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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功改造千名日本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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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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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中國成功改造千名日本戰犯

1950718,一輛特殊的列車從中蘇邊境城市綏芬河駛向中國內地。說它特殊,是因為車上載著的是中國從蘇聯引渡的969名日本戰犯。這些雙手沾滿了中國人鮮血的“魔鬼”一個個心神不寧,因為他們不知道此行的終點是哪里,在那裏迎接他們的又將是什麼?

    拒絕承認罪行,日本戰犯大鬧戰犯管理所 

    位於長白山余脈高爾山下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本是日本侵華期間修建的“模範監獄”。這座監獄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曾有數千名中國抗日志士在這裏受到過殘酷的虐待。因此,當戰犯們走入這座由他們自己打造的、昔日的“人間地獄”時,他們的心態可想而知。

    剛走進大門,日本戰犯們就看見牆上的“戰犯管理所”幾個字,他們立即“炸了鍋”。因為他們知道“戰犯”與“戰俘”不同,“戰俘”遲早會被遣返回國;而“戰犯”則要接受戰爭審判,承擔戰爭罪責。

    此前不久,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判處了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死刑。美國、澳大利亞和菲律賓等國各自處置了幾百名乙級或丙級日本戰犯,其中許多人被判死刑。所以,當看到“戰犯”二字時,這些曾經不可一世、殺人如麻的日本人不禁心驚膽戰。他們扯下貼在牆上的《管理條例》,用腳踐踏,高唱日本軍歌。一名日軍師團長甚至咆哮著喊道:“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戰犯,而是戰俘,必須被無條件釋放!”這看似聲嘶力竭、困獸猶鬥的咆哮背後,是試圖極力掩蓋的恐懼和懦弱。由於情緒極度緊張,戰犯入所後心理波動極大,先後有501人出現高血壓症狀。心理重壓之下,有一名戰犯試圖自殺,管理所負責人因此受到了上級的嚴厲批評。

    周總理親自下指示,日本戰犯逐漸被感化 

    就在此時,周恩來總理專門做出了認真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教化的指示。根據指示要點,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同志們將其進一步細化為:要把戰犯改造活,不是改造死;要嚴加管理,但要尊重每個人的人格,絕不能毆打、謾駡和侮辱;不允許有一個戰犯死亡或逃跑;要從思想上進行教育和改造。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在戰犯管理所同志們的悉心感召之下,日本戰犯們的思想也發生了轉變。戰犯永富博之鑲牙時,想起他自己10年前在掃蕩中,竟把刺刀插進村民的口中,刺穿喉嚨、割下村民的舌頭、敲掉他的全部牙齒,然後用石頭砸開腦袋的情景,禁不住淚流滿面。“中國人給我這樣吃人的野獸鑲上了四顆牙,怎能不使我受到良心的譴責,怎能不使我感激中國人民對我的寬待?我一定要徹底認罪,重新做人。”隨著牙齒的康復和人性的回歸,永富博之提起筆,寫下了一件件暴行。在管理所工作人員的工作下,戰犯們相繼表示服從管理、接受改造。

    毛主席簽發提前釋放命令,千名日本戰犯被免予起訴 

    1956429席簽發的令的少校讀到次要,“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在1062名日本戰犯(共關押1109人,關押期間死亡47)中,中國政府決定僅對其中部分犯有嚴重罪行的戰犯進行起訴,對次要和一般戰犯不予起訴,寬大處理。此後,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後分3批對關押的1017名罪行較輕、悔罪較好的日本戰犯宣佈寬大處理,不予起訴,立即釋放回國。

    重要戰犯無一被判死刑,近10萬件私人物品全部歸還 

    同時,對剩餘日本戰犯的審判工作也展開了。據中國檢察官郭春來回憶,每項犯罪事實必須有五個方面共同佐證:一是審訊筆錄,二是戰犯的交待材料,三是經過確認的證人材料,四是檔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檢舉揭發。這五個方面缺一不可,目的是使日本戰犯的罪行板上釘釘,無可辯駁。

    由這些材料構成的戰犯罪行卷宗,每個至少有一尺厚。經上級批准,工作團破例將卷宗交給戰犯本人看,有問題和疑問可以提出來。郭春來說:“這些日本戰犯以前隨意殺戮中國人,對‘犯人’嚴刑拷打,現在我們審訊他們,完全靠事實和證據,別說毒打,就是一個巴掌也沒有打。這樣縝密的工作為審判成功奠定了基礎。”

    19566月起,瀋陽和太原兩個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對45名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但沒有一人被判死刑和無期徒刑。大戰犯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僅判了20年徒刑,且關押時間自1945年開始計算,表現好的話還可以提前釋放。至1964年,所有日本戰犯被刑滿釋放或提前釋放回國。

    離開戰犯管理所時,戰犯們交給管理所保管的私人物品,大到金銀玉翠、小到半截火石,總共98042件,一件不少,無一損壞。就連被戰犯丟棄的一顆廢金牙套,也歸還本人。有日本戰犯在臨行前感慨地說:“中國戰犯管理所是毛澤東、周恩來建立的世界第一、有史以來最高水準的監獄,是尊重人權,體現人性,完全的中國人道主義的典範。若頒發國際人權獎,理當給中國!”

    以德報德,以德報怨,是文化成熟、精神富有的民族的共同品質,也是堅強意志和強大內力的外現。從1931年到1945年,中國抗擊日本侵華14年;從1950年到1964年,中國改造日本戰犯14年。兩個可歌可泣的14年,把中國成功打敗日本侵略者、成功關押日本侵略者、成功審判日本侵略者、成功改造日本侵略者的宏偉事業貫穿起來,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堅貞不屈與寬宏大量。

    而回到日本國內的戰犯,也不忘在中國接受的改造。1957年,日本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在“中歸聯”的組織之下,歸國後的戰犯們紛紛出版著作,舉行活動,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罪行,懺悔當年自己所犯下的罪惡,為中日兩國的友好事業書寫了新的篇章。▲周爍

    《環球時報》 ( 2006-06-30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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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一郎:“撫順戰犯管理所讓我獲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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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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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山一郎:“撫順戰犯管理所讓我獲得了新生”

  新華網東京8月14日電專訪:“撫順戰犯管理所讓我獲得了新生”——訪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戰犯小山一郎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6年生活改變了我的世界觀、人生觀,使我終身受益。我們把撫順戰犯管理所稱為‘撫順大學’,是我們的第二故鄉。撫順戰犯管理所讓我獲得了新生。”85歲的小山一郎回憶起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生活,內心充滿了感激之情。

    小山一郎1940年應徵加入了日本陸軍,入伍一周後便被派往中國山東省。蘇聯紅軍參加抗日戰爭,他所屬的日軍59師團1945年6月被調往朝鮮,並在朝鮮無條件向蘇軍投降,當了蘇軍的俘虜。他被押往蘇聯西伯利亞,在西伯利亞生活了5年。1950年夏季被押往中國撫順,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生活了6年。

    小山對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罪行表示懺悔。他說,他在侵略戰爭中殺害過不少中國人。有一天,他和其他約100名新兵來到一個村莊,大隊長命令他們到廣場上集合。集合後,看到有8名中國人被綁著。大隊長說:“這些人是八路軍的密探,你們是新兵,還沒有殺過人,用刺刀處死他們,就當是訓練。”接下來,6個日本兵站成一排,輪流刺殺中國人。

    小山說,他當時接受了軍國主義的教育,一直認為日本進行的戰爭是為了解放亞洲、解放中國,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他完全相信這些東西,認為上級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此後殺中國人時開始變得麻木,根本不把殺人當回事。他說,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殘酷之極,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罕見的。

    小山表示,儘管他們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非人道主義的、殘酷的罪行,但在撫順管理所卻受到了人道主義的對待,食品充足,醫療條件好。他說,在撫順的6年期間,他開始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反省,並意識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在學習過程中,逐漸瞭解到了真相。他發自內心地向中國人民表示道歉,感到自己被判極刑也是罪有應得。

    回首自己85年的人生,小山感慨萬千。他說,參加對華侵略戰爭的5年犯下了非人道的罪行,讓他懺悔終身;在撫順管理所的6年,他學到了很多的東西,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反思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重新做人。

    小山說,撫順管理所的日本戰犯回到日本後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一直投身于發展日中友好事業。他期望日中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遠不再發生戰爭。(吳谷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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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魔鬼”的兩千個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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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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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魔鬼”的兩千個日夜 

 編者按:76歲的趙毓英老人是遼寧撫順市一名普通的退休職工,很多人都不知道,50年前,她曾擔任過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護士長,親自參與了對日本戰犯的改造工作。 

    19507月,剛滿20歲的我即將從中國醫科大學高級護理專業畢業。一天,上級突然委派給我一項特殊任務:去綏芬河接收從蘇聯引渡的日本戰犯。

    718其他20多人來到了綏芬河。蘇聯人用裝貨的悶罐車運來了900多名戰犯。中方則準備好了乾淨整潔的綠色客車,為了保密,窗戶全部用報紙糊上。我在車廂裏巡迴負責護理,途中有幾名戰犯突發心絞痛、急性闌尾炎。我從小受夠了日本人的氣,見到戰犯成為我們的階下囚,真是十分解氣。不過,作為醫護人員,我還是細心地照顧每一個發病的戰犯,把他們順利地送到了撫順戰犯管理所。

    到達撫順後,組織上又要求我留在這裏擔任護士長,而且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告訴家人。一開始,我非常抵觸,經過領導不斷地做思想工作,我漸漸意識到,自己從事的工作是高尚的,有益於世界和平的,這才把心安了下來。

    管理所內關押的都是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的戰犯,但管理所卻對他們進行著無微不至的照顧。戰犯武部六藏1952年患了腦血栓,半身不遂。管理所專門派了一個叫焦桂珍的護理員給他餵飯,給房間消毒,負責大小便。為防止他長褥瘡,還一天三次給他按摩、翻身。1956年武部六藏假釋後去了天津,他的太太原以為丈夫受了罪,沒想到他紅光滿面,得知是焦桂珍一直照顧他時,抱著焦桂珍就淚流滿面。

    1953年的一天,一個叫安井清的戰犯因患腳病突然摔倒了,我和溫大夫趕緊送他去醫院。到了醫院要上樓梯,怎麼辦?那時人們很講立場,能不能背一個戰犯?溫大夫想了一下,還是決定背。剛背到二樓,溫大夫就覺得脖子裏濕了,他以為安井清疼哭了,趕緊問他:“你疼嗎?”安井清沒有作聲,大夫繼續上樓,安井清則淚如雨下,到了三樓時,他用顫抖的聲音說:“我對不起中國人。”

    也是在1953年,一個戰犯因病轉院,中途突然下起了雨。由於沒帶傘,護士關慧賢就脫下自己的白大衣,給他蓋上,自己卻在冷風中瑟瑟發抖。我想,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心胸和氣魄。一個叫鈴木良雄的戰犯後來在回憶錄上寫道:“醫是仁,醫者之道以體貼人為本。這其實不應適用于我們戰犯,我們抓到中國俘虜時從不把他們當人,現在我們是魔鬼,他們(中國人)卻好像天使一樣對我們。”

    那個年代的生活非常差,一般的中國人能吃到粗糧就不錯了。但從一開始,管理所就給戰犯們粗糧細糧搭配著吃。不過,戰犯們還不滿意,他們先是拒絕吃粗糧,然後發展到絕食。後來周總理下了指示,給戰犯吃細糧,還要抓好營養工作。這樣,我又多了一項工作——給戰犯當營養師。每天多少維生素,多少蛋白質,都要仔細搭配。炊事班的人一開始對此很不理解。後來領導不得不出面做工作,告訴他們,殺這些人容易,但是殺了有什麼用?仇恨一代一代傳下去,才是最可怕的。要好好改造他們,讓他們認罪,這才是最重要的。

    1956年,在戰犯們被釋放前夕,管理所帶領他們到全國參觀了一個月,從東北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南京、蘇州和杭州等地。這次活動給了戰犯們很大的教育。我還記得,戰犯們到了南京水利學院的一個地方,大概想起了他們在那裏犯下的罪行,紛紛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受審的法庭上,戰犯們也是淚流不止。日軍第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還帶頭要求死刑。東京審判時,日本戰犯一個也不認罪,審了兩年都不能結束。而在中國關押的日本戰犯不僅跪地認罪,而且主動要求受死。這跟他們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生活和教育是分不開的。

    很多戰犯回國後一直和我們保持著聯繫。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渡部信一,剛進管理所時,他患了精神病,不吃飯還打人,給他吃藥還說有毒。管理所想方設法給他治療,把藥裹在糖裏哄他吃,護士挨了打也不能還手。經過10個月的精心呵護,渡部信一的病終於治好了。回國後,渡部信一每次給我寫信,對我總是以“恩師”相稱,而且還時不時寫首詩遙寄相思。1984年,日本歸國戰犯組織“中歸聯”邀請我訪問日本,渡部信一一見面就抱著我,眼睛裏滿是淚水,好像見了多年沒有謀面的親人一樣。那時他家裏並不寬裕,但他總是用最好的東西招待我們。有一次外出,渡部信一給我們買了石榴果汁,自己和太太則躲在一旁。我看了看價目單,原來果汁在日本非常貴,渡部信一是自己捨不得喝。

    我一共5次受邀訪日,這讓我清楚地看到了當年工作結出的果實。總部設在東京的“中歸聯”一直在從事著促進中日友好、反對軍國主義的工作,在參拜靖國神社一事上始終站在正義的一邊。後來,隨著戰犯們的年邁和相繼去世,“中歸聯”於2002年解散了,但同時,一個名為“撫順奇跡繼承會”的組織成立了,它的成員主要是戰犯子女和社會上的進步人士,他們繼承了悔改的戰犯的遺志,為和平友好奔走著。▲趙毓英口述    李宏偉整理

    《環球時報》 ( 2006-06-30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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