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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之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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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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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1978年12月開始實施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是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國策。改革由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推動,在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提出。這一決策改變了中國大陸自1949年後逐漸對外封閉的情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高速發展。

1978年前,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經濟,由政府控制和管理社會資源。改革開放以兩個階段引進市場經濟原則。第一階段從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進行,主要涉及廢除農業集體制度、對外資開放本地市場和允許本地企業家開創事業,但大部分工業仍然由國家擁有和營運。第二階段於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進行,其政策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國有企業承包制度,政府不再控制物價,並廢除部分保護主義政策。儘管如此,國家仍然控制銀行業和石油工業等基本行業。

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的市場快速增長,2017年中國70%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自私募市場[1]。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占世界經濟1%到現在的15%,僅次於美國的21%,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全球第一;世界最大貿易國;第一大工業國家;現在中國每年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30%以上。40年來,按照可比價格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約9.5%;以美元計算,中國對外貿易額年均增長14.5%。中國人民生活從短缺走向充裕、從貧困走向小康,現行聯合國標準下的7億多貧困人口脫貧,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總數70%以上。

背景[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濟原則和體系借鑑蘇聯模式,實行「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即注重發展重工業、執行計劃經濟及財產國有化[2]。1953年出台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推動公社為基本經濟單位,在農村由公社集體管理農地和農業生產,部分公社更集體擁有農地和生產資料[3]人民公社隨著第二個五年計劃(亦稱「大躍進」)落實在各地成立。人民公社制度的目標為移除私有擁有權,所有私人財產必須上繳人民公社,使農民失去生產動力[3]:18。第二個五年計劃導致中國經濟大幅下滑,亦引致大規模饑荒和減產。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進行改革,其核算單位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3]:18,此制度沿用至改革開放。

中國在革命時代經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其經濟在七八十年代嚴重落後同地區亞洲四小龍的經濟[3]:27。儘管中國197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達3624億元,比1965年的1716億元[4]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遞增率達6.8%,並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但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依然不高,科學技術也整體上比較落後。而文革後,中共更出現了執政危機和信任危機。在各種不利的情況下,鄧小平重返中共領導層,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務,並嘗試在各方面改革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將市場經濟引入中國的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經濟的表徵,自1950年代開始的計劃經濟雖然在建國初期能夠恢復經濟和推動初步發展,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也日漸明顯:對國內經濟的控制使政府和企業的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生產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購買商品還需要相應的商品票(如購買就需要有相應的糧票、鞋票、煤票、香菸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製品票、火柴票、肥皂票、雞蛋票、自行車票等等的票證上千種。若按發行單位分,有全國通用、地方用、軍用),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

為儘快提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中共黨內的改革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濟」的根深蒂固的印象。這場改革運動的目的是以維持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政不變為前提,改變生產過程中不適應生產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的經濟方面在農村率先取得突破,隨之迅速在全國各經濟領域內推行。

發展歷史[編輯]

鄧小平,改革開放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他後來被官方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1978年至1984年[編輯]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人被並稱為領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5],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全會否定時任黨主席總理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方針,停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工作重點改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行改革開放[6]:237-238。同時,全會還作出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重新審查了中共歷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錯案,重新評價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鄧小平在這次會議召開前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綱領性講話中提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7][8]:278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端,此次全會以後,中國黨和政府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1979年,全國農村逐步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即「分田包產到戶,自負盈虧」[6]:315-316

鄧小平的首項改革措施在被全球許多共產黨長期忽視的農業領域率先展開。在1970年代後期,食品的供應和生產非常缺乏,政府人員甚至認為於大躍進時期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三年困難時期可能會再度出現[9]:8。鄧小平反對實行農業集體化,他堅持強調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人民公社的集體土地劃給了農民。在新政策的保護下,只要將合同規定的部分糧食繳納給政府,農民就可以正式管理他們自己的土地[10]:355。這一舉措使得1975年至1985年期間的農產量增加了25%,為其他領域的私有化創造了先例[10]:355。與蘇聯經濟改革時自上而下的模式相比,鄧小平改革時自下而上的方法被認作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重要因素[11]

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城市工業的改革也開始實行。政府引入了價格雙軌制:1979年國有企業改革展開後,即便超過了計劃配額,國有制工業依舊可以按照計劃和市場的雙重價格銷售商品,這一措施解決了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短缺。此外,於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的工業責任制允許個人或團體通過合約管理企業,這進一步促進了國有企業的發展。被中國共產黨收購的私營企業首次被允許經營,它們在工業產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漸升高[9]:10。價格的靈活性業有所提高,服務業規模擴大[9]:11

深圳,改革開放中最為成功的城市和經濟特區之一,它因發展迅猛而被稱為「一夜崛起之城」,其發展速度被稱為「深圳速度」

國民黨時代以來,中國首次開放了外商直接投資。鄧小平為外國投資設立了一系列經濟特區。與其他地區相比,阻礙經濟增長的官僚法規和干預措施對這些特區的影響相對較小,這些經濟特區因此相對自由。這些地區成為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引擎[9]:11。經濟特區的數量與規模持續擴大。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12]:13,此後中國政府創辦了更多的特區。

1984年至1989年[編輯]

此期間,改革進程進一步加快。政府在經濟領域開放了更多地區:1984年5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設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島經濟特區的決議;中共中央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紀要,決定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金三角開闢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3月18日,國務院進一步擴大了沿海經濟開放區的範圍,決定將杭州南京瀋陽等140個市、縣劃入經濟開放區。

香港回歸紀念塔

1984年6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談話時指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中國城市改革自此全面展開,重點是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宣布實行百萬大裁軍,改革開放初期軍隊建設要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路線,軍隊和軍人在中國社會的地位有所降低。

1986年4月,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批准國務院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七五」計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又稱「八六三」計劃。《綱要》確定了7個領域中的15個主題項目,作為今後發展高技術的重點。12月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

趙紫陽,改革開放經濟政策和政治改革的關鍵角色之一

1987年5月12日,鄧小平會見荷蘭首相呂德·呂貝爾斯,談及《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13]:234-235。10月25日至11月1日舉行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指出:「由於『左』的積習很深,由於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這種積習,所以從總體上説,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14]:16代總書記趙紫陽做《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並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此期間的一個顯著的發展是國家控制權力下放,讓當地省級領導人嘗試如何促進經濟的增長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名義上由地方政府控制的私人鄉鎮企業開始以犧牲國有部門為代價獲得市場份額。

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在1985年、1988年和1992年成為問題[15]:105。另一方面,私營化在1992年以後開始加速,私營部門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也在上升。中國政府對民營經濟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入:1984年和1988年時,中國政府將它稱為國家部門的「補充」;但到了1999年,它被定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9]:19

1989年至1992年[編輯]

「……他們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 ——鄧小平,於1989年6月9日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時發表。

1989年4月15日,曾為改革開放主要執行人之一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北京學生的悼念活動[16][17][18]。悼念活動數日內演變為全國性抗議示威活動,參與者的訴求也變為了控制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擴大新聞自由與結社自由等[16]:274[19][20]。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定性此次事件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隨後北京天安門廣場等地爆發了大規模遊行、抗議、示威、請願以致絕食活動。直至5月20日,官方宣布在北京戒嚴,由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戒嚴令,集結軍隊向北京進發。

6月4日凌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進北京,以武力強行驅散示威學生及群眾,此次活動結束,後被稱為六四事件。此次事件,一方面引發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譴責和制裁,使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惡化;另一方面使得當時以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失勢,中國國內反改革開放的保守勢力抬頭,在當時對中國改革開放繼續進行下去構成了很大威脅,並使改革開放面臨著中斷夭折的危險[21]:11;中共領導層以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和防止「和平演變」為名,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在此期間已經停滯甚至倒退。蘇聯等東歐共產黨國家全面崩潰也加劇了形勢的嚴峻性。

六四事件後,中共黨內反改革開放的保守勢力一度得勢,鄧小平影響力大為下降。[來源請求]江澤民擔任總書記的前三年(1989年至1991年)疏遠喬石李瑞環等中間偏右派,靠攏左派[22][需要更好來源]。政治上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領域,他依靠姚依林宋平,全面執行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搞「治理整頓」,打擊地方、鄉鎮經濟。江澤民揚言「要把個體工商戶搞得傾家蕩產」[22][需要更好來源]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經卸任所有職務的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視察武昌深圳珠海廣州上海[23]並發表重要的「南巡講話」(後官方改稱「南方談話」,又稱九二南巡或鄧小平南巡)。這些講話要求中國共產黨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聲稱既要反對左又要反對右(但主要是左),並認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九二南巡成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又一個轉折點。此後不久,經濟改革政策復甦,政治改革進程則基本停止。

「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一點,我講過幾次。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麼「六四」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13]:373;「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搞上去,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四化」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真正關係到大局的是這個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1992年3月9日至3月10日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討論中國改革和發展,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會議認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為此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24]:1。社會主義國家崩塌也給中國改革政策很大影響。政治局全體會議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勇於創新,敢於試驗,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判斷姓「社」姓「資」,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4]:2。在1989年以前中國的改革開放中除了經濟也有政治試探,雖然六四事件後便告暫停但也並非放棄鬆綁政治的開放進程[來源請求]

1992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對省部級幹部進修班講話,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表明「左」的表現主要是停留在過去對馬克思主義某些原則、某些本本教條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過去對社會主義一些不科學認識上,或者停留在改革開放前那些不正確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客觀實際,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開放,甚至認為搞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仍用過去那種「階級鬥爭為綱」思想來影響以至衝擊經濟建設為中心;表現右主要是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製造政治動亂,企圖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和改革開放正確方向[24]:35-40。然而,此時正逢蘇共解體,中國共產黨分析認為過度進行政治改革,而不全心在經濟改革上,最終會導致失敗,於是很快中共便確定開放方向。歷史上「左」錯誤泛濫時間長、影響深,帶著一些革命色彩,容易迷惑人,需要提醒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干擾,是妨礙生產力發展原有模式和做法主要阻力[24]:41。同月,李瑞環宣傳貫徹鄧小平重要談話,說經濟建設中心地位一百年不變,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搞「自我中心」、兩個中心或多中心,妨礙和干擾經濟建設發展;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強化為經濟建設服務,自覺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通過各種方式、方法和途徑,使群眾了解自己利益與責任,自覺為自己利益而奮鬥[24]:47-54。同月,榮毅仁堅持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鄧小平提出,要抓住遇機遇,發展自己,改革開放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使中國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台階,同時提出「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穏步協調地發展」[24]:57-62

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黨章。1992年後,改革開放的路線基本確定,中國從上到下進入了一個周邊國際環境基本和平,國內社會維持穩定,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階段,「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均得到了全面實施和基本完成。

1992年至2002年[編輯]

主張實施穩健改革開放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89年上台執政。他和總理朱鎔基一起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上海陸家嘴是改革開放成功的標誌之一,也是現代中國的經濟中心

90年代,鄧小平強迫陳雲等保守派元老退休並開始實行徹底的改革[15]:114。鄧小平在生前經過精心挑選後,將他的接班人定為兩位熱情的改革者——江澤民朱鎔基。受該因素影響,雖然鄧小平於1997年逝世,改革依舊得以進行下去。此後,政府於1997年和1998年展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除了少數大型壟斷企業,所有的國有企業都遭到了清算,原屬於國企的資產均被出售給了私人投資者。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1999年澳門政權移交港澳都回到中國政府版圖

2001年至2004年間,國有企業的數量減少了48%[25]:573。此同時,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還降低關稅、削弱貿易壁壘、制訂更開放的法規;對銀行體系進行改革;廢除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福利制度;將軍事企業和解放軍強行分離[15]:116;減輕通貨膨脹;於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些舉動引起了一些群體,尤其是私有化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不滿[15]:128,但也為中國創下了良好的經濟格局[26]

到了2005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比重占到了49.7%,外商和港澳台的比重占到了15%左右[27]。這一比重在此後繼續擴大[28]。同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經濟體[29]。但是,在石油業[30][31][32][33]銀行業等行業,國有壟斷企業仍然存在[34]

2002年至2012年[編輯]

胡錦濤-溫家寶體制
Hu Jintao Cannes2011.jpg Wen Jiabao -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2009.jpg
組織與人物
國家元首胡錦濤(中共中央總書記)
政府首腦溫家寶(中央政治局常委)
歷史
任期2002年至2012年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傾向改革的江澤民和朱鎔基等領導人開始卸任領導職務,傾向保守的胡錦濤溫家寶開始逆轉原先的改革措施。觀察員發現該屆政府的政策加入了更多「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成分[15]:129。胡溫政府增加了對醫療保健部門的補貼和控制[35];停止了私有化的進行[36]中國經濟整體呈現出了「國進民退」的趨勢[37][38];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房價暴漲了數倍[39][40],而這誘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和家庭問題[41]。溫家寶於2008年出台四萬億投資計劃,這項投資造成了產能過剩[42][43]、通貨膨脹[44]、巨額地方債務[45][46]、銀行壞帳、生產率水平下降等問題,中國的經濟結構為此遭到了長期破壞[47]。許多學者都對其持負面評價[48][49],只有林毅夫等極少數學者支持該計劃[50]。評論者認為朱鎔基時代三大改革所積累下的財富在胡溫體制下消耗殆盡[51]。擁有特權的國有部門是政府投資的主要受益者,在新體制的推動下,大型「全國冠軍」發展迅猛,擁有了與國外大公司展開競爭的能力[36]

2012年至今[編輯]

現屆中央領導集體
Xi Jinping March 2017.jpg Li Keqiang (cropped).jpg
組織與人物
國家元首習近平(中共中央總書記)
政府首腦李克強(中央政治局常委)
歷史
任期2012年11月開始
就任時組成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
前任胡錦濤溫家寶
長春街頭的中國夢主題園藝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習近平當選總書記軍委主席上台執政。隨後,中國共產黨擴大控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導致至少288家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反映了中共新的企業管理政策[52]。多名評論者認為,此期間中國經濟的結構不穩定、增長放緩[53][54][55][56]

2013年以後,「全面深化改革」在各種政府文件和新聞中出現,被媒體解讀為「中國改革新程的總綱領」[57]。有分析認為,習近平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與前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相比省略了開放二字,或許意味著持續了三十五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1978至2012)已經結束[58],但以習近平為核心中央領導集體卻聲稱中國仍然會堅持改革開放,習近平也在諸多公開場合明確宣告,中國將繼續對外開放,且會加大開放幅度[59][60]

支持者[誰?]認為,習近平的「新政」有效,期間推出了一帶一路亞投行等計劃,李克強領導的國務院亦推出了《中國製造2025》,能夠促進經濟轉型[來源請求]。此外,支持者[誰?]亦認可習近平與王岐山展開了政治反腐措施。期間提出和發展的社會主義二十四字核心價值觀中國夢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反對者[誰?]則認為,習近平讓此長期停滯的威權主義取得了新的發展。他在位期間提倡個人崇拜,以至於許多人甚至感覺自己看到了毛澤東的影子;他的反腐措施被敵對派認作是「清理政敵」[61]

2018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有觀點認為此舉終止了鄧小平時代開始實行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不但破壞了集體領導制度民主集中制,更讓習近平有機會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的終身領導人獨裁者,甚至出現毛澤東執政後期的混亂局面[62][63][64]。但也有支持觀點認為,這樣會使中國的政局長期處於穩定狀態,讓改革發展的相關政策不會因為政治不穩定而影響實施。對中國接下的發展來說,具有非常積極有效的影響。

措施與內容[編輯]

對內改革[編輯]

農村改革[編輯]

在改革前的時期,中國農業的績效極為糟糕,糧食短缺現象十分普遍[65]:478。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生產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較為絕對的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也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簽訂的大包干「契約」

1978年,中國安徽省面臨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然而這兩個村在當年的農業收入中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報至中共中央,雖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依然規定不得私分田地,但這種行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兩省便已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取得了在災年農業生產超過往年的成績。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開始強制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的體制轉變,這種決定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的情況下,許可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廢除了不適合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 名義上新體制使農業生產得到大發展,農村開始富裕起來;實際數據表明,改革後,農業產量增速放緩,農業基礎設施成為無人料理的公共物品,隨著農業生產開始向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發展,農產品和工業品之間的價格剪刀差拉大,由於信息不對稱,孤立的農民無法了解農產品的市場價格,無法形成對農民有利的農產品市場,農業收入下降;而原有的農村鄉鎮企業被鄉鎮領導私自占有後迅速發展起來。

同時,人民公社的解體也導致了原本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迅速消失,造成了中國農村和城市地區的進一步分化。並且在包產到戶以後,小農經濟不再適合農業集體化,公社時期大規模建造的水利灌溉設施,由於無法召集大規模人力維修,而不斷破損。同樣在公社時期的大規模新墾高產、穩產田運動,也無法繼續。集體化的消失也打斷了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逐漸開始發展的機械化,在另一個層面上使得農村更加落後。不僅如此,公社解體後,傍依公社生存的部分鄉鎮企業也無法繼續經營,最終全部破產或者通過改制而私有化。

多數人認為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當時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於其他地區先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頗有成效,但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已經有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注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像的。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注,事態逐步成為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自2002年以來,中國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強調三農問題對中國建設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開始重新調整農業地區的政策。

2006年,中國廢止農業稅條例,中國向農民徵收農業稅的歷史終於結束,經改革開放農業改革,中國農村經濟發生了質的變化。

城市改革[編輯]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企業的生產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廠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級黨委委派的黨支部書記。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產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農村地區6年多的改革令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

鄧小平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產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的闖。」政府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公有制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為代價換來了企業的生產活力。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由政府絕對控制經營轉為政府擁有企業的絕對決策權,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持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這極大地動搖了工人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地位極高的工人群體被改革開放引入的政策所衝擊,伴隨著各地國營企業的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中國政府引入下崗再就業政策,安排紅帽子工程大量減少失業人口,緩解了工人的不滿。

城市改革取得的進展一度成效不大,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拋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內民眾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為日後兩次大規模民眾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後,政府再度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轉而開始控制國內混亂的思想。1992年過後,政府再度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並不斷將各種政治決策公開化,並設立聽證會以便於民眾參與政治決策。

自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蘇聯、東歐和東德共產主義陣營隨之垮台,中國政府的立場日趨保守,政治改革步伐放緩,黨內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這場講話確保了今後中國政府既定國策的穩固,也逐步將中國經濟實力帶上一個又一個新臺階。

服務業[編輯]

20世紀90年代,金融業自由化[66]:339。中國於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服務業被解釋為可開放的,外商投資獲准;零售、批發和分銷的限制也已經結束[67]:657。銀行業、金融服務業、保險業和電信業也向國外投資開放[67]:658-659

中國的銀行業由四家大型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主導,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效和壟斷的[68]:522[69]。中國最大的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銀行。由於國家管理效率低下,這些金融部門被普遍視為中國經濟的累贅[70]:866不良貸款主要由地方政府和無法盈利的國企出於政治目的進行[68]:523,尤其是保持低失業率的政治目標,是金融體系和經濟的一大拖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後對這些銀行展開了資本重組。2000年,這些銀行在GDP中的比重高達22%以上;到了2006年,它們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到了6.3%,總額約為1,600億美元[68]:528。觀察家們建議通過銀行體系私有化來解決該問題,4家銀行在股市上市時,這一建議得到了部分執行[68]:530。由於中國的兩大金融交易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只占到GDP的11%,因此在籌集資本方面相對無效[68]:514

到20世紀80年代,廣告在實現鄧小平推進的現代化目標的作用得到了廣泛的重視。中國政府仍然在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理想上大作表面文章,但這並沒有抑制消費主義的增長[71]

對外開放[編輯]

深圳下四區被劃為特區而大幅成長大廈高樓林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分,這一情況源自於毛澤東「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但一些海外華僑的主要集散地廣東福建經常有一些華僑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開辦工廠。1979年,中國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三來一補特殊政策。1年後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宣布改制為對外經濟特區。參考的發展經驗,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意圖從中學習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的四個試點城市的發展模式在1980年鄧小平南下巡視時被給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廣州上海等14個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辟為經濟開放區。

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為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感受到對外貿易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後,中國政府將海南單獨設省後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內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後設立對外開放區。這成為刺激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大因素。

不過改革開放初期,出於對共產政權的不信任,加上中國自1949年開始,在對外交流方面,接近鎖國狀態,很少人對當時中國有所了解。因此中國改革開放湧來的外資,最初是以香港資金(港資)佔最大比重,達百分之八十[72]。直至2011年全年,名義上港資仍佔外資比例達66.3%(投資金額770.11億美元),是內地吸收外資的最大來源地[73](實際上一部分港資來源於其他地方,包括中國內地本身)。

影響及意義[編輯]

中國生產商標(MADE IN CHINA)已經占據世界民生商品20%以上,成為世界工廠

鄧小平以及他的理念的繼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頂住了來自國內保守派的進攻,成功地將改革開放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基石之一,並不可逆轉地將中國帶入世界經濟中,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從1978年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個尚有2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與世隔絕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經濟繁榮,有著活躍市場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減少了當時世界近1/5的貧困人口。中國也在邁向工業化的道路上飛速前進,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中國成功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民營經濟產值在總量上已經超越了國有經濟,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重的重要拉動力量。引進外資同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中國為全世界吸引外資金額最多的國家(港、澳、台資金的引入亦被算作外資)。

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也開始出現變化,人民觀點逐漸多元化,「網絡民意」的現象大量出現。不過,中國共產黨在經濟開放之餘,認為為了和平穩定快速的經濟發展,而不願意對意識形態,政黨政治做太大的改革變動。在言論自由方面,與之前有一定程度的放鬆。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領導人,繼承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過也有批評家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摒棄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轉化為一個資本主義政黨,中國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專家認為中國現狀更像是一個國家干涉主義的國家;不過,「中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政府」也常被外國專家和領導人提及,然而,從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數據表明:公有制經濟仍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仍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並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表明了中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在蘇俄前期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允許社會主義存在部分資本主義、恢復市場、貨幣關係,促進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恰恰表明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正確的;北韓則一度批評中國是走了「修正主義」的「錯誤路線」;以越南為代表的一些開發中國家則是積極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經驗。另外,改革開放導致了中共內部左右兩派的分歧擴大,有人[誰?]認為,中國要實行多黨政治,只需將中共一分為二。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有些人[誰?]認為應該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有些人[誰?]認為應將中國轉變為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家力量大幅增強,國際地位和軍事實力顯著提高。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經濟大國,2017年GDP折合11.8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則達23.194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對外貿易規模位居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同時中國成為美國國債(除美國本國以外)最大債權國。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中國崛起無疑是21世紀國際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經濟數字[編輯]

債務地圖=(外匯和黃金儲備) - (債務外國人)(資料來源:201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

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12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6000美元。2014年,中國外匯儲備約4萬億美元。中國多項經濟產品產量達到世界第一。2007年,中國GDP總量超越德國;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年,中國廣東省(人口約1億5百萬)GDP總值超越台灣(人口約2千300萬),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GDP總值超越台灣的省(個人平均仍遠低於台灣)。2012年之後江蘇,山東,浙江GDP也先後超越台灣,其中廣東達到兩倍以上。2017年,北京和上海的GDP數值也接近或超越了香港。 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已從20%上升到50%以上,而實際上由於大量農業人口進城打工,所以中國實際上的從事非農業人口比例更高。

外資[編輯]

香港資金雄厚作出最多的貢獻包括:內地的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內地批准的第一家合資、合作企業,第一家五星級飯店,第一條合資興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塊土地的拍賣等等,在改革開放史上佔了重要的印記。中國改革初期,以香港資金(港資)佔最大比重,達百分之八十[72]

台商亦開始以外商名義或較為低調的方式進入大陸投資,有更多台商以港資或香港註冊公司名義進入中國投資。

香港資金[編輯]

今日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標語

直至2011年全年,港資仍佔外資比例達66.3%(投資金額770.11億美元),是內地吸收外資的最大來源地[73]。港澳在廣東省的投資項目超過10萬個,實際利用資金1200億美元,占廣東省實際外來資金的三分之二,其中絕大部分投資來自香港。促使粵港澳形成了以廣東為加工製造基地、港澳為購銷管理中心的獨特格局。數以萬計的港澳投資企業在廣東各地蓬勃發展,數以百萬計勞動力受僱於港澳投資企業。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具競爭力的動態化產業集群、開放型,影響世界的加工製造業基地。深圳市投資額在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和年出口1000萬美元以上企業中,約80%是港商投資或參與投資的。2007年,深圳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增長了789倍,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術研發和製造基地。香港資金的投資,迅速推動廣東從農業為主的省份發展成工業發達的經濟大省。廣東的國內生產總值從改革開放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省份排名第第5位逐漸成為第1位,至1989年起保持至今。

廣東省因貪污已落馬的副省長萬慶良說「廣東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一部粵港澳合作的歷史。廣東30年的發展離不開港澳強有力的支持,離不開港澳資企業率先進入廣東,率先投資、率先發展。香港人澳門人不僅帶來了資金、技術、人才,為內地輸入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理念,更新了管理文化。」較為熟悉的例子是港鐵公司,促進了許多領域的觀念更新。中國改革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優良的貨運設施和海外貿易網絡,而香港當時已經是亞太地區重要的貿易中心,擁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硬體設施和一流的貿易人才。目前,香港是內地第五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在資金、技術輸入的同時,香港資金更為改革開放輸入了許多先進的發展理念、經營方式和管理經驗,促進了觀念更新,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鑑。國外有專家認為「內地市場經濟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擁有香港這樣一個成熟的、國際化的市場經濟體系可以借鑑,並為改革的啟動和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74]霍英東投資興建的內地第一家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不僅是因為賓館硬體設施完備,更重要的是從一開業便打破當時的慣例,對所有普通市民開放,其服務意識、管理模式,都令當地政府官員和市民大開眼界,引發觀念的更新,對廣東服務業的興起和發展產生了極大推動作用。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在接受採訪時總結說「內地的現代化建設就是一條有效利用外資尤其是港澳台資金的資本積累和發展之路。內地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績,每一天的變化,都有港澳同胞的奉獻。」四名港啇投資的華南城國際工業原料城是占地1.5平方公里的工業原料及成品交易中心,集信息交流、展示、交易、倉儲、貨運、配送以及金融結算功能於一體,其規模之大、經營範圍之廣,堪稱國內之最。隨著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後,港資在內地的投資領域不斷拓寬,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基礎設施建設、現代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快速發展。香港智經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認為,「CEPA開啟了香港和內地生產要素進一步流動的大門,制度安排為經濟整合提供了更大的空間。」[74]

台灣資金[編輯]

台灣對中國大陸地區投資巨大,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導致西方禁運、當時在中國投資方只有台灣,但由於兩岸尚處於對抗時期,台灣對兩岸經貿往來限制嚴格,有許多台資與港資合資的方式到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甚至直接就在香港註冊後以港資的名義來到大陸。初期的投資集中在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行業,像制傘、製鞋等。1989年,台資對中國大陸投資項目只有540個,協議金額僅5.5億美元,實際利用資金更低至1.5億美元。台灣於1990年正式公布《對大陸地區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有條件開放台商間接對大陸投資,促進了台商對大陸投資的發展。它們以「台灣接單、大陸加工生產、產品外銷」為經營模式,平均外銷比率達85%。

台灣實際開始大規模投資始於1993年鄧小平南巡後。1992年到1994年,台商對大陸投資項目計2.3萬家,協議金額200多億美元,實際投資額75.8億美元。從1993年台商赴大陸投資第一波高峰開始到兩岸經貿論壇,台商在大陸投資的企業已達6萬家,累計投資金額約2000億美元[75]。目前大陸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 2014年兩岸貿易額為1983.1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0.6%,其中大陸對台出口462.8億美元,自台進口1520.3億美元,大陸與台灣貿易逆差達到1057.7億美元[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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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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