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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榮民回顧客家義民廟所供奉的義民---兩岸史話-南台灣「客」的身分轉化 義民身分的特殊價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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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史話-南台灣「客」的身分轉化 義民身分的特殊價值(三)
2016/10/22 08:59:05

兩岸史話-南台灣「客」的身分轉化 義民身分的特殊價值(三)

施家古厝。(本報系資料照片)
台北客家義民嘉年華16日舉行,小朋友身穿傳統服飾踩街,模樣十分可愛。(方濬哲攝)
清代台灣古契約展,乾隆34年兄弟分家契約。(本報系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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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朱一貴事件或者義民的身分,給了這些人怎樣的具體幫助呢?或者說,經過了康熙60年(1721)的朱一貴事件,這些在康熙50年代被稱為「客仔」的人,他們的身分、權力及其與王朝間的關係到底有了怎樣的變化?

「義」的身分首先表現在「個人」──即「民」之上,稱為「義民」。例如,乾隆3年(1738)台灣知府尹士俍編修的《台灣志略》就說:凡在朱一貴事件發生時,曾經協助剿匪有功的「客民」,都經過了登記和造冊,而被稱為「義民」。然而,在「義民」的研究中,過去一直沒有講清楚的問題是,到底有多少人在政府的賞賜下成為「義民」。關於這點,雍正元年(1723)兵部尚書孫柱等人在給皇帝的報告中曾有提及:

義民僅有221名

總督滿保原疏內開,台亂之時,南路下淡水,及安平鎮、西港尾鄉壯義民李直三等糾眾舉義,固守地方,保護倉廒,又奮勇殺賊可嘉。懇將為首之人功加議敘,打仗出力、漢仗好者挑選數人准拔營中千把,各項義民、鄉壯量加獎賞,以示鼓勵,等語。

查李直三等義勇,誠屬可嘉,雖民人從無議敘之例,今奉有從優議敘之旨。除周良佐、魏國泰業於征台案內議敘,吳光、李必第已於征台案內駁查,賴君奏、賴以槐、張生俱已病故,毋庸議外。

應將守土義民李直三等116名、引兵殺賊義民郭步青等36名、拿獲賊首義民楊旭等23名,俱比照部冊有名外委官議敘之例,各功加一等。各項鄉民壯1萬4960名,應俱加賞賚。查該督業經公捐賞給,應毋庸議。至陣亡之義民涂文煊等46名,應行該督酌量恤賞。

根據孫柱的報告,當時呈報給皇帝「報冊有名」的人,依照所立功勞之不同而分為「守土義民」、「引兵殺賊義民」、「拿獲賊首義民」、「陣亡之義民」以及「各項鄉民壯」等5種。換言之,立功有名者在官府的賞賜中,基本上被分為「義民」和「鄉民壯」兩類。總人數高達15000 人以上的受賞人中,「義民」其實僅有221名,其他的絕大部分都只是「鄉民壯」。

獎賞有功官民

儘管朱一貴事件之後,舉凡動亂發生,南台灣的粵民大都積極參與戰事並普遍登記了戶籍,但真正從政府手中獲得「義民」身分的人其實並不多。例如,雍正10年(1732)中部原住民叛亂時,南部的吳福生也趁機起事,聚眾圍攻鳳山縣城。當時因為政府的正規部隊大都已經先行奉調赴中部平亂,南部兵力空虛,主事的軍事官員在下淡水義民的協助下,好不容易才鎮壓了吳福生事件。

平亂之後,朝廷也依例獎賞有功官民。然有紀錄可查、議敘有功給劄的義民也只有369人。現存的義民劄付也清楚地記錄了持有人的姓名、年齡、祖籍以及個人特徵,這顯然是為了防止文件遭他人違法冒用,表明該項文件是屬於某一特定個人所有。

那麼,問題是「義民」如何成為現在我們所理解的那種泛地域、泛語言,甚至是泛省籍的稱謂呢?顯然,除了義民劄付這類個人持有的官方文件之外,對於地域社會來說,還有其他可以作為地域而非僅屬於個人的象徵物,這就是所謂的朝廷下賜匾額以及地方建廟等事情。

朝廷下賜匾額

如上所述,只有以清代南台灣開發過程中「客家」族群的移墾與定居為中心,從地方社會及其與國家的互動切入,才能了解清代台灣「客家」群體形成的原因,及其在台灣定居的歷史過程。

同時對於清代台灣的閩客關係、「客家」族群在南台灣開發史上的角色、水田化運動、地方動亂中的族群關係、義民概念的發展、科舉學額及祖籍認同等問題,均有很大的詮釋空間。朱一貴叛亂中這些厚實的史料基礎,為我們刻畫了清代統治前期一百年南台灣的社會實態。(全文完)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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