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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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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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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瞿秋白 (1899.1-1935),原名瞿雙,後改名瞿霜、瞿爽。江蘇常州人。早年曾到武昌外國語學校學英文,後到北京謀生。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讀書。1919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同年11月參與創辦《新社會》旬刊。1920年初,參加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特派記者的身分,去莫斯科採訪。1921年兼任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産主義大學中國班的教員。1922年2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囯共產黨(介紹人張太雷)。曾先後出席遠東民族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三、四次代表大會。1923年春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綱領草案,參與制定國共合作的戰略決策。同年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主編和《向導》編輯,7月去上海創辦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1924年1月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後又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1925年1月當選爲中共四大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成員。後又參加領導五卅運動。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爲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7月接替陳獨秀負責中央工作。主編過中囯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張日報《熱血日報》,曾將爲陳獨秀等人壓制和拒絕發表的毛澤東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並爲之寫了序言。大革命失敗後,在漢口主持召開臨時中央緊急會議,後任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爲党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8年4月去蘇聯,6月主持召開中共六大,並當選爲中央委員,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作爲中共代表,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及政治書記處成員。後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在蘇聯期間開始研究中囯共產黨黨綱、中國蘇維埃憲法、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等問題,寫了大量論著,翻譯了共產國際綱領以及史達林論列寧主義的著作。1930年8月回到上海,9月和周恩來一起主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開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年夏參加了左聯的領導工作,反擊國民黨文化的圍剿,系統向中國讀者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及普列漢諾人關於文學藝術的理論,翻譯了蘇聯的許多著名文學作品。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員。還兼任蘇維埃大學校長。同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

    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英勇就義,年僅36歲。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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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为啥能当选国民党一大候补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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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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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瞿秋白为啥能当选国民党一大候补中央委员?









 
 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1899年生,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主编《新青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向导》杂志,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22
年3月,少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达上海,被俄罗斯政府任命为全权代表,同孙中山谈判。4月,在瞿秋白的陪同翻译下,达林由上海到广州,同孙中山谈判六次,
谈了俄国情况,俄罗斯政府红军教育等概况。孙中山介绍华南斗争情形,并表达自己对俄罗斯的友好感情,准备与俄罗斯政府建立联系。1923年,瞿秋白参加共
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积极主张国共合作,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一大”代表。

  1924年1月19日,中国国民党总理兼中国大元帅府大元帅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瞿秋白出席这次会议。孙中山介绍了大会议程。瞿秋白与出席会议者举手赞成孙中山关于大会日程的周到安排。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瞿秋白等165个代表参加。上午,孙中山致开幕词说:“我们革命党用了30年工夫,流了许多烈士
的心血,才推翻清王朝。但在这几十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开全国国民党代表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代表大会的第一次。革命党推翻了清政府,不
过推倒了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小皇帝。所以此次召集各省的同志来广州开这个大会,就是请大家同心协力革命,建设国家。此次国民党
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要把国民党组织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下午,孙中山讲《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
改组问题》,说:“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民国以成。但,反革命派一方参加革命党,一方破坏革命党,故把革命事业弄坏。到了今日,只西南数省为一片干净土,
余均为反革命派所得。为此,我们要继续奋斗,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瞿秋白等代表在聆听孙中山的精彩演讲时,曾先后5次热烈鼓掌,表
示拥护。

  21日,孙中山作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指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诸君既能明白民生主义之真
意,则新旧同志误会怀疑而生之暗潮从此便可打消。”瞿秋白与代表们听后,鼓掌表示赞同。22日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海外报告》、《纪律问
题》、《海关问题》。瞿秋白等代表认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虽然完备,但仍同意大会推选谭平山、廖仲恺、毛泽东等19人为章程审查委员,审查后再提交大
会通过;对海外报告,则赞成越南陈觉梦、澳大利亚黄右公、美国檀香山刘福球等代表的发言;对纪律问题,则认为加强纪律是对的,对违反纪律者应予以制裁;对
海关问题,则主张收回海关主权,不能被帝国主义控制我国海关。
 孙中山于23日作关于大会宣言的说明,说:“我们通过宣言,就是重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对
内打倒军阀,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大家要努力前进,有始有终地来完成彻底成功的革命。”瞿秋白等代表以暴风雨般掌声表示拥护。孙中山于25日在大会上说:
俄国行政首领列宁已逝世。“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功夫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现在提出用本会名义致电莫斯科对
列宁先生之死表示哀悼。

  瞿秋白于1920年曾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访问俄罗斯莫斯科,回国后撰写了《俄乡纪程》一书出版,论述了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战胜重重困难,建设祖国的光辉历程。现在听孙中山宣告列宁已逝世,心情无比悲痛,于是与代表们一起,鼓掌表示赞成电唁列宁逝世。

 
 接着,孙中山请俄罗斯代表苏联顾问鲍罗廷演说。鲍罗廷对大会电唁列宁逝世表示感谢,他说:“今天诸君对于列宁有表示哀悼的纪念,鄙人非常感激,并对诸君
表示谢意。列宁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一个良友,可惜他已死去了……列宁虽死,列宁的主义万岁。”瞿秋白同代表们听到这里,热烈鼓掌。

  随后3天,孙中山连续作民族主义的演讲。瞿秋白每次均到场倾听,认识到民族主义就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内反对民族压迫。

 
 大会确定了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瞿秋白与到会代表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感化游民
土匪及殊遏革命军人纪律、海关等问题决议案,通过了《复北京全俄苏维埃代表加拉罕电》、《1月25日致北京苏俄代表加拉罕唁列宁电译文》、《致全国讨贼各
军将士电》、《致广东农工商暨各社团各报馆函》、《慰劳海外同志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概要》。
 孙中山于1月30日致闭会词说:“同志诸君,今天是我们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十天,也
是这次大会闭会的一天……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从此以后,大家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
致去奋斗。到了来年开大会的时候,把自己奋斗的成绩都报告到大会,让大家去比较,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是谁的成绩顶好。我们从前革命,因为没有好办
法,所以成功与失败各有一半,从今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一往直前,有胜无败,天天成功,在今年之内,一定可以把革命事业做到彻底的大成功。”瞿秋
白与代表听了这番富有鼓动力的讲话,深受感动,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会前及大会期间,瞿秋白都很活跃,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宣传活动,在报刊宣传和教育工作方面,都做出显著成绩,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有关人士研究后,提出第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名单。

 
 孙中山认为,瞿秋白在各方面表现是好的,够条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为此,在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名单上亲笔写上“瞿秋白”三个字。结果,瞿秋白
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于31日在广州市越秀南路惠州会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者有孙中山
瞿秋白等32人。

  会议在保留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总理的情况下,推选常委和各部部长,推选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3人为常委;谭平山为
组织部长,戴季陶为宣传部长,廖仲恺为工人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邹鲁为青年部长,曾醒为妇女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2月6日,会议闭幕。这次会议的
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体制的正式建立。

  会后,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大元帅府工作。瞿秋白返上海工作,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2010年12月31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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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與《多餘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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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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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紀跌宕起伏、風雲變幻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瞿秋白作為著名的革命家和知識份子,肩負救亡與啟蒙的歷史使命,留下了複雜而獨特的“長長的影子”。他擁有諸多第一:第一個翻譯《國際歌》歌詞,第一個系統譯介馬克思文藝理論和蘇俄作品,第一個把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介紹到中國,第一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研究中國革命。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多餘的人”、一個所謂的“叛徒”。他在臨刑前1個月,于福建汀州獄中寫下的遺文《多餘的話》,其中透露出來的個人際遇感受,與時代洪流形成強烈的反差和衝突,為我們提供了不斷回味和繼續言說的話題。

  籠罩在英雄頭上的陰影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國民黨殺害于福建長汀。

  對於當時的情形,《申報》作了這樣的報導:

  十七日,奉中央電令,著將瞿就地槍決。翌日(十八日)晨八時,特務連連長廖祥光即親至獄中促瞿至中山公園照相,瞿欣然隨之。照相畢,廖連長示以命令,瞿領頭作豪語:“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連長詢以有無遺語留下,瞿答:“余尚有詩一首末錄出。”當即複返囚室,取筆書詩一首並序如下:

  1935年6月17日,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署仙境。

  瞿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秋白絕筆六月十八日

  書畢,複步行中山公園,在園中涼亭內飲白乾酒一斤,談笑自如,並唱俄文《國際歌》及《紅軍歌》……歌畢,始緩步赴刑場,手持煙捲,態度鎮靜。乃至刑場,盤坐草地上,尚點頭微笑。俄頃,砰然一聲,飲彈而隕矣……

  如此大義凜然的壯舉,瞿秋白理應雕刻在歷史的英雄碑上。但是,歷史的複雜卻讓他很長時間背負著“叛徒”的罪名。這一切,皆因他在就義前夕寫下的《多餘的話》。

  《多餘的話》全文2萬餘字,總標題後引《詩經•黍離》“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作為題記。正文共列7個標題: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告別。

  《多餘的話》不同於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也不同于方志敏的《獄中紀實》,不同于陳毅的《梅嶺三章》,也不同于《革命烈士詩抄》中的詩。那些作品是向敵人宣戰的,《多餘的話》則是向內,深挖自己靈魂的。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把曾經擁有過的浪漫、熱情、執著、苦悶、困惑、堅定等,都以本來的面目留在2萬多字的自白中。這自白,後人讀來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揚向上的鬥志,而是內心的痛苦、憂鬱、厭倦。因而,刑場上的瞿秋白與《多餘的話》的作者瞿秋白,就難以重疊在一起了。

  《多餘的話》成了籠罩在革命先烈瞿秋白頭上揮之不去的陰影。

  新中國成立不久,瞿秋白生前的戰友馮雪峰主持編輯《瞿秋白文集》。按理說,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曾經是党的領導人,他的關於政治理論方面的論述也應收入,但是,中央卻指示:只出版瞿秋白文學方面的論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論方面的論著,聯繫中國革命實際很不夠。而在動議編輯《瞿秋白文集》時,毛澤東於1950年12月31日為《瞿秋白文集》寫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認為“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但耐人尋味的是,這篇序言後來並沒有收入書中。30年後,人們重新編輯《瞿秋白文集》時,才在檔案館裏找到了這篇序言。

  20世紀60年代初,歷史學界發生了對於《李秀成自述》的爭論,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斷言,李秀成儘管被捕後被殺,但他寫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狀。毛澤東以李秀成“晚節不忠,不足為訓”的批語支持了戚本禹的觀點。於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餘的話》,認為其與李秀成一樣,“晚節不忠”。

  “文革”期間,《多餘的話》被看成“一個叛徒的自白書”、“自首叛變的鐵證”,瞿秋白被視為“叛徒”。1967年1月19日,瞿秋白母親金衡玉的墓在常州被砸;2月7日,一群人到八寶山砸碎了瞿秋白墓上的塑像;5月12日,另一群人又來到八寶山,砸了瞿秋白的墓;6月17日,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召開了“聲討叛徒瞿秋白大會”,會後把瞿秋白的大型塑像從八寶山掃地出門。

  “文革”結束後,在撥亂反正的歷史進程中,人們沒有忘記瞿秋白。1979年,中央成立專案組復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10月,瞿秋白專案組寫出了《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問題的復查報告》,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黨轉發,正式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報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後“拒絕勸降”,“堅持了黨的立場,保持了革命的節操,顯示了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英勇氣概”,《多餘的話》“一沒有出賣党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求饒乞求不死的任何內容”,“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從而推翻了以往《多餘的話》是其“叛徒鐵證”的不實之詞。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第七卷中,收入了《多餘的話》一文。

  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多餘的話》正如瞿秋白一開始就告訴大家的,它是他“最後的最坦白的話”,“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既沒有什麼隱晦曲折,也沒有什麼微言大義,沒有什麼春秋筆法,更沒有什麼影射寓意。“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內心的話”,這就是《多餘的話》中的一切。

  瞿秋白作了哪些“坦白”呢?他的“內心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說得清清楚楚。

  他說是歷史的潮流把他這麼一個文人氣質很重的人,推到了中國共產黨領袖人物的地位。在五四運動中,是五四運動這股潮流使他“當了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之一”,“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在任《北京晨報》駐莫斯科記者期間,又是以俄為師的歷史潮流,使大批青年革命者來到了俄國,促使他成了共產黨員,當了陳獨秀的翻譯。中國大革命的歷史潮流,使他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成了知名的共產黨人。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又是歷史潮流,使他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陳獨秀不再擔任党的領導人),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他“坦白”的是歷史的事實,是他內心的話。只有像他這樣光明磊落、襟懷坦白的人,才能如此“坦白”。

  他坦言,他在擔任領導工作期間,沒有當好党的領導人,犯了很多錯誤。在擔負“直接的政治領導”期間,他犯過盲動主義錯誤,“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的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在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期間,他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對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既沒有指出立三的錯誤路線,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畫以及實際工作上保障國際路線的執行。實際上我的確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

  他說,從他“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後,他“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臺”。“像我這樣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對於政治,從一九二七年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中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問得”。離開政治舞臺後,“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自己覺得已經非常的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考,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

  他還說,他即將就義,即將成為烈士,但是請你們別“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很久了”,“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明明作好了就義的充分思想準備,明明下了決心昂首赴義,他卻明白無誤地告訴大家: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我不是共產主義的烈士,我對政治早已厭倦,“我只要休息”。

  需要指出的是,《多餘的話》透露出來的個人際遇感受,與時代洪流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和衝突,更重要的是,如果聯繫瞿秋白的一生,特別是他慨然面對死亡的壯舉,《多餘的話》更顯得格格不入。在人們的眼中,像瞿秋白這樣的老資格的中共黨員,《國際歌》的第一個中文譯者,1923年就發表《社會哲學概論》、《現代社會學》和《社會科學概論》的卓有成就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第一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深刻評價魯迅雜文的巨大價值的人,不可能寫《多餘的話》這樣的文章。拿《多餘的話》與作者的其他著作擺在一起對比,人們會吃驚於這裏的巨大反差,風格迥異,格調不一,彼此判若兩人。其他的作品一片星光燦爛,《多餘的話》好像是一個“黑洞”。那麼,造成這一巨大反差的原因是什麼?要弄清其中的原因,就必須對作者寫作時的特殊背景有一番切實的瞭解。

  首先,作者在政治上接二連三地受到排斥打擊:1930年6月,瞿秋白被撤銷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這是第一次打擊;同年9月,他被派回國參加六屆三中全會,負責解決立三路線問題,這又是一件勉為其難的事;1931年1月參加六屆四中全會,被開除政治局委員職務,這更是一次致命的打擊。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走過的歷史不足10周年,還處在幼年時期。瞿秋白平步青雲地被推上最高領袖的位置,又過於匆促地被開除出政治局。歷史的腳步和角色的轉換都來得太快,瞿秋白缺乏足夠的歷練來應對這些。甚至在他還沒能回過神來時,劇變就已降臨到他的頭上。可以這樣說,他連靜下心來清理和陳述這一切的機會都未曾獲得。因此在《多餘的話》中,他想說說這些。

  其次,瞿秋白後來到了蘇區,安排的是教育人民委員的“清閒職務”。職務清閒對於他並沒有什麼,他認真努力工作著。在主力紅軍長征轉移時,他以病弱之軀被“左”傾中央領導安排留下來“堅持鬥爭”。這絕不是組織在照顧他,而恰恰相反,是“王明、博古他們有意把瞿秋白當作包袱甩給敵人造成的”,他們“客觀上做了借刀殺人的事”。

  最後,瞿秋白執筆寫《多餘的話》時已被國民黨俘虜,已暴露身份並認定自己必死無疑。加之,他還是長達15年以上的嚴重的肺病患者。以瞿秋白這樣情感豐富的文化人,在備受不公正待遇的情況下,身心俱損,疲憊不堪,寫了《多餘的話》這樣的文字,實在合情合理,毫不足奇。

  《多餘的話》不過是作者臨終之前對於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從人生道路到思想氣質、到靈魂深處作了一次嚴肅的總清算。在進行這種自我清算的時候,他表現出非凡的磊落、無畏和真誠。不管那個靈魂是怎樣的自輕自賤,《多餘的話》之中,並無一字對信仰、同志、事業的褻瀆、並無一語李秀成對中堂大人(曾國藩)式的恭維、諂媚、獻策和乞憐。他在祝福同志的同時“疲憊和坦白”,他的真誠的自我滑稽感和自曝,是人性偉大而不可遏制的自覺和復蘇。

  塵沙吹盡始見金

  一篇《多餘的話》,招致了身後無窮無盡的是非,這是瞿秋白未曾預料到的。曾是瞿秋白密友的丁玲在《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為瞿秋白臨終前寫下這《多餘的話》而深表遺憾。覺得瞿秋白《多餘的話》實在是“多餘的話”者,決非丁玲一人。如果沒有這篇《多餘的話》,那瞿秋白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主義者、不屈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的形象,就要單純得多、清晰得多和透明得多。然而,如果沒有這篇《多餘的話》,瞿秋白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也要單調得多、輕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暫的一生中,寫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種意義上,這一篇不算太長的《多餘的話》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時間已經開始證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瞿秋白做出在臨死前一吐心曲的決定是極其正確的,他最終以這一篇《多餘的話》而真正捍衛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譽。

  瞿秋白從1935年5月17日寫起,到5月22日寫完,《多餘的話》寫了整整6天。他這樣全心全意寫他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當然有他的目的性。他在《多餘的話》即將結束時寫道:“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煉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裏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裏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窩’,不免是一出滑稽劇。”也就是說,瞿秋白寫他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為的是引起全黨同志對改造自己世界觀問題的重視。他以自己的一生為例,說明儘管他曾經當過党的領導人,是有名的共產黨人,但由於始終未能克服“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因此終於未能成為合格的共產黨人。即使曾經當過党的領導人,那也是“歷史的誤會”,“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窩”,“不免是一出滑稽劇”。這就是瞿秋白的“心憂”所在,也是他寫作《多餘的話》的目的所在。

  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的介紹者,他的理論素養有目共睹,但恰恰是他自己充分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坦承自己在馬克思理論上的“一知半解”,坦承自己有許多“弱者的道德”。他的矛盾和難題其實是許多知識份子的共性,比如“政治家與文人”、“馬克思主義與紳士意識”、“知識份子的矜持與大眾的疏離”等矛盾。時至今日,他所面臨的是絕大部分知識份子的難題,甚至是時代的難題。他的“公餘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睡,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是一個孤獨、蕭索的靈魂的反思者對解脫的渴望和回歸。

  瞿秋白在《多餘的話》“最後的最坦白的話”中只是講了他自己“過”的一面,但人民大眾卻無法忘記他入黨以後14年所立下的大功。正如楊尚昆在瞿秋白就義50周年紀念會上指出的:在大革命時期,“他同黨的其他領導人和黨外革命人士一起,努力促進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的發展,推動廣東國民政府進行以北伐戰爭為中心的各種革命運動,開創了轟轟烈烈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嶄新局面”。大革命失敗後,瞿秋白主持召開八七會議,“這次會議開始把革命從慘重的失敗中挽救過來,實現了我黨發展過程中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轉折。會後,秋白同志勇敢地擔負起党的主要領導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他同戰友們一起,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堅持和振興革命,開闢革命的新時期,這個功績是不可埋沒的”。瞿秋白被解徐中央領導職務之後,他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他是黨內最早認識和高度評價魯迅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傑出作用的領導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樹立了不朽的豐碑。”單是憑這三大功績,已經使瞿秋白在黨史上,在中國人民革命史上永垂不朽了!

  瞿秋白寫作《多餘的話》,頭腦十分清醒冷靜,態度格外嚴肅忠誠。這是他在身陷囹圄,明知不久于人世的特殊情況下,抱病執筆,對自己的一生,從出身、教養、經歷到思想、世界觀、氣質及與革命的關係進行嚴格的自我解剖的一次自我批判,尤其是對自己思想感情的負面陰影作了坦誠的曝光和無情的轟擊。自我批評精神是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一種優良的品格。它綿延數千年,在歷史的長河中經過洗滌、積澱成一種深沉的思想意識,一直為中華民族所珍視。春秋時期思想家就宣導“吾一日三省吾身”,“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認為一個人要經常地進行自我批評,檢討自己的不足之處,克服缺點、錯誤,這樣持之以恆,就能夠成為一個品格完美的人。瞿秋白就是一位具有自我批評精神的知識份子,一個追求自我不斷進入新的更高境界的共產黨人。

  心底無私天地寬。一個襟懷坦蕩的人,才能夠有自我批評精神,勇於做自我解剖。這種光明磊落的行為,對於他的生平並無損害,相反只會淨化自己的靈魂,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顯示出他的高風亮節,獲得社會的尊重、人們的敬仰。瞿秋白注重于心靈世界的自我解剖,這與馬克思主義所宣導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是完全一致的。這種自我批評精神是來自革命者的現代社會文明心態,是一種大智若愚的表現。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寫下的《多餘的話》,是他留給黨和人民的一份遺言,是一個革命家對自己一生的經驗教訓的總結。就是在這樣一篇“政治遺囑”中,像他的過去言論和行動一樣,一以貫之,仍然充滿了自我批評精神。這是一個革命者對自己靈魂的最後的審視,它是非常嚴肅的,甚至是十分苛刻的。瞿秋白這種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將成為一份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作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載入中國革命的歷史畫冊,將潤澤後代,進入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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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瞿秋白蒙冤的兩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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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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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真相:誰是叛徒?為瞿秋白蒙冤的兩個女人

  □楊小波

  曾是中國共產黨第二任領袖的瞿秋白,於1935 618,在福建長汀西部的羅漢嶺腳下從容就義。瞿秋白的犧牲在黨內引起巨大的悲痛,同時讓人們疑惑:瞿秋白被捕後的頭兩個月,並沒有暴露身份,後來是誰出賣了他牽當時與瞿秋白一同突圍的4個人,何叔衡當場犧牲,鄧子恢突出敵人包圍後,很快找到了遊擊隊,不存在嫌疑。只有張亮與周月林這兩位女同志,她們與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關押。兩個多月後,瞿秋白的身份被敵人知悉,屢次勸降不成後由蔣介石下令殺害。而張亮與周月林在關押3年後被釋放。瞿秋白是被這兩個女人出賣的。

  所謂“叛徒”被丈夫項英擊斃

  不但一般人認為,就是張亮的丈夫項英,也這樣認定,因而在怒不可遏的情況下,一槍擊斃了自己的妻子。1938 5月,被保釋出獄的張亮,經過一番頗為艱難的跋涉,輾轉來到了皖南涇縣的新四軍軍部,找到了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的項英。面對分別3年多的妻子項英語氣嚴厲地說:“你說,瞿秋白同志是怎樣死的牽是不是你和那個周月林幹的牽”張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氣急之下有些結巴地回道:“怎、怎麼可能牽我、我……”怒氣填胸的項英,看見張亮這副緊張失措的模樣,心頭的疑惑似乎得到證實,他拔出手槍推彈上膛,將滿身行塵的張亮擊倒在地。項英殺妻一事,當時並未受到追究。張亮就這麼死在丈夫的槍口下,而且背著“可恥叛徒”的黑鍋沉冤於世。

  女部長以“叛徒”之名被捕

  1955 618,瞿秋白的遺骸從長汀羅漢嶺的盤龍岡取出,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向中央要求緝拿出賣瞿秋白的叛徒。有關部門很快成立了專案小組。因為張亮1938 年在皖南被項英擊斃,專案小組把目光對準周月林。周月林1922 年曾被黨組織派往蘇聯符拉迪沃斯托克黨校學習,1931 9月回國來到瑞金,幾年後被任命為中央政府婦女部長。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周月林的丈夫留下來協助項英、陳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隨同留下來。主力紅軍前腳離開中央蘇區,敵軍就從四面八方向蘇區腹地推進。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等機關留下來的16000 餘人,被敵人層層圍困。中央分局決定派出一個警衛排,護送患肺病的瞿秋白和年過60的何叔衡離開瑞金,突圍出去。同行的還有鄧子恢,已經懷孕的項英之妻張亮和周月林。8天之後,這支小隊伍到達長汀縣四都,在湯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由他派人護送向永定縣境進發。行至梅坑,被敵人發現包圍。何叔衡犧牲、鄧子恢突走,瞿秋白與張亮、周月林同時被俘。1955 824,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級命令,迅速將周月林逮捕。被關押了10年後,直到1965 12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決,以“出賣党的領導人”的罪名,判處周月林12年徒刑。鑒於“罪行重大”,她刑滿後繼續被關押在獄。

  誰是真正的叛徒

  幾十年來,周月林一直思索:到底是誰暴露了“林祺祥”的真實身份。1935 217,周月林等人偕同瞿秋白在湯屋碰到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萬永誠讓瞿秋白等人扮成被俘的紅軍,由穿上國民黨軍服的軍區特務連一個排,“押送”著走出了敵人的封鎖線。221,他們進入了上杭縣的梅坑。半夜村口忽然響起了槍聲,排長傳令戰士們截住敵人,要瞿秋白等人趕緊向村後的山上撤。瞿秋白等人登上這座山頭,才知道陷入了絕境。望著背面陡峭的山勢,不知誰喊了一句“滾下去吧”,人們沒有猶豫,都雙手抱頭地朝山下滾去。滾到了山腳下的周月林,張目四望尋找夥伴,看見了跌坐在亂草中的瞿秋白。兩人走不多遠,又發現了張亮。3人走下山腳,打算在草叢中隱藏起來,卻被抄過來的敵人抓住。3個人偷偷地商議了應對敵人審訊的辦法。周月林假稱叫陳秀英,是被紅軍抓去當護士的。張亮則自稱周蓮玉,是香菇商行的老闆娘,瞿秋白叫林祺祥,有病來上杭療養,被紅軍抓去不到一個月。翌日上午,敵人在營部對他們加以審問,3人按照商議好的應對,沒有露出破綻,敵人只對他們加以一般的關押。39,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寫信寄往上海,通過周建人轉給魯迅、楊之華,要他們設法營救。時上杭縣城有個姓趙的糖果店老闆新近喪偶,看中了張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懷有身孕,欲娶為妻室,便花錢將張亮保釋出來。周月林也逢上了一個機會,因她自供給紅軍當過護士,恰好有一個李營長的堂弟媳婦將要分娩,周便被保出去護理產婦。想不到兩個月後,她們又同時被敵人抓到上杭監獄,直到審訊的時候她們才得知,敵人已發現了瞿秋白的身份,將他轉押長汀國民黨軍三十六師師部了。其實真正出賣瞿秋自的是另一個女人———萬永誠的妻子徐氏。221,瞿秋白等人遇到萬永誠,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10日,萬永誠指揮人們在山裏與敵周旋,堅持了兩天,最後在戰鬥中犧牲,萬妻被俘,熬不過酷刑,供出了瞿秋白曾在湯屋住了兩晚,然後向上杭水田鎮趕去的情況。敵人根據徐氏提供的情況,不費力地從被俘人員中找到了有氣質特徵的瞿秋白,為進一步證實,又讓被俘的、曾當過收發員的鄭大鵬在暗處指認,證實“林祺祥”確系共產黨的前“魁首”瞿秋白。張亮、周月林與瞿秋白同行,敵人判斷她們也非一般人,遂對重新收監的張、週二人加以嚴審。最後,上杭國民黨當局以“共匪堅定分子”的罪名,對張亮、周月林各判處10年徒刑。

  沉冤終於昭雪

  在國民黨龍岩監獄中,周月林為張亮接生了一個男孩,兩人帶著這個孩子,在鐵窗裏艱難地熬過了3個春秋。1938 5月的一天,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有人保釋她和張亮出獄。原來,周月林丈夫的故人陳士明,時在閩西龍岩國民黨黨部擔任要職。他利用國共業已合作、保釋共產黨人方便得多的有利時機,疏通關係,將周月林、張亮兩人保釋出獄,並資助她倆離開閩南。出獄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黨的組織。可是過去的老關係早已中斷,茫茫人海中她無法尋覓,迫于生計,周月林嫁給了一個貧窮的船工。周月林過著平凡的生活,命運卻洞開了厄難的大門,1955 824,一副鋥亮的手銬戴到了她的手上。20多年的服刑生涯,並沒有使周月林精神崩潰。她在勞改農場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申訴。有關部門根據申訴進行了認真核查。結果,在國民黨當年的一張報紙上,發現了“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導。這一發現與黨史部門新近掌握的鄭大鵬暗中指認的資料結合起來,形成了有力證據,推翻了原來的“兩個女人出賣瞿秋白”之說。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賣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萬永誠的妻子,再一個就是鄭大鵬。1979 1115,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宣佈撤銷對周月林的原判,予以無罪釋放。1980 3月,山西省委組織部給周月林落實政策,按1925 年參加革命給她辦理了離休手續。(摘自《各界》)

  《人民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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