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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最後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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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最後六個月                     

 

王永欽

 19725月,周恩來在檢查身體時發現尿中有癌細胞,隨後被確診為膀胱癌,但他不僅繼續擔負著常人難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著來自黨內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批判極思潮、組閣反對經驗主義等重大問題上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逐步推舉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成為自己的接班人,為中國今後的前途和命運作出了重大貢獻。

  周恩來自197461住院到197618逝世,共做大小手術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動一次手術。只要身體尚能支持,他仍繼續堅持工作。這一時期,他除了批閱、處理一些檔外,同中央負責人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及有關方面負責人談話55次,會見外賓63批,在會見外賓前後與陪見人談話17次,在醫院召開會議20次,出醫院開會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話7次。

  那麼,在周恩來估計到自己的生命還有半年的時間後,他又做了些什麼呢?

  他拖著只剩下30.5公斤的重病之軀,繼續頑強地工作著周恩來住院期間,依然自己動手起草或批閱檔。他歷來反對那種只動腦不動手、甚至既不動腦也不動手的領導作風。每天送給他的檔都由秘書或鄧穎超帶到醫院。看檔時間長了,他感覺很疲勞時,才讓秘書或鄧穎超念給他聽。

  從19756月以後,周恩來由於癌症的折磨,身體極度消瘦,體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清醒地估計到自己的生命還有半年的時間,但他依然繼續頑強地工作著,同病魔、同邪惡勢力進行著最後的搏鬥。

  62,就君陶關於其姐趙世蘭政治歷史問題的申述信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對趙世蘭所作結論進行復查。

  66,會見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威爾西夫人。翌日,會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和他的夫人、女兒及其他隨行人員。鄧小平參加了這次會見。周恩來說,中菲兩國都是發展中國家,同屬第三世界。當馬科斯稱中國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當然領袖時,周恩來說,第三世界應該是一個民主的大家庭,毛主席說過,我們不當這個頭頭。又說:現在會談、宴會,都由鄧小平副總理負責了,給我提供了休息的機會。請你們原諒,我是在病中。我本應該舉行一個家宴,請你們全家,請我們的老朋友羅慕洛(菲外交部長)先生吃頓飯的,但現在沒有可能了。9日,周恩來和馬科斯總統簽署兩國政府聯合公報,決定自即日起兩國建立外交關係。

  69下午,參加了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這一天,是賀龍元帥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616,就326做第三次大手術後的病情及治療情況致信毛澤東,告知這段時間恢復好,消化正常,無潛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斷,癌細胞屢有發現。經與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後,決定提前進行膀胱鏡電燒治療。信中還說: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信中還請毛澤東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

  當晚至次日淩晨,做手術治療。僅一周後,又開始接見外國來賓,同有關負責人談話,審閱報告並作批示。

  723,周恩來最後一次來到人民大會堂,囑咐工作人員對新同志要搞好傳、幫、帶。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見廳,周恩來佇立迎客松畫前,沉思良久。

  824,經過二次治療,他的身體仍很虛弱。在北海公園散步時,他長時間凝望湖水沉思,並對身邊醫務人員說: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826晚,周恩來在醫院會見即將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和賓努親王。在一個多小時的會見中,周恩來熱情地讚揚鄧小平,給兩位親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場的柬埔寨民主團結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回憶說:周稱讚鄧小平副總理,並說有鄧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來所取得的顯著成效,周恩來感到由衷的欣慰。這種欣慰之情,在他以後同外賓的多次談話中也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來。

  在周恩來住院期間,鄧小平是他在醫院裏會見次數最多的中央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期間,周恩來同鄧小平談話次數更頻繁。經毛澤東同意,從7月初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從此,周恩來和鄧小平每隔幾天就要見一次面。單在789三個月,他們在一起開會或談話就有12次,幾乎每週一次。此外,周恩來經常約見的政治局成員還有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吳德、華國鋒、汪東興等。

  829,周恩來同準備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團長華國鋒談話,請華轉達他對西藏人民的問候,並提出要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培養藏族幹部,發展民族經濟。他緊握鄧小平的手說: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進入9月以後,周恩來的病情急轉直下,癌細胞繼續擴散,免疫力嚴重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醫療組不得不取消周恩來的外事接待活動和室外散步。

  93,他同秘書一起清理檔,吩囑秘書,除文化大革命初期有關材料和1972年江青會見美國學者洛葛仙妮·維特克的談話等有關材料外,其餘材料均退回有關部門。

  94,他就3日《參考消息》轉載香港《七十年代》編輯部專稿《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作出批示,要羅青長、錢嘉東找王昆侖、屈武等對有關蔡省三的材料進行分析弄清真相。批語最後,周恩來用顫抖的手一連寫下了4字。

  97,周恩來不顧病情的嚴重惡化和醫護人員的一再勸阻,堅持會見了伊利耶·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這是周恩來生前的最後一次外事活動。當談到自己的病情時,他坦然而又肯定地告訴客人: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接著,他充滿信心地說:我現在病中,已經不能再工作了。鄧小平同志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們可以完全相信,鄧小平同志將會繼續執行中國黨和政府的內外方針。這次會見,只有短短的15分鐘。

  915,周恩來在與人談話中,就近期報刊宣傳開展對《水滸》評論一事指出:他們那些人(四人幫”)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920日下午,周恩來做住院後的第四次大手術。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和鄧穎超等來到醫院手術室外守候。

  周恩來清楚,施行這次手術的後果很難預測。為此,在做手術之前,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在進入手術室前,他要工作人員找來自己1972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錄音記錄稿,用很長時間仔細地看了一遍,用顫抖的手簽上名字,並注明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一九七五、九、二十。第二件事是,在生死難料的情況下,他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託給老戰友鄧小平。在進入手術室的前一刻,躺在推車上的周恩來示意停下,輕聲問道:小平同志來了嗎?”鄧小平立刻跨步上前,靠近推車。周恩來吃力地抽出手來,緊緊握住鄧小平的手說: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周恩來的話,一方面是對鄧小平的工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鼓勵他繼續大膽地幹下去;一方面警告張春橋一夥人:我和毛澤東同志是堅決支持鄧小平的,你們想打倒他,黨和人民是絕不會饒恕你們的!第三件事是,在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以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遭受四人幫誣衊時的嚴正態度。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

  長達5個小時的手術,對極度虛弱的周恩來來說,又是一次嚴重的考驗,但他堅持了下來。手術過程中,醫務人員發現周恩來體內的癌細胞已擴散到全身,無法醫治了。鄧小平只能指示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1024日,周恩來又做了第五次手術。這次手術後,周恩來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

  928,在病床上的周恩來,接見前往參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成員,請他們轉達他對新疆各族人民的問候。

  這一年10月,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40周年。在鄧小平等支持下,北京軍區戰友歌舞團衝破江青一夥阻撓,在10月中旬重新演出由肖華作詞的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當長征組歌重新演出後不久,鄧穎超即打電話告訴有關部門:總理在醫院裏很想再看一看、再聽一聽長征組歌。不久他收到了長征組歌的錄音帶。長征組歌,特別是那首《過雪山草地》,是周恩來十分愛聽愛唱的一首歌曲:

  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雪山低頭迎遠客,草毯泥氈紮營盤。/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饑志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

  這首頌揚紅軍英雄氣概和頑強鬥志的歌曲,仿佛又一次把周恩來帶回過去那艱難困苦的歲月,成為鼓舞他堅持工作、忘卻病痛和勞累的巨大力量。

  一再叮囑鄧穎超:死後不要保留骨灰。他對身邊醫務人員說: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

  在周恩來住院期間,他的妻子鄧穎超經常守候在丈夫身邊,從精神上給周恩來更多的關懷和慰藉。在充分估計到自己的時間不長了的時刻,對於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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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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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炜,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辽宁省新民县人,1951年参军,1954年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起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1983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著有回忆录《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等著作。

  
周恩来逝世 邓颖超作最后的诀别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病倒了

  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杰出的女革命家,解放前的多年艰苦生活和解放后超负荷的重压,使邓颖超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这位顽强的老人虽然在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但在心底却已经不能适应一次次难以向任何人倾诉的心理压力,终于,到了1988年,这个刚毅的老人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质上的病变,她还患上了轻微的帕金森氏症。对于邓颖超得的这个病,赵炜一直不敢向外界透露,因为在她的心目中,仿佛这样的经历会影响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其实,邓颖超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人们只有了解了她那些平凡的生活,才会对她在革命生涯中的不屈不饶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邓大姐的身体一直不好,进城后诊断有高血压和冠心病,曾动过胆囊手术,不久又因胆管结石再次手术。这时,她已是一位近八旬高龄的老人。1982年,在邓大姐身上出现了巴金森氏病的症状,但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

  1983年,邓大姐开始担任政协全国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她在这个岗位上勤勤勉勉工作了五年。那时,邓大姐年岁已高,到哪儿我都小心翼翼地扶着,生怕出事。可怕也不行,在建国三十五周年招待会上,就因为一眼没见着,邓大姐就摔了一跤。

  那天,邓大姐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后正好遇见经普椿同志,她们两人已经好久没见面了,当时一见就高兴得拥抱起来。这时一位摄影记者想照相,我就主动往边上躲躲,我刚离开,邓大姐就不知怎么摔了一跤,当时把我脸都吓白了,扔下手里的祝酒辞和披肩就把她扶了起来。医生、护士都赶过来,在场的中央领导也关心地问邓大姐还能不能讲话,因为此时离大会正式开始只有十分钟了。

  还好,邓大姐没什么事,她表示不会影响讲话,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那天,我把邓大姐送上主席台后一直站在她身后。其实,在这之前,邓大姐就经常出现站立不稳的情况,有时还好像要摔倒,我总是提醒家里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别出事,没想到自己陪邓大姐出来就摔了一跤。事后我对邓大姐说,您要真摔个好歹,我也不活了。邓大姐说那不能怨你呀。我说,可这是我的责任呀。出了事我没法向党和人民交待,更对不起周总理对我的嘱托。从那以后,我陪邓大姐出去时就更精心了。在心里,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原则:不管邓大姐出现任何情况,我都要耐心细致地把她把她照顾好,因为我答应过周总理。

  1988年3月,邓大姐退了下来,此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两年以后,邓大姐的身体明显衰弱,那一年因为感冒和肺炎,她先后住过五次医院。到了1991年7月27日,邓大姐又一次住院了,病因还是因为肺炎引起的高烧。邓大姐的情况可能不好,我心里有点紧张,要知道,一个星期前她刚从医院出来,如今又因为同样的病症住院,而且高烧不退,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悄悄问医院的钱主任:“邓大姐这次住院是不是出不去了?”他迟疑了一下坦然说:“有可能,做好准备吧。”钱主任的话令我心里一颤,我告诉大家要做好邓大姐长期住院的准备,大家也都明白感情代替不了现实,我们将要面临的是最坏的结局。

  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住院后的第五天,经中央批准,邓大姐接受了一次手术,以后她的情况略有好转,在江泽民和李鹏来病房看她时还能清楚地同他们讲话。到了8月17日,邓大姐开始出现肾衰,昏迷中的她已经不认人了,我们也已经开会研究她的后事。但邓大姐的生命力十分顽强,经抢救她又脱离了危险。那次,她醒来后我正好回西花厅办事,值班的同志一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赶回医院。没想到,邓大姐见到我居然不认识了,可对其他同志却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难过也很奇怪,就问医生是怎么回事。医生说,当病人长时间昏迷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越熟悉的人越不认识。他让我别着急,慢慢情况就会好。果然 ,一天以后邓大姐认出我了。后来,当同志们告诉她清醒后最后才认出赵秘时,她居然还有点不相信。

  病情好转后,邓大姐在院中见到了许多来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她还惦着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八十周年校庆,给师生们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

  1992年1月23日,邓大姐在医院里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她正好88周岁。邓大姐生日那天很热闹,来的人也格外多,除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现任总理温家宝同志也来了,我们瞒着邓大姐,把隔壁房间布置得喜气洋洋。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去推邓大姐。我对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到隔壁房间去看看。邓大姐说:“你们就爱搞这个,我最不爱过生日了。”“您不过也得过,这是我们大家的心意。您 今年88岁了,日本人叫‘米寿’,吉祥呢,是个好日子,您身体会好起来的。”说着,我就用轮椅把她推到隔壁。邓大姐一过去,屋子里就热闹起来,有称“邓大姐”的,有叫“邓妈妈”的,还有喊“邓奶奶”的……这一天,邓大姐在大家的祝贺声中过得很愉快。

  1992年的夏天来临了。从6月下旬起,邓大姐的情况就一直不稳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闷,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还没吃完饭,邓大姐突然让护士叫我,说有事要和我说。我马上来到她的床前,这时邓大姐拉着我的手清楚地说:“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大姐,别这样说,你养养神吧,该睡午觉了。”我强忍着泪水劝慰邓大姐。

  邓大姐当时为什么要同我说那样一句话,也许那次醒来她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将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但7月9日中午确实是我和清醒的邓大姐见的最后一面。

  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到了10日早晨,邓大姐的情况更糟了,她脉搏加快,呼吸缓慢,医生说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报告。为防不测,下午我和警卫秘书高振普、保健医生季建华一起开始安排邓大姐的后事,哪些需要我们做,哪些要请示报告,整整列了两大张纸。同周总理去世时的情况不同,此时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0日晚上8点左右,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我趴在邓大姐耳边向她报告,她用微弱而沙哑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这是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

  那天夜里,我起来看了几次,邓大姐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到了11日清晨五点多钟,护士叫邓大姐,她没有任何反映,我就急忙起来趴在她床前喊:“大姐,我是赵炜,您听见没有?您要听见就睁睁眼睛点点头。”但邓大姐别说睁眼睛,就连一点儿反映也没有。这时她的血压和脉搏都降了下来,我和护士分别去叫人。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大姐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她老人家走得十分安详。病榻前,我吻着邓大姐的额头,两行长泪顺着脸颊流下……

赵 炜 泠 风
2009年07月21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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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天安门五一晚会 周恩来眼里的林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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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1971年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的五一节,毛泽东最后一次上了天安门,却没有想到,林彪竟然不辞而别,让参加五一观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宾客不胜惊讶。这其中传递出的信息是耐人寻味的。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野心被毛泽东挫败,从此便与毛泽东水火不相容。而距天安门五一观礼仅四个月后,林彪就阴谋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落座一言不发

1971年的五一节。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6个年头。用当时的话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

这天晚上,毛泽东比较早地来到了天安门的休息室里,他穿上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由于不是经常穿,衣服显得不是那么贴身。平时不修边幅的毛泽东,帽子也没有戴好……

按照预定的时间,焰火晚会就要开始了,还是不见林彪的身影。

周恩来有点着急,他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林彪在什么地方。还是没有消息。

工作人员进来,请他们到城楼参加晚会。毛泽东站起身,对旁边的西哈努克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自己往外走去。这时林彪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

这天的桌子是这样摆的———毛泽东的身边是西哈努克亲王,再旁边是董必武同志,他是国家代主席,他在这个位置是当时的一般排法。



毛泽东(后左二)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后右一为林彪

对于林彪没有到,毛泽东不露声色,通过翻译和西哈努克交谈着。

林彪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他披一件军大衣,本来就没有什么肉的脸上,几乎是没有任何表情。他很清楚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便直奔那个属于他的座位。

按照正常情况,他应该和毛泽东打招呼,也应该和外宾打招呼,但今天他没有,他落座后一声没吭,这是够反常的。

没打招呼就走了

更叫人惊奇的是,林彪在这里待了一小会儿就走了,而且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周恩来以为他是上卫生间了。好半天不见他回来,周恩来起身让有关的人去问,才知道“林副主席”已经走了。

这太反常了!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场合,不辞而别就是一种难以表述的东西……中国的老百姓可能还不知道,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要当国家主席,被毛泽东看出了他的政治野心,“翻了车”。他已经开始秘密活动,准备和毛泽东分庭抗礼了。
可以说这个晚上,周恩来是没有什么心思看焰火的,他对林彪的行为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更担心的是这事情怎么和全国人民说清楚———第二天这是要见报的呀!是要上电影、是要上电视的呀!

所以,他知道林彪确实已经走了之后,就把当时的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叫了过来。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了没有?”

“他来了没有几分钟就不见了,来不及……”

“我问你拍了没有?”

杜修贤知道,自己拍的那一张无论是构图还是光线都不太理想,所以说话有点不太利索,他说:“照了一张,就一张……”

“电影电视呢?”“不知道。”

其实老杜看到他们在等时机。“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人叫来,都叫来!”

周恩来一脸严肃的表情,确实有点叫人害怕。

周恩来火了

杜修贤赶快跑去找人,不到十分钟,这些无冕之王都到了总理身边。

周恩来开门见山,问:“电影拍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镜头了吗?”

“没有。”“那么电视呢?”“没来得及。”“没有拍到,对不对?”

大家不敢吭声,听周总理说话。“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都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说好不来参加活动,我亲自去请他,这样的活动是面对全国人民,面对全国观众。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照相机摄像机,拍呀,你们为什么不拍呢?”

有个同志说:“我们想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谈话的镜头。”

周恩来火了,他说:“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在这里坐了一会儿没有?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头脑里不知在想什么。记者难道不懂得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是等来的吗?”

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还是不多见的。

记者们被他的批评吓坏了,会场上没有一点声音。最后,周恩来放缓了口气说:“今天的情况有点特殊,你们的工作是有难度的,这一点我清楚。但你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记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准备……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太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最后,总理选定了一张照片,还指示说:“都要用这张照片。”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此事在新闻记者中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视的。

人们看到了林彪的一些表现,看到了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一些情况。他并非是时时事事紧跟毛泽东的,也不是时时高举语录本重复毛泽东的话的。

看来他真的要和毛泽东分庭抗礼了。这在几个月后得到了证实。(■摘自《文史精华》)

解密照片:林彪出逃前的五一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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