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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抗戰先烈和遇難同胞的價值評析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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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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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ec

祭祀抗戰先烈和遇難同胞的價值評析及思考

4月5日是清明節,是我國傳統的祭祀先人的日子。南京市社會各界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集會,以及舉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和平論壇,祭祀抗戰先烈和遇難同胞,緬懷爲我們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奉獻出生命的抗戰先輩,其價值和意義何在?透過活動本身,我們又能得到什麽樣的思考和啓迪呢?一、舉辦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集會的意義及其反思。

    南京公開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集會源於1994年12月13日。在此之前,也有小型的或分散的或自發的悼念行爲,如1949年首都電廠(下關電廠)對該廠被侵華日軍屠殺的45名遇難工友立碑悼念;[1] 1985年後,南京下關、玄武、鼓樓、秦淮、棲霞、雨花臺等區,在中山碼頭、北極閣、五臺山、正覺寺、燕子磯、普德寺等處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落成時的祭奠,以及對遇難的親屬悼念等,但大規模的公開的悼念活動,尤其是全城性拉響防空警報、火車和輪船鳴笛致哀,以此銘記慘痛歷史,祭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是從1994年起,連年舉行,具有連續性、規模性,且在全國具有示範性和啓發效應。瀋陽從1999年9月18日起,撫順市從2001年起,上海寶山地區從2003年8月13日起,也都紛紛仿效南京舉辦公開的集會,拉響警報悼念抗戰先烈和遇難同胞。尤其要指出的是,從2002年12月13日起,南京改變過去單一的悼念遇難同胞的集會,溶入了“國際和平集會”的內容,邀請國際和平友好人士與會,放飛和平鴿,撞響和平大鍾,發表中國第一份城市和平宣言,高唱和平之歌,等等。提升了悼念同胞的意義,使南京集會成爲呼籲和平的一個創舉,成爲不僅僅是對廣大人民群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而且是對外和平交流的一個舞臺,在海內外産生越來越深刻的良性影響。與此同時,作爲這些活動的組織和承辦者,我們也陷入思考,我們的工作是否做到位了嗎?悼念的形式、內涵是否還有需要加強的地方?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還有諸多不足。譬如,從悼念的形式上看僅僅是江蘇和南京的地方行爲,還不是一個國家公祭的行爲,這與南京大屠殺是二戰中三個特大慘案的歷史定位不相符,與波蘭的奧斯維辛、日本的廣島和長崎,美國的珍珠港等世界上二戰慘案發生地的悼念行爲不在一個水平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差。慶倖的是,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趙龍等49位全國政協委員已提出南京“國家公祭”的提案,[2]說明有識之士已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從另一個層面看,我們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定性是非常明確的,也就是說界定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是有明確的時間概念和地域概念的,即時間上從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1月底,地域範圍是在南京的行政區劃內,這是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審判日本戰犯法庭的界定。[3]毫無疑問,尊重和維護這一法的定性是正確的。根據這一界定,1937年12月13日之前在南京城內外,與侵華日軍浴血奮戰而捐軀的愛國將士,既不屬於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又沒有其他形式的認定,被歷史遺忘了。他們理應得到今人和後人的承認和緬懷。二、首次公開祭祀1937年爲保衛南京城捐軀的抗戰先烈緣由及其思考。

    剛才,民盟南京市委、本館及在座的各位領導和同志們,做了一件不僅抗戰勝利60年來,而且是烈士捐軀68年來,首次在南京公開集會悼念的祭祀活動,我相信,此事本身一定會被載入史冊的,十分有意義,雖然前無古人,但一定會被後者效仿和承繼。

    那麽,當年在保衛首都南京時,究竟有多少中國守軍將士爲國捐軀呢?根據檔案記載和史學專家多年的研究,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的:即當年參加南京保衛戰的中國守軍共有十五萬多人,其中約有一萬多人在南京戰死,有大約五萬人從南京撤退,還有九萬多人成了日軍的俘虜,[4]並在南京大屠殺中遭到殺戮,只有極少數幸存,現仍健在的李高山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如何評價南京保衛戰?幾十年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衆說紛紜。我以爲,有一點是值得大家共同肯定的,那就是一批愛國將士曾經英勇抗敵,以血肉之軀報效國家,他們的犧牲是悲壯的、勇敢的,他們的愛國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去學習和繼承的。這裏,我舉幾個例子:

    肖山令烈士是湖南益陽人,1892年7月生。1937年日軍侵入南京前,任南京憲兵司令,警備局長,代市長。當時,他指揮駐守南京的憲兵共6400余人,與日軍先後在光華門、中山門、逸仙橋、竺橋、古林寺、五臺山、上新河、龍蟠裏、五臺山、挹江門等處激戰,12月12日在下關江邊與日軍輾轉衝殺,彈盡陣亡,死時半截身子泡在長江水中,手裏還緊緊攥著一把手槍。肖山令死後,國民政府追認他爲陸軍中將。1985年,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認他爲“革命烈士”。[5]易安華烈士是江西宜春人,生於1900年4月2日。1937年時任二五九旅少將旅長。七七事變後,易安華奉命保衛上海,當時他率部駐紮在常熟,接命令後,他立即將妻子、三個兒女送回宜春,臨別時對妻子說:“汝準備領吾撫恤金,贍養家小”,並贈言“不滅倭寇,誓不生還。國將不保,何以家爲?吾妻存之”。在淞滬保衛戰中,易安華部連戰告捷,後奉命撤退南京,率部擔任光華門、通濟門外一帶的守衛。12月10日,日軍在航空兵的掩護下猛攻光華門,易部在沒有炮火的支援下頑強抵抗,連連打退日軍瘋狂進攻。當天午後,日軍炮火猛轟光華門,城牆被炸開兩處缺口,一下湧進250多名日軍到南京城內。爲堵住缺口,易安華率部與日軍進行一晝夜血戰,全殲突入城內的日軍,堵住了缺口,易安華頭部負傷,包上了繃帶。12日,日軍從雨花臺、通濟門方向包抄光華門,易部三面受敵,易本人身中五彈,頭部、右臂、後腰多處受傷,有人勸他離開陣地,他堅決地回答:“我是堂堂的中國軍人,決不偷生而負國負民,我誓與將士們同生死,與陣地共存亡”,最後犧牲在秦淮河畔,遺體無法尋找,死時年僅37歲。1938年春,江西宜春爲易安華舉行萬人追悼會,用二畝地爲他修了一座衣冠塚,以供後人瞻仰。蔣介石、張治中等一批國民政府軍政要員曾爲他送來了挽聯。1986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認他爲“革命烈士”。[6]朱赤是江西修水縣人,1900年2月12日生。1937年時任二六二旅少將旅長。和易安華一樣,朱赤將軍曾率部在淞滬戰場上屢建奇功,後奉命退守南京,守衛雨花臺陣地。12月9日,日軍飛機、大炮猛轟雨花臺陣地,潮水般地進攻雨花臺,朱赤率部一次又一次打退敵人。12日,部隊連續作戰,損失嚴重,只剩下一個特務連的兵力,朱赤意識到突圍已不可能,只有決一死戰,他命令士兵把幾十箱的手榴彈的蓋子全部打開,用繩子把導火索串連起來,擺在陣地前,等到日軍進攻到前沿陣地時,幾百枚手榴彈全部爆炸,日軍血肉橫飛。12日中午,日軍再次進攻雨花臺,朱赤部彈盡力竭,他和全體官兵壯烈殉國,年僅37歲,雨花臺陣地遂告淪陷。1986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認朱赤爲“革命烈士”。[7]在南京保衛戰中爲國犧牲的共有7名將軍,讓我們記住他們的名字:肖山令、易安華、朱赤、高致嵩(二六四旅中將旅長)、姚中英(一五六師少將參謀長)、李蘭池(一一二師少將副師長)、司徒非(一六零師少將參謀長),此外,還有南京週邊廣德戰場上犧牲的一四五師上將師長饒國華。[8]

    每次讀到史料上記載的這些愛國將士奮勇殺敵的事迹時,內心裏總是有一種激動,同時也生出一些感慨和自責。歷史是真實的,歷史也是複雜的。由於種種原因,南京保衛戰失敗了,直接導致了首都南京的淪陷和南京大屠殺悲劇的發生,但我們把歷史責任簡單地加在烈士的身上是不公平的,這些烈士的英勇行爲是值得我們尊重的,正像毛澤東主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題詞所寫那樣,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所有爲國捐軀的人,都是人民的英雄。歷史應該永遠銘記他們。三、抗戰先烈群體定位價值的考量及其意義。

    三年前,我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組織召開的“全國八路軍、新四軍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過一篇類似的論文,題目爲“論抗日先烈群體定位問題的思考”,曾引起到會專家學者的共鳴和好評。時隔三年後,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仍值得有識之士進一步研究和呼籲。

    簡言之,我認爲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那麽,抗戰先烈的認定也應該不分黨派,不帶框框。因爲歷史是講階段論的,抗戰時期,在中囯共產黨的倡導下,實現了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最廣泛的全民族抗戰群體,那麽,只要在抗戰過程中爲國捐軀的軍人,都應該被評爲抗戰先烈,受到今人和後人應有的尊重。

    在抗戰中究竟有多少中國軍民犧牲,有多少軍人致死呢?1995年5月9日,江澤民在莫斯科代表中國政府宣佈,“中日戰場作爲東方的主戰場,抗擊和牽制了日本陸軍總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戰爭的直接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損失5000多億美元”。[9] “3500萬人”是傷亡總數,死亡是多少呢?根據學界多年的研究,主張“2000萬人”的數位根據比較充分,當然這個數位包括軍民的死亡。[10]在抗戰期間,又有多少中國軍人死亡呢?綜合臺灣、香港、大陸各方面的學者研究,軍人死亡有380萬人,其中,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死亡人數爲60萬人,國民黨領導的軍隊死亡321.1萬人[11],將軍的死亡達101人,爲二戰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今天,我們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爲抗戰先烈群體定位的歷史價值和意義是什麽呢?我以爲:1、是爭取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地位的需要。中國人民抗戰八年,共消滅日僞軍達304.4萬餘人,收繳147萬支槍枝,炮1.38萬門,飛機1086架,軍艦噸位5.4萬噸[12]。但是,迄今爲止,二戰的勝利被說成是美國人和歐洲人的勝利,這是不公平的,個中原因,除了戰後的冷戰因素外,與我們國內長期以來國民黨宣傳共產黨遊而不擊,共產黨說國民黨不抵抗也有一定關係。實事求是地說,沒有中國人的八年抗戰拖住數百萬日本軍隊,二戰的勝利絕不會是1945年。我們的革命烈士,不僅在南京雨花臺有[13],而且在南京菊花台[14]、蔣王廟[15]、紫金山、光華門、太平門等處也有。2、是爭取國民黨老兵的人心,反對台獨、實行祖國統一的需要。2004年11月,我去美國紐約、華盛頓、舊金山等地徵集南京大屠殺相關資料期間,一些在美國定居的臺灣原國民黨老兵這樣說,現在台獨勢力不認同我們,大陸又不承認我們在抗戰中的貢獻,我們成了沒有祖國的孤立的人,他們感到很沮喪。對於凡參加過抗戰的老兵,應承認他們在抗戰時期的貢獻,對他們犧牲在抗戰時的戰友追認爲烈士,有利於團結和爭取他們的愛國心,對於反對台獨分裂祖國的企圖,有著現實的意義。3、是撫慰抗戰先烈親屬的需要。最近,本館接到廣東省新光縣退休教師黎自達的來函,原國民黨第十二集團軍一六0師副官處中尉、其父黎英忠,1937年12月在南京湯山保衛戰中犧牲,要求爲其蒙受“反動家屬”冤屈平反,並儘快追認其爲抗日烈屬。此前,本館也多次接到類似的請求函。長期以來,在“左”的路線干擾下,許多抗戰先烈被定性爲“反革命”,其親屬被定性爲“反動家屬”,受到批鬥等不公平的待遇,這是愧對歷史、愧對烈士的。實事求是地肯定國民黨抗日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作用,澄清和糾正在歷史上過錯的認識,是慰籍烈士親屬的需要。4、是反對日本右翼勢力篡改和否定歷史的需要。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否定歷史和篡改歷史的一個慣用手法,就是模糊概念,然後再進行惡毒地攻擊。如南京大屠殺數位問題、人口問題、南京城面積問題,等等。在中國軍人的犧牲問題上,他們也煞費苦心,認爲是"兩軍交戰中的死亡,是正常的",胡說我們的遇難者人數中,"包括戰死的中國軍人"等等。因此,我們理直氣壯地把犧牲在南京的中國軍人追認爲“抗戰烈士”,把被俘後被日軍屠殺的中國軍人認定爲遇難同胞,的確是反擊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歷史所急需的。在這裏,我想到,南京已建成17座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還應該爲抗擊日本侵略軍爲國捐軀的1萬多名抗戰先烈建立一座抗日戰爭烈士紀念碑。5、對廣大人民群衆,特別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需要。通過追認抗戰先烈的活動,對廣大人民群衆,尤其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用烈士的精神教育和啓迪他們愛國和報效國家,既增加了愛國主義教育的題材,又使教育形式生動和形象。 (朱成山)

2005年4月5日

    注釋:

    [1]、詳見《下關電廠廠志》;

    [2]、2005年3月11日,《金陵晚報》第A4版;

    [3]、參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第794-796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4]、參見孫宅巍《南京保衛戰史》第241頁,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7年2月版;

    [5]、[6]、[7]、[8]:摘自《國民黨抗戰殉國將領》第83-89、95-99、353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

    [9]、參見《人民日報》1995年5月10日第一版;

    [10]、[11]、[12]:參見《2000萬中國人之死》第302、295頁;

    [13]、指在國內戰爭期間,遭國民黨屠殺的中囯共產黨烈士;

    [14]、指安葬在菊花台的九位抗日外交官烈士;

    [15]、指在抗戰期間捐軀的中、美、蘇、韓等國航空烈士。

 

來源: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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