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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島長崎原爆成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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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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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後三小時,攝影師松重美人在距離爆炸中心地2.3公里的禦幸橋頭拍下了現存的爆炸後第一張照片。圖中圓圈內就是當年的坪井直

廣島、長崎———目前為止世界上僅有的兩座被實際應用原子彈的城市。儘管現在的現代化城市樓宇林立幾乎要將60年前的創傷遮蓋,但是兩個城市的原爆中心點紀念碑在周圍的建築物中都還依然顯得非常雄偉,介紹原爆情況的地圖上也都用一圈圈的圓環標明了每個點與爆炸中心的距離。我在與原爆受害者接觸時,發現他們總是能夠清楚地說出自己當時大約在距離“中心點”多遠的地方。或許在廣島和長崎人的心中,除了東西南北,原爆中心點也是一個永遠無法磨滅的座標。


    美國對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來結束戰爭到底是對是錯?對於這個60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身處其中的廣島和長崎受害者以及他們的後代似乎卻並不熱衷。他們最大的心願清楚地寫在死難者慰靈塔上:希望類似的災難不要再降臨在其他人身上。去年4月份,廣島和長崎兩市的市長發起了全球在2020年以前廢除核武器的號召。一些倖存者們還拿出了自己的實際行動:拖著病弱的身體奔走忙碌,不惜一次次揭開自己的傷疤,向世人講述戰爭的殘酷。記者採訪到的兩位元倖存者都是被自己的母親從死亡邊緣挽救回來,他們解釋說:“我的第二次生命是母親給的,怎樣利用母親給的生命是我永遠的課題,而對和平的追求無疑是最有意義的。”

    “淚水模糊了我的相機取景器”

    拍下廣島原子彈爆炸後第一張照片的攝影師松重美人自述

    松重美人:日本中國新聞社攝影師、廣島師團司令部報導員,拍攝照片時32

    那天,因為半夜聽到了空襲警報,從黎明之前我就一直呆在司令部分部裏。後來警報解除了,我回到距離爆炸中心大約2.7公里的家中。我吃過早飯正準備去上班的時候,爆炸發生了,我看到了一團藍白色的火焰,就像大量鎂在我眼前燃燒。我被巨大的氣浪拋到牆上,身上像有無數針紮一樣疼。

    後來我從牆上震落的灰泥渣中找到了相機。爆炸後大約三四十分鐘,我拿著相機和一卷膠捲沖出家門。我從禦幸橋沿著車道往廣島市政廳的方向走,但是一路上已經成為火海,到處都是想要逃走的受傷者和正在滅火的消防隊員,我根本無法進入城市中心。我於是再次返回禦幸橋。這裏聚集的人們都是從火海裏逃出來的,我看到他們的頭髮都被燒焦,全身都覆蓋著焦黑的灰燼,受傷的皮膚耷拉在身體外面。

    “我應該在這裏拍照!”我拿起掛在脖子上的相機卻無法按下快門,因為我看到無數垂死傷患的眼睛在盯著我,他們用虛弱的聲音說著“救救我”,或者“請給我一點水”。一個孩子撲向面無表情的母親,另一位元已經處於半瘋狀態的母親抱著自己年幼的孩子,一遍一遍地呼喊“睜開你的眼睛!睜開你的眼睛!”天啊!這裏是一片地獄!我知道自己這時候應該工作,卻無法這樣去做。大約20分鐘之後,我終於拍下了第一張照片,然後我又走近10步,拍下了第二張。比起他們,我被碎玻璃劃破所受的傷實在是太輕了。我的眼淚湧出了眼眶,順著面頰流到相機取景器裏,眼前變成模糊一片。這是我永遠都無法忘記的場面。

    火焰在繼續燃燒,呆在這裏並不安全。我盡力去鼓勵那些躺在地上的傷患,“軍方的救援就要來了,千萬別放棄!”我真的不想把他們丟在這裏。

    大火幾乎把廣島全部燒毀,大約到下午兩點才熄滅,太陽從濃煙中投下光芒。我在城市廢墟裏走了三個多小時。整個城市到處是屍體,有些已經支離破碎。我看到在一座建築物的入口處屍體被堆起來,有些人依然有微弱的呼吸。


    廣島大學游泳池裏曾經滿滿的水已經完全被大火蒸發,裏面躺著五六具屍體,他們一定是為了躲避大火才跳進去的。這是真的世界還是地獄?我像一具行屍走肉一樣沒有任何思想地在這個城市裏遊蕩,在滿目的廢墟中竟然絲毫感覺不到痛楚。我已經不能工作。在這三個小時裏,我只用了一次相機。

    如今,當年的照片底片早就逐漸發黃,但是每到夏天來臨,我頭腦中那些地獄般的景象依然像當年一樣清晰。

    “我能活到現在已經很幸運”

    ———訪原子彈爆炸受害者、廣島原子彈受害者協會會長坪井直

    19458611點多鐘,也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枚實際投入使用的原子彈在廣島爆炸後三小時,日本中國新聞社攝影師、廣島師團司令部報導員松重美人在距離爆炸中心點2.3公里處的禦幸橋頭拍下了災難後的第一張現場照片,後來它一直懸掛在廣島和平紀念館的最顯眼位置。在這張照片上,有一個靠著牆根背對著鏡頭的身影,他就是如今的廣島原子彈爆炸受害者協會會長坪井直。當年20歲的青年學生,如今已經是80歲的白髮老人。

    除了頭頂上的疤痕印記,從外表上幾乎看不出這位老人曾經經歷過非同尋常的創傷和痛楚。他甚至比一般的日本老人還要整潔體面,雪白的襯衣,合體的西裝馬甲,深紅色的領帶,頭髮也梳理得一絲不亂。記者甚至覺得,他身上有一種連健康人都少有的活力和樂觀。

 向中國道歉多少次都不算多

    坪井直老先生對中國記者非常熱情,為了方便採訪進行,他親自動手重新佈置房間裏的桌椅。“我的哥哥是在徐州戰死的。我本人10年前曾經訪問中國的北京、南京、無錫、上海等城市,目的是表示歉意、探討和平,當時承蒙中國人民的友好款待。那次,一位中國書法家送給我的‘永遠’兩個字直到現在還掛在我家裏。我對中國人的感情只能用‘感激不盡’來形容,日本曾經對中國犯下了那麼嚴重的罪行,可中國人對我們是這樣的寬容大度。雖然日本首相曾經道歉,但我覺得這樣的道歉幾次都不算多。只要亞洲國家認為還不足夠,日本應該隨時準備道歉。我甚至覺得,即使當時中國提出放棄戰爭賠償,日本又怎麼能夠輕易接受呢?”老先生落座後的第一番話,一下子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老人還告訴我們,自己的孫女正在學習中文。如果有機會,他這個秋天還要到北京去。


    ■廣島的河流漂滿屍體

    記者正在猶豫該用怎樣的方式把話題引向原子彈,才不至於讓這位老人突然滑入悲傷之中,坪井直老先生開始主動講述自己在194586那天以及以後的經歷,他的語調平靜、坦然,很難聽出想像中的怨恨和愁苦。

    60年前,我才20歲,正在念大學。194586早上八點十五分,我正在上學路上,走到距離爆炸中心點大約一公里的時候,突然就被一陣暴風吹跑了,同時我就看到大火球掉下來,銀色的,還帶一點點紅。我記得自己一會醒過來,一會又昏過去,周圍全是黑黑的,什麼都看不見。當我能夠掙扎著看一看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全身都是黑色的,手、腳、胳膊全都燒焦了,襪子下麵的皮膚繃得緊緊的。當時我穿著長袖襯衫和長褲,胳膊肘和膝蓋以下的部分全都燒飛了,其他部分也成了布條。我的肩膀流著黑色的血,一直流到燒焦的手上,又從手指尖滴到地面上。腰部、臀部也流出黑血,順著腿往下流。後來還聽人說,我的臉當時早就焦黑一片,耳朵也撕掉了,耷拉在肩膀上。”

    “多虧我的母親,我才能夠起死回生。住院的頭三個月裏,醫生天天跟她說我明天會死去,但她一直沒有放棄。第二年夏天,我終於能夠扶著牆站起來,在地板上爬。從那以後,我又住院十次,有三次是病危狀態。直到現在,我有貧血、心臟病等多種疾病,第二次癌症正在接受治療,每天三次要吃五種藥,兩個星期打一次點滴。”

    ■對美軍從仇恨到理智

    以平靜的語調結束自己的講述之後,坪井直老先生坦率地向我們說出了他對於投下原子彈的美軍所懷有的心態轉變:“我從小受軍國主義教育,從原子彈爆炸以後一直非常仇恨美軍,發誓要報復,當時甚至抱著只要給我一件武器就要跟美軍拼命的決心。這種心態持續了一段時間。”


    “後來,我逐漸學習了包括世界史在內的很多知識,開闊了視野,明白了如果戰爭一直延續下去,全人類都不可能實現幸福,這樣我的心裏獲得了一點安慰,不再一味憎恨美軍。當然,對於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等這些下令生產和投擲原子彈的美國領導人,我的憎恨感情直到現在依然無法釋懷。畢竟,他們給我的人生帶來太大的災難。”

    “希望長崎是最後一個原子彈爆炸的地方”

    廣島、長崎兩座城市都花了很大的功夫設計和建設自己的和平紀念館,陳列的史料非常翔實生動,並且充分運用各種現代科技手段向觀眾再現原爆當時的情景以及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廣島和平紀念館在內部複製了爆炸中心附近被炸毀的一座建築物的圓形穹頂骨架,長崎和平紀念館則把附近教堂的殘垣斷壁搬到了展廳裏。穿著校服的長崎中小學生排著隊來參觀紀念館接受和平教育。

    1945891102分,第二顆原子彈在日本長崎爆炸。2005417,記者走進長崎原子彈爆炸資料館進行採訪,看到的是當年景象的複製。一進館就是數百平方米的現場復原,殘破的浦上天主教堂,彎曲的鋼鐵,散落的磚塊,周圍漆黑一片,偶爾的電光效果讓參觀者仿佛置身於蘑菇雲中。無論你在哪里參觀,都有一種嘀滴答嗒的時鐘聲伴隨耳邊,記者詢問了館內的工作人員,他說,這聲音的含義每個參觀者也會有自己的理解。但一種普遍的認識是,用來提醒到這裏參觀的人不要忘記那個時間———1102分。近滕久義先生是長崎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一名義工,他在17日那天才剛取得資料館的接待證,第一次義務為前來參觀的人進行講解。而他的本職工作是長崎大學醫學部的一名講師。

    “今年是長崎原子彈爆炸60周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0周年,很多人都要把曾經發生過的那些不堪回首的事情忘記了,就像岩石被風化了一般。對現在的孩子,我們有教給他們什麼是和平的義務,要讓他們知道守住現在的和平環境是多麼重要。讓他們看到,在那時很多人一下子就失去了家人親友,很多人受到了輻射,到現在還在發病。”

    近滕先生告訴記者,長崎市從小學一年級就讓孩子接受和平教育,在每年的89前後,學校會組織學生到原爆資料館來參觀,或者讓當年的受害者講述受害經歷。採訪將結束時,近滕先生告訴記者,他希望長崎是最後一個原子彈爆炸的地方。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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