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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宣布將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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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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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星期二(11月15日)說,當局將舉行儀式,紀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誕辰90周年。

據美聯社報道,這一個步驟顯示中國領導人計划恢復胡耀邦的名譽。劉建超在記者會上說,胡耀邦誕辰90周年紀念儀式將在11月中旬舉行。據法新社報道,劉建超表示,“中央以及黨、政、軍以及地方領導人將出席紀念儀式,中央領導人將發表講話。” 但是劉建超表示他現在還不知道這次儀式的具體細節,其中包括具體日期和出席者名單。 據報道:紀念儀式計划在星期五(11月18日)舉行,距離11月20日胡耀邦誕辰有2天時間。胡耀邦曾試圖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但最終在反自由化運動中下台,1989年胡耀邦逝世成為后來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導火線。胡耀邦曾試圖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但在1987年的反自由化運動中被迫辭職下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去世引發一場要求民主的學潮的導火線,學潮后來演變成為各行各業都有人加入的全國性的大規模全民抗議運動。中共高層就如何處理這場運動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權斗,最后,主張對話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失勢,主張鎮壓的強硬派出動軍隊,血腥鎮壓了這場運動,導致數百人喪生。正因為如此,紀念胡耀邦在中國一直是個禁忌。16年來不曾有過任何紀念活動,也沒有對胡耀邦做過任何公開的正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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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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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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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Y. C. LIN
安津

昨天,4月15日,是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0周年。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代表了什么?

  胡是属于被海内外很多人——既包括华人,也包括非华人——所纪念、尊重、乃至感激的中国领导人之一,因为他身上有一些非常罕见的素质。我觉得,胡身上特有的素质,可以归纳为两点,若用中国的当下的政治术语来套,可以称为胡耀邦的“两个代表”。大家马上就会明白,我这说法是套用了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三个代表”。我本人对“三个代表”的提法基本上是赞同的。遗憾的是,“三个代表”在中国,多半留在纸面,在现实中太少。

我为什么把胡耀邦身上特有的素质称之为“两个代表”?我觉得第一,他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或者说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这个比较级的“更”,是指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现实相比,与人们在绝大部分时间所能观察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行为相比,胡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他的第二个代表,在我看来,是代表了一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施政的理想主义。下面,我会以我的观察,还包括我自己多年前在中国国内的亲身经验,来解释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胡身上的这“两个代表”。

胡代表了一种更文明的政治。我指的是,1949年以后至少到19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主流一直是以某种原则、某种方向来界定。对这种取向和原则概括得最精炼的是林彪。他于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提到:“什么叫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中共中央批示》——有权力批发中央二把手讲话的,只有中央一把手——在向全党转发林彪讲话时强调,“这篇讲话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是活学活用的典范。”

林彪的这句名言,充满高度的智商和政治敏感。他对身边几十年政治斗争的观察,对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全面专政”的理论,以及在实践中靠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为主题的中国当代政治,做了一个实事求是、简明扼要的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前一半在毛领导下,全国就是持续的政治斗争的血泪战场。每一波斗争所打击镇压的对象,有交叉也有不同。开始时,是打击和镇压所谓“老的阶级敌人”。等到一波波的斗争把各种“老的阶级敌人”都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这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机器,就需要发明创造新的打击镇压对象,才能够继续运转下去。

  所以“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这部机器,在毛近30年领导的时间里,差不多把中国社会所有的阶层,包括统治集团自身的一部分,都一批又一批的用精巧的和残酷的方式——有时是这两种方式的交替,有时是两种方式的完美结合,给打击和镇压下去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担任过中共中央几个重要职务的胡耀邦,在其中一个职务上的作为,被当时和以后很多人最感激的,是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期的平反冤案。

这段历史,前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有具体的描述。胡在那几年所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就是力图把1949年到毛去世为止,不断把“阶级敌人”单子拉得越来越长、扩得越来越广的残酷过程,停下来。不但要停止,而且要尽可能裁减“阶级敌人”的单子。

  胡耀邦在毛之后所做的事,其实在这之前有过一次预演,那就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他被邓小平等派去做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短短二百天之内的事。最近,出了一本当年陕西省委秘书处负责人、现已去世的林牧的回忆录。书中记录了胡在陕西主政时所想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有些是提出来了,还没来得及做,有些是尽他的一切力量在做。

胡耀邦提议的最重要的工作中的前三件,是要扭转在“四清运动”中的镇压势头及其后果——该运动由刘少奇主持,整了不少人。在整别人的时候,刘理直气壮;两年之后,当刘本人也成为镇压机器对象的时候,他才知道“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种政治过程的可怕。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的前三件要紧问题是:第一,抓人捕人太多;第二,“双开”太多,就是开除人家的党籍和公职;第三,夺权斗争过程中打击面太广。

胡做的这个“善政”,在当时就遇到很大压力。其中,最有力的反对他这么做,是他的顶头上司,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严格讲起来,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在陕西的两百天,真正工作的只有一百天,还有一百天是被批判、被整。刘是组织批判和整他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而若干年后,刘澜涛则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被划成“61人叛徒集团”的主要成员,受了很多折磨。而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胡耀邦主持中组部时期,他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冒着那么大的政治风险,推动平反的大案中,“61人叛徒集团”是最重要的案件之一。胡不但没有像很多中共干部那样,借机报复刘澜涛——那是在党内斗争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惯例——他不但没有那么做,还花大力气为刘等人平反,在经济上对他们家人予以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我真切的感到,胡耀邦身上代表了一种更高的政治文明。这个更文明的政治,就是尽可能的不让政权有太多的镇压功能,就是尽可能的终止发明和制造“新的阶级敌人”的荒谬进程,就是尽可能的对被镇压机器无辜伤害的人进行更正和关照。

  1949年后,中国的官员从上到下,在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都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主动或被动的操作者,不到自己也成为牺牲品的那天,从来不叫冤枉。只有极少数高干,才敢于冒着被这架机器碾碎的风险,尽早来阻挡这一残酷的进程。胡耀邦是这少数人中突出的一位。等到他仅有的两次,来主持党政大事的时候(他当共青团第一书记不算,共青团是配角),他就显得与芸芸众官非常不一样。第一次就是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位子上的那二百天,一百天是扭转了别人挨批受整的错误,一百天是为此而自己挨批受整。第二次的平台更高了,1970年代末开始在他所担任的一系列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上,他的“善政”就是要把毛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专政为首要功能的政治机器尽可能的予以限制和扭转。最后,在1986年底的那次学潮关头,他作为总书记,拒绝发挥“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功能,而力求以法制、理性和宽容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为此他自己成为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对象。

胡耀邦身上的第二个代表,就是代表了以民为本的施政理想主义。这又可以从他成为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两个阶段来看。一个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在陕西,那时中国经济刚从三年大饥荒中喘过气来,而在很多地方毛的经济思想及其后果还继续发威。毛的经济思想,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成为不断加码、任意抬高指标的经济机器的原料。陕西虽然饿死人没有安徽、四川、甘肃多,但也受到重创。胡到陕西以后,除了对过激政策的修正,如前述“头三项”工作,剩下的多是以民生为本。比如,他请示国务院,把1965年陕西的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到14亿斤。他的理由是,把征购目标退下来,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今后他们会给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这对陕西省从大饥荒下恢复过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所以在他被刘澜涛批斗时,下去视察工作的叶剑英有一句话,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这个“肥了”就是农民的收成好了,经济有了恢复。

胡“以民为本”的施政理想主义,在他做了中共总书记、有了更高的平台以后,就力图在全国推行。在这一点上,我有一个与很多人观点不同的观察,我确实看到,在中共队伍中,有一批人是真有理想主义的。越往以前看,理想主义者越多;越往后来看,功利主义越主导。在这个从理想到功利的转化上,最早指出这种趋势的——当然不是对中国而言,而是从革命的整体趋势来讲,是德国的一位大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18年,俄国革命正处于进行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刚拿下政权,韦伯就明确指出——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洞察力——任何一种大革命在它的初期,当然会提出很多的理想主义来宣传鼓动、争取支持。革命成功以后,你不能老是指望这些革命者、组织了革命的团体,还会把理想主义放在第一位,那是不可能的。韦伯指出,理想主义很快就会转向功利主义,因为参与革命的大部分人就是要得到好处。就像在古罗马时代,你要让军团征战的话,理想主义的口号是传播罗马文明、为罗马争取荣誉。越往以后,鼓动罗马军团的动力就是,你打下另一个城市、另一个王国,你就征服了另外一块土地,你就能得到多少黄金、多少实际好处。所以韦伯就说,布尔什维克革命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他们稳固了政权、掌握了行政机关,他们将会越来越把为自己谋得实际功利作为最重要的激励机制。

韦伯的这个洞察,当然也适用中国革命。在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而后来他们越来越成为次要力量,理想主义越来越被荣华富贵的动机取代。但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却从来没有消失,尽管越来越少,而胡耀邦是越来越少的理想主义者中一个坚定的“不悔者”。他不像他的那些同事们,从一无所有的造反者变成领导人、手握国家机器大权,到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主要为自己和全家谋利。他还保留着早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那种为普通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最穷苦的人谋利益,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能够当上自己命运主人的理想,他没有淡忘,更没有背叛。在这一点上,胡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从他触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认真推动对腐败和特权的制约,发起“人道主义”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政策讨论,从他触及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问题,每一桩他所经手处理的富有争议的大事上,都体现出来他心中所信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为更多的人带来公正,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参与。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理想,他同身边的那些手握重权的功利主义者无法和谐、相安无事。胡耀邦很得意的一件事,是他1984年春在贵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人民日报3月29日据此发表重要评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而1987年1月中旬对胡进行大批判的“中央生活会”上,邓力群指责胡的富民政策违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在毛主义者眼里,富民是多么的有罪!

胡1987年初的被撤职,是中国执政党里的理想主义之重挫。他逝世引发的政治悲剧,不仅标志着具体个人的政治生命的完结,比如赵紫阳,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它几乎是终止了中国执政党领导层中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的核心就是:掌权以后,仍然信守早期投身革命时的价值目标,也就是“与民之约”——要为建立一个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会而努力。当然,这其中有乌托邦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普世价值成份。

那场政治悲剧距今已经整整20年了,它所中止的理想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了。尤其是在权力圈子中,相信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把攫取实际功利作为唯一的激励机制。这样的唯利驱动,在过去二十年中,渗透到国家机器的每一部门,进而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领域。

  今天在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时候,为数不多的人还抱有真诚希望,在中国执政党、中国的体制内,能够还有人保留当年社会主义中的一些普世价值成份。虽然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政权、一个现实的政治过程,都不可能没有实际利益的瓜分,但是一个有前途的政治、一个有明天的政党,必须在执政过程中有一些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不能仅仅只是为了做包装,而必须是执政党中一部分官员真信的。假定有一天,胡身上的两个代表,能够成为中国执政党越来越多官员真信真做的,那么,国家机器及其官员队伍与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才会递减,执政党的法统(legitimacy)才会从目前的稀薄状况,越来越可能递增和厚实。

《丁学良回望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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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子女說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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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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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Y. C. LIN

    談起父母與兄妹們的關係,胡德華說得最多的一句話竟是“他們才不管呢!”這是胡耀邦夫婦對待子女的一貫態度。正因如此,胡家子女從小就在“自力更生中長大”。

長子胡德平

    這是一個典型的北京老四合院。胡耀邦逝世後,小兒子胡德華一家便陪伴母親居住在此。

    翻看胡家子女的履歷,個個都算功成名就。長子胡德平,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次子劉湖,華潤集團常務董事,副總經理;三子胡德華,上世紀90年代從中科院軟件中心下海,投資項目囊括科技開發、植樹造林、填海造地;小女李恒(滿妹),中華醫學會副秘書長,某外企高管。
 

  “稀裏糊涂”地長大

    “我多次詢問母親我的出生地,她的回答竟然是‘記不得了’。”胡德華總是覺得遺憾。1948年11月,任兵團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戰役的前線,而夫人李昭在後方的石家莊,即將臨產。就在此時,石家莊遭到敵方偷襲,身懷六甲的李昭在警衛員的保護下,迅速轉移。“母親只記得被拉上一輛運煤車,跑了大概一兩天,途中生下我。”胡德華最後自己推算,他應該出生在河北井陘。

    由于家裏已接連生下兩個男孩,父母都望女欲穿,以至于他出生後,父親直接從前線傳話:“既然又是個男娃,也沒什麼好回去看的。”在父親的失望中,胡德華默默地來到人間。不僅沒有出生地,他還和其他兄妹一樣,一直沒有大名。

    “如果要按現在的說法,我父母就是典型的‘工作狂’,孩子生下來就不管了,能活就活。”胡德華和兄妹們都是被外婆拉扯大的。

    1950年春,川北地區獲得解放,胡耀邦拖家帶口到了四川。在這個全家團圓的時刻,胡耀邦的父親看著一群都是小名沒有“大號”的孫子,鄭重地拿出家譜。“爺爺宣布,我爸是‘耀’字輩,我們是‘德’字輩。家中‘德’字輩出生的男孩,以後按長幼分別叫平、安、發、財。”于是,胡耀邦的長子名為德平,輪到三子,就是德發了。之後在北京上幼兒園,由于德發的“發”繁體字太難寫,幼兒園老師自行將其改為胡德華。至于當時孩子名字叫什麼,是否妥當,胡耀邦夫婦完全無暇顧及,聽之任之。

    1952年,胡耀邦夫婦終于在四川南充迎來小女兒的誕生。“家裏人特高興,外婆說孫兒、孫女都有了,滿足了,就給小妹起名滿妹。”在胡德華看來,家中這個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兒,備受寵愛。滿妹直到參軍時才起名李恒,隨母親的姓。

次子劉湖

    同年,胡耀邦調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第二年,已經4歲的胡德華說著一口四川方言跟隨母親來到北京。在胡德華的記憶中,父母為他選擇幼兒園、小學、中學的標準,只是一條———全托,能住校。而在滿妹的回憶錄中,她也這樣寫道:

    “小時候,父親對于我來說,雖然並不陌生,卻也不太熟悉,至少不感到親切。我還多少有點害怕這個從來沒有跟我玩過的爸爸。母親一向只顧工作不顧家。1952年她隨父親來京不久,便加入北京的棉紡行業,從此以廠為家。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只抱過我一次,可當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鏡時,她‘啪’地給了我一巴掌,我嚇得大哭起來。外婆急忙從她懷裏把我奪過去,埋怨道:‘從來也沒抱過孩子,就抱這麼一回,怎麼還打她!’母親說:‘她要是把眼鏡弄碎了,我明天怎麼工作!’”

    四個孩子三個姓氏

    胡耀邦家中4個子女卻有3個姓氏,除分別隨父母姓胡、李之外,還有一個姓劉的。胡德華說,他們從小就知道有一個“送了人”的二哥。

    1945年冬,胡耀邦擔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將赴前線作戰。李昭也要求同往參加戰鬥。無奈,胡耀邦夫婦將未滿40天的次子,送給了陜北老鄉劉世昌。“父親只提了三個條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轉送別人;二是將來要讓孩子上學;三是讓他自由戀愛。父親堅持讓孩子隨老鄉姓劉,老鄉採取了一個折中方案,就叫劉湖(胡)了”。

    從胡德華出生起,就沒見過二哥。這一別,就是十幾年。解放後,劉世昌一家輾轉到了青海。他牢記著胡耀邦的囑托,即便家裏連吃飯都困難,還是堅持讓劉湖上了學。13歲時,劉湖小學畢業,各門功課成績優良。其間,胡耀邦從沒有來找過兒子。

    當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職時,劉世昌和妻子猶豫再三,硬是把含辛茹苦養大的劉湖送回了北京。“父親看到劉世昌愣了,半晌說不出話,他拍著二哥頭說:‘記住,劉世昌永遠是你父親!’”此後每逢寒暑假,劉湖就會去看望劉世昌夫婦。

    “走資派”的後代

    “文革”期間,胡耀邦被打成“走資派”,發配到了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勞動。“母親被隔離審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轟回安徽老家。父親的秘書、司機也早就撤走了,滿妹曾一個人住在三進大院子裏,幾十間房子空空蕩蕩……”

三子胡德華

    胡德華當時還在上高中,他的理想是考清華大學、做工程師。然而剛讀完高一,他就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負責修馬路。

    胡德華記得,母親比父親受衝擊還早,在“文革”中的境況更慘。她孑然一身,在牛棚裏熬了一年多。然而,剛強的她從來不談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煎熬。

    由于“文革”,胡德華笑稱二哥劉湖是預備期最長的黨員,“二哥當年就讀于清華大學化工係,1966年5月,他成為預備黨員。一般黨員的預備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剛入黨一個月就趕上‘文革’,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成為正式黨員。預備了十幾年!”

    老大胡德平也因為“文革”改變了命運。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歷史係。就在1967年畢業前夕,隨著鄧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資派”,鄧樸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五類”子女。“大哥在北大成了專政對象,那時他的身心受到極大創傷。我大哥小時候特別淘氣,但是後來變得越來越老實、沉穩。”

    “文革”後,胡德平考取了中國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廬教授的碩士研究生。畢業後,被分配到歷史博物館做研究工作。1984年,胡德平作為中共中央整黨領導小組的特派員到了湖北省。在那裏,他創辦了曾經轟動一時的理論刊物。返京後,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之後,被提升為統戰部副部長。

    1973年,胡德華考入重慶通信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學院教書。他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華進入中科院軟件研究中心工作。他說自己的夢想一直是要科學救國。“以前覺得能當個科學家才是對國家貢獻最大的。”但後來,胡德華卻改變了想法。特別是父親去世後,他在領導的鼓勵下決定下海。

    “我們比父親差遠了”

小女李恒

    胡德華坦言,“我們比父親差遠了。父親做人的骨氣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無人能及。”如果說有聯係,就是胡家人的共同情趣———讀書。

    “父親文化程度並不高,14歲就參加革命,但是他博覽群書,不論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父親只要有點滴空閒時間,總是孜孜不倦地讀書。他說每天堅持讀1萬字,14年就可以成為學者。”胡德華列舉了父親看過的書目,算起來總共有5000萬字。

    胡耀邦的子女對父親都充滿了敬畏。事隔這麼多年,胡德華每每回憶起父親批評自己的情形,心裏還是有些慌亂,他說,就連父親最疼愛的小妹,也沒能沾父親半點光。

    1968年,滿妹被分配到北京市

    造紙總廠當車工。一年之後,看到大家陸續都去參軍了,她自作主張,找到了父親在晉察冀野戰軍三縱隊時的搭檔———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鄭維山。她托警衛員帶話:“我是胡耀邦的女兒,想請鄭司令員幫我去當兵。”

    作為胡耀邦的女兒,能當上兵,滿妹深感不易。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種如何、部隊駐在何地,樂不可支地來到當時全軍最大的柏各莊農場,在師醫院當了名衛生兵。”幾年兵當下來,滿妹卻發現身邊的戰友,一個接一個地被推薦上了大學。苦悶至極的她,給父親寫信,希望父親能托托關係,讓她也有個上大學的機會。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廠,後來當兵我是不知道的,內心也是不讚成的,因為是走的後門。現在又提出想上大學,我認為你應該靠自己的能力。我們家的人不應該走後門,而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實現自己的願望和理想……”那時的滿妹完全不能理解父親,她把信撕得粉碎。

    如今,一切都已成為過往。經歷了大起大落的胡家子女,最終歸于平靜安寧。

(劉暢 《環球人物》2008年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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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評《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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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評《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
 

女兒的視角,獨特的史料價值

    胡耀邦誕辰90周年的時候,中央召開了紀念大會,再次肯定了胡耀邦的歷史功績。滿妹的《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是為紀念她的父親而寫的,此書出版後,受到讀者的廣泛關注和好評,銷量已突破20萬冊。前不久,值此書出版一周年之際,當代中國文學所與胡耀邦史料資訊網聯合舉辦了該書的研討會。曾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龔育之等20餘位專家、學者,從學術的角度對滿妹這部著作的史料價值進行了研討。
    《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作者滿妹

    關於黨內重要人物的研究,僅有“五大件”是不夠的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龔育之在發言中指出:近年來,我們黨的高層政治領導人去世以後,逐漸形成一個“五大件”的規矩:一是要出版一套選集;二是要出版一部傳記;三是出版一部年譜;四是出版一個畫冊;五是製作一個電視片。這“五大件”是我們黨對已逝的領導人表示懷念、表示要繼續發揚和學習其精神的一套東西。這一套東西可以說屬於正史。但是,只有這么一套還不夠。正史的東西有好處,但也有局限性,比如傳記、年譜就很難寫得比較生動,比較親切,比較引人。究其原因,是因為缺乏一個角度,就是像滿妹寫的《思念依然無盡》這樣一種角度。她寫胡耀邦的一生,有一個特殊的側面,特殊的視角,就是她作為胡耀邦的女兒,在家裏跟他共同生活很長時間,這樣的體驗是別人(包括在他身邊的秘書)所沒有的。

    《思念依然無盡》:一部有公共價值的私人回憶錄

    關於回憶錄,有一些思念性的回憶是完全私人化的,但對於另外一些人物的回憶則是公共性的,它意味著一個公眾關切的人物生命的價值在公眾之中的延伸。對於曾經在歷史的重要轉折關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人物,親人的回憶就不僅僅是私人記憶的抒發,而且是社會對於他的價值和意義的發掘和認識的重要的部分,是一個人的歷史和一個社會的大歷史之間扣連的紐帶。北京大學張頤武教授認為,“滿妹的這本書正是這兩種回憶的共同的展開。所以,此書既是私人的紀念,又具有公共的價值”。

    《理論動態》原主編、中央黨校教授沈寶祥指出:這本書,是滿妹蘊積多年,和淚而成的作品,曆盡艱難而問世。全書在字裏行間,流淌著女兒對慈父的無盡思念。滿妹細膩、溫婉地敘述了許多家長裏短的細微小事,展示了耀邦作為一個最慈祥的父親,也是女兒最善良的益友的形象。這是耀邦作為領袖人物的另一面。因此,這本書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

    史料的價值在於它的真實,與會學者指出,滿妹的這本回憶錄的最大特點就是真實。中央文獻研究室原秘書長高勇在發言中說:“我在耀邦同志身邊工作幾年,朝夕相處,共同生活,同經‘文革’,同住‘牛棚’,同下幹校,根據我的親身經歷,親耳所聞,可以證實滿妹的書寫得真實,實事求是。可以說,這是一本真實的書,寫出了真實的歷史,寫出了一個真實的胡耀邦。”沈寶祥強調指出,“滿妹在寫這本書時,她的哥哥囑咐她,‘父親一輩子實事求是,我們對父親也不能說過頭話。’(見《思念依然無盡》,第209頁)我覺得,滿妹在行文中注意了這一點。”
《思念依然無盡》:胡耀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

    近年來,社會上陸續發表和出版了一些關於胡耀邦的文章和著作,產生廣泛影響的有五本,第一本是《胡耀邦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原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第二本是《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第三本是《懷念耀邦》,第四本是《胡耀邦傳》,第五本就是滿妹的這本《思念依然無盡》。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韓鋼把這五本書稱為胡耀邦研究的“五朵金花”。他指出,這五本書各有不同的視角,前四本都是胡耀邦生前友好或研究者的作品,後一本則是胡耀邦女兒滿妹寫的回憶錄,格外引人注目。作者搜集大量文獻資料,採訪了她父親的許多生前友好和同事,閱讀了大量回憶和研究著述。作者由於其特殊身份,在書裏披露了許多不為人知或知之籠統的史實,既有黨、國大事,也有生活細節。韓鋼教授在發言中還舉了書中這樣一個例子:“文革”中高層考慮重新安排胡耀邦的工作,但要他再做一次檢查。對這樣的重新“出山”的機會,胡耀邦卻倔強地表示:“該檢查的我都檢查了,沒有什么可說了。”還對家人說:“我才不會無限上綱,自己把自己罵個狗血淋頭,換個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當當呢。”這樣的史實,只有家人披露,一般讀者才會知道。這樣的細節非常珍貴。

  本書對於研究中共黨史和我國改革開放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專家學者們一致認為,這本書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理論價值,書中披露了許多具有思想和學術價值的資料。因此,這本書對於研究中共黨史,特別是研究十年文革史、撥亂反正史、改革開放史的學者來說,都值得認真讀一讀。沈寶祥教授高度肯定了該書在研究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和在中國實踐社會主義的討論方面所提供的重要資料價值。他舉出這樣兩條:

    一是關於“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觀點的提出。1975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第一次提出了“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的觀點,鄧小平特別贊同這個觀點。(同上書,第195頁)沈寶祥說:這件事,“耀邦也對我們講過。他說,知道馬克思有這個觀點,但找不到原話。請教了許多老師,都說有這個話,但也說不清出處。後來花了很大功夫,終於找到了。很顯然,耀邦是要以老祖宗的這個觀點,並找到原話,去反對輕視科學技術的‘左’的思想”。

    二是1976年10月10日,胡耀邦給葉帥提出三條治國建議:第一,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冤(獄)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同上書,第208頁)這三條,反映了黨心民心,抓住了治黨治國的關鍵。10月8日,葉帥派他的兒子葉選寧來告知耀邦粉碎“四人幫”的大好消息,並要求他提出治國建議。正如滿妹在書中記載,“選寧走後,父親激動得不說話,只是在客廳裏一個勁兒地踱步,久違的笑容在父親的臉上蕩漾”。

    總之,滿妹的這部私人回憶錄,提供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和重要史事,開拓了史學研究的新空間。(李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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