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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祿:縣委書記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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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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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焦裕祿

山東省淄博市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於貧農家庭,1946年1月在本村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本縣區武裝部工作。解放戰爭後期,焦裕祿隨軍離開山東,到河南尉氏縣工作。1953年到1962年,焦裕祿在洛陽礦山機器製造廠擔任車間主任、科長。1962年12月,焦裕祿被調到蘭考縣先後任縣委第二書記、書記。他上任之後帶領全縣人民進行封沙、治水、改地的鬥爭。焦裕祿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帶頭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瓢潑的時候,他帶頭踏著齊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風雪鋪天蓋地的時候,他率領幹部訪貧問苦,登門為群眾送救濟糧款。他經常鑽進農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把群眾同自然災害鬥爭的寶貴經驗,一點一滴地集中起來,成為全縣人民的共同財富,成為全縣人民戰勝災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祿對同志對人民滿腔熱情。他常說,共產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的面前;在群眾最需要幫助時候,去關心群眾、幫助群眾。他的心?裝著全縣的幹部群眾,唯獨沒有他自己。他經常肝區痛得直不起腰、騎不了車,即使這樣,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頂住肝部,堅持工作、下鄉,直至被縣委強行送進醫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被肝癌奪去了生命,年僅42歲。他臨終前對組織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號召全省幹部學習焦裕祿忠心耿耿地為黨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書記的榜——祿 》,全面介紹了焦裕祿的感人事蹟,同時還刊登了《向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學習》的社論。隨後,全國各種報刊先後刊登了數十篇文章通訊,在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焦裕祿的熱潮。焦裕祿是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學習的榜樣。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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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祿女兒焦守雲:"父親其實能歌善舞、多才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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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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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網鄭州5月14日電(記者張興軍)在焦裕祿逝世45周年之際,焦裕祿的二女兒焦守雲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生活中的焦裕祿不但是一位慈祥、有愛心的父親,而且還能歌善舞、多才多藝。

    焦裕祿去世時,焦守雲才11歲。盡管年齡很小,但由于焦裕祿平時和子女在一起的時間不多,所以焦守雲對類似的生活點滴記憶尤為深刻。

    焦守雲回憶說,焦裕祿到蘭考工作後,在家的時間非常少。她的兄妹放學回來,難得見到父親的身影。問起來,母親的回答不是下鄉就是在開會。

    “一旦有時間在家,父親就愛和我們呆在一起,他給我們唱兒歌,還教我們養小兔子,在房前屋後種瓜種菜。”焦守雲說,“有時候下鄉也帶上我們,讓我們撿拾路邊的麥穗。現在想起來,父親是要通過這種方式教會我們顆粒歸倉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和通常人們印象中總是深入基層、埋頭工作的形象不同,生活中的焦裕祿是個愛好廣泛、很有情趣的人。“父親其實能歌善舞、多才多藝。按照母親的評價,我們兄妹這麼多人,就綜合素質而言,還沒有人能超過父親。”

    焦守雲介紹,焦裕祿生前特別愛唱歌,而且“唱得有一定的水平”,在當年工作隊排演的一出歌劇中曾經扮演過主人公;舞跳得也很好,因為個子高,1.76米,跳起來舞姿很好看,就連一起工作的外國專家都讚嘆說:“拉牛尾巴的人能把舞跳這麼好,真是少見。”此外,愛打籃球,二胡拉得也特別好,“母親就是循著二胡聲追到他跟前的”。

    “父親並非天生如此,這都是後天學習得來的,說明他對生活充滿熱愛。”焦守雲說,“只是到了蘭考後,因為客觀環境所限,使得他沒有條件、時間和心思來做這些事,人們也就很少看到他的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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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祿逝世45周年:一面飄揚了半個世紀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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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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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焦裕祿同志像(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新華網鄭州5月14日電 題:一面飄揚了半個世紀的旗幟——寫在焦裕祿逝世45周年之際

    新華社記者張興軍、桂娟

    5月14日,是焦裕祿逝世45周年紀念日。河南省在焦裕祿生前工作過的蘭考縣舉行紀念活動。肅穆的蘭考縣焦裕祿紀念園,來自四面八方、各行各業的人們會聚于此,追憶黨的好幹部、人民的好兒子——焦裕祿的事跡,緬懷他的精神。

    焦裕祿,這位以艱苦奮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聞名全國的已故模范人物,他的事跡穿越近半個世紀的時空,在目前全國上下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和迎接新中國成立60周年到來之際,再次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共鳴。

    “焦書記,俺來看您啦”

    千百年來,黃河多次在蘭考縣境內決口改道,形成出了名的“三害”:風沙、鹽鹼、內澇。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這個縣的糧食畝產僅有一百來斤,人們食不果腹、苦難深重。

    上世紀60年代初,焦裕祿擔任蘭考縣委書記。他拖著患有肝病的身體,帶領全縣人民同嚴酷的自然災害作鬥爭。即使病痛發作甚至直不起腰,他仍身先士卒、以身作則,最終病死在工作崗位上。臨終前,他對組織上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松柏蒼翠、柳絲低垂,2米多高的漢白玉紀念碑莊嚴肅穆。從松柏中拾級而上,已有大批的祭奠群眾將焦裕祿墓團團圍住,大家自覺地繞著漢白玉石棺憑吊。

    一位步履蹣跚的老人眼含淚花,用顫抖的聲音喊道:“焦書記,俺來看您啦!”這一幕深深打動了在場的人們,邁上階梯的腳步加快了,繞著石棺的停步了,準備離開的留步了……

    焦裕祿去世後,其事跡經過媒體報道,隨即引起巨大反響,他也因此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黨員幹部的好榜樣。他那種艱苦奮鬥、開拓進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作風被稱為“焦裕祿精神”。

    45年來,人們對焦裕祿的懷念一直沒有停止。據焦裕祿紀念園管理處副主任張繼焦介紹,從全國各地甚至國外來焦園參觀的每年都有近40萬人次。每到6月新麥收獲時,就有農民從家裏帶來新蒸的白面饅頭,擺在焦裕祿墓前;而當地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一提起焦裕祿,依然親切地稱之為“老焦”。

    蘭考縣葡萄架鄉農民王洪偉說:“群眾無論是過上了好日子,還是有了困難,都會想起‘老焦’。在蘭考人心目中,‘老焦’並沒有死。”

    “焦裕祿是個標桿,我們要見賢思齊”

    45年來,焦裕祿的事跡和精神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各級領導幹部,成為一面飄揚了近半個世紀的鮮艷旗幟。

    在離墓地不遠處的紀念館,人們排起長隊參觀焦裕祿事跡展,他們中有拄著拐杖的老者、懷抱孩子的婦女、稚氣未脫的少兒。透明的展櫃裏,靜靜地擺放著焦裕祿生前用過的物品,從生銹的鋤頭到帶著窟窿的布鞋,還有打了42個補丁的被子。睹物思人,觀者無言,卻禁不住唏噓不已。

    魏治功是焦裕祿之後的第13任蘭考縣委書記。今年3月9日上任第一天,即帶領全縣四大班子領導及各單位負責人拜謁焦園。他說:“焦裕祿同志是一個很高很高的標桿,我們要見賢思齊。”

    焦裕祿並不僅僅是一個戰天鬥地的英雄。女兒焦守雲說,父親生前能歌善舞、多才多藝,二胡拉得尤其好。“只是到了蘭考後,因為環境所限,使得他沒有時間、條件和心思來做這些。”

    焦守雲說,焦裕祿在蘭考一共只工作了470多天,但時至今日,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百姓,大家仍然懷念他。“我覺得最關鍵的有兩點,就是他始終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人民無限熱愛。”

    今年4月份以來,河南省掀起了學習焦裕祿的熱潮,同時決定今後省市縣三級黨委、政府換屆時,都要組織新班子到蘭考接受教育。

    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表示,當前提出要深入學習、大力弘揚焦裕祿精神,很有現實針對性和重要指導性。他說:“特別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更需要像焦裕祿同志一樣具有迎難而上、堅忍不拔、敢幹敢闖、真抓實幹的作風。”

    “焦裕祿精神永不過時”

    來自山東泰山的一家公司經理牛明證每年清明都要前來祭奠焦裕祿。他說,時至今日,焦裕祿的事跡和精神仍能引起全社會的廣泛共鳴,一方面說明當前提倡艱苦奮鬥、勤儉節約具有現實意義,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大家對“人民公仆式”幹部的呼喚和期待。

    鄭州大學教授、港臺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周文順表示,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焦裕祿帶給人們的不僅是感動,還有涉及反腐敗、幹部作風、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一係列問題的連鎖思考。

    “和焦裕祿時代相比,今天的幹部不但要同自然災害作鬥爭,還要同侵入自己肌體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作鬥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鬥爭要艱苦得多。”周文順說。

    今年76歲的劉俊生是焦裕祿任蘭考縣委書記時的新聞幹事,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宣傳焦裕祿事跡、弘揚焦裕祿精神。他說,從焦裕祿去世後人民的深切哀悼和紀念,到上世紀90年代人民呼喚焦裕祿,再到21世紀的今天深情緬懷焦裕祿精神,這並非偶然現象。

    “焦裕祿是一座豐碑,焦裕祿精神像一面旗幟。人民呼喚焦裕祿,是在呼喚我們黨一貫同群眾血肉相連的好傳統,呼喚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風。”劉俊生說,“雖然45年過去了,這座豐碑依然屹立不倒,這面旗幟也依然在高高飄揚,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永不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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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檔案再讀焦裕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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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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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祿重病前寫下的文章標題

    河南省檔案局與河南日報聯合,從關于焦裕祿同志的歷史檔案資料中,選取生動的事實材料來解讀焦裕祿精神。

 
 本文素材大多數過去沒有公開報道過,很多資料是首次公布,因所引述資料眾多,不再一一注明出處。

    ●1963年2月20日:焦裕祿收到縣檢察院副檢察長張增勇的來信。信中反映,他于16日路過崔園子公社,發現當地群眾生活很困難。出現了人口外流、逃荒要飯,拆墻、扒房、送童養媳、賣子女等問題嚴重。

    焦裕祿對這封信很重視,立即簽發給縣委常委,並決定將信中反映的10個生產隊作為特重災隊,派人去宣傳政策,安定民心。對斷炊戶先借銷一些糧食,然後在摸底的基礎上,按政策迅速發放統銷糧。

    ●1963年5月18日:當天深夜,焦裕祿剛看完文件,準備睡覺。這時忽然狂風呼嘯,大雨傾盆,他披上雨衣就出去了。愛人和孩子在火車站找到了他,問:“你一個人出來,怎麼不吱一聲?”焦裕祿說:“我出來看一下縣城裏的水能不能排出去,城關鎮有些群眾的住房不牢固,我去轉了一圈看看。”

    第二天天不亮,焦裕祿馬上開縣委常委會,安排全縣幹部群眾排水。會後,焦裕祿脫去鞋襪,卷起褲腿,打著雨傘,帶領3位同志趕往水災最嚴重的社、隊。

    ●1963年12月11日:焦裕祿來到社員張傳德家,看到張的愛人抱著一歲的男孩,不停地流淚,忙上前詢問,問明孩子得了好幾種病,在當地看了一個多月不見好轉。他趕緊到大隊給縣醫院院長高芳軒打了電話,要他們好好給孩子治療。他還不放心,又寫了一封信,讓張傳德帶上到縣醫院去。孩子住院期間,焦裕祿曾3次電話詢問病情。經過25天的治療,小孩吃得白胖,病全好了。這個原名叫張徐州的小孩,在焦裕祿逝世後,為表示繼承焦裕祿遺志,改名叫張繼焦。

    ●1963年12月13日:晚上,北風刮得呼呼叫,小雨下個不停。焦裕祿身披雨衣,提了2斤羊肉、2斤紅糖、3斤大紅棗、5斤黃豆,到土山寨村農民郭汪民家。他敲了敲門說:“大娘,我來看您老人家啦!”郭大爺開了門,一看是焦裕祿,感激地說:“老焦,天這麼晚你怎麼又來了!”焦裕祿坐在大娘床頭說:“大娘的病好點了吧?我今天去紅廟,聽醫生說,羊肉、紅棗、紅糖、黃豆放在一起熬湯喝,可以治浮腫病,我特意給您帶來點試試。”

    ●1963年8月,焦裕祿的小孩找爸爸要錢買新鉛筆,焦裕祿看看鉛筆頭說還能用。過了幾天,孩子又要新鉛筆。焦裕祿看著筆頭說,還能用。最後,鉛筆用到像一粒花生米那樣長了,孩子又要換新的。焦裕祿從抽屜裏拿出一個筆帽往鉛筆頭上一套說:“這不是還可以用嗎?”然後,焦裕祿又給孩子講,生產一支鉛筆多麼不容易,教育孩子要愛護工人叔叔的勞動成果。

    ●1964年2月7日:國家給蘭考撥來一批救濟棉花。救災辦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祿的棉襖很破,決定照顧他3斤棉花,讓他換件新棉襖。同志們怕焦裕祿不要,就把3斤棉花票送到他家裏。焦裕祿知道這件事後,又讓家屬把棉花票退了回去。他對救災辦公室的同志說:“救災物資是給群眾的,我們不能要。雖說我的棉衣破點,但還能穿,比起沒有棉衣穿的群眾強多了。作為領導要時刻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生活上向低標準看齊。”

    實際上,焦裕祿的許多衣物都該換了。一床被子用了幾十年,被裏爛了就翻過來用,衣服、鞋襪補了又補。愛人徐俊雅總想給他換件新的,而他卻常常對家屬說:“現在蘭考遭災,群眾生活很苦。跟群眾相比,咱穿的就不錯了。比我要飯時披麻包片,住房檐下避雪那會兒強多啦!”有一次,焦裕祿的一件已縫了許多補丁的衣服又破了,焦裕祿又讓愛人徐俊雅縫補。徐俊雅一看實在是破得不能再補了,就不願意補。焦裕祿又求岳母給縫補,焦裕祿的岳母也說太破不能補了。于是,焦裕祿就自己動手縫補,還笑著說:“補丁多了,穿著結實。”

    ●1963年3月,在一次縣委會上研究造林問題時發生了爭論,有人主張把樹種到沙丘上、風口上,防風固沙;有人主張種到大路旁,綠化環境。焦裕祿總結時說:“兩種意見都有道理,都應當實現,但有個步驟問題。我的意見是‘先顧吃飯,後顧好看’。”大家覺得這個總結全面周到,主次分明,扼要生動,爭論雙方都愉快地接受了焦裕祿的意見。

    ●1963年3月13日:從河南桐柏縣調了一批花生種子運到蘭考,焦裕祿提議分配時先保證適合種花生的重點地區。縣委決定給老韓陵5000斤花生果,焦裕祿和城關區長親自組織群眾剝皮。播種時,焦裕祿又和社員一起點播。之後,焦裕祿經常到花生地裏除草、治蟲、查看花生的生長情況。

    ●焦裕祿平時很少照相,他在蘭考留下的3張照片,兩張都是趁他不防時偷拍的。焦裕祿逝世後,連個標準像都沒有留下。開追悼會時,還是用的1949年的照片。這主要是因為焦裕祿不讓拍他。很多次,縣委宣傳部通訊幹事劉俊生想拍下焦裕祿與群眾一起忘我工作的鏡頭,但均被焦裕祿制止了,焦裕祿要求劉俊生只拍攝廣大群眾的鏡頭。

    難得的一張照片是在1963年9月的一天拍下的。當時,焦裕祿到城關公社胡集大隊朱莊檢查工作,看到他春天栽的那棵桐樹長得很旺盛,其他同志都要求焦裕祿在這棵樹下留個影。剛開始他不同意,劉俊生這次鬥膽“批評”起焦裕祿:“群眾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興,這對群眾的鼓舞不就更大嗎?”焦裕祿聽劉俊生批評得有道理,就大笑說:“好吧,叫你照!”接著他又說:“我愛泡桐樹,就在泡桐樹旁拍一張吧!”于是,縣委通訊幹事劉俊生這才給他拍了一張難得的“生活照”。

    ●1963年7月的一天,焦裕祿下鄉檢查工作路過金營大隊郭莊時,他突然跳下自行車向一塊高地走去,那裏長著幾棵棉花。焦裕祿說:“為啥別的地方不長,這裏長呢?”他捏一小撮土放進嘴裏品嘗滋味。隨行幹部問:“焦書記你咋吃土呢?”焦裕祿吐口唾沫說:“我的舌頭是個化驗器,能隨時化驗出土裏包含的鹽、鹼、硝的情況。”

    ●1963年11月19日至30日:焦裕祿組織除三害辦公室、農業局、科委和各公社農機站等有關部門64人,對全縣鹼地面積、分布情況、地下水位進行全面丈量、調查。在普查期間,焦裕祿經常帶著行李,拿著幹糧,挎著水壺,和鹽鹼普查隊的同志一塊下去。為了弄清一塊鹽鹼地情況,他們反復丈量,挖掘地下水,焦裕祿經常用嘴品嘗含鹽鹼成分。焦裕祿說:“用舌頭一舔,鹹的是鹽,涼的是硝,又騷、又辣、又苦的是馬尿鹼。”

    經過10多天的艱苦工作,焦裕祿與普查隊一起掌握了第一手資料。焦裕祿讓大家把鹽鹼地分牛皮鹼、馬尿鹼、瓦鹼、鹵鹼、白不鹵、其他鹼6類進行分類統計,繪制出全縣鹽鹼分布、分類圖。他們通過對1963年全縣35萬畝積水地進行詳細調查後,進而分析得出結論:內澇是形成鹽鹼地的根本原因。

    ●1962年12月初,地委組織部同志在和焦裕祿談話時,明確地告訴他,蘭考是個最困難的縣,要他在思想上有個充分準備。當時焦裕祿態度十分堅決地說:“感謝黨把我派到最困難的地方。越是困難越能鍛煉人。請組織放心,不改變蘭考面貌,我決不離開那裏。”組織上要焦裕祿回去安置好家再去蘭考報到,而焦裕祿卻立即到蘭考報到去了。他說:“蘭考正在嚴重困難的時候,那裏的群眾正盼望黨組織派來的人組織他們向困難作鬥爭。”

    ●徐俊雅在一篇回憶焦裕祿的文章中寫道:“我同焦裕祿同志生活在一起已有十多年,他好像永遠不知道啥叫‘難’。記得我們才從地方轉業到工業上那會兒,那困難才大呢!他文化不高,從來沒見過機器,別人給他介紹情況,他啥也聽不懂。圖紙擺在面前,看花了眼也不明白。當時有人就說:‘看,拉牛尾巴的人也來學工業!’可他不聽這些,還是迎著困難幹。在大連起重機廠實習的時候,他擔任車間主任。他慢慢學會了看圖紙,什麼活也能幹一些了。工人同志都喜歡他,說:‘老焦真行,鑽勁兒大,是咱們的好主任!’”

    有關文獻也記述了焦裕祿幹工業的事跡。1953年7月,焦裕祿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工作。雖然只有4年小學文化程度,但焦裕祿硬是通過刻苦學習弄懂了相關專業知識。1956年,焦裕祿被任命為車間主任。上任不久,廠黨委決定試制重達108噸的大型卷揚機,當時國內尚屬首次,攻關難度很大。身為車間主任的焦裕祿沒有退縮,為解決生產中的一個個難題,他索性把鋪蓋搬進了車間,連吃飯也蹲在機器旁。工人們在焦裕祿拼搏精神的感召下,也紛紛夜以繼日趕任務。經過合力奮戰,直徑4米的卷揚機終于試制成功。

    ●1963年2月的一天,焦裕祿與張欽禮在同一個飯桌上吃飯,吃著吃著,焦裕祿手中的筷子伸到盤子裏夾了個空。張欽禮問:“焦書記,吃著飯你還在想啥?”焦裕祿說:“我怎能不想呢?改變蘭考面貌的重擔在咱們身上,全縣三十六萬人民眼巴巴地望著咱們呢!”

    ●1941年,焦裕祿的父親因家貧又愁悶而上吊自殺,當時焦裕祿只有十七八歲。1955年,焦裕祿在他的幹部檔案自傳中是這樣敘述他的母親的:“母親李氏六十三歲,住山東家種一畝地生活,完全依靠我並愛人工資640分。我除經常向家寄錢供母親生活外,母親農閒時有時也到我處住三兩個月。”

    1964年2月11日至28日:經上級黨組織批準,焦裕祿到山東省淄博市北崮山村探望老母親,這是他參加革命後離家17年的第一次探親。

    臨行前,也就是1964年春節前一天,焦裕祿到縣政府大院找到縣長程世平,有些難為情地說:“老程,你手頭寬不寬裕,能不能借給我三四百元?”程世平知道,焦裕祿夫婦平時省吃儉用,因為要贍養老人,撫育6個子女,有時還接濟窮困群眾,日子過得相當緊巴。可沒想到他一個十五級幹部連回老家探親的路費也湊不夠。

    這次,他把愛人徐俊雅和6個孩子全部帶回去。一路上,他指著一塊塊烈士碑對孩子們講革命烈士的故事,教育孩子們要珍惜眼前的生活。徐俊雅這才明白焦裕祿把孩子全部帶回老家的良苦用心。

    ●1964年5月4日,焦守鳳到鄭州探望她病重中的爸爸焦裕祿,只見他嘴唇幹裂,臉黃如紙,說話要用很大的力氣,仍然上氣不接下氣。焦裕祿見到女兒的第一句話就問:“小梅,咱蘭考淹了沒有?你把咱縣的實際情況告訴我!”

    這次他們父女見面後的第10天,即同年5月14日9時45分,焦裕祿與世長辭,終年4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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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人堅持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贏得人民的信賴。文革以前的共產黨如日中天,焦裕祿、雷鋒就是榜樣。兩岸的執政黨或在野黨應多培養幾個焦裕祿、雷鋒這樣的黨員幹部,以正仕風、以匡民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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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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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縣委辦公室的幹部張思義和他一同騎自行車到三義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祿的肝痛發作,疼得蹬不動車,兩個人只好推著自行車慢慢走。剛到公社,大家看他氣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發病了。公社的同志說:"休息一下吧。"他說:"談你們的情況吧,我不是來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邊彙報情況,一邊看著焦裕祿強按著肝區在作筆記。顯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發抖,鋼筆幾次從手指間掉了下來。彙報的同志看到這情形,忍住淚,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而他,看來還是神情自若的樣子,說:

  "說,往下說吧。"

  1964年的3月,蘭考人民的除"三害"鬥爭達到了高潮,焦裕祿的肝病也到了嚴重關頭。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洶湧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著的大地。他滿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動手寫一篇文章,題目是:《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他鋪開稿紙,擬好了四個小題目:一、設想不等於現實。二、一個落後地區的改變,首先是領導思想的改變。領導思想不改變,外地的經驗學不進,本地的經驗總結不起來。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四、精神原子彈--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

  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的焦裕祿,從蘭考人民在抗災鬥爭中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從蘭考人民一步一個腳印的實幹精神中,已經預見到新蘭考美好的未來。但是,文章只開了個頭,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筆,縣委決定送他到醫院治病去了。

  臨行那一天,由於肝痛得厲害,他是彎著腰走向車站的。他是多麼捨不得離開蘭考呵!一年多來,全縣149個大隊,他已經跑遍了120多個。他把整個身心,都交給了蘭考的群眾,蘭考的鬥爭。正像一位指揮員在戰鬥最緊張的時刻,離開炮火紛飛的前沿陣地一樣,他從心底感到痛苦、內疚和不安。他不時深情地回顧著蘭考城內的一切,他多麼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帶著旺盛的精力回來和群眾一塊戰鬥呵!他幾次向送行的同志們說,不久他就會回來的。在火車開動前的幾分鐘,他還鄭重地佈置了最後一項工作,要縣委的同志好好準備材料,等他回來時,向他詳細彙報抗災鬥爭的戰果。

  “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開封醫院把焦裕祿轉到鄭州醫院,鄭州醫院又把他轉到北京的醫院。在這位鋼鐵般的無產階級戰士面前,醫生們為他和肝痛鬥爭的頑強性格感到驚異。他們帶著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診察,最後很多人含著眼淚離開。

  那是個多麼令人悲慟的日子呵!醫生們開出了最後的診斷書,上面寫道:"肝癌後期,皮下擴散。"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趙文選同志,不相信這個診斷,人像傻了似的,一連聲問道:"什麼,什麼?"醫懷著沉重的心情,低聲說:"焦裕祿同志最多還有20天時間。"

  趙文選呆了一下,突然放聲痛哭起來。他央告著說:

  "醫生,我求求你,我懇求你,請你把他治好,俺蘭考是個災區,俺全縣人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呀!"

  在場的人都含著淚。醫生說:"焦裕祿同志的工作情況,在他進院時,黨組織已經告訴我們。癌症現在還是一個難題,不過,請你轉告蘭考縣的群眾,我們醫務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祿同志同困難和災害鬥爭的那種革命精神,來儘快攻佔這個高地。"

  焦裕祿又被轉到鄭州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

  焦裕祿病危的消息傳到蘭考後,縣上不少同志去鄭州看望他。縣上有人來看他,他總是不談自己的病,先問縣裏的工作情況,他問張莊的沙丘封住了沒有?問趙垛樓的莊稼淹了沒有?問秦寨鹽鹼地上的麥子長得怎樣?問老韓陵地裏的泡桐樹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囑咐一個縣委辦公室的幹部說:

  "你回去對縣委的同志說,叫他們把我沒寫完的文章寫完;還有,把秦寨鹽鹼地上的麥穗拿一把來,讓我看看!"

  5月初,焦裕祿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了,在這種情況下,縣委的一位副書記匆匆趕到鄭州探望他。當焦裕祿用乾瘦的手握著他的手,兩隻失神的眼睛深情地望著他時,這位副書記的淚珠禁不住一顆顆滾了下來。

  焦裕祿問道:"聽說豫東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沒有?"

  "沒有。"

  "這樣大的雨,咋會不淹?你不要不告訴我。"

   "是沒有淹!排澇工程起作用了。"副書記一面回答,一面強忍著悲痛給他講了一些蘭考人民抗災鬥爭勝利的情況,安慰他安心養病,說蘭考面貌的改變也許會比原來的估計更快一些。

  這時候,副書記看到焦裕祿在全力克制自己劇烈的肝痛,一粒粒黃豆大的冷汗珠時時從他額頭上浸出來。他勉強擦了擦汗,半晌,問道:

  "我的病咋樣?為什麼醫生不肯告訴我呢?"

  副書記遲遲沒有回答。

  焦裕祿一連追問了幾次,副書記最後不得不告訴他說:"這是組織上的決定。"

  聽了這句話,焦裕祿點了點頭,鎮定地說道:"呵,我明白了……"

  隔了一會兒,焦裕祿從懷裏掏出一張自己的照片,顫顫地交給這位副書記,然後說道:"現在有句話我不能不說了。回去對同志們說,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地鬥爭下去。黨相信我們,派我們去領導,我們是有信心的。我們是災區,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後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副書記再也無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著焦裕祿,鼻子一酸,幾乎哭出聲來。他帶著淚匆匆地告別了自己的戰友……

  誰也沒有料到,這就是焦裕祿同蘭考人民,同蘭考縣黨組織的最後一別。

  1964514,焦裕祿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42歲。

  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中共河南省委和開封地委有兩位負責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對這兩位上級黨組織代表斷斷續續地說出了最後一句話:"我……沒有……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

  他死後,人們在他病床的枕下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他沒有死,他還活著

  事隔一年以後,1965年春天,蘭考縣幾十個貧農代表和幹部,專程來到焦裕祿的墳前,貧農們一看見焦裕祿的墳墓,就仿佛看見了他們的縣委書記,看見了他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那個人。

  一年前,他還在蘭考,同貧下中農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災鬥爭的前線。人們怎麼會忘記,在那大雪封門的日子,他帶著黨的溫暖走進了貧農的柴門;在那洪水暴發的日子,他拄著棍子帶病到各個村莊察看水情。是他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紅燈,照亮了蘭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帶領蘭考人民扭轉了蘭考的局勢,激發了人們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鎖住風沙,制伏洪水"的號召;是他發現了貧下中農中革命的"硬骨頭"精神,使之在全縣發揚光大……這一切,多麼熟悉,多麼親切呵!誰能夠想到,像他這樣一個充滿著革命活力的人,竟會在蘭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時候,離開了蘭考的大地。

  人們一個個含著淚站在他的墳前,一位老貧農泣不成聲地說出了36萬蘭考人的心聲:

  "我們的好書記,你是活活地為俺蘭考人民,硬把你給累死的呀。困難的時候你為俺貧農操心,跟著俺們受罪,現在,俺們好過了,全蘭考翻身了,你卻一個人在這裏……"這是蘭考人民對自己的親人、階級戰友的痛悼,也是蘭考人民對一個為他們的利益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的最高嘉獎。

  焦裕祿去世後的這一年,蘭考縣的全體黨員,全體人民,用汗水灌溉了蘭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祿宣導制訂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經過三年艱苦努力,已經變成了現實。蘭考,這個豫東歷史上缺糧的縣份,1965年糧食初步自給了。全縣2574個生產隊,除300來個隊是棉花、油料產區外,其餘的都陸續自給,許多隊有了自己的儲備糧。   

  1965年,蘭考縣連續旱了68天,從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刮了72次大風,卻沒有發生風沙打死莊稼的災害,19萬畝沙區的千百條林帶開始把風沙鎖住了。這一年秋天,連續下了384毫米暴雨,全縣也沒有一個大隊受災。

  焦裕祿生前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正由36萬蘭考人民在蘭考大地上奮力集體完成。在這篇文章裏,蘭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貼了膏藥,紮了針",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歸了河道,笑那人老幾輩連茅草都不長的老堿窩開始出現了碧綠的莊稼,笑那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壓在人們頭上的大自然的君,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不能再任意擺佈人們的命運了。

  焦裕祿雖然去世了,但他在蘭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種子,正在發芽成長。他一心為革命,一心為群眾的高貴品德,已成為全縣幹部和群眾學習的榜樣。這一切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已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推動著蘭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大道上繼續前進。

  焦裕祿同志,你沒有辜負黨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你的任務,蘭考人民將永遠忘不了你。你不愧是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起來的好黨員,不愧為党的好幹部,不愧為人民的好兒子!你是千千萬萬在嚴重自然災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產黨員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沒有死,你將永遠活在千萬人的心裏!

  (196624)(本文與馮健、周原同志合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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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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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垛樓的貧下中農在七季基本絕收以後,冒著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溝,同暴雨內澇搏鬥。1963年秋天,這裏一連九天暴雨,他們卻奪得了好收成。賣了8萬斤餘糧。

  雙楊樹的貧下中農在農作物基本絕收的情況下,雷打不散,社員們兌雞蛋賣豬,買牲口買種子,堅持走集體經濟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員們說:"窮,咱窮到一塊兒;富,咱也富到一塊兒。"

  韓村,秦寨,趙垛樓,雙楊樹,廣大貧下中農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祿十分激動。他認為這就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貧下中農革命精神的好榜樣。他在縣委會議上,多次講述了這些先進典型的重大意義。他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們應該把群眾中這些可貴的東西,集中起來,再堅持下去,號召全縣社隊向他們學習。"

  19639月,縣委在蘭考冷凍廠召開了全縣大小隊幹部的會議,這是扭轉蘭考局勢的大會,是蘭考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一次誓師大會。會上,焦裕祿為韓村、秦寨、趙垛樓、雙楊樹的貧下中農鳴鑼開道,請他們到主席臺上,拉他們到萬人之前,大張旗鼓地表揚他們的革命精神。他把群眾中這些革命的東西,集中起來,總結為四句話:"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幹勁,雙楊樹的道路。"他說:這就是蘭考的新道路!是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聲疾呼,號召全縣人民學習這四個樣板,發揚他們的革命精神,在全縣範圍內鎖住風沙,制服洪水,向"三害"展開英勇的鬥爭!

  這次大會在蘭考抗災鬥爭的道路上,是一個偉大的轉折。它激發了群眾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眾的革命鬥志,有力地推動了全縣抗災鬥爭的發展。它使韓村等四個榜樣的名字傳遍了蘭考;它讓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蘭考36萬群眾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從此,蘭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兩個東西,這就是縣委和縣人委發出的"奮發圖強的嘉獎令""革命硬骨頭隊"的命名書。

  "當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員要出現在群眾面前"

  就在蘭考人民對澇、沙、堿三害全面出擊的時候,一場比過去更加嚴重的災害又向蘭考襲來。1963年秋季,蘭考縣一連下了13天雨,雨量達250毫米。大片大片的莊稼汪在窪窩裏,漬死了。全縣有11萬畝秋糧絕收,22萬畝受災。

  焦裕祿和縣委的同志們全力投入了緊急的生產救災。

  那是個冬天的黃昏。北風越刮越緊,雪越下越大。焦裕祿聽見風雪聲,倚在門邊望著風雪發呆。過了會兒,他又走回來,對辦公室的同志們嚴肅地說:"在這大風大雪裏,貧下中農住得咋樣?牲口咋樣?"接著他要求縣委辦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幾件雪天工作。他說,"我說,你們記記:第一,所有農村幹部必須深入到戶,訪貧問苦,安置無屋居住的人,發現斷炊戶,立即解決。第二,所有從事農村工作的同志,必須深入牛屋檢查,照顧老弱病畜,保證不許凍壞一頭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內副業生產。第四,對於參加運輸的人畜,凡是被風雪隔在途中的,在哪個大隊的範圍,由哪個大隊熱情招待,保證吃得飽,住得暖。第五,教育全黨,在大雪封門的時候,到群眾中去,和他們同甘共苦。最後一條,把檢查執行的情況迅速報告縣委。"辦公室的同志記下他的話,立即用電話向各公社發出了通知。

  這天,外面的大風雪刮了一夜。焦裕祿的房子裏,電燈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戶紙剛剛透亮,他就挨門把全院的同志們叫起來開會。焦裕祿說:"同志們,你們看,這場雪越下越大,這會給群眾帶來很多困難,在這大雪擁門的時候,我們不能坐在辦公室裏烤火,應該到群眾中間去。共產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的面前,在群眾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去關心群眾,幫助群眾。"

  簡短的幾句話,像刀刻的一樣刻在每一個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濕潤了,有人有多少話想說也說不出來了。他們的心飛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帶著救濟糧款,分頭出發了。

  風雪鋪天蓋地而來。北風響著尖利的哨音,積雪有半尺厚。焦裕祿迎著大風雪,什麼也沒有披,火車頭帽子的耳巴在風雪中呼扇著。那時候,他的肝痛常常發作,有時疼得厲害,他就用一支鋼筆硬頂著肝部。現在他全然沒想到這些,帶著幾個年輕小夥子,踏著積雪,一邊走,一邊高唱《南泥灣》。

  這一天,焦裕祿沒烤群眾一把火,沒喝群眾一口水。風雪中,他在9個村子,訪問了幾十戶生活困難的老貧農。在許樓,他走進一個低矮的柴門。這裏住的是一雙無兒無女的老人。老大爺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個瞎子。焦裕祿一進屋,就坐在老人的床頭問寒問饑。老大爺問他是誰?他說:"我是您的兒子。"老人問他大雪天來幹啥?他說:"毛主席叫我來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用顫抖的雙手上上下下摸著焦裕祿。老大爺眼裏噙著淚說:"解放前,大雪封門,地主來逼租,攆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祿安慰老人說:"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裏,蘭考受災受窮的面貌一定能夠改過來。"

  就是在這次雪天送糧當中,焦裕祿也看到和聽到了許多貧下中農極其感人的故事。誰能夠想到,在毀滅性的澇災面前,竟有那麼一些生產隊,兩次三番退回國家送給他們的救濟糧、救濟款。他們說:把救濟糧、救濟款送給比我們更困難的兄弟隊吧,我們自己能想辦法養活自己!

  焦裕祿心裏多麼激動呵!他看到毛澤東思想像甘露一樣滋潤了蘭考人民的心,黨號召的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硬骨頭精神,已經變成千千萬萬群眾敢於同天抗、同災鬥的物質力量了。

  有了這種精神,在蘭考人民面前還有什麼天大的災害不能戰勝!

  “縣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

  焦裕祿常說,縣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要把縣委這個""帶好,必須使這"一班人"思想齊、動作齊。而要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就必須靠毛澤東思想。

  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縣人委有一位元從豐收地區調來的領導幹部,提出了一個裝潢縣委和縣人委領導幹部辦公室的計畫。連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換一套新的。為了好看,還要把城裏一個污水坑填平,上面蓋一排房子。縣委多數同志激烈地反對這個計畫。也有人問:"錢從哪里來?能不能花?"這位領導幹部管財政,他說:"花錢我負責。"

  但是,焦裕祿提了一個問題: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他接著說明了自己的意見:

  "災區面貌沒有改變,還大量吃著國家的統銷糧,群眾生活很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連想也很危險。"

  後來,焦裕祿找這位領導幹部談了幾次話,幫助他認識錯誤。焦裕祿對他說:蘭考是災區,比不得豐收區。即使是豐收區,你提的那種計畫,也是不應該做的。焦裕祿勸這位領導幹部到貧下中農家裏去住一住,到貧下中農中間去看一看。去看看他們想的是什麼,做的是什麼。焦裕祿作為縣委的班長,他從來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他對同志們要求非常嚴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從內心裏生出改正錯誤的力量。不久以後,這位元領導幹部認識了錯誤,自己收回了那個"建設計畫"

  有一位公社副書記在工作中犯了錯誤。當時,縣委開會,多數委員主張處分這位同志。但焦裕祿經過再三考慮,提出暫時不要給他處分。焦裕祿說,這位同志是我們的階級弟兄,他犯了錯誤,給他處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處分是為了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當前改變蘭考面貌,是一個艱巨的鬥爭,不如派他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考驗他,鍛煉他,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讓他為黨的事業出力,這樣不是更好嗎?

  縣委同意了焦裕祿的建議,決定派這個同志到災害嚴重的趙垛樓去蹲點。這位同志臨走時,焦裕祿把他請來,嚴格地提出批評,親切地提出希望,最後焦裕祿說:"你想想,當一個不堅強的戰士,當一個忘了群眾利益的共產黨員,多危險,多可恥呵!先烈們為解放蘭考這塊地方,能付出鮮血、生命;難道我們就不能建設好這個地方?難道我們能在自然災害面前當怕死鬼?當逃兵?"

  焦裕祿的話,一字字、一句句都緊緊扣住這位同志的心。這話的分量比一個最重的處分決定還要沉重,但這話也使這位同志充滿了戰鬥的激情。階級的情誼,革命的情誼,黨的溫暖,在這位元犯錯誤的同志的心中激蕩著,他滿眼流著淚,說,"焦裕祿同志,你放心……"

  這位同志到趙垛樓以後,立刻同群眾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鬥爭。他發現群眾的生活困難,提出要賣掉自己的自行車,幫助群眾,縣委制止了他,並且指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從思想上武裝趙垛樓的社員群眾,領導他們起來,自力更生進行頑強的抗災鬥爭,一輛自行車是不能解決什麼問題的。以後,焦裕祿也到趙垛樓去了。他關懷趙垛樓的2000來個社員群眾,他也關懷這位元犯錯誤的階級弟兄。

  就在這年冬天,趙垛樓為害農田多年的24個沙丘,被社員群眾用沙底下的黃膠泥封蓋住了。社員們還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內澇。這個一連七季吃統銷糧的大隊,一季翻身,賣餘糧了。

  也就在趙垛樓大隊"翻身"的這年冬天,那位元犯錯誤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個個兒。他在抗災鬥爭中,身先士卒,表現得很英勇。他沒有辜負党和焦裕祿對他的期望。

  焦裕祿,出生在山東淄博一個貧農家裏,他的父親在解放前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逼迫上吊自殺了。他從小逃過荒,給地主放過牛,扛過活,還被日本鬼子抓到東北挖過煤。他帶著家仇、階級恨參加了革命隊伍,在部隊、農村和工廠裏做過基層工作。自從參加革命一直到當縣委書記以後,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他常常開襟解懷,卷著褲管,朴樸實實地在群眾中間工作、勞動。貧農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襪子,補了又補,他愛人要給他買雙新的,他說:"跟貧下中農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錯了。"夏天他連涼席也不買,只花四毛錢買一條蒲席鋪。

  有一次,他發現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問,原來是看戲去了。他問孩子:"哪里來的票?"孩子說:"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說沒有。叔叔問我是誰?我說焦書記是我爸爸。叔叔沒有收票就叫我進去了。"焦裕祿聽了非常生氣,當即把一家人叫來""了一頓,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錢如數送給戲院。接著,他又建議縣委起草了一個通知,不准任何幹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幹部和他們的子弟"看白戲"……

  "焦裕祿是我們縣委的好班長,好榜樣。"

  "在焦裕祿領導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於大作大為,心情舒暢,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祿的戰友這樣說,反對過他的人這樣說,犯過錯誤的人也這樣說。

  他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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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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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1962年冬天,正是豫東蘭考縣遭受內澇、風沙、鹽鹼三害最嚴重的時刻。這一年,春天風沙打毀了20萬畝麥子,秋天淹壞了30多萬畝莊稼,鹽鹼地上有10萬畝禾苗堿死,全縣的糧食產量下降到了歷史的最低水準。

  就是在這樣的關口,黨派焦裕祿來到了蘭考。

  展現在焦裕祿面前的蘭考大地,是一幅多麼嚴重的災荒的景象呵!橫貫全境的兩條黃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邊的黃沙;片片內澇的窪窩裏,結著青色的冰淩;白茫茫的鹽鹼地上,枯草在寒風中抖動。

  困難,重重的困難,像一副沉重的擔子,壓在這位新到任的縣委書記的雙肩。但是,焦裕祿是帶著《毛澤東選集》來的,是懷著改變蘭考災區面貌的堅定決心來的。在這個貧農出身的共產黨員看來,這裏有36萬勤勞的人民,有烈士們流血犧牲解放出來的90多萬畝土地。只要加強党的領導,一時就有天大的艱難,也一定能殺出條路來。第二天,當大家知道焦裕祿是新來的縣委書記時,他已經下鄉去了。

  他到災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隊去了。他到貧下中農的草屋裏,到飼養棚裏,到田邊地頭,去瞭解情況,觀察災情去了。他從這個大隊到那個大隊,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幹部談論。見到沙丘,他說:"栽上樹,豈不是成了一片好綠林!"見到澇窪窩,他說:"這裏可以栽葦、養魚。"見到鹼地,他說:"治住它,把一片白變成一片青!"轉了一圈回到縣委,他向大家說:"蘭考是個大有作為的地方,問題是要幹,要革命。蘭考是災區,窮,困難多,但災區有個好處,它能段練人的革命意志,培養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

  焦裕祿的話,說得大家心裏熱呼呼的。大家議論說,新來的縣委書記看問題高人一著棋,他能從困難中看到希望,能從不利條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關鍵在於縣委領導核心的思想改變"

  連年受災的蘭考,整個縣上的工作,幾乎被發統銷糧、貸款、救濟棉衣和燒煤所淹沒了。有人說縣委機關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供給部。那時候,很多群眾等待救濟,一部分幹部被災害壓住了頭,對改變蘭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數人甚至不願意留在災區工作。他們害怕困難,更害怕犯錯誤……

  焦裕祿想:"群眾在災難中兩眼望著縣委,縣委挺不起腰杆,群眾就不能充分發動起來。'幹部不領,水牛掉井',要想改變蘭考的面貌,必須首先改變縣委的精神狀態。"
夜,已經很深了,焦裕祿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他披上棉衣,找縣委一位副書記談心去了。

  在這麼晚的時候,副書記聽見叩門聲,吃了一驚。他迎進焦裕祿,連聲問:"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祿說:"我想找你談談。你在蘭考十多年了,情況比我熟,你說,改變蘭考面貌的主要問題在哪里?"

  副書記沉思了一下,回答說:"應該在思想前面加兩個字:領導。眼前關鍵在於縣委領導核心的思想改變。沒有抗災的幹部,就沒有抗災的群眾。"

  兩個人談得很久,很深,一直說到後半夜。他們的共同結論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別是要對縣委的幹部進行抗災的思想教育。不首先從思想上把人們武裝起來,要想進行除"三害"的鬥爭,將是不可能的。

  嚴冬,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召集在家的縣委委員開會。人們到齊後,他並沒有宣佈議事日程。只說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領著大家到火車站去了。當時,蘭考車站上,北風怒號,大雪紛飛。車站的屋簷下,持著尺把長的冰柱。許多逃荒的災民扶老攜幼擁擠在候車室裏。他們正等待著國家運送災民前往豐收地區的專車,從這裏開過……

  焦裕祿指著他們,沉重地說:"同志們,你們看,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是災荒逼迫他們背井離鄉的,不能責怪他們,我們有責任。党把這個縣36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

  他沒有再講下去,所有的縣委委員都沉默著低下了頭。這時有人才理解,為什麼焦裕祿深更半夜領著大家來看風雪嚴寒中的車站。

  從車站回到縣委,已經是半夜時分了,會議這時候才正式開始。

  焦裕祿聽了大家的發言,最後說:"我們經常口口聲聲說要為人民服務,我希望大家能牢記著今晚的情景,這樣我們就會帶著階級感情,去領導群眾改變蘭考的面貌。"

  緊接著,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幹勁,鼓勵大家像張思德,白求恩那樣工作。

  以後,焦裕祿又專門召開了一次常委會,回憶蘭考的革命鬥爭史。在殘酷的武裝鬥爭年代,蘭考縣的幹部和人民,同敵人英勇搏鬥,前仆後繼。有個地區,在一個月內曾經有九個區長為革命犧牲。烈士馬福重被敵人破腹後,腸子被拉出來掛在樹上……焦裕祿說:"蘭考這塊地方,是同志們用鮮血換來的,先烈們並沒有因為蘭考人窮災大,就把它讓給敵人,難道我們就不能在這裏戰勝災害?"

  一連串的階級教育和思想鬥爭,使縣委領導核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站起來了。他們打掉了在自然災害面前束手無策、無所作為的懦夫思想,從上到下堅定地樹立了自力更生消"三害"的決心。不久,在焦裕祿倡議和領導下,一個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制訂出來了。這個藍圖規定在三五年內,要取得治沙、治水、治堿的基本勝利,改變蘭考的面貌。這個藍圖經過縣委討論通過後,報告了中共開封地委,焦裕祿在報告上,又著重加了幾句:

  "我們對蘭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對著當前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們有革命的膽略,堅決領導全縣人民,苦戰三五年,改變蘭考的面貌。不達目的,我們死不瞑目。"

  這幾句話,深切地反映了當時縣委的決心,也是蘭考全黨在上級黨組織面前,一次莊嚴的宣誓。

  "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焦裕祿深深地瞭解,理想和規劃並不等於現實,這澇、沙、堿三害,自古以來害了蘭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們從蘭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樣驅走,必須進行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價。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管做什麼工作,必須首先瞭解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要想戰勝災害,單靠一時的熱情,單靠主觀願望,事情斷然是辦不好的。即使硬幹,也要犯"閉塞眼睛捉麻雀"的錯誤。要想戰勝災害,必須詳盡地掌握災害的底細,瞭解災害的來龍去脈,然後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部署。

  他下決心要把蘭考縣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況摸透,親自去掂一掂蘭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根據這一想法,縣委先後抽調了120個幹部、老農和技術員,組成一支三結合的"三害"調查隊,在全縣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和縣委其他領導幹部,都參加了這次調查。那時候,焦裕祿正患著慢性的肝病,許多同志擔心他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加劇病情的發展,勸他不要參加,但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同志們的勸告,他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他不願意坐在辦公室裏依靠別人的彙報來進行工作,說完就背著乾糧拿著雨傘,和大家一起出發了。

  每當風沙最大的時候,也就是他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也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這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幹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從黃河故道開始,越過縣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塵埃,水入河道,方肯甘休。在這場艱苦的調查中,焦裕祿簡直變成一個滿身泥水的農村"脫坯人"了。他和調查隊的同志們經常在截腰深的水裏吃乾糧,蹲在泥濘裏歇息……

  有一次,焦裕祿從固陽公社回縣城路上,遇到了白帳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縣變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祿想:"洪水呀,等還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門來了。"他回到縣裏後,連停也沒停,就帶著辦公室的三個同志察看洪水去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們靠著各人手裏的一根棍,探著,走著。這時。焦裕祿突然感到一陣陣肝痛,不時彎下身子用左手按著肝區。三個青年懇求他:"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務交給我們,我們保證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務。"焦裕祿沒有同意,繼續一路走,一路工作著。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們為他張著傘,他畫了一張又一張水的流向圖。等他們趕到金營大隊,支部書記李廣志一看見焦裕祿就吃驚地問:"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來的?"焦裕祿掄著手裏的棍子說:"就坐這條船來的。"李廣志讓他休息一下,他卻拿出自己畫的圖來,一邊指點著,一邊滔滔不絕地告訴李廣志,根據這裏的地形和水的流勢,應該從哪里到哪里開一條河,再從哪里到哪里挖一條支溝……這樣,就可以把這幾個大隊的積水,統統排出去了。李廣志聽了非常感動,他沒有想到,焦裕祿同志的領導工作竟這樣的深入細緻!到吃飯的時候了,他要給焦裕祿派飯,焦裕祿說:"雨天,群眾缺燒的,不吃啦!"說著,就又向風雨中走去。

  送走了風沙滾滾的春天,又送走了暴雨連連的夏季,調查隊在風裏、雨裏、沙窩裏、激流裏度過了一個月又一個月,方圓跋涉了5000餘裏,終於使縣委抓到了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有大小風口84個,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的千河萬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洩洪圖。

  這種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使縣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堿發生、發展的規律。幾個月的辛苦奔波,換來了一整套又具體又詳細的資料,把全縣抗災鬥爭的戰鬥部署,放在一個更科學更扎實的基礎之上。大家都覺得方向明,信心足,無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夜已經很深了,陣陣的肝痛和縣委工作沉重的擔子,使焦裕祿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著蘭考縣的36萬人和2574個生產隊。抗災鬥爭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基層幹部和群眾的思想覺悟也有高有低,怎樣才能充分調動起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怎樣才能更快地在全縣範圍內開展起轟轟烈烈的抗災鬥爭?

  焦裕祿在苦苦思索著。

  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祿善於從毛澤東同志著作中汲取營養,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叫做"白天到群眾中調查訪問,回來讀毛主席著作,晚上'過電影'"他所說的'過電影',主要是指聯繫實際來思考問題。他說:"無論學習或工作,不會'過電影'那是不行的。"

  現在,全縣抗災鬥爭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電影活動在他的腦海裏,此時此刻,他常覺得毛澤東同志所宣導的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方法,是多麼重要!他決定發動縣委領導同志再到貧下中農中間去,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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