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張純如:死比生讓人學到更多東西
編者按:近幾年,還沒有那一位華人的去世在美國主流社會和亞裔社區引起如此大的震動,而《南京大屠殺》一書的作者張純如最近不幸去世,卻在北美大地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據不完全統計,美國有230多家報紙、電臺、電視臺播放了這一消息,這在近年是非常罕見的。人們為什麼對這位華裔女作家如此惋惜和哀悼,除了她的正義、勇敢、執著、求實的崇高精神以外,還有沒有其他原因呢?記者在紐約從大量的悼念活動和文章中,僅摘記一小部分,以讓國內的讀者更多地瞭解這位值得人們永遠懷念和尊敬的偉大女性。
11月9日,張純如女士結束了自己36歲年輕的生命。在她短暫的一生中,忍受著巨大的精神痛苦,卻留給了我們整個民族一段難忘的記憶。憑藉這一記憶,提醒更多的美國人、加拿大人和西方社會,讓他們瞭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在亞洲那塊古老又多災多難的土地上,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曾遭受過怎樣的人間浩劫,又有著如何難以形容的刻骨銘心傷痛。而又因為這傷痛,使無數海外華人即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能在一呼一吸之間感覺到彼此的血脈相聯。張純如讓我們無法忘記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里。
張純如心目中的南京
張純如(IRIS CHANG)是一個1968年3月28日生於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美國籍女孩子。她的父母上世紀60年代從臺灣遷移到美國中西部,她自己從降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美國公民。她能說一口還算流利的中文,可是她不能閱讀和書寫中文。因為對於她來說,英語才是她的母語。
純如,語出自《論語八佾篇》:“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如也,繹如也,以成。”純如,意思是和諧美好。純如,是一個中國血統女孩子的名字,是我華夏同族,是我們的同胞,是千千萬萬人都不會認錯和忘懷的那個美麗的華裔女性。
可以從“純如”這個名字裏嚼出不同的滋味來:語出《論語》,那是父母思念故國的苦澀;含義美好,那是父母美好寄託的香甜;本意和諧,那是父母對不能融入美國族群擔憂的酸楚。因此,生在美國的張純如會說中文。在談話中,經常會提到遙遠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個叫南京的大城,在那一年那一城發生了些什麼?有關她的祖父如何逃離那座人間地獄般的烈火熔城,有關滔滔長江水如何在一夜之間被鮮血染成了紅色……
沒有證據表明張純如和她的父母看過黑人作家哈利所寫的家史小說《根》,是否看過書裏的這句話: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知道自己是什麼人,是從哪兒來的。但是,張純如的確在學校圖書館裏找過,找英文歷史書裏關於1937年南京發生的那場血腥災難,那些被她父母重複過不知多少次的情景。可是她失望了,沒有1937年,也沒有南京,更沒有紅色的江水。
如果這些事情不曾真的發生過,那麼所有父母講述的關於中國的一切究竟是事實還是憑空想像?於是,中國就成為一種虛幻的概念。沒有1937年,沒有南京,沒有中國,世界上也就沒有張純如。沒有根的人,連名字都會丟失掉。
1994年12月,當張純如在加州矽谷聖荷西郊區的庫帕提諾,生平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黑色照片時,感覺到了無比的憤怒,這種情感的強烈程度大大超過了張純如所能產生的情感烈度。的確有南京,的確存在大屠殺,但是為什麼有人否認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說類書籍裏,在屠殺發生後近60年居然沒有一本提及這段本不應該被遺忘的歷史。
各種資料觸目驚心
約翰.拉貝,德國納粹黨員,從1937年9月開始,一直到1938年4月為止,拉貝先生被選為南京國際安全區主席,主持安全區難民的保護工作,這段時間正是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期。他從日軍的刺刀下救下了25萬中國人的生命。作為侵華日軍大屠殺的見證人,他的日記詳細記錄了500多起慘案。張純如女士為撰寫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收集資料,“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通過她與拉貝的孫女賴因哈特夫人取得聯繫,進行了跨越大西洋的尋覓,終於使屠城血證《拉貝日記》公諸於世,重見天日。也使得中國人民找到了這位“中國的辛德勒”。
魏特琳女士曾經在中國擔任神職人員,身後留下了一部日記。其中1937~1941年期間的日記,約占其全部日記的四分之一,詳細記載了她在金陵女子學校親見親聞親身經歷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及在此後數年間日軍在南京實施殖民統治的情況。她由於保護南京婦女免于日本侵略軍的蹂躪,而為南京市民所銘記。這些日記、報告與文章等在美國耶魯大學特藏室裏沉睡多年,於1995年被張純如女士發現,並公諸於世。
張純如在伯克萊大學演講結束後,進入提問時間。第一位發問者是一位亞洲男士,來勢洶洶地一邊走上前一邊語帶恐嚇地說,他們的團體正在搜集資料,要證明張純如書上所寫、所說的都是謊言。當時氣氛頗為緊張,但張女士卻神態自若地回復說,她歡迎任何的新的可靠的資料,又說:“尋找真理是我感興趣的事。”她再強調自己不是特意要為日本人抹黑,因為她深信這也是人性的問題,所有人都應該自我警惕,從歷史獲得教訓。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殺60周年。張純如歷經兩年,在南京訪問了14位倖存者,參閱上千頁的歷史文獻,在各種觸目驚心資料的基礎上出版了她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殺》。這本書一經問世,震驚了英語國家,在美國連續數月位於排行榜首位,並且被評為年度最受讀者喜愛的書籍。在隨後數年內再版十餘次,印刷接近100萬冊。她用她的努力和勇氣,直面那一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告訴世人:“人類殘酷對待人類,用慘無人道的手段虐殺人類同胞的歷史紀事,是一段漫長而悲傷的故事。如果要將這類恐怖的故事作一比較,那麼,在世界歷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強度與規模上,能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南京大屠殺相抗衡。
忘記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
張純如說:“忘記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美國評論家威爾在聽完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殺虛構論”和看完她的書後說:“由於張的這本書,她終結了對南京的第二次強暴。”當屠殺真相被掩藏時,屠殺永遠都是屠殺。只有屠殺為世人所知時,冤魂才能遠離追殺,成為歷史上的定格。
她可能都不知道,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華人在偶然間拿起這本《南京大屠殺》就再也不能釋手,一氣讀完,淚流滿面。有太多這樣的故事,有太多這樣的人,在美國、在法國、在馬來西亞,在飛機上、在書店裏、在網路中。有移居海外30多年的老華僑,有在南洋的第四代華人,他們不能停止閱讀,因為那些文字疼痛而灼人,因為那些文字就烙在他們的根上。
有位老華僑說:作為一個來美定居30多年的“老華僑”,我很有“理由”不關心中國文化。比如說:對中國歷史社會感到很遙遠;既已入美國籍,落地生根;現實生活忙碌,哪有時間去想那麼遙遠、那麼抽象的事;況且中國問題那麼複雜,我這樣一個文化邊緣的人能起什麼作用?可是4月17日那一天,我在柏克萊大學聽張純如講南京大屠殺後,我的種種“理由”不得不丟進字紙簍。假如張純如、拉貝都那麼關心中國,我作為一個吃中國奶水、在中國文化土壤生長過,後來移民來美國的“老華僑”,真的沒有理由不關心中國大地的一切嗎?
可是,在用記憶絲線穿起無數同胞的同時,回顧這一段人類史最黑暗最恐怖的歷史,張純如也在忍受著巨大的精神煎熬。有什麼人能在面對自己的同類,自己的同族被暴行殘酷蹂躪的時候不會覺得撕肝裂膽、目眥欲裂呢?在《南京大屠殺》一書的寫作過程中,張純如經常“氣得發抖、失眠噩夢、體重減輕、頭髮掉落”。她一個人替我們所有人完成了一項我們60年都未完成的責任,因此她也承受了我們所有人內心的折磨和痛苦。
華人對北美發展有巨大貢獻
寫完第二本書之後,張純如把目光轉向了150年前的美國。在那裏,也有一群無聲的同胞。作為苦力,大量華工從19世紀中葉進入美國,充當金礦礦工、鐵路勞工。1865年,華人移民的人數激增至5萬人,其中90%都是青年男子。同年,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招收了第一批50名中國勞工。看到中國人能吃苦、工資要求低,又十分順從,這家公司便開始大量招收華人,總共有10多萬華工參加了美國鐵路的修築。
華人的付出,為美國鐵路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的吃苦精神和工作水準甚至超過了愛爾蘭勞工。1869年4月,一位雇用了華人勞工的老闆說,他的工人每天可以鋪設16公里鐵軌。另一個雇用愛爾蘭勞工的老闆不服氣。前者就表示願以1萬美元來賭個輸贏。結果,華人勞工在12小時45分鐘的時間內鋪完了16公里多的鐵軌。
在修完鐵路以後,美國人擔心中國勞工搶了他們飯碗,美國開始排華。1882年通過了排華法案,將華人趕出美國。150多年過去了,這些吃苦耐勞,為美國建設做出卓越貢獻的同胞卻被淡忘,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張純如為了他們,也為了她自己,寫了自己的第三本書《美國華裔史錄》。
張純如說,她12歲那年,一位白人同學問她,如果中國和美國發生戰爭,你會站在哪一邊?張純如說,到現在她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件事讓她認識到,雖然她出生在美國,但在美國人的社會定義中,她不是美國人,而是擁有美國國籍的華人。因此,為了讓人們認識到華人其實也是美國人的一部分,他們為美國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她寫了這本書。
通過這本書,張純如意識到“華人在美國的經歷不是一條漸進的單線。他們作為模範少數族裔之一,並非像某些少數族裔那樣是從受迫害的社會最底層漸漸發展到社會上層的。華人在美國處於周而復始的迴圈,美國社會對華人一直在容忍、接納、疑慮和恐懼中旋轉。”她依然同時站在鏡子的兩面,痛苦地掙扎。張純如曾經表示,她把《美國華裔史錄》一書當成是“她個人寫給美國的情信”,可是這種情懷又有幾人能懂呢?
生命不息探求不止
張純如再次以IRIS CHANG的身份上路了。這次她以更大的胸懷,為她的第四本書進行研究旅行。這本書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菲律賓巴丹半島和日軍作戰的美軍坦克營官兵,他們後來被日軍拘禁並殘忍虐待。在一次外出做調查的旅行中,張純如身心崩潰,不得不住院,住院後她繼續與抑鬱症抗爭。從《南京大屠殺》到她近來準備寫的美國二戰被俘軍人受日軍虐待的歷史,都是盡顯人性惡劣、殘忍血腥的歷史。這些內容也與張純如的病因不無關聯。
悲劇最終還是發生了,2004年11月9日,在她最後給家人留下的字條中說,希望他們記得那個沒生病前的張純如,那個“曾全心投入生活”的張純如,那個“為事業、寫作和家人獻身”的張純如。
她希望家人記住誰?究竟是張純如還是IRIS CHANG?記者曾在一本書的封面上看到過張純如的親筆簽名,字如其人,3個字寫的非常工整,每一筆都一絲不苟。中英文兩個名字排在一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她曾丟失過張純如這個名字,後來她又找了回來,而且為很多人找回了兩段極為重要的歷史。但是這好像依然不是她想要的答案,她還在這世間不斷尋找著。
如今世間再沒有了張純如的身影,在她身後也無從寄託讀者的哀思和感激之情。惟有風從遠方吹來,也許只有在那遙遠風聲裏,依稀還有著她的氣息,還有她找尋的腳步聲。
張純如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表示:“我認為早婚對我的事業很有幫助,這樣我就將本來會花在約會和建立男女關係等上面的精力和時間,放在我的寫作上。”張純如稱丈夫是自己的“最好朋友,經濟籌畫人,精神諮詢家,按摩師”,雖然種族不同,但彼此有很多共同點。她希望將來有三個孩子。張純如的兒子叫克裏斯托佛·道格拉斯,2歲3個月大。
張純如為何自殺?
許多人在得知張純如自殺的消息後,都有一種心被刀片似地劃了一下,震驚,無言。許多人從未見過張純如,但她的死卻讓千千萬萬人格外心痛。張純如在談她的作品《美國華裔史錄》時談到,如果你的寫作是因為害怕出版後的結果會引起爭議,那麼你一定要完成。現在,張純如走了,即使再堅強的女性,遇到張純如面對的壓力,也會難以忍受下去!她為何自殺?此間有專家分析,有兩個原因是不可分的:對人類的絕望和憂鬱症讓她不能自拔,外界的壓力使她整日處於驚恐不安之中。
對人類的絕望,是張純如自殺的宏觀原因。她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殺》和《美國華裔史錄》,硬封面厚得像磚頭,拿在手裏很沉。她要花多少時間和精力做採訪調查,才能寫出這樣兩本書。讀她的書,許多讀者都會對人類的獸性和仇恨,產生憤怒與絕望。作為作者,張純如不僅在寫作的準備和動筆中要忍受這種憤怒而絕望的煎熬,而且在這兩本書的宣傳和推銷中,還要不斷地重覆這種煎熬。她的憂鬱症也許早在那時就已埋伏下來了。這很可能連她自己都沒有預料到。當她意識到時,卻可能太晚了。
張純如這兩本書的社會價值和歷史意義是劃時代的。《南京大屠殺》一書被《紐約時報》稱之“60多年首次打破中、日、美國的沉默”,用英文向全世界詳盡地揭露日本當年的獸性之極。張純如也因此不斷收到日本極右派的恐嚇與騷擾。因《南京大屠殺》的影響力,《美國華裔史錄》比任何以往有關美國華人的書都引起重視,雖然美國主流社會對此無動於衷。
這個世界適者生存變得越來越殘酷,人自私的本性從未改變,個人和作為人的集體的種族或國家,所作所為無不打上自私的烙印。這種烙印,在某既定時刻是不可思議的獸性、仇恨和喪失良心或無動於衷。中文有句名言,“士可殺不可辱”。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英文沒用“大屠殺”而用“強姦”來命名,更讓華人感覺強姦比屠殺感到恥辱。
這樣一個恬靜內向的女子以心血和淚水寫出這兩本帶來爭議的書,需要異常非凡的毅力和勇氣。可是,且不說亞洲各國人民向日本清算血債的事情至今尙未結束,就是和日本人民友好不等於不需要把歷史問題說清楚的關係,至今還有很多人沒有搞清。人性若不過如此,的確可悲。但願,有一天我們的後代會意識到張純如這兩本書的價值。
拋下了丈夫和孩子,張純如去了,才36歲。難道她的憂鬱症那麼強大而使其一無反顧選擇了自殺?也許,她內心有秘密,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我很肯定:她所寫的內容迫使她要經歷心理磨難,這是不可避免的。她在撰寫這兩本書的過程中,一定掉了很多眼淚,悲慟和哀傷一定常籠罩她的內心。這對她的神經內耗太大。而來自外界的威脅和恐嚇,更加速或直接引發了憂鬱症,使得噩夢老是光顧她,她無法擺脫。她是內向的女子,獨自消化,以致精神崩潰。
張純如活得很認真,很正直,而現實告訴她,世人像她那麼執著地要瞭解歷史真相和答案的人並不多。歷史和現實重疊地違背了她的意願。最後,她一走了之。這絕不是她的錯。甚至她生前可能從未想到要走這條路。只是她太喜歡寫作,只是她祖父的故事沒有足夠的資料讓她尋找真相和答案。於是,她自己尋找。當她找到了真相和答案,卻為真相和答案獻出了生命。
死比生讓人學到更多的東西。張純如為何自殺?世人在詢問中,再次堅定了信念:只要歷史真面目被人遮掩,犯罪者就永遠得不到世人的原諒和尊重。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歷史上犯下的暴行吞噬了無數無辜的生命,如今又讓歷史學家張純如走上了絕路,但願張純如的死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反思和啟迪。(人民網駐聯合國記者 鄒德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