途中不僅起草了大量檔和宣傳材料,還親自做了不少講解和動員工作。

 19351月遵義會議結束時,結果還暫時保密,未向下傳達。2月間到達紮西後,張聞天向中央紅軍的營以上幹部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說明反“圍剿”失敗後退出中央蘇區還是遲了,思想上又沒有明確轉移是為了打仗,而不是避難搬家,結果罎罎罐罐全帶上。

  他的講解和分析,對端正部隊的認識起到了很大作用。

  

割青稞搓麥子帶頭籌糧



  除了主持會議和做宣傳動員工作外,張聞天在長征途中還起帶頭作用鼓動指戰員。過草地前為了籌糧,他親自拿著鐮刀帶領中央機關同志去割青稞,收穫後因缺乏工具,又用手搓麥子。無法加工的麥粒吃下去後很難消化,然而看到中央領導人與大家同甘共苦,廣大指戰員就毫無怨言地忍受艱辛。過草地時,張聞天和其他人一起在泥濘中步行,也起到了表率作用。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張聞天留在後方瓦窯堡主持中央機關工作。看到當地貧困,供應困難,他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簡樸。

  張聞天以党的總負責人身份接待共產國際秘密派來的代表、過去的老熟人張浩,只是留到家裏一起吃飯,不要求供給部多加伙食費。

  張浩搬走時,還把化裝貨郎潛入蘇區時擔的那些小孩衣服、帽子一類雜物賣了,得了兩塊光洋,才算交了伙食費。張聞天為人嚴肅認真,始終公私分明,顯示出他一絲不苟的精神。

  (《法制晚報》2006824  星期四  B19版  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特別策劃)

 點評:理論卓越 更重實踐

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主要將精力投入實際鬥爭,加之文字翻譯艱難,在馬列主義理論方面比較薄弱。張聞天則是黨內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

  他因理論學習成績優異而受共產國際的重用,也曾經迷信過蘇聯的教條。然而一旦深入實踐後,便很快認識到一些教條與中國革命的實際不符。

  自遵義會議以後三年多時間裏,黨內曾建立了“洛毛合作”領導體制。在長征和後來的歲月中,張聞天一向敬重毛澤東,卻又從不盲從,自己有獨立見解並願意不斷探索。

  他在長征途中寫下的重要決議和文件,至今還可看到追求真理的火花。張聞天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範。

  (《法制晚報》2006824  星期四  B19版  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特別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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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广东肇庆“流放”记 逆境中不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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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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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肇庆,蜿蜒的西江直穿而过。江水滔滔东去,不知流逝了多少岁月。然而,它冲刷不掉人们对一位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流放”肇庆的记忆。

  遣送肇庆

  1969年10月31日傍晚,粤西古城肇庆。秋风习习,细雨霏霏,昏暗的街灯,稀疏的行人,显得一片萧条冷寂。

 
 此时,一辆军用吉普车和一辆解放牌货车匆匆驶进城内,穿过城西一条陋巷,在市郊的牛岗山下嘎然而止。车中走下数人,由一名持枪军人领路,缓缓地向山上行
进。其中一位高瘦的年约7旬的男性老人,用手推了推压在鼻梁上的那副老式圆形眼镜,疲惫地抬头看看周围环境,口中喃喃自语:“怎么送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位老人就是张闻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有过许多重大贡献。当年在红军长征的危急时刻,他支持毛泽东,促成遵义会
议的召开,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当时国内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发言,受到错误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以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肇庆,位于粤西的西江北岸,古属百越之地,远离京都,历史上不少名人曾到此处主政,如宋朝的包拯,
就在这里做过知州;这里又是历代贬谪、流放之地,唐朝宰相魏元忠、张柬之,名将郭元振等曾被贬谪、流放到这里。肇庆的八贤寺,就是人们为纪念这些忠良贤士
而建造的。张闻天又是因何故来到此地的呢?

  这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时还在北京的张闻天,遭到林彪、“四
人帮”的严重迫害,于1968年5月被监护审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与夫人刘英被带到审讯室。随后,一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前来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要“遣送”到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启程;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
化名;对外保密,除直系亲属外不准与别人联系。“遣送”就是“流放”,张闻天实际上被“发配”岭南。

  1969年10月24日,在专案组人员的监送下,张闻天和刘英带上年仅10岁的养女小倩,坐上了“北京——广州”的特快列车。26日晚,他们抵达广州,被安排在广州军区第二招待所暂时歇息。三天后,由广州军区保卫干部监送到离广州100公里以外的肇庆。

 
 汽车一路颠簸了三个小时才到达肇庆市郊。他们下车后,在肇庆军分区一名军人带领下,前往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座落在一个叫牛岗的小山
包的半山坡上,他们还要走一条两里路长的小土道才能到达。小土道坑洼不平,周围一片荒凉。张闻天走着走着,顿觉得胸闷难受,只好停下来含了一片硝酸甘油,
坐在土道上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

  张闻天一家的住处,被安置在肇庆军分区干部宿舍大院的一座平房里。从此,他们在那里度过了6年“流放”生活。
身处逆境

  “没有熟人,没有电话,部队设岗‘警卫’着我们的住所。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四壁密封的黑房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就这样,我们被抛弃在一边,开始了长达六年孤寂的流放生活。”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是张闻天当年流放肇庆的真实写照。

 
 张闻天在肇庆期间,归肇庆军分区管理。军分区按照上面要求,作出“三不准”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走出大院的门要报
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需请示同意后才能看。在张闻天来之前,军分区领导跟大院里的干部、家属打过招呼,只说来了两位老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刘,不要与他
俩来往。当时,内部还有一项规定: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要把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面作一次书面汇报。

  “鹤呜于九皋,声闻于天” , 这两句诗出自《诗经》中的《小雅?鹤呜》。张闻天的名字是取其中之意。然而,他在肇庆的6年,除了军分区、地委和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外,谁也不清楚他的真实姓名,只晓得他叫“张普”。

  “张普”,这是张闻天到肇庆后用的化名。

 
 那是1969年11月,张闻天一家安顿下来后,养女小倩要上学读书了。学校发了一份入学简表要填写,其中有“家长姓名”一栏。该怎样填写呢,这难住了军
分区的领导。若照实填写,就会违反“看管”规定。军分区领导经过一番苦思,突然想起张闻天的别名叫“洛甫”,于是灵机一动,要给他起个“张甫”的化名。张
闻天淡淡地说:“既然我是普通劳动者了,那就叫‘张普’吧。”从此,“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张闻天离开北京,只带两
大箱书和简单的行李,在肇庆安家时,真是家徒四壁。由于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他们身无分文,只好向军分区借了些现
款,权充生活费用。3个月后,北京才规定发给他们每月一点“津贴费”。直至1972年5月,他们的原工资待遇才得以恢复。

  张闻天年老体弱,患有严重冠心病,血压值高压达200mm/Hg以上,加上过去几年身心备受折磨,来到肇庆后病情不断加重。由于生活条件差,每到冬天,他就被冷得经常感冒发烧。为了保暖,他只能用破脸盆充当炭炉,木炭点燃时,烟雾腾腾,呛得他连连咳嗽。

 
 在肇庆最初的两年多时间里,两位老人要自已动手做饭和料理家务。刘英像家庭主妇一样,每天上街买菜,生火煮饭。当时,肇庆还没有蜂窝煤,做饭烧的是柴
草。张闻天有时也学着生火做饭,结果弄得满屋是烟,做出来的饭不是焦糊就是夹生。直至1972年5月,在刘英的多次要求下,才允许炊事员黄关祥重新回到张
闻天身边照顾生活。当张闻天吃到老黄做的饭菜时,不由自主地感叹:“唉,总算吃了一顿舒心饭!”

  从1972年起,张闻天多次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到北京。1972年4月,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中央, 请求“ 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诉说到肇庆两年半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言辞甚为恳切。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 , 除此之外, “ 没有其他要求
了”。当时,毛泽东让身边人员签批: “ 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这个批示,使张闻天回北京的希望破灭了。

  万般无
奈之下,张闻天于1974年12月2日又给中央写信,要求以他的家乡上海为养老地点。他苦苦地盼了五个月,还不见答复,只好于1975年4月28日致函中
央组织部,提出如上海去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这个要求虽然最终获得批准,但到达无锡时,他留在世上的日子已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张闻天在肇庆的6年,就是在这种逆境中度过的。
请求工作

  张闻天虽然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但始终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渴望有生之年能够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1972年,张闻天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央,请求“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所胜任的工作”。1973年6月9日,张闻天又写信给毛泽东和中
央,表示“如果没有别的工作可做,把我调回原来的工作单位经济研究所或其他研究所,当一名普通研究员我也愿意”。9月20日,他与刘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京,恢复组织生活,做点工作。毛泽东读了此信后发话:“可以让张闻天、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但这个指示一直未能
传达下来。直到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看到一份有关张闻天情况的汇报材料时,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我记得上次传达主席的话,让张(包括刘
英)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不知你通知中组部没有?”在周恩来这个批示的催促下,张闻天、刘英才得以恢复组织生活,允许在肇庆市委领导下做些调查研究工
作,阅读发至县团级的中央文件。

  1974年2月21日,广州军区保卫部副部长王奎贤、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白修成来到肇庆,通知张闻
天和刘英:中央决定恢复他们两人的组织生活,今后他们的组织关系由地方来管,保卫则由军分区负责。并对他们说:“中央同意你们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到工厂
进行调查研究,可以写调查报告给中央。”随后,把张闻天、刘英编入肇庆市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朱明清、市委办公室主任甘少君、市委机要员廖锦超3人的一个党
小组里。

  虽然得不到工作安排,但获得了调查研究的机会,张闻天感到十分高兴。他不顾年老体弱,忘记重病缠身,频频外出参观,认真开展社会调查。

 
 1974年3月6日下午,张闻天与刘英在警卫战士陪同下,步行来到肇庆通用机械厂参观。他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个又一个车间,到了下班时间还舍不得离开。由
于过度劳累和机器噪音影响,他突然一阵心绞痛,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冒出来。他紧皱眉头,紧咬牙关。陪同参观的干部见状,立即扶他到一张长条凳子上坐下,递
上一杯开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粒硝酸甘油片吞到肚里,休息了一会,病痛才有所减轻。工厂负责人提出要用汽车送他回去,他回答:“不必了,我这是老毛病,吃
了药就没事了。”于是,他又继续参观,直到把厂里所有车间参观完才步行回去。那天,他在该厂足足逗留了3个钟头。

  1974年11月,
张闻天到广州拔牙和检查身体,在广州住了一个月。他利用这个机会,参观了广州新火车站、广州黄埔港区以及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火车站,他询问了火车
站全部设备情况,参观了地下隧道和外宾候车室。在黄埔港区,他参观了装卸工场、海员俱乐部,了解港区吞吐量和海员生活情况。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他用了
两个小时仔细地观看机械工业和农业这两个展览馆。他对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说:“通过参观交易会展览,可以更多地了解我国经济建设情况。”

 
 每次参观,张闻天都十分认真,对工厂设备、产品质量、产供销、工人情绪和生活等情况,都一一作详细了解,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1974年6月13日,
张闻天来到肇庆火柴厂生产车间参观。该厂负责人指着一台正在运行的大机器介绍说,这是从武汉买回来不久的,取替了原来的几台残旧小机器,现在生产火柴的几
道工序可以连续进行,既提高了工效,又节省了劳动力。张闻天听了十分高兴,叫刘英和警卫员扶着他,踏上70公分高的操作台仔细地观看这台大机器的生产情
况。1974年10月15日,张闻天访问肇庆酒厂。这家酒厂生产的酒有20个品种,其中归圆杞菊酒和龙虎凤酒是出口品种,每年生产200吨。该厂负责人把
这两种酒的样品摆在办公台上让张闻天观看,并拿来酒杯斟了一些样酒请他品尝。张闻天平时不喝酒,但这次破了例,“好,让我品尝一下味道。”说完,他先后拿
起两杯不同品种的酒,放到嘴唇边轻轻地舔了一下。

  据不完全统计,张闻天在肇庆一共参观了20多个工厂、街道和郊区农场。他通过参观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提供了一些依据。
保持本色

  张闻天晚年虽然遭受劫难,却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张闻天一贯的生活作风。他衣着简朴,一件黑色云纱衬衣,穿了多年,变成褐色,还是舍不得丢掉。那件任驻苏大使时买的黑色大衣,穿了20多年,已经十分陈旧,但到了冬天,他还是照样穿在身上。看着这一身普通打扮,谁都想不到他是一个高级干部。

 
 张闻天一家每餐吃的饭菜十分简单,青菜、豆腐、鸡蛋是他们的常年菜谱,每隔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次鱼吃。他有时外出参观在外边吃饭,每次都要带上一
个空饭盒,把吃剩的饭菜带回来。一次,他与刘英到肇庆星湖参观,并在那里请陪同的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吃午饭,饭后把吃剩的半条鱼和几只饺子装进饭盒带了回
去。

  张闻天省吃俭用,积蓄了大笔钱,并没有留给自已的亲属,而是无私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他和夫人刘英过去
被扣的工资得到补发,在北京的存款也解冻了。当时他们商定:要把这笔存款全部用作党费。后来,张闻天在无锡去世,刘英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4万元存款交给
党组织,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党费。过了几年,刘英也拿出自已的4万元存款捐赠中国儿童基金会,赞助儿童教育事业。

  严于律已,廉洁奉公,
这是张闻天又一突出的革命本色。1975年1月4日,肇庆市委派人为他安装了一个取暖电炉。他即提出自付安装费和电费,并嘱咐炊事员老黄到市委行政科结
账。肇庆市委负责人认为替他安装一个电炉是应该的,费用也不多,由公家报销算了。但张闻天与刘英说:“这是我们自已用的电炉,费用理应由我们负担。”次
日,他们写信给市委:“请你们把这次安装的全部用款告诉我们,由我们支付。今后每月应交电费也请及时通知,以便按时交纳。我们这一请求,务请批准为幸。”
他见市委不答应收款,在一次党小组生活会上又郑重其事地提出交款请求。市委负责人见他对待这件事如此的认真,十分感动,终于接受了他的请求。

 
 张闻天严格要求亲属,坚持党的原则。他唯一的儿子张虹生在新疆工作了十几年,于1975年到肇庆探望父母,倾诉那里的艰苦生活, 反映因父亲的问题受到
株连及歧视的情况,要求父母向组织申请把他调离新疆, 回到父母身边工作。张闻天语重心长地教育他:“一个人要有奋发精神,要艰苦奋斗。在逆境中要有志
气,不要消沉。不能以父亲的地位去要求组织解决工作调动问题。”虹生委屈地申辩说,他回到父母身边工作,照顾父母,这是政策允许的。张闻天明确地拒绝他的
要求:“我不能这样做”。经过父母耐心教育,虹生返回新疆安心工作。

  张闻天晚年保持共产党人本色的那些平凡而感人的事迹,被肇庆人民传为佳
话。

情深谊长

  张闻天在肇庆的6年,生活确实是孤寂的。然而,使他感到安慰的是,那些脱离世俗的人们给予他同情和关心。在日久相处之中,张闻天与周围的同志结下了深情厚谊。

 
 肇庆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奔一家,从一本《世界名人录》刊登的照片中认出了张闻天,于是十分同情他的政治遭遇,生活上尽力关照他。见他的扫帚坏了,就从市场
上为他买回一把高粱杆扫帚,并找来一根长棍子把扫帚柄加长,让张闻天扫地时不用弯腰。有时在市面上买到一些紧俏的食品,李奔也会分一份给他。一天,李奔从
农贸市场上买到一只岭南山珍果子狸,宰后分一半肉给张闻天,让他滋补一下身体。每逢春节,邻居们都会偷偷地把香喷喷的裹蒸粽送到张闻天家里,让他们品尝肇
庆特产的风味。

  张闻天在肇庆时,身体衰弱,病情较重,要经常躺在床上。肇庆地区人民医院征得上级同意,为张闻天开设家庭病床,并派医
生上门诊治。1975年3月9日,张闻天血压突然升高,肇庆地区人民医院马上把他送院留医,派两名特护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经过一个星期的抢救,张闻天终于
脱离了危险。

  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的一些警卫战士, 对林彪、“ 四人帮”一伙迫害老干部的罪行表示愤慨,对张闻天寄予同情和关心。警卫员黄锦斯和柴元昭等人除了完成警卫工作外,经常帮助张闻天做些家务,替他劈柴和买菜,用警卫班的大铁锅烧点热水送去给他洗澡。

 
 张闻天自已身处逆境,却十分关心周围同志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平时,他经常鼓励警卫战士和军分区干部子女认真看书学习,并把自已的书籍借给他们阅读。
1975年3月,警卫员黄锦斯要复员了,张闻天把一台刚从北京买回来的长江牌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他,鼓励他今后继续努力学习和工作。小黄复员回到广西,还十
分惦念张闻天,经常写信问候他。

  张闻天与党小组的其他成员,相处十分融洽。张闻天的党组织关系转到肇庆市委的第二年,春节即将来临,
张闻天夫妇专程来到同一个党小组的3位干部家里探望,对他们说:“给你们拜个早年。”春节快到了,市委几个负责人请张闻天夫妇一起吃团年饭。大年初五,张
闻天在住所也把同一个党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以及身边的警卫战士请来,一齐吃新年饭。张闻天在肇庆6年,得到不少干部群众的关心和保护,与肇庆人民建立了真
挚友谊,使张闻天在逆境中得到了一点慰藉。

  肇庆文稿

  牛岗山上的行人小道两旁,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相思树。当旭日东升和夕阳西沉,张闻天总要在这林荫小道上踱步和沉思。他在思考: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场“文革”灾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如何进行?

 由于允许看书学习,张闻天把肇庆作为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的场所,重新阅读了从北京带来的马恩列斯著作。那时,他的视力已降到0.2度,并且患有老年白内障,但还是不停地阅读和做笔记,用旧台历和练习本制作资料卡片,写下了一叠叠卡片资料,并分类写上主题保存起来。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破产。这时,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萌发了
撰写文稿的动机,要把潜心学习马列主义的心得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写出来,从理论上总结“文革”教训,批判“左”倾错误,探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张闻天克服重重困难,冒着随时可能遭受更大打击的危险,从1971年10月12日起,进行秘密而艰辛的写作。张闻天写作文稿,既要同病魔作斗争,又要避
开看管人员的检查。有时,他在写作中突然发病,连忙吞点药片,病情稍有缓解,就挥动颤抖的手,艰难地继续写作。他还把过去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一套方法使
出来,写作时发觉看管人员在附近,就故意拧开收音机麻痹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则叫夫人刘英在房子外面望风,一有情况就及时用暗号通知他。

 
 就这样,张闻天在肇庆期间,顽强地写下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
问题(学习笔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4篇文稿,共8万多字。这些文稿,后来被理论界称为“肇庆文稿”。

  1972年
1月,张闻天在肇庆写的第一篇论文《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脱稿。这篇论文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但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必须经过的阶
段,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还很远,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决不能越过这个阶段而企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是错误的。张
闻天的这种观点,中肯地批判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超越阶段的种种“尝试”。

  在这篇文稿里,张闻天还提出了“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这个党和群众关系的观点,告诫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过来”。

 
 针对当时盛行的“政治决定论”,张闻天于1973年9月20日写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初稿。这是一篇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论著。针
对林彪、“四人帮”天天高喊“突出”和“挂帅”的所谓政治,这篇论文指出:“总之,并不是任何政治都能‘挂帅’,而只有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即
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的政治,才能动员亿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这又一次说明,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或使政治超越于经济甚至脱离经济
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那些高谈政治,而怕谈经济的‘政治家’,请仔细研究一下,什么时候才叫‘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真正内容
吧。”

  1973年12月8日,张闻天完成了《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学习笔记)》。在第6部分《关于正
确解决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问题》中,提出了“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这个科学论断,这显然是针对“文革”中以“最高指示”
为标尺的个人崇拜的。联想到1978年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而进行的那场类似这个科学论断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我们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和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
这篇学习笔记的第6部分,还提出要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这个重要问题,论述了党和国家机
关各自的作用。他指出:“党的领导的任务,只能集中于决定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动员群众完成国家的决定和法令,并检查这些决定和法令在群从中执行的
实际情况,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从而加强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作用。”

  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对于国家机关的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由党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的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文章,那一切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这篇文稿里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很有启发吗?

 
 这篇学习笔记的第7部分《关于正确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法。张闻天写道:“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首先必须懂得,解
决这种矛盾,只能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党内矛盾不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
盾,因此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

  这实际上是否定和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经历了十年浩劫,我们再来读这段话,感到多么中肯和准确啊!

 
 1975年5月19日,张闻天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篇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这篇遗著,全面、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物质利
益关系,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的、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公的、集体的利益。所以,我们党一贯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

 
 同时,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相反,
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的集体的利益不仅不违反这种私的个人利益,而且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利益,即是公中有私,而不是公中无私。这是公私利益基
本一致的具体表现。”

  张闻天的观点,不但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所刮起的那种反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左”的空谈和做法,而且冲击了长期的传统教条观念。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文稿里的部分要点,文稿论述了社会性质、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许多问题,内容十分丰富,观点独有见地。这些文稿,是难得的具有很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只要读了这些文稿,就会看到张闻天的真知灼见和理论勇气。

 
 “肇庆文稿”经过张闻天的亲属秘密抄写、收藏,后来又通过王震的保管,终于得以留存下来,这确实是值得庆幸的,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肇庆文稿”经受了
历史的检验,尽管一些地方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文稿中的基本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其中许多深邃的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
已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1979年8月25日和27日,《人民日报》先后公开发表张闻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
行》这两篇文章,作为当时拨乱反正的重要思想武器。1985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选集》。构成选集压卷之作的最后那5篇文章,
就是从“肇庆文稿”中节选出来的。1987年10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批准,又从“肇庆文稿”中节选了一篇题为《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的文
章,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在肇庆》一书中首次公开发表。不久,《羊城晚报》对这篇文稿作了全文转载,还刊登了笔者所写的一篇评价文章。张闻天的
“ 肇庆文稿”公开发表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理论界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这些文稿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十年浩劫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批
判“左”倾严重错误,论述社会主义特点和规律的代表作之一,是一座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丰碑。
告别肇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当历史的时针指到1975年8月,张闻天已经在岭南肇庆度过了难熬而苦闷的六个春秋。就在这年的初秋,广东省委组织部派人来肇庆通知张闻天:上面已批准他们的要求,同意搬迁无锡。

 
 此刻,张闻天的心思已飞往离别多年的江南故地。8月21日,张闻天在接到迁居无锡通知的当天,就赶紧把以前所借公家的家具一一清点送还,然后收拾行装。
22日,他把从北京带来的一套20册线装书《国史列传》(又名《满汉大臣列传》),赠送给肇庆市留念。22日晚上,他请同一个党小组的市委3位干部到家里
吃饭。那天,张闻天夫妻双双下厨,对客人说:“今天不做广东菜,专门请你们尝尝我的家乡菜味道。”这顿饭,宾主都吃得非常舒心。

  23日早上7点多钟,张闻天偕同夫人刘英、养女小倩、孙女冬燕和炊事员老黄,坐上肇庆地委派出的一辆中型客车,由一名市委干部和军分区警卫员护送,坐车离开肇庆前往广州。中午到达广州后,为表示感谢,张闻天亲自点菜,请护送人员吃午饭,然后与他们一一道别。

  24日上午,张闻天一家由广东省委组织部派出的两名干部护送,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特快列车。第二天晚上6点钟,火车抵达上海站。他们下车后,由江苏省委组织部和无锡市委派人派车接到无锡。从此,张闻天在无锡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10个月。

 
 1976年7月1日晚,张闻天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6岁。张闻天“流放”肇庆期间,曾对亲属们说:“历史最公正,是否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
证明,终将作出判断。”就在张闻天逝世后不到100天,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张闻天大会。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
致悼词。悼词充分肯定了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
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张闻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

  邓小平在悼词中还
专门提到张闻天撰写“肇庆文稿”的情况:“即使在林彪、‘四人帮’迫害期间,他已完全失去自由,但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顾衰弱的身体和严重的眼疾,写
了批驳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文章。”追悼会的当天,《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张闻天的“肇庆文稿”之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使全党和全国
人民共享他在流放肇庆期间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岁月悠悠,几度沧桑。川流不息的西江,因张闻天“流放”肇庆而见证了这位伟人坎坷曲折的一段人生经历;古老美丽的肇庆,因“肇庆文稿”的产生而竖立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座理论丰碑。
 
2011年09月09日17:4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广东) 陈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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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張聞天最早提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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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中共黨內領導人中到底是誰最早提出這一科學命題的?很多文章眾口一詞地認為是毛澤東在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階段》(11月在《解放》第57期發表時,題為《論新階段》)中首先提出來的,他是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中提出這一科學概念的“第一人”。

    其實不然,如果說在“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中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科學概念的第一人”,據我們查證資料證明,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

    張聞天在1935年1月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舉為黨的總書記。在長徵出發途中,張聞天與毛澤東、王稼祥結成“中央隊三人團”,促成了偉大的遵義會議的召開,為反對和結束“左”傾教條主義對黨中央和紅軍的統治,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加上他一貫表現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所以在遵義會議上他被大家推舉為黨的總書記。他曾極力主張毛澤東為總書記,但毛澤東說我還是在現在的位置上好(指軍事上)。經過長徵的鍛煉,張聞天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有了更深切的體會和提高。他從實踐中總結了“左”的教條主義給革命造成的巨大挫折,進一步認識到必須使馬列主義“民族化”、“中國化”,才能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從1936年起,他在中央的會議和一些文章及報告中,多次對此作出自己的論述。

    其中一次是1937年9月10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宣傳教育工作。他在作會議總結發言時又一次提出馬列主義理論宣傳工作“要中國化”。他提出:宣傳教育工作目前主要問題是不適合于情況與具體需要,“宣傳教育工作就是要向什麼人說什麼話”,“主要原則是理論與實際一致,事實上這一點做得很少,理論一定要與實際聯係,要中國化”。後來,他又在《解放》周刊上撰文,進一步提出了“文化運動中國化”、“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的主張。

    通過張聞天的多次講話和論述,向全黨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的時機成熟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擔負了這個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任務。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張聞天出席並主持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這部分的“學習”一小節中,提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科學概念,並對這一概念作了深刻、具體而精辟的闡述。

    由上述可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科學命題,是時任黨的總書記張聞天從1936年起逐步提出,到1938年得到全黨(黨中央)的共識,而最後確定為全黨的行動原則的。而此前毛澤東,並未提出過這一命題。雖然他在實踐活動中,早已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開辟了以“井岡山道路”為代表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道路,但他是到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才正式使用這一命題的,也可以說他是接受並讚同張聞天的提法,並進一步對之作了科學的和更深刻的解說。

(黃少群/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特聘教授;匡勝/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教授)

2008年10月29日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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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接了博古的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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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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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193525日傍晚时分,毛泽东带领红军来到水田寨地区。这里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在旧地图标明为“鸡鸣三省”的地方。红军本拟在水田寨这个小镇上宿营,因有团匪据守两座炮楼扰乱,不能立即攻克。军委纵队只好绕过水田寨,在水田寨街西的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等几个小村寨住下。张闻天住的地方,与毛泽东仅隔着一条田坎,他一住下,顾不上休息,便来到毛泽东住的小屋,开门见山地说:“老毛,从遵义出发,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博古若再继续领导下去,怕没有人服了,我看应该改变了。”

接着,张闻天拿出24日收到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给党中央和军委的急电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仔细地阅看着。项英在电报中批评党中央和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应早定”。  

毛泽东看完,张闻天又递上第二张今天(即25日)收到的项英以中央分局致电中央的电报。电报中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问题”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要求中央赶快作出决策,进行领导。 张闻天坐在毛泽东的铺上,看着毛泽东在斗室里渡来渡去,知道他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一会儿,毛泽东停下来,对他说:“是应该作出决定了。等会,找恩来商量商量,听听恩来的意见。”

    张闻天走后,毛泽东当即去总部驻地,找到周恩来,将张闻天的意见转告他。周恩来马上回答说:“洛甫考虑是对的,遵义政治局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

“那么谁来接替他呢?”毛泽东问道。

 周恩来凝视着毛泽东:“我看,你恰当。”

 毛泽东正色道:“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

“为什么?”

  毛泽东在床铺上坐下来,慢慢地说:“洛甫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会上,他已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大家对他的反应很好。他有头脑,有水平,有能力,有地位,又能团结人,这第一把交椅,理应让他来坐。我嘛,戎马出生,起身草芥,怕负不起这个责啰!”毛泽东一口气说完,嘿嘿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没有回答,忖度着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说:“还是洛甫恰当。他虽然不满意博古,他们毕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代。”

  周恩来深沉的一双大眼,紧紧凝睇着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睛,注意辨析着毛泽东精辟的见解,点点头:“好,听你的,就让洛甫接替博古好了,我立刻找博古谈谈。”

    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博古在行军中沉默寡言,减食少睡。中央红军行军到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

  当天(193525)晚上,常委开会讨论分工,作出决定,以洛甫代博古,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这此,党中央还发表了个撤消博古总负责人职务的声明,正式宣布中央领导权交接的完成。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自从总书记向忠发在19316月被捕叛变后,没有再设总书记,无论是王明掌权还是博古行使职权,都称之为“总负责人”,实际上也就是总书记这个角色。现在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为总负责人,实际上也就是担任党的总书记。

    周恩来在会后,即提着马灯来到博古住的地方。博古正准备入睡,在整理门板搭的床铺。见周恩来进来,知道有急事,便问道:“恩来,有事吗?”

  周恩来吹熄马灯,置于屋角的小方桌上:“我们慢慢谈。”

  周恩来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目光不自觉地停留在窗下两对铁皮公文挑箱上面,没有即刻说话。

   博古瞥见周恩来这一动作,心里明白大半。

  周恩来想了想说:“遵义出来,土城一仗没有打好,几个军团负责人有些意见,政治局的同志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你是知道的,我嘛,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中央的领导没有解决好......大家认为也有关系......

    周恩来的话还没有讲完,博古马上说:“恩来同志,今天,你来就为谈这个,我已经想通啦,中央已经作出了交权的决定。党中央的大印、文件,政治局开会的记录,全在挑箱里面。半月前,我的思想不通,现在通了,我知道,我再领导下去,没有人会听我的了。”

   接着,博古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

   稍停了一下,博古又说:“好!明天我叫小康把挑子送到洛甫那里去。”

    第二天,象征着党中央权力的两副铁皮公文挑箱,从此就离开博古,随张闻天一道前行了。

    博古交权以后,仍任政治局常委,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之后,博古积极支持张闻天、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领导,后来在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分裂主义作斗争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与具体,曾引起毛泽东的称赞:“博古是一位很有组织观念的人。”此后,关于长征的路线、作战,与到陕北扩大与建设根据地,博古与其他三位常委在主要问题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张闻天的身边多了两副挑箱,就算是走马上任啦。在那极其艰苦、复杂、曲折的戎马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大权的交接,竟是这么简单!

    张闻天身边增加的两副挑子虽然不重,可是他身上的担子随之重了起来。当前,他考虑的第一件事是野战军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28日这天,张闻天落脚大河滩后,即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朱德、王稼祥通知到他下榻的小屋开会。

  张闻天说:“半个多月前,大家要我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政治局会议的决议),现在总算把草稿弄出来了,请大家看看,通过一下。另外,想再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随即将用自来水笔写在毛边纸上的一大叠稿子递给周恩来。

  周恩来大致浏览了一下,没有吭气,将稿子递给毛泽东。几个政治局成员分头将张闻天起草的决议看了一遍,都没有表示更多的意见。

  毛泽东说:“这个决议很重要,应该及时向干部传达。这些问题,不光是我们知道,还应该让广大干部知道。”

   张闻天说:“只要我们赢得一个较为充裕的时间,就立即向营、科以上干部传达。”接着他又对大家说:“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研究一下目前的行动方针。我认为我们不能老在川滇边迂回徘徊,若果欲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那向何处进军?”

  朱德说:“我们在土城碰了一下刘湘,这块骨头有点难啃。如果还是按原定计划渡江,势必要与川军作战。不如放弃那个计划,改在川滇边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周恩来说:“我也这么考虑,即使付出很大代价,战胜川军,长江天堑,也难飞越。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如若不来接应,那就更麻烦了。”

  王稼祥说:“同意恩来的看法,目前我们应变动一下方针,看来目前要渡江,确有困难。”

  毛泽东点点头:“诸位言之有理,现在我们还没与张国焘联系上,不知四方面军策应的情况如何?川军为防止我们入川,死力拼堵,土城一战,就表现出他们拒我军入川的决心来。不过,这次战斗,互有伤亡,还不能说是我们完全失败。乐观一点说,是否可以认为双方打了一个平手。”

  “现在不是讨论土城一战的得失。”张闻天打断毛泽东的话,“重要的是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说:“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野战军应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扎西集中。因为原定的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那么,野战军应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新的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

  周恩来说:“如果是这样,一、三军团则应赶快向扎西靠近,最适当位置应在长宁通扎西道口及扎西西北,以便迅速集中,便于机动。左纵队五军团也要向扎西及其附近靠拢。九军团一部和军委二、三梯队到达扎西后,要派出侦察部队前进到麻园、大落脚、雨河、两路口及扎西西北向镇雄方面侦察敌情,以保证我军在这一带活动。”

  毛泽东说:“恩来说的具体,看来已经有所安排,我同意这么布署。”

  张闻天说:“陈云同志,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陈云摇摇头。

  张闻天接着说:“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根据目前敌情,我们暂时不宜北渡长江,都赞成把这个计划放一放,改变一下作战方针。”

  “对,野战军转移到了扎西地区后,再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行动计划,让部队有一个新的转机。”周恩来补充说。

  张闻天最后作了总结:“今天就研究到这里吧,请恩来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拟定一道军委命令,立刻下达各军团,遵照执行。”

 扎西会议  东渡赤水

中央军委发了八次电报给林彪,命令他率领一军团向扎西集中,林彪回了四次电报,拒不执行军委命令。后经军委和毛泽东严肃批评后,他才不得不带领队伍到扎西集结,但时间已拖延了四天,迟滞了整个红军的作战行动。

   193525,部队来到扎西(昭通威信县扎西镇)后,军委纵队驻水田寨;红军总部宿于水田寨西面2公里处的花房子、高坎一带。当晚,在扎西镇东面大雾露山麓的江西会馆里,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秦邦宪)、陈云。

   这次会议决定:一、常委分工,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总负责,毛泽东参与负责军事指挥;二、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问题,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问题作出决定。

   26,军委纵队从水田寨进驻石坎子。27日至8日,党中央在庄子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与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等,秘书邓小平。会议成果:一、总结土城战役失利后的形势,确定下一步行动方向;二、审查通过《中共中央善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29日,军队纵队进驻扎西。当晚,党中央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扩大到军团长和政委。

   开会地点是“江西会馆”,这一点使江西籍的官兵们特别高兴。毛泽东打趣地说:“看看到了你们江西的地方了。”朱德总司令不无埋怨地说:“打了好一阵子,没有打到我们四川,倒到了你们江西了。”这句话把大家逗乐了。

   毛泽东说:“土城战斗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看来孙子说得对:‘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看来古人说得对,‘骄兵必败’;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讲到这里,毛泽东抬起头来,望着大家:“我们要吸取这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不过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可以认为是“失败”的战争了。

   与会的政治委员们认真分析了当前野战军所面临的形势,毛泽东提出野战军向赤水河以东发展,乘隙与黔军作战的方针,得到周恩来以及其他与会者的赞成。

   这次会议达成了一致认识:一、决定回师东进,实现新的战略转移,对中央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二、组成川南(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开辟根据地;三、讨论了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与组织领导问题。

   红军在扎西地区,改编了部队,充实了战斗连队,将八军团并入了五军团。又扩大了红军三千余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长征歌》中有一段:“三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210日,阴暗的天空风雪弥漫,天气变得异常寒冷。这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异常忙碌。有两件重要的事情等待他们落实: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精简整编队伍。

   9时,张闻天在扎西的江西会馆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传达了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缩写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大纲》,并讲解了党在目前的任务。与此同时,毛泽东就近在三军团召开连以上干部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各部队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同时根据中央的要求进行了精简整编。红军留下400多人,与叙永特区游击队合编。当天成立了川南特委、川南游击队。上午,周恩来与选调到游击队的100多名干部开会并宣布命令。

   扎西会议后宣布成立的红军川南游击队胜利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奋斗,由400人发展壮大到1000多人,继而扩大为川滇黔边区游击队,转战于云贵川三省20多个县,后又发展组建云南、贵州、川南三支游击队。其中游击队云南支队坚持斗争长达12年之久。

   整编后,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大幅度精简机构。对笨重的物资都作了精简处理,以保证轻装前进、便于作战。当时规定“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甩掉”,部队中的X光机、造币机、造弹机、铸银模子,以及没有炮弹的大炮等都留在地方或进行了埋藏。

   11日晚,中共中央和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应组织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加强军事上的集体领导。                                         

    根据扎西会议决议,部队分两路折而向东,214,红军离开扎西,215日来到古蔺的白沙。在白沙,中央再次开会研究东渡赤水河的行动布署。毛泽东首先说道:“突围出来,两三个月,大家都很疲劳,想尽快找个落脚的地方,好好喘一口气。既然与贺龙、肖克的部队会合不成,咱们到了遵义,自然离张国焘的距离近了,于是又有了北上入川渡江的作战计划。有谁知,川军实力雄厚,不同黔军,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土城一仗,未能获胜,幸亏及时改变了计划。我们从土城迅速西渡赤水,完全是主动的,可以说是有计划的。这种有计划的战略退却,从形式上看,是被逼出来的,但在内容上却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不知在座的诸位是否如此看?”

   朱德说:“老毛讲得对头。土城简直是一场恶仗,部队有一些损失,下面的指战员有一些怨气,我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周恩来点点头:“战争就是这样,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作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改变不利于我的局面。我们今天研究东渡赤水的计划,就是力求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来。”

   修改第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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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張聞天(左一)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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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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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和張聞天(左一)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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