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為溥儀，右為中國檢察官秘書裘劭恒

 世紀大審判　要懲罰的不僅僅是戰犯———

    不見和平，涕淚漣漣；既見和平，載笑載言。然而，法西斯的槍繳了，戰犯清算了，戰爭機器也砸碎了，和平的天空為何又佈滿陰雲？

    一道柏林牆割裂了德國，也割裂了在戰爭中維繫起來的反法西斯聯盟的情緣，更打碎了在戰爭廢墟中人們重建和平的願望。西方戰前反共情結的“驚蟄”，為世界對安全的關切注入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英國前首相邱吉爾關於“鐵幕”的演說催生了一個籠罩20世紀後半葉的名詞：“冷戰”。昔日反法西斯的盟友如今列陣兩廂，反目為仇。儘管兩大陣營都盡力避免發生一場全面的武力衝突，但世界局部地區美蘇“代理人”之間的“熱戰”卻持續不斷。聯合國的出現，世界有了說理的地方。依附兩大集團還是謀求獨立與發展，廣大發展中國家何去何從？透過記者的訪談，在那段歷史中我們又發現了什麼？

    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有記日記的習慣，還出版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據梅法官的兒子梅小璈向記者介紹，“父親關於東京審判的資料很多，但‘文革’中都被抄了。後來只找回了一本日記和半部書稿。”

    留存的這本日記有40多篇，寫到1946年5月中旬，直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十多天后。最後一篇日記後有行鉛筆字，寫著“以下轉入另外一冊”，但梅小璈說沒有找到這“另一冊”。這樣，後來中國檢察官和顧問在庭上精彩的反詰和辯論，那些只有梅汝璈經歷過的、現在難以想像的11位法官之間複雜的鬥爭和斡旋，那些法官們在宣判前做的秘密討論，歷時近3年的審判中，坐在法官席上的中國法官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就都隨著日記的丟失，成為永遠的謎了。

    ■22年後再赴日本心情複雜

    1946年3月20日梅汝璈由上海飛東京，當天的中國報紙報導了中國法官東京上任的消息。從梅汝璈當天的日記裏，可以看到一個肩負使命的中國法官初到東京時的複雜心情。“我注視公路兩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總的印象是橫濱和東京的工廠都炸光燒光了。它們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見的已經大不相同了。孰令改之？這是不能不叫我們正要審判的那些戰犯們負責的！他們攪亂了世界，荼害了中國，而且葬送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前途。一個本可以有所作為的國家而招致這樣的命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庭長希望英美法官是左右手

    在梅法官的日記和書稿中，還揭示了那段當時報界廣為報導的法官排座次的細節。

    雖然法庭憲章對法官座次沒有明文規定，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卻極其敏感，法官會議曾有過激烈討論。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是由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受降各國所派遣，法官的席位理應以受降簽字的先後為序，即按照：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印度、新西蘭、菲律賓的順序排列。這樣，庭長衛勃的左右手應當是美國和中國法官。但衛勃卻不喜歡這個安排，他想讓兩位和他親近的英美派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國法官梅汝璈則主張按日本投降書簽字次序排列。

    1946年5月2日，開庭前一天最後一次隆重彩排。庭長衛勃突然宣佈說：“排列次序是美國、英國、中國、蘇聯、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荷蘭、印度、新西蘭、菲律賓。”衛勃還鄭重補充道：“這是經過盟軍最高統帥部同意的。”梅汝璈立刻表示不能接受，也不願參加預演。“這是國際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

    “這樣安排，是盟軍最高統帥的意思。如果因為你拒絕尊重這個安排而使中美關係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將是非常遺憾的，你的政府也未必同意你的這種行為。”衛勃說。

    “我絕不接受這種於法無據、於理不合的安排！中國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戰最久、犧牲最大的國家，在審判日本戰犯的國際法庭裏它應有的席位竟會降低到英國之下，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國政府會同意這個安排；同時，我也懷疑這個安排真正是最高統帥做出的。”梅汝璈回答。

如果政府不支持，我情願辭職

    當衛勃出去和其他法官商量後，回來又以“其他法官一致認為今天的預演只是臨時性的，非正式的，不妨照原來的安排彩排，至於明天正式開庭的安排如何，今晚可以開個會討論一番”搪塞，梅汝璈一步不讓地說：“攝影師和新聞記者目前都等在審判大廳裏，他們必定要拍照報導，而這些報導傳回國內，廣大民眾甚至會責難我的軟弱無能，所以我絕不出席彩排。至於我自己，我要慎重考慮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請示，看它是否支持我，如果不支持，我辭職，請另外派人。”

    此刻，法官預演的彩排已經被推遲了將近半個小時，審判大廳裏的人們等得有點兒不耐煩了。當衛勃第三次來回到中國法官辦公室的時候，他說：“兄弟們同意你的意見，預演就照受降簽字國次序進行。”梅汝璈在這件事上的據理力爭，無關個人榮辱，法官座次關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尊嚴。法學界後來認為，這次國際法庭的座次，為中國在聯合國爭得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奠定了一個基礎。

    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

    1945年12月16日，蘇聯、美國、英國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決定採取一切必要措施落實日本投降書各主要條款。經過同盟國的多邊磋商，同意組成由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荷蘭、印度、菲律賓11個國家參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和檢察官由這11國各派一位，庭長是澳大利亞人韋伯爵士，檢察長為美國律師季南。

    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庭，歷時2年6個月，1948年11月4日開始宣讀判決，11月12日宣讀完畢。28名被起訴的戰犯中，除兩名在審判期間病死，一人因精神原因免於起訴外，25名戰犯絞刑7名。1948年12月23日淩晨0點，執行了7名戰犯的絞刑。不過，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在總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一些遺憾時提到：雖然被起訴的25名戰犯都處了刑，但漏網戰犯太多，比如日本天皇裕仁，都逍遙法外，未受應有的審判……

    1945年11月20日，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納粹德國戰犯的審判拉開序幕。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由8人組成，蘇美英法各派一名法官和一名助理法官，4名法官有表決權，“法庭以多數票數做出決定”，“判決和處刑需要至少3名法官的多數票”。英國大法官弗裏·勞倫斯擔任庭長。審判歷時10個月。1946年9月30日，紐倫堡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宣讀了長達250頁的判決書。判處12人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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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倫堡:納粹的起點也是終點

    4月10日，記者抵達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紐倫堡時，正趕上這座城市一年一度的“人民節日”。在一塊建築物旁邊的空地上，就像北京的“嘉年華”一樣，高大的摩天輪、過山車閃著炫目的彩燈。各式各樣的有獎遊戲吸引了很多遠遠近近的居民。“人民節日”場地的旁邊，佇立著一個紅磚結構的圓弧形建築。這裏是紐倫堡現在的議會廳和資料中心。

    其實，從納粹上臺之時起，紐倫堡就成為了納粹的精神大本營，這裏是納粹每年黨代會的舉行地。在這個巨大的圓弧形建築圍出的一大塊場地裏，納粹旗曾插滿這裏的每一個角落。而同時，歷史也在這裏開了個巨大的“玩笑”，二戰結束後，包括納粹第二、三號頭目戈林、赫斯在內的戰犯們都嘗到了自己種下的惡果，他們沒有想到，在紐倫堡———納粹黨的起點上，他們同樣走向了自己人生的終點。 

    正義宮目前仍然執行著地方法庭的職責，日常也有一些審判在這裏進行。經過很多級沒有修飾的水泥臺階，走到了第600號審判庭。推開沉重的大門，曾經進行過世紀審判的法庭映入了眼簾。目前的房間已經進行了改造，要比過去小一些，而且擺設也有了變化。審判時，德國戰犯坐在房間左手靠近一個直通後面監獄的小電梯門的附近，被告席周圍站著盟國的憲兵。旁邊一個已封閉的小門就是當年的電梯，為了戰犯能夠不受干擾地出庭受審，他們就從監獄中通過地道直接坐電梯進入法庭，無須走到整個建築的外面。

    1945年11月20日，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納粹第二、三號人物戈林、赫斯和外長裏賓特洛甫等20多名戰犯被以陰謀策劃實施威脅和平的犯罪、計畫啟動侵略戰爭的犯罪、實施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提起公訴。

    1946年9月30日，法庭做出了最後判決，判處戈林等12人絞刑，3人無期徒刑，4人有期徒刑。納粹党的領導機構、蓋世太保和党衛軍等都被判為犯罪組織。對這幾個犯罪組織的成員，各國可以判以參與犯罪組織罪，直到判處死刑。被告裏賓特洛普、弗蘭克等6人先後上訴，要求減刑。被告戈林要求改絞刑為槍決。但這些上訴均被駁回，一律維持法庭原判。

    紐倫堡市博物館的負責人陶布裏奇先生說，他個人認為正是因為有了對戰犯的審判，才真正把德國的納粹主義完全終結，成為民主、自由、人權的開端。

    我說服溥儀上庭作證

    國民黨政府最初以為作為戰勝國，審判僅是走過場，開始只派了檢察官向哲浚、法官梅汝璈、檢察官秘書裘劭恒參加東京審判。1946年2月7日，向哲浚和裘劭恒一到東京，就向國際檢察局遞交了中國政府認定的11人戰犯名單。名單中，位列第一的戰犯是日本侵華的間諜頭子土肥原賢二，排在第二的是曾任日本關東軍司令的本莊繁，但當時國民政府並不知道本莊繁已經自殺了。第三是南京大屠殺製造者谷壽夫。對於採取英美訴訟程式的東京國際軍事法庭，有沒有證據、證據是不是有力、會不會被對方駁倒，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方面的一紙名單，對於檢察方，是遠遠不夠的。1946年3月到4月，向哲浚和裘劭恒頻繁回國，前往過去的敵戰區和遭受過侵略迫害的難民中尋找人證與物證。但由於戰爭期間中國方面沒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證據，日本方面又嚴守軍事秘密，投降後又銷毀了大量犯罪證據，讓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的工作困難重重。 

    偽滿洲國皇帝溥儀1946年8月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在東京引起了轟動。溥儀是國際檢察局3個王牌證人之一，整整出庭了8天，創下了單人作證最長時間的記錄。今年4月14日，93歲高齡的裘劭恒在上海的家中，向記者講述起當年他說服溥儀上庭作證的經過。

    “他頭一次看見我，見我是中國人，怕得要命，以為中國人要把他當漢奸審判。我告訴他說，來東京讓他作證人，是讓他去證明日本人是怎麼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國的。他開始還半信半疑，後來我去監獄次數多了，連陪在旁邊的法警也不怎麼聽我們談話了，他才逐漸放鬆起來。”裘劭恒回憶說。

    裘劭恒印象最深的是，1946年8月19日，溥儀第二次出庭作證，當他回答季南訊問在滿洲國當皇帝是否有個人行動自由時，溥儀十分惱怒：“所謂‘自由’一詞，十幾年中與我毫無關係，簡直就是猴戲。”

    溥儀說：“尤其是滿洲國和日本是一樣的地位，皇帝和日本的天皇也都是一樣的！”他情緒十分激動地說。

    一個日本戰犯的辯護律師指責這是攻擊日本天皇的祖宗，溥儀激昂地大聲咆哮：“我可是並沒有強迫他們，把我的祖先當他們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