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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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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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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內的李大釗烈士陵園,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修建的。在墓碑上有中共中央撰寫的碑文。碑文指出:李大釗同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産主義者,是中囯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無限忠誠。他爲在我國開創和發展共産主義運動的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永遠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輝典範。

    李大釗,字守常,河北省樂亭縣人,生於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政治經濟。1913年冬,李大釗懷著憂國憂民的情懷,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當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他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他起草的《警告全國父老書》的通電迅速傳遍全國,他也因此成爲舉國聞名的愛國志士。1916年李大釗回國後,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啓發了李大釗,他先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和演說。他宣稱:“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發表了《新紀元》、《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幾十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0月,在李大釗發起下,北京共産主義小組建立。

    1921年中囯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在黨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當選爲中央委員。

    1926年3月,李大釗領導並親自參加了北京人民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的鬥爭。北洋軍閥段祺瑞執政府製造了“三·一八”慘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釗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繼續領導党的北方組織堅持革命鬥爭。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闖進蘇聯大使館駐地,逮捕了李大釗等80餘人。李大釗備受酷刑,在監獄中,在法庭上,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4月28日,軍閥不顧廣大人民群衆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和譴責,悍然將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絞殺在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李大釗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時年3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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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对毛泽东 张国焘等"一大"代表都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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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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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对中共一大代表的影响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

  从介绍十月革命的革命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到创建一个又一个的先进组织,再到中共一大的筹备,李大钊都起到了先锋与领路人的作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13位代表,来自7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东京代表周佛海。这13位代表中和李大钊有重大联系的有4位,非重大联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大钊革命情怀影响的代表有6位,这些人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并且大多数在会议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进步青年的成长过程之中,李大钊给于他们的真诚关怀与热情引导,使他们潜移默化地认识到社会现实,在此基础上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被进步青年所接受,从而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杰出贡献做好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准备。

  李大钊常常含着微笑的诚朴谦和的态度,使这些进步青年乐意和他接近。他平日里经常穿着一件洗褪了色的布袍子,天天从家里步行到学校。在图书馆,他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李大钊总是诚恳地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常常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出中文或外文的书籍,给他们阅读。他非常关怀家境困难的学生,往往给予帮助。当时他每月120元的薪水,就有一半多接济了贫寒的青年。校长蔡元培看他一心想的是天下寒士,不顾自己,就告诉会计,发薪水时,先把他的家庭日用扣下来,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

  正是李大钊这些充满人性关怀的活动给了身边人们潜移默化的感染,使得身边的进步青年更加信任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将李大钊看成了他们自己人生的导师。

  “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李大钊与一大代表毛泽东

  受李大钊关怀影响的中共一大代表,首先要提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自己也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在这两次北京之行中,李大钊都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8年冬,从湖南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过北大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于十月间到图书馆工作。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在刚刚认识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获得了每月可以领到八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依据北京大学档案现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1919年l月和2月先后签收了3个月工资,月薪为8元。由此可知,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恰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的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获得了和李大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在北京大学进一步学习,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称赞,被冠以“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毛泽东产生“赴俄勤工俭学”的想法,这是毛泽东同李大钊详细研究讨论过,并准备实施的。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大。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到这时,他的思想完成“蜕变”,“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这是与他再次赴京时又受到李大钊思想的深深影响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的。

  毛泽东在李大钊支持下筹备创办文化书社,于8月2日在长沙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大钊又一次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北京大学丛书和新潮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50多种,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遂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免去押金”的办法。

  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赢利为惟一目的,它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及在建党初期作为秘密联络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所进行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而李大钊是这项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者。

  正是李大钊无微不至的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思想最先进的圣地——北京大学得到工作,并且在业余时间听取北京大学的课程;正是李大钊思想上的引导,毛泽东才会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且初步具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后来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正是李大钊的热情关怀,才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当时湖南的诸多进步青年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共一大湖南小组的代表。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次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佼佼者。

 “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李大钊与一大代表张国焘

  张国焘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与李大钊的关系更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而正是张国焘于1924年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的供词出卖,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被敌人杀害。

  1916年秋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同年,17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1917年春,陈独秀受邀来到北大,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主编的《新青年》。《新青年》引发了“最初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的理科生张国焘的革命思想,张国焘的思想开始急速左倾。五四之后,北洋军阀政府迫使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一部分学生领袖流亡上海。1920年5月,张国焘再次回到北大,李大钊及其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他视线的全部内容。如果说陈独秀和《新青年》启蒙了张国焘的激进思想和革命念头,李大钊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则为张国焘指引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方向。五四游行后历经流亡失落的张国焘重拾信心,再次出发,并且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张国焘回到北京大学的第一时间,听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介绍,立即要求加入这一进步的组织。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张国焘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这期间张国焘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至此张国焘对马克思主义逐渐有了认识。李大钊对张国焘很看重,李大钊不在图书馆时,张国焘往往扮演着主人的角色,替李大钊接待前来借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颇为风光。张国焘曾说:“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

  李大钊作为张国焘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无论是在人生观、世界观还是在个人生活方面都给予了张国焘无限关怀。“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与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同时,张国焘奔走于京沪之间,充当着“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联络员。“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相处却似朋友。”虽然,这些只是张国焘在自己回忆录里的一面之词,但是可以看出他与李大钊先生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张国焘之所以能出席这次大会,离不开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正是李大钊的关怀与指引才使得张国焘在中共北京小组中产生了较大影响,随后被选为一大代表;也正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指导,才使得张国焘能在中共一大上光芒四射,最终成为一大的“主持”人。一大结束后,张国焘被选进中执委,担任了组织主任。这是后话。

  “小小年纪肯奋斗”——李大钊与一大代表刘仁静

  刘仁静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从生活、学习、思想各个方面得到李大钊极其重要的帮助,并参加了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指引下,刘仁静思想不断成长,与张国焘一同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小组的代表。

  对于李大钊的影响,刘仁静曾经回忆说:“在北京小组里,李大钊自然是公认的领导人。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由于他的威望、贡献,我们平时都尊称他为‘李先生’”,“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李大钊与其说是我们的组织领导人,不如说是我们的思想领路人。”从刘仁静的回忆里可以看出,他对李大钊先生是特别尊重的。

  刘仁静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李大钊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他写下担保条,才使他能够继续求学之路。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深深感染了刘仁静。

  正因为求学之路的坎坷,刘仁静更加地努力学习。他先后加入了李大钊等人筹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先生的指引下,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在学术和思想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刘仁静的好学和上进,使身边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还得到了“小马克思”的赞誉。刘仁静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认为应该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这种思想的形成,与李大钊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着直接的关系。

  刘仁静个性执拗,他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秉性耿直,从来不耍手腕,因此也惹来不少是非。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只有19岁的刘仁静敢于和比自己大12岁的李汉俊争辩,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让会场里的其他人瞠目结舌。1921年7月31日,在会议闭幕时,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刘仁静还投了李汉俊一票,李汉俊也只得了这一票。据说在选举前,会议主席张国焘已提前商定了应该选举谁,刘仁静选举李汉俊让所有人吃惊。当唱票的董必武问谁选了李汉俊一票时,刘仁静爽快地答道:“是我选的!”足见刘仁静是一位有个性的、有主见的“小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刘仁静在会议当中可谓是光芒四射,虽然他在中共一大上的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有些激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李大钊的指引下,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

  中共一大召开时,张国焘作为李大钊的替补高票通过,而刘仁静能成为中共一大代表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正如李大钊对他的评价“小小年纪肯奋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是其能够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根本原因。

  “尽善尽美唯解放”——李大钊与一大代表王尽美
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山东代表,王尽美以巨大的热情奔走乡间工矿,发展组织,开展运动。他对革命事业的百倍投入使其年轻的生命过度透支,1927年8月因积劳成疾逝世于青岛医院。在王尽美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李大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王尽美于1898年出生在山东省莒县(现属诸城市)一个贫寒家境,经济的拮据使他17岁才勉强读完小学。1918年,王尽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在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因为这一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山东问题,王尽美毅然投身于学生运动,与同学们怀着与己休戚相关的心情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和讲演宣传活动,并成为学校的学生领袖。在革命学潮轰轰烈烈的时候,王尽美却被学校以“不务正业和破坏校规”为由开除了。在领导学生运动的斗争中,好学上进的王尽美经常阅读李大钊的文章,并逐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王尽美在五四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受到了北京大学李大钊的关注。1920年,李大钊从北京派出时为《劳动者》编辑的陈为人联系王尽美等,开始商议山东的建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王尽美见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山东最早的会员。

  1920年9月,王尽美与山东学生运动的另一名领袖邓恩铭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1年初,王尽美等组织发起了“劳动周刊社”,并出版了《济南劳动周刊》,在刊物上进行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革劳动者的生活”的宣传,为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进行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同时,王尽美不断加强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共产主义者的联系,积极酝酿建立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春,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秘密建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领导小组的工作。在一大召开前,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已达八人。同年7月,王尽美以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名义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建者之一。会后,中共山东区支部成立,王尽美任书记。

  李大钊同志为革命理想更改名字的故事感染了王尽美的革命情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他更加坚定了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为此他改名叫王尽美(他原名叫王瑞俊,字灼斋)。在一大后给家乡兄弟王庆增的信中,王尽美写了一首《肇在造化——赠友人》的诗解释他更改名字的原因: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诗中的潍水是他家乡的一条河,乔有是村旁的一座山。这首充满豪情的诗篇,表达了王尽美立足家乡,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
王尽美参加李大钊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使其开始接触并逐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王尽美在李大钊领导下发起成立“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其之后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调;王尽美领导由李大钊帮助下秘密建立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使其有了相对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并为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奠定了基础。

  1961年董必武追忆当年在党的一大上结识王尽美时赋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另外,李汉俊和邓恩铭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大钊的影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首先是李汉俊。1921年初夏,李大钊等15人在李汉俊的住处成立发起《新时代丛书》,该书社的地址在贝勒路树德里108号。受到李大钊等人革命斗争的影响,虽然当时有军阀的严密监控,李汉俊还是毅然将自己的家作为一大会场,即望志路106号,住在《新时代丛书》社的隔壁。当时一大会场虽然遭到搜查,但能安然无恙,确实得益于《新时代丛书》社的掩护。李汉俊由于对陈独秀、张国焘个人不满,自动退党,但他仍然积极投入国民革命,于1927年12月17日下午5时在汉口日租界被捕,遭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杀害。

  邓恩铭于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中带头演讲,组织抵制日货的行动,使他得到了“济南市学生代表”的资格,去北京大学联络,随即结识了李大钊等第一批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直接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随后与王尽美等人发起组织“鼓励学会”,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准备了干部和思想条件。

  此外,何叔衡、陈潭秋、李达、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一大”召开前均与李大钊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推动了一大的胜利召开。李大钊能够十分敏锐地认识到:“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所以倾注其全部的热情和关怀,使身边的进步青年逐渐地觉醒、成长。正如少年中国学会参加者回忆:

  “守常先生比我们年长七、八岁……见到小兄弟辈奋发向上,他很高兴,并给予鼓励……我们把他当老大哥看待,大家把他视为道德上的最高典范。”

  正是在李大钊孜孜不倦地排忧解难、提携扶植、引导帮助之下,这些青年人都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一批党员。李大钊为中国革命撒下了珍贵的革命种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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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提供北大任职机会 毛泽东视其为真正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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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先生就义80周年纪念日。北京大学师生隆重集会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赤诚爱国情操、高尚道德品质和坚韧革命意志。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任
图书馆馆长期间结识了青年毛泽东,他们在北京大学的共同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


    

    五四时期,李大钊和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过一段一起共事的经历,后来,两人又长时间保持密切的交往。正是由于有了这段经历和后来长
时间的密切交往,毛泽东才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毛泽东后来的一生
革命征程奠定了基础。因而,毛泽东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

    

    关于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作用,已在不少文章中多有论述。但在其中有的问题上,因为所据材料不同,存在不同的说法,令人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在论述的过程中,对存在的不同说法,考究原委,辨订讹误,力求拿出合于历史真实的看法,以供研究中参考。

    

    

    一 李大钊为毛泽东提供了在北大任职的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

    

    1918年夏,毛泽东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了解决继续求学的问题,他与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了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实行勤工俭学。同年8
月19日,毛泽东和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系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所发起组织,其最初的对外联络机
构,即设在北京大学。毛泽东第一次到京,也就是到达了北京大学。自此时起到1919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了约有近半年的时间。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场所,尤其是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正以震
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向人们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使胸怀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看见了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空谷足音,吸引了青年的
毛泽东,以致使他作出了不想去法国留学的抉择。他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
李石曾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①这就是说,毛泽东此时已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一段时间,以便汲取思想营养,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

    

    毛泽东既然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一段时间,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生计问题。他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首都
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
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②李大钊为毛
泽东安排了图书馆的工作职位,这就使毛泽东解决了生计的问题,可以留在北大,因而也就创造了毛李两人经常接触,一起共事的机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时间、职务及待遇等,存在不同的说法。这是应该加以澄清的。如蒋梦麟在回忆中说:“毛
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候”,“月薪十七元”③。不少研究文章沿此说法,并据此认为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时间是“1918年9
月”。这些都与史实有出入。

    

    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事在1919年7月至9月,这是有明确记载的④,而是时毛泽东已离开北大,两者毫不相关。据北京大学档案中所存的当
时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2月,先后签收了三个整月的工资,月薪为8元,而不是17元。由此还可以得知,毛泽东进北
大图书馆的任职时间,最早的可能是在1918年11月,而不可能是在9月。但蒋氏所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职务是“书记”,则是准确的。当时的北大图书馆
没有助理员称谓。后来所说的助理员称谓,可能是因斯诺使用英语称谓而来。“书记”是那时北大图书馆的初级职务,享受的是最低一级的工薪。同时还应指出,毛
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职责,也不仅仅是“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和“登记到馆阅报的人的姓名”而已。他自己曾明确说过:“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
馆读报的人的姓名”⑤,除了此项职责之外,他还同主任李大钊一起整理过书刊,协助张申府登记图书目录等。“张申府曾谈到毛泽东的字很潇洒,登记目录需工
整,故让毛泽东重新抄过。”全国解放后,章士钊在向毛泽东谈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还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⑥可见,毛泽东当时在北大
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他曾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有了了解当时新书新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有了直接接触李大钊的机遇。

    

    1918年年底至1919年初,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n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脍炙人口的文章,以饱满
的热情把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于中国思想界。是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并与李大钊一起研究、讨论问题,他们所研究、讨论的问题,自然主要
的是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李大钊他
们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实实在在,有书为证。”⑦这段话,正是毛泽东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当时的北大图书馆和李大
钊的实际工作情况的回忆和说明。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包括了为解决生计问题在内,但是更重要的在于可以留在北大,得以在校内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曾
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⑧足见其进北大图书馆任职,也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
活动,才是根本的原因。他在北大最先加入的学术团体,应是“新闻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后改名新闻学研究会)是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教授徐宝璜和著
名记者邵飘萍等发起组织,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其成立之初的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材”。毛泽东参与了新闻学研究会第1期的各项活
动,听取过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以及李大钊、徐宝璜等人的有关讲演。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研究会举行第1期结业式,
会长蔡元培到会致词并对学习期满结业者颁发证书,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32人分别取得“听讲半年的证书”⑨。半年的新闻研究会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使毛
泽东增长了新闻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并与邵飘萍等人建立了友谊,他曾说过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的话⑩,可见交往很深。1921年1月16日新民学会
在长沙举行“十年一月常会”,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时,毛泽东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
活。”11看来,北大新闻研究会,也曾一度对毛泽东发生过影响作用。

    

    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于1919年1月25日成立,由胡适、马叙伦、杨昌济、梁漱溟等所发起组织。其宗旨是“研
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一些北大著名教授,曾在该会授课。如胡适讲过“中国哲学”、张颐讲过“康德哲学”、徐炳昶讲过“法国哲学”等等。毛泽东在该
会的活动中,学习研究了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内的东西诸家哲学著作,进一步拓宽了知识视野,提高了研究哲学的兴趣。1921年初他谈到个人研究计
划时曾明确地说:“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趣,喜欢研究哲学。”12

    

    关于毛泽东在北大的旁听情况,因为现在未见更多的记载,尚难作更多的了解。但是,他当年曾千方百计地利用北大的条件,积极参加旁听或各种
学术研究活动,是毫无疑问的。1936年9月22日,他自延安致信蔡元培,在信的开头写有“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13,数聆先生之
崇论宏议”等语14,说明他当年不仅在北大校内旁听,而且遇有名人在校外讲演,也是往听必不放过的,他当年在北大学习、旁听的勤奋精神,不难想见。

    

    除了参加包括旁听课程在内的各种学术活动之外,毛泽东还广泛地结识活跃于北大的各方面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的座谈、讨论,了解、比较各种
思想、主张,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其中尤以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对他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使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15。得到了
沿着汲取新知与抛弃旧识的两个方面的同时演进,逐步清理着不良思潮的影响,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在李大钊手
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6

    

    

    二 李大钊为毛泽东提供了研究共产主义文献的条件,使毛泽东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17,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驱张代表团”于12月18日
抵京,全体成员四十余人所居住的地点,在北大附近的北长街,他们的“驱张”活动大多是在北大组织进行的。如是年12月21日和次年1月3日,均在北大举行
过有北大学生代表参加的声讨张敬尧罪行的集会18,说明毛泽东在北大做了广泛联系,争取支持的工作。

    

    这一次到京,毛泽东在北大停留了近半年的时间,他除了组织领导“驱张”斗争外,继续与李大钊进行频繁地交往。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5人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关于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具体时间,现有是“1918年10月”和“1920年1月”的两种不同说法。前一种说法,出自李璜的《学钝
室回忆录》的回忆文字;后一种说法,根据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4卷3号有“收毛泽东第三年会费二元”的记载。因为所据都不是关于此事直接记
载,所以难与史实相符。至于此事的直接记载,见于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1卷8号“会员消息”中,内谓“本会于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
三人”,即有张闻天、毛泽东、芮学增。但未注明三人入会时间的先后顺序。不过从张闻天名下所填写的年龄为“二十”,毛泽东名下所填写的年龄为“二十六”,
还是可以推断出时间的先后的。张闻天为1900年生人,所填写年龄“二十”,应是1920年入会;毛泽东为1893年生人,所填写年龄“二十六”,应是
1919年入会。也就是说,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具体时间,应是1919年12月,即他第二次到京的最初几天里。李大钊在毛泽东第二次到京的最初几天
内即介绍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仅此一事,反映了他们之间有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事实也的确如此。毛泽东虽然在1920年4月离开了北大,但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仍与李大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在长沙筹备创办文化书社,即与李大钊的大力支持有关。文化书社于8月2日举行成立会,9月9日开始正式营业。

    

    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莫大于资金问题。而书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在这种困难的情
况下,李大钊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新潮丛书、北京大学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五十多种,均贩自北京大学出版部,遂由李大钊
出面“为信用介绍”,实行“免去押金”的办法。从现存的文化书社“销售目录”来看,这种业务关系至少保持有两年多的时间。这50多种书籍,几占书社所售书
籍总数的三分之一19,因此,李大钊的“信用介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书社的资金困难,增强了书社的经营活力。

    

    长沙文化书社自1920年8月创办,至1927年马日事变时被封禁为止,曾存在了长达7年之久。它以“专经售新出版物”为宗旨,以“售价
至多比出版原店一样,有些比原店更减,仅以取到相当之手续费及邮费为限”为经营原则20,颇受各界读者的欢迎。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赢利为惟一目的,它实际
上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及
在建党初期作为秘密联络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所进行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而李大钊是这项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者。

    

    1920年年初,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虽然这个研究会到1921年11月才公开
宣布成立,但它自1920年3月秘密建立时起,即开始了研究“马克思派学说”的活动。是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正与李大钊炽热地研究讨论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列
主义著作,与该会的一些发起人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也有很多的交往,他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秘密活动应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目前尚未见有文字
的记载,碍难作出妄断。但从是时李、毛两人的密切关系,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行动上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来看,在事实上,不能说没有任何的联系。这是很值得注
意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在当时对赴俄勤工俭学萌发了极大的兴趣。他在致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
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
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21这里清楚地反
映,毛泽东是在与李大钊认真地研究讨论之后,改变了原来准备留法的想法,作出了要赴俄勤工俭学的计划,表明了他十分向往十月革命的故乡。而在那时,拥护十
月革命,向往苏俄,与拥护马克思主义尚是很难分开的一回事。同年8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之后,便很快就发起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了湖南“留俄运动
之先锋队”22,并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提出:“我和俄国接壤数千里,关系素来密切,劳农政府既有这样前无千古的大变,我们怎么不研
究他的内情,安排应付的方法呢?”23毛泽东此时渴望赴俄留学,其目的是要去了解那里发生的“前无千古的大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与北大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的活动,可以说是同归殊途,如出一辙。应该说是与李大钊,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着明显的影响关系。

    

    在1920年年初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未被多数人所认识,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为数很少,中文译本则更为罕见,不是专门收藏
与流通的单位,尚难提供借阅。而李大钊指导下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搜集此项书籍”作为了“研究上重要的先务”,在他们的发起“启事”中有记载说:
“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之用。”24说明他们已经收藏了一定数量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这也就是
说,在当时只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才有可能提供这类书籍阅读的便利条件。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参加研究会的发起,但因为他与李大钊的密切关系,完全可以得到阅
读的便利。因而可以说,毛泽东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阅读了当时能够见到的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从而使他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此他后
来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铭记在我的
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
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5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有重
大意义的飞跃。而这一飞跃的完成,应该指出,是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旁听与工作,以及后来与李大钊的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与李大钊为他提供了学习与研究马克
思主义的重要条件,所不能分开的。

    

    

    三 毛泽东非常钦佩李大钊,称李大钊是他真正的老师

    

    凡是聆听过李大钊教益的人,都对李大钊的循循善诱的教导深为感动,钦佩之至。陈毅曾称李大钊“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26。林伯渠说李大钊“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27。毛泽东对李大钊更是非常感佩,称他是“真正的老师”。

    

    如前所述,毛泽东第一次到京时,原有赴法留学的考虑,但由于到北大之后受李大钊等新人物、新思想的影响,以为把时间花在研究国内问题上,
会更有好处,于是改变了去欧洲留学的计划。他第二次到京时,原也是有赴法留学的考虑的,而且这一次可能比第一次更加强烈得多。关于这一点,可从李璜的一篇
忆述中看到一些迹象。李璜说:“我到北平之第三日,李大钊会友(指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约往米市胡同便宜坊吃烧鸭,座中有陈愚生、易克嶷、邓仲澥会友等。光
祈来较迟,坐始定。……两会友忽觅来,一赵世炎,一毛泽东。光祈为介绍,言:‘两会友有意赴法求学,闻我将往,甚喜,愿一谈。’我注视赵毛两会友,皆较年
轻于是时之我辈。光祈亦以小弟弟待之,与话时,更多笑容。船行尚有两月,李石曾先生以我习法文有年,请我在北京留法预备学校,教初浅法文,赵世炎、毛泽东
两会友亦来听讲。”28可见,毛泽东在当时确有赴法留学的考虑,并且进行了学语言的准备。然而又是因为经与李大钊的研究讨论,使他感到留法不如留俄,再次
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李大钊先后两次改变了毛泽东赴法留学计划,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十分钦佩李大钊的见解,十分尊重李大钊的意见的。毛泽东后来一生的革
命征程,也正是因此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钦佩李大钊的见解,尊重李大钊的意见,是由于他认为李大钊的思想、观点符合马列主义原理,适合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或者说是志同道
合的原因。如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中,自李大钊提出“有标明本会主义的必要”之后,该会会员的思想分歧日益公开化,其中的共产主义者坚持采用“社会主义”
为宗旨,而国家主义分子则提出所谓“澄清共产派”的主张,加以反对,因而导致该会的分裂与终止。在学会应当采取何种主义的讨论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同李大
钊等共产主义者持相同意见。29这不仅表明了他当时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明确立场,也表明了他对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的正确见解,
是大力支持的态度。

    

    另外,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也很推重李大钊。众所周知,李大钊曾于1925年底至1926年初,写作了一篇《土地与农民》的论
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依据马列主义的观点,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了“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
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30的正确论断。毛泽东对于李大钊的这篇论文,非常重视,1926年9月,他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把李大钊的这篇论文
收入他所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当作学员学习的材料。

    

    毛泽东非常钦佩李大钊,还表现在他曾不止一次地充分肯定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1945年4月,在他谈到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
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时,明确指出李大钊、陈独秀等是有很大功劳的。他说:“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时候中
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陈独秀“是五四运运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
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31十分明确地把李大钊置于革命先驱者的地位,肯定李大钊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随着历史的前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在1949年取得伟大胜利。同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自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当毛泽东看到古
都城垣时,心中又泛起了对30年前往事的回忆,他无限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
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32这句“他是
我真正的老师”的话,情溢言表,感人肺腑,充分表露出毛泽东对李大钊是何其怀念与感激!

    

    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但追本溯源,在中国,影响、引导毛泽东等一代人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导师,是李大钊。这也就很好地说明,李大钊被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之无愧,不可动摇的。(王世儒)

    

    注:

    

    ①②⑤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蒋梦麟:《新潮》第122页,台湾传纪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

    

    ④ 见《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8月2日,1919年9月22日。

    

    ⑥ 沈家祥:《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张申府》,《中国社会报》1992年7月3日。

    

    ⑦ 转引自《李大钊》(画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⑧ 同①33页。

    

    ⑨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1日。

    

    ⑩ 同①,第33——34页。

    

    11 12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

    

    13 1920年春,蔡元培、胡适等曾应湖南省教育会的邀请,在长沙讲学。

    

    14 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与毛泽东》,《群言》1986年第3期。

    

    15 16 同①,第33、34页。

    

    17 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湖南人民在毛泽东、何叔衡等领导下驱逐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斗争。

    

    18 《晨报》1919年12月34日,1920年1月7日。

    

    19 均见《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 《文艺书社通告好学诸君》,长沙《大公报》1920年11月10日。

    

    21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第1集。

    

    22 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2日。

    

    23 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3日。

    

    24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

    

    25 同①,第39页。

    

    26 陈毅:《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

    

    27 林伯渠:《李大钊选集题词》,《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8 《王光祈纪念册》,第33页,1936年编印。

    

    29 见《少年中国学会改组调查表》,《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

    

    30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3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1 《七大工作方针》,见《光明日报》1981年7月16日。

    

    32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12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中青网2007-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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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遇害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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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等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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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的道德、學問和文章影響和哺育了五四時期一代先進青年。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慘遭反動軍閥殺害。那麼,是誰出賣了這位革命領袖?他又是如何遇害的?殘殺烈士的兇手伏法了嗎?    

    慷慨赴難    
 

    1927年4月16日,段祺瑞剛剛垮臺,奉係軍閥張作霖就佔領了北京。看到滿大街耀武揚威、橫衝直撞的東北兵,以足智多謀而被北京大學同仁戲稱為“鬼谷子”的沈尹默,匆匆趕到孔德中學,悄悄把正在聽課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叫了出來,神色凝重地對他說:“轉告你的父親,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張作霖這個紅胡子是殺人不眨眼的啊!”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渤海之濱的河北省樂亭縣胡家坨鄉大黑坨村。    

    李大釗自幼勤奮刻苦,成績優異。1907年,李大釗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從天津法政學校畢業後,李大釗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1918年1月回國後,經章士釗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    

    留學三年,李大釗思想大變,痛感國家危亡,開始尋求救國之道。1918年冬,他開始參與主編《新青年》,還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了《每周評論》,廣泛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1919年7月,李大釗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比較係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篇文章的發表,在全國產生了極大影響,一大批時代青年就是通過學習李大釗的這篇文章,轉而尋求馬克思主義真理。其中有位來自湖南韶山的青年,當時作為北大圖書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經常向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請教,深受其影響,他就是青年毛澤東。    

    正是因為李大釗率先在中國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大力倡導馬克思主義,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遠東局局長維金斯基等人來到中國,首先找到了李大釗。通過深入交談,兩人對籌建中國共產黨取得一致意見。隨後,李大釗又介紹維金斯基到上海去見陳獨秀,由此開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偉大壯舉。    

    中共一大後,北京成立了黨的北京地方委員會,後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區委,都是在李大釗的領導下開展工作的。    

    革命形勢日益高漲,李大釗的名聲也越來越大。北洋軍閥多次下令通緝抓捕李大釗。反動軍警不但搜查了李大釗在北京的住所,還派兵到樂亭他的故居去抓人。    

    1926年3月12日,兩艘日本軍艦突然炮擊天津大沽口,炸死炸傷國民軍官兵多人。事後,日本又糾集英、美、法、德等八國公使,以《辛醜條約》為名,提出最後通牒,蠻橫要求國民軍撤防,限48小時內答復。    

    大沽口事件激怒了中國人民。在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的組織發動下,3月18日,北京10多萬群眾舉行示威大會,段祺瑞命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請願代表槍擊刀刺。一時間,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血流滿地,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屠殺開始時,李大釗和兒子李葆華走在隊伍的前面,李大釗的頭部和雙手負傷,但他仍不顧危險,鎮靜地指揮群眾撤退。    

    “三·一八”慘案後,北京一片白色恐怖。1926年3月底,李大釗等人接受了蘇聯同志的建議,將國共兩黨在北京的領導機關遷入位于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舊俄國兵營內。    

    為了抓捕李大釗,反動軍警派出大批特務化裝成車夫、小商販,天天在蘇聯大使館旁邊的舊俄國兵營門口窺視。凡是兵營出來的人,都有特務盯梢。在李大釗身邊負責交通工作的地下黨員閻振山和廚師張全印,就是這樣被特務秘密逮捕的。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師警察廳偵緝處長吳鬱文接到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的命令,讓他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審理共產黨的案子。偵緝二隊隊長王景有和四隊隊長楊恩華帶人趕到北郊警察署,看見警察正在審問拷打一名在街上散發傳單時被抓捕的人。    

    經過嚴刑拷打和“多方勸導”,此人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黨員。李渤海叛變投敵,將李大釗隱匿在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之情報及其他黨員名單供出。吳鬱文、陳興亞大喜過望,馬上報告了張作霖。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張作霖的密令,陳興亞召集偵緝處長吳鬱文等人秘密開會,制訂抓捕李大釗的行動方案。吳鬱文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他把抽調來的540名警察、憲兵和特務分成12個小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單,分頭捕人。    

    4月6日清晨,吳鬱文率大批軍警如狼似虎般直撲東交民巷使館區。槍聲響起時,李大釗正在裏屋伏案辦公,大女兒星華坐在外間的長木椅上看報,妻子趙紉蘭帶著小女兒炎華在院內散步。聽到尖厲的槍聲,星華驚嚇得扔下報紙,撲進父親懷中。李大釗鎮定自若,安慰女兒說:“沒有什麼,不要怕。”說著,他拉著女兒的手,走進兵營北樓二層東邊的一個僻靜房間,坐在一張椅子上,把女兒攬在身邊。    

    片刻間,屋外傳來雜亂的腳步聲,一群警察和憲兵擁著之前被捕的閻振山闖了進來。一個便衣特務指著李大釗問閻振山:“他是誰?你認識他嗎?”    

    閻振山搖了搖頭,說:“不認識。”    

    吳鬱文走上前來,冷笑一聲,說:“你不認識?我可認識。他就是李大釗!”    

    軍警們強行逮捕了李大釗、路友于、譚祖堯等30余人,還抓走了趙紉蘭和李大釗的兩個女兒。    

  英勇就義    

    李大釗從被捕到就義,在獄中共22天。為了逼迫李大釗招供,敵人對他施用了多種酷刑,百般折磨。電椅、老虎凳、用竹簽插手指……,最後竟殘忍地拔去了他雙手的指甲。    

    李大釗堅貞不屈,用血跡斑斑的雙手在《獄中自述》中自豪地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    

    敵人轉而採用軟化引誘的辦法。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親自出馬,他以同鄉的身份勸降李大釗:“李先生,只要你肯為張大帥、吳大帥效勞,保你官職在我之上。”    

    李大釗輕蔑地回答:“張作霖是猙獰之子,吳佩孚是狼狽之兒,我豈能為他們效勞。大丈夫生于世間,寧可粗布以禦寒,糙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氣節!”    

    李大釗被捕,舉國震驚,中共黨組織和各界進步人士千方百計進行營救。    

    蔣介石給張作霖拍來密電,要求“速行處決,以免後患。”    

    1927年4月29日張作霖下令殺害李大釗。李大釗就義前留下的遺照,神態慈祥,目光和悅,泰然自若,第一個從容走上絞刑架,犧牲時年僅39歲。    

    蔣夢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冒著巨大風險,為李大釗發起公葬。在香山萬安公墓購置了一塊墓地,北大教授劉半農為李大釗撰寫了碑文。社會各界700余人為李大釗出殯成了聲勢浩大的送葬示威,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鎮壓。    

    1983年3月1日,李大釗誕辰94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決定在香山公墓修建李大釗烈士陵園。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李大釗烈士碑文》,對李大釗革命的一生給予崇高評價。鄧小平親自為李大釗烈士紀念碑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    

    兇手伏法    

    李大釗犧牲22年後,他當年預言的“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中國實現了。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長朱文剛奉命帶領8名警察和中央警衛團1個班前去接管國民黨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轄的功德林監獄。當他們走進一間大房子裏,朱文剛看見靠墻處擺放著一座龐大的絞刑架,便問道:“你們用這個洋玩藝處決過死刑犯?”    

    一位留用的舊警察回答:“聽說用它絞死過貴黨首領李大釗,那以後好像再沒用過……”    

    “誰?你再說一遍,絞死過誰?”朱文剛聞聽心中一驚,馬上追問。    

    舊警察見朱文剛瞪著雙眼,有些害怕,不敢再往下說了。    

    朱文剛已經非常清楚地聽見了“李大釗”三個字。他對在場的舊警察厲聲命令道:“你們把它給我看好了,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準動,聽見沒有?!”說完,朱文剛騎上自行車,匆匆趕往市公安局匯報。    

    北平市公安局長譚政文聽了朱文剛的匯報後,馬上報告了北平市委書記彭真。彭真立刻意識到,殺害李大釗烈士的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物,應當妥善保管。他指示譚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組的同志,把絞刑架從功德林運送到北平歷史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前身)。    

    這座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編為0001號,擺在陳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殺害李大釗烈士的兇器被意外發現,引起市公安局民警追查殺害烈士兇手的念頭。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兼偵察處長馮基平收到一封來自鐵道部公安局的絕密信函,信中寫道:    

    “本部房產管理所中統特務分子閻振郎反映:原李大釗同志被害之主謀人,即當時張作霖之偵緝處長吳鬱文,化名博哉,現住在北京鼓樓灣菖號,希望迅速調查處理為荷。”    

    馮基平馬上叫來副處長狄飛,把信遞給他說:“你來負責這項工作,一定要抓住殺害李大釗同志的兇手。”狄飛把這個任務交給了調查科偵察員溫振海。    

    第二天,身著便衣的溫振海騎著自行車直奔鼓樓地區。到鼓樓派出所,在民警的幫助下,從戶口底冊上查找到一個叫吳博齋的人。登記顯示此人69歲,漢族,北京密雲縣人,無職業,住在舊鼓樓大街4號。溫振海心中暗想:“吳博齋”與密函中提到的“吳博哉”諧音,只差一個字,年齡也差不多,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溫振海決定前去探個虛實。    

    來到舊鼓樓大街4號房前,屋門沒有鎖,溫振海借口找人走了進去。他看見屋裏有一張床,床上歪躺著一個老頭。老頭很瘦,滿臉病態。溫振海走上前去,關切地問:“老人家,您病了嗎?身邊怎麼沒人伺候您呀?”    

    “唉!老了,活不了幾天了。”老頭一邊唉聲嘆氣地說著,一邊用異樣的目光死死盯著溫振海。    

    溫振海從老頭的目光中察覺出他不是一般的人。為了不打草驚蛇,他退了出來。從老頭的鄰居處,溫振海了解到,這個老頭就是吳博齋。    

    為慎重起見,狄飛又安排偵察員查閱了接管下來的敵偽檔案,提審了在押的國民黨北平市的中統、軍統特務,證實吳博齋就是吳鬱文。    

    1951年6月20日,吳鬱文被抓捕歸案。吳鬱文對策劃、抓捕李大釗的罪行供認不諱,人民法院根據他所犯罪行,判處其死刑。    

    之後,殺害李大釗的主要兇手陳興亞、雷恒成、王振南等相繼落網,逐一伏法,這是對李大釗等革命先烈的一個告慰。

(摘自《中國1927——解密80年前中國政局的歷史謎團》張福興著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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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用最痛苦的“三绞法”杀害了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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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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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杀害了李大钊,还杀害了“左联”五作家,经他手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多达180余人。解放后,他终于受到了人民的审判。
  
  王振南对共产党人大肆迫害
  
  1937年1月17日,上海东方饭店异常寂静。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干部林育南、何孟雄及“左联”作家胡也频(化名蒋文翰)、柔石(即赵少雄)、冯铿(即冯梅岭)、李伟森、殷夫(即白莽)等,正在此处参加王明路线的会议,国民党特务突然闯入逮捕了他们。在上海任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的王振南,对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18人以“危害民国罪”起诉,后将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革命青年作家交给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于1937年2月8日晨秘密杀害。
  
1934年,王振南又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邝惠安等四人进行起诉,并判邝惠安等死刑。1933年,伪法院还起诉了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等五人,这五人同样被判处死刑,王振南还亲自函告伪法院在文到三日内执行,欧等五人遂即被害。在解放前的35年中,王振南一直充当虐杀革命烈士的刽子手。有案可查的数据表明,直接受王振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达180多人,其中被杀害的有34人。解放后王振南仍隐瞒罪恶历史,拒不坦白。1955年12月,人民政府依法将他逮捕,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才不得不认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3日举行了有650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判处王振南死刑。
  
  王振南杀害李大钊经过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最核心的人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对国人触动很大,一股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掀起的留学热潮开始涌动,李大钊就在他们之中。1913年,李大钊启程奔赴日本,就读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系。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接触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思潮、流派,其中当然包括当时全世界范围广泛讨论的“社会主义”思潮。刚一回国,李大钊便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办报、发文,到处奔走疾呼,一举成为当时最耀眼的革新者。在革命实践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胜利果实”的激励下,李大钊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共产主义信念。
  
  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大学生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乃共产主义的谐音),此时,他也与陈独秀开始着手建党事宜,在党名问题上陈独秀提议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1927年4月6日晨,反动军警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外国守军的应允下,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在那里避难的李大钊等人。在战乱的旧中国,下野军阀和政治家及名士绅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然而,这次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允许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
  
  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韧不屈。残忍的刽子手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李大钊时年38岁。绞杀李大钊的这位刽子手,便是臭名昭著的——王振南。1927年,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30人进行“会审”,并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谢光沛等10人徒刑,致李大钊等先烈于4月28日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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