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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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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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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Y. C. LIN
安津

八七會議會址――湖北漢口
鄱陽街139號(原三教街41號)

八七會議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在關係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

    為了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黨在新時期的鬥爭方針和任務,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號(現為鄱陽街139號)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因出席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既不是中央全會,也不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故稱為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由於時局緊張,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漢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和湖南、湖北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征、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有: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有:楊匏安、王荷波,共青團代表有: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湖北省委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表王一飛,中央秘書鄧小平等22人。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及另外兩位俄國同志也參加了會議。

    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僅開了一天。會議共有3項議程:1.共產國際代表作報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報告;3.改選臨時中央政治局。

    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作了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然後,他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發言。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先後發言,尖銳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在農民、軍事等問題上的錯誤,強調軍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明確指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思想。接著,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務和工作方向問題作了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

    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會議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為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黨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

    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為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會後,臨時中央政治局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決定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為秘書;張太雷赴南方局,任廣東省委書記;羅亦農赴長江局工作;毛澤東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總之,八七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是一個轉捩點。它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沒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現,使“左”傾情緒在黨內滋長起來,給後來的中國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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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20多位会议代表进会场为何要用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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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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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建军的那些人与事——星火燎原》哈战涌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编者按:近日,党史频道推出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哈战涌主编的《建军的那些人与事——星火燎原》一书。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动动派的第一枪。随后,秋收起义等各地中共领导的武装抗争风起云涌,起义队伍铭万为日后人民军队的骨干力量。本书通过对全国各地起义和主要起义领导人活动的白描,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点燃“星星之火”的可歌可泣的艰苦历程。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一天的会议决定了中国革命走向 二十多位会议代表进入会场竟花了三天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前途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开始酝酿着改变先前的政策,以应对困难局势。1927年7月12日,以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和张太雷五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汉口成立,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虽没有明确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但已经预示着中共开始改变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中央的状况,改变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

  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后,在武汉地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为了挽救革命,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几次会议,主要作出了三项决策:举行南昌暴动;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此外,五人常委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以妥善安排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的各项任务。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

  由于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异常困难,原定于7月28日举行,并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一起筹备的中央紧急会议不得不延期召开。8月3日,中央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就时局和对策、召开紧急会议、中央领导机关改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发动农民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直到这时,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才基本就绪,议程也得以确定。

  到了8月7日,通知到会的人员仍未到齐,中央委员尚不过半数,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书记邓中夏。通知的与会代表无法到会,鉴于情况紧急,就只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三人尚在前线,留在武汉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参加了会议。因此,这次会议既不能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能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只能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及纽曼、洛蜀莫娃。虽然与会的人数不多,只有二十几个,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带进会场。具体组织安排会务工作的是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他在会前三天就来到了会场,直到会议结束,所有代表安全散去后才离开。

  由于形势险恶,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由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负责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李维汉代表常委向与会者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并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报告;二是由瞿秋白代表常委作党的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这位有着格鲁吉亚人血统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久前才接到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不远万里来到汉口接替罗易、鲍罗廷等人的工作,参与筹备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年仅29岁的他常常被瞿秋白称为“毛头小伙子”。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提到了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他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并就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罗明纳兹的发言着重讲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由于报告较长,再加上他每讲一段,瞿秋白都要翻译一下,他的报告用去了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

  罗明纳兹的报告结束后,李维汉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接下来由各位同志发言。毛泽东首先对此发表了意见,从国共合作时党没有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政权领导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毛泽东慷慨陈词道:“国际代表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毛泽东接下来谈道:“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

这番话谈到了毛泽东先前的正确主张未被中央采纳的问题,这指的是他于1927年3月间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作了三十多天的实地考察后,写就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公开发表,对湖南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却只登载了其前半部分,即被扣压未登完。在毛泽东看来,中央未采纳他的意见,相反却走上了一条脱离农民群众的道路,其结果终会归于失败。

  紧接着,毛泽东将话题转向了中国革命最紧迫也是最重要的军事问题,他说:“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最后,毛泽东谈到了组织问题,他说:“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毛泽东发言后,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人也分别针对罗明纳兹的报告作了发言。他们都明确表示拥护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存在机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中共五大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上只看到了上层,未将群众纳入其中,而且拒绝执行五大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邓中夏指出:“以前我们将小资产阶级看得太低,第五次大会又把小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这样还说什么土地革命呢?中央对国际决议并未了解,以致将小资产阶级看得比土地革命更重。”

  蔡和森认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现在已经很显然的是机会主义”,为此他自我批评道:“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

  罗亦农指出:“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他还批评共产国际之前派了维经斯基、罗易这两个无俄国革命经验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认为国际要为此负责任。另外,他还对湖南代表关于“将群众意见来作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领导”的建议表示赞同。

  任弼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的原因在于,“我们仅仅作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这样“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他还指出了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独立的作用”。关于组织问题,他认为,“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作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还建议“老头子(指陈独秀)可去莫(指莫斯科)”。

  由于大家意见较为一致,李维汉建议停止讨论,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结论。接着,罗明纳兹针对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在他的提议下,大家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进行了表决,在原则上一致通过,并决定以瞿秋白、李维汉和苏兆征三人组成委员会对其进行文字修改。

摘自《建军的那些人与事——星火燎原》哈战涌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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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的会议─八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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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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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对中共党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这是因为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不仅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而且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召开的1200多次会议中,八七会议是惟一一次在历史转折的危机关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用短短一天的时间,解决了挽救党、挽救革命、挽救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

  第一,环境险恶。

  八七会议是在汪精卫集团“七一五”公开“分共”后22天、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全面失败的时候召开的。

  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之前,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发布镇压工农运动的禁令,解除工人武装,解散农民协会。7月13日,国民党反动派就在汉口新市场公开杀害江岸铁路工会秘书、共产党员宋继武。此后,武汉三镇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干部被杀害。7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制裁共产党员之训令》,明令各军军长停止所属军队中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的职务,严密调查一般共产党员的言行,对所谓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予以惩办。7月29日,汉口人力车夫工人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举行罢工和游行,惨遭反动军警镇压,当场被打死2人,打伤10余人。7月30日,武汉全市戒严,禁止开会和游行。8月1日,汪精卫“宣布共产党员为叛徒,应明正典刑”,“下令讨伐贺龙、叶挺”。8月初,反动军警即开始在武汉街头不停地巡逻,以各种借口挨家挨户清查户口,便衣暗探在大街小巷盘查中共要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份,仅武汉报纸报道的在刑场上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就有100多人,没有报道的或用其他方式杀害的更是不计其数。武汉三镇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据后来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000多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不知何去何从。工会农会被查禁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沉。原来生气蓬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从7月中旬开始 ,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中共中央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会议无疑是极其危险的。经过反复比较选择,最后将会址定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二楼。这里是共产国际代表拉祖莫夫夫妇的住所。这幢楼房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公寓,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通,发生情况,便于撤离;一楼是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富有的外国人,不大引人注意。因此,在这里开会比较安全。作为会议唯一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第一个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会议当天,代表们分批到场,有的是按通知自己找来,有的由交通员带来;有的从前门进,有的从后门入。8月的武汉,火炉一般,但为了保密,代表们进入会场就不能出去,甚至连门也不能开。为防万一,女主人拉祖莫娃在门口望风,代表们的午餐只是就地吃面包。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分批撤离。邓小平完成善后工作,最后一个离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但没有哪次会议的环境像八七会议这么险恶,没有哪次会议的气氛像八七会议这么紧张。八七会议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决定了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

  第二,准备充分。

  八七会议之所以能很短的时间取得重大成果,是因为会议之前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材料准备。

  1927年中共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层为挽救革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先看共产国际。5月底,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农工,组建自己的可靠的军队;成立军事法庭,惩办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一指示虽因多种原因未能贯彻执行并因罗易泄密而为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提供了借口,但是它提出了挽救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方针的转变提出了总体思路。7月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抗议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镇压工农运动的反动行径。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要求中共必须做到: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开展土地革命,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为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再看中共领导层。在四五月份举行的中共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了他的油印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实际上是批评陈独秀。恽代英明确表示赞成瞿秋白的小册子。瞿秋白还与任弼时、蔡和森等一些代表发言批评陈独秀的政治和组织问题报告,罗亦农也对陈独秀的报告表示失望。5月马日事变以后,毛泽东对从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同志们说:“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张太雷领导的湖北省委制定《关于对国民政府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提出“整军经武,准备应变”,准备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力量。蔡和森也提出“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这些思想和主张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许多人的共识。它说明面临革命失败,中共领导人对于革命的转变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和应变之策。

  关于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问题,7月8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作出了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7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方面建议》,其中第三条是“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第七条是“责成中央全会立即着手筹备党的代表会议”,第八条是“立即向中国派遣一名有影响的俄国工作人员”,取代被召回的鲍罗廷。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鲍罗廷主持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不再视事。临时中央政治局一成立,立即着手筹备紧急会议。“七一五”之后,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就隐居在汉口德林公寓,进行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23日,新派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到达武汉。和瞿秋白、张国焘见面。7月26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到南昌向周恩来、李立三传达有关起义的指示,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留在武汉,同罗米那兹一起负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文件起草等各项筹备工作。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从中共中央改组算起有25天,从罗米那兹到武汉算起也有半个月。到8月初,已经拟好了会议的5个文件,确定了会议的各项议程。
 第三,代表多样。

  八七会议是一次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紧急会议,所以出席会议代表的身份就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八七会议共有正式代表21名。其中:

  中央委员10人: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3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

  青年团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湖北、军委代表各1人: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

  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其助手牛曼和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

  从以上情况看,中共五大选出的31位中央委员、14位候补中央委员、7位中央监察委员和3位候补监察委员均未到齐,由55人组成的第五届中央领导机关中参加会议者未过半数。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人如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昌等已赴南昌发动起义,一部分人如彭述之、罗章龙、刘少奇、易礼容、夏曦等不在武汉无法参加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接到了通知,赶到武汉时会议已经结束。因此,地方代表只有湖北、湖南和上海3处。湖北代表郑超麟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是省委书记罗亦农临时通知他参加的。湖南代表是省委书记彭公达。上海代表则是即将赴任的新书记邓中夏。

  会议参加者中青年团的三名代表都是团中央委员,却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党中央的重要会议。这在中共党的历次会议中极为少见。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建国后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1996年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曾感慨地说:“那时能参加这样的会议,现在不行了!”

  第四,会期短暂。

  八七会议原定于7月28日举行,会期一再推迟,等到8月7日,“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会后第四天,新的中央即发文,向全党说明这次会议不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八七会议的会期只有一天。这也是八七会议的一个特点。

  因会期只有一天,所以会议能以日期冠名。这次会议史称“中央紧急会议”、“八七紧急会议”,现通称“八七会议”。这些称谓并非后人所提,而是“与生俱来”。会后第4天即8月11日,中共中央就成立南方局和北方局问题分别致信广东、广西、山东、山西等省委,第一次将这次会议称为 “中央紧急会议”。会后第5天即8月12日,新的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第一号通告,第一次将这次会议称为“八七会议”。此后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在陆续向全党发出的各种文件中,“中央紧急会议”和“八七紧急会议”交替使用。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将其简称为“八七会议”。之后,党的各种文件或会议以及重要领导人的讲话均称之为“八七会议”并沿用至今。“八七会议”因此成为中共党史的专用名词。
第五,议题重大。

  八七会议虽然会期短暂,主题却是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讨论和解决的都是关系党和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会议在李维汉主持下,完成了四项议程。第一,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第二,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工作报告;第三,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关于农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问题的三个议决案;第四,选举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会议的第一大成果,就是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

  会议指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表现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就是完全放弃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不想武装工农,不想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解决土地问题。当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只归于陈独秀个人,会上所作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是,如果不像八七会议那样对过去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批判,要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转变,是不可能的。

  会议的第二大成果,就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决定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这一决定,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要求,又适应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回答了此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要害问题。

  关于武装起义,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重的牺牲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

  尽管时间只有一天,讨论时发言的却有14人56次之多。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右倾错误。有的同志还批评了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从会议记录看,讨论时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发言次数最多的也是毛泽东,一共7次。毛泽东在发言中除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外,还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军事斗争问题。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后来演化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二是农民土地问题。他提出要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同时也要采取一定的办法解决小地主问题,根本取消地主所有制,“如此方可以安民”。这一建议符合湘鄂粤赣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日后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的第三大成果,就是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按照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规定,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

  中央临时政治局组成人员如下:

  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也造成了一些历史的局限。一是对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二是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参加,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所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三是不适当地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的单纯工人成分的意义。四是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

  第六,成效显著。

  八七会议的成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会议之前对即将提交会议确认的精神的实行,另一方面是在会议之后对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

  按照常规,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是在会后贯彻执行,中共历史上的1200多次会议莫不如此,八七会议却是例外。史实表明,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改组之后,就开始了党的方针的转变,并连续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一是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镇压工农背叛革命的行径,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个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决裂。正如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所说:“7月13日我党的宣言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二是7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阶段”,目前“我们党的责任是与新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秋收暴动”“是共产党现实最主要的任务”,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三是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进一步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谴责;同时,苏兆征、谭平山、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声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四是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是八七会议方针的具体实践。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八一起义也是八七会议精神的结果”。五是 8月3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收秋暴动大纲》,决定在四省首先举行秋收起义。上述史实表明,八七会议以前,中共中央新的方针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八七会议是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形式将党的重大决策合法化。

  八七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1月13日,黄麻特委领导的黄麻起义爆发。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除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一部分很快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中国企图通过城市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七,意义深远。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纠正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八七会议以其在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其对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发展的深远影响,而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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