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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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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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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簡介

19151120,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

1929
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3
9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4
年,隨中央紅軍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後,先後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組織部長、宣傳部長。

1937
5月,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並先後任校政治部副主任、瓦窯堡一大隊政委。1939年,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部長。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冀熱遼軍區代理政治部主任,晉察冀軍區四縱隊、三縱隊政委,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轉戰華北和西北,參加領導了大同、張家口、石家莊、太原、寶雞等戰役。

1949
年冬,率部進軍大西南,任中共川北區委書記、行署主任、軍區政委。

1952
年後,先後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一書記。

1956
年,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62
年,兼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

1964
11月起,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

1975
年,擔任中國科學院黨組織領導。

1977
3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8月在黨的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2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1978
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隨後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

1980
2月,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1981
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1982
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1987
11月,在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89415,因心臟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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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胡耀邦“百日维新”失败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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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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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胡耀邦复出工作,担任中科院的领导人。对于这一段经历,胡耀邦曾回忆说,他在中科院主持的整顿工作是一次“百日维新”,要想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

胡耀邦起草《汇报提纲》

1975年,经请示毛主席后,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去整顿中国科学院。

对基本情况已经掌握,胡耀邦同其他领导成员按邓小平的要求,积极准备向中央提交一份提纲挈领的汇报。8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讨论稿)》。

《提纲》共分六个部分,第三部分是《提纲》的核心内容。在这一部分里,胡耀邦要着力阐明的是什么是政治以及政治工作的作用问题。在起草提纲时,胡耀邦用十分简明的语言表达了政治和科研的关系,政治是要挂帅的,但政治工作是为科研服务的。胡耀邦还指出,政工干部不能做空头政治家。他说,科学院的政工干部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在本世纪内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我们的历史贡献就不小了。

《提纲》在完成第四稿之后,报送国务院审议。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

胡乔木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这时的胡耀邦,有一种完成一件大事的轻快心情,只等着毛泽东的批复了。

又被打倒

万万没有想到,《汇报提纲》上引用的一条毛泽东语录惹出了麻烦,最后导致前功尽弃。

原来,在报送毛泽东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里,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纲》送上去以后,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毛泽东说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是说记不得自己说过。邓小平说,请主席把稿子退回给我修改,毛泽东没有退。从来都是善于从一件具体事情入手破解全局的毛泽东,这个举动显然不在于对一条语录有异议,而是隐约表明了他对这个文件的不满了。

直到10月24日,毛泽东才把《汇报提纲》退还给邓小平。邓小平又找胡乔木修改,改出了《汇报提纲》的第六稿。然而这时又“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首当其冲的正是邓小平,因此这次的修改稿就没有报送了。

形势的逆转,源于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事件。刘冰是一位老干部,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68年,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宣传干部迟群、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干部谢静宜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以后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他们很快成了江青的亲信,跟着“四人帮”兴风作浪。他们作威作福,独断专行,任人惟亲,搅得清华乱上加乱。特别是四届全国人大以后,野心勃勃的迟群没有得到提升,便消极怠工,酗酒滋事,发泄怨气,闹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种种恶劣表现引起许多干部和师生的强烈不满,早已忍无可忍的刘冰,便同另外三名校党委负责干部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于8月间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迟群。但这封信根本无法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刘冰等觉得由邓小平转最为合适。可是又怎样才能送交邓小平呢?他们想到了胡耀邦。

刘冰早年也是青年团干部,是胡耀邦的老部下。在此之前,他去探望胡耀邦时,就曾谈到过有迟群、谢静宜这么两个人,闹得实在太不像话。胡耀邦说,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不属一个组织系统,由他转信不合适。他把邓小平的地址和邓小平秘书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刘冰,说由他们直接把信送到邓小平家就可以了。

邓小平见到信后,立即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反应。刘冰等出于急切解决清华问题的心情,10月间又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将谢静宜的问题也讲进去了。这回他们托人送给了胡乔木,胡乔木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又转呈给了毛泽东。

本来,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已经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已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加上邓小平又不肯回应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更使毛泽东不快。这回毛泽东在看了又是由邓小平转来的信后,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仅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送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一直窥伺毛泽东意图的“四人帮”于是借机发难,叫嚷说这是右倾势力回潮,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

从此,科学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卷土重来,自行改组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胡耀邦和李昌等停职反省。

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前后共一百二十天,他对自己的这一段工作是满意的,只是万万想不到就此中断了。他曾对人说,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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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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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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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2010年04月15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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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胡耀邦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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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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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1965年宝鸡过年吃“手抓饭”
  40多年前,孙文虎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一名学生,1965年,他跟胡耀邦到陕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他回忆道:当时,胡耀邦是团中央书记,派去陕西省任代理书记,兼“四清”工作团团长。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也派往山西长安县柳谷庄大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春节假期,工作队员一起回西安,在宝鸡休整过节,胡耀邦给我留下了两件永远不可忘记的故事。
  一件是胡耀邦做形势报告时,在谈到红与专的关系时,他说现在国内大报小报都在争论红与专的关系,有人认为先红后专,就是说只有红才能专。胡耀邦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用男女关系来做对比,说红与专的关系如男与女的关系一样,既有独立、又有相辅,男女结合才有世界,但不能说有男才有女,母生男就是男,生女就是女,红与专结合起来才能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说国内外,有许多人他不一定参加某个政党,但却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如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解放前,他不参加任何政党,不同意毛主席暴力革命的路线,主张科学救国,但他是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以胡耀邦不赞成红与专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另一件是年三十吃年夜饭。大约下午五六点钟,在宝鸡一间礼堂里吃晚饭,当工作队员都到齐了,胡耀邦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吃团圆饭,我宣布两条纪律:一条是今天吃的饭叫五爪抓饭,南方出身的工作队员,习惯用筷子吃饭,但今晚用筷子就没有饭吃。”说完,他掩起衣袖,展开五指,抓一把饭就吃,引起全场大笑;接着,他宣布另一条:晚饭后都去跳舞,男队员不跳,明天照样有饭吃,女队员不跳明天没饭吃,这更引起哈哈大笑,全场鼓掌。
  胡耀邦从团中央书记到党中央书记,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总是那么和蔼、热情、谦虚、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学唱《我的中国心》  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得,1984年的春节晚会结束时,胡耀邦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胡总书记看了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非常感动,要求你们马上复制一盘录像带,给胡总书记送来。中央电视台马上照办。后来,老领导告诉黄一鹤,中央电视台这帮人兴奋得睡不着觉,胡耀邦这一宿也没睡,他带领全家人把《我的中国心》给学会了。
  大年三十值夜班
  胡耀邦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任中央主席和总书记期间,经历了6个春节,其中4个是在基层同群众一起度过的。他所到之处往往不是大中城市、富庶之地,而是“老少边穷”等贫困落后的地区。他深入矿山井下、穷僻山乡、牧民帐篷、边防哨卡,一头扎进老百姓中间,同他们拉家常、议致富、话未来。自胡耀邦开始,这种春节下到基层访问、给群众拜年的工作方式,逐渐作为一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制度延续了下来。而胡耀邦“重民、爱民、亲民”的领导方式也渐成定制。
  1981年的2月4日是大年三十。中央书记处需要有领导同志值班,胡耀邦说:“大家辛苦一年啦,都要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值班的事就由我来吧。”虽然大家与他争了一番,让他也回家过年,可他说什么也不肯,说:“服从安排,争也无用。”就这样,他让别的同志都回家了,自己在勤政殿值班守夜。秘书梁金泉说:“本来是大年五更,值班就趁机休息一下吧,可他不,还是材料、文件铺了一大堆,伏案工作到深夜,谁劝也不行,凌晨四点多钟才躺下睡着。”
  
 下乡考察,除夕之夜发高烧
  1986年年初,胡耀邦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胡耀邦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胡耀邦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胡耀邦的碗里。就这样,胡耀邦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胡耀邦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胡耀邦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胡耀邦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胡耀邦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胡耀邦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胡耀邦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胡耀邦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胡耀邦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又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胡耀邦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温家宝根据胡耀邦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胡耀邦总是等着听温家宝的汇报。14日和15日,胡耀邦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胡耀邦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胡耀邦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胡耀邦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吕 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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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高小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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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穿白衫席地而坐者为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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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高小毕业照保存了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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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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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市里仁高级小学校第十班学生毕业摄影。(胡耀邦同志故居管理处供图)


  

“照片的价值无法估计!”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馆长、胡耀邦同志故居管理处主任寻司农激动地表示。9月18日,寻司农一行专程赶赴江西萍乡市,从胡耀邦高小同学之子——76岁的蔺传松老人手中接过一张保存了80年的珍贵照片。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929年,将于国庆前夕在胡耀邦同志故居展出。胡耀邦同志故居管理处考证后认为,这是目前所发现的胡耀邦同志和杨勇将军照片中年代最早的一张,当时胡耀邦尚不满14岁。

  穿白衫席地而坐者为胡耀邦

  虽是80年前的黑白照,但图像依然清晰。照片上有“文市里仁高级小学校第十班学生毕业摄影”字样。经过胡耀邦侄儿胡德资的辨认,确定照片正中那名坐在地上、身穿白衬衫、身材瘦小的少年是胡耀邦,坐在胡耀邦身边(照片左前方)的那名身穿黑衣,身材比较高大的就是杨勇。

  寻司农表示,照片对于丰富陈列非常重要。“胡耀邦同志故居的陈列一直缺少一张胡耀邦小时候的照片,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陈列的胡耀邦和杨勇同志的照片均是在延安所摄,也不如这张有说服力。”据悉,两处陈列都将在国庆前加入这张照片的复制件,而照片原件将珍藏于胡耀邦同志故居。

  当时拍摄的毕业照应该师生每人都有,但目前发现的仅此一张。寻司农分析认为,胡耀邦同志参加革命后,照片应是留在家中,但乡村农家保藏条件不好,照片可能因潮湿等原因早已毁坏不存。

  毕业照为偶然发现

  这张照片的发现颇为偶然。今年清明,浏阳市文体局的蔺春文回文家市祭祖扫墓,遇到了祖籍文家市、目前定居江西萍乡的族人蔺传松。扫墓祭祖之后,族人相约参观胡耀邦同志故居,76岁的蔺传松老人有感而发:“我父亲和胡耀邦同志是文家市里仁高小的同窗,我保藏有他们当年的毕业照呢。”

  胡耀邦同志故居管理处副主任邹周超得知此事后吃惊不小:目前故居陈列馆内根本没有胡耀邦同志学生时代的照片,最早的也是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时的留影。邹周超立即联系上了蔺传松老人。经过几个月的接触,老人终于同意无偿捐赠照片。

  胡耀邦天冷时钻进同学被窝

  据蔺传松老人回忆,他父亲蔺常燧与胡耀邦、杨勇当年都在文家市里仁学校读书。“我父亲生于1908年,年长胡耀邦同志7岁。当时他们同住上下铺,天冷时,胡耀邦就钻到我父亲被窝里呢。”

  高小毕业后,蔺常燧举家迁往长沙,此后,一直就在长沙行医。胡耀邦、杨勇考取浏阳中学(现浏阳一中)。读了一期后,杨勇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胡耀邦同志也因浏阳中学停课转到长沙妙高峰中学就读。

  “1950年的一天,杨勇将军突然造访我们家。”蔺传松对那一天发生的事印象深刻,因为他跟着父亲和杨勇到天心阁一带游玩了一天,还谈到了多年不见的胡耀邦。

  “杨勇离开长沙后不久,父亲就收到一张合影。”据蔺传松介绍,“这是杨勇将军去贵州途经四川时与胡耀邦的合影。”(注:1950年胡耀邦同志任川北区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他父亲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并传给了他。

  记者 林俊 通讯员 沈铁军

2009年09月24日  来源:《长沙晚报》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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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會議上心臟病突發 胡耀邦的最後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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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我這輩子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麼高的位置上;一個是沒有想到在我退下來以後,還有這麼個好名聲。”―――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之際,由他的女兒滿妹撰寫的《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即將由北京出版社推出。本書以女兒的視角,翔實地記述了父親最後的日子。作品蘊積多年,和淚而成,飽含真情,字裏行間流淌著女兒的無盡思念。 

  跨越太平洋的焦慮 

  我在198933抵達美國西北部的海濱城市西雅圖,如約到健康和醫療服務中心進修。當地時間47晚上,我忽然心緒煩亂,坐在宿舍裏讀不下書,跑到起居室看不進電視和報紙;走進地下室的琴房,將一首首鋼琴曲彈得雜亂無章;轉到湖邊散步,又感覺渾身倦怠……整個晚上都坐臥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終日。當我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間,進屋還沒坐下,電話就響了。我愛人操著盡可能平靜的語調從太平洋彼岸告訴我:“爸爸病了,現住在北京醫院。”我馬上截住他的話,急切地問:“是心臟病嗎?是不是需要我馬上回去?”他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說:“現在平穩多了,媽媽說,要你相信組織上會安排好父親的醫療,好好學習,不要急著回來。”或許是怕我再追問下去,他匆匆掛斷了電話。我手裏拿著聽筒,站著發呆,直到隔壁一位嬤嬤的掛鐘敲了11響,我才從木然中清醒過來,放下電話,急匆匆提筆給家裏寫信。我趴在臺燈下一口氣寫了四五張紙,直到夜深人靜。我提醒家裏人要嚴格遵守醫囑,謝絕任何探視,並根據學過的知識以及對父親的瞭解,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注意事項,以保證配合治療,早日痊癒。 

  第二天一早家信發出後,我的情緒突然如這幽靜的修道院般平靜下來。那是西雅圖一個景色秀麗的日暮時分,為了緩解一天學習的緊張,我像往常一樣,飯後沿著湖畔散步。可是走著走著,那似曾相識的煩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現了。我兩腿酸軟,順勢坐在草地上,淚水泉湧般奪眶而出。直到夜幕降臨,好容易平靜下來,剛回到宿舍,我愛人的電話又來了。他急火火地說:“媽媽要你馬上趕回來!”當時正是晚上9點多鐘,後來我換算了一下西雅圖與北京的時差,那會兒正是父親的心臟猝然停止跳動的時候。 

  父親的臥室仍保留原來的樣子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親從發病到病逝的全過程。3月下旬,父親從南寧返京參加六屆人大五次會議。許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脫貧的地區近期又有吃不上飯的情況,父親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鬱鬱寡歡地幾天都不說什麼話,不是悶頭看書,就是默默無言地在走廊裏散步;每頓飯都只是隨便扒上幾口。47晚,父親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會議通知送來時,母親勸他不要去了,可是父親還是拔出筆來,一聲不響地在會議通知單“到會”一欄裏打了個鉤。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討論和通過《關於發展和改革中國教育的決定》做準備。這篇《決定》是由國家教育委員會起草的。因為前不久鄧小平在接見烏干達總統時談到“中國的最大失誤在教育”,他曾多次談到過類似的意見。 

  父親那間只有十幾平方米的小臥室,至今還保持著他離去時的樣子。他臨走前換下來的那件已經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裝,隨意地搭在床頭上;單人木板床上鋪的還是那床打著補丁的褥子,擺的還是那只破背心縫成的填滿舊棉絮的枕頭;曾照亮了他許多個夜晚的青瓷座臺燈,依舊獨立在床頭櫃上,碰裂的燈口處還纏著很久以前纏上的膠布;臨窗的寫字臺上,三部電話機旁那只70年代初生產的鐵質檯曆,日期靜止在他離家的日子―――198948;寫字臺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讀過的最後一本書《周恩來傳》,書上壓著一副老花眼鏡,書邊擱著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緊貼東牆的那排書櫃裏,和各種工具書、傳記、回憶錄擺放在一起的,是他親手逐冊編號的40多本讀書筆記;報紙筐最上面的那一摞報紙,是他參加政治局會議那天清晨看過的單面印刷的《人民日報》清樣……直到今天,一走進這間臥室,我仍能感受到父親的存在,總覺得他沒有離去…… 

  在政治局會議上心臟病突發 

  8日這天,參加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教委還來了幾位領導。父親差5分鐘9點進入會場時,所有與會人員已到齊。父親走到後排坐在副總理田紀雲和國防部長秦基偉中間。會議隨即開始,首先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主任陳進玉通讀《決定》草案。沒過多久,父親就覺得胸悶、心慌、頭昏、腿軟,但他堅持著。草案40分鐘讀完,教委主任李鐵映首先發言。這時,父親突然感到胸痛難忍,呼吸困難。他知道自己撐不住了,一邊站起來,一邊向主持會議的趙紫陽舉手說:“紫陽同志,我請個假……”坐在他對面的政治局委員們都看到他面色蒼白,有人問:“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父親身子搖晃著說:“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許是心臟的毛病……”坐在父親旁邊的秦基偉和聞訊趕進來的服務員剛扶住父親,父親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來。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忙說:“耀邦同志,別動!”同時吩咐,“馬上找醫生來,快叫救護車!”趙紫陽大聲問在座的人:“誰帶了急救盒?”坐在父親對面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連忙往口袋裏摸,回答說:“我有。來北京前醫生給了我一個盒子,可是我不會用。”有人接過藥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親口裏,囑咐他吞下。坐在父親後面參加彙報的教委秘書長朱育理對身旁的統戰部部長閻明複小聲說:“這藥吃下去可能要很長時間才能起效!”閻明複著急地說:“那你趕快上啊!”朱育理三步並作兩步走到父親右邊,接過藥盒,拿了一支亞硝酸異戊酯吸入劑捏碎,迅速捧到父親面前,對已經不能說話、雙目緊閉的父親說:“耀邦同志,快吸氣,大口吸氣!”大約過了兩三分鐘,父親的臉色開始恢復,並深吸了一口氣。他勉強睜開眼睛,艱難地說:“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轉身拿起桌上的一條毛巾,說:“來,就吐在我手上。”他話還沒有說完,父親就再也控制不住,吐出了兩大口。這兩大口嘔吐物,幹得出奇。朱育理捧著沒有怎麼濕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飯怎麼吃得這麼急,這麼馬虎!他隨即解開父親那天穿著的半舊咖啡色中山裝和開衫毛衣、毛背心,以及洗得已經很軟很薄的白襯衫。 

  大約十多分鐘,中南海的醫務人員趕來了,就地組織搶救。他們搬來一把可以放平的扶手椅,將父親平放在上面,問清了剛剛使用過的藥品,存下了使用過的藥盒……又過了十幾分鐘,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也趕來了,迅速加入了緊張的搶救。隨後,政治局擴大會議改到中央書記處辦公的勤政殿繼續進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留在懷仁堂指揮搶救。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到當天上午1130分。會議結束前,溫家寶來到會場,向與會人員報告對父親的搶救和診斷:心臟下壁和後壁大面積梗塞,病情危重。醫生建議,待病情稍有緩解,轉到醫院繼續治療。 

  轉入北京醫院全面會診 

  下午3點多鐘,父親病情基本平穩,即被轉入北京醫院,同時通知了家屬。經過全面檢查,父親的磷酸肌酸激酶為正常人的十多倍,這表示愈後不良;病人煩躁不安,膀胱充盈卻無尿排出,這說明病情需要進一步控制。北京協和醫院、北京阜外醫院和北京醫院有關大夫會診的意見是:1.成立特護小組,繼續搶救治療。2.嚴密觀察病情,繼續輸氧、輸液、止痛,立即導尿。3.謝絕一切探視,絕對臥床休息。會診的醫生們走後,北京醫院的醫護人員擔負起了父親的搶救和治療工作。歷史的巧合竟是如此奇妙,父親被安排在當年周恩來總理臨終前住院治療的同一間病房裏。不同的是,父親住進時北京醫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樓,父親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樓的旁邊,挖好了的地基終日夯聲不斷。第二天上午父親蘇醒過來,透過窗戶又看見了暖融融的陽光。但嚴重的胸悶、胸痛和導尿失敗,使他煩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著名外科專家、北京醫院名譽院長吳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樣參加病房大交班。他習慣性地問:“這個週末有什麼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嗎?”當他得知父親的病房緊挨著24小時打夯的大樓地基時,果斷地決定:“馬上停止打地基!”並嚴肅地說,“不要說有這麼危重的病人在搶救,就是身強力壯的正常人,也經受不了這樣24小時不間斷的噪音和震動!”父親終於有了一個安靜的治療環境。導尿也在這天上午完成了。當天下午,父親的病情開始好轉,煩躁減輕,並能進流食和臥床大、小便了。在醫生的一再叮囑下,父親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實實地躺在病床上。党和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紛紛到醫院探視。趙紫陽、李鵬、楊尚昆、彭真、宋任窮等,分別來到病房探視,鄧小平和王震派秘書到醫院看望,陳雲、徐向前、聶榮臻多次打電話瞭解父親的病情。父親在病床上接到了國家主席李先念從上海打來的慰問電話,聽了鄧穎超寫給他的慰問信。 

  415753,父親走了 

  415,父親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發病的第七天。即將度過危險期的父親,這天清晨醒來心情特別好,笑著問秘書李漢平:“外面情況怎麼樣啊?”看到秘書不說話,父親又打趣地說,“不要對我封鎖消息嘛。”看見父親情況不錯,家裏人幫他在床上洗了臉、漱了口,還喂他喝了些西瓜汁。 

  父親靜靜地斜倚在床上,等著吃早飯,等著母親來看他。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沒有吃過什麼東西,又餓又乏。幾分鐘後,守護在父親身邊的三哥德華,發現心電監護儀上綠瑩瑩的心電圖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動起來,心率從每分鐘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來值班醫生。醫生看了看心電監護儀,不經意地說:“沒事兒,以前也有過這種現象。”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轉睛地盯著監護儀。果然,當每分鐘達到110次時,心率開始逐漸減慢,一分鐘後恢復到60次。可還沒等三哥和緊張得也湊過來察看的李秘書鬆口氣,峰穀狀的心電波形作了一個短暫的停頓,忽然耀眼地一閃,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來,化作一條碧綠晶瑩的水平線,向無極的空間延伸而去。與此同時,只聽見躺在床上的父親痛苦地大叫一聲:“啊!――”他那只被李秘書握著的手突然松脫,頭部猝然轉向一側。等醫護人員趕來急救時,一切都已經無濟於事了,父親再也沒有醒來。 

  母親和所有在京的家人都趕到了醫院,但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擠滿病房門口的機器和平靜安詳的父親……三哥簡直蒙了,他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幾分鐘之前他還在為父親安然度過死亡威脅的第六天竊喜,為即將度過的最危險的第一個七天慶倖。可他萬萬沒有想到,大面積心肌梗塞竟會兇險如虎地突然猛撲過來,一瞬間就扼殺了一個生氣勃勃的生命!極度悲痛的三哥用殘餘的最後一絲清醒,記下了這個黑色的時刻―――1989415早上753分。 

  《好大一棵樹》為他而唱 

  這一晚,夜氣如磐,無聲的哀思沉重低回。風雨中不知多少善良的人們噙著淚水,默默地為父親紮花圈,設靈堂,起草挽聯,抒寫哀思。詩人公劉在杭州賦詩《哭胡耀邦》:“您愛人民,/把它看做一塊玉,摩挲,摩挲,/百分之八十五的平坦或者崎嶇,/留下了戰慄的溫煦……” 

  這一晚,一位文藝工作者在返京列車上聽到父親逝世的消息,浮想聯翩,寫下一首詩:“歡樂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給大地多少綠蔭,/那是愛的音符。/好大一棵樹,/綠色的祝福,/你的胸懷在藍天,/深情藏沃土。” 

  後來,《好大一棵樹》被譜成曲子到處傳唱。但是可能沒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獻給誰的。 

  父親病逝當天,家裏人剛把40多平方米的會客廳佈置成靈堂,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父親的老戰友李昌等第一批弔唁者就來了。此後,弔唁的人們絡繹不絕。僅第一天,在簽到簿上留下姓名的就達1300多人。這間小小的靈堂,不僅走進了李鵬、喬石、胡啟立、李鐵映、吳學謙、芮杏文、閻明複等領導同志以及夏衍、張友漁、朱厚澤、平傑三、李銳、於光遠、李洪林、紅線女等文藝、科技、教育、理論、新聞和民主黨派等各界人士,還走進了更多普普通通、素昧平生的老百姓。到父親去世的第三天,前來家中弔唁致哀的,一天竟達4000多人。 

  八旬高齡的詩人艾青拄著拐杖走過來鞠了個躬,傷心地說:“耀邦同志當總書記時,把別人從廣州帶給他的新鮮荔枝,分送給我、丁玲、馬海德和艾黎。” 

  楚辭專家文懷沙對著父親的遺像說:“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愛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動?因襲放翁句,書此聯以奉靈右。”他悲聲顫抖地朗誦道:“民望甚饑渴,公行胡滯留。” 

  專程從山西趕來的80多歲的種棉能手吳吉昌老人,一進門就跪在靈前,磕了三個頭之後才寬慰地對記者說:“我給耀邦磕了頭,心裏也就踏實了。” 

  年近九旬的著名兒童教育家孫敬修在孫女的攙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靈前,半晌才發出一聲呼喊:“你是一個大好人啊!” 

  一些老知識份子在遺像前放聲號啕,哭訴著:耀邦同志啊,沒有你,我的冤屈就無法昭雪!

 

來源:新聞午報

(責任編輯:張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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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贊胡耀邦肅清文革遺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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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贊胡耀邦肅清文革遺毒

孫志

  一個緬懷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網站──胡耀邦史料信息網(http://www.hybsl.cn)已于日前正式開通。網站得到胡耀邦家屬的大力支持,並提供近年所收到的信件百余封。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指出,希望通過普通大眾所反映的有關胡耀邦的歷史,“哪怕只是點滴的歷史,只言詞組的歷史”,記錄一個真實的胡耀邦,還原真實的歷史。

  胡耀邦夫人李昭親筆提寫「胡耀邦史料資訊網」。網站首頁是胡耀邦翹腿而坐的一幅國畫,花環和綠葉環繞,色調莊重肅穆。網站最顯眼的是中共中央「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的照片,內容分為「胡耀邦生平」、「來信」、「耀邦手跡」等部分。

  胡德平說,這個專為搜集、整理胡耀邦的有關歷史資料和文獻而建立的網站,利用IT技術搜集材料,搜集廣泛群眾性的評論,是歷史研究的一個新的方法。「有史料,才有史錄;有史錄,才有史評;有史評,才會有史學。」

  在胡德平看來,網站的建立,有四方面作用:把這些史料供大眾享用;通過網站,搜集更多的資料,還原真實的歷史;對於史料有爭論的,可以進行真偽辨別;緬懷胡耀邦,感謝大家。

撥亂反正伸張正義 

  今年是文革發生四十年,也是文革結束三十年。在那場浩劫之後,胡耀邦出任中組部部長,主持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平反冤假錯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對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膽識,態度最堅決,斷案最公正,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有人這樣評價胡耀邦徹掃文革遺毒、平反冤假錯案的歷史功績。

  網站上由胡耀邦家屬提供的大量來信,來自全國各地的普通群眾、基層幹部、老幹部、胡耀邦的老部下等等,有些就記錄了胡耀邦為含冤人伸張正義的珍貴史料。

領導監獄工作返正軌 

  勞改工作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這不僅表現在場所被大量撤並,物質上遭受嚴重損失,更主要的是政策思想被搞亂了,是非觀念被顛倒了。中國監獄學會副會長王明迪撰文指出,“在中央領導同志中,批示數量之多,態度之堅決,意見之具體,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紀委第三書記,後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是十分突出的。”

  據統計,從 19797月至19808月的一年時間中,胡耀邦對公安、勞改工作的批示就多達20餘次。

  王明迪認為,當時如果沒有包括胡耀邦在內的中央領導巨大的決心,非凡的勇氣,堅韌不拔的意志,鍥而不捨的精神,監獄工作的撥亂反正就難以取得如此徹底的成果,隨後的監管改造工作的改革開放也就不可能順利展開。

為伊斯蘭教道堂平反 

  伊斯蘭教西道堂教長敏生光的信中這麼寫道:「胡老是全體中國人民愛戴的卓越領袖,更是我們西道堂人的恩人,正由於他老人家的關心,使我們西道堂蒙受的沉冤得到了平反。」

  「反右」運動中,西道堂既是宗教團體,又擁有較豐裕財產的雙重原因,列入了地主富豪的行列,成為批鬥的對象。「西道堂大多數的男人被勞改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婦女被迫從事繁重的勞動,西道堂歷代教長的墳墓被掘,遺骨被棄於公共廁所,西道堂穆斯林蒙受了巨大的冤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平反冤假錯案,進行撥亂反正,可是西道堂穆斯林的多次申訴材料如石沉大海,不見結果。西道堂穆斯林赴京上訪,最後在胡耀邦的親自關心下,才使得西道堂的冤案終於得以平反,自此,西道堂穆斯林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來源 :大公報 200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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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叔叔——義薄雲天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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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叔叔——義薄雲天的真人

金戈

  1989419,一個細雨霏霏,新暖乍寒的日子,料峭的寒風中,哀樂低回,是誰離開了這個世界?啊,不,這怎麼會?竟是您
  ——敬愛的耀邦叔叔……“聽時不敢信,信時心已碎!”您不該離去,實在不該離去啊!我差不多十年沒有去看過您:原因是您身負重任,非常之忙:而我,做為一個普通教師,也在忙。1987年初,當您突然從重要領導崗位下來時,我曾多麼想去看看您,但又想,我去做什麼呢?安慰嗎?不,您不需要這些!我堅信您的偉大人格,早在十年浩劫時期,在您人生之旅的更早時期,您就將個人榮辱得失置之度外,您將個人的命運和民眾的命運融於一體,無論身進身退,您都有一顆為民眾操不完的心,您都會攬來為民眾幹不完的事,您哪有功夫顧及自己?哪有閒情為個人歎息?後來我從德平處得知,您仍然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地工作,且有不少人去看您,我更放下了心。我和父母兄弟相約,得抽出時間一起去看望您……沒想到今日的噩耗,如悶雷擊心,令我和我的親人們承受不起,我從悲痛中掙扎起來,騎車進城,來到您的靈堂前,面對您親切的面影,抛灑我痛楚的淚水,耀邦叔叔,您實在不該離去!……
  我知道,象我這樣一個普通大學教師,沒有可能去參加您的追悼會,我無法衝破這森嚴的等級之網,象悼念一位尊敬的師長和朋友那樣,去參加您的葬禮,這更使我悲上加悲!所幸的是,自您起過重大作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開明,空氣寬鬆,給知識份子以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我尚可用我這支筆,用一顆普通知識份子的心,寫一點紀念您的文字。
  我不想把您當做一尊神來膜拜。因為您,從來就不是神;還因為,在我結識您,並與您交往的那段歲月裏,用您自己的話說,您也是“一個普通百姓。”我心目中的您,是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您充滿活力和熱情,精力永遠充沛,您自信,自尊而絕不自負;您待人平等,寬容,友善,沒有官氣而富有人情味。最令人欽佩的是您的真誠和正直;您對知識的渴望,尊重,孜孜以求,使您視野開闊,胸懷寬廣,那種小生產者的自私,狹隘心腸和您根本不沾邊;……想起您,就讓我想起《國際歌》——“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這正是您的形象-一個義薄雲天,捍衛真理的真正共產黨人的形象。
  回憶往事,我多麼不幸,在十年浩劫時期經歷了那麼多磨難;而我又多麼有幸,在不幸的境遇中結識了一個具有偉大人格的“老百姓”——耀邦叔叔。——當年我這樣稱呼您,今日還這樣稱呼您!
  文革之初,我從北大畢業,到部隊農場勞動,又被分回北京教書,在這三個地方均被當做“修正主義苗子”,“炮打謝富治的反革命嫌疑分子”,“516陰謀分子而受私設公堂酷刑拷打,受批判,受審查,過了一關又一關,……加之我的父親和公公都被列入“中央專案”
  審查,我更被視為株連不赦的罪人……“黑幫子女”,受盡歧視和屈辱,無形的威壓象沉重的磨盤一樣碾壓著我,同時也砥勵著我,我用一個肩膀挑起勞動、工作和生活的重擔,用另一個肩膀去承受個人和兩個家庭遭遇的政治磨難。在人生旅途中艱難跋涉,我看到了許多惡人。他們的虛假、邪惡和醜陋,令我作嘔而唾棄;也遇到更多善良的心,慰籍著我的心,許多溫暖的手,扶助我前行,而耀邦叔叔是這些善者和智者之中最讓我敬佩和感激的一位,他那峻潔的人格光輝,伴隨我們度過劫難的深淵,也伴送我度過漫長的人生之旅。人,應該這樣生;路,應該這樣行-一這就是銘刻於我心間的耀邦精神。
  記得七十年代初的一個春天,在中央統戰部所在地府右街人行道上,看守“牛棚”的老王――王寶(王旋)同志遇到了我,他不安地看看四周,沒有熟人,便小聲對我說:“你爸爸最近犯過兩次心臟病,快想辦法救他,不然就怕活不出去了!”說完便匆匆走開。爸爸被“隔離審查”已四年,一不准探視,二不准通信,三不准送錢物。爸爸的情況我們一無所知。聽了老王的話,我的心頓時緊縮起來,好心的老王,我真謝謝您,可我又如何救助爸爸呢?面對中南海的紅牆,我感到毛主席和周總理離我是如此的近,又是如此的遠。我曾經為下放幹校的婆婆給總理送信,送到西門,西門不收。支我跑到陶然亭信訪辦,還是不收。萬般無奈,只好將信投入郵筒,從此石沉大海無消息。我爸爸關押之處,和中南海只隔一道紅牆。然而這牆是如此之高,我仰望飛進中南海的鳥群,真想插翅飛進中南海,我只有望鳥興歎……我和弟弟相對無計,我們曾去找住中央統戰部軍代表,軍代表說我爸爸屬中央專案組管,他們無權過問;我們想到尚在工作的爸爸的戰友,已寥寥無幾,我們去找吧,會牽連別人,不找,又別無他法,想起爸爸的病情,不得不硬著頭皮找上門去,試圖乞求幫助,我們試探著說出來意,得到的卻是這樣的回答:“你們要相信群眾,相信黨,要耐心等待,中央一定會做出正確的結論。這無疑是普遍真理,無可挑剔!然而卻救不了爸爸的命……我們象楊白勞離開黃世仁家那樣,內心無比的屈辱,寒冷。退出那高樓深院,頂著那胡同裏陰冷的卷著雪花的寒風,咀嚼著人性泯滅,世態炎涼,呼告無門的滋味……
  在我們走投無路之時,母親的學生胡小煒回京探親,她知道我爸爸的情況後熱情地說:“我帶你們去找一個人――胡耀邦,他會幫助你們!”胡耀邦?我們共青團的書記,我們認識他,可他並不認識我們啊。他自己也處在被打倒的狀態,我們怎麼能連累他?他又如何能
  幫助我們呢?我們帶著一連串的疑慮,跟著小煒來到富強胡同2號-一耀邦叔叔的家。小煒將我們徑直帶往耀邦叔叔的書房。那是夜晚,耀邦叔叔正在燈下看書,見我們進來,便熱情地走過來和我們握手。他身材矮小精幹,十分精神。他招呼我們坐下,用和善而又自信的目光看著我和弟弟。文革五年以來,我看到過多少兇狠的眼神,歧視的臉色,冷漠的表情,頂好也只能見到憐憫的一瞥,因此第一次見面,耀邦叔叔那友善而又自信的目光給我留下終身難忘的印象,這目光使我忐忑的心逐漸安定下來,這顆冷漠而孤寂的心,似乎找到了一個歸宿。耀邦叔叔點燃一支香煙吸著,煙霧繚繞,更增添幾分溫馨,我不知耀邦叔叔是否認識我爸爸,便將爸爸的經歷,及被當做叛徒和走資派列入中央專案的情況,儘量客觀地做了介紹,最後講了爸爸生病的情況,我怕耽誤耀邦叔叔的時間,又怕引起他的不耐煩,儘量講得簡要一些。而耀邦叔叔卻聽得十分專注,他的笑容消失了,顯得嚴峻和憂慮,我的心好象更貼近了他,禁不住將積壓心頭四年的疑問向他傾訴:“中央專案組調查了四年,為什麼還不做結論?我爸爸究竟有沒有問題?問題到底有多大?……從小受著正統教育的我,把相信党和毛主席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達到迷信的程度,對自己的親人反而產生疑問,加上四年來千萬次“要劃清界限!”的“再教育”,更教我無所適從。今天面對耀邦叔叔,我似乎是來尋找答案,更似乎是在宣洩
  情緒。在那噤若寒蟬的歲月,即使是幾十年的戰友,過從甚密,也不敢隨便講一句公道話,而耀邦叔叔和我家又素無來往,我對他也不敢懷有什麼奢望,他能同情我們也就不壞了。然而,出乎我和弟弟意料之外。耀邦叔叔低頭掐滅了香煙,抬起頭來,斬釘截鐵地對我們說:“你爸爸有什麼問題?他沒有問題!他要是有問題,中國共產黨就沒有好人了。你爸爸是抗大第二期十三隊的支部書記,我是總政治部副主任,我瞭解他。他長期在白區工作,最忠誠,最老實,處理問題非常謹慎。他膽子小,誇張一點講,樹葉掉下來都怕砸破頭。他跟我們當兵出身的不一樣。”他很激動,站起來走了幾步,又停住說:“這樣的人,也審查四五年.整他幹什麼?他是一個大好人,在延安交際處,做了很多工作。”多少年來,我們第一次聽到對爸爸的肯定評價,
  態度是那樣鮮明,那樣的實事求是,這需要怎樣的信任、瞭解和勇氣,只有將個人一切置之度外的人,才敢於跟有權有勢的中央專案組分庭抗禮!耀邦叔叔一語值千金,那滾燙的話語,使我們姐弟多年的積慮頓消,我們那冰凍的心,注入了暖流而熱血沸騰,泯滅已久的自信心
  和尊嚴感開始復蘇起來……耀邦叔叔重新坐了下來,他關切地問我們:“你們為什麼不給毛主席,周總理寫信?”我真誠地說:“一想到毛主席那麼忙,那麼大年紀.就不忍心麻煩他,想給周總理寫信,可沒有地方收信……”我將為婆婆送信無門的事告訴了他。他詢問了我婆婆的情況,更為憂心忡忡,他又點燃一支煙。邊吸煙,邊對我們說:“你爸爸的處境很不好,這不是你們自家的私事,這是關係到党的幹部政策的大問題。審查了這麼多年還不做結論,人都要整死了。你們有義務向黨中央毛主席反映情況,這不是找麻煩,應該讓中央瞭解有關情況,下決心儘早解決幹部問題。他想了一想又說:“你們還是給周總理寫信吧。你爸爸從三十年代起就做上層統戰工作,周總理對他很瞭解。寫信不要提過多要求,只寫一個問題,寫你爸爸身體有病,心臟病老發作,眼睛患白內障已失明。你們只提一個要求:要求住院治病。這個要求一點也不過分。國民黨的監獄還可以保外就醫嘛!這封信先不提作結論的要求。要求太多,反而不易解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保住身體,就可以熬到做結論。”我們聽了他懇切而又切實可行的建議,真如暑天嚼冰,頭腦立即清醒起來。我們姐弟如獲至寶,就站起來告辭:“謝謝您,耀邦叔叔,我們現在就回去寫信。”可耀邦叔叔伸手示意要我們坐下說:“不要急,不要急!我們在一起研究研究,這封信怎麼寫?怎樣才能讓周總理親自看到?這是最重要的。”我和弟弟面面相覷,無計可施,便同時向耀邦叔叔投去期待的目光,期待他一定會授予錦囊妙計,耀邦叔叔十分認真地說:“你寫信一定要言簡意賅,言辭懇切。只寫一頁信紙,三四百字就夠了。
  因為周總理很忙,秘書一看見長信,就要做摘錄,一摘錄難免表達不準確,又要拖好幾天時間。你們的信如果只有一頁紙,簡明扼要,就會被直接送到總理手中。你寫字要一筆一畫,要儘量規矩,字要寫得大,讓總理看起來省一點力氣。”停了一下他又叮嚀說:“信封上要寫明落款,寫明寄信人是統戰部副部長金城之子。字也要寫得大,寫得規矩,這才能引起傳遞信件人的注意。他會儘快把信轉遞到總理手上.”耀邦叔叔為我們這封信,從內容到形式出了最周到細微的主意,他對老幹部的愛護,對周總理的信賴和愛戴,對我們這些素昧平生的年青人的關懷體貼,令我們十分感動。初次結識,我們就感到慶倖,我們結識了一位最熱情,最真誠,最正直無私的良師益友。
  第二天,我將寫好的信稿送給耀邦叔叔看,他連連稱讚說:“寫得好,言辭懇切感人,不愧為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學生。”我受了稱讚,既欣慰又辛酸,忍不住說:“可惜我大學畢業不能研究文學,盡給爸爸寫申訴了。”耀邦叔叔笑笑說:“這是暫時的,將來你能有機會研究你的專業的,我們國家大學畢業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這些話今天看來已很平常,但在當時那種知識貶值,讀書無用的年代,是令人驚奇而新鮮的。耀邦叔叔看了信封上的署名是“金矛”,我解釋說:“我弟弟怕信落到造反派或專案組手裏,怕連累我挨整,不讓我署名。”我弟弟說:“我姐姐是黨員,這幾年挨了很多整。我是老百姓,學的是艦艇設計,受牽連轉業回來。現在在一個工廠當工人,再整也把我整不到哪去了,所以由我來署名。”耀邦叔叔稱讚弟弟的自我犧牲精神,也稱讚我們家庭內部的團結。他說:“堡壘容易從內部攻破,你們家還沒有攻破,你們經受了考驗,你們要團結,還要和廣大群眾團結;群眾不講話,但心裏很清楚:對人對事都有公論。”然後,他又興奮地告訴我們:“我打聽到了給周總理送信的門路,你們到中南海北門,北門對面有一排木板牆,牆內是正在施工的工地,板牆有一處缺口,你們走進缺口就會看見木板牆後面站著一位解放軍同志,你們把信交給他,請他務必把信轉交周總理。你們去試試看,我知道有人曾從這裏給周總理送信,總理收到了。那位解放軍戰士會收下你們的信的。”迷津一經指點,我們驚喜交加,遵囑將信送去,果然被收下。
  後來經爸爸回憶,在我們送出信後不久的一天,有兩位身穿軍裝的同志來看他,態度非常和氣,主要詢問他的健康狀況,談話後一直目送爸爸,看著他步履蹣跚地拄杖上樓,他們甚至還過來攙扶了他一把……不久,爸爸就被送進了北大醫院。如果沒有耀邦叔叔的直接指點和幫助,沒有周總理的關懷,爸爸可能活不出四人幫的魔爪。如今爸爸尚在,而充滿活力的耀邦叔叔卻匆匆離去,怎不叫我全家悲痛欲絕!
當我們的信被收下時,我們曾經驚奇,耀邦叔叔本人正處在受迫害,半幽禁的狀態之中,何以能夠做到“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呢?從那以後,我們姐弟經常到耀邦叔叔家去.這個迷也就逐漸解開了。我們不再望著中南海的紅牆,望著那可望而不可及的聖殿歎息。富強胡同二號成了我們這些“孤兒”的歸宿。也成了我們與中南海聯繫的橋樑。在那裏,我遇到過鄭律成叔叔,王昆阿姨,王定國阿姨……遇到過許多黑幫子女。民主人士子女和著名文化人的親屬。雖然我們知道,在您的院子的上方,有被四人幫控制的專政機關的眼睛,日日夜夜,虎視眈眈監視著您和來往人員的行動。但您毫不畏懼,象關心我們姐弟那樣為所有求助於您的人主持正義,指點迷津。給所有來訪者以信心、力量、鬥爭勇氣和鬥爭策略。富強胡同二號,象磁石一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受難者,您的名聲越來越大.找上門來的人越來越多,當我們遇到一些受難而走投無路的人時,就告訴他:“去找耀邦叔叔。只有他會幫助你!只有他不怕牽連,只有他剛直不阿,主持正義,敢講真話……”我們給您找了許多麻煩,可您從不嫌煩,您總說:“我現在也是一個老百姓。”而我們卻認為您是與人民同患難共憂樂的“不管部長”。您攬了許多,處理了許多棘手的問題,為黨分憂,為民操勞。冬天,你那間正房就是接待室,中間有一面牆橫隔開。裏面是您的臥室,外間是書房兼客廳,無人來時您就讀書,有人來時,您就接待。兩邊的廂房,是孩子們的住室和飯廳,經常有人等候您的接待,遇到吃飯的時候,您和李昭阿姨就招呼來訪者吃飯。夏天,那座小小的院落就成了接待室,您經常坐在一把椅子上,穿著圓領汗衫,搖著蒲扇和大家談天,我們則坐在院子四周的石臺階上,和您平等地、
無拘束地探討各種問題,又十分傾心地聆聽您的教誨……富強胡同2號,是航行在驚濤駭浪中的小舟,它將許許多多落難之人救助上船,同舟共濟,破浪前行。船上的舵手是那樣的富於遠見,富有膽識,又是那樣的坦城,率直而富有同情心,在他身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融為一體,贏得了人們衷心愛戴和尊敬。
  1972年冬天,接二連三的災難又向我襲來。由於過分勞累,我的第二個孩子早產一個月,產後我的妊娠高血壓一直降不下來,更不幸的是在孩子出生第七天,我那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的公公,突然病故。第八天,我那在幹校中風半身不遂的婆婆(她在農機部長陳正人同志突然病故後,承蒙總理關懷,于那年5月回京,和我同住)又因肺炎發高燒41度,住進了醫院。我丈夫既要對付公公的專案組料理公公的後事,又要去照顧婆婆,無暇顧及我和兒子。由於沒有奶吃,營養不良,兒子出生35天也得了肺炎,高燒抽風住進了北大醫院新生兒病房。我為公公的死而憂憤,又為婆婆和兒子擔心,嚴重失眠頭痛,血壓更高。當我掙扎著到醫院去探視小兒子時,街上來往的汽車都讓我頭暈目眩,步履維艱,每走過一根電線竿都要靠著歇息一下,才能繼續前行。這個產假是真正的“慘假”。當我重回學校去上課時,人們驚訝地說:“你怎麼過了一個產假,一下子老了十歲?”我為了避開劃不清界限的嫌疑,家裏的一連串遭遇對誰都不敢提。我只能投入緊張的工作,投入學生中去,說不清是為了獻身教育事業,還是為解脫心中的鬱悶和精神上的痛苦,也許二者兼而有之吧。到了夏天,我的精神才從崩潰的邊緣逐漸恢復過來,是我的學生和我的工作拯救了我,但我心中的鬱悶始終不能消除。我丈夫從幹校回京後,遠在房山工作,我們怕婆婆受不了公公逝世噩耗的刺激,將公公去世的消息瞞了她三年,從來不會說謊的我,也不得不天天編謊話來隱瞞真情,這就更教我憂上加憂,愁上添愁。心中的不平能向誰去訴說?我們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耀邦叔叔。
  73年初夏的一個夜晚,我和愛人一起來到富強胡同2號——那熟悉的小院,院子裏圍坐著不少人,耀邦叔叔坐在椅子上搖著扇子和大家閒談。見我們進來,招呼我們在石頭臺階上坐下,詢問了我爸爸和婆婆的情況,又問起我公公去世的情況。我們告訴他公公死後,造反派不准保留骨灰,經過力爭,我們將骨灰存進了老山骨灰堂,但是專案組又不准用公公的真實姓名存放,我們就用公公帶職下放當石家莊地委書記時的化名去存放……耀邦叔叔聽了這些情況,沉默了一陣說:“我最後見到你公公是在文革初期,我們都在北京醫院住院,我沒有煙抽,就到他那裏去討煙,他給了我一條中華煙。後來,他被關起來,我也挨批鬥,就再也沒有機會還給他香煙。唉,我還欠著他一條香煙呢!……”說到這裏,他又陷入了沉思。這件小事,我已聽耀邦叔叔講過不止一次,每次講都是充滿了感情,充滿了遺憾。這次講到這裏,他又久久不語。後來我們說:“公公被關在衛戍區五年多,一直到死也沒做結論。我們想給中央寫信,要求給公公做出明確的結論.耀邦叔叔想了想說:“關於薄一波他們出獄的情況,在延安召開七大的時候,審查代表資格。有人提出過疑問,中央有過明確的結論。他們是經組織營救出獄。這次文化大革命,又搞什麼‘叛徒集團’!現在人已不在了,可以要求專案組做結論,但是寫信要不卑不亢,不要用刺激性語言,我們要的是解決問題,不是出氣,講氣話無助於解決問題。”臨走時他又叮嚀我們把爸爸照顧好,把陶大姐照顧好,要讓他們多活幾年。拳拳之心,溢於言表。
  正如耀邦叔叔所料,幹部政策的落實是一個十分艱巨的過程,一直到四人幫倒臺後兩年,幾經鬥爭和反復,爸爸、婆婆的結論都留有尾巴,公公的案子是屬於劉少奇大案的組成部分,而劉少奇已被戴上三頂帽子開除出党,公公的案子也就遙遙無期地拖下去,沉重的包袱實在壓得我們喘不過氣,抬不起頭。但我們始終相信,歷史是不容歪曲的,水落就會石出,真相一定要大白於天下。我們反復地幫助老人們一遍又一遍地寫申訴材料,和專案組進行了一次又一次不懈的鬥爭,這不僅是為了維護幾個人的名譽,也更是為了維護尊嚴,正義和真理。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我又來到耀邦叔叔家,問他關於“叛徒集團”的案子,是否可能在全會上了結?耀邦叔叔說:“十年動亂留下很多冤案,天安門事件,劉少奇事件,叛徒集團事件,都是大案,要案。這些問題都會解決,但是鬥爭很複雜,中央專案組還在,他們辛辛苦苦整了十來年,羅織種種罪名,要全部推翻,他們不甘心。四人幫的殘餘還在起作用,有些要害部門,象中央組織部還被他們把持著,幹部問題的解決要有一個過程,我也寄希望于這次全議,寄希望于葉帥等老一輩革命家,我也會努力去講話。但是鬥爭是艱巨的,我不能保證這次會議一定能解決‘叛徒集團’的問題。但我相信最終是要解決的。你們要有信心,要有韌性的鬥爭精神,你們的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耀邦叔叔始終是如此,講話坦誠、實在,從不空許願,從不打包票,從不給人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寧可講七分話,幹十二分事,而得到十分成績,絕不象有的人那樣,講十二分話,幹三分事,空口許諾,一事無成,嘩眾取寵。他總是言傳身教,帶領我們腳踏實地去與邪惡戰鬥。如果說今天我們在工作崗位上能有一點實幹精神的話,那是和耀邦叔叔等老一輩革命家的人格薰陶分不開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得比預料的好,好得多!”這是全會結束後,耀邦叔叔對去拜訪他的人講的第一句話。那天陽光明媚,雖是冬日,但院子裏並無寒意,站了許多人,有幾位扶杖老者被請到椅子上坐下,“小字輩”的人全都站著。耀邦叔叔象召開新聞發佈會似的,容光煥發,精神振奮,從我結識他以來,從未見過他如此地高興。他說:“三中全會開得出乎意料的好,九大、十大不用講,這次會開得比八大好,可以和七大相比,是真正的團結勝利的大會……”當人們稱讚耀邦同志對這次會議所發生的作用時,他謙遜地說:“主要是葉帥他們這些老一輩革命家起了決定性作用……”接著他請李昭阿姨把他的親戚從新疆帶來的西瓜切給大家吃。冬日的陽光下,大家吃著脆甜的新疆瓜,真是甜到了心裏。人多瓜少,每人吃了一塊就沒有了。耀邦叔叔讓李昭阿姨再拿點出來,李昭阿姨說:“一共只有一個瓜,全切了拿出來了。”耀邦叔叔伸著兩隻手遺憾地小聲說:“真是,還沒有吃夠呢,就沒有了……”大家都笑了起來,他此時真是坦率,純真得象一個兒童。襟懷坦白,毫不做作,更無矯飾,這正是耀邦性格的魅力之所在。小院,象它的主人一樣,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快活而輕鬆……
  1989.4.28
  上文一氣寫成後,才覺長舒了一口氣。沒想到竟存於箱底17年。今翻出,又想起幾件事補寫於後。
大約是在1978年,聽說耀邦叔叔調到中央黨校擔任領導,我便騎著自行車飛跑到黨校去找耀邦叔叔,請求他把我調進黨校任教。耀邦叔叔讓我坐下,對我說:“我知道你專業不對口,很苦惱,我對你很同情。雖然你的專業在黨校也有用.但不是我們目前最急需的,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搞馬列主義的,這十年四人幫把馬列主義踐踏得一塌糊塗,在理論上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我們急需的是真正的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他點上一支煙,又歎了一口氣說:“可是現在四人幫的殘餘還把持著許多部門,郭玉峰把持的中組部還卡著我們的脖子,我打報告問他要幾十個名額的編制,想調一批專業人才,可他只給了我很有限的幾個名額。按理說,黨校也需要你的專業,但是我手中名額有限,我只能用這有限的名額調最急需的專業人才,所以目前不能調你來,你應當理解我。”頓了一下,他又說:“我很同情你,但是不能幫助你,我知道你的願望,我會想辦法介紹你到需要你的專業的單位去的……”接著他說了幾個單位,並表示他願推薦我去。
  我知道耀邦叔叔面對百廢待興,舉步維艱的境地……對他的理解和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覺得不能再耽誤他的寶貴時間,便告辭出來。當我騎上車子回家時,我想,耀邦叔叔不但沒有架子,還是一個多麼坦率真誠的人啊!他對一個年青人的多次求助.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能辦的事就熱情幫助,辦不到的事也如實相告,講清道理,讓我心服口服。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終於給“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平了反,公公的冤案得以昭雪,可惜他老人家沒有活到這一天,想起他以59歲英年“病故”於冤獄之中,我們總是義憤難平。平反後,有關部門決定給他和另外二位難友補開追悼會,追悼會準備在政協禮堂舉行。那是1979l月,得此消息,我們跑去找耀邦叔叔,他那時已擔任黨中央的領導職務,我們提出希望他能代表中央致悼詞。他低頭沉思了一會說:“好!……唉,我還欠廖魯言一條中華煙啊!”幾年來,只要談起廖魯言,他就會回憶起在醫院向他借煙的往事……後米,追悼會由李先念同志主持,耀邦叔叔代表中央和國務院致了悼詞一-這一個遲到了6年的追悼儀式,終於使我們這些生者累累傷痕之心得到了些許撫慰。耀邦叔叔真是一個充滿情意的人啊!
  公公廖魯言死得實在突然,而且疑點叢生。比如,公公的病歷上面清楚地記錄著:公公住院後,曾經被注射了大劑量的葡萄糖。而他在文革前就早已患有糖尿病。這種“注射”是否謀殺?公公是自己走進醫院的,入院時還因肚子餓,向看守他的解放軍戰士借過二兩糧票買了點心吃,怎麼入院不到24小時就被切開了氣管,就……我們怎能善罷甘休?如果是謀殺,一定要找出兇手,繩之以法,為公公報仇雪恨。於是,在追悼會開過之後,我和廖玉拿著公公的病歷去向耀邦叔叔求助,請他指點我們如何才能查出兇手繩之以法?耀邦叔叔沉思了片刻說:“你們的心情,我很理解,殺父之仇,怎麼能善罷甘休呢?……”頓了一下,他又說:“要說罪人,最大的罪人就是四人幫,他們已經被抓起來了,還要進行審判;他們犯下的罪行是死有餘辜的,對他們繩之以法,就是替你們,替劉少奇、陶鑄、彭老總、賀老總……替千千萬萬死於非命的老幹部和老百姓報了仇……”他吸完一支煙,又點上一支煙:“十年動亂,那是一段殘酷的歷史,問題很多,對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擒賊先擒王嘛!至於下面的那些人,真正心甘情願跟著四人幫的鐵杆分子也有,但那是少數,真正的壞人,投機分子,總是要暴露出來的,人民不會放過他們的!下面的那些人,包括專案組的人,醫生,警衛……大多數是執行者,其中多數人是認識問題,經過教育是可以轉變的;有些人,他們是被迫執行的,對這些人,要教育幫助,也要等待,你們對他們要寬容一點。如果也象四人幫那樣,打擊面很大,鬥來鬥去,是不利於革命大局的。你們在文革中表現很好,很堅強,但是還要學會寬容。我們的國家現在千瘡百孔,百廢待興。全國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向前看,把國家建設富強。我們要多向前看,不要老是向後看。你們都有專業技術知識,現在可以大顯身手了……所以,我勸你們就不要再去追究下面的那些人了,你們看怎麼樣?”我們聽了,覺得有道理,一個國家要建設,要發展,不能總是鬥來鬥去。應當顧全大局,向前看。一個革命者,不能總是陷於私我的小圈子裏,應當有開闊的胸襟……耀邦叔叔又問了我婆婆的健康情況,囑咐我們要照顧好她老人家。
  我們每次去看耀邦叔叔,都從他那諄諄教誨中深受教益。他總是那麼平等,一點架子都沒有。我們敢向他打開心扉,無所顧忌地談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說錯話,也不會受到訓斥,而是得到循循善誘的糾正和引導,他真是一位良師益友。
  由於耀邦叔叔的指點,我們給周總理寫信求助,終於使爸爸得以住院治療,保住了一條命,以至於1976年他查出惡性腫瘤又能得到及時治療。爸爸終於親眼看到了四人幫的垮臺,看到了三中全會的勝利。爸爸精神大好,欣喜之際,一天,他命我陪他去看望並感謝耀邦叔叔。當爸爸拄著拐杖在我攙扶下跨入小院的門檻時,拐杖點地的篤篤聲驚動了正在書房看書的耀邦叔叔,他開門出來,跑下臺階,把我爸爸攙扶進書房。坐定之後,他問候了爸爸的健康情況,又講了形勢,他情緒煥然,對我爸爸治病的療效也很樂觀,說了許多安慰和鼓勵的話。他對爸爸說:“你是一位老同志,是大革命時期的老同志,為党做了許多工作,這十年受了很多折磨,頭髮都白了。你身患沉屙,但是很頑強,很樂觀……你今後的任務有兩條,一是好好治病。休養生息,延年益壽;第二,就是寫一本回憶錄,把你在延安交際處的工作好好回憶一下,記錄下來。延安時期是我們黨的成熟時期,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也成熟了,你幫助毛主席、周副主席做了大量具體工作,應當總結一下,留給後人研究,那是黨史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党的寶貴財富。你那段工作非常重要,也很有成績,應當把它寫出來,出一本書。你的問題(中央專案)還留有尾巴,但一定會徹底解決的。落實政策以後,你就不要再擔任實職了,做做顧問就行了。主要是完成那兩個任務,主要是延年益壽!他又說:“四人幫這十年,把中國推向災難的深淵,要撥亂反正,清理政治思想界的混亂,要恢復和振興經濟,我們黨有很多事要做。現在急需要把年青人提拔起來,叫他們挑重擔。你要支持年青人,幫助他們走上領導崗位,接好班……”爸爸原本就是個淡泊名利的人,昕了這番話,頻頻點頭。當我們跟耀邦叔叔告別時,他一直送到院子門口,並拱手對爸爸再三祝福說:“延年益壽,延年益壽!
  從此後,爸爸除了治病,就全力以赴寫回憶錄。他多次親自到中央檔案館查閱歷史檔案,還親自登門拜訪延安時期的老同事,老戰友。1986年,爸爸寫的《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我們給耀邦叔叔送了一本書去,耀邦叔叔非常高興。
  在爸爸擔任統戰部顧問和政協常委期間,還抱病到上海等地,親自搞調查研究,發現基層統戰工作在十年動亂中受到極大破壞,許多黨外同志冤案沒有平反,要清除極左思潮的影響,處處遇到阻力,真是問題成堆,困難成堆。為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爸爸給中央寫了一份調查報告,他總結歸納了統戰工作面臨的幾個重大問題,又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建議。這份報告得到耀邦叔叔的高度重視,他在文中做了多處批示,最後又把這份報告批轉當時中央統戰部負責人,請他們重視採納爸爸的意見和建議。這使爸爸很受感動。
  後來耀邦叔叔雖然很忙,但當他得知我爸身體欠安時,還派兒子德平來我家中看望……
  記得,有一次我到北京醫院去看我爸爸,不知怎麼回憶起延安生活。爸爸又告訴了我一件事,他說:“我跟你媽媽結婚時,在延安新市場擺了一桌酒,耀邦同志也來喝了喜酒,他還是我們的證婚人呢!”那時我父母都剛從抗大畢業不久……這也是我原來不知道的事。怪不得,耀邦叔叔對我爸那麼瞭解,那麼熟悉!原來,他們相識的年代比我的歲數還大呢。真誠,坦率,重情義,這就是耀邦叔叔……

                        20051121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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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與蘇區青年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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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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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與蘇區青年團的工作

  蘇區青年團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建立和發展團的組織,將廣大工農青年團結到自己的周圍。 

  土地革命初期,贛西南和閩西地區的共青團組織與共產黨的組織一樣,都是處於秘密狀態的。由於各種原因尤其是1930年夏受李立三“左”傾錯誤影響,一度取消和忽視共青團組織和共青團工作,造成共青團員數量遠遠少於共產黨員數量的局面。據共青團江西省委1932年統計,截至19321月,江西蘇區興國、于都、勝利等15縣統計,只有團員10389 ,而同時期全省有黨員約15000人。

  1932115開幕的蘇區共青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對這個問題引起了重視。會上專門通過了《團的建設問題決議》,提出“廣泛發展團的組織,應成為目前團的建設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務”。要求“團應在一切勞動青年中加強他徵收的工作,而特別要向青工雇農開門。這就要堅決反對關門主義的傾向,以及秘密拉夫式的發展等。”1932220日,少共中央局再次作出《發展蘇區團的組織決議》,指出:“為了推動團的發展,開展一個團的組織上的新局面,中央局決定於最近二個月(三月、四月)在中央蘇區及第一方面軍中舉行一次發展團員的運動。在這次運動中要發展團員一萬人,要在新發展的區域普遍建立團的組織,要在所有的工廠、作坊與鄉村中建立團的支部,要在紅軍和地方武裝每一伙食單位中建立團的小組。”

  此後,在中央蘇區,共青團組織出現了一個迅速發展擴大的局面。

  僅江西蘇區15個縣,19322月至4月就新發展共青團員10675人,團員數量比3個月前增加一倍以上,達到 21064 人,共青團支部也發展到有772個。至193212月,江西省共有共青團員約45000人。193314月,江西省又發展團員5000人。在1933年紅5月中,江西全省新發展團員14501人。全省共青團員總數增加到64501人。福建省至19334月共有團員5322 人,紅5月又發展3957人,全省團員總數增加到9279人。江西、福建兩省至19335月底,共青團員發展到73780人,比1932年春增加6倍以上。

  紅軍部隊中,據19339月統計,“党團員占全體戰士45.5% ”,“軍事指揮員中党團員占55.1% ”。以當時全方面軍10萬人計,党團員數約有45000人以上,其中共青團員至少在15000人以上。由此可見,中央蘇區共青團組織的發展,成績是顯著的。

  (二)針對青年特點施以共產主義教育,幫助廣大青年提高革命覺悟和文化科學水準。

  對青年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最主要陣地,是少共蘇區中央局主辦的刊物《青年實話》和各地農村、部隊、機關、工廠建立的俱樂部、列寧室。《青年實話》初刊兩期為傳單版式,單面油印。第三次反“圍剿”期間停刊,1931121在瑞金恢復出版。它內容豐富,圖文並茂,文章短小,通俗易懂,所報導所反映的除蘇區內外重大事件外,主要是蘇區青年所關心、樂於接受、急於瞭解和掌握的革命道理、工作經驗、科技生活常識以及文學知識。該刊還常常圍繞蘇區青年所關心的問題展開討論。由於它適合青年人的需要,所以發行量最多時達2.8萬餘份,僅次於《紅色中華》報。俱樂部和列寧室是蘇區青年樂於參加活動的文化娛樂和學習場所。青年們在這裏學習文化知識,參加文藝娛樂活動,能夠從中受到很好的教育。

  組織青年學習革命理論,也是共青團組織對青年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措施。為此,少共中央局組織力量編印了供青年閱讀的《青年讀本》,向青年傳輸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為培養共青團幹部,少共蘇區中央局於193212月在瑞金祥溪村創辦了列寧團校,顧作霖兼任校長。學員都是14歲到25歲的青年。學習內容有黨史、團史、政治、地理常識、遊擊戰術等課程。任弼時講黨史,顧作霖講團史,徐特立、陸定一講地理、政治常識,軍委總參謀部的同志講遊擊戰術。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都曾到列寧團校作過報告。

  (三)動員和組織蘇區青年積極參加紅軍,支援革命戰爭。 

  蘇區著名的“少共國際師”,便是由蘇區共青團員和青年組成的。少共蘇區中央局1931714在寫給共青團中央的書面報告中陳述道:“二次戰爭得到偉大的光榮的勝利,這種勝利的獲得,與青年有莫大的關係。青年的積極性,在這次戰爭中確實表現得非常顯明……在戰爭爆發之前,地方武裝和群眾不休歇的與敵人戰爭,堵敵、擾敵、襲敵;在戰爭進行的時候,同樣有廣大群眾的配合行動,這些群眾有拿著槍的,土槍、土炮的,打著紅旗的,和徒手的,最主要的是誰呢?青年!此外,對於戰爭有很大幫助的,如交通、偵探、看護、慰勞以及保護後方的勤務,如放哨、檢查行人等等工作都是誰做的呢?青年!在前方火線上,在後方的種種活動上,主要的是看到青年的活躍、奮勇,戰爭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青年都吸引去了。偉大的二次戰爭的勝利,說明沒有青年,就沒有戰爭,沒有勝利。”這話是符合蘇區革命戰爭實際情況的。

  (四)領導少年先鋒隊組織和共產主義兒童團開展工作。 

  蘇區時期的少年先鋒隊,主要受共青團組織領導,是紅軍可靠的後備軍。1933年夏成立“少共國際師”時,少隊中央總隊部及時於1933626召開江西、福建、閩贛三省省、縣、區隊長聯席會議,動員各地少隊整個區隊、縣隊加入紅軍,使少共國際師有充足的兵源。第五次反“圍剿”中,各地都是直接從少先隊中徵調隊員,補充紅軍,支援前線。

  蘇區的共產主義兒童團,亦受共青團直接領導。它是一種極廣泛的兒童組織,每村組織一隊或數隊。除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子女外,其餘714歲兒童均可加入。各級共青團組織都有兒童局。少共中央兒童局書記胡耀邦(後為陳丕顯、賴大超)。兒童局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兒童學習文化知識;用兒童喜愛的方式,教育兒童擁護蘇維埃和紅軍,擁護革命;宣傳新思想、新風尚;反對封建迷信、吸鴉片、賭博、不講衛生等舊風俗、舊習慣;學習簡單的軍事知識,臂戴紅袖章,手持紅纓槍,擔負一定的站崗放哨任務。毛澤東主席曾在第二次全蘇大會報告中稱讚兒童團工作,說:“兒童們同時又組織在紅色兒童團之內,這種兒童團,同樣是兒童們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

  (五)組織青年團員參與蘇維埃國家政權的管理。

  根據青年人敢作敢為的特點,在各級工農檢察部(二蘇大會後為工農檢察委員會)指導下,組織“青年輕騎隊”等以明察暗訪方式,對各級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中存在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作風等進行監督和鬥爭。他們的工作,對於促進蘇區幹部改進工作作風、促進蘇維埃政府的廉政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各級共青團組織還積極協助教育部門發展蘇區的教育事業,如協助開辦學校,掃除文盲,組織和動員適齡兒童入學等等。

  總之,中央蘇區的各級共青團組織,很好地發揮了先進勞動青年的革命群眾組織和共產黨助手的作用。但是,毋庸諱言,蘇區共青團工作也受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影響,妨礙了共青團和青年工作健康活潑的開展。這方面也是有經驗教訓值得記取的。

  蘇區共青團組織是一所共產主義的大學校。在蘇區鬥爭的大熔爐裏,在蘇區共青團組織這個大學校裏,一大批青年革命家在党的教育下茁壯成長。他們中的傑出代表,有顧作霖、胡耀邦、陸定一、蕭華、陳丕顯、劉英、張愛萍等。

  顧作霖 江蘇省嘉定人。1908年出生。1922年考入南京東南大學附中,後因參加五卅運動被學校開除。1925年秋入上海大學學習,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後派往江蘇、山東任共青團省委書記。1929年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1930年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19314月隨任弼時、王稼祥一起進入江西中央蘇區,任少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直至19334月。19334月下旬後任中共閩贛省委書記,19342月起任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儘管他曾支持並執行過李立三“左”傾盲動錯誤和王明“左”傾教條錯誤,但他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以不屈不撓的開拓精神,為建立和發展蘇區共青團組織和開展青年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他於193211520日主持召開蘇區共青團第一次代表大會,解決了蘇區共青團工作的許多實際問題,推動蘇區共青團工作很快出現新的局面。他身體不好,經常抱病工作。1934528在瑞金因患肺結核病不治而逝,年僅26歲。

  胡耀邦 湖南省瀏陽人。1915年出生。他在193011月年僅15歲時就參加革命,離開家鄉到湘贛邊蘇區工作。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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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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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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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2005年11月18日)

曾慶紅

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在這裏舉行座談會,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緬懷他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建立的歷史功勳,學習他偉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風範,更好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胡耀邦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党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他在長達60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幸福,為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繁榮,為改革開放的實行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進,嘔心瀝血、奮鬥不息,貢獻了畢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勳。他的歷史功績和優秀品德永遠銘記在黨和人民心中。

  胡耀邦同志從青少年時期就投身新民主主義革命。19151120日,胡耀邦同志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929年冬,胡耀邦同志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党領導下開始從事青少年工作。19339月,他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中,他樹立起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為革命根據地團的建設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胡耀邦同志隨中央紅軍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經受了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磨煉了革命意志。到達陝北後,他先後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為党的青年工作貢獻了力量。19375月,胡耀邦同志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並先後任校政治部副主任、瓦窯堡一大隊政委。1939年,他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在堅持抗戰的過程中,他為加強人民軍隊的政治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解放戰爭時期,胡耀邦同志先後任冀熱遼軍區代理政治部主任,晉察冀軍區四縱隊、三縱隊政委,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轉戰華北和西北,參加領導了大同、張家口、石家莊、太原、寶雞戰役等,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胡耀邦同志致力於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1949年冬,他率部進軍大西南,任中共川北區委書記、行署主任、軍區政委,領導人民群眾進行土地改革,開展剿匪反霸鬥爭,穩定社會秩序,迅速恢復和發展了工農業生產。1952年後,胡耀邦同志先後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一書記。在主持團中央工作期間,他創造性地執行黨中央的指示,圍繞黨的中心工作組織富有青年特色的活動,注重在實踐中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團員青年,在全團宣導"朝氣蓬勃,實事求是"的作風,團結帶領團員青年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使團的工作和青少年事業得到巨大的發展,充分發揮了共青團作為党的助手和後備軍的重要作用。1956年,他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62年,胡耀邦同志兼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196411月起,他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在地方工作中,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反對浮誇,關心群眾,扎實工作,推進了當地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的發展。

  "文化大革命"期間,胡耀邦同志遭受嚴重迫害,但他不顧個人的榮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1975年,他在擔任中國科學院黨組織領導時,認真貫徹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全面整頓的方針,領導起草了《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彙報提綱,實事求是地反映科技戰線的實際情況,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給科技工作造成的不良影響。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胡耀邦同志于19773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8月在黨的十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2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7812月,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隨後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19802月,他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16月,他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9月,他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711月,他在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胡耀邦同志在擔任党的主要領導職務期間,積極參與制定和貫徹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為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

  他堅持党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組織和推動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在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和支持下開展的這場思想解放運動,衝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了重要的理論準備,成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對黨和國家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堅持党的幹部路線,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組織和領導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他順應人民群眾的意願和要求,以非凡的膽略和勇氣,組織有關部門開展艱苦細緻的工作,使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一輩革命家、幹部、知識份子和人民群眾得以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受到廣大幹部群眾高度讚譽。

  他堅決擁護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在黨的十二大上代表中央所作的題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鮮明地提出了黨在新時期的重大歷史任務。他主持和參與主持制定了包括《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內的一系列關於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對外開放的重要文件,努力探索党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為推進改革開放進程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十分關心欠發達地區的建設事業,經常深入老少邊窮地區,同當地幹部群眾共商脫貧致富大計,促進這些地區的開發開放。 他堅持黨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注意發揮知識份子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先後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推動科技、教育、文藝、新聞工作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他熱情鼓勵年輕知識份子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到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去,經受鍛煉,健康成長。

  他堅持貫徹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政策,著眼於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積極推進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他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加強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合作,建立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係,為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堅持推動新形勢下党的建設,為加強和改善党的領導做了大量工作。他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會上作的題為《馬克思主義偉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們前進》的報告,充分表達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他參與主持制定《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強調要發揚党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維護黨的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發展黨內民主。他堅持党的幹部隊伍"四化"方針,大力推進各級領導班子建設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滿腔熱情地關懷和培養優秀年輕幹部。他堅定不移地與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作鬥爭,號召各級領導幹部和中央機關在端正黨風方面發揮表率作用。他堅持黨的外交方針政策,積極推動新時期我國對外交往工作開創新局面。他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思想,明確提出處理黨際關係的四項原則,為恢復和發展我們黨同外國一些政黨的關係,為增進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相互瞭解和友誼,為新時期我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發揮了積極作用。

  胡耀邦同志把自己的畢生精力獻給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光輝的。我們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就是要學習他偉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我們要學習胡耀邦同志忠於党的事業、鞠躬盡瘁的獻身精神。胡耀邦同志具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政治責任感,具有忘我工作的熱情和勇往直前的幹勁,始終不知疲倦地為黨和人民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為我們樹立了共產黨人始終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理想不懈奮鬥的榜樣。

  我們要學習胡耀邦同志銳意改革、勇於創新的思想境界。胡耀邦同志長期孜孜不倦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勤於思考和研究各種現實課題,提出了許多重要主張和建議,同時博覽群書,追求新知,不斷豐富知識、增長才幹,為我們樹立了共產黨人始終保持進取精神的榜樣。

  我們要學習胡耀邦同志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胡耀邦同志作風民主,平易近人,經常深入基層,廣交朋友,加強同人民群眾包括知識界和黨外朋友的直接聯繫和坦誠交流,瞭解他們的願望和要求,親自閱處大量群眾來信,千方百計為人民群眾排憂解難,為我們樹立了共產黨人始終實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榜樣。我們要學習胡耀邦同志顧全大局、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胡耀邦同志胸懷坦蕩,按黨的原則辦事,敢於講真話、講實話,勇於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身作則,廉潔奉公,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堅決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為我們樹立了共產黨人始終以党和人民的利益為重的榜樣。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時期。緊緊抓住和切實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是我們肩負的重大歷史責任。我們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堅持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切實抓好發展這個党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積極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全面發展。我們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努力促進同世界各國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共同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我們要大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不斷提高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使党始終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同志們,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全面貫徹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求真務實,銳意進取,扎實工作,為推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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