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城邦
回本城市首頁 共產黨論壇
市長:安津  副市長:
加入本城市推薦本城市加入我的最愛訂閱最新文章
udn城市政治社會政治時事【共產黨論壇】城市/討論區/
討論區領袖‧一大代表 字體:
看回應文章  上一個討論主題 回文章列表 下一個討論主題
陳獨秀生平
 瀏覽2,147|回應4推薦1

la.hsu
等級:
留言加入好友
文章推薦人 (1)

安津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囯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書院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1901年因爲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19037月在上海協助章土釗主編《國民日報》。1904年初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1909年冬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後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出獄後於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19159月,在上海創辦並主編《青年》雜誌(一年後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爲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12月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這期間,他以《新青年》、《每周評論》和北京大學爲主要陣地,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反對封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成爲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1919年五四運動後期,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初潛往上海,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同時與其他各地的先進分子聯繫,發起成立中囯共產黨,成爲主要創始人之一。1921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雖然沒有出席,但被選爲中央局書記。從一大到五大,均被選爲中央委員,先後任中央局書記、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總書記等職務,是中囯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在大革命後期,他的右傾思想發展成爲右傾機會主義,放棄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妥協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國大革命遭到失敗,除了來自共產國際指導上的原因,他的右傾錯誤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組,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此後,他接受託派觀點,以在黨內成立小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192911月,因爲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而被開除黨籍。同年12月發表由81人署名的作爲托陳取消派綱領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同時,在上海組成託派小組織無産者社,出版刊物《無産者》。19315月,出席中國各託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爲中國託派組織的中央書記。193210月,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後囚禁于南京。抗戰爆發後,他於19378月出獄,先後住在武漢、重慶,最後長期居住於四川江津。19425月在貧病交加中逝世。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1475294
 回應文章
毛澤東關于陳獨秀的一篇講話
推薦0


安津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這裏所談的“毛澤東講話”,指的是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的報告。這篇報告與黨的前後兩個歷史決議相聯係,其發表、刊登以及修改,都至關我黨對陳獨秀的評價,不可不讀。

    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幹重大歷史問
 
題作出的結論,成為此後幾十年黨史領域的準繩,而對于陳獨秀的評價也一度是以《決議》中的定性為準的。《決議》第一次在黨的文件中明確使用了“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提法,正式取代了此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定性。陳獨秀的真實形象,在人們的眼中模糊了;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並連續五屆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期間的功勞,則更是很少為人提及,即使提及,也要加上種種限制語。

    例如,秉承《決議》的精神,1951年胡喬木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是這樣描述建黨時期的陳獨秀的:“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陳獨秀擔任中央的領導工作。陳獨秀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以前和‘五四’運動中間以中國急進的民主派著名;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他成了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發起者。”其中“陳獨秀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句話至關重要,讓人感覺當時黨是選錯了自己的領導人。這個評價,在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被刪除了,整段話變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由于陳獨秀是當時有很大影響的社會主義宣傳者和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對于建黨的功績得以肯定,當然與新時期開始後學術界的努力分不開,但本文所談的毛澤東1945年這篇講話的刊登,也許才是最終改變評價的關鍵。

    1981年7月16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毛澤東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所作的報告,題為《“七大”工作方針》。報告中關于陳獨秀建黨時的情況,毛澤東是這樣說的:“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他創造了黨,有功勞。”然而,雖然毛澤東的這篇講話對陳獨秀建黨的功勞是高度肯定的,但對陳獨秀的總體評價,依然是負面的。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在1981年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陳獨秀責任的定性,明確使用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提法。這一提法直到2002年版《中國共產黨歷史》出版,才正式變更為“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去掉了“投降”二字,顯然是考慮到陳獨秀一生雖然數度被捕入獄,歷盡坎坷卻從未投降敵人的因素。對陳獨秀在大革命中責任的判定較之以往也有重大改觀:“在大革命後期,作為革命中堅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懂得掌握政權和武裝的重要性,不善于處理同國民黨的關係,企圖以妥協讓步和束縛工農運動等消極措施拉住即將叛變的同盟者。”在這句話裏,明確了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犯了”“錯誤”,主語不再是“陳獨秀”了。對于共產國際、聯共(布)于中國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2002年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也已不再回避。這一係列重大變化,與黨史、共運史學界的不懈努力分不開,也同1991年蘇聯解體後,封閉了幾十年的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有關。1997年和1998年,這套檔案中1920─1927年聯共(布)中央與共產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係統檔案,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來,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一場關于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然而,人們也許沒有注意到,在這場“研究的革命”發生前,毛澤東1945年的這篇講話再一次被刊登了。

    1996年8月,毛澤東的這篇《“七大”工作方針》被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這次又有一處至關重要的內容改動,即“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這段話中,“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這九個字被刪去了。刪去這九個字的重大意義在于,不僅明確了陳獨秀不是“反革命”,甚至連托洛茨基、“托陳取消派”的“反革命”帽子,也一並摘去了。

    毛澤東在他1945年的這篇講話裏說:“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三番四復的研究,現在還是基本通過,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之後,再拿去精雕細刻。但這樣是不是還會有漏洞呢?還可能有。經過十年八年之後,修中共黨史的時候可以看出來,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說‘這一條歷史過去搞掉了,不對,要重新添上’。這沒有什麼,比如積薪,後來居上,我們對前人也是這樣的。有漏洞就改,原則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正是依照毛澤東這種“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原則,2004年4月30日,胡錦濤在中共中央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放棄“右傾機會主義”舊說,採用了“共產國際和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的新提法。

    最後,本文想用毛澤東1945年這篇報告中的一段話作為結語:“事情總是不完全的,這就給我們一個任務,向比較完全前進,向相對真理前進,但是永遠也達不到絕對完全,達不到絕對真理。所以,我們要無窮盡無止境地努力。”(馬長虹)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3510547
毛泽东是怎样评价陈独秀的?
推薦0


安津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怎样理解毛泽东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的陈独秀(1917年)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经过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地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对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做过充分的肯定,并指出:“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郭德宏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多年来,对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李大钊,有的认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的认为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但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曾先后两次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942年3月30日,他在《如何学习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视察安庆时还称赞过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充分肯定的。
 

    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讲话,所说的时间范围是不同的。第一次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具体指的是五四运动。第二次讲话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则不仅是指五四运动本身,还把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包括进去了,即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那个时期的总司令。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以至整个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由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其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陈独秀竖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8页)所谓科学,就是要崇尚理性,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反对迷信和愚昧;所谓人权就是民主,要提倡个性的解放,摒弃“忠孝节义”的吃人礼教,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专制统治,实现政治、经济、宗教和妇女的解放。他说,为了国家之振兴,社会之进步,必须造就一代“新鲜活泼之青年”,即“新青年”。这种新青年有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1月,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7、318页)。

    陈独秀的这些思想,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场伦理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生解除了思想的禁锢,来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成果。

  ■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培育出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由于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当时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所以很快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先进的青年。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楷模”,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37页)。周士钊在回忆中也说:毛泽东是当时最热爱《新青年》的读者之一,“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他完全同意《新青年》的论点”(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0页),并于1918年4月酝酿成立了“新民学会”。像毛泽东这样在《新青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先进的青年人,在全国各地有一大批。他们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成立的社团和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例如,北大学生许德珩等成立了国民社,创办了《国民》杂志;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等等。这批先进青年和社团、报刊,在各地的五四运动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领导和带动,五四运动是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和精神领袖,在很多问题上具体指导了运动的进行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中国人民“公理战胜强权”幻想的破灭而引起的。而这种幻想的破灭,与陈独秀1918年12月22日和李大钊共同创办的专门报道评论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推动政治运动的刊物——《每周评论》分不开的。在发刊词中,陈独秀明确提出《每周评论》的主旨,“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在这个刊物上,陈独秀发表了大量很有战斗力的文章。12月29日,陈独秀明确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这实际上是竖起了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纲领的两面旗帜,即反帝、反封建。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又在《除三害》中提出了进行国内斗争的具体方式:一是“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二是“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6页)。5月4日前夕,当得知5月4日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独秀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尖锐地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97页)。这实际上是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非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等号召,在当时都极具政治号召力。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立即投入了这场运动,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一起,努力引导运动的正常进行和深入发展。从5月4日至6月上旬,他一个月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5月11日,他针对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列数政府从21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这三个卖国贼,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并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0页)。5月18日,他针对北京的运动只是局限在学生阶层和某些人把民族斗争视为山东一省问题的错误认识,又号召全民起来奋斗。(《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2-403页)5月26日,他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倾向的情况,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并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鲜明有力的战斗口号。(《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10页)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陈独秀竟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印成中英两种文字,于11日亲自到闹市区散发,结果被捕。在这个《宣言》中,陈独秀明确地提出了五条“最低要求”,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并且“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不仅免除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还要免除掌握当时暴力专政机关的徐树铮等人的官职,“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5页),充分表现出反日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彻底性。

    陈独秀的被捕,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就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并高喊“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这都有力地说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是起了领导作用的。

  ■从五四运动时期来说,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当时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文章,就是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例如,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发表在1919年10月、11月的《新青年》杂志上的。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也是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从1919至1920年,陈独秀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也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了十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重点介绍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方面,他首先区分了“真假社会主义”,精辟地分析了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等三个问题。1920年9月,他发表的长篇论文《谈政治》,就是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自己著文宣传,还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例如,他到上海后,就委托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于1920年先后出版,寄送全国各地,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说,他就是读了中译本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以后,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因此,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其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

    ■五四时期,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把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带进了中国共产党

    从1920年2月移居上海以后,陈独秀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这年8月,他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上海“中国共产党”。从此之后,他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因此,他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现在很多著作仅仅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是很不够的,应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在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南陈北李”两个人中,他的功劳远远大于李大钊,这也是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仍然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即最主要的领导人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董必武、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吴玉章、李立三、李达、陈望道等在谈到自己参加共产党时,均称无不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和教诲。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到他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时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功劳,陈独秀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把陈独秀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客座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


    陈独秀在国民党狱中为刘海粟写的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1935年秋)。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3417841
陈独秀的最后岁月
推薦0


安津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陈独秀晚年客居距四川江津市区30多里的石墙院。他坐了蒋介石的五年牢之后,因抗战爆发而出狱。在暂住南京期间,蒋介石派陈立夫、陈果夫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还要求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均遭陈独秀拒绝。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
 
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跑到美国去 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此时他先后寄居傅斯年家和陈钟凡家(陈是北大学生),靠朋友资助度日,后又拒绝了托派要他到上海的请求,乃偕夫人潘兰珍赴武汉。在武汉期间,董必武曾受中共之托探望陈独秀,争取他到延安,并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书面检讨,陈不同意,“我不知道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他既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又拒绝作检查才能前往延安,从此走向了茫然惆怅、穷困潦倒的漫长之路。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辗转长沙来到重庆,遇见同乡、同学邓季宣,经他又认识了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蟾秋仰慕陈独秀之名,邀请他来到江津县,经过一番波折,最后定居于清朝拔贡杨鲁丞家——石墙院。

    说来凑巧。陈独秀流落重庆期间,偶尔在地摊上发现了一本杨鲁丞所著《皇清经解》抄本,很有兴趣,出钱买下。到江津定居后,一次在某馆喝茶时和邓燮康提起此书,邓告诉他,杨鲁丞就是江津人,在江津很有名望。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不错,有价值。”邓又告诉陈独秀,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时,杨鲁丞曾把手稿拿去请教,章不欣赏他的作品,还批了“乱杂无章”几个字,气得杨鲁丞没完成全稿就去世了。陈独秀应邀答应为之整理,就这样住进了石墙院。此时石墙院主人是杨鲁丞后人杨明钦。陈独秀住在大院平房右侧一个小院,四间房子。陈独秀之所以同意住进远离江津、地处山坳的石墙院,除整理杨鲁丞著作外,主要是为了有个安静的落脚点,便于整理他在狱中就着手著作的《小学识字教本》。正如他入川后一首诗中所说:“除却文章无嗜好”。《小学识字教本》,从字面上看容易误解为一本粗浅的儿童识字课本,其实不然,它是拥有中西文化很高素养、特别是国学雄厚基础、博古通今的陈独秀最后一本学术力作,是总结我国几千年和他几十年来文字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我国历来所谓“小学”,就是研究文字的学问。此书名为“教本”而非“课本”,一字之差,是有其用意的,这是有意为中小学教师普及国民文化教育提供教学蓝本,学术性虽高,但目的还是在于实用。此书完成后,稿件送审时,有关部门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两万元稿费退回去了。此时的陈独秀已贫困交加、生活拮据,多么需要一笔钱度日,可他硬是退还这笔稿酬,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

    陈独秀落脚在石墙院,生活一方面靠朋友馈赠,北大学生会是经常支持的,另方面靠卖文、卖字。他的诗、文、书法都属一流。夫人潘兰珍为生活所迫,避着陈独秀典当了首饰,连柏文蔚(陈的老友、曾任安徽都督)赠给他的皮袍子也当了。为了补贴生活,在院墙后门外空地种过土豆。陈独秀还被小偷光顾过。小偷可能以为很多名人来拜访他,一定是个富户,谁知家徒四壁,小偷偷走了衣物、《小学识字教本》手稿和印章“独秀山民”。因陈独秀始终是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度日的,当地警察很快破了案,唯文稿和友人送的印章没有追回,陈独秀非常痛心。当友人前来安慰时,陈幽默地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石墙院为三进,中间以天井隔开,这天井大约200平米,青石铺地,四周有雨槽,第三进正面是三间大屋,有左右耳房,自成小院,陈独秀就住在右侧耳房。卧室是一间10平方左右的小屋,房前留下敞开着半个“厅”,仅容一桌两凳,是陈独秀吃饭的地方,院的右侧两大间,大门有一大排隔栅,是陈独秀写作和会客的地方,小院中间有一个长方形花坛,中间有玉兰一株,为陈独秀所植。

    陈独秀住在石墙院,虽远离城市,交通又不便,但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县长和当地名绅,还有已做了大官的学界名人傅斯年、罗家伦。至于陈的老友高语罕、邓仲纯等安徽老乡、北大同学,江津名流,就更多了。陈因坐过五年牢,到处奔波,生活不安定,此时年纪已大,心情又不好,吃饭早一顿晚一顿,热一顿冷一顿,致患有胃病、高血压、心脏病等。其间生病多由邓仲纯为他义务诊治(邓是留德医生,在重庆开了一家延年医院),其他医生也为他义务治过病,有时则利用民间草方。1942年5月23日,曾代表陈独秀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来探望陈独秀(一说来探望的不是包,而是包的夫人夏松云和张国焘夫人杨子烈),老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中午吃了四季豆烧肉,引起胃病复发,潘兰珍延请好几位医生医治无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探访了陈独秀。《成都晚报》吴塘的文章,对这次访问有详细记载:周恩来在朱蕴山陪同下,一走进石墙院,一股凄凉萧索之气向他袭来,不禁一阵心酸。走进房门,只见陈独秀手捂着胃,停坐在一张木床上……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陈独秀费力地要支撑起来。周恩来走到床边与陈独秀握手,说:“独秀先生,你就靠着,不要起来。”陈独秀握着周恩来的手,心头一阵潮涌,不禁眼睛模糊,往事涌上心头。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还是老脾气,是直言不讳的。毛泽东始终不曾忘记过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再三讲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断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

    陈独秀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向跟随他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交代:“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并说:“小儿松年早已分居独立(时在一中学任职),夫人家中无亲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请你务必多多关照。并要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我在南京狱中,朋友赠我的五个显德四年古瓷碗,留给兰珍。后事料理后,稿费如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话未说完,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在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享年63岁。当时除夫人潘兰珍、三儿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璋、长瑜、侄孙长文等亲属外,尚有包惠僧、邓仲纯、何之瑜在侧。陈独秀去世后,衣裳、棺木与墓地等均由邓蟾秋、邓燮康赞助,社会各方多有支持,捐赠和赙仪总数为33750元,支付38753.01元,超支5000元,由北大同学会拨付。

    陈独秀灵柩于6月1日下午1时30分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麓康庄,此地也是邓蟾秋捐献。出殡之日,陈独秀亲属和双后小学学生百余人随行送葬,从鹤山坪到康庄30里,两旁站立许多人送葬,有人放鞭炮以示悼念。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葬队伍正在肃穆中缓缓而行时,来了两个陌生人找到邓燮康加以盘问:“在这国难之秋,你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么意思?”邓反击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爱国者客死于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为本地士绅,不忍看他陈尸于室!”陌生人厉声质问道:“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邓冷嘲道:“这么说来,你是害怕‘五四’运动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躺在棺材里,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呐喊了。而被“五四”运动启蒙的中国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死,没有人高喊“陈君至坚圣高的精神万岁”了。陈独秀曾无奈地说过:“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这正是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和忧思所在。同时,江津各界人士还在国立江津九中高三礼堂举行陈独秀简朴肃穆的追悼会,参加者有安徽同乡和本校学生,没有花圈,没有鲜花,没有青松和翠柏,只有陈独秀遗像放置在礼堂主席台桌子上,两边摆着几副纸书的挽联,其中三副:

    其一: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其二:

    伊人去兮事迹犹存,

    人生功过自有评述。

    其三: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65年过去了,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应该更清楚了。

    潘兰珍在友人帮助下,在重庆附近一家私人农场找到一份工作。四年以后,她又回到上海,从原籍南通老家接回寄养在友人家中的养女小凤共同生活,不幸患了子宫癌,于1949年11月去世。
1947年6月,三儿子陈松年遵父亲遗嘱将他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陈独秀自1913年遭通缉逃离安庆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1937年秋乘船去武汉途经安庆时,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顺便回故乡看看,这一直是个谜。小小的民船载着灵柩到达安庆时,社会各界名流竟显出冷漠面孔,无人去江边迎接,更谈不上举行江津那样的葬仪了。陈的棺木先暂置于安庆西门太平寺,然后才安葬在城北十里铺乡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安葬。陈独秀一生娶有4位妻子,有3位生育了儿女。发妻高晓岚生长子陈延年、长女陈玉莹、次子陈乔年、次女早夭,三子陈松年;二妻高君曼生女儿陈子美,儿子陈鹤年;四妻潘兰珍生女儿陈风仙,早夭。应该说,将他与高晓岚合葬是违背陈本人意愿的。陈与高的结合基本属于包办婚姻,由父母选择和定夺,更重要的是两人的志趣、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他后来携妻妹高君曼(与高晓岚同父异母)离家出走,并与之同居、结婚,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和社会非议,成为别人的笑柄。1930年高氏临终前在叶家冲购置了一块墓地,并嘱咐陈松年,死后要与陈独秀葬在一起。谁也分不清这是报复还是眷恋:不求生不同屋,但求死后同穴!

    陈独秀应有两个墓地,江津的陈墓原址远比安庆陈墓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文物价值要高。1989年江津县政府在原墓址照原样修复了陈独秀墓。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随后建造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南引道时,竟将陈墓推倒、铲平。可笑的是,几年后在被推平处又插了电线杆作为标记,据说是为了下一轮重建墓地,并打算立一尊陈独秀雕像。这与其说是在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在迎合剧烈变迁的时代花脸。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还会有多少有形无形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座被损毁?陈独秀墓园规划用地150亩,南北长380米,东西宽300米,第一期工程耗资120万元,如此奢华、浮躁、酸气,与死者清贫、孤寂、悲怆的一生和品性相去甚远,难道物质等级真的可以与精神境界相对称吗?一个杰出的思想者的灵魂注定得不到安宁。请看一看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冢(也埋葬着他的家人),与其它墓冢并无特别之处,一百多年来并没有因马克思死后影响日隆而重修或扩建,一切均保持当年的原样,但并不妨碍马克思的精神高度和他的继承者来拜谒,这是对历史也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

    有良知的思想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自欺,更不欺人,陈独秀的晚年的言行,显现出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度。盖棺未必定论,陈独秀作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符号,将会得到客观、公正的注解和阐释,成为中国政治史和精神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周敏生)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2573198
請還陳總司令一個應有的位置
推薦0


安津
等級:8
留言加入好友

 
60多年前,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召開期間說過這樣一段話:
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 用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年版第9頁)
毛澤東的這段名言,流傳了半個多世紀,幾乎盡人皆知,無人不贊,因為它完全符合歷史事實。
但是,2001年建成的北京皇城根遺址公園中的一座紀念五四運動的雕塑(此雕塑名 曰“翻開歷史新的一頁”,從其頂端“1919.5.4”的標識即可看出它是紀念五四運動的)中,那時作為“學生”的毛澤東頭像及毛澤東1925年所寫《沁 園春‧長沙》詞稿突出居中,另外,還有當時較有影響的人物李大釗、魯迅、蔡元培等的頭像,卻沒有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的頭像。很顯然, 這是歪曲歷史事實的做法。
紀念五四運動的雕塑中怎能沒有陳獨秀呢?幾年前,我看到這座雕塑後,曾撰文批評 這座雕塑根本違背史實,提出“這座雕塑的壽命肯定長不了”。當時,我的看法得到了不少有識之士的贊同,一時間,社會上輿論譁然。然而,最近,我又去參觀了 這座雕塑,看見這個鋼鑄的什物仍依舊屹立于陽光雨露之中。這不禁使我再度陷入了沉思……
長期以來,為尊者諱、掩蓋歷史真相的“左”的觀念和“左”的作法,仍在一定範圍 內影響著人們。在此影響下,就連一些所謂的學者在面對正傳史實時,也會或諱言真相,或有意遺忘,有者使無,無中生有,亟欲掩盡天下人耳目,阻斷民族的記 憶,可以說,這座雕塑就受到了“左”的偏見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真諦是實事求是;真實是歷史的靈魂,是史學與史學家得以存 立的前提。前不久,胡錦濤總書記在強調堅持不懈地學習中國革命史時指出:“只有銘記歷史,特別是銘記我們党領導人民創造的中國革命史,才能深刻瞭解過去、 全面把握現在、正確創造未來”。我們要銘記的歷史應該是真史,而還原歷史真相乃是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歷史雕塑是凝固了的歷史,也必須符合歷史的原 貌。因此,對於五四大街上的那座名曰“翻開歷史新的一頁”,卻根本違背歷史事實的雕塑,我以一個史學工作者的身份強烈呼籲:執事者該下決心認真地“整改” 一下了,請還陳總司令一個應有的位置。唯有如此,才能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歷史的新一頁”。(陳鐵健)
2006年09月05日 09:41:54  來源:北京日報
回應 回應給此人 推薦文章 列印 加入我的文摘
引用網址:http://city.udn.com/forum/trackback.jsp?no=50434&aid=210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