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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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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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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周恩來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鸞。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蘇淮安。1913年進天津南開中學學習。1917年留學日本。1919年回國。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組織覺悟社,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1920年至1924年先後去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在旅歐的中國學生和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後改稱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由張申府等人介紹),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書記,並參加中共旅歐總支部的領導工作,對早期的建黨、建團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1924年8月從巴黎回國,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長、常委兼軍事部部長,主持建立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葉挺獨立團。1925年2月、10月,領導進行了第一、二次東征,為鞏固和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貢獻。1926年曾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軍事課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1927年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勝利;8月領導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為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出席黨的六大,在會上作了關於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的報告。後在上海堅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曾發表《堅決肅清黨內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和《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12月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義會議後,仍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並任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權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蔣介石進行談判,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並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長期在駐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武漢、重慶進行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45年8月和毛澤東去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鬥爭,《雙十協定》簽訂後,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1946年11月從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時轉戰在陝北,同年8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軍委總參謀長。1948年9月,參加領導和指揮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同年1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武裝奪取政權、創建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建國後,歷任政府總理、外交部長(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是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中共六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六屆、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八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屆、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在擔負處理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同時,和毛澤東一起制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都是他親自主持制訂和組織實施的。1960年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並採取一系列措施,使國民經濟順利地得到恢復和發展。還提出了中國知識份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科學技術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對社會主義建設都有重大意義。在國際事務中,參與制定並親自執行了重大的外交決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體的方針和政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黨的革命外交路線。1954年,宣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一次亞非會議,使會議通過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1961年,出席蘇共二十二大,對赫魯雪夫集團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行為,進行了堅決鬥爭。在“文革”中,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的正常工作,儘量減少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費盡心血,並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陰謀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的宏偉規劃。1972年患病以後,一直堅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

    主要著作編為《周恩來選集》。

    夫人鄧穎超。

      106子書    ——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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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為何甘居“宰相”位27年:只因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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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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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不是帥才。我曾經難以容忍這個觀點或這句話,以為這是對我心目中至聖至偉的周恩來的莫大侮辱。現在,我首先公開說出這個觀點這句話,可能要遭到指責、批判,但我堅持說:這是事實。我勸那些容不得我這個觀點這句話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過的問題……


周恩來(資料圖)


   本文摘自《走近周恩來》,權延赤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一位日本人看過我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對我說:中國在半個多世紀裏是屬于“神聖”的,這個神是毛澤東,這個聖是周恩來。

  他的目光分明是問:你把毛澤東請下了神壇,是否打算把周恩來請下聖壇?

  所謂請下“壇”,其實就是他們回到人間,回到塵世;不但可敬,而且可親。他們的偉大、高尚、英明,絕非可望而不可即。他們生前不曾須臾離開人民,他們死後,精神融于民眾,決不該成為人民頂禮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們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禪讓”是受到最高讚譽的大公無私的聖人之舉;沒有幾個人能做到,所以也沒有幾個敢稱聖人。

  于是,便有許多人聯想到周恩來,或明確或含蓄地講: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甘當三把手,這是偉大的謙虛。

  這些人可以列舉許多實例,比如遵義會議。說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來在黨內的名望和職務都高于毛澤東,他用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澤東,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自己甘願做他的助手,這種謙讓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觀點不同。周恩來無疑是謙虛的,這表現在他的不恥下問,善于向別人學習;表現在他的民主作風,勤于聽取群眾意見;表現在他總是樂于自我批評,等等,而不是表現在不當一把手,也不當二把手。

 
 有人說偉大的謙讓,就不可避免被另一些人說成是“明哲保身,勇氣不足”。甚至歸結于“紹興文化”的影響。說紹興的文化人不應科舉,不做縣令,只做師爺,
以致中國“無紹不成衙”;人們說師爺往往不說師爺,而說“紹興師爺”。周恩來的祖父、外祖父都是當師爺出身,說他們的處世哲學不可避免地對周恩來有影響。

  我的觀點是: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盡瘁27年,並可由此上溯至紅軍戰爭時期,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是處于主要的輔佐位置,被許多老人比喻為“軍師”,事實上的“總參謀長”,這一切都不能叫做偉大的謙讓,而是偉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來明智地說:“我不是帥才。”

  明智決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魯、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過于看清事實而敢于實事求是。

  王明、張國燾不是帥才而強要作帥,結果一個跑去蘇聯,寄人籬下;一個投降國民黨,仰人鼻息。又何以論勇氣,逞英雄?

  周恩來不是帥才。

  我曾經難以容忍這個觀點或這句話,以為這是對我心目中至聖至偉的周恩來的莫大侮辱。現在,我首先公開說出這個觀點這句話,可能要遭到指責、批判,但我堅持說:這是事實。我勸那些容不得我這個觀點這句話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過的問題:

  如果我說雷鋒活著也不適合當軍長、師長,你怎麼想?

 
 讓科學家去種地,去打掃衛生是錯誤的,那麼某省一度讓農業勞動模范去當公安局副局長能是正確的嗎?能是真正愛護這位勞動模范的明智之舉嗎?班長這個位置
並不影響雷鋒的光輝。我們難以改變的一些舊觀念才往往好心幫倒忙,愛得深卻不會愛,反而損害了心中深愛的人。毛澤東能夠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成就開天辟地之大
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處于新中國權力頂層的領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簡化成:毛劉周朱陳林鄧。毛澤東對他的這些戰友、同事是怎樣的看法和評價?國
家經歷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想陳雲,講了“國亂思良將,家貧念賢妻”,又講了曹操敗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時,講了“為要打鬼,借
助鐘馗”。對另外四名戰友,毛澤東在莫斯科有個談話,分別作了評價。

  那是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代表大會,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兩個會議,主要的活動是會前的雙邊、多邊接觸,主要是中共與蘇共的談判,有了協議才好開大會。

  那是赫魯曉夫第四次來陪毛澤東用餐,餐桌上談得仍然不愉快。離開餐廳,來到會客室,毛澤東轉了話題,撇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通報中國黨的情況。

“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毛澤東望著赫魯曉夫,語氣莊重。

  赫魯曉夫並不感覺意外,因為1954年毛澤東就講了不想當國家主席的話,他討厭諸如迎送國家元首,接受各國大使遞交國書一類國事活動。半年前,伏羅希洛夫訪華,毛澤東再次表明不當國家主席的決心,伏羅希洛夫帶回了這個信息。

  “有人接替嗎?”赫魯曉夫眨著眼問。

 
 “有。我們黨裏有幾位同志,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毛澤東綜合評論後,便搬動手指,如數家珍:“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
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裏學習,l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政治上堅定,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聽到過這段評價的中國同志都想不通。外國的共產黨人也明白,評價上的前後矛盾顯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實事求是。

  “第二個是鄧小平。”毛澤東搬下第二個指頭。在場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為按聲望和職務,大家都以為該說周恩來了,但毛澤東先說了鄧小平。“這個人政治性強,思圓行方;既有原則性,又有高度的靈活性;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很有發展前途。”

  赫魯曉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覺到這個人很厲害,不好打交道。他觀察問題很敏銳……”赫魯曉夫收住嘴,做個手勢,表示辦事堅定果斷的意思。

  毛澤東也笑了,他知道鄧小平在兩黨談判中使蘇聯人日子不好過。他在面前豎起一根手指表示強調:“今後他到這裏來,同我到這裏來一個樣;你們怎麼對待我,就怎麼對待他。”

  當時在場同志對這段話記憶深,是因為毛澤東對鄧小平評價高又唯一沒講缺點。

  毛澤東繼續搬下第三根指頭:“第三個是周恩來。這個同志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矛盾。但是周恩來政治上弱點……但他是個好人。”

  赫魯曉夫點點頭,說:“咱們都是60多歲的人了,我們這裏將由柯西金接替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米高揚也是政治上原則性不夠強,拿掉誰他都難過……但他是個好人。”赫魯曉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補充說:“不過大家還是希望由我來管全局。”

  毛澤東已經搬下第四個指頭:“朱德同志年齡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澤東略一停頓,加重語氣,“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辦大事了,年齡不饒人。總之,這些人不管誰到這裏來,希望你們都把他們像我一樣來對待,都看做是你們的朋友。”

  “那好,我們一定會這樣做。”赫魯曉夫晃動一下右手食指:“實際上他們也是我們的朋友。”

  毛澤東這些評論語言,言簡意賅應該說是深刻而又實事求是的。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多次坦率地講:“我不是帥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會議上,毛澤東望著周恩來:“恩來同志,你來怎麼樣?”

  周恩來擺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帥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帥……”

  董必武點頭,慢條斯理地說:“總理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們如何理解領袖群中這樣一致的看法?或許薄一波的回憶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發。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因為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毛澤東作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所以全會期間,周恩來曾與中財委的薄一波聊天,談論穩定物價等問題。

  話一聊開,內容漸漸廣泛。周恩來想到什麼事,帶著思考的神情問:“一波同志,你在晉冀魯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對他們二位的工作怎麼看?”

  薄一波說:“他們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確實是同心同德,和諧有致。”

  周恩來笑著搖頭:“我不是講他們的配合,而是問你對他們的工作方法怎麼看?”

  薄一波恢諧、幽默,聰明地反問道:“總理,您是老領導了,又跟他們相識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來爽朗笑道:“你又把問題原樣奉還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說解鈴還需係鈴人嗎?我這叫解問題還需提問人嘛。”

  周恩來斂去笑容,思考著說:“據我多年觀察,他們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舉重若輕’,伯承同志則是‘舉輕若重’。你看是不是這樣?”

   薄一波連連點頭:“完全同意總理的評價,這八個字概括得很準確。他們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樣得心應手,恐怕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周恩來
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麼,這兩種工作方法你比較喜歡哪一種?”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選,周恩來已經沉思著繼續講下去:“從願望上說,我更欣賞小
平同志的‘舉重若輕’,但說實在話,我這個人做不到這一點。我同伯承同志一樣,在工作上常常是‘舉輕若重’。這也許是同我長期負責具體的執行工作有關
吧……”

  無疑,總理對自己有著深刻的認識,並且樂于承認。他確實做不到舉重若輕。他的外事秘書陳浩,見他三更未眠,五更又起,日理萬機,辛勞過度,曾忍不住勸說:“總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細;又管這又管那的,一個人的精力哪顧得上那麼多呀?”

  周恩來忽地從辦公桌後立起身,真生氣了。他從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動著大聲問:“你看看,這事我不管行嗎?”

  總理扔下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疊文件:“你說,這些事我不管行嗎?”

  接著,他又拍拍第三疊文件:“這幾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憊而又委屈地嘆口氣:“別人不知道,你們還不知道嗎?總是這樣來說我!”

  事無巨細,總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歡用“日理萬機”搞歌頌,見了領袖人物就說“百忙”,就說“日理萬機”。

  用濫了,根本不準確。

  日理萬機只能是“宰相”。為“帥”者只能舉重若輕,以這種氣勢膽魄去作戰略決策和決斷重大事件;只有舉輕若重才會出現日理萬機。這不是基本常識嗎?

  總理對各省市各部委領導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什麼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給我辦公室打電話。”

  總理對他的秘書們也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事一定要報告,不要怕我忙麼,我不怕忙,我能忙過來。”

  一位秘書對我講,他見周恩來忙得兩天沒合眼,忍不住說:“總理,首長裏面就數你忙了,這些材料可以送給小平同志去看麼……”

  周恩來往太陽穴上抹抹清涼油,繼續批閱,一邊輕聲說:“我是總理。這些具體事我多幹一些,他可以去管點更大的事,多想想決策上的事。”

  總理講這個話的時間是國家進入困難時期那一年,說明他那時就肯定了小平同志舉重若輕的帥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長、司局長都不屑一顧的瑣事、小事,周恩來不但樂于管,而且管得仔細認真。毛澤東在聽到幾件這類事後,曾對許多人感慨:“還是我們的總理啊,上至國家大事,下到服務員的工作都關心到了!”

  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曾對毛澤東說:“我真羨慕你有個周總理,我們就缺一個周總理。”

  尼克松與周恩來接觸算不上多,卻在一面之後即對周恩來的“舉輕若重”大發感慨:

 
 周恩來也具有另一種罕見的本事:他對瑣事非常關注,但沒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們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應邀去觀看體育和乒乓球表演。當時天已經下
雪,而我們預定第二天要去參觀長城。周恩來離開了一會兒,我以為他是去休息室。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親自去關照人們清掃通往長城路上的積雪。第二天,路上潔
凈得如同不曾下過雪似的。這個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還發現,在機場歡迎我們的儀仗隊是周恩來親自挑選的。這些士兵身體健康、魁梧,穿著
整潔。周本人還親自為樂隊挑選了在晚宴上為我們演奏的樂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過我的背景情況(事實上正是如此),因為他選擇的許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歡
的,包括在我的就職儀式上演奏過的《美麗的阿美利加》。在結束這次旅行後,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告訴我:有一次,在他與周恩來會談之前,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婦
女,遞給周恩來一份報紙清樣請他過目。這是周為第二天報紙編排的頭版。

  對于周恩來來說,任何大事都是從注意小事入手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雖然親自照料每一棵樹,但也能夠看到森林。

 
 毫無疑問,當我們讚頌周恩來“事無巨細,事必躬親”,“周密細致,扎實穩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時,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聯想到諸葛亮,但我相信不會
有人想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對于一個人來說,不可能兼具“舉重若輕”和“舉輕若重”的兩種優秀品格。但對于一個事業來說,必須兼有這兩種優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幹部不解地對我說:“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別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幹部跟我談起他們接觸鄧小平所目睹他“舉重若輕”,“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故事。

  其實,這正是帥才所必備的優秀品格。若無這種大氣勢,他怎麼可能成為繼毛澤東之後,又一個改變中國歷史,改變中國命運的偉人巨人?

  我還要說的一點是:周恩來的偉大高尚決不在于他是否是帥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樣做的?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和業績?

  當毛澤東從延安飛重慶,以大手筆感懷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俱往矣”時,周恩來卻在這條路上丟開秦皇漢武不看,只看了張良廟和武侯祠。

  當毛澤東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津津有味地讀著彼得大帝和拿破侖時,斯大林著急地說:“你不行,這些具體事你談不清,你叫周恩來來談”……

  我創作中的書,正是要由此談起。不過,談話者將不再是我,而是跟隨總理幾十年的何樹英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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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啥要少报一年半的党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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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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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人周恩来生前自己填的表格上,都是192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比他实际入党时间要少一年半。周恩来到底是怎么入党的?他为什么要少报党龄呢?现在改过来了吗?把这个历史事实澄清于广大读者,足以见证周恩来的一贯谨慎和谦虚。

  周恩来是怎么入党的?

  周恩来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因旅日时接触国内的《新青年》和日本的《社会问题研究》等杂志而逐步形成的。而他下决心要做一名共产主义者则是在天津领导五四爱国运动遭反动当局逮捕的狱中。他自己曾说过,“思想是擅动于狱中”。

 
 决心下了之后,他就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名曰“勤工俭学”,实质他已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者。所以,待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到欧洲后找他
谈话时,他就表示了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据张申府后来回忆,“我是1921年的第一天到达巴黎的!”“同时我也着手组织中共小组。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
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这就清楚地说明,周恩来是192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建党之初,还没有后来的自己写申请、组织考察、填表、党小组、党支部开会通过、宣誓、转正等一系列程序。像周恩来入党时,就是由张申府找周恩来谈两次
话,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是相约到柏林万赛湖,以游湖为掩护谈周恩来入党事情的。谈过话后,张申府认为可以,就向国内的陈独秀写一封信,告诉他已发展周恩来
为中共党员了。“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他认识我,对我信任。若我觉得某个人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所以,周恩来和刘清扬入党,就
是凭我一封信而已,这也是巴黎中共小组在1921年的创立经过”。可以说,介绍周恩来入党是张申府一生最引以为荣耀的事。

  周恩来为啥要少报党龄?

 
 人们通常都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视为自己获得的第二次生命。周恩来也不例外,以他的聪明睿智和超人的记忆力是绝不会忘掉自己
的入党时间的。但他在党的七大召开前与会代表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上写的是“1922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其介绍人为张申府、刘清扬”。

 
 1991年10月,笔者为筹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在北京拜访了当时还健在的跟随周恩来20多年的行政秘书何谦。何老深情地回忆说,到党的八大召开时,总理
(指周恩来)填表时我曾告诉他,毛主席和董老(指董必武)原来的入党时间都是1921年,现在他们都已改填为1920年了。总理一听马上回答说:“我的党
龄不能和当时在国内的毛主席和董老比,他们都参加了党的一大,是我们党的创始人。”

  周恩来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白,因为他没能参加1921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他就不能排在我们党的创始人行列,在党内的资历上也就应该比毛泽东、董必武他们晚一些。这就是周恩来在处理自己问题时的一贯做法:宁可委屈一点自己,也一定要尊重别人。
 周恩来的党龄是怎么改过来的?

  上个世纪的80年代,
海峡两岸逐步恢复了交流。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时的好友赵光宸的子女返回大陆探亲,并带回了几张历史照片。这些照片中就有张申府、刘清扬和赵光宸4人当年在
德国柏林万赛湖上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谈周恩来入党问题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是当时拍好后被赵光宸1949年带去台湾的。据赵光宸的大女儿、也是赵家唯一
留在大陆的、当时在安徽马鞍山供电局工作的赵忠绮对笔者说,她曾经和台湾回来的弟妹们一起去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姑姑邓颖超,向姑姑展示了那几张照片。因
为赵光宸也已去世多年,所以赵忠绮提出把照片留给姑姑做个纪念。邓颖超告诉她,这几张照片能保存下来很不容易,还是送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好进行深入研究而
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赵忠绮就把由其弟妹们带回的6帧珍贵的历史照片全部捐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笔者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和退休
后的十多年里,曾多次赴京拜访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专家和学者以及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据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多年、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郑
淑芸对笔者说,夏之栩当年也曾是中共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来的成员,她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革命烈士赵世炎的夫人。在看到张申府、刘清扬等在柏林游湖的那张照
片后,曾陷入深思,认为周总理太谦虚了,他的入党时间明明是1921年,怎么能算1922年呢?他也应该和国内建党前各个党小组的党员一样计算党龄才对。
于是,夏之栩老人特意为这事向中央写了信,郑重地提出了她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中央收到夏之栩的信后,胡耀邦总书记就批示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中组部组织调查。中组部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党史研究室等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最终同意重新确定周恩来入党时间为1921年并得到中央的同意。

  周恩来生前少报一年半党龄的事见证了他是一位谦虚谨慎的中共党员。

  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

 
 夏之栩同志给中央写信,就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巴黎小组成员和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也应该和党的一大后国内小组的党员同样计算,即
从一大后算起”。遵照耀邦同志的批示,我们就此问题同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经
查:周恩来同志在七大前夕填写的登记表上写的是:1922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又说过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申府、刘清扬(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
选》第411页)。这里,周恩来同志未说入党的时间,只说中央批准是在1922年夏。据张申府、刘清扬回忆他们是1921年春(二、三月)介绍周恩来同志
入党的。例如,张申府在1982年10月填写的履历表中说明:“1921年初在法国巴黎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刘清扬在1960年重新请求入党的申请书中
写道:“我入党的时间是1921年,在法国巴黎创建中国共产党海外支部加入的,创始人是张申府和北京学生青年赵世炎同志,以及天津觉悟社一部分朋友,周恩
来、郭隆真、张若茗等同志都是同时参加的。”

  当时,在巴黎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有5人,即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巴
黎小组是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8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这是公认的事实。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8个小组的成员都是当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属于1921年入党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据了解,当时一些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他们的入党时间都是从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算起的,都没有再经
中央批准的问题。例如,陈公培在1960年《对赵世炎同志入党问题的一点分析》一文中写道:“我由法国回来也未履行什么手续即成为党员。”又如,毛泽东、
董必武两位同志在七大时所填入党时间是1921年,而八大时都改为1920年,即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意见将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改为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1921年。

  同时,我们党的其他创始人,其入党时间,都应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时算起。

  中共中央组织部

  198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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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弥留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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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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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4年6月1日起,周恩来开始了伟人生命的最后阶段。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从显微镜高倍放大视野里发现了4个红细胞;三天后,再一次为周
 
恩来复检时,红细胞的数量变为8个!复检是由北京医院进行的,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九个大字。

    但周恩来一如既往,以惊人的毅力和病魔顽强抗争着。

    周恩来顽强地工作到1974年。这时,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复发,血尿不止。血尿一多时便凝成血块堵塞尿道内口,使得他排尿不畅,异常痛苦。“有时疼得总理在沙发上翻滚。”“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疗随时就可能由于血尿疼痛引发心脏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这是1997年张佐良大夫在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家中对笔者讲述的。

    从1974年6月1日起,周恩来不得不告别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从而开始了伟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到了什么?

    遗言国宝交故宫

    周恩来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周恩来的六伯父谱名周贻良,字嵩尧,号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生,光绪丁酉科举人。晚清时任过淮安府总文案、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周嵩尧在任期间,严于律己,政绩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惯民国初年军阀们的明争暗斗,弃官归于扬州。他对收藏和鉴赏古董、字画产生了兴趣。最后竟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抗战爆发后,日伪出于对周嵩尧声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员登门请其出山,许以高官厚禄,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效力。周嵩尧坚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扬州乡间以躲避日伪方面的纠缠。

    周嵩尧虽只有一子,但孙子辈多,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难。一次,家中实在揭不开锅,周嵩尧在万般无奈之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画家王云作的山水画册拿到市场上变卖了籴米下锅。不料,这本画册流传到上海古玩市场后被周嵩尧的一位好友发现了。好友知道这是周嵩尧的心爱之物,流进市场说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这位重义气的朋友立即将其买下,亲自送到扬州周嵩尧家中,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度过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忙于新政府组建的周恩来想到了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因此就安排周嵩尧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唯一以自己名义安排的亲属。他在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馆员时还对六伯父说:“这次安排你为中央文史馆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国年间有两件德政:一是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一个有胆有识,又益国利民的行动;二是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你为平息江浙两省军阀的一场混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两省人民免遭了战火涂炭。现在人民当家做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回家乡阜宁时,顺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座谈时,孙觉主动提出,周恩来遗赠故宫的这批文物,故宫方面一直没有登记入库,做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可以帮忙联系。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后经笔者六上北京,终于将这批20类24件珍贵文物全部由故宫提出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希望小平忍一忍

    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大约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来的病势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疗无望,而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国事日非。邓小平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谣中伤,随时面临保不住职务的危险,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较靠后,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内的医生、护士全部退到病房外。这是他住院期间仅有的一次。

    病房里只剩下邓颖超和高振普之后,周恩来要高振普拿来纸笔,让他写东西。高振普帮助他做好一切,并帮他坐稳后,也转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来阻止了。事实上,周恩来当时长坐已很困难,必须有人扶着他。这时,周恩来用左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用右手颤抖着写字。邓颖超见状,便对他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高振普看见周恩来是在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国家和党内的职务。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上要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这是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尽全力举荐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邓小平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将邓小平安排到这种位置上,显然是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百年之后。但是,这种安排却急坏了“四人帮”。

    “四人帮”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们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计要将邓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从恨铁不成钢到直接的不满意,所以尽管“四人帮”对邓小平一再告状,他都置之不理,并且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结成“四人帮”。但是,江青一伙并不甘心。

    1975年11月,江青又串通毛远新(毛泽东侄儿,时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整顿”的结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毛泽东曾对身边人员说过:“我毛泽东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打倒了蒋介石;第二,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对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晚年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怕他身后有人站出来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于是,毛泽东利用和邓小平一起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趁我还健在,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孰料,邓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作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1997年10月,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我拜会了周恩来副卫士长张树迎。他告诉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305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遗言骨灰撒大地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来骨灰三鞠躬,然后趋前打开骨灰盒,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骨灰,一边眼含热泪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室内顿时传出一片哭声。

    邓颖超这里说的是周恩来的什么“愿望”呢?这个愿望就是撒掉他的骨灰。

    周恩来是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考虑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殡葬改革问题上更是体现了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早在1956年,党中央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出发,就向全党发出了人死后火化、不再安葬留坟的倡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带头签名,表示同意和支持。

    周恩来为了给党员干部带个好头,早在1958年就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重庆将1940年和1942年分别埋在那里的岳母杨振德和父亲周劭纲的灵榇挖出,火化后再深埋,不再保留坟头,坟地交地方耕种。接着,他又在1965年的旧历除夕派侄儿周尔萃回到故乡淮安,做通周家有关亲属的思想工作,说服了淮安县委和地方干部群众,将他家在淮安东门外的七座祖茔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也交给了当地生产队耕种。后来他又说服绍兴有关族人,将留在绍兴的祖茔也都平坟还耕。

    周恩来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周恩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崇尚厚葬祖先的做法远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脚步,仅仅平掉祖坟,还耕于民的做法还不够,对殡葬改革的推动也不彻底,因此,他又和邓颖超相约: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对笔者说过,周总理、邓大姐夫妇俩认为,我们中国人从全尸下葬保留坟头到深葬不留坟头只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步;从死后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只有从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才是殡葬意义上的彻底改革。“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里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

    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相约火化后撒掉骨灰的做法,周恩来却一直有一个担心:不知道他俩谁先去世。他认为,如果邓颖超先于他去世,他保证能撒掉邓颖超的骨灰,如果自己先于邓颖超去世,他担心邓颖超办不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很快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周恩来遗体火化后撒掉骨灰,并最终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样,才有了邓颖超一边抚摸着周恩来的骨灰一边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句动人心弦的话。

北海湖畔祭老舍

    周恩来就治的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在北海公园的西侧,与中南海西花厅仅一街之隔。“文革”期间,北海公园已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而关闭。这倒给病中的周恩来平添了几分方便:院方在周恩来病房东侧开了一个便门,有时周恩来便在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北海公园散步。

    有一次,周恩来一行散步到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特意请来仿膳饭庄的工作人员给他做了两道素淡的菜,一边品尝一边观赏。当周恩来看到“仿膳”牌匾下边的题签已被人挖掉时,脸色骤然严肃起来,问身旁一位服务员:“你知道你们这‘仿膳’两个字是谁写的吗?”由于“文革”期间,仿膳饭庄已被迫停业,人们对被造反派“除四旧”除掉的东西还多少有点敏感,所以服务员欲言又止。周恩来没等服务员回答,接着又说:“你们还是应该把老舍的名字补上去嘛!”

    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是个老字号的饭店。新中国成立后,仿膳饭庄的领导想请一位名人为饭庄题写个店名,他们首先想到了郭沫若。可郭沫若收到他们请求题字的信后认为,自己的字太草,写出来不一定好看,一般群众又不认识,因此建议他们请字写得比较规矩工整的老舍先生题写。老舍二话没说,就给饭庄写了“仿膳”两个大字。店方将其制成一块牌匾,高高地悬挂起来,给饭庄平添了几分高雅和壮观。“文革”风起之后,造反成了时尚,破“四旧”成风,被诬为“美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老舍自然不能留名在人世间了,所以,“仿膳”牌匾下的署名“老舍”两字就被强行挖掉了。

    周恩来和老舍有着极其深厚的友谊。他俩从抗战期间相识,然后相交、相知,情谊与日俱增。然而,在那场浩劫中,老舍遭到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投进北京太平湖自杀身亡。周恩来得到此噩耗后曾当着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

    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周恩来见到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王昆仑是当时北京市唯一未被“罢官”、“夺权”的副市长,是老舍被迫害、挨打的见证人。周恩来就向王昆仑打听老舍的情况,之后又约其到西花厅详谈,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但在那个非常时期,周恩来也只能忍住悲痛和愤怒,无法直抒胸臆,公开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他发了话,仿膳饭庄还是很快在“仿膳”牌匾上补上了“老舍”两字的题签。

    1975年8月24日,是老舍罹难的九周年。残阳夕照,周恩来又一次在医护人员和身边人员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园。走着走着,周恩来突然停下了脚步,硬生生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静静的湖水出神。几分钟过后,他突然转过身,问身边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对方一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望着他摇了摇头。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听人说过,很不详细……”

    “我知道。”周恩来语气沉稳而又坚定,“让我详细地讲给你听。”之后,周恩来一边望着湖中的粼粼碧波,一边心情沉重地讲述着。

    1997年10月,笔者在北京采访老舍夫人胡絜青时,胡老提起周恩来在北海湖畔的事说:“那是总理在跟舍予做最后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养蜂促农》赠藏胞

    周恩来一生有两件比较遗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湾,二是未能到西藏。但他对台胞、对藏胞一直十分关心,和他们心连心,并且一直不放过去西藏的机会。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他就曾提出率团赴藏,后因高原气候、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

    197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周恩来为了圆自己去一趟西藏的梦,再次提出由他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医疗领导小组的有关人员就此询问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大夫,吴阶平做了回答:“总理目前病势很沉,根本适应不了高原缺氧等高山反应。”

    周恩来的身边人员对笔者说,如果当时一口回绝他的这么一个美好意愿,他心里肯定很不好受。于是,只好编造说,由于造反派的破坏,西藏机场难以正常起降大型飞机,目前正在抓紧抢修,待修好后再将具体情况汇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人们这么一说,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后来,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与众人合影。
前排左四为李先念,前排右三为乔冠华。

    1994年9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活动,进京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笔者有幸拜见了华国锋同志,请他讲述周恩来当时对他的召见。华国锋同志回忆说:1975年8月29日,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说,你们到了西藏后,要转达我对西藏人民的问候,要鼓励进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感谢他们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绩。一定要告诉进藏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让民族干部大批地、尽快地成长起来。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当时病情已经很重。他说了一会儿还要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说。他告诉我,你是中央代表团团长,要叫他们搞好统一,搞好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相互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各方面团结,才能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一定要造福于子孙后代。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谈的时间比较长,内容也比较多。从他那里刚回到家,又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我看过一部科教电影《养蜂促农》,可能适合藏民们学习、使用,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但是,你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周恩来还说,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请他们理解。

修史请别忘杨度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迅速扩散,免疫力急剧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有时进入昏睡状态,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延长他的生命,减少他的痛苦。

    10月7日,周恩来突然清醒,他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杨度是位传奇人物。他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南湘潭人。杨度曾留学日本,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一起创办《游学译编》。后来,他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他又主编《中国新报》,力主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等一起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又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的参政。1915年,写成了《君宪救国论》一文,一时风靡全国。同时,他还联络孙毓筠等五人组成“筹安会”,积极策划恢复帝制,是当时全国皆知的“筹安会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凯死后,杨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亡命奔走。此后,杨度转而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奔走呼号,十分用心。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杨度想方设法,多方营救,虽未果却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真诚。

    杨度晚年,对蒋介石独裁和残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十分愤恨和不满,毅然于1929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尽管杨度的生命只剩下两年多时间,他却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掩护革命,营救革命同志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对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等也倍加关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万分危急之中,杨度在周恩来的领导安排下,也协助党做了许多事情,尽到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由于杨度入党后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络,外界知道的人极少,为怕这一重要史实埋没,周恩来临终前托王冶秋转告《辞海》编委会,将杨度鲜为人知的一面记入其条目。

    遗体解剖总结经验

    1975年2月4日,医务人员再次对周恩来作膀胱镜检查,并对发现的癌细胞作电灼处理。手术刚结束,周恩来就忍着疼痛问:“李冰来了没有?”

    李冰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原负责人李克农的女儿,当时任北京日坛医院的党委书记。李冰听到周恩来叫她,很快来到手术台旁,侧耳聆听。周恩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李冰,你知道不知道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李冰连忙回答:“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去?你应该马上派人去云南锡矿,到当地去研究治疗,解除他们的病痛。”

    周恩来说得那么坚定有力,李冰应了一声“是,我马上去”以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赶快离开手术台,快步走到医院的走廊,任凭泪水流淌。

    1975年9月20日前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一睁眼见到他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吴蔚然正在忙碌。周恩来深知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所以他平静地说:“我的病,在医院呆下去也没有多少意思了,可以不可以搬回家去住?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去照顾他们。”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的病情已严重恶化,他气息短促,脉搏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护人员守候在他身边,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左右,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然后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

    当周恩来生命进入弥留阶段后,只要他醒来就一再叮嘱医护人员: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遭受着癌瘤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我死后你们可以解剖我的遗体,我相信总有一天,治疗癌症会有突破的!

召见罗青长

    看过电影《周恩来》的人,都知道在周恩来的生命最后,曾召见了罗青长。周恩来到底向罗青长交代了什么,社会上虽有一些传闻,细节却不得而知。

    1993年10月25日,笔者在北京西山罗青长家中拜访了他,就此事向罗青长作了请教,引起罗青长深情的回忆。

    那是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的体温升至38.7摄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见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当时,中央有个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见周恩来。于是,工作人员便一再打电话请示。“四人帮”竟推来推去。电话最后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动情地说:“总理都病成这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让他见谁,还请示什么。”于是,值班人员依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把罗青长接到医院。罗青长刚进病房,周恩来就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厅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前。

    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着,要罗青长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没有谈多少,周恩来又一次昏迷过去了。医生马上进病房检查和抢救,谈话被迫中止,罗青长只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罗青长知道周恩来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让总理因他来谈工作而再度昏厥。于是,罗青长悄然离开了病房。

    据此,笔者曾询问罗青长,周恩来说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指的是谁。

    罗青长回忆说,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40多年,无数次聆听他的教诲。根据以往总理的交代,他指的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曾任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

    张学良是世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对于张镇,人们却知之甚少,周恩来为何惦记他,笔者经大量调查,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镇,湖南常德人,1900年生,黄埔军校一期六队学员,后来追随蒋介石,步步升迁。

    1945年10月8日,国共两党经过艰苦的谈判,草签了《政府方面与中共会谈纪要》,即两天后正式签字的《双十协定》。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决定当晚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举行鸡尾酒会以示庆贺,同时请来重庆厉家班子唱戏招待毛泽东等中共代表。

    就在这时,柳亚子来访,周恩来只好请柳亚子改日来见,并让自己的秘书(对外称周恩来副官)李少石用自己的座车将柳亚子送回去,不料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枪击,李少石被打成重伤,送入市民医院抢救。当办事处工作人员将这一事件告知正在军委会礼堂看戏的周恩来时,他立刻警觉起来,特别是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但他又怕惊动毛泽东。只是轻轻对毛泽东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来出了军委会礼堂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张镇。张镇时任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宪兵司令。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和他一起到医院看望了时已去世的李少石,又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戏散后,用宪兵司令的座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这件事,周恩来一直记在心上。全国解放后,他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了,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这就是周恩来,他赤诚待人,肝胆照人,不管党内党外,他都是最可依赖的同志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也不会忘记。(作者:秦九凤;玉华摘自《党史纵横》)来源:今晚报

 来源:中国网         200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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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入党时间是如何重新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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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与会代表都得填写登记表。周恩来填写的表格上是:1922年夏,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其介绍人为张申府、刘清扬。他的这个入党时间在他生前一直被认定而不存疑问。但是后来周恩来的入党时间被改掉了,被重新确定为1921年。

    周恩来的入党时间又是怎么被重新确定的呢?

    
 
众所周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也传到了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便由最早的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济南、长沙、武汉和海外的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先后创建了八个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建党的前期准备。而周恩来正是因为在天津投身并领导“五四”运动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就赴欧留学的。他参加共产党时是由张申府、刘清扬两名党员考察后找其谈话,然后报告国内的陈独秀。陈独秀同意后,他就成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因为我们党还处于创建初期,党员入党既不填写表格,也无宣誓仪式等后来党章上规定的程序,所以他的入党时间也就没有文字档案记载。

    作为自己政治生命起点的入党时间周恩来自己怎么会记错呢?据笔者分析,周恩来可能是出于他一贯的谨慎和谦虚。因为笔者曾听曾任周恩来行政秘书的何谦同志说过,总理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清楚地记得他入党时间是他旅欧的第二年,即1921年,但他填写多届党代会代表登记表和填写有关履历档案时都说自己是1922年入党的。总理自己还曾说过,“我的党龄不能和当时在国内的主席(指毛泽东)和董老(指董必武)比,他们都参加了党的一大,是我们党的创始人。”即便到党的“八大”时,毛泽东、董必武两同志已把他们自己原来填写的1921年入党改为1920年了,周恩来也没有改动自己原来填写的入党时间。

    上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恢复了交流。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好友赵光宸先生的子女返回大陆探亲,并带回了几张历史照片。这些照片中就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和赵光宸4人当年在德国柏林万赛湖上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谈周恩来入党问题时的珍贵照片。后来,这些照片共6张全部捐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夏之栩同志(中共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夫人,也是后来曾任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的亲舅妈)在看到张申府、周恩来等在柏林游湖的那张照片后,曾陷入深思,认为周总理太谦虚了,他的入党时间不应算1922年,而应该和国内建党前各个党小组的党员一样计算。于是,老人特意为这事专门向中央写了信,郑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央收到夏之栩同志的信后,胡耀邦同志批示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中组部组织调查。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进行了认真调查和研究,最终同意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并得到中央的同意。(关索摘自《党史资料与研究》2009年第一辑,秦九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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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深夜同我談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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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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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周總理深夜同我談家事
周伯萍



  1962年12月1日上午,周總理找糧食部副部長、黨組書記陳國棟和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楊少橋研究糧食調撥計畫,談好後囑咐國棟同志叫我(作者時任糧食部黨組成員、政策研究室主任)于夜間1時把計畫表送到他辦公室。

  當我按時把表送到總理辦公室時,總理問我:“你核算了嗎?”我說:“我已核算了三次,到您這裏不敢含糊啊。”總理把數字核對了一遍,又把表格的說明從文字到標點審改了一下。

   看完後,總理叫我坐到他的身旁,然後打開抽屜拿出兩張照片給我看:第一張是總理穿著女式戲裝的照片。總理說,他年輕時喜歡京劇,時常參加一些演出,在這 些演出中,他經常扮演旦角。照片上,總理的旦角扮相是很秀麗的。第二張照片上,總理坐在一張太師椅上,鄧大姐站在後面,摟抱著總理的雙肩,兩人顯得瀟灑而 親熱。總理親切地對我說,鄧大姐年輕時也很漂亮!

  總理說,他沒有子女,鄧大姐曾經懷過兩次孕,第一次懷孕是在鄧大姐21歲時,總理正 率領東征軍出發,鄧大姐在廣州協助何香凝女士開展廣東婦女運動。當時廣東的革命運動正在蓬勃發展,廣東婦女運動需要鄧大姐全力以赴,打開局面。為了革命事 業,鄧大姐自己偷偷打了胎。為了這件事,總理還向鄧大姐發過脾氣,說鄧大姐不該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對立起來,孩子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是屬於國家、屬 於社會的,隨隨便便扼殺是完全錯誤的,因此而糟蹋了身體,更是不負責任的態度。身體是革命的資本,不只屬於自己;必要時可以隨時準備為革命流血犧牲,可是 決不允許隨隨便便糟蹋自己的身體。總理還說,鄧大姐打算怎麼處理,也該來信和他商量,自作主張是太輕率了。鄧大姐從未見總理髮這麼大的火,知道自己錯了, 表示一定改正。總理還說,他與鄧大姐一生琴瑟和諧,只吵過這一次。鄧大姐第二次懷孕由於難產,孩子沒能保住。此後再未生育。

  接著,總 理深情地對我說,他的生母和繼母都非常好,可惜她們都死得太早,自己未能盡孝,一直感到非常遺憾。總理還說,他雖然無子女,但侄兒侄女中,有幾個現住在北 京,都勤奮工作,在他有暇時便來探視,他們都未因是他的親屬而傲視別人,他感到很欣慰。然後,總理說他今夜已沒多少急需辦的事了,叫我也詳細地講講我的家 庭情況。以前總理同我雖然有過上百次交談,但從來都是只談公務,不講家事。今天有時間與我聊聊家常,叫我儘量講詳細些。

  二

  總理說,你叫伯萍,伯是老大,萍不像是正名,正名是什麼?我說,我原名本厚,本是輩分,厚是厚道。1940年秋,我從皖東北調到蘇北淮海區後,改用現名,表示從此離開安徽省,將像無根的浮萍一樣四海為家了,所以改名伯萍。總理表示理解,又叫我講講我父母的情況。

   我先向總理介紹了我的母親。她叫吳元玲,1893年出生於合肥東鄉六家畈。外祖父做過道州知州,懂中醫,他因我母親聰明好學,善解人意,因此對她特別鐘 愛,傳授了不少知識。我的父親名孝植,年輕時曾隨祖父在南京讀完高中,因高度近視,未上大學。後來吸鴉片,嗜酒,賭錢,田產被賣掉一半(約500畝)。他 的長處是對人寬厚,才思敏捷,不嫖娼,不納妾,家中大小事都由我母親作主。

  母親結婚十年後才生了我,取名本厚,次年生了本淳,以後又 生了本禹(妹)、本孥。我九歲以前,和弟妹們都在合肥西鄉的燒麥崗附近的康灣圩長大,圩子的自然環境很美,大門很氣派,有四根門楣,上有“簪纓門第”四個 大字,大門口有兩個大石鼓,兩邊有一副長聯:山之高,水之清,清高門第;書也讀,田也耕,耕讀人家。

  我們一天天長大,堂兄弟中有人染上了胡鬧、抽煙、耍錢等惡習。母親認為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可能成才,決定把我和本淳送到合肥東鄉六家畈去上洋學堂。

  六家畈離康灣圩有百里之遙。我九歲、本淳八歲,母親雇一頂小轎把我們送到六家畈中間門楊姨奶奶家。母親的妯娌們都勸她:孩子太小,這麼遠怎能放心?不如過幾年再說。母親感謝她們的好意,但不改初衷。

  到了臘月二十三左右,楊姨奶奶就雇一頂小轎把我們送回康灣圩過年。那時雨雪載途,有時積雪厚過一米,走路要防跌倒雪窩裏,一般都要在途中飯店歇一宿;回家過了年初五,母親就又雇一頂小轎把我們送到六家畈。

   我上四年級時,正值“九一八”事變發生,全校熱血沸騰,宣傳抗日,不做亡國奴。下鄉宣傳,嗓子都喊啞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政治活動。我上五年級時,母親 說服父親從康灣圩搬到合肥城裏,我轉學到五年制的六中實小,進五年級。本淳到城西上第二完全小學。父親40歲時病死。我們隨母親回鄉安葬父親後,遷居老周 公祠西南角一座小院落。

  暑期中,我和本淳都考取了六中初一,一律寄宿。一學期每人要交學費120塊銀元,書籍、文具等自備。這對僅靠 約500畝田租收入的家庭來說,是相當困難的。母親舉債賣田,保證了我們的上學費用。母親常于假日帶領我們去包公祠,囑我們長大後要像包公那樣鐵面無私, 反對一切貪官污吏;母親還教我們讀《古文觀止》,並講孟母三遷和嶽飛精忠報國等故事,對我們教育很大。

  抗戰爆發後,我和本淳赴安徽立 煌縣流波疃第一臨時中學繼續讀書,我進高二,本淳高一。後因日機兩次轟炸,死了很多人,學校遷往貴州。本淳回家向母親告別,母親囑咐他繼續學習,並叫他轉 告我,“堅決抗戰,不要顧家”。我遵從母命,就地參加了革命,直到解放戰爭勝利,才與母親、本淳等重新團聚。我的妹妹本禹、小弟本孥都在家鄉初中讀書,因 傳染病相繼病故。

  解放戰爭勝利後,我在無錫任蘇南行署財委委員和蘇南糧食局長,母親聞訊由本淳陪同前來看我。我和妻子向明見到母親後,本淳即回南京工作,母親留下來與我們共同生活。

  1950年初,我調上海任華東糧食局局長,母親與我們同赴上海。

  1952年秋,中央糧食部成立,我調任辦公廳主任,黨組成員。先住在中南海附近的觀音堂,後又遷往現在住的報國寺。向明轉學至北京大學附設的工農速成中學高中部,平時住校,星期日回家。孩子們都由上海來北京。

  總理聽了我的介紹後說:“你的母親真了不起!老人家現在身體好嗎?跟誰一起過?”我說,家母身體健康,現在還在為我操持家務。

  三

  總理接著又叫我談談愛人、孩子,以及愛人與母親的關係。

   我向總理介紹道:我愛人原名朱玲,參加革命後改為朱向明,意為向著光明。她的老家江蘇省漣水縣是革命根據地,她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她父親是大革命時入 党的老黨員,大革命失敗後就回家務農了。向明的二姑是當地名人,她家是當地地下黨組織的活動場所。在這樣的氛圍下,向明逐漸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加上她原 本就有的對受欺壓婦女的同情心,因而,在1939年,當地組建八路軍時,年僅14歲的她就毫不猶豫地參軍,當了宣傳隊員。從此,離開了家鄉,走上了抗日救 國的道路。

  後來,她所在的部隊奉命挺進鹽阜區,她因腿部生瘡,不能隨軍行動,又回到了二姑身邊。當時我在漣水縣任淮海行署財政處巡視員兼漣水稅務局長。當時漣水縣稅檢局正缺一名管理現金的出納員,要求二姑推薦一個忠誠可靠而又能幹的人,向明二姑推薦了她,立即被接受。

   在1940年初的新年聯歡會上,向明唱了一首歌,我開始注意到她。在工作中,我們逐漸發生了感情,很快就結了婚。我們婚後和睦相處,從未鬧過矛盾。基本 沒有分開過,僅有過兩次短暫的分離。一次是在1946年解放戰爭初期,向明帶著長子、長女和出生不滿一個月的次子隨機關撤退到山東煙臺地區的榮城縣。第二 次是解放初,向明在蘇州學習。此後,我們一直在一起。

  向明在北大工農速成中學高中部畢業後,因母親年高體弱,未上大學,調到糧食部工 作。並協助母親料理家務,我母親疼愛向明,向明對母親也十分孝順,婆媳關係親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五個孩子,孩子們的生活及教育都由向明管理,不用我操 心。向明對孩子們要求很嚴格,孩子們都很好,長子先路、長女曉蔚都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習,先路在中學時就入了党,小兒子和另外兩個女兒都在北京重點中學 師大一附中學習。每逢假日,全家團聚,大家都感到很幸福。

  總理聽到這裏,對我說,你的家庭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總理問我,剛才聽你講,你還有一個弟弟,他現在做什麼工作,你再談談他的情況。

   我說,我的弟弟名本淳,中學畢業後升入西南聯大中文系,專攻古詩詞,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畢業後曾在遵義師範學校、貴州省立高中教古典文學。抗戰勝利後, 先到南京謀職,受聘任南京市立一中語文教員。然後赴合肥西鄉老家叩見母親,並把老人家接到南京定居。不久,與西南聯大的同學錢煦結婚。母親主持婚禮,遷居 南京。本淳夫妻都在同一學校任教,月薪各200餘元,生活優裕。母親開始過上體面、安適的生活。

  解放後,本淳、錢煦瞭解了我黨情況,本淳又與我晤談了幾次,政治熱情很高,組織上也很信任,派他參加了土改工作隊。

   在1957年整風反右期間,本淳自認為歷史清白,赤膽忠心,敢於知無不言,提了三條意見:一是党的領導應該表現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不一定表現為領導幹 部是黨員;二是從總的情況看,“肅反”成績是主要的,但具體地說不能一概照套,例如一中“肅反”,被抓的人後來都放了,並賠禮道歉,就不能說“成績是主要 的”;三是就毛主席對陽谷縣養豬問題的批示提了意見。毛主席曾說,“陽穀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鄉”。本淳說,實際上武松是清河人,毛主席一時疏忽,報社應動 點腦筋提醒一下。1957年底因此事對他進行過批判,但未戴“右派”帽子。1958年春夏之交,把上述三條簡化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肅反成績不是主 要的”,“說毛主席有錯誤”。1958年6月正式定為“右派”,本淳不服,不斷申訴,1960年3月得到平反。

  總理聽到這裏,站起來,讓我喝點水,他也喝了口水,然後對我說,我們都姓周,你瞭解你的家史嗎?

  四

   我說,少年時期,常聽母親講家史。她說,我的祖先兄弟兩人,原住江西省的瓦礫壩,以燒窯為業,我的祖先是老大,後來遷至安徽省合肥縣的西鄉,老二遷往江 蘇省淮安縣。以後天下大亂,失掉聯繫。家譜的輩分一共20個字:國有文方盛,家行孝本先,典章從法守,禮樂在心傳。肥西周姓有九族,同姓不同宗,我們叫山 周,老大遷到肥西後世代務農,兼開油坊榨油。國字輩、有字輩都住在油坊中。

  盛字輩正當太平天國時期,地方興辦團練。老祖宗有六子,老 大、老二本分務農,我的高祖盛華公行三,武藝特棒,在鄉辦團練。老四盛波、老五盛傳跟著幹。當時住在羅壩圩。一次,老四、老五帶隊伍去外地活動,盛華公獨 自留守,因麻痹大意,遭仇家偷襲遇害。老四、老五帶隊伍回來後報了仇。這支隊伍後來成為淮軍四大主力的盛軍。(另三大主力為鼎“潘鼎新”、銘“劉銘傳”、 樹“張樹聲”。)老四、老五都積功至提督(武官一品),盛波賜諡剛敏,盛傳賜諡武壯。《清史稿》和《中興將帥別傳》裏都有傳,傳裏都特別提到盛華公的首創 之功。周氏成為肥西望族後,特別奏請朝廷在合肥建專祠奉祀盛華公,稱老周公祠。

  我的曾祖名家寬,曾在他叔父盛波軍中當基層軍官,30歲時病死,家政由曾祖母主持,在盛波的大力支持下,於肥西燒麥崗附近的康灣圩置田產,並築了一個很大的土圩子,周長好幾百米,挖有很深的壕溝。

  祖父行成住東頭,二叔祖行箴住西頭,各成院落。中間幾進高大瓦房曾祖母住,稱大堂屋。祖父習武,二叔祖習文。祖父做過一任知縣,任滿在南京候補時病故。

   我出生時祖父母都已過世,祖父有三個兒子,大伯孝楣,原來在保定清江武備學堂習武,與蔣介石同班。畢業前一年,家門口一位同學因跳馬坑摔死,曾祖母擔心 長孫出事,找關係花銀子把孫子贖回家。曾祖母去世後,按祖制,大伯父繼承家業,住大堂屋,並分得田產的一半約2000畝,二伯父和我父親各分得田產約 1000畝。大伯父不出外謀事,一時興起,開起牛行,完全依賴別人,家產慢慢賠光了。

  二伯父孝椿,南京高等師範畢業,在我們家族中是 第一個大學畢業生,但畢業後不務正業,迷上鬥蟋蟀,家產都為此消耗了。二伯母生有一子一女,兒子叫本固,聰明能幹,父母都非常溺愛。曾在合肥讀六中實小, 畢業後未繼續升學。適逢國民黨軍教導總隊招生,他被錄取到南京當兵。抗戰初期,南京淪陷,他跑回家。

  五

  總理與我一直親切交談,我覺得像在與一位朋友談家常,親切自然。直到值班秘書進來提醒總理,說還有幾個重要文件等他審批,我立刻站起來,看看表,不知不覺已談了近三個小時。

   我對總理說,總理這麼忙,我卻佔用了總理這麼長的時間,實在是不好意思。總理說,這就不對了!除談工作外,談談家事,你不是第一個。總理與他的辦公廳主 任、秘書、警衛員等都交談過,有的還不止一次。但談這麼長時間卻是第一次。總理還說,這樣的交談對互相增進瞭解很有好處,也是領導幹部必須做的工作,對自 己、對下屬都有好處。希望我也要注意這點,經常與周圍的人交談。我說,我以前經常做一些家訪,今後一定按照總理的指示去做。然後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其實總 理和我都知道我們的親屬關係,只是都未挑明。一位知情的同志告訴我,總理的家譜也是20個字,他只記得從總理祖父起五代的輩分是駿、貽、恩、秉、國。恩字 輩與我父親的孝字輩相當,總理比我父親小五歲,應是我的堂叔。

  總理與毛主席在長期革命生涯中,一直是相互支持,親密合作的。但從 1957年開始,毛主席急於求成,對總理實事求是的態度越來越不滿意,多次嚴厲批評總理“右傾”。如果暴露了總理與我的親屬關係,我工作上出了差錯,必將 給總理增加麻煩。因此,我與少數幾名親友約定,閉口不談此事,如有人問及,則堅決否認與總理有親屬關係。

  1973年5月7日,我在駐 希臘王國首任大使任上,因誤赴同我國並無外交關係的以色列國慶招待會,發生了“雅典事件”,在外交界曾經轟動一時。在國務院召開的國務會議上,總理一反過 去的和顏悅色,盛怒道:“美國出了‘水門事件’,中國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當時希臘副首相馬卡雷左斯即將訪華,按 外交慣例,由使館政務參贊申志偉陪同。“雅典事件”發生後,外交部直接用電話通知我立刻回國,調離外交部;申志偉同志留在大使館主持工作。在馬卡雷左斯訪 華過程中,總理明白了事情真相,約我長談了一次。讓我立即回雅典工作。

  當時參加會議的李先念、方毅同志,會後分別問我與總理是何關 系。我說只是工作關係,總理是江蘇淮安人,我是安徽合肥人,相距遙遠,僅在合肥西鄉姓周的就有九族,同姓不同宗。他倆都問:“總理為何說‘周門不幸’ 呢?”我說:“大概是總理盛怒下的宣洩。”他們兩位都是我的老上級,長期以來,我在工作上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向他們請教,他們問我情況,我也知無不言,從 無保留,所以他們認可了我的解釋。這是我一生中對他倆說的唯一假話。

  1976年1月8日晨,周總理不幸病逝。我當時任駐阿爾及利亞大使。1月19日,寫了一首痛悼總理的七言絕句:曾經教誨縈回久,無限哀思遣卻難。景仰高山勤六學,餘生盡力效登攀。

  我認為,總理大才大德,功業輝煌,獻身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深得全國人民的尊敬;在國際上也享有盛譽。向總理學習,才是自己的終生任務,個人的親屬關係是微不足道的。

來源:《黨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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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回憶伯父周恩來:沒有權利不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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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德回憶伯父周恩來:沒有權利不努力工作

走在“長征”隊伍中,年近七旬的周秉德不多聲響。和人說話,也總是柔聲慢語,笑容謙和。

  周秉德是周恩來三弟最大的女兒。自12歲住進中南海,她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十餘年,周恩來無嗣,周秉德因此成為與周恩來關係最密切的晚輩。

  “伯父工作太忙,根本沒有時間講過去的事,也包括長征。”但周秉德卻清楚記得伯父的教誨,“很多人犧牲了,我活了下來,只是個倖存者。想到那些死難的烈士,我們沒有權利不努力工作,沒有權利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70年後,周秉德終於踏上了伯父曾經走過的這段路。

  1934年,身兼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的周恩來明白,為了紅軍的前途,現在他必須要承擔更大的責任。

  於是,在長征的大部分時間,每到一處宿營地,他的油燈往往徹夜不熄,各種重要的事務大都由他親自處理。他的行囊中只有簡單的個人行李,兩條薄毯,一條床單,幾件替換衣服……

  湘江之戰,一向待人溫和的周恩來第一次同李德拍了桌子,甚至震翻了桌上的馬燈。周恩來發怒,讓博古也不好再出面袒護這個把紅軍置於危難之中的共產國際的代表。

  從那時開始,長遠的命運就悄悄改變了。毛澤東曾對賀子珍說:“沒有周恩來,遵義會議開不起來。”

  12歲,第一次見周恩來

  北京東城區遂安伯胡同的大雜院,那是周秉德一家1949年搬到北京的住所。此前,她一家人一直在哈爾濱和天津生活。

  “兩間小平房,不到三四十平方,廁所在外面,也沒有廚房。我們家有6個孩子,這麼小的房子完全住不下。小再加上西曬,夏天熱的時候,弟弟妹妹身上常起滿痱子。”

  當時幹部分房是根據職位高低來決定的,由於周恩來對弟弟單位的領導早有交待: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的職務儘量低,工資儘量少,不能因為他是我弟弟,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周同宇的職位只是倉庫管理科的科長,所以分到的住房也就非常小。

  父親的身體不好,孩子多,生活負擔較重。鄧穎超與周恩來商量後,決定讓弟弟的3個大孩子――12歲的周秉德、7歲的周秉鈞和5歲的周秉宜住到自己家來。

  第一次見到伯父時的情景,周秉德至今歷歷在目。

  剛剛開完會的周恩來把侄女拉到身邊說:“讓我仔細看看你長得像誰?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媽媽。你叫什麼名字?”

  “大爺,我叫周秉德。”這是周秉德第一次看見伯伯的臉。

  “就叫我伯伯吧。”周恩來說:“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這裏的叔叔們照顧和安排。師大女附中要到91日開學,已經給你報了名。過幾天你去考試,錄取了,你就可以上學了。你住的是間書房,你可以在那多看些書。毛澤東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擾他,行嗎?”

  “行!”伯父用商量的口吻和她說話,讓12歲的周秉德感到一種自己已經是大人的快樂。

  長征一開始,周恩來就變成了“總管家”。他要考慮帶走不多的機器設備,鼓舞已經低落的部隊士氣,對於各個師、團有多少人員、有多少彈藥大多記得,對遠征和留下幹部的安排也考慮得細緻入微。得知受傷的陳毅需要手術取出碎骨,他馬上下令打開已裝箱準備抬著出征的X光機,為他拍片。

  過草地時,周恩來患了肝膿瘍,鄧穎超來看望他,竟然從他的毛背心中找到了170個蝨子。高燒40度讓周恩來經常陷入昏迷。毛澤東說必須把周恩來的體溫降下來。沒有藥,陳賡想辦法找來冰塊冷敷,終於挺了過來。

  當時十幾名戰士輪流為周恩來抬擔架,其中一名戰士楊立三甚至磨破雙肩。幾十年後,當已是總後勤部長的楊立三因病去世,顧念舊恩的周恩來親自為他抬棺執紼。

  總理的親戚

  伯父大多數時候都很忙,伯母那個時候因為生病,呆在家裏的時間也比較多,周秉德因此有很多機會與伯母交流。

  1951年、52年有一段時間,伯母在頤和園養病,周恩來有空就會去看看她,周秉德姐弟三人放假的時候也會一起跟著去。

  “每次進頤和園伯父都一定要買票,衛士們的票都是他掏錢買。”周秉德回憶說。

  “伯伯最討厭我們搞特殊化。”周秉德說,他要求我們不要在外面宣揚跟他的關係,更不能享受他的待遇,譬如不能夠汽車接送,除了開學時因為行李太多送了一次,之後就再也沒送過。

  弟弟三年級那個寒假,別人要麼已放假回家,要麼被家裏人接走,只有弟弟、妹妹還呆在學校沒人接。妹妹急了,哭著找哥哥。哥哥就寫了封“中南海鄧穎超收”的信,信裏說“請派車來接,已經放假了”。

  結果下午衛士叔叔就來了,是騎著自行車來的。衛士招了兩輛三輪,一輛拉兄妹倆,一輛拉行李,把他們接回家。

  回去後,伯母忙著先檢討,怎麼把放假都忘了,緊接著就是教育,說你還口氣不小,竟然讓派車子去接你們,“這是不可能的,汽車是工作上用的,不是給你們用的。”

  1950年代末,父親的胃病越來越厲害,伯母幫忙聯繫了當時協和醫院著名的外科醫生幫他治療,但父親依然無法正常上班。陳賡是父親的同班同學,他知道父親身體不好,倉庫管理的工作又太累,便讓內務部曾山部長給安排了一個內務部參事的工作。

  周恩來知道後,曾在會上提到這件事,“周某人的弟弟……,在工業部時能夠工作,我不干涉,現在當參事等於拿乾薪,那就要考慮了。”1963年一次會議後,伯伯留下曾山部長,向他交待說:我弟弟身體不好,不能堅持正常上班,請你讓他提前退休。這一次的工作調動,最終讓父親提前退了休。

  周秉德記得,“伯伯和伯母一直教育我們要做個普通的老百姓。”

  1968年夏,懷著7個月身孕的周秉德在西安工作,週末要趕38公里的路回到丈夫的部隊。有一天傍晚在公共廚房下麵條時,她聽到隔壁兩位元鄰居大姐的對話。

  “聽說她是周總理的親戚?”

  “周秉德?拉倒吧!她怎麼可能是周恩來的親戚?就算是,也是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否則她怎麼會跟我們一樣受這份罪?”

  周秉德聽得哭笑不得。

  遵義會議決定“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但遇事周恩來總是徵求毛澤東的意見。

  長征也因此有了主心骨。毛澤東負責謀劃,周恩來具體佈置。“副主席知道敵人中哪個是嫡系,哪個是雜牌軍,作戰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對我們哪個師戰鬥力強,哪個戰鬥力弱,更是瞭若指掌。”

  長征到達陝北,毛澤東提議周恩來擔任軍委主席,卻被周恩來堅決推辭,從此在黨內有了一個親切的稱呼“周副主席”。

  與留蘇學生的緣分

  周秉德在20多歲時曾經人介紹先後認識過三個留蘇大學生,卻都未能有結果。

  1958年,周秉德21歲,母親的朋友介紹了一位留學莫斯科的大學生。他們甚至一起陪鄧穎超去逛陶然亭。“那天他在伯母面前,態度落落大方,大家談得很開心。”

  這位大學生回到莫斯科後,給周秉德來信,熱情地讚美了“一見鍾情”的緣分。

  周秉德把這件事告訴了伯父伯母。“因為我沒上過大學,確實希望能有一個大學生當愛人,將來組成家庭。”

  伯父為此與周秉德談了一次,希望她“在25歲以後再解決婚姻問題”。雖然,當時馬寅初的人口控制理論已經受到批判,伯父為了保護馬寅初教授甚至也勸他作檢討,但伯父顯然是認同馬寅初教授的一些觀點的。

  伯母特別叮囑周秉德要注重政治品質,還通過駐蘇使館瞭解到那個大學生是黨員,學習上進,不足之處是學習上不大願意幫助其他的中國留學生。

  “伯母雖然沒有明確表示反對我們繼續交往,但我能從她沒有直接贊成我們繼續交往這一點上感覺到她認為這個小夥子並不是太理想。”

  不久之後,從蘇聯留學歸來鐵孫維世的妹妹孫新世直接把一個留蘇大學生領進了西花廳。周恩來一聽是給周秉德介紹的也很高興,當即從他的工資裏拿出100塊錢,請孫維世夫婦、孫新世夫婦以及周秉德和那個留學生一起去四川飯店吃飯。

  不過,在聽說這個大學生的父親是資本家之後,周秉德沒有徵求伯伯的意見,自己拒絕了。

  到周秉德25歲時,師大附中的一個師姐給了她一張英俊小夥子的照片,是一個在蘇聯留學回國的年輕軍官。

  周秉德對這個小夥子印象不錯,“他個高肩寬,眉清目秀;成熟卻不乏熱情,穩重又不乏幽默;有事業心卻對我不乏細膩關懷。”

  但由於種種原因,終於斷了。

  接電線、掛地圖,收看電報和偵察材料,然後同其他中央領導一起聽取彙報,詳細瞭解敵我雙方的情況,研究下一步的軍事部署和行動……拖著疲倦的身體,周恩來熬過了二萬五千里。

  他很少在行軍時騎馬,因為擔心打瞌睡摔下來,過於勞累時,他也會在擔架上睡一會,但仍然經常被各種報告吵醒,更多的時候,還是步行,一邊走還要一邊和人談話,瞭解部隊的情況。

  有時,他會在批閱檔或聽彙報時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著。周圍的人也總是默默坐著,不發出一點聲響。然而,幾秒鐘或分把鐘後,他便會猛然醒來。他的面前總是有幹不完的工作。

  最後的西花廳

  197618日,周秉德在上海出差,打開收音機突然聽到一陣哀樂傳來。周秉德頓感不妙,再一細聽,竟然是伯父周恩來逝世的消息。

  有兩件事,讓周秉德至今感到後悔:伯父住院後回過兩次西花廳,第一次她去看望伯父,卻沒能與他拍一張合影;第二次伯父回西花廳,她為了給愛人多年未見的朋友做一頓飯沒能去看望伯父,誰料從此再無機會。

  1975520日,周秉德突然接到伯母電話,說伯父從醫院回家,讓她也來見見伯伯。

  周秉德在會客室見到伯父。她記得,伯父那時候消瘦的很厲害,頭髮花白,老年斑多了。但走路還是很有勁,腰杆很直,雖然很蒼老,但不給人老態龍鍾的感覺。“他坐在沙發上,衛士在腳下放個木墩,促進血液迴圈,這是惟一的一點不同。”

  周秉德記得,那天聊了很多家常話,聊社會上的問題,聊自己的孩子、工作,也談到他的病。“他說自己成了溫室裏的花,不能經風雨了。我勸他還是要好好鍛煉,他說再說吧。”

  走的時候周秉德提了個請求:“伯伯,我跟您拍張照片行麼?”

  伯伯握著周秉德的手,輕聲回答:“你瞧,家裏有那麼多老同志和醫生護士,咱們下次再照吧。”

  周秉德上一次和伯父照相還是1964年結婚之前。“按照當時的規矩,党和國家領導人都是由新華社記者為他們拍照,底片歸新華社統一存檔。”

  誰知這一次之後再沒有機會和伯父拍一張合影。直到伯父去世,周秉德和妹妹秉建站在伯父的遺體前守靈時拍了一張照片,算作最後的紀念。

  1975615日,周秉德又一次接到伯母的電話,說伯父今天回來西花廳,你可以來見一面。

  “我當時想距離上次見伯伯不到一個月,他又回來了,說明病情已經好轉,以後應該可以經常見到了。”剛巧那天愛人的一個多年未見的老同學來家裏,周秉德要給他們做飯,便據實相告,說下次再去。

  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5年)615日,(周恩來)回西花廳,隨即返回醫院。這是周恩來生前最後一次到西花廳。

  往事,一刹那間模糊了眼睛。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我的伯父周恩來》,作者周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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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周恩來的四次痛哭﹝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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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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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周恩來看著方案,勉強聽梁漱溟解釋了幾句。當梁漱溟講到“就現地一律停戰”時,周恩來忽然把手一擺,雙眉深鎖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講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頭向梁漱溟伸過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麼國民黨壓迫我們不算,你們第三方面也一同壓迫我們?” 

  梁漱溟趕緊解釋:“恩來兄,現在的形勢,我們也不能不考慮國民黨的態度,目的是為了和平……”
 

  “做人要講信義,你們不守信用。”周恩來難過地搖頭,“我們有君子協議,我們有協商好了的意見,你們單方面不打招呼就這麼做了。你們跟蔣介石打招呼,不跟我們打招呼。抗戰以來,我們一直團結得很好,交了朋友。現在我們困難,你們不是盡力幫忙,反而……”周恩來越說越激動,胸脯開始起伏。他突然憋住聲,忍了幾秒鐘,驀地迸出一聲:“你們不夠朋友!”
 

  我記得很清楚,周思來就是講到“你們不夠朋友”時哭的。這一次的哭來得急促突然,沒有“眼圈一紅”和“淚溢眼堤”的過程,隨著“不夠朋友”的話音,淚水下下子就進濺出來,那是長期壓抑的憤怒、痛苦、悲傷在這對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噴發了。這種噴發確實驚人而激烈,不但聲淚俱下,而且帶著感情受到極大傷害的憤激的指責:
 

  “本是多年的朋友,關鍵時刻做出對不起我們的事。你們這是出賣朋友,不講信義!”周恩來作著激烈的手勢,蒼白的臉孔在憤激中脹成通紅,眼裏有淚水湧流,更有灼人的火星進出:“你不用辯解。我們早有君子協議,事前商量,一致行動,共同對付國民黨。現在你們是怎麼做的?哪一條夠我們的君子協議?你們對得起共產黨嗎?對得起李公朴、聞一多、陶行知諸烈士嗎?”
 

  說到李公朴、聞一多、陶行知,周恩來哭得更悲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頭,赧顏地悶聲不響。
 

  我的心靈受到極大震顫。因為周恩來與民主人士交往,歷來是溫文爾雅,和藹可親。像這樣激烈地發洩情緒確實是絕無僅有。在他聲淚俱下,慷慨陳詞時,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種激烈的情緒在眼裏,在嘴角,在手勢上交織而現:
 

  “你們不同我商量,搞了這種提案,而且先給蔣介石,後來通知我。行啊,我們沒啥,大不了再去打遊擊。我們本來就是打遊擊出身的。可你們怎麼辦?沒有共產黨你們怎麼辦?你們不就是靠了共產黨才能存在下去嗎?國民黨要不是有共產黨同他鬥,他能允許你們存在?你們可以出賣朋友,不講義氣,但我要勸你們一句,眼光放遠些,沒有共產黨,你們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來兄,你別說了。這件事我理虧了,我們想辦法來挽回。”梁漱溟誠懇地自我批評,並且馬上採取行動,把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都找到梅園新村來,大家一商量,一致決定將已經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來,並且立刻分頭行動。
 

  到馬歇爾處,因為馬歇爾外出未回,檔還沒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順利就拿回來了。到孫科那裏,國民黨已對這個方案進行過討論。他們趕緊藉口方案中漏抄一條,需要補上,把檔拿到手就帶回來了。
 

  一場風波就這樣過去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第三方面的民主黨派和人士,絕大部分都是夠朋友的。蔣介石搞的偽國大,雖然推遲4天才召開,仍然沒能拿幾個“第三方面的人”參加。中國共產黨不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也發表談話:“民盟決不參加一党國大。”最後,國民黨搞的“國大”,只有青年党、民社黨和少數無黨派人士參加。
 

  使我心靈震顫的周恩來的第四次痛哭,是發生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事還得從周思來與陳雲一道反冒進,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講起。
 

  歷史上,有幾次在重大問題上周恩來的意見是正確的,但不能為毛澤東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雖然有看法,但是從大局著想,為了維護團結和中央的統一,總是委屈自己,做出檢查。當時聽知情者講,周恩來反冒進激怒了毛澤東。因為有人提出個高指標,毛澤東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心切,對高指標很欣賞。周恩來不同意,說必須講平衡。
 

  毛澤東對這個高指標比喻為:“一馬當先,才會萬馬奔騰。”
 

  周恩來在會議之後找毛澤東談觀點。他說:“我是總理,我在具體工作上的體會是:一馬當先,會引起全面緊張。一個方面高指標,方方面面都要吃緊,經濟建設不講平衡不行,這樣搞,我這個總理就不好當呢。”
 

  由於周恩來和陳雲指示報紙社論提出反冒進,激怒了毛澤東。他認為反冒進就是右傾保守,就是給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潑冷水,就是不要發展生產的高速度,因此在會上會下多次嚴厲批評“反冒進”,不許再這樣提,再這樣提就是右傾。
 

  於是,周恩來也會上會下地多次做檢查。
 

  那天,周恩來把他的理論秘書范若愚找去了,請他幫助寫檢查。範若愚從周恩來那裏回來後,臉色很沉重。過了幾天,我們才知道,周恩來對他談了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的事。總理心裏很難過,有幾次談到傷心處,眼裏都含了淚。
 

  那時,我們工作人員就發現了一個不成規律的規律。在搞經濟建設上,周恩來和陳雲觀點比較一致。第一個五年計劃本來完成得很好,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在當時是穩步而又快速的。毛澤東批“反冒進”,直到後來搞起“大躍進”,打亂了建設步伐。當毛澤東能支持周恩來和陳雲的做法時,他們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當毛澤東不能容忍他們的做法時,周恩來總是作檢查,而陳雲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養,躲開了,他不肯作檢查。等毛主席發現大躍進搞不下去了,“家貧念賢妻”時,陳雲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當國民經濟好轉,毛澤東鬆口氣說:“看來問題沒那麼嚴重麼”,又要搞運動了,陳雲便又生病躲開了。
 

  周恩來躲不開,他是總理,而且必須配合毛澤東搞工作,為大局為團結,他只能作檢討。黨內公認總理的組織觀念最強,從不犯自由主義。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還沒聽到過他背後議論哪位元同志的缺點,總是講這個人有什麼什麼長處,那個人如何如何好,有什麼什麼貢獻。對於缺點錯誤,他堅持當面提或公開講。這次為了“反冒進”而挨批評的事,他也一樣不議論不提別人有什麼“錯誤”,只談自己的“錯誤”,談自己的擔心和苦惱,找認識上的差距,設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幫總理寫檢查,認識“問題”,總理沒多久又不讓他幫了。說要自己寫。
 

  後來我們才聽說,毛澤東講了話:“不要叫秘書幫忙,自己認識自己寫。”
 

  毛澤東是想讓總理自己動手,以便真正“提高”認識。
 

  那天,我見總理坐在辦公桌前,小臂上戴著工作袖套,左手撐在額頭上,右手提筆,對著那份檢查紙,久久不動,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變化;兩道濃眉毛莊嚴沉重地橫直在左手的下緣,眼皮有節奏地三秒鐘一夾,三秒鐘一夾,始終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紙上不移動,時而明銳時而暗淡,時而清澈,時而茫然。稿紙上無字勝有字,我從那目光的明滅閃爍之中,讀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憫;有願望有不解有決心又有痛苦……
 

  有幾次,總理似乎想通了什麼,決心了什麼,右手的筆落到紙上。可是,筆尖觸到紙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來。他幾次落筆幾次提筆,紙面上留下一些點狀和線狀的印痕,卻不成字體不成文句。
 

  忽然,總理放下筆,將砧汙了的紙揉成團,扔入廢紙簍,重新換一張紙。可是他沒有重新抓筆,將身子後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著屋頂的某一點,像是在出神。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紅,淚水漸漸升起,潤濕了眼角。他輕輕合上眼皮,眼角始終濕潤,但始終不曾淌下淚,像一尊漢白玉的石雕……
 

  總理好難喲!我心裏酸酸地想,眼圈也濕潤了。我悄無聲地退出總理辦公室。我事後也感奇怪,總理這一次“哭”,僅是眼圈一濕便合上了眼,始終無聲無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卻如此經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淚。而且,隨著時間越久,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也越客觀全面時,這種感覺也就越強烈。現在,有的人對歷史上某些事情感覺不好理解時,我第一句話總是說:總理好難喲。我相信,歷史和人民最終都能正確理解這一點。
 

  鄧大姐有自己的原則,從不插手總理的工作,看到總理犯難,她只在辦公室的門外轉來轉去,不好勸,不好幫,甚至也不好進那個辦公室的門。後來她忍不住,就給範若愚打了一個電話。她不知毛主席讓周總理自己動手寫檢查的情況,在電話裏說:“總理那麼難,你就忍心丟下他呀?”
 

  範若愚一臉難色地說:“大姐,不是我要走,是總理要自己寫。”
 

  “他現在寫不下去呢。”鄧大姐著急擔心地說,“他很難過,你幫幫他嘛。”
 

  範若愚又匆匆趕到總理那邊去。可是,他到底沒幫上總理的忙。周恩來還是堅持自己動手寫了檢查。
 

  從批評“反冒進”,進而發展到“大躍進”,天災人禍,國家終於陷入嚴重的三年困難時期。
 

  記得在一次國務院召開的全體會議上,民政部彙報全國各地的災情。
 

  總理以往聽彙報,喜歡詢問、糾正、指導。這次他幾乎沒有插話,微微低著頭,靜靜地聽,間或胸脯起伏幾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肅穆沉重,眉頭蹙緊,仿佛籠罩在蝕骨的哀傷之中。從我們這個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傷地低垂著的額和耷下眼皮的兩眼,嘴角抿緊,向裏抽回。我們瞭解總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進行嚴厲的自責和反省……
 

  民政部從四川講到雲南,講到一些山區窮極了苦極了,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
 

  這時,我發現總理睫毛抖得厲害,兩道淚水從眼角順著蒼白的臉頰悄無聲息地淌下來,附在臉上默默地閃爍。他稍稍抬起一些頭,淚花迷離地望住會場,喉結使大勁抽動一下,沙啞地說出一聲:“看,我這個總理沒當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臉上的淚痕尚未乾涸,又盈上了更為豐饒的淚水,終於有淚珠掉在了胸襟上。
 

  會場靜極了,靜極了,靜得能聽到總理淚珠掉在胸襟上的卜蔔聲。於是,我心頭一酸,淚水奪眶而出。於是,會場起來一陣隱約的唏噓,大約在場的政府官員都哭了。畢竟,他們都是人民的兒子。那時的幹部極少極少有人以權謀私,不敢不會甚至想也想不到。他們是一批有理想,熱衷於獻身的人,然而,現實卻殘酷地讓他們流下了淚……
 

  到了“文化大革命”,這種不遂人願的現實又一次令我們的總理流下了淚。
 

  那是19703月,周恩來把陝西省和延安的領導同志叫來北京開會,參加會議的還有北京市的領導。總理要求陝西省要關心延安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區,派科技人員,幫助延安發展5小工業。總理心情沉重地說:“延安老區,對中國革命作出了特殊貢獻。我們進城了,延安還那麼苦,我還是從我身邊一個同志的小孩子口裏知道這個事……”
 

  總理所說“身邊一個同志”就是我,所說“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在1968年才15歲就下鄉去延安地區插隊,19703月回京探親。總理喜歡我的女兒,在我女兒小時,他和鄧大姐多次抱著我的女兒邀請:“俐俐,住到我家裏來吧。”現在,總理聽說她下鄉回來,特意把她接到家裏來吃飯。問到延安地區群眾生活時,俐俐說了實話。說到那裏人民群眾的一些窮困現狀,總理聽著聽著,停住了吃飯,放下了筷子,難過地垂下頭。當我的女兒講完時,總理慢慢抬起頭,淚水已經俏無聲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這個總理沒當好呵……”
 

  所有這幾次無聲的哭,都帶了青石般的隱忍,有多少說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無奈在其中呵!
 

  這種苦澀的淚,他只能默默吞進自己的肚子裏。我明白,對於總理來說,這才是最痛的痛哭。
 

  這一章結束時,我想附帶再講幾句。
 

  毛澤東晚年時,常常落淚,有時不能自己。陳永貴去看他,他握住陳永貴的手,講不出話,淚如泉湧。陳永貴也跟著痛哭不止。毛澤東請長年跟隨他身邊勞累過度而住院的護士長吳旭君看電影,看到解放軍入城,痛哭失聲,以致滿場哭聲,電影未能放完…… 總理晚年卻一次也沒有哭。發現癌症,住院,手術,戰友同志來看望;談過去,談現在,談未來;話題是工作也罷,生活也罷,他從沒流過一次淚。
 

  總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終服侍在他身邊,那情景在最後一章將詳細介紹。在那最後的三四年間,我沒見他流一滴淚,比一生中的任何時候都顯得嚴峻、深沉、鎮定、莊重。 病重而難以下床之後,當時的政治局委員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葉帥有段時間幾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總理都是打起最後一點精神,說說笑笑,而且只談工作不談身體,那氣氛總給人一種身體很好,快要病癒出院的感覺。
 

  只要客人一走,總理就會一頭躺倒,頭冒冷汗,再無力氣動一動身體或說一句話。
 

  我親眼看到,葉劍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後都要抹眼淚。他們在總理面前不流淚,打起精神說話,還可以笑。但一出門就哭。他們彼此都是強壓悲哀,安慰對方,怕影響對方情緒。那一種感人心魄的戰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記得,李先念有幾次離開病房後,一邊抹淚一邊加快步子,淚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樣子,走到樓道盡頭,再也忍不住了,嗚地一聲,號陶大哭。見者聞者沒有一個不跟著痛哭失聲。
 

  特別是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同志,在總理昏迷時可以被允許進來默默看一看。出門後,好幾個放聲大哭,一頭昏倒在地。不是親身經歷過來的人,是難以理解那種情,那種痛。
 

  然而,我們的總理始終沒流一滴淚,直至默默無聲地離開這個世界……
 

  摘自《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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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周恩來的四次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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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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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解讀周恩來的四次痛哭

人們所熟悉的周恩來總理,或者溫文爾雅、和藹可親;或者威嚴冷峻、堅定頑強。然而,“重冰覆蓋下的一座火山”還不是全部的周思來。在我跟隨他的幾十年中,深深感動我的還有另一個公開場合所不易見到的周恩來,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羈的周恩來。

  我曾見過周恩來立在西花廳的海棠樹下,仰面觀花;樹上花開似錦霞,他獨個兒神思悠悠,四周圍人跡渺渺,就那麼久久地沉浸在靜溫無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見過周恩來躁動不已地在屋裏踱來踱去,急步聲中,兩眼時而漆黑,時而打閃一樣進出火光,由於受到內心激烈情緒的衝撞而戰慄著握緊拳頭……

  他的自控自製能力極強,但是他的感情也太豐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製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時候;喜怒哀樂都有不形於色的時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時候。比如我多次見到總理淚水湧流,難過傷心,悲不自勝。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靈震顫的有四次。

  相關閱讀:一封六十年前的老情書

  第一次是19427月,在重慶市紅岩嘴發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爺突然中風了。

  周老太爺就是周恩來的父親周助綱,我們工作人員都按那時的社會風俗稱他周老太爺,鄧穎超大姐叫他老爺子。因為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重慶住的時間長,相對比較穩定,所以周恩來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都先後來到重慶。

  周恩來的父親與鄧穎超的母親是風格氣質不同又一樣受人尊重的老人。鄧母主要穿旗袍,個子比鄧穎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養,有大家風度,用當時的標準衡量是比較現代派的。周老太爺與他的兒子周恩來身高差不多,但氣質上顯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綢的長袍,老實、忠厚、膽小。

  南方局在重慶的公開活動陣地,主要是紅岩嘴、曾家岩和新華日報社。

  曾家岩50號在城裏,是一幢三層小樓,對外稱“周公館”。周恩來住這裏時間並不多,因為它離國民黨首腦機關所在的上清寺地區太近,周圍環境相當複雜,無論去哪里,都須經過一條通向崖邊的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磚牆的三層小樓,就是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館”進出之人,都要在特務頭子眼前曝曝光。為了安全起見,周思來住紅岩嘴,只有在城裏辦公辦得太晚時,才在曾家岩50號休息。

  紅岩嘴是18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所在地,距市中心區約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個果園農場,由南方局和辦事處的人員自己動手蓋起來的一所三層樓房。周老太爺來重慶後,大家看他老實忠厚,怕他出門被國民黨特務騙走,安排他住在了紅岩嘴。

  這裏四周住戶少,相對比較安全。

  周老太爺身體本來挺好,氣色也不錯,屬於那種不生事不惹非,安分過日子的人。除了喜歡喝點酒,沒有其他嗜好也沒什麼事要操心。我們照顧他也只是關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沒想到會鬧什麼病。

  1942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鄧穎超、錢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來的房間裏等車。南方局、新華社、18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共用一輛車,平時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號使用,司機段廷英任勞任怨是個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開車來送周恩來住院作手術。初步診斷,周恩來患的是膀胱膿腫。

  等車的工夫,大家聊些閑天,正在講話的是董必武。董老說話慢條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擠公共汽車碰上了張國燾。本來錢之光勸他不要坐公共汽車,小段忙不過來可以雇個馬車坐。那時周恩來和董必武常坐馬車,雇來很方便,比現在某些城市叫計程車還便當。

  董必武說:“擠公共汽車有什麼?你看參政會那個張國燾,他不是照樣沒汽車,也跟大家一起擠公共汽車嗎?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鄧穎超說:“國民黨也用完他了,他也沒搞出啥名堂。”

  錢之光撇撇嘴:“當個特務,混個參政員,連個小車也沒混上。”

  當時,董必武、鄧穎超等七位同志為中共的參政員,開參政會常碰到張國燾,雖然也點個頭算是打招呼,但張國燾自覺無顏,常常很尷尬。

  “在陝甘寧邊區叫他當個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幹,”董必武抹抹兩撇鬍子,曬笑道,“他來重慶當主任,他這個主任沒汽車,雇馬車也發生經濟困難……”

  “這就是叛徒的下場,就值那麼個價兒。”我在門口插一句,聽到了我們的汽車聲,“周副主席,車來了,走吧”

  周恩來住進了歌樂山中央醫院。經過住院進一步檢查,決定動手術。情況報到延安,毛澤東主席給董必武打來了電報:“恩來須靜養,不痊癒不應出院,痊癒出院後亦須節勞多休息,請你加以注意。”

  董老當然很注意,他與鄧穎超、錢之光等天天輪替著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可是就在這時,周老太爺突然中風,那時的醫療技術不行,送醫院沒搶救過來,很快就死了。

  一個難題馬上擺在了董必武、鄧穎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這一消息告訴周恩來?如果告訴,周恩來刀口未痊癒,他又是孝子,又是中華民族敬老傳統的典範,大悲大痛不利於身體且不說,還肯定會跑出醫院奔喪……

  “我看暫時不能告訴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說,“大前年他去紹興省親,見了族長三鞠躬,見了姑丈推至上座執晚輩禮,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長自居。現在父親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醫院。”

  “先不要告訴他了,這邊的喪事我們先辦著。”鄧穎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見,“天氣太熱,屍體不好保留,先堅持幾天看看,到時候看周公身體恢復情況再決定。”

  於是,周老太爺去世的消息就瞞了周恩來。

  然而,周思來的目光何等敏銳,心思何等細密?瞞一天可以,瞞兩天就被他察出異常了。當時我在醫院照顧他,傍晚時,他忽然問:“董必武怎麼兩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來不滿或生氣時喜歡說這兩個字。我能感覺到他那銳利的目光正在我臉孔上掃瞄,故意裝著清理衛生,有事沒事也要幹點事。可是,周恩來叫住我:“你不要亂找事了。我問你,家裏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裏咯噔一下,周恩來太厲害了,他怎麼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裏出事了?

  “沒聽說什麼事呀。”我努力鎮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來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們越往我這裏跑得勤,怎麼會不露面?滑稽!”

  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嗎?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們越來得勤,甚至幾個人一起來,請示商量。南委組織部長被捕叛變,帶領特務破壞了廣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鄧穎超就是當即趕到周恩來這裏,馬上商量決定將受到威脅的湖南省委書記高文華調回重慶。如果又發生了什麼大事,怎麼可能不露面呢?

  “他們研究什麼事,也不會告訴我呀。”我終於找出一條理由。周恩來用狐疑的眼光最後打量我一遍,揮揮手不再說什麼。他顯然不信我講的話,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該知道的不要問,不該說的不能說,這是他嚴格遵循並且嚴格要求我們必須作到的原則和紀律。

  第3天,吳克堅來了。他問候周恩來也罷,彙報一般情況也罷,周思來都不作聲,兩眼就那麼望著吳克堅,目光嚴肅、真誠、認真。吳克堅再有城府再有水準也承受不起周恩來的目光,越來越不自然,臉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強問一聲:“周副主席有什麼指示?”他似乎急於想溜,舌尖在乾燥的嘴唇上舔過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沒什麼事我就回去了。”

  “家裏是不是出事了?”周恩來劈頭問了這麼一句。

  “沒、沒什麼……”吳克堅僵笑著聳起肩膀,攤開兩手。

  “要是不能說,你就不要講話。”周恩來突然嚴厲起來。他平時和藹可親,所以稍露嚴厲,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許說假話!我再問一遍,家裏是不是出事了?”

  吳克堅嘴唇翕動一下,沒作聲。

  沉默中,周恩來點點頭,聲音轉柔和:“這就對了,你回去吧。”

  吳克堅剛走,周恩來就要下床:“小何,我馬上出院。”

  “哎呀,”我忙上去攔擋,“不行,剛拆線,你傷口還沒癒合好……”

  “你不要講了,我一定要出去。”

  我明白,事情到這一步,誰也攔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說:“那也得辦出院手續,要車來接啊。周副主席,我現在就去聯繫,你先躺下歇歇……”

  靠這個辦法,才攔住周恩來沒有當下走。辦過手續,向董必武聯繫後,大家都知道攔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來車接周思來回紅岩嘴。

  下車時,周恩來已經感覺到氣氛不對,臉色變得蒼白,也不多話,匆匆奔向辦公室。他過去走路快,但現在刀口沒全長好,這樣的急步令人擔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開了,一溜小跑似地進了辦公室。

  鄧穎超聽到響動,正迎出來,周思來已經搶先一步跨入辦公室,一眼看到鄧穎超臂上的黑紗,猛地停下步,恰似面前突然橫出一道萬丈深淵,仿佛再走一步就會墜入黑沉沉的淵底。

  片刻的驚愕,那沉甸甸的寂靜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周恩來那濃黑眉毛下的兩隻本來十分精神的兩眼刹那間變癡變僵,直瞪瞪地望著鄧穎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兩三秒的時間,當鄧穎超臉上浮起一種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時,周恩來才猛抽一口氣,從惡夢中驚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戰慄了,他的嘴唇抽搐著,睫毛抖得厲害,好像內心受到淬不及防的巨大衝撞,全身都跟著顫抖起來,終於從胸腔裏沖出一聲:

  “怎麼,怎麼回事?”周恩來從來不曾這樣失控失態地顯出慌亂,以致于鄧穎超難過地低下頭,沒有敢說出話。周恩來已經左右扭動著頸項,連續問著:“出了什麼事?到底出了什麼事?”

  其實,以周恩來的聰明,早已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只是無法相信也無法接受這一悲痛的現實。

  “老爺子……去世了。”鄧穎超終於小聲地說了一句。

  周恩來的身體一陣悸顫,隨即搖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沒有感覺,兩眼仍然癡癡的,好像還無法接受這一現實。鄧穎超繼續小聲說:“中風,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來靜靜地站著,嘴唇微張著一直在顫慄,凝滯的眼睛裏慢慢地泌出一眶淚水;我聽到了他的呼吸聲,並且越來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嚨壅塞的原因,這種粗重顫動的呼吸終於變成抽泣呻吟的節奏,淚水已經盈滿眼眶,泉水一樣漫溢下來,豐饒地淌過灰白的面頰。

  我在心裏叫著:周副主席,你要節哀,要注意身體啊。但我一句也說不出口。皖南事變時我見過他哭,但這一次的哭與那一次不同。究競不同在哪里?我一時還說不準……

  驀地,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嗚――”我聽到一聲長長的淒哀的號哭,周恩來的手捂到臉上,仿佛流淚已經無法減輕內心尖銳的痛楚,他終於鬆開喉嚨,大放悲聲,並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在場的人,有的驚愕,有的慌張失措,有的難過地跟著一起掉淚。我也流淚了,因為我終於聽出這一次的哭聲與以往的不同。這是大忠大孝的哭聲,帶著我們民族的濃厚氣息,帶著傳統和倫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氣勢,猛烈地進發而出。這哭聲使我心靈震顫,生出一種悲壯的轟轟烈烈之感;望著痛哭失聲的周恩來,我忽然對我們的民族,對我們的黨,對我們党的領袖生出一種新的深刻一層的認識。我隱約明白了一個道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團結人民,之所以有長盛不衰的力量,成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極重要的一條原因就在於她繼承和發揚著我們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和人類五千年所創造的一切文明……

  鄧穎超大姐和幾位同志趨前勸慰,扶住周恩來不讓他躺倒在地。周恩來坐在地上,兩隻腳前後倒動,突然地抬起頭來。悲痛、怨懣、懊悔、憤怒在刹那間爆發出來,淚飛如雨,斥聲似火:

  “你們沒爹啊?你們怎麼能這麼做?啊,嗚嗚,他是我父親!”哭聲斥責聲此起彼伏,連續不斷:“我父親死了你們封鎖我,馬克思主義也沒說不要爹!馬克思主義也不能說親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嗚嗚……”

  鄧穎超不敢再勸,也勸不了,趕緊叫來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說:“恩來同志,我們本意……”

  “你沒有爹啊?”周恩來痛哭失聲:“嗚嗎……你們搞封鎖,我父親死三天你們不通知我一聲,他是我父親!嗚嗚,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麼共產黨員?啊!”

  “恩來同志,唉,大家是為了你的身體。”董必武彎著腰,俯身小聲解釋:“大家怕影響你的傷口啊……”

  “我也不是你們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嗚嗚,他是我父親,沒有父親有我嗎?這是人之常情麼……”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難過地搖搖頭,“我們考慮不周。恩來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來抹著眼淚,抬起頭:“國民黨本來就攻擊我們沒人情,不尊祖上,六親不認,你們還敢封鎖我。整整封鎖我3天!”

  “我們考慮不周,都是我們考慮不周。”董必武連連自責,周恩來的哭聲減弱一些。董必武趁機進一步解釋:“恩來呀,決定你動手術,主席很關心,專門給我們打來電報,你看麼,‘恩來須靜養,不痊癒不應出院,痊癒出院後亦須節勞多休息,請你加以注意。’電報打給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囑託啊,不能不考慮你的身體情況啊。主席說不痊癒不應出院,我怎麼辦?我也難哪,考慮來考慮去,現在看來考慮得還是不周到。事情已經這樣了,還請你原諒。主席還囑託‘出院亦須節勞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來同志,節哀吧,注意身體,這是主席的要求和囑託,也是大家的希望……”

  周思來流著淚看過毛澤東的電報,在董必武的勸說下漸漸止住痛哭,依然流著淚問:“我父親的遺體呢?”

  “保留著。”董必武趕緊點頭,“天氣太熱,弄冰困難,我們在山上搭了個棚子,遺體停放在山上。”

  周恩來從地上站起身,一邊擦淚,一邊走到桌前,拿筆拿紙,略想想,淚水又湧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淚,開始揮筆疾書,嘴唇緊閉,受到極大委屈似地嘟著,很快寫下幾行大字,交我說:“馬上給主席發電。”

  我送電文時,看了那內容。顯然,周恩來的悲痛還需要排遣。他不好繼續對大家發火,也不想再多批評,毛澤東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訴說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歸後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極,抱恨終天。當於次日安葬。”

  電文發出,很快便接到毛澤東的複電慰問: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節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並注意以後在工作中節勞為盼。”

  周恩來當天即拖著未曾痊癒的病體,上山為父親守靈。他戴著黑紗,邁著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團軍駐京辦事處的許多同志跟隨在後。來到停屍的席棚前,周恩來立住腳,深探地三鞠躬,而後默哀。

  屍體蓋著白布,四周圍熏著香火和艾篙,因為天熱,用冰極困難,所以用了這種土法來護屍驅味。

  周思來走到屍體前,自己揭開白布,最後瞻仰了父親的遺容,再次三鞠躬,然後就在靈前坐下來。沒人能勸他回去休息,也沒人敢勸他離開。他守靈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靈。

  工作人員用擔架將屍體抬下山,放在馬車上,送往小龍坎。我們在那裏買了塊墓地,辦事處的人死了都埋在那裏,周恩來的父親,鄧穎超的母親以及毛主席在重慶談判期間被國民黨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後都葬在了那裏。

  周老太爺落葬時,周恩來填了第一鍬土,然後大家才開始幫忙填土。堆起墳後,又是周恩來堆最後一鍬土,仔細將墳頭拍實修理整齊。

  周恩來在墓前向父親默哀,向父親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淚花迷離的兩眼中,流出深深的憶念和哀痛…… 

  使我心靈震顫的周思來的第二次痛哭,發生在1946年的48
 

  送走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等同志後;我跟隨周思來回到上清寺他的辦公室。當時我們中共代表團已經搬到了上清寺,這也是為了國共和談的方便。
 

  王若飛、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彙報國共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後的情況。葉挺將軍是在政治協商會議後剛被營救出獄。本來周恩來勸他多休息幾天,另乘飛機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堅持搭這趟飛機走,並且帶上了他的女兒小揚眉。鄧發是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後歸國的。
 

  周恩來在辦公室門口停下步。送別戰友時的笑容還殘留在唇際,但他的兩眼卻顯露出某種張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來,那或許是人們常說的“第六感官”給人帶來了隱隱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長而清寂的走廊裏前後掃了一掃,眼皮一眨,歎聲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順走廊一劃,像以往一樣,由於手臂的殘疾,揮手間肩膀和身體跟著動,顯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掃過幾個屋門:“小揚眉就在我們屋裏穿來穿去……鄧發和喬冠華昨天還在我那屋裏打打鬧鬧呢。”
 

  他感慨著搖搖頭,對電臺的同志說:“注意和延安聯絡,飛機到達後馬上來通知我。”
 

  這一天周恩來沒有外出活動,就守在辦公室裏等電報。他一生乘飛機履險十來次,卻仍然酷愛乘飛機,原因就一個:快。他的時間太寶貴。正因為遇險多,所以,自己愛坐飛機卻不大放心戰友們乘坐飛機。比如建國後他就不主張毛主席坐飛機,比如身邊同志坐飛機他就始終有些提心。
 

  這次也一樣,他無法安心看檔。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強看過幾頁又驀地揚起頭,聽到什麼響動似地,繼而把檔推到一邊,起身圍繞辦公桌轉過來繞過去地踏步。
 

  這種情況是極少發生的,有些類似“恨別鳥驚心”的情況。秘書陳浩走進來時,他敏感地一顫,立住腳問:“延安來電了嗎?”
 

  “沒有。”陳浩搖搖頭,“飛機沒有這麼快,還沒到呢。”
 

  “噢,還沒到。”周恩來看看腕上的表,“還要過半個鐘點多呢。”
 

  他在辦公桌前坐下,剛要看檔,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飛的愛人李佩芝進來了。李佩芝的擔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幾分。於是,周恩來那種不寧靜的表現便被驅除了,恢復了慣有的從容鎮定,指著腕上的手錶說:“還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們一起等電報。”
 

  不安的情緒流動時,人們會出於本能地往一起湊,似乎這樣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鎮定。周恩來的辦公室裏漸漸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輕鬆話題聊天,藉以鬆弛一下糾纏心頭的那種莫名的緊張情緒。
 

  正處於大規模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時期,可以說,周恩來那時最大的擔心還是怕國民黨蔣介石搞破壞。記得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雙十協定尚未簽署,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便準備奉命回國。周恩來聽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驅車去找赫爾利,見面便嚴肅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們的毛主席接出來了,你就必須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現在的協議還沒簽字,你就要走,這是不行的。你這個時候定將失信於天下人!”當時,蔣介石確有加害毛澤東的打算,儘管他還顧慮重重,不得不考慮人心及國際輿論和影響而末敢輕舉妄動,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雙十協定簽字前,又派張治中去甘肅省當省主席。在我們看來,只有赫爾利和張治中這兩個“保人”調離重慶,他才好有作為。周思來深知其中的利害關係,當時他那種緊張、擔心、焦急更甚於現在的等候飛機消息,他聞訊後立刻去拜訪張治中。他明白,飛機上只要有赫爾利和張治中兩個“保人”,蔣介石的陰謀就無法施為。他情緒激烈地對張治中說:“文伯兄,你不能失信於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須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則我們是不答應的!”之後,周恩來又去拜訪蔣介石,態度堅決強硬地提出同樣要求。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和政治影響,不得不同意周恩來的要求。毛澤東終於安全地飛回了延安。
 

  現在,周恩來又不能不為葉挺、王若飛、博古、鄧發等同志擔心了。隨著時間一點一點逝去,延安那邊始終末見到飛機,李佩芝越來越焦急。
 

  周恩來開始出於責任和所處位置,還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著,以鎮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緒,講著小揚眉的活潑可愛和鄧發的豪邁熱烈。後來,他看過幾次手錶便漸漸沉默下去,話越來越少,終於再不敢提小揚眉了……
 

  早就應該到了,延安仍然沒有見到飛機。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在延安緊張查找。
 

  周恩來和李佩芝坐在椅子裏一聲不響,陳浩每進來一次,他們便急切地朝她望去。無須語言,一望之後便又垂下頭,那神色明顯是沒消息。他們的臉色已不再是焦急,換上了一種陰鬱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氣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聲喃喃。現在我才理解,當我跟隨周恩來乘飛機到各地時,地面的同志是什麼心情;一次又一次改變航線或轉換降落機場,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現在的心情不是一樣嗎?
 

  我們不肯放棄的希望就是天氣不好而改變了航線或臨時換了降落機場。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可能性也越來越渺茫。飛機早已沒油了,不可能還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機場,現在也早該聯繫上了。誰都意識到出事了,但是誰都不說,大家不肯放棄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飛機失事的電報終於來了!
 

  周恩來接到電報時,兩道濃眉毛猛地抽縮聚攏,仿佛一陣錐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臉色在刹那間變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書臉孔上停滯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轉向電報紙時,顯得猶疑而艱難。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思來身邊,紀律使我不能偷看那電文,我只能從周恩來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讀”內容。我看到周恩來的目光剛觸及電文,便顫慄了一下,那些鉛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樣攜著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開始抖動,嘴角哆咳著,目光越來越黯淡,越來越朦朧,漸漸地,眼角開始閃爍。他突然把頭仰起來,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淚水,獨個兒承受那種痛楚。可是,眼角那顆閃爍的淚珠越凝越大,仿佛是從心頭一點一點絞出來的,終於撲簌簌地滾落下來。他張開了嘴,以便讓壅塞的喉嚨暢通一些,但眼角又開始閃爍,痛楚在他的心頭一點一點絞緊,絞出來那顆晶瑩的淚珠,然後又撲簌簌地滾落下來……
 

  無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於是,我們都垂下頭,默默地跟著流淚。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聲。眼淚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積了許久,終於急驟地流淌出來,她放聲大哭。哭聲對悲痛到極點的人是有益的,可以減輕那種哀傷的重壓。先是女同志們,接著是更多的同志,都隨著哭出了聲。
 

  周恩來終於也跟著哭出了聲。那是一種不忘領導責任又無法完全壓抑住的沉重的抽泣聲,一邊將食指彎曲著拭抹頰上的淚水。
 

  “若飛同志……”周恩來從胸腔裏發出一聲顫抖的呼喚,馬上以窒住聲息,憋了很久,蒼白的臉已經重新脹紅起來,那哭聲、訴說聲才再次急泄地湧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兩架、兩架飛機……我怎麼沒想到呢?我對不住同志啊……”
 

  其實,周思來是勸說過葉挺帶小揚眉另乘飛機,只是沒有堅持到底罷了。他一生總是嚴於責己,出了什麼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責任做自我批評。老同志們一道議論時,都說周恩來是做工最多,做自我批評也最多的人。
 

  “葉挺……將軍,鄧、鄧發同志……昨天他還和喬冠華他們有說有笑……”周恩來泣不成聲地呼喚戰友的名字,“特別是若飛同志,我們,我們在法國,朝夕相處,這個人,品質非常好,是難得的人才和朋友……我們配合得好,他要不犧牲,建國後當個常務副總理,可以,可以為我分勞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著周恩來哭喊一聲,雙手重新捂臉,哭聲更痛更哀。
 

  周恩來淚流滿面,並不用手去捂,只是偶爾將食指彎曲著擦拭一下,繼續邊哭邊訴,像是自言自語,像是訴說給我們聽,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個不公平的神靈,周恩來責怪他對人們命運的安排竟如此殘酷:“小揚眉昨天還,還在我屋裏跑進跑出,她才多大,那麼,那麼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來說不下去了,肩頭起伏,兩眼紅紅地朝我們大家張望,任憑淚水流淌,抽泣著抱怨:“我沒想到,你、你們為啥……為啥也不提個醒,啊?哪怕、哪怕分乘兩架飛機,也、也可以減少損失,你們為啥也沒提個醒啊……”
 

  我難過愧疚地垂下了頭。我想起幾星期前跟隨周思來從西安飛重慶,過秦嶺遇險的情景。天生麗質,美麗無比的小揚眉那一次嚇哭了,周思來馬上將自己的傘讓給了她。這一次飛機遇難,活潑可愛的小揚眉是怎樣的一種驚恐痛苦?我簡直無法想像也不敢想像,直到46年後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顫,哀傷欲淚。
 

  許多領導同志一邊流淚一邊互相勸說節哀,派幾位女同志照顧勸慰李佩芝,其他人開始準備善後事宜。419,重慶各界舉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會。在追悼會上,周思來再次痛哭失聲,流著淚報告了遇難諸烈士的生平事蹟。同一天,他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懷念戰友,另方面還有一種情緒。由於處在激烈的階級鬥爭時期,國民黨暗殺行動相當普遍,許多人都認為這次空難是國民黨預謀的一次政治暗殺行動。周恩來雖然萬分悲痛,但他無論何時何地都堅持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經過調查瞭解,他對我們說,不應該妄猜是政治暗殺。他舉出我們過秦嶺遇險的例子,說美國飛行員都是認真負責的,不會那麼做。這次的不幸事件,實事求是講是一次偶然發生的空難,是因為天氣驟變,飛機不幸撞在了山西省興縣的黑茶山上。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靈震顫的周恩來的第三次痛哭,發生在19461028。他的這一次痛哭,有個過程,是國共談判以來長期壓抑的憤怒、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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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妙語集萃十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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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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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周恩來總理的捷才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下面這些答問都不是提前準備好的,也是事先難以預料到的。周總理不僅回答得巧妙,而是在很短的時間裏,幾乎是對方剛說完,馬上就回答。沒有過硬的素質是根本做不到的。

  一位元西方記者問周總理:請問總理先生,現在的中國有沒有妓女?不少人納悶:怎麼提這種問題?大家都關注周總理怎樣回答。周總理肯定地說:有!” 全場譁然,議論紛紛。周總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補充說了一句:中國的妓女在我國臺灣省。頓時掌聲雷動。

  ――這位元記者的提問是非常陰毒的,他設計了一個圈套給周總理鑽。中國解放以後封閉了內地所有的妓院,原來的妓女經過改造都已經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位元記者想:問中國有沒有妓女這個問題,你周恩來一定會說沒有。一旦你真的這樣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會緊接著說臺灣有妓女,這個時候你總不能說臺灣不是中國的領土。這個提問的陰毒就在這裏。當然周總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倆,這樣回答既識破了分裂中國領土的險惡用心,也反襯出大陸良好的社會風氣和臺灣的對比。哎呀,周總理考慮問題周密細緻,同時又那麼快速反應,你不佩服他也難啊!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一個美國記者先是主動和周恩來握手,周總理出於禮節沒有拒絕,但沒有想到這個記者剛握完手,忽然大聲說:我怎麼跟中國的好戰者握手呢?真不該!真不該!然後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剛和周恩來握過的那只手,然後把手帕塞進褲兜。這時很多人在圍觀,看周總理如何處理。周恩來略略皺了一下眉頭,他從自己的口袋裏也拿出手帕,隨意地在手上掃了幾下,然後――走到拐角處,把這個手帕扔進了痰盂。他說:這個手帕再也洗不乾淨了!

  ――儘管中美當時處於敵對狀態,但周總理一貫的思想,還是把當權者和普通美國民眾分開。在談判桌上橫眉冷對,那是一點情面也不講的。但會場外,他可是統戰高手,儘量做工作,力圖潛移默化。他對普通美國民眾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聞記者在內。所以,在那個美國記者主動要和周總理握手時,周總理沒有拒絕。但這個記者看來純粹要使周總理難堪,否則不會自己主動握手,然後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總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會意識到他會這樣做。當時大堂裏人很多,就看你周恩來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總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請注意兩人做法不同的是:記者擦完手後仍把手帕塞回褲兜,而周總理是擦完手後把手帕扔進了痰盂。周總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還能用,我的手帕因為擦了以後沾染了你的細胞,你這無恥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乾淨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裏去。


  有一次周總理應邀訪問蘇聯。在同赫魯雪夫會晤時,批評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義政策。狡猾的赫魯雪夫卻不正面回答,而是就當時敏感的階級出身問題對周總理進行刺激,他說:你批評的很好,但是你應該同意,出身於工人階級的是我,而你卻是出身於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指總理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說話。周總理只是停了一會兒,然後平靜地回答:是的,赫魯雪夫同志,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

  ――周總理不管在何種場合,遇到什麼樣的對手,都能唇槍舌箭,以超人的智慧,應酬自如,對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出其不意地將赫魯雪夫射出的毒箭掉轉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產黨國家傳為美談。


  九一三事件發生以後,蘇聯大使找到周總理,陰陽怪氣地問道:總理同志,聽說最近中國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周總理平靜地回答: “也沒什麼大事,只不過是森林裏倒了一棵樹;一棵樹上落下一片葉子而已。蘇聯大使故作關心地說:據權威人士推測,此事對中國的影響極為不利呀!”總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顆毒瘤在肌體上自動消失,有百利而無一害。蘇聯大使有些惱怒:總理同志,有句話我早就想說了,你們在國際上口口聲聲罵我們是社會帝國主義,把我們說得比廁所還臭。既是這樣,那麼請問:你們的林副統帥在國內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為什麼偏要投奔我們蘇聯呢?”周總理冷笑道:正因為廁所臭,蒼蠅才喜歡那個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這個道理,又何必多此一問?”蘇聯大使被說得啞口無言。

  ――林彪叛逃蘇聯並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這個消息傳出後,國際上一些敵對分子幸災樂禍。中蘇關係當時嚴重惡化,蘇聯大使和總理見面時存心想看好戲,讓周總理難堪。他見兜圈子達不到目的,就攤出所謂的王牌,料想周總理一定無話可說,結果周總理反戈一擊,蘇聯大使陷入十分狼狽的境地。 外國記者不懷好意問周恩來總理:在你們中國,明明是人走的路為什麼卻要叫馬路呢?周總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道路,簡稱馬路。

  ――這位元記者的用意是把中國人比作牛馬,和牲口走一樣的路。如果你真的從馬路這種叫法的來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確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周總理把馬路解釋成馬克思主義,恐怕是這位元記者始料不及的。 美國代表團訪華時,曾有一名官員當著周總理的面說:中國人很喜歡低著頭走路,而我們美國人卻總是抬著頭走路。” 此語一出,話驚四座。周總理不慌不忙,臉帶微笑地說:這並不奇怪。因為我們中國人喜歡走上坡路,而你們美國人喜歡走下坡路。


  ――美國官員的話裏顯然包含著對中國人的極大侮辱。在場的中國工作人員都十分氣憤,但囿於外交場合難以強烈斥責對方的無禮。如果忍氣吞聲,聽任對方的羞辱,那麼國威何在?周總理的回答讓美國人領教了什麼叫做柔中帶剛,最終尷尬、窘迫的是美國人自己。 

 一位元美國記者在採訪周總理的過程中,無意中看到總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國產的派克鋼筆。那記者便以帶有幾分譏諷的口吻問道:請問總理閣下,你們堂堂的中國人,為什麼還要用我們美國產的鋼筆呢?”周總理聽後,風趣地說:談起這支鋼筆,說來話長,這是一位朝鮮朋友的抗美戰利品,作為禮物贈送給我的。我無功受祿,就拒收。朝鮮朋友說,留下做個紀念吧。我覺得有意義,就留下了這支貴國的鋼筆。美國記者一聽,頓時啞口無言。

  ――什麼叫自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就是一個典型事例。這位元記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總理:你們中國人怎麼連好一點的鋼筆都不能生產,還要從我們美國進口。結果周總理說這是朝鮮戰場的戰利品,反而使這位元記者丟盡顏面。也是,想和周總理較勁,門都沒有。

  周總理設宴招待外賓。上來一道湯菜,冬筍片是按照民族圖案刻的,在湯裏一翻身恰巧變成了法西斯的標誌。外客見此,不禁大驚失色。周總理對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隨即泰然自若地解釋道:這不是法西斯的標誌!這是我們中國傳統中的一種圖案,念,象徵福壽綿長的意思,是對客人的良好祝願! ”接著他又風趣地說:就算是法西斯標誌也沒有關係嘛我們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它吃掉!”話音未落,賓主哈哈大笑,氣氛更加熱烈,這道湯也被客人們喝得精光。

  ――在外交場合出現法西斯的標誌很容易引起外交糾紛,尤其是曾經遭受法西斯鐵蹄蹂躪的國家,他們看見這種標誌是很反感的。周總理的解釋及時解除了他們的誤會,但令人叫絕的是周總理借題發揮,號召大家一起來消滅法西斯,把那個菜吃掉。意外的這麼一個被動場面,經周總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躍宴會氣氛的作用。

  文革期間,江蘇省射陽縣的一群紅衛兵到北京上訪,周總理接待了他們。紅衛兵要求把射陽縣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陽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紅太陽。周總理聽他們講明來意後,哈哈大笑起來。他們不理解總理為什麼發笑,幾隻眼睛盯著總理臉上望。總理說:射陽兩個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們這些小將看問題,為什麼不從積極方面去看,而從消極方面去看呢?我說射陽兩字很好,因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紅太陽,而是紅太陽光芒四射。周總理深怕他們聽不清楚,又重複地說了一句對射陽的解釋,射陽就是紅太陽光芒四射,你們說對不對?說罷,又哈哈地大笑起來。紅衛兵代表也都笑了,因為他們對總理的講話感到心服口服,表示還是叫射陽縣好。

  ――在文革那個特殊背景下,如果周總理從射陽的歷史淵源和沿革去解釋 的話,紅衛兵未必聽得進去。當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來壓服,但效果也不會好。周總理賦予射陽二字新的含義,使紅衛兵心悅誠服。我們聽故事的人現在也不得不擊節讚歎呀!

  一個西方記者說:請問,中國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周恩來委婉地說: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資金嘛?1888分。當他看到眾人不解的樣子,又解釋說: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面額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種主輔人民幣,合計為1888……”

  ――周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我國建設成就。這位元記者提出這樣的問題,有兩種可能性,一個是嘲笑中國窮,實力差,國庫空虛;一個是想刺探中國的經濟情報。周總理在高級外交場合,同樣顯示出機智過人的幽默風度,讓人折服。你說這樣的問題事先怎麼準備,沒有雄辯的口才和飛速的思維怎麼可能做到?


  1945年重慶談判時,國民黨政府的談判代表對以周恩來為首席談判代表提出的和平協定難以接受。一官員惱羞成怒地對我方代表咆哮道:對牛談琴!周恩來神態自若,不緩不慢地應了一句:對,牛彈琴。

  ――這位國民黨官員說對牛彈琴意思是貶低共產黨談判代表的水準,而周恩來原話奉還,還是這四個字,只是在字後停頓了一下,變成兩個斷句,把國民黨官員的言論比作牛彈琴,你說絕不絕?


  周總理從日內瓦開會回來順道訪問莫斯科。在為他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他用英語向蘇聯人祝酒。這時米高揚(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抱怨道: “周,你為什麼不說俄語?你的俄語很好嘛!”。周總理仍用英語回答說:米高揚,該是你學習漢語的時候了。” 米高揚抱怨說:漢語太難學了。此話一出,周總理馬上輕快地說:沒關係,下回到我們使館來,我們將非常高興地教你。

  ――米高揚的抱怨顯然不大友好,周總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促使米高揚說出不學漢語的原因。米高揚果然上鉤,周總理讓他來使館派人教,把米高揚置於學生的地位。


  周總理在加德滿都舉行記者招待會。在場的美國記者故意拿著中尼兩國分別出版的地圖,指出兩國邊境在珠穆朗瑪峰這一段的畫法不一致,並借此提問:關於埃佛勃朗峰(即珠穆朗瑪峰)的問題,在這次會談中是否已作出了決定?您剛才的話,是否意味著由中尼兩國來平分這座山峰,尼泊爾是否同意?” 周恩來立即回答:無所謂平分。當然,我們還要進行友好的協商。這座山峰把我們兩國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不是你們所說的把我們兩國分開!

  ――邊界問題是一個敏感的問題,美國記者的提問既是挑釁,又是圈套,簡單回答是或不是都會掉進陷阱。周總理識破其險惡用心,改平分” 聯結,表明了我國解決同鄰國邊界問題的基本方針,強調了睦鄰友好政策,所言無隙可擊,令美國記者大為失望。周恩來的泱泱大國總理的機敏思維和友好風度在尼泊爾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不腐女屍引起世界轟動。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時曾向周總理提出一個要求:尊敬的總理閣下,貴國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發掘成果震驚世界,那具女屍確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寶啊!本人受我國科學界知名人士的委託,想用一種地球上沒有的物質來換取一些女屍周圍的木炭,不知貴國願意否?” 周總理聽後,隨口問道:國務卿閣下,不知貴國政府將用什麼來交換?基辛格說:月土,就是我國太空船從月球上帶回的泥土,這應算是地球上沒有的東西吧!周總理聽後哈哈一笑說:我道是什麼,原來是我們祖宗腳下的東西。基辛格聽後一驚,疑惑地問道:怎麼?你們早有人上了月球,什麼時候?為什麼不公佈?周總理笑了笑,用手指著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認真地對基辛格說:我們怎麼沒公佈?早在5000多年前,我們就有一位嫦娥飛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廣寒宮住下了,不信,我們還要派人去看她呢!怎麼,這些我國婦孺皆知的事情,你這個中國通還不知道?周總理機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讓博學多識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長沙馬王堆漢墓女屍經歷千年而不腐爛,這是一個應當嚴禁外泄的國家科研機密。周總理不為基辛格博士提出的用月土交換木炭的方案所動心,並且巧妙地借用中國古代傳說,婉轉地拒絕了對方的請求。

來源:中華先鋒網20060714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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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和陳毅(左)出席萬隆會議歸國後在成都合影(195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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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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