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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回國前夕的所作所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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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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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回國前夕的所作所爲

 

                                                   胡 敏    廖述江

    193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朱德等來到延安機場,給隆冬的延安機場增添了熱烈喜慶的氣氛。在盛大的歡迎儀式上,毛澤東致詞說:歡迎從昆侖上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喜從天降"。毛澤東說的這些"神仙"和國際朋友,就是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明、康生等人。

    ""傾教條主義到右傾錯誤的萌芽

    在1931年1月7日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粗暴干涉中囯共產黨的內部事務,全力支援王明,使得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不僅成了中央委員,而且進入了党的最高領導機關,成了政治局委員,並實際上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權。從此,王明""傾教條主義開始統治中共中央,中國革命事業因此遭受了嚴重損失。在白區,黨組織不斷被破壞,共產黨員和革命群衆經常遭捕殺,中共中央書記向忠發也被捕叛變。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王明已成爲驚弓之鳥,思來想去,他決定到安全舒適的莫斯科去。在征得米夫同意,並物色好人選以保證中國革命按照""傾教條主義軌道運行後,1931年10月18日王明秘密乘船啓航,11月7日到達莫斯科。11月10日,即到達莫斯科的第三天,王明就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繼續以""傾教條主義遙控指揮中國革命。

    那麽,曾經懼怕白色恐怖、遙控指揮中國革命的王明,爲什麽要離開安全舒適的莫斯科回到動蕩不安的國內呢?作爲""傾教條主義代表的王明,怎麽會突然變得右起來了呢?又是在什麽時候開始的呢?這與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導思想有直接關係,也是王明教條主義的必然結果。

    在德、意、日法西斯戰爭危險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蘇聯爲了避免兩面作戰的被動局面,急需在東方尋找一個力量來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入侵。當時,史達林認爲,中囯共產黨的力量還比較弱小,不足以完成這一任務,只有蔣介石和國民黨才能完成這一使命。史達林說:"照理,中囯共產黨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些。照理,主要援助應該給予他們。但中囯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太孱弱。要把群衆爭取過來需要時間,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歐洲的局勢,希特勒的節節勝利預示著英國和美國可能會逐漸增加對蔣介石的援助。這就可望,由於有我國的援助和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與此相一致,1936年7月共產國際召開的執委會會議,則主張鞏固蔣介石、國民黨的領導地位,以統率全國軍隊,結成蘇聯和南京政府的反日同盟。1937年8月1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開會討論中國國內形勢和中共政策的時候,季米特洛夫還在代表書記處的發言中說,中國紅軍是一支農民隊伍,就是黨內,工人成分也很少,中囯共產黨過去領導紅軍爲建立蘇維埃而鬥爭,現在同是這些人,卻要實行另一種新政策;因而需要在這裏作出某些糾正,但是我們從這裏作出糾正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爲此需要很瞭解國際形勢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中央本身也需要援助,特別是在戰爭時期。一直以來,王明緊跟共產國際,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所以,王明被共產國際選定爲援助中共中央的新人也就不足爲奇了。而王明的右傾錯誤的主張正是對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思想的貫徹,尤其是對史達林的思想的貫徹。

    王明的右傾錯誤是在1936年下半年開始出現的。他在1936年7月寫的《新中國論》中提出紅軍在統一戰線中要"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就是同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精神的貫徹。文章提出:"每個參加聯軍的隊伍,擔任全部戰線中的一定防線,在完成總的抗日軍事計劃時,均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實際上,這就是王明後來所提出的"五統一""七統一"論調的最早形態,後來的"五統一""七統一"不過是它的進一步發展而已。

    到1937年,王明的右傾錯誤思想便更加明顯了。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提出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並表示國民黨如以此爲國策,中囯共產黨願作出四條保證,即將工農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等。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著名愛國人士的呼籲下,會議雖然於21日通過了一個《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但實際上接受了中囯共產黨的部分要求,開始改變其堅持內戰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可是王明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看到國民黨通過"根絕赤禍"的決議,就認爲國民黨的政策沒有發生轉變,爲了求得其政策的轉變,中共必須作出更大的讓步。於是,3月間,王明在《拯救中華民族的惟一出路》一文中提出,紅軍和蘇維埃政權改變名稱後,不僅應當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其活動要取得統一的中央政府的同意,而且性質也要"相當地""真正"地改變。這就是說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同國民黨軍隊及政權沒有什麽區別了。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隨後,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漸形成。9月1日,爲貫徹同年8月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精神,王明撰寫了《日寇侵略的新階段與中國人民鬥爭的新時期》,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右傾錯誤觀點,如談到抗日聯軍問題時說:"必須要建立包括有全中國各種武裝力量而同時有統一紀律統一供給和武裝,以及對敵作戰有統一軍事計劃的全中國統一的國家軍隊。"從原來提出的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發展成"五統一"。至於王明回國以後,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則更是貫徹"國際路線",根據共產國際領導人關於"需要很瞭解國際形勢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的意見去做的。

    約見前往蘇聯治病的王稼祥

    王稼祥是1937年7月初到蘇聯的。當他11月從南俄療養地回到莫斯科高爾基大街的住處後,王明在共產國際所在地約見了他。王稼祥以前在莫斯科留過學,與王明是同學,並且曾經還是王明""傾教條主義的骨幹,只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逐漸認識到王明""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進而脫離""傾路線,回到正確路線上來了。王明先對王稼祥吹捧了一番,緊接著就得意洋洋地吹噓起自己來,說:"你還記得那個米夫嗎?那老兄不行了,他搞來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員了!他的工作得由我來負責領導,現在輪到他向我畢恭畢敬的了,哈哈,你說有意思吧!"見王稼祥對此不大耐煩,王明話鋒一轉,大談起統一戰線來:"對於國內的鬥爭情況,我也有所瞭解,現在的局面很好嘛!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已經形成,以後我們可以公開合法地開展黨的工作,發展革命的力量。蔣介石能夠再次與中囯共產黨攜手合作,這是大好事,只要他願意合作抗日,我們就可以聽他的。"王稼祥冷冷地問:"你以爲蔣介石這樣的人,能夠真心合作和積極抗日嗎?我們党能全聽他的嗎?"王明卻說:"我說過了,只要他抗日,我們當然應該聽他的,不僅聽,還要絕對服從,不然叫什麽統一戰線!"在這裏,王明的右傾表現無遺。

    在談話中,王明一直回避自己過去所犯的""傾教條主義錯誤。王稼祥說:"從六屆四中全會到長征初期,你的錯誤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損失,中央蘇區基本喪失,中央紅軍被迫長征,長征初期紅軍遭受慘痛失敗。如果不是遵義會議及時予以糾正,後果將不堪設想。希望你能認真檢討,總結教訓。"王明卻說:"我當時又不在國內,這怎麽能怪我呢?我起草的《八一宣言》不是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産生了巨大的作用嗎?"王稼祥激動地質問王明:"共產國際是怎麽決定派李德去中國作軍事顧問的?你和李德談了什麽?李德爲什麽有如此大權指揮軍事工作?"王明說:"李德根本不是我派去的,甚至也不是共產國際派去的,而是由蘇軍總參謀部派去的,我個人以至共產國際都未給過李德任何指示。"王稼祥氣憤地說:"你這是狡辯,甚至是在編造謊言!"王明惱羞成怒:"反正李德不是我派去的,那是蘇聯同志的事,而蘇聯是由史達林同志領導的,你不應該對此有任何懷疑與不滿!你對李德問題所表現的情緒,實際是對共產國際、對蘇聯黨甚至是對史達林同志的態度問題!"王明不僅拒不承認錯誤,而且還打著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招牌壓制不同意見,到處唬人,專橫作風可見一斑。

    會見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

    在回國前夕,王明和康生、王稼祥、鄧發一同會見了史達林,當時季米特洛夫也在座。進入史達林的辦公室時,王明指著王稼祥對史達林說:"這是不久前從陝北來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史達林一聽是陝北來的,便高興地問王稼祥:"中囯共產黨與國民黨蔣介石鬥爭了十幾年,經過長征到了陝北根據地,這是件可喜的歷史事件,現在有多少軍隊?"王稼祥回答說:"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紅軍遭到嚴重創傷後仍然堅持到了陝北,現在僅剩下三萬多人了。"王明忙插嘴說:"還有三十多萬。"王稼祥當即糾正說:"史達林同志,是三萬多,不是三十多萬!"史達林當然相信王稼祥說的數位,言簡意賅地說:"我們共產黨人,應該重視的是戰士,是真正的戰士,首先需要的是能打仗的勇敢的戰士,而不是吃糧的人。"史達林熱情地讚揚說:"你們紅軍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是一支勝利的軍隊。"史達林還特意地、認真地對王稼祥說:"請把我的話轉告給毛澤東同志,並祝他身體健康!"當談到同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時,史達林說:"不要害怕共產黨會淹沒在民族解放鬥爭中,共產黨人應該積極地參加到民族解放鬥爭中去。"王明心領神會地說:"中囯共產黨正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後應該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臨別時,王明還沒忘告訴史達林說:"周達文、俞秀松是壞人,馬列學院的凱撒諾娃包庇他倆人。"

    不久,王明又和康生、王稼祥會見了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對王明說:"你回中國要與中國同志弄好關係,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王明睜大眼睛看著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繼續說:"對於中國黨的路線,我的印象沒有聽過國際說過路線不正確的話。雖然你在國際工作了多年,而且是執委成員和書記處書記之一,但你回國去並不代表國際,而且你長期離開中國,脫離中國革命實際,所以回去以後,要以謙遜的態度,尊重党的領導同志,中國党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但王明回國以後,處處以國際代表和領袖自居,動輒指責別人,甚至把自己淩駕於中共中央之上,在工作中鬧獨立性,完全辜負了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提醒和期望。

    煞費苦心殘酷迫害異己

    王明和周達文、俞秀松等人有深仇大恨嗎?爲什麽在離開莫斯科前還不放過他們呢?其實,"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王明的一貫做法。因此,在會見史達林時,仍不忘公報私仇,謊報情況,暗箭傷人。

    當王明1931年第二次到達莫斯科時,中山大學早已撤銷。中國到蘇聯學習的人散處在有關的其他學校,其中最集中的是列寧學院的中國部。列寧學院的負責人是老布爾什維克凱撒諾娃。早在中山大學時,她就看不慣王明的整人作風,同情被王明打擊的周達文、俞秀松、董亦湘。她瞭解這3人,並重用他們,讓周達文任中國部主任,俞秀松、董亦湘任教員。這3人不但以前抵制和反對過王明的錯誤,而且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旗幟鮮明地反對""傾錯誤,反對王明掌權。王明到莫斯科後,周達文還說:共產黨人要正派,不能跟王明這樣的人走,他要自立爲王。王明得知後,暴跳如雷,決心要新仇舊恨一齊報,並藉以控制列寧學院的中國部。爲了打垮周達文等人,王明費盡心機,大造周達文等人的輿論,誣衊周達文等人是"反黨分子""託派分子",發動了對他們的鬥爭。當時,有兩位同志從蘇區到蘇聯學習,王明便找去談話,說:"你們學校有一個大的鬥爭還未結束,這就是反託派的鬥爭。託派的人有周達文、俞秀松、董亦湘他……們都反對中央,反對四中全會,反對民族革命的口號,懷疑中國有蘇維埃和紅軍,也懷疑你們是否是紅軍裏的人。學校的領導人那個老太婆……是包庇派,同託派勾結在一塊的。如果不把他們趕出去,你們就沒有辦法讀書。"在王明的殘酷打擊下,周達文、俞秀松、董亦湘等被趕出列寧學院,分配到遠東地區的伯力去了,中國部也被王明控制了。

    本來,周達文、董亦湘被趕出列寧學院後,一直在伯力工作,但由於王明的報復,他們在1937年被捕入獄,以後下落不明,而凱撒諾娃也被撤了職。俞秀松到伯力後,擔任《工人之路》報的副總編輯。1935年新疆軍閥盛世才與蘇聯拉關係,向蘇聯要幹部。聯共就從蘇聯各地的中國同志中選了25名幹部派到新疆,其中就有俞秀松。俞秀松到新疆後,化名王壽成,擔任新疆民衆反帝聯合會秘書長兼新疆學院院長、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等職。由於俞秀松作風正派,威信越來越高,盛世才既害怕又忌恨,想除掉俞秀松,但俞秀松是在他的要求下,蘇聯正式派來的,所以不敢輕易動手。正好這時,王明、康生由蘇聯回國路過新疆,在迪化(今烏魯木齊)見到盛世才。王明以"可以保證得到蘇方更多的支援""可以從延安派人來到新疆幫助盛工作"爲條件,向盛世才提出"必須肅清此間的反革命託派分子"。盛世才不知誰是託派,就把蘇聯派到新疆的25名幹部的照片,拿給王明康生識別。王康當即指出,新疆民衆反帝聯合會秘書長王壽成(即俞秀松)等人就是託派,並說這些人應當立即關押,就地處理。結果,由蘇聯派去的25名幹部,除一人外全部被捕。離開新疆時,王明對盛世才說,對於俞秀松等人的問題,我們直接給共產國際去信反映,以便配合蘇聯正在進入高潮的肅反運動。盛世才捕了人,不敢就地處理,把事情經過向蘇聯總領事館和盤托出後,領事館報告了莫斯科。莫斯科派了調查組,經過調查,認爲俞秀松等人不是反革命,也沒有現行反革命活動。1938年4月,俞秀松、萬獻廷被送回蘇聯,其餘人均被釋放。但王明康生到延安後,一面向共產國際寫信,一面公開發表文章,說周達文、俞秀松、董亦湘等人"是在蘇聯的中國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細、陳獨秀最好的幹部"。王明康生的信及文章,不能不影響到蘇聯對俞秀松等人的處理。於是,俞秀松、萬獻廷到莫斯科後,便同時被下了大獄,俞秀松更是在監獄裏被活活折磨而死。(題圖 王明)

    責任編輯 晏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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