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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轉戰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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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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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轉戰陝北

 任弼時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全黨享有崇高的聲譽。從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他與毛澤東、周恩來一起櫛風沐雨,轉戰於陝北的山山水水,"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裏,指揮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周恩來語)。毛澤東在回憶一生中他最輝煌最得意的解放戰爭時也曾說:"胡宗南進攻延安以後,在陝北,我和周恩來、任弼時同志在兩個窯洞裏指揮了全國的解放戰爭。" 

    發現劉胡蘭是個好典型 

    1947年3月11日上午,在美軍觀察組和外國記者剛剛撤離不久,國民黨空軍就對延安狂轟濫炸。13日,胡宗南以15個旅的兵力,分兩路向延安進攻。 

    人民解放軍在歷時7天的保衛戰給敵人大量殺傷後,於18日主動放棄延安。 

    胡宗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但依然不可一世,揚言要在一個月之內徹底消滅中共的樞紐機關。20多萬胡匪如蝗蟲般肆虐陝北,形勢驟然緊張起來。 

    任弼時與朱德、劉少奇等於12日帶領中央機關一部分離開延安棗園轉移到子長縣。 

    3月25日,毛澤東等也來到子長的王家坪。自延安分手後,中央五大書記第一次聚首議事。就在這裏,任弼時向毛澤東彙報了劉胡蘭的英雄事迹。 

    1947年初,王震部隊和陳賡部隊接連打了好幾個勝仗。爲了進一步激勵前線戰士英勇殺敵,徹底粉碎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進攻,延安各界組織慰勞團,其中張仲實副團長帶隊來到了山西省文水縣。在縣委會議上,有人彙報了該縣雲周西村15歲的中共候補黨員劉胡蘭大義凜然、壯烈犧牲的英雄事迹。張仲實聽了很受感動,認爲劉胡蘭的事迹,是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好材料,並作了詳細的調查。 

    慰勞團返回陝北後,立即向任弼時做了彙報。 

    任弼時善於抓典型材料,進行廣泛的政治思想教育。他仔細地聽取了張仲實關於劉胡蘭壯烈犧牲的情況介紹,敏銳地發現劉胡蘭是個好典型。在解放戰爭最嚴峻的時刻,大力宣傳劉胡蘭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革命精神,大力宣傳她勇於獻身的英雄事迹,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任弼時當即表示:"劉胡蘭同志英勇就義的事迹,對全黨、全軍,對全體人民群衆特別是青年,都是一個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報告,要大力宣傳。" 

    第二天,任弼時就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聽罷,深爲感動,當即揮筆寫下"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八個大字。隨後,新華社播頌了劉胡蘭烈士的英勇事迹和毛澤東的題詞。一個學習英雄劉胡蘭的熱潮迅速在各解放區興起。從此,劉胡蘭的光輝形象載入了中華民族的英烈史冊。

直屬司令部司令員"史林" 

    3月底,中央政治局在清澗的棗林溝召開會議。會議一開始,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就提出,考慮黨中央、毛澤東的安全,請毛澤東率黨中央和解放軍總部轉移到黃河以東的解放區去。會議從半夜一直開到第二天上午,最後決定:爲了防止意外,中央一分爲二,由朱德、劉少奇率中央機關一部,東渡黃河去華北根據地開展中央委託的工作。由毛、周、任率中央機關和解放軍總部留在陝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留在陝北的機關工作人員和警衛部隊按軍事編制分爲四個大隊,共800人左右,統歸"直屬司令部"指揮。任弼時任司令員,陸定一任政委。 

    一切安排妥當後,周恩來提議:"爲了保密,每個人都應起個代號。" 

    毛澤東表示同意,略加思考說:"我們一定得勝利,我就叫李得勝。" 

    "我叫胡必成。"周恩來因滿腮的鬍子,被尊稱爲"胡公",因此給自己起了"胡必成"的化名,意爲解放戰爭必定勝利,中國革命必定成功。 

    任弼時正在思考。 

    毛澤東反應很快,說:"你是縱隊的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鄭位'吧!"大家都表示同意。 

    這個時期,中央領導的高度集中與當時緊張的戰爭形勢是相適應的。後來,周恩來講過:"我們領導革命戰爭時,在全國、在中央決定問題的只有三個人。當時中央書記處共有五個人,分散在兩個地方:一個地方是劉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們領導全國土改,搞根據地;在中央只有三個人,毛主席、周恩來與任弼時同志。所謂中央,就是這三個人嘛!" 

    任弼時擔任中央縱隊的司令,不僅要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研究部署我軍的戰略行動,而且要直接負責黨中央機關的居住、物資供應、安全警戒、敵情偵察等工作。爲了不讓毛澤東、周恩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分心,他總是儘量把一切事情考慮安排周到一些。每到一地,他都要到群衆中間去瞭解情況,教育幹部戰士,幫助群衆搞好生産,進行堅壁清野;如果遇上緊急情況,迅速佈置好警戒阻擊部隊,催促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志轉移,並隨時做好幹部戰士的思想工作。 

    4月9日,毛澤東爲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暫時放棄延安和保衛陝甘寧邊區的通知。當時,一部分同志對黨中央、毛主席留在陝北感到擔憂。針對這種顧慮,任弼時在向機關工作人員傳達中央的決定時,著重說明黨中央、毛澤東決定留在陝北的重要意義,他說: 

    "同志們,我們主動放棄延安,可能有些同志還沒有想通。但我要告訴大家,這是毛主席的英明決策。我們今天放棄延安,意味著將來要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國。我們一定要懂得,放棄延安有延安,守著延安失延安的道理。我們決不讓敵人消滅,也不過黃河,一定要在陝北堅持鬥爭。我們要像正月十五扭秧歌那樣來回和敵人兜圈子,扭辮子,使敵人疲勞,然後找機會消滅他們。" 

    任弼時的講話,解開了同志們心中的疑團,大家回顧撤離延安十來天的情景,頓時覺得心裏亮堂了許多,對毛澤東的戰略決策領會得更加深刻,戰鬥情緒也更加高漲。

     往東還是往西?與毛澤東發生激烈爭論 

    4月12日,代號"三支隊"的中央縱隊轉移到安塞縣的王家灣。這是個很小的山村,向陽坡上開出的幾孔窯洞,破破爛爛的,住著不到20戶人家。這個小山村叫王家灣真是名副其實:住的老鄉不但王姓居多,而且村裏灣子也特別多。由於河水沖刷,水土流失,不是山擋水,就是水繞山,形成許多溝溝岔岔,灣灣道道。 

    由於村子小,司令部和機關人員住得十分擁擠、簡陋。領導同志就住在一戶農民讓出來的兩孔半窯洞裏。這窯洞都有些年頭了,煙熏火燎,又黑又破。左邊住著毛澤東和江青。右邊住著任弼時,這個窯洞臨窗有個土炕,前半截睡人,後半截堆放著農戶的糧食與耬犁等生産工具,因而只能算半間。任弼時睡覺鼾聲如雷,所以這個半間只住他一人。中間的一間稍微大一點,住著周恩來和陸定一,後來,胡喬木搞土改回來,也擠在這個炕上。這孔窯洞除了一個土炕外,還有一個醃鹹菜的大缸,上面蓋著薄薄的一塊青石板,就成了辦公桌,周恩來經常在這上面批閱文件。 

    在王家灣,三支隊一共住了56天,相當於轉戰陝北的六分之一的時間。 

    從延安撤退以來,在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的指揮下,西北野戰軍同比自己多十倍的國民黨軍隊從容周旋,相繼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和蟠龍三大戰役的勝利,消滅胡宗南部1.4萬餘人,繳獲了大批的軍用物資,給不可一世的敵軍以沈重的打擊。 

    5月14日,安塞縣的真武洞人山人海,爲了慶祝"三戰三捷",陝甘寧邊區召開軍民祝捷大會。會上,周恩來在一片歡呼聲中宣佈:"黨中央還在陝北,毛主席還在陝北。毛主席讓我轉告大家,他要和邊區軍民一起奮戰,與陝北人民同甘共苦,一天不消滅胡宗南匪軍,他就一天不離開陝北。" 

    蔣介石得知毛澤東還在陝北,氣得臉煞白,立即派出一個小組帶著美國電臺測向儀到了延安。測向結果發現王家灣一帶有一強大的電臺群,於是認定毛澤東就在那裏。一直猶疑不定的胡宗南也下了狠心說:"就是犧牲三個師也要捉住毛澤東!" 

    6月9日,敵軍長劉戡率四個半旅從西邊和南邊向王家灣撲了過來,其先頭部隊離王家灣只隔一個山頭。情況萬分緊急。 

    三支隊立即緊急動員,準備轉移。可是,往哪兒轉移呢?往東還是往西?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和任弼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兩人各執己見,嗓門一個比一個高,連在外面警戒的戰士都聽得清清楚楚。 

    任弼時說:"敵人從西邊來,如果我們向西走就可能同敵人相遇;即使避開了劉戡軍,再往西就進入寧夏馬鴻逵的防區,有八個騎兵團的馬家軍,不容輕視。再說,越往西,人煙越少,糧食也越困難。" 

    "我軍主力遠在隴東作戰,遠水救不了近火,不能調兵來掩護中央;敵軍四個半旅兩三萬人,而我們中央警備團只有四個半連,才二百多人。" 

    說到這裏,任弼時有些激動:"我是昆侖縱隊司令員,我的任務是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往西走這步棋太險,我不同意!還是往東安全,萬不得已還可以東渡黃河。" 

    一聽過黃河,毛澤東就火了。他克制著說道:"敵人的企圖無非是三個:一是要把我們消滅在這裏;二是要把我們趕過黃河;三是把我們逼到沙漠裏餓死。我的想法是:敵人往東來,我們向西走,大路通天,各走一邊。迎著敵人往西走,是有一定的風險,但往往最危險的地方倒可能最安全,因爲這是他們所預料不到的。敵人就是估計到彭德懷遠在隴東,離我們有幾百里,救不了我們,才設下一個圈套,想把我們往東趕,如果往東走,就正中敵人的下懷。" 

    毛澤東猛烈地吸著煙,思考了片刻之後說:"黃河,我們遲早要過的,但不是現在。現在過黃河,在政治上就輸了。"針對任弼時的顧慮,毛澤東信心十足地說:"中央機關的安全,不用擔心。這點隊伍不算少,越小的隊伍其靈活性就越高,安全係數就越大。" 

    天快黑了,三支隊打前站的早已向東走去,可大隊人馬還在原地集結待命。雷聲隆隆,眼看著就要下雨。毛澤東和任弼時差不多爭論了一天,最後還是周恩來出面打了圓場,提出先向北走一段,然後再向西北方向轉移。 

    不一會,電閃雷鳴,大雨如注。三支隊離開王家灣往北走去。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山高坡陡,雨大路滑,不能騎馬,任弼時、周恩來、毛澤東都沒有穿雨衣,渾身淋得透濕。他們同幹部、戰士一起,手拉手連成一線,費力地攀登。這時敵人已經很近了,情況萬分緊急。爲了不暴露目標,任弼時下達命令:不許打手電,不許說話,不許吸煙。到月牙山頂時,帶路的老鄉迷了路,部隊只好就地休息。毛澤東坐在一塊石頭上,從內衣口袋裏掏出煙來,一個警衛員剛要劃火柴,被毛澤東制止了,說,司令有命令,不許吸煙。說著只把煙放在鼻子下聞一聞,又裝了起來。 

    任弼時沒有抱怨向導,而是輕聲地安慰他,讓他靜靜地想想。在休息一段時間後,向導終於判明了方向,將隊伍順利地帶到小河村。 

    三支隊到達小河村,剛要做飯、架電臺,騎兵偵察員就來報告,敵人又撲了過來。部隊立即轉移,在大雨中整整走了一天,仍沒有脫離險境。在漆黑的雨夜裏,只見左邊山溝裏和山頭上,敵人燃起了一堆一堆的篝火,連敵軍的人喊馬嘶聲都聽得清清楚楚。儘管如此,但是陝北的地形險要,地域遼闊,敵人又沒有群衆支援,如同瞎子、聾子,在山上山下瞎碰亂撞。正如毛澤東所說:"隔了一個山,就像隔了一個世界哩。" 

    三支隊在老鄉的幫助下,一次次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悄悄地溜過,一次次化險爲夷。6月17日,三支隊又返回小河村。 

    6月中旬的這十天,是轉戰陝北中險象環生的一段日子。 

    度過了艱險之後,任弼時在給女兒任遠志的信中輕描淡寫道:就在把你們送過黃河不久,敵人3萬多人撲向王家灣。我們十天中搬動3次,其中兩次是漆黑的雨夜行軍,渾身淋得落湯雞般。

環境再艱難也不忘堅持紀律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研究人民解放軍由內線防禦轉入外線進攻的一系列問題。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彭德懷、賀龍、陳賡、楊尚昆等參加了會議,任弼時爲會議的召開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會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劉伯承、鄧小平當機立斷,從8月7日起,出人意料地分兵三路,大踏步長驅南下,提前實行"不要後方"的千里躍進。 

    全國性的戰略大反攻開始了! 

    可是,陝北的敵情再次嚴重起來,黨中央又得轉移。行前,任弼時召集排以上幹部進行動員,他說:"這次行軍任務十分艱巨,敵人企圖封鎖綏、米,把我們包圍在無定河以西,我們必須搶先趕過綏德,粉碎敵人的陰謀。因此,要求同志們發揚艱苦奮鬥和勇敢頑強的精神,完成安全轉移的任務。" 

    8月1日,太陽剛剛出山,中央機關大隊人馬離開小河村,開始了近20天的長途跋涉。從這天起,黨中央的代號改爲"九支隊",並由周恩來接替任弼時和陸定一擔任司令員兼政委。一路上,儘管敵情嚴重,時而大雨磅礴,時而山洪爆發,但由於毛澤東、周恩來料敵如神,指揮若定,任弼時周密部署,終於甩開了敵人,搶先趕到預定地點,並給敵人布下了又一個天羅地網。 

    8月19日,中央機關來到了米脂縣梁家岔。第二天,西北野戰軍取得沙家店戰役的勝利,一舉殲敵6000千餘人,徹底扭轉了西北戰局。 

    沙家店戰役的勝利,使九支隊的處境大爲改善,部隊士氣旺盛,情緒高漲,前所未有。但糧食問題最爲棘手,饑餓困擾著每一個人。警衛戰士每人每天只有半斤黑豆。日夜兼程的行軍,沒日沒夜的趕路,每天只有那麽一點糧食,哪里夠吃?爲了維持生計,前線司令部下令殺馬吃肉。 

    馬,在戰士的眼中,是情同手足的戰友,殺馬吃肉,是一種萬不得已的做法。 

    允許殺馬充饑後,九支隊的戰士在戰場附近揀回兩匹受傷的騾馬,並宰殺了。在梁家岔住了4天之後,部隊又出發了,戰士的乾糧袋,增加了新的內容,鼓鼓囊囊起來。任弼時發現這種變化,馬上找到手槍連連長高富有,問道: 

    "你們手槍連有沒有揀回馬來?" 

    "有。都是沒有人要的,本來想送回去,可也不方便,餵養吧,也沒有飼草,沒的辦法,就殺了一匹。" 

    "吃了沒有?"任弼時認真地追問著。 

    "吃了一些,還剩下一些。"高連長如實地回答著。 

    任弼時嚴肅地說:"這樣做是不行的,一切繳獲要歸公麽。戰場上的任何物品,任何東西,都不能變成個人的,也不能變成小單位的。你們的口糧是少了點,不過,平均起來每人也有半斤,比前方還是強多了。" 

    殺馬一事,使高連長受到很大震動:在黨中央,在領導同志身邊工作,更應自覺和模範地遵守紀律和有關規定,而不應該爲個人和小集體撈好處。他與同志們一合計,大家一致同意,把那匹沒有宰掉的受傷馬和那些還沒有吃掉的馬肉一起送了回去。 

    8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轉移到葭(佳)縣朱官鎮,在那裏住了將近一個月。這是轉戰陝北期間糧食最困難的一段時間。由於及時進行了思想教育,機關人員與警衛戰士再也沒有發生違反紀律的情況。直到10月份,糧食供應才有所改善。任弼時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現在這些困難也已不存在了。

制定土地改革政策 

    在全國戰場的形勢開始有利於我而不利於敵的時候,作爲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就將注意力逐漸轉移到支援長期戰爭的土地改革等問題上來。 

    1947年9月,《中國土地法大綱》頒佈以後,各根據地的土地改革運動深入地開展起來。但在土地改革的高潮中,有些地區也發生了""的錯誤傾向。因此,毛澤東委託任弼時進行實地調查,並研究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 

    從1945年11月起,任弼時的血壓就偏高。艱苦的轉戰,緊張的工作,使他的血壓越來越高了。中央決定讓他在楊家溝附近休養一段時間。任弼時住下來後,說是在休息,實際上天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到楊家溝周圍的幾十個村子做調查。他訪問農民,詢問生産、生活情況,徵求他們對土改工作的意見,甚至還親自參加一些村子鬥地主的大會,實際感受土改運動。在調查中,任弼時發現""傾錯誤十分嚴重。有一個552戶的村子,地主富農本來只有40來戶,結果劃了120多戶,嚴重地擴大了打擊面。任弼時堅決反對這種""的錯誤傾向,明確指出:"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打亂革命陣營,幫助敵人,孤立自己。這是一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必須引起全黨同志的注意。"他還提出,要堅決地公開地糾正錯誤,"哪怕只是劃錯一個人,也必須改正。" 

    經過充分調查研究,在著名的1947年十二月會議上,任弼時就土改和整黨問題作了重要發言。他明確指出當前土地改革中""的錯誤的具體表現,特別強調在"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他指出:地主要分大中小,惡與不惡;富農在經濟上要與地主有區別;知識份子應區別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類。他還特別注意政策的可操作性。比如,他不但提出要將地主與開明紳士加以區別,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區別的政策界限,開明的條件是:過去擁護抗日,現在擁護反蔣和土改,願意把土地財産拿出來分配。 

    任弼時的發言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充分肯定。 

    1948年1月,任弼時又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進一步闡明了中央的政策。毛澤東對這篇講演十分重視,親自修改補充定稿,確定爲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並批示新華社:"由新華社轉播全國各地,立即在一切報刊上公開發表,並印小冊子。""爭取兩天或三天發完" 

    3月17日,毛澤東電告劉少奇:"我們決定發表弼時同志一篇講演,不發表一月決議,因爲弼時同志的講演比一月決定充實得多。"3月28日,中央晉冀魯豫分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 

    這個文件下發各解放區後,中農情緒逐漸穩定,生産積極性增高;破壞工商業的行爲得到制止,解放區經濟的正常發展得到保證;亂打亂殺現象得到遏止,農村過度緊張的階級關係有所緩和,社會秩序漸趨穩定。總而言之,任弼時的這篇講演與毛澤東、周恩來等爲中央起草的若干黨內指示,成爲了糾正解放區土改""傾錯誤,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行動指南。 

    1948年3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中共中央機關離開楊家溝,23日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的臨縣。至此,結束了歷時一年零五天,行程兩千多公里的陝北轉戰。 

    轉戰陝北的一年,是解放戰爭最艱苦卓絕的時期,也是人民解放戰爭從戰略防禦到戰略反攻的重要時期。從轉戰陝北到東渡黃河,任弼時深切地感受到:歷史的前進正在大大加快自己的步伐,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很快就要到來了,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日子已經爲期不遠了!(編輯 張榮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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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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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之初任弼时就不幸因病英年早逝。他一生的光辉经历和杰出贡献,已载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将为后世人牢牢铭记。作为满身硝烟、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人物,他的家庭生活却少为人知。任弼时与他的战友夫人陈琮英有近四十年的婚姻经历,其间不乏催人泪下的一个个故事——

  从青梅竹马到心心相印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唐家桥一个贫苦教员之家,原名培国。父亲任振声(又名任裕道),为人厚道恭敬,声誉良好。但他的婚姻却不顺利,与陈姓女子结婚刚一年时间,妻子就不幸病逝了。任家与陈家本是相交甚密的朋友,出于感情上无法割舍的原因,两家经商量作出一个特殊的决定:为永世维持亲戚关系,任振声再娶后若生男孩,就与陈家的女孩结“娃娃亲”。

  后来,任振声娶了一名叫朱宜的女子为第二任妻子,她果然生了个大胖小子,就是任培国。于是按照任陈两家的约定,任培国与陈家的侄女陈仪芳就被两家大人撮合成了“娃娃亲”,也就是封建传统中的“童养媳”。

  陈仪芳比任培国大两岁,长到12岁时正式进入任家,与10岁的任培国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两个孩子因公婆为人厚道善良,受到良好家风影响,都特别懂事。他们天真无邪,到一起后童稚可爱的天性,让他们很快成了好玩伴好朋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小任培国一从学校回来,两个人就粘在一起玩儿,或者小陈仪芳看着小任培国做作业,或者跟小任培国一起帮家里做些家务事,十分亲密要好。

  任培国小时比一般的孩子要活泼聪明,他从5岁起,就跟随父亲到家族学堂学识字,7岁时正式上了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12岁时,他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陈仪芳小伙伴。背着行李离家的那天,小陈仪芳望着已经在一起玩了两年的小任培国眼泪汪汪地说:“……你出去读书,再不会回来了吧?”“以后我会接你出去的,我们还在一起……”小任培国拉着小陈仪芳的手安慰她,眼圈儿也开始变湿了。

  任家当时生活很清贫,任培国在长沙读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沉重的负担。懂事的小陈仪芳有一天对公婆说:“我也到长沙去,在那里做工,供弟弟上学。”公婆一想,也对,一来可减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两个孩子住得近些,好培养感情。于是,他们托长沙的亲戚,为小陈仪芳找了份袜厂童工的工作,小陈仪芳就高兴地来到长沙,开始了陪任培国读书的生活。

  小陈仪芳在厂里拚命干活挣钱,常常主动要求加班加点,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培国交学费。而且她自己吃穿特别俭省,几乎是把每月所挣的工钱攒起来全交给了任培国。每逢节假日,任培国都会去北门外那个小厂看望小陈仪芳,看着她累成那个样子,脸盘儿也日渐消瘦,非常心疼,就劝她不要太过劳累了。

  就这样,在父母和小陈仪芳的帮助下,任培国得以顺利读完了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学三年级。两人在这样的5年中,渐渐长大,感情也更加深厚,产生了真正的爱恋,互相深深地爱着对方,都感到很幸福。

  出生入死一路患难与共
1919年春天,任培国转入长郡联立中学学习。但这时,高中昂贵的学费任家已无法承担。

  这年5月,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一向受爱国历史人物屈原、范仲淹爱国忧民思想熏陶和滋养的任培国,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济世救国的理想抱负,遂积极投身于长沙的爱国运动,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建和学生罢课活动。不久他加入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到那里去勤工俭学,并接受共产主义革命训练。1920年,他被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俄语学习班,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春天,任培国同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同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任培国取了一个“布林斯基”的名字,同时将本名也改为任弼时。1922年初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中,任弼时与陈仪芳分处两个国度,互相非常牵挂。尤其是任弼时,时常为陈仪芳在长沙打工受苦而难过。学习之余,他常给陈仪芳写信。陈仪芳也同样牵挂着任弼时,得知“东大”生活很差,每天只吃两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房间里没有火,老是担心他会生病。但她却不会给他写信,请别人代写,总是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后来她产生了学文化的想法,就参加了一所职业学校的夜校学习。很快,她会写信了,虽然磕磕巴巴的,满纸错别字,任弼时却能完全看明白,心里十分高兴。从此,他们之间频繁地信来信往,热恋般的鸿雁传书,成了任弼时同学和陈仪芳工友的殷切期待和生活中的一部分。

  1924年秋,任弼时学成回国,以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掩护,担任了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委员和代理中央书记。当时才二十来岁的任弼时,工作出色,常列席党中央的会议,他正直果敢,敢给总书记陈独秀当面提意见,引起中央领导层的注意。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掩护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把“家属”陈仪芳接到了上海。陈仪芳1926年到上海后,改名为陈琮英。此时,两人已分别长达6年,忽然出现在任弼时面前的是一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令任弼时激动不已。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长久地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之中。不久,他们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陈琮英正式嫁给了任弼时,也嫁给了革命运动,跟着丈夫从事地下革命。任弼时按党的指示,负责秘密领导青年工人和学生开展罢工罢课的斗争,处境非常危险,但他们时刻相依伴,风雨共担。

  1928年秋天,任弼时在安徽南陵县被捕。陈琮英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爬上一辆货车,在风雨交加中赶到长沙,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老板娘,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打消了敌人的怀疑,以少有的智慧和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当她重又赶回上海去与已释放的任弼时见面时,见任弼时遍体伤痕,禁不住扑上去大哭起来。这时,任弼时也得知,女儿在此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幸夭折了。

  之后,他们在武汉、上海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相伴没有分开。1931年,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西苏区,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子,两人互相牵挂,难分难舍。女儿刚生下,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在狱中半年,她抱着孩子,向任弼时学习,坚强不屈,与敌人斗争,受到很多折磨。后经周恩来多方营救出狱,去了苏区,夫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

  长征开始了,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一路上,陈琮英悉心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任弼时,使他几次死里逃生,长征途中,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取名远征。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夹给妻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队一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一边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转战南北相依为命不分离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要与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远征只好也送回老家湘阴去。一家3口,生离死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央派遣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才再一次重逢,并共同赴苏度过了两年的异国他乡生活。

  1940年3月,从苏联回来后,任弼时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被视为当时延安中央最忙的人。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也是生活秘书。当时任弼时常常是通宵工作,忙到天亮后才睡觉。陈琮英也是这样围着他忙,不是整理和抄写东西,就是忙着发电报,打印和装订文件……由于任弼时在被捕和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加上工作特别忙,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没有肉和蔬菜吃,身体每况愈下。陈琮英望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样子,十分心疼和着急,所以她细致入微地照料着任弼时的日常生活。延安时,所有的人都吃食堂,顿顿是小米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馒头,中央首长也一样。有时食堂改善生活,任弼时故意说胃不舒服不吃或少吃几口,拨给陈琮英一些,其余的分给卫兵和保姆。周恩来过年到中央首长各家拜年时,同来的邓颖超会带一点糖果来。延安很少有人能吃到糖果,特别珍贵,任弼时和陈琮英互相推让着不吃,都分给了勤务员、卫兵和孩子的保姆。

  后来,为了自力更生,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当时纺线线,人人有任务,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陈琮英手把手地教给他,居然让他纺出了一等线,时常以量多质佳而获比赛的第一名。周恩来很惊讶:“你怎么会纺得这么好?”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我有家庭老师嘛!”获得纺线第一名,还有奖金,这时,陈琮英就高兴地喊:“请客!请客!”拿奖金买菜买肉来,大家动手在家做饭,卫兵、勤务员、保姆和他们全家3口围在一起美餐一顿。

  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在胡宗南大围剿中,转战陕北各地。当时中央机关分两部工作,朱德、刘少奇带一部去华北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毛、周、任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任弼时任“直属司令部”司令员。这一时期,他更忙了,中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地,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转移,甚至连夜长途奔波。粮食也不能保证,有时每天只能吃一把黑豆,他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和轻度糖尿病。陈琮英带着只有几岁的孩子远远,不畏艰险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服侍在任弼时身旁,使他能够坚持工作,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全国大反攻。

  到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了,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半年期间,任弼时与10年前在苏联所生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在一起住了8天,让从来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这个孩子找到了父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但陈琮英在这半年里,一天也没有放下心,她写了很多信,叮嘱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一点变化,让任弼时非常感动。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率众子女去迎接,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他提出拍一张“全家福”。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当年10月27日,作为七大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一代重要领导人的任弼时,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让陈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十年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总是充满着缱绻之情和深深的敬意,她说:“与弼时相爱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任弼时与陈琮英的传奇爱情故事,如诗一样地甘醇温馨,如高山大河一样地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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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琮英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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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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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2003年6月6日电 

全国妇联第八届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陈琮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陈琮英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王乐泉、王兆国、回良玉、刘淇、刘云山、吴仪、张立昌、张德江、陈良宇、周永康、俞正声、贺国强、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王刚、李鹏、乔石、宋平、刘华清、尉健行、李岚清、荣毅仁、薄一波、宋任穷、徐才厚、何勇、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顾秀莲、热地、路甬祥、唐家璇、肖扬、贾春旺、王忠禹、廖晖、刘延东、阿沛·阿旺晋美、巴金、帕巴拉·格列朗杰、李贵鲜、张思卿、丁光训、霍英东、马万祺、白立忱、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郝建秀、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徐匡迪、李兆焯、黄孟复、王选、张怀西、李蒙和李德生、肖克、张劲夫、张爱萍、黄华、彭冲、廖汉生、谷牧、杨成武、吕正操、马文瑞、杨白冰、丁关根、田纪云、迟浩田、张万年、张震、雷洁琼、吴阶平、彭珮云、吴学谦、赛福鼎·艾则孜、洪学智、钱学森、董寅初、叶选平、杨汝岱、钱伟长、任建新、宋健、钱正英、孙孚凌、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经叔平、王文元、邓力群、张廷发等,分别以不同方式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陈琮英1902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1926年,她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同年3月,与时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同志结为革命伴侣。4月,经任弼时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在上海、汉口、香港、汕头、潮州等地从事秘密交通、机要和油印文件等工作,并兼管一部分中央经费。

  1932年,陈琮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至1936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陈琮英伴随和协助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工作。回国后,1941年,组织决定陈琮英任任弼时同志处机要秘书,1950年任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离职休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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