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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歷史】(轉貼)粵語和廣東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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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和廣東人的歷史 ... ... ...

Interesting historical summary. Plus:
你會廣州話,看看文中說 : 要唸有些唐詩.用廣東話唸,才壓韻.怪不得,不說廣東話的學生, 如我,有的詩,我就是背不來.有理啦.

http://www.sohcradio.com/b5/2015/07/02/Art1130788.html


廣東人是哪來的,你知道嗎?

一、廣東的歷史

外省的人大多數不了解廣東人的組成及來源,也不知道為何叫做 “廣東”,更會有些外省人會奇怪,為何秦漢時期的 “百越之地”、少數民族眾多的廣東,現在除了在粵北的深山上有一 個 “瑤族” 外,其餘地區全是清一色的漢人?

廣東、廣西在秦朝統一中國之前,並不屬於中原政權,被稱為 “百越”,但也沒有形成 “國家”,全是刀耕火種的少數民族氏族部落。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將軍隊分為兩大部分,一支北上抗擊匈奴,另一 支號稱50萬人的大軍則在由後來自立為 “南越王” 的大將 “趙佗”(現河北地區人)率領下,南下征服百越。由此開始,現兩 廣地區第一次歸屬中原政權。 趙佗征服百越後,將行政中心選定在珠江口以北、珠江三江匯聚處、 背山而面向珠三角平原的 “番禺”(現廣州越秀區),因此廣州的建城歷史已有兩千多年。楚 漢相爭時期,趙佗在番禺自立為王,稱為 “南越國”,此政權一直持續到漢武帝時代。武帝派大軍南下殲滅了 “南越國”,自此兩廣地區一直嫡屬於中原政權。

幾十年間經歷了兩次大規模軍事征服,原百越的少數民族數量已經大 為減少。漢武帝收復南越國後,將行政中心(郡) 由番禺遷往現兩廣交界處的“肇慶市封開縣”,並將封開縣城的一條 小河命名為 “廣府河”,寓意漢武帝 “廣布恩澤”。自此該縣城以東稱為 “廣東”,以西為 “廣西”。

二、廣東人的由來

廣東人由三大群體組成,廣府人(佔大多數,分佈在珠三角及粵北、 粵西地區)、潮汕人(李嘉誠就是這一人群,分佈於粵東南的潮汕平 原)、客家人(分佈於粵東的梅州、惠州),因此也有三大語言: 粵語(即廣府語)、潮汕語、客家話。這三大群體全部是不同時期、 內地不同地區的漢人南遷的後代。為何會在廣東出現這三大群體? 先要繼續上文的廣東史:

漢武帝北擊匈奴、南收南越,奠定了漢朝長達四百年的江山,中原地 區也形成了一個擁有統一文字、語言、文化、民俗的強大民族 “漢族”。之後是較短時間的三國演義,再到西晉。期間三國時期統 治兩廣地區的 “東吳” 政權,又重新將行政中心由 “封開縣” 搬回南越國的首府 “番禺”,並改名為 “廣州”。自此 “廣州”一直是廣東的行政中心並一直沒再變更名字。

但從西晉開始,漢族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長時間的內部戰亂,這就 是史上知名的 “八王之亂”!接下來就是北方少數民族趁漢民族衰退而大舉入侵中 原,形成了又一個知名的戰亂歷史時期 ——“五胡亂華”!再到後來的 “南北朝混戰”,一直到唐朝中原戰亂才徹底結束!

這時中原的漢人已經知道在遙遠的南方,有一塊物產富裕、雖然嫡屬 於中央政權但山高皇帝遠的樂土“廣東”!所以從 “八王之亂”開始,出現了史上第一次的中原漢人為逃避戰亂而長時 間的大規模南遷,當時是整個家族、整條村莊在族長、村長(稱之為 “太公”)帶領下的扶老攜幼式的長途南下,因此把當時的中原漢語 、文化、習俗全都帶到了廣東。幾乎所有傳統廣東人的家族都有“族 譜” 記錄自他們是來自中原何方,何時遷到廣東的。例如前香港特首“曾 蔭權”,其始祖就是山東的 “曾子”,其族譜就記載了什麼時候由山東南遷到廣東的南海縣。到 曾蔭權的爺爺時再遷到香港。

以當時的交通、生活水平,可想而知如此的長途南遷是多麼的艱辛。 因此當這些南下的漢人族群在終於翻越嶺南山脈到達粵北韶關南雄縣 ,不會再受戰亂影響時,就都會在那裡休養生息。但南雄縣畢竟是山 區,農業物產遠不及平原地區豐富,所以南遷漢人在那裡繁衍了幾代 人後,就又大多會繼續沿北江南下、沿西江西進而到達最終的遷徒地 - 珠三角、粵西、甚至廣西東部的平原地區。因此南雄縣的 “珠璣巷”又被稱為廣東人的發源地,這與之前提到的 “封開縣”的地位是不同的,很多廣東的大的姓氏都在那裡修建了“ 太公祠”以緬懷帶領族群南下並安葬在那裡的 “太公”。

這一時期在浙江福建一帶的漢人則有部分南遷到粵東地區的潮汕平原 ,成為潮汕人的祖先,因此潮汕語與 “閩南語”是同一語系,與作為來源於中原古漢語的粵語不同。

唐朝建立後,中原的戰亂終於平息,漢人南遷也告停止。李唐又是近 四百年的太平盛世,中原漢語再次重新統一,且廣東地區到唐朝末年 其漢語也由漢朝時期的漢語也逐步演變為唐朝的漢語(儘管兩者並無 大區別)。唐朝四百年安穩歲月,也使得前述的來自中原各地的漢人 在廣東重新混合形成了在珠三角,以及沿北江、西江分佈的 “廣府人”,語言文化上也趨一致。 另外,這次漢人的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南遷,使得原廣東地區的百越諸 部終於徹底湮滅,全部被趕光、殺光。到唐末全廣東就只剩下粵北深 山上的一個 “瑤族”,其餘平原地區全是漢人了。因此廣東的漢人後來就創造了 一個全新的、讀音與 “越” 字相同的漢字 - “粵”,其目的就是要表明現在的 “粵”已經完全不同於古代的 “越”了。

三、廣東古漢語的穩定與中原漢語的胡化簡音

李唐之後,中原再次陷入長時間的戰亂及飽受北方少數民族的侵擾、 佔領,語言隨之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北宋初年時,中原地區的漢語 仍能基本保持漢唐語言,當時出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官方的權威發 音韻律書《廣韻》(全稱《大宋重修廣韻》),裡面標註的文字發音 與現今的粵語高度吻合。但之後中原因為受到西廈、遼、金、 元等北方少數民族的侵略、佔領,漢語開始胡化, 到了南宋時期中原漢語已經由漢唐漢語(粵語)演變為現在的 “客家話”了。 而偏於一隅的廣東卻是一直極少戰亂,基本沒受到北方游牧少數民族 的影響,所以一直保留著漢唐時期的語言、文化。因此大量的唐詩宋 詞現在只有用粵語來讀,才能符合詩詞基本的 “韻律美”了。以唐代詩人劉禹錫的代表作《竹枝詞》為例 ---

楊柳青青江水平,
聞郎江上踏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晴卻有晴!

這首知名的情詩也是古漢語文學的代表作,不直接表達而運用了古漢 語內 “語意雙關” 的表述手法,用天氣的“晴” 的有、無,來代表男女之間的 “情” 的有、無。在粵語裡 “青、平、聲、晴” 均是同一個韻母的,讀來完全符合詩詞的韻律美,用粵語一讀就能體 會出詩詞的意境了。 但胡化的普通話,“聲” 字的韻母卻變了,結果用普通話讀的話第二句完全不押韻,連詩詞最 基本的韻律要求都達不到,大煞風景!

又如同是唐代的著名詩人“王維”的名作《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獨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在粵語裡 “親、人”是同韻母的,符合詩詞的押韻要求。但普通話裡這兩個字 就又不同韻了。從這首詩作可以肯定唐代的山東人說的也是與粵語一 樣的古漢語。

還有唐代著名的哲理詩,王之渙的《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在粵語裡 “流、樓”是同韻母的,符合絕句詩詞第二、第四句必須押韻要求。 但普通話裡這兩個字就又不同韻了。

根據語言學家的研究,古漢族是男耕女織的農耕型封建社會,人與人 之間是近距離長時間地面對面交談,而當時的 “文言文”都是很簡短的,所以需要多達九個音調,這樣保證了大多 數字之間的讀音都有差異,從而不會有過多的 “同音字歧義”,所以能夠在簡短的語言內清晰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 思。而北方少數民族則都是游牧民族,人與人之間很多時候是坐在馬 背上較遠距離地溝通交談,所以音調必須最少,僅有四個調,這樣才 能達到不同音調之間差別很大,讓較遠距離的人都能聽明白髮的是什 麼音調,但這樣就會導自同音字的大量出現。

南宋之後的中原漢語,因為音調大為減少,為避免過多的同音字而嚴 重影響到交流的弊端,其解決方案就是增加聲母, 即在原來從沒有捲舌音的古漢語基礎上,通過把 “z、c、s” 三個聲母髮捲舌音而新增加了“zh、ch、sh”這三個聲母。這 就是現在的普通話有捲舌音的由來了。

四、南宋開始的再次漢人南遷與客家人的形成

接前面的歷史講述,到了南宋後,中原的漢語已經較漢唐時有明顯區 別,音調有所減少。因為北方少數民族入侵而引起的長時間戰亂,再 次引發了中原漢人的史上第二次大規模南遷廣東。這次的漢人南遷一 直到清朝初年才結束。

因為當時廣東的平原地區均已被之前南遷的廣府人及潮汕人全部佔據 ,所以這次南遷的漢人只能遷到粵東北與江西、福建交界的梅縣山區 ,並被稱為 “客家人”,即 “客居他人地方的人”,他們所說的南宋中原漢語就被稱為 “客家話”。後來部分客家人又再主動遷徒到台灣,又有部分在清政 府的安排下遷徒到原廣府人居住的地方,從而又引起了一系列中國史 上的重大事件。後面將會講述。

五、粵語與普通話的最終形成

廣東省內廣府人的生活一直安穩,所以語言一直保留著漢唐時期的特 徵,但也並非一成不變。例如宋朝時廣州的海外貿易非常發達,一些 阿拉伯語也由此傳入從而影響到廣府語言的詞彙。清朝260年的 定歲月,使得保持了古漢語九個音調、及大部分文字發音的現代粵語 在清朝末年徹底形成。同期,現在的普通話也在以北京為中心的地方 形成,但其音調只剩下四個調了,徹底與北方胡語相一致。

粵語覆蓋地區廣泛,不同地區在口音上會有差異但差異不會過大,例 如粵北韶關地區的人,完全可以和廣西東部的人進行粵語交流。基於 廣州兩千多年來在廣府地區的龍頭地位,因此公認的標準粵語發音是 清末民初時期廣州 “西關地區” 的粵語發音。西關地區就是現廣州舊荔灣區,是清末民初時期廣州有 錢人的聚集地,清朝時期全中國唯一的外貿口岸 “十三行” 即位於該處。

六、廣東史上的 “土客之爭”及廣東華僑的形成

清朝初期,客家人大量聚集在粵東北的山區,而廣府人居住的珠三角 及粵西平原區物產豐富且人口並不密集。於是在清朝政府的安排下, 部分客家人由梅縣、惠州一帶遷往了珠三角東岸的增城、寶安縣, 以及粵西的肇慶、五邑 - 即 “台山、鶴山、開平、恩平、新會 ”五個縣,現江門市範圍。

其中珠三角東岸因為離省城廣州近,一切都在官府的控制之下,所以 遷往當地客家人與當地的廣府人能夠和平相處。香港在開埠以前, 也就是幾十戶客家人的小漁村。這也就是香港的英文名 “HONG KONG”的由來,因為當地客家人的粵語發音將 “香港” 讀成 “康港”。

但遷往粵西地區的客家人就完全不同了,和原居當地的廣府人爆發了 長時間的暴力衝突。據肇慶、五邑等地的地方史記載,清朝中後期發 生了多次廣府人與客家人之間的大規模械鬥,往往都是需要政府由廣 州派軍隊過去才能平息,史稱 “土客之爭”。土客之爭持續了幾十年,最終以客家人有些重新遷回 梅縣、惠州一帶,有些繼續向西遷徒到廣東、廣西交界處,餘下的以 通婚等形式徹底融入當地廣府人族群而告終,因此現江門、肇慶地區 再無客家人村落了。

大量廣東華僑的形成,使得廣東人的視野、思想一下子就 “國際化”、“現代化”。這為之后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誕生、以 及辛亥革命的發生打下了最為堅實的基礎。

七、粵語相比起普通話的優勢

前面已經說過,粵語有聲調更為豐富、朗誦古詩詞時更為符合韻律美 的優勢外,更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對近義字的區別。 古漢語對於近義字的發音特點是:聲母相同,但韻母不同。這樣近義 字的讀音相近但又有區別,才能夠正常表達。

普通話最大的問題是文字完全繼承自古漢語,但讀音卻被 “胡化”,從而出現很多常用的近義字讀音完全一樣的情況,造成了 文字使用上的極大混亂。例如 “的、地、得”,“做、作”,這兩組常用的近義字,在粵語裡完全 符合 “聲母相同,韻母不同” 的要求,所以懂粵語的人完全不會搞混淆“的” 與 “地”與 “得”,也不會用錯 “做” 與 “作”。但北方地區的人經常會搞亂這兩組近義字。因此要想漢字能 夠正確地使用的話,讓北方的人學一些粵語非常有意義!

另外,就是前文曾提到了,粵語裡沒有捲舌音,即不存在北方地區的 人也經常搞混淆的 “z、c、s” 與 “zh、ch、sh” 這三對對應的、捲舌與不捲舌相區別的聲母的正常使用問題。所以粵 語的表達往往能夠比普通話更為清晰、明確。

總結

綜觀整個廣東人文的形成、發展史,其實質就是中原漢人為追求安定 、幸福的生活而不斷遷徒、奮鬥的血淚史篇, 並由此帶動了整個中國的發展史。在此過程中,語言、文字、 宗族等是維繫著廣府人的最重要紐帶,因此幾乎所有廣府地區鄉村的 家庭,屋裡都會擺放一塊紅色底的 “祖先牌位”並定期給祖先上香的。也因此廣東人 “寧丟祖宗田,莫丟祖宗言” 的觀念也遠比內地要強,粵語成了保留古漢語最好的現代漢語!

粵語(Cantonese)也是除普通話(Mandarin,洋 人認為是:滿大人的語言)外,唯一擁有完整的文字系統的漢語,即 所有粵語發音均有對應的文字,能夠用文字完整地記錄發音,這是滬 語、湘語等其它地方的語言所無法比擬的。

隨著廣東人走向世界,粵語也被帶到了世界各個角落。現在粵語除了 是香港、澳門的官方語言外,也是美國、加拿大的第三大語言, 澳洲的第四大語言。因此粵語在海外的地位明顯高於普通話。現全世 界使用粵語的人群超過一億,為此聯合國早已將粵語定義為 「語言」 而非 「方言」。

相信以後廣東人及廣東文化的發展史,也必將繼續推動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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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原版)

文章摘要 07.10.17

「毛主席前期是靠實事求是勝的。打江山的時候,陳獨秀、瞿秋白、張國濤、王明每個人都自以為(原版)比毛有學問,但毛勝就勝在實事求是。唉,但後來,他也以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馬克思主義化身和發展。其實,他跟我一樣,凡夫俗子一個。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誰能說清楚?對資本主義又有誰能說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說不清楚。明明說不清楚,偏要去天天爭論?我看,發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條,不爭論!不爭論,要作為一條原則。」

叮噹 發表於:民國一〇五年七月廿一日

一、夕陽斜照的傍晚,漢口火車站,專列會見室

鄧小平對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說:「你拿出筆來記下我的話。我有幾點意見請你轉告北京。

「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證明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救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中,改革開放是主題、是主線。以前的兩任總書記抓改革開放還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經濟發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的基礎。沒有那五年的經濟大發展,你這幾年的治理整頓也搞不下去。對胡耀邦、趙紫陽在經濟工作上的成績還是應該肯定。他們只是在反自由化上出了點問題,但對他們的工作和和成績,不能一概否定。

「第二,發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爭論什麽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嗎?反正我是搞不清楚。八中全會開得好,穩定了農村基本政策。到農村去搞什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姓資姓社的爭論,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不要再進行所謂的爭論了!不爭論!這要作為一條制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不能動搖,要管一百年,對,一百年不動搖。

「第三,經濟發展要求有一定速度。對我們這種基礎薄弱的國家,六趴不是什麽成績。我看連續五年超過一成是可以爭取的。現在,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比較就有問題了。歸根結底,能發展多快就搞多快,不要阻擋。目前的經濟工作沒有新意,沒有進取心、創造性,多數人不懂經濟。沒進取心就是沒有歷史責任感!

「第四,這兩年改革開放的話不硬了,旗幟不鮮明瞭!這不對,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下子被他搞掉了。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現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不發展或發展慢了都不行。而怎麽發展呢?辦法只有一條那就是改革開放,國家需要改革開放,人民需要改革開放,誰不改革誰下臺!對,不改革開放就下臺!下臺!」

「暫時就這幾點,沒有了……你去吧。回去就向北京報告。」

「就照我說的,原汁原味發給北京!你去吧!」

「記住,回去就向北京報告!」

「要記住,書記大人,你也一樣,不改革開放就下臺!」

二、陽光燦爛的下午,南昌,滕王閣休息室

鄧小平對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說:「我是個退休老頭子,耳朵也不好使,(彙報)你就免了吧。」

「不過,我倒可以作為一個老百姓跟你書記大人進點言:我離開江西廿年整了,這次來走走,好像這裡變化並不太大呦。你的南邊就是廣東,你看廣東就是熱氣騰騰的,發展很快,人家成天就是改革開放,你這裡我看是有點冷冷清清。你給你們省委一班人講,也可以給北京講,就說我說的,改革開放是大局、大方向,發展才是硬道理。不發展或者發展緩慢的空談,只能誤國。尤其是你這江西,底子很薄,資源不多,不努力改革開放行嗎?你們什麽時候改革開放真有成績了,你們彙報我樂意聽,現在,還是那一套就免了吧。」

「對了,書記大人,記住,發展才是硬道理!你應該多向廣東學習而不是向北京學習,誰不改革開放誰就得下臺。你可以把我這話向北京報告。」

三、華燈輝煌的夜晚,深圳迎賓倌,桂園

老爺子一吃完晚飯仍興致不減,把瑞林、毛毛、飛飛和剛到深圳會合的撲方、鄧楠等全叫到了身邊,他有話要說。

「大家今天也見到深圳了,這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也是中國今後生存發展的希望。我想跟你們聊另一個問題。」

「你們猜猜,促使我這次出來的直接原因是什麼?或者說這幾個多月來,糾纏我最多的因素是什麽?」

「還不是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唄?」飛飛遲疑著說道。

「有點對,但還不夠直接。撲方,你說呢?」

「我想」撲方猶豫了一下,乾脆說道,「是蘇聯垮臺?」

「對,是蘇聯問題!」

「離開北京前兩天,瑞林給我講了一個鏡頭,讓我夜不能寐。那就是蘇聯垮臺時,葉利欽宣佈蘇共在俄囉斯停止活動。葉一宣佈,在蘇共中央大廈前自動聚集起成千上萬的老百姓,當那些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人撤出大樓時,人們自動讓開一條路,讓這些人通過。但伴隨著這些工作人員的是什麼呢?老百姓們的口水和垃圾!一個執政了七十年,號稱有幾千萬黨員的龐然大物,就這麽一夜之間垮了!要知道,蘇聯的住房、工資、資源、生產力和社會發達程度,都比我們國家好得多呀!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們在和蘇聯吵架的時候,新上臺的勃列日涅夫就宣稱蘇聯已經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按他的描述,蘇聯距共產主義也僅有―步之遙了。而共產主義,也是我們這代人過去的終生追求呀!」

「毛主席前期是靠實事求是勝的。打江山的時候,陳獨秀、瞿秋白、張國濤、王明每個人都自以為(原版)比毛有學問,但毛勝就勝在實事求是。唉,但後來,他也以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馬克思主義化身和發展。其實,他跟我一樣,凡夫俗子一個。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誰能說清楚?對資本主義又有誰能說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說不清楚。明明說不清楚,偏要去天天爭論?我看,發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條,不爭論!不爭論,要作為一條原則。」

四、風和日麗的下午,深圳迎賓倌,接見廳

鄧小平:「人老了囉嗦,不過,我也囉嗦不了幾天了。今天就給你們大家多囉嗦幾句吧。」

「我們過去的革命常以蘇聯為榜樣。但這些天,我想的最多的,也還是蘇聯。那麽豐富的自然資源,那麼深厚的文化傳統,那麽強大的國家機器,還有龐大的共產黨隊伍,似乎在―夜之間就垮了,消失了。蘇聯,我們過去頂禮膜拜的詞語,一下子就成為歷史陳跡,歷史名詞,值得我們深思呀!」

「蘇聯完了,全世界方方面面的思路很自然就聯想到中國,中國向何處去?怎麼辦?」

「其實,蘇聯垮臺有很多因素。其他不講,成天搞核武器,搞理論專政,不顧人民死活,而老百性為了基本生活品還成天排隊,我看就是一個主要因素。號稱是發達社會主義,結果折騰了七十多年,連老百姓的肚子都餵不飽,說得過去嗎?說不過去。中國怎麽辦?中國就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老百姓的生活解決好。我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決不能動搖,一百年也不能動搖。」(眾人熱烈鼓掌)

「昨天,我們家聊天,也聊起蘇聯垮臺。孩子們告訴我,廿世紀的世界有兩個重大的歷史現象。政治上的重大歷史現象,是蘇聯的崛起和消亡;在經濟上呢?則是近卅年來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這兩年,除了四小龍外,泰國、印尼、馬來西亞也迎頭趕上。四小龍和東南亞諸國的人有中國人聰明勤勞嗎?我看未必。我跟李光耀講過,華人實際上在經濟上可以做另一個猶太人。華人在政治上一盤散沙,沒有核心,但有市場取向的功利和敏銳,有龐大的市場和網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觀點。我們落後的關鍵還是我們從五十年代起,不抓經濟而抓階級鬥爭,搞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我這裡不是說社會主義搞錯了,但我也不能說我們完全搞對了。老百姓生活什麽都要票,什麽糧票、布票、煙票、酒票滿天飛,什麼都得排隊。長此下去,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我看除了實事求是這一條外,我今天還不能講得很清楚。我看也沒有幾個人說得清楚。說不清楚就不要去爭論,成天去爭論姓資還是姓社就是浪費時間。所以,我說,要把不爭論作為一條原則定下來,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呀!」(又是一陣熱烈掌聲)

「你們先別鼓掌。我得給你們一點壓力。我剛才提到廿世紀一個重大的經濟現象就是四小龍的崛起。中國怎麽辦?我看先別趕英超美,連日本我們也別去比。中國當前的任務和出路就是向四小龍學習,經過二三十年的奮鬥實現小康。前些時候,在北京、湖北、江西,我還不敢說,但這次到深圳,我有了信心。深圳的發展才不過十年,就到了今天的樣子。再這樣幹下去,四小龍就沒什麼可怕了。我想,深圳、廣東的基本任務就是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是在全國殺出一條血路,做―個表率,率先超過四小龍。我看給廣東廿年時間,趕上四小龍是可能的。

解放戰爭時期,劉伯承同志和我率部隊千里挺進大別山。別人圍追堵截,但伯承同志提出兩軍相逢勇者勝。最後,我們在沒有根據地,沒有冬衣,裝備很差的情況下,戰略突進中原,直逼南京,我們是勇者,我們勝了!今天,我要給你們同樣的一個戰略任務,就是做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上殺出一條血路,證明中國人搞經濟不是孬種!不管別人怎麼說,甚至不管某些自詡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怎麽說,搞改革開放不動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追上四小龍,用廿年的時間,把廣東建成亞洲的第五條龍!」

「改革開放也不會一帆風順。現在的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應該是三個有利,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生活水平(翟按:那麼,很多歐美國家都做到了,是否叫真正的社會主義?)。特區的實踐表明,改革開放不僅可以發展生產力,還可以解放生產力。所以,我發明了一條叫做不爭論。爭論什麽?一爭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開辦特區有爭論,有些人今天仍不同意。

農村改革也有爭論,但是農村這幾年成長最快的是水產業和水果業,這恰恰是我們計劃經濟沒計劃,政府基本不管的行業。以前,北京的老百姓為了大白菜天天排隊,由政府配發。但現在幾個批發市場一搞,大白菜緊缺排隊的現象就消失了。三峽工程也爭論很多,我到美國一看,人家凡是能修水電站的地方早就修完了。蘇聯、歐洲那些地方都是如此。這可以增加多少國力和財富呀!我是堅決主張搞的。今天還有很多人不同意,有人甚至亂罵。怕什麼,看准的就要堅決搞。

我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起碼有這幾點是看準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以特區建設為標誌的改革開放路線,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本制度的農村改革,以發展解放生產力為主旨的市場機制。

說起市場,又有人講市場經濟是搞資本主義。其實,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哪是有那麽多清規戒律的主義。我提的在香港問題上搞一國兩制,反對的人就少。在主權問題,很多人可以向制度妥協,但在國強民富上,在發展生產力上,我們為什麽就不能更包容更妥協呢?還是那句真理:實事求是。中國窮,發展才是硬道理。為了發展,我們不僅在香港容忍和鼓勵資本主義,在內地我們也要容忍和鼓勵差別和市場機制。不這樣,何來引進外資,何來改革開放?」

「去香港看回歸是我的一個夢想,能去我一定去。但我已經八十八歲了,這次可能是最後一次外出了,時間不饒人呀!你們要堅持改革開放,就是堅持中國的未來。八十多年前孫中山實現不了的理想,就可能通過改革開放實現。我今天講的,你可以回去跟下面講,也可以跟上面的北京講。我在湖北和江西還講過,誰不改革開放誰就下臺!這點你也講!」

五、陰雨綿綿的下午,春節,上海,西郊賓館一號樓

「書生造反,十年不成,那也不僅是中國古訓,也是現代真理。歷朝歷代,秀才造反,改革的失敗者居多。漢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甚至當代的毛澤東都是以秀才見長,他們當初的業績都很輝煌,但―旦做出一個大文人的樣子,都目中無人,最後結果淒涼。我們黨的歷史上的領袖陳獨秀、瞿秋白等都是名副其實的大秀才,但他們操作性和務實精神都很差。黨的事業在他們手裡沒有發展起來,而他們沒有看上眼的毛澤東,卻以他的務實和實事求是贏得了認可。在井岡山的時候,蔣介石的前四次圍剿失敗,核心還是毛主席的實事求是,敵進我退。但到秦邦憲、王明、李德這些書生當政,要搞正規戰,禦敵於國門之外,紅軍就失敗了。八大以前,毛主席還是實事求是的。我們黨歷史上有兩個很不錯的大會,一是八大,一是十三大,不錯在哪裡?不錯就在實事求是。八大講經濟建設,毛退居二線,十三大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惜,這兩次不錯的大會精神都沒有貫徹下去。」

「文人誤國。哈韋爾能怎麽樣說不清楚。蘇聯我看就是被戈爾巴喬夫的文人情結提前葬送掉,他只圖自己的聲望,而不顧黨和國家的死活。而葉利欽是一個更看重聲望的人。蘇聯要平靜下來,一定得有―個更沈著、更務實、更有操作性的人才行。我認為上海有希望的理由正在於此。上海人就是很務實,不像北京成天就是務虛。

            上海人富於技巧和操作精神。只要讓他們幹,他們肯定會幹出一片新天地來的。」

從青年毛澤東的一段經歷說起——公開徹底批毛勢在必行

作者:燕遁符(北大物理系)

毛澤東他用自己的一生書寫了中國現代史,掌控和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命運。自然就有許多文章和書籍去講述他的生平和事跡,形形色色的人從方方面面對他進行詳細研究。

可是有一件事,好像很少受到關注,甚至沒幾個人知道。而我認為,這似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直接反映出青年毛澤東的人品和心性,決定著他一生的思想和行為模式。

一九五一年我上高中,就讀於湖南省立第一中學。次年,省一中建校卌週年,舉辦了一個校史展覽。在這個展覽會上,我發現一本書,封面上用規規矩矩的毛筆字寫著:「毛澤東贈。」那時候已經在大力神化毛澤東,到處造勢。

那本書在展廳裡受到的卻不是這般待遇,它沒有被當作聖物供奉起來,而是和一大堆其他校友的贈書一起碼放在展廳角落一個又大又深的方竹簍裡,是我翻來翻去才把它翻出來的。

當時我只知道毛是第一師範的畢業生,怎麼會給一中贈書呢?就去問旁邊的老師。老師說,也可以說毛是校友,他在一中上過學,可是只對文史有興趣,別的課根本就不去聽。所以。半年之後就被開除了,這之後他才去了第一師範。

湖南省一中後來改稱長沙市一中,一九九七年建校八十五週年的時候出過一本校史紀念冊,也談到這件事:一九一二年是民國元年,湖南在貢院舊址創建省立第一中學。

第一屆招生考試只考了作文,試題是《民國成立百廢待興教育與實業何者為重要策》,毛澤東以第一名成績被錄取。一九三六年之後,毛澤東在延安與斯諾談話,講述自己的生平,還沒有忘記當年第一名考取湖南省一中這一光榮歷史。

那他為什麼沒有一直讀下去呢?毛向斯諾解釋說,這個學校課程設置十分繁瑣,讓人厭煩,所以半年之後就自己離開了。

甭管是被一中開除,還是毛「自己離開」,反正有一件事情確鑿無疑:對於文史之外的數理類基礎自然科學,毛澤東是深惡痛絕。

一代人有一代人需要面對的問題。或許,設身處地替毛澤東同學想想,他也有自己的難處。

一中秉持教育救國理念,以培養文理兼通、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健全國民為辦學宗旨(這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到我入學的時候還遺風猶存。不僅有高質量的課堂教學,還有各種課外興趣小組,體育水平也在國內名列前茅。我上高中是體育差生,到了北大,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學一起大排行,就升格為中等偏上,並且榮幸地被選拔為物理系女子體操代表隊隊員。

毛澤東出生於一八九三年,那一代人當小孩兒的時候讀的是四書五經之類。民國以後,改上新學。然而此時已是九一二年,他們已經是十九歲的人了,不好再從小學讀起,怎麼也得上個中學。數理課有很強的連貫性,需要按部就班地學。沒上過小學就直接去上中學,困難可想而知。

年齡與毛相仿的老師和前輩中,有的人親口向我談起過他們自己當年的尷尬和狼狽。為了探究科學真理,為了追趕先進文明,他們付出過十分艱苦的努力,才克服了困難,跨越了障礙。看起來,毛澤東似乎從根兒上就與眾不同,他身上好像很難找到一般中國讀書人具有的那種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情懷,全心全意關注的只是:「問蒼茫大地,誰主沈浮」?

哪裡肯分出些心思在科學基礎方面去下這一番苦工夫,自然也就過不了這一道關。當然,此時的毛澤東畢竟還是年輕,作為在讀學生,過不了數理關,產生厭學情緒,其實也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甚至有點兒讓人同情。

但是,時隔廿多年之後,延安時代的毛澤東面對著國際友人斯諾,回首這一段往事,仍然毫無愧疚之情,仍然狂傲地使用「繁瑣」之類的詞語去貶斥湖南省立一中的辦學理念,對於基礎國民素質教育表示出極度的輕蔑與鄙視。

這件事情所反映和暴露的,就只能是毛澤東這個人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流氓氣息和狂人秉性,或許說,是他頑固的反科學反文明反人類傾向。廿世紀中國政治大舞臺上毛澤東的一切作為,其實都正好是這種扭曲人格和心態的流露與寫照。

我直接間接認識或瞭解一些早期共產黨人,他們事先認真研讀並認同了馬克思的理論,然後才加入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並不研究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想」更是無從談起。但是,他看出由第三國際直接操控的中國「共產革命」是個大好機遇,可以幫助他實現「主沈浮」夢想。

從湖南農民運動開始,他就對「痞子運動」大加讚賞,視流氓為最具「革命積極性」的主要依靠對象。在早期中國共產黨內的歷次路線鬥爭中,他純熟應用從小就鑽研透了的那套弄權之術,逐步篡奪了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權。

抗日時期他全然不顧民族大義,制定並實施了「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總方針,趁著中央政府忙於守土抗戰,壯大了自己的實力,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實現「改朝換代」。

歷朝歷代,奪權時期難免殘酷血腥,開國之後則往往相對寬鬆。毛朝代卻不是如此。開國伊始,他就在土改和鎮反中預先設定殺人指標,造成一片恐怖。隨後是「思想改造運動」,讓知識分子斯文掃地、尊嚴全無。

特別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後,共產黨內歷次路線鬥爭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風氣推向了整個社會,因文定罪、因言定罪、因思想定罪,五十五萬敢想敢說的人和他們的家庭頃刻之間淪為賤民,在「右派的下場!」威懾之下,全民啞然失聲,個個噤若寒蟬。

於是,毛澤東可以更加肆無忌憚,不管多麼有悖科學常理的荒誕舉措都沒有人敢於發表異議。於是,連百姓要吃飯這種頭等重要的民生大事都被他當作兒戲,當作政治棋局上的一粒棋子兒。待到大飢荒事發,為了推脫千古罪責,為了繼續坐穩第一把交椅,甚至為了傳位於家,他又耍盡政治手腕,直至發動文革,製造全國大動亂……

總而言之,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眾多老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來說。毛澤東朝代是真正的人間地獄。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就厭惡科學,以此為起點,一步步走向壓制民主,復辟專制。這其間存在著必然的前因後果聯繫。

毛澤東身體力行並大力提倡的心狠手辣、誠信全無、造謠中傷、不擇手段等各種政治流氓手腕和作風,造成全國範圍的精神污染,毒害了(而且還在毒害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靈魂。

舉國上下的道德缺失,正是來源於此。

比較起看得見的物質層面來,在這個領域裡,毛澤東帶給我們民族和國家的災難與損害,恐怕會要更加深重,更加長久。

所以,掃清毛澤東思想流毒不僅完全必要,而且任重道遠。

我們有必要認真思考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史,從中吸取教訓。

我去過「烏有之鄉」,也參加過北大哲學系舉辦的研討會,一些離退休高官和學者教授作主題發言,我知道其中有的人就是當年赫赫有名的反右幹將。他們又故伎重演,冒充工農利益的代言人。鼓吹堅持毛澤東思想和毛式無產階級專政,煽動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鏟除「修正主義叛徒集團」……

如今,媒體上還不時為毛澤東歌功頌德,天安門城樓上也依舊掛著毛的頭像,這。不是對「毛派」那些人的支持和縱容嗎?能有什麼好結果?

或許有人認為,眼下社會矛盾太多,不是批毛的恰當時機。這是糊塗想法。要知道,各種社會問題的根源,正在於沒有徹底批毛。

只要肯於勇敢地走出這一步,就一定能夠得到百姓的真誠擁護。

為了中國的今天和明天,公開、徹底批判毛澤東勢在必行!越快越好。

————讀者推薦

本站刊登日期:民國一〇六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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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問:為何中國文字還用落後的象形文字? 看看世界網友怎麼說
歷史 2017-07-10 檢舉 原文
野故事 

中國是世界最獨特的文明,這種獨特性比西亞、天竺和歐洲文明之間的差別大的多!可以說中華文明是在非常獨立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在漢朝以前,中華文明與天竺、西亞、歐洲文明幾乎沒有交集,更沒受他們的影響,保持著非常強的獨立性。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也絲毫未影響到喜馬拉雅山脈背後的中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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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既讓歐美人感覺神秘、陌生、好奇,也讓他們懷疑中華文明的發展程度。很多西方人認為中華文明是落後的,其中最受質疑的就是中國的文字系統還是象形文字,而沒有像世界大多數國家過度到字母文字。

美國網友發問:為啥中國五千年文明,文字卻沒字母化,還是落後的象形文字?

看看世界網友怎麼說:

1、漢字是至今人類創造的最為優雅的書寫系統。它不是沒有缺點的,但是其信息密度、閱讀速度、和整體美感在我看來無比倫比。所有的語言的語音在時間長河中都會改變,而與發音脫鉤的象形文字系統意味著漢字無須重新設計。儘管地域間千差萬別,書寫下來的文字仍可為所有不同的方言提供一條主線的直觀歷史,貫穿這個數十年前還是四分五裂的國家。試想一下要一個普通英文讀者去閱讀比莎士比亞還要古老的作品抑或是用丹麥語、冰島語寫的東西會是怎樣的情況。這正是中國漢字之美。書寫系統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甚至可以讓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用一支筆和幾張紙就能進行基本的對話,而不用對彼此的語言有一點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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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些人認為其他語言可以用漢字構建文字系統,但是我不同意。用漢字轉寫非漢語單詞和名字絕對是惡夢而且不值得花費功夫,比如我的全名有20個英文字母,需要10個漢字轉寫,而且你需要許多關於翻譯慣例的知識才有希望將其轉寫回英文。但是中國政府與日俱增的杜絕漢語內部使用外文書寫的努力,比如體育報道中主持人不再說NBA或者F1,替之以漢字全名或者縮寫,表明即使在一些漢字表述效果不好的特殊場合,大部分漢語使用者仍然會使用漢字。

3、除了注音和拼音這樣輔助性的羅馬字母系統 沒有什麼真正的理由值得這樣去做。 中國學生可以非常好的學習漢字。 漢字使用占主導地位的地區有很高的識字率,漢語使用較多的地區(日本)有世界上最高的識字率。 中國大陸的識字率相對較低,不是因為使用了漢字,而是因為當前規模下的教育水平相對較新。 即使如此識字率也已大幅增加。 因此在就識字率而言,不一定要轉換為基於字母的書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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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漢字「使中國人麻木」或「阻礙自由思想」或其他各種淺薄的論斷顯然是」東方學」的胡扯。作為一個成年後學中文的外國人,我也可以告訴你,學習漢字不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一開始確實很難,而且可能比起學習俄語或希臘語來要難的多,但最終是可以學會的。 我認為對一個外語學習者來說不存在學不會的情況。再說一個國家為了讓外國人更容易學習而改變其語言,這事太奇怪了,並不現實。

5、我認為漢字在整體上是相當好的。漢字具有高信息密度,很好的消除了歧義,可以同時表達語音和語義。更不用說這樣的事實:使用漢字作為交流的主要方式具有明顯的向後兼容性。要閱讀晚清年代之前東西,你無論如何得學習漢字,因為字母在表達漢語的文學性和經典著作時毫無作用。閱讀那些記錄需要有識別漢字的能力。整體轉換書寫系統,那麼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將陷入混亂。就是沒什麼理由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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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是日本人。因為中文書寫系統實際上比語音字母系統好。「轉換到語音字母系統」是一個過時的想法。 目前的趨勢是相反的, 我們被鼓勵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更多的漢字。 如果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漢字將永遠不會被廢除,相反一些語言會採用漢字。過去我們的電腦和機器計算能力非常有限,無法處理數千個字符。 一些國家的教育資源非常有限,所以他們認為自己的孩子無法學習數千個漢字。 所以有些人想廢除漢字的使用是可以理解的。

當今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機器處理漢字已經沒有問題。 教育系統已經成熟,能夠實現近100%的識字率。 所以沒有理由轉向語音字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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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漢字的優勢。漢字幾乎可以被立刻理解,因為它們是與象形系統差別不大的符號系統。例如,日本在書寫系統中同時使用漢字和假名字母。 然而日本的道路標誌大多是漢字,這是由於閱讀速度至關重要。 他們知道漢字可以更快地被理解。 他們的假名字母在路標中沒有廣泛使用。

漢字字形本身而不是發音具有含義,所以我們可以超越語言的界限進行溝通。這是象形系統的另一個優點,人們廣泛地使用它,如在機場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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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以藉此了解自己的歷史。在技術、醫療、司法領域,需要查閱字典的時候要少得多。只有小學文化的人不能理解「felony」或「diabetes"這些詞 ,但「重罪(=嚴重的罪行)」或「糖尿病(=尿里含糖的疾病)」只包含了相當基礎的漢字。 這對於母語是韓語的人而言至關重要,因為他們在藥店買東西,有時就需要在閱讀藥用說明的時侯查字典。 在中國或日本,就不會這樣,因為漢字本身就具有含義。 在中國或日本字典僅僅會作學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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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輕的時候學習漢字將更容易。每個漢字都有含義,因此實際上比起無意義的語音來說,小孩子能更快地學會漢字。我2歲的兒子已經可以讀大約1500個漢字。事實上,日本的識字率比鄰國們的更高,這要歸功於具有含義的漢字。韓國正在小學系統中恢復漢字教育。目前受過教育的韓國人可以讀500到1000個漢字。因為在更小的年齡開始學習,未來可以預見這個數字將增加到1500左右。 1500個漢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已足夠。由於金日成的想法,朝鮮從來沒有停止過漢字教育。中國大陸曾提出轉向拼音書寫系統,但失敗了。他們希望進一步簡化漢字,但也失敗了。日本一直在擴大他們的「常用漢字列表(Joyo Kanji list)」。這意味著他們比以前使用更多的漢字。香港、台灣等地仍在使用繁體,並無意轉向簡體。現在要感謝電腦系統,打字時輸入繁體和簡體字符所需的時間相同。明顯的趨勢是更多而不是更少地使用漢字。

8、理論上人類需要更好的書寫系統。 哪個是更好的? 更好的書寫系統應該能夠發揮人類的能力。 漢字需要你的頭腦中建立這樣幾張表:「圖片< - >含義」「圖片< - >語音」「筆畫< - >含義」這是一個巨大的投資。 人類是有能力做到的。 這個投資的回報真的很高。 在已開發國家,我們可以負擔得起這樣的投資。 人類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我們可以為每個人提供這樣複雜的表,來加速更快更深入的溝通。 為什麼我們不這樣做? 漢字作為「次世代書寫系統」,在每一個方面都正好符合我們的需要。簡而言之,停止爭論廢除漢字的問題。 現在是時候來討論我們如何更多地利用漢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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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點評:從某種意義上說,漢字是神的語言,它能夠流傳萬世,而只做很少的變化。漢字對文明的包容性,是其它字母語言所無法比擬的。如果中國不曾衰落,文字可能已成為世界通用語。而就效率性和信息含量來說,漢字也秒殺其它語言。漢字的文本在所有語言里總是最少的!漢字,進入視網膜的瞬間你就知道它的意思,而字母文字需要你看到上下文,反應要慢幾秒。漢字並不是落後的語言,而是比字母更高層次的語言。

莫迪改革劍指印度國家經濟能力 掃描二維碼訪問中評社微信
http://www.CRNTT.com 2017-07-13 02:42:57

  近來,一個「自信滿滿」的印度昭然出現。這種自信有很大一部分源自該國總理莫迪初見成效的內部改革措施:在「印度製造」、廢鈔令、商品服務稅(GST)改革之外,莫迪還設立「轉型委員會」以取代國家計委,並用「三年行動計劃」「七年戰略規劃」「十五年遠景文件」替代原有的五年計劃。莫迪的這些改革是他加強中央集權和經濟調控能力的舉措,客觀上有助於打破原有利益藩籬,助推印度經濟維持動能。 

  印度的計劃經濟始於立國之初。當時剛剛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極其渴望獨立自主。為此,尼赫魯背棄了聖雄甘地「家庭小工業」「回到農村」的主張,轉而選擇計劃經濟模式,企圖把印度從積貧積弱的農業國快速打造為工業國。當時,尼赫魯也建立了國家計委和各式各樣的機械工業部,制訂五年計劃,在各地掀起投資、建設熱潮。崇尚工業大發展的尼赫魯當時甚至宣稱「大壩應該成為現代印度的神廟」。 

  然而好景不長,由於沒有建立起與經濟模式匹配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印度的計劃經濟很快被官僚集團佔據。印度既沒有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的利潤導向,也沒有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命令導向,因此出現了一種最糟糕的現象:由於計劃經濟的條框限制,印度的自發經濟活動受到嚴格制約,自下而上的市場調節幾乎失靈;同時,由於印度也沒有一套高於官僚體系的政治系統,這導致佔據大量資源的官僚集團各自為政,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也幾乎失靈。 

  此外,由於沒有完成徹底的土地改革、社會改造和基層政權的滲透,印度與中國、蘇聯相比,資源動員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例如雖然印度和中國一樣在早期的五年計劃中實行了工農業剪刀差的政策,但是卻沒法像中國一樣集中優勢資源搞工業化重點突破。資源動員能力不足的問題在工業化初期還不明顯,但隨著工業規模擴大,印度就出現了後勁不足的狀況。因此,在中國具有很強進取性和導向性的五年計劃,到了印度就成了抱殘守缺的切蛋糕工具。 

  圍繞這套體制,印度滋生出一個空前封閉僵化的官僚集團,而印度國家計委就成了這套體系的縮影。由於有權向各邦分配中央資金和批准中央的資本支出,印度國家計委積累了極大權威,甚至成為與內閣平行的組織——因為印度總理既是內閣首腦,也是計委首長。印度國家計委依託強大的職業官僚集團,既可以抵抗來自各地方各部門的政治壓力,也無需理會市場運行的邏輯,因此就發展出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例如,印度國家計委常常無視各地不同情況,機械地套用「統一標準」,使得地方政府在執行計委的各種規劃時苦不堪言。例如莫迪在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期間,就因其特立獨行的作風而多次受到國家計委的干涉。 

  在印度人民黨2014年大勝之後,莫迪就開始盤算他的計委整改計劃:用以智囊咨詢為主業的「轉型委員會」代替以審批分配為主業的國家計委,用建議性的各類規劃代替指導性的五年計劃。雖然莫迪宣稱要使計劃制定更加「自下而上」,但是他的改革事實上把計委官僚的權威轉移到他所控制的部門,比如財政部和財政委員會。如此一來,莫迪可以更加靈活地在各邦間分配財政資源,並可以更自由地制定中央的資本支出,從而增強中央的掌控能力。在計委改革之後,新成立的轉型委員會一躍從僵化封閉的官僚獨立王國,轉為莫迪身邊的頭號改革智囊,通過設計框架、發布意見、評估效果等方式,不斷把莫迪的改革意圖貫徹進政策之中。 

  轉型委員會的許多策略方針中都可以見到中國的影子。例如,在轉型委員會新頒布的《2017-18至2019-20三年行動規劃》中,濱海經濟區就是印度學習中國經驗的集中體現。其實,印度早在1967年就建立了第一個經濟特區。但是由於規模小、數量多、地理位置不合理,且行政管理落後,印度的幾百個經濟特區紛紛淪為雞肋,有的還成為偷稅漏稅的樂園。而在莫迪的推動下,此次由轉型委員會主推的「濱海經濟區」則徹頭徹尾模仿深圳特區——規模大、數量少、處於濱海便利位置,且擁有足以克服地方官僚勢力的特權。以中國沿海特區為模板,莫迪希望印度的濱海經濟區能夠引入市場力量撬動印度低廉的用工成本,從而推動工業化大跨步發展。 

  從根本上說,莫迪的計委改革同時強化政治和市場兩條邏輯主線:一方面用行政手段打碎獨立小王國,把被官僚小集團分割佔據的權力歸攏到中央;另一方面,把一部分調控職能下放到市場,使市場發揮更高效的調節作用,以此撬動潛在的資源稟賦。如果把「印度製造」、廢鈔令、商品服務稅改革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莫迪改革劍指印度國家經濟能力。如果實施順利,這將使印度政府獲得更強的經濟治理能力,使其得以從容應對基礎設施、徵地賠償、勞工政策等限制印度工業化起飛的桎梏。作為世界上除中國外唯一一個10億級別人口的國家,印度如果沿著中國的足跡崛起必將是一件足以影響世界經濟政治版圖的大事,對此中國絕對不可輕視。 

  來源:環球時報  作者:毛克疾(科技與戰略風雲學會研究員) 

林毅夫:非洲賣芒果的小女孩也有企業家精神,為什麼還這麼窮?
林毅夫
林毅夫
經濟學家,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
分享到:153196
2017-07-08 08:15:34字號:A- A A+來源:觀察者網
關鍵字: 林毅夫孟加林毅夫北大演講全文林毅夫演講非洲企業家精神非洲貧困非洲經濟發展
【本文為7月6日第100期北大博雅講壇林毅夫的演講。論壇由北大出版社聯合觀察者網等單位主辦,北大出版社整理,經林毅夫教授審核,並賜稿觀察者網發佈。論壇之後的對話環節也非常精彩,希望讀者朋友們堅持看完。】
點擊查看大圖
林毅夫在演講中(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以下為林毅夫教授演講全文:
女士們、先生們,中國有句話講「最難風雨故人來」,今天下午下著大雨,大家到中關村文津酒店參加下午的博雅講壇第100期,代表著各位對知識的追求,當然也代表著對我個人和我的合作夥伴塞勒斯汀·孟加博士的支持,今天我想講的題目是「下一站非洲: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戰和機遇」。
非洲搞不好,會引發更多的人類悲劇
我們知道,非洲是現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大陸,它有11億人口,而且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公佈的數字,43%的人是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最低貧困線之下。
非洲的貧困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當然它的人民就不能夠實現跟其他地區、其他國家一樣的現代化夢想,而且也可能導致非洲國家、非洲大陸社會政治的不穩定。
因為非洲現在的人口非常年輕,在11億人當中,有70%是在30歲或者30歲以下,有50%的人是在20歲以下,他們年輕力壯,如果經濟不發展起來,讓他們有就業機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在這種狀況之下,會對他們的國家和社會有很多不滿,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政治的不穩定。
社會、政治不穩定影響的不只是非洲,中國有一句話,「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當它的貧困問題不能解決的時候,隔著地中海就是歐洲的發達國家,就會有很多年輕人冒著生命的危險,去跨過地中海,到歐洲去尋求更好的生活。要跨過地中海,他又不是有錢人可以買飛機票或者船票,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坐一些非常破的船,迎著驚濤駭浪到歐洲大陸去。
這個現象在非洲有些地方非常普遍,有些村子里基本上年輕人都走光了,到歐洲去,但是真正能到歐洲的人數也不是那麼多。不少人在跨地中海的時候,就遭遇到了各種危難。這在報紙上常有報道,那是人類的悲劇。
他們到了歐洲以後,要進入歐洲社會也不容易,會受到排擠和歧視,不能融進歐洲,同樣會變成歐洲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最近我到非洲去,聽說現在有些人不僅是用原始落後的船隻想跨過地中海,甚至有的想跨過大西洋,和當年哥倫布一樣,大家坐的船比哥倫布還落後,到美洲去,先到南美,然後再從南美到美國去。
這個過程的艱難大家可以想象,同樣的形式,成功的概率不是很高。而且即使能到達,要適應一個新的國家、新的社會,也不是容易的。

逃往歐洲的非洲人
非洲為什麼貧窮?
非洲現在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大陸,這是事實,為什麼貧窮呢?是不是非洲人不努力?
當然這是我們經常有的印象,好像非洲人到工廠裡面工作,工作幾天拿了工資,就去吃喝幾天,錢用完再回到工廠,這種現象我不敢說沒有。但是想想看當年剛剛改革開放我們還貧窮的時候,農民剛剛到工廠工作的時候,不同樣有這種情形嗎?
而且不僅是中國這樣,要是到東亞其他經濟體,韓國或者中國台灣,在它們實現現代化之前,還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時候,那些工人的素質也和非洲國家沒有什麼差別。
難道非洲人沒有追求嗎?
我們經常聽說非洲人可以坐在樹下,餓了就到樹上摘果子。我也不能說這種現象絕對沒有,但是普遍的非洲人跟我們一樣,對自己、對家庭都有責任感。
最近我常跑非洲,非洲一些辦工廠的朋友跟我講的故事讓我聽了都非常感動。他們的工廠裡雇用了一些工人,早上8點鐘開始,中午12點吃午飯,工廠給點補貼,工廠旁邊有人賣午餐,下午1點鐘開始工作到5點鐘。但是他跟我講說,有些非洲人當母親、當父親的,中午給他吃午餐的補貼,他捨不得去買午餐。
為什麼省下來呢?因為家裡還有孩子要上學,家裡還有孩子要買書,家裡還有孩子要吃飯。你想想作為一個父親或者母親,8點鐘到工廠上班,代表什麼?7點鐘之前就必須出發,6點鐘必須起床,6點半吃完早餐,然後到工廠工作到下午5點離開,6點鐘能不能到家,那麼至少有12個小時的時間,他忍飢挨餓,為的是什麼呢?
為的是讓他的孩子有幾毛錢可以買書本,可以吃飯,這樣的父母能說他沒追求嗎?
我們可以說非洲國家的人沒有企業家精神嗎?
這也是我過去曾經有過的想法,但是我在世界銀行當副行長的時候,第一年到非洲的一個國家莫桑比克去,去的時候當然政府會安排我到各地去考察。
有一次從莫桑比克首都到它的一個鄉下的地方,車程兩個多小時,當中經過一個農貿市場。看到農貿市場我感到很好奇,就要去農貿市場看看這裡面到底賣什麼東西。就下了車,一群人陪著我往農貿市場走。
往農貿市場走的時候,看到有一群小女孩在農貿市場外面,用籃子裝著芒果,那些小女孩大概十多歲,長得挺可愛的。我覺得很好奇,我就往那些小女孩那邊走去,他們在農貿市場門外。我們一群人往她們那兒走,引起了農貿市場門口警察的注意,警察就跟著我們往那些小女孩走。在農貿市場外面的小女孩看到警察跟著來了,馬上拔腿就跑,帶著她們的芒果。
有些小孩,跑得快了就跌倒,芒果掉得滿地都是,跌倒的小女孩撿起一些芒果趕快又跑。那些小女孩為什麼不進入農貿市場呢?後來才知道跟我們國家一樣,進入農貿市場是要交錢的,那些小女孩為了省錢,冒著被警察抓的危險,從家裡樹上摘了幾個芒果拿來賣。
我看了以後就說,這些小女孩完全符合我們教科書里所講的企業家,具有企業家精神。
什麼叫具有企業家精神呢?發現市場上有什麼需求、什麼獲利機會,就組織各種生產、商品賣到市場上去,抓住獲利的機會。而且敢冒風險,成本和效益一算,如果要交農貿市場的費用賺不了錢,所以她冒著被警察抓的危險,在外面賣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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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我們現在非常強調的企業家精神,發現市場機會敢冒風險,組織各種生產來抓住這個機會的精神,這些小女孩身上完全表現出來了,所以非洲國家的人民跟任何地方的人民一樣,都是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精神是天生的一個本能。
當然在任何大的人口裡面,都有一些人比較有企業家精神,有一些人企業家精神比較低,就像有些人IQ比較高,有些人IQ比較低一樣,但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的比例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是一樣的,非洲國家的人不會比其他國家的人笨,非洲國傢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的比例不會比其他地方的人少。
那是不是非洲國家政府不作為,造成非洲國家現在這麼貧窮呢?
實際上仔細看也不是,因為我們知道非洲國家原來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我們從書本上知道,一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他們都在追求自己國家擺脫殖民統治,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終於實現了擺脫殖民統治,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
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跟我們老一輩革命家一樣,有很多人拋頭顱、灑熱血,為了他們的國家不惜犧牲生命,從而使他們的國家實現了獨立。獨立以後跟我們一樣,都希望能夠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希望能夠民富國強。
但是既然跟我們有一樣的追求,為什麼現在還這麼貧窮呢?
舊的發展思潮給非洲帶來了什麼
我們中國有一句話,叫作「思路決定出路」。它們之所以沒有實現現代化,是因為思路上有問題。
思路上為什麼有問題呢?這是因為非洲國家政治上擺脫了殖民統治,但是思想理念上還完全照搬西方殖民國家的理念,通常他們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人民過上跟發達國家一樣富足的生活。
當然要實現國家現代化,需要有理論指導,他們就把發達國家的理論用來指導他們的實踐,用發達國家的經驗作為他們的參考。實際上跟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一樣,總是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發達國家成功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這些道理學會了,拿到我們國家來用,就能夠幫助我們國家實現現代化。
他們的革命追求的目標是讓老百姓能夠過上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生活。要讓老百姓過上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生活,通常他的參照系就是發達國家有什麼,我們希望也有什麼;發達國家什麼能做好,我們也希望和發達國家做得一樣好。以它為參照系來看,我們缺什麼,就要來補發達國家有的那部分,我們什麼東西做不好,就希望我們能夠像發達國家一樣做好。
結構主義的處方失敗了
從我研究的發展經濟學這是最明顯的。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前殖民國家擺脫了殖民統治要追求他們國家現代化,為了指導他們的現代化才從現代主流經濟當中分離出來變成新的現代經濟學子學科。
發展經濟學在上世紀40年代剛剛出現時,第一波思潮現在叫結構主義。什麼叫結構主義?因為發展中國家當時希望的是能夠跟發達國家一樣富強,要跟它一樣富強,勞動生產率就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其前提是產業水平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高。
發達國家當時收入很高,生產力水平很強,是因為有現代化資本密集的大產業,發展中國家看看自己的產業,只有一些原始的農業,傳統的礦產資源產業,這些勞動生產率水平都很低。
因此當時結構主義認為如果要實現國家現代化,就應該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現代化產業,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和人民的收入,這個邏輯似乎非常嚴謹。
但是由市場配置資源,這種產業都發展不起來,結構主義就認為這些發展中國家由於傳統文化等等一系列結構性問題,有太多市場失靈,因此建議由國家克服市場失靈,由國家直接動用資源,配置資源,把現代化的大產業建立起來。
當時非洲國家是這樣,當然二次大戰以後,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普遍都推行這樣的戰略,也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
在他們國家的第一代領導人的帶領之下,這些非洲國家推動現代化產業,鋼鐵廠、汽車廠等等的建設,發現這些產業在國家強力支持下是可以建立起來的,但是建立起來一般效率非常低,導致經濟停滯,接著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
所以看發達國家有什麼,你缺什麼,想按照發達國家有的努力去擁有,失敗了。
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也失敗了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國際發展經濟學界也在反思,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國家為什麼在第一代領導人努力和全民共同奮鬥之下,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當時的看法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發展不好,就是政府有太多干預,沒有讓市場發揮作用,政府干預造成扭曲並產生各種由扭曲所導致的租金,造成資源錯誤配置和尋租,當時主流思想就從結構主義變成後來的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搞不好是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現代化市場體系。
所謂完善的現代化市場體系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價格全部由市場決定,資源全部由市場配置,財政上不能夠有赤字,政府發揮有限政府的角色,主要功能是保護國防安全,執行法律,維持社會穩定。
新自由主義也好像很有說服力,因為發展中國家確實有很多政府干預扭曲,資源錯誤配置,尋租現象非常普遍。任何受過現代經濟學教育的人都會接受只要是這樣效率肯定是低的。
在這種情況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在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發展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和幫助下,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財政穩定計劃的改革。

消滅貧困是世行等國際機構的使命之一,然而這項使命完成的並不順利。
從理論上看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推行結果怎麼樣?推行的結果是這些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國家原來建立的工業垮台了,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而且不斷出現去工業化現象,工業在經濟當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少。
在八九十年代這些非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平均經濟增長率比在推行結構主義的六七十年代還要低,而且發生危機的頻率比六七十年代還要高。
因此有些經濟學家就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稱為是非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迷失的二十年」。雖然從理論上來講這些改革措施很有說服力,但是推行的結果效果是非常差,後果非常嚴重。
成功經濟體的秘訣,是推行了「錯誤政策」
當然二次大戰以後,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貧窮,在兩百多個發展經濟體當中,能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到目前只有兩個,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台灣,中國大陸很可能在2025年變成第三個二戰以後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在1960年的時候,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時也只有有13個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當時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產國,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從歷史證據來看,真正能發展成功的經濟體非常少。我們從這些成功的經濟體在發展過程當中的政策來看,有一個非常讓人迷惑的現象。
這些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不管是從發展還是轉型來看,他們推行的主要政策從當時主流的理論來看是不正確的,甚至是錯誤的。
比如,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主流的理論是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應該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但是東亞這些經濟體,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的卻是傳統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的輕加工業。
當時的看法是,發達國家產業那麼先進,生產率水平那麼高,發展勞動密集型小型加工業怎麼能趕得上呢?
當時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應該發展現代化大工業,要自己生產,不要從發達國家進口那些先進產業的產品,主張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但是亞洲「四小龍」推行的是出口導向戰略,發展那些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小加工業,這樣的戰略在當時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現在真正趕上它們的就是那些積極實行「錯誤政策」的發展中經濟體。
在轉型問題上也一樣,上世紀80年代所有發展中經濟體都在轉型,從政府主導的發展戰略走向市場導向的經濟體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轉型的普遍的看法是,應該推行「休克療法」,一次性地把政府的各種干預扭曲都取消掉,這樣才有辦法建立起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體,效率才能提高,才能趕上發達國家。
當時還有一個看法,如果在轉型當中是「三心二意」,像中國推行的漸進的、雙軌的轉型,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認為會造成經濟社會資源錯誤配置,腐敗橫行,導致的結果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普遍的看法。
但是現在在轉型過程當中,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少數經濟體,包括中國、越南、柬埔寨以及東歐國家當中表現比較好的,像波蘭、斯洛文尼亞,或者前蘇聯國家當中表現比較好的,像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推行的是一種不徹底的改革,保留了不少干預扭曲和國有企業。
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反思,為什麼根據理論上看起來一清二楚的主流理論來做是不成功的,少數成功的幾個經濟體,它們的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
尋找新的發展思路
學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如果一個理論能夠幫我們認識世界,但是,按理論去做的結果比原來更糟,那學這個理論就沒有什麼目的了。但是那些成功的少數經濟體到底有沒有什麼經驗值得我們學習?我看了一下這些少數成功的經濟體,它們倒是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第一個共同特性是它們不是從發達國家有什麼我缺什麼,發達國家什麼東西能做好我什麼東西做不好,作為它的發展政策和轉型政策的出發點,它們一般是從我有什麼,根據我有的我什麼東西能夠做好,然後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這是一個共同的特性,不是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而是以自己做參照系。
第二,它們普遍都是比較務實的比如在轉型的時候,如果一下子把各種保護補貼都取消掉,那原來的體系就崩潰了。在這種狀況之下,就像中國那樣,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傳統的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繼續給他一些必要的保護補貼,開放並因勢利導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准入。
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相比,拿發達國家做參照系可以看到處是問題。那麼問題要解決,總要有時間,要有資源,要有執行力。這在發展中國家都欠缺,不可能等什麼問題都解決好再來發展經濟,而且全世界也沒有把什麼問題都解決好再去發展而取得成功的經濟體。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把有限的資源和有限的力量,按毛主席所說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集中在一個點上先取得成功,然後再讓星星之火去燎原,這是我看少數幾個發展中國家或者經濟體成功的共同特性。
為什麼是這樣的呢?這是我最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想探討的。當然發展的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有一天我們希望變成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有一樣的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要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就要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要提高,現有產業的技術水平必須不斷創新,每個勞動者可以生產的產品更多更好,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必須不斷湧現,可以把資源不斷從低附加值產業配置到高附加值產業,這樣勞動生產率水平和收入水平才能不斷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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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們在尼日利亞拉各斯的奧馬泰克工廠裝配電腦。 圖片來源:Panos/Sven Torfinn
在產業結構這樣的轉型當中,最早的產業是農業,逐漸進入到製造業,最後到服務業。在這個過程當中,隨著生產規模加大,市場範圍拓寬,要不斷改善交通基礎設施。隨著現代化產業發展,機器設備需要電力,也必須提供電力的基礎設施。
現代的產業投資越來越多,必須要有資本,每個企業家自己的錢不夠,必須要有金融市場來動員資本投入到新的產業上去。隨著發展,產品的價值越來越高,交換範圍越來越廣,交易的雙方從熟人變成不認識的人,要交易必須要寫合同,合同不會自己執行,所以必須要有執法機構。
也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決定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技術要不斷創新、產業要不斷升級,決定交易費用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也必須不斷相應完善,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
在這個過程當中,要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有一點不同,因為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後都是最發達,收入水平最高,勞動生產率水平最高,代表它們的技術和產業在世界上都是最好的。
在這種狀況下,他們要技術創新,自己必須發明,他們產業要升級,自己必須發明,自己發明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大。
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不好的地方是落後,代表我們勞動生產率真水平低,代表我們技術比較落後,但是我們可以引進發達國家技術,模仿發達國家技術從而獲得技術創新。
在產業升級方面也同樣,我們的產業附加價值低,可以進入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只要它的附加價值比我們現有的產業高,那就是產業升級,這就是經濟學里說的後發優勢。
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後發優勢,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就應該比發達國家更快,因為模仿學習的成本總比自己發明低,而且風險比自己發明小。照理說,發展中國家可以跟發達國家不斷縮小差距,甚至趕上超過發達國家。
但是為什麼真正能實現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非常少,主要原因是要認識到這一點,發達國家現在產業很先進,資本很密集,為什麼這樣?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都是比較傳統的,用的勞動力比較多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或者是自然資源密集型的農業和礦產業。最重要的原因是要素稟賦結構不一樣,發達國家經過幾百年積累,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少,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是資本比較密集的現代化產業。
發展中國家最短缺的是什麼?最短缺的是資本,在這種狀況之下,這種資本密集型產業不是它的比較優勢,有比較優勢的是那些勞動力比較密集、自然資源比較密集的產業。
只有一個產業符合比較優勢,它的要素生產成本才會在國內國外的同一產業中處於最低水平。如果也可以有相應的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的話,交易費用也會比較低,這一產業就會從這個國家比較優勢變成這個國家的競爭優勢。
發達國家的競爭優勢在於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發展中國家有可能形成競爭優勢,在目前這種要素稟賦結構狀況下,必然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或者自然資源比較密集的產業。
當然發展的目標是不斷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希望有一天能夠達到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收入水平、一樣高的勞動力水平和和一樣高的產業水平。但是因為產業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要達到一樣高的產業水平,你就要讓要素稟賦結構,也就是資本相對勞動力的量,跟發達國家處於同樣的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開始的時候資本非常少,怎麼樣才能夠讓資本擁有量快速增加呢?資本是怎麼來的?資本是在生產當中的剩餘,不把它消費掉,積累下來投入生產就變成資本了。
要快速積累資本,用什麼方式最好?就是在每個發展階段,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然後給具有比較優勢的產相應的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就樣要素生產成本在國際上處於最低,交易費用也低就可以變得有競爭優勢,有競爭優勢可以創造更大的剩餘,而且按照比較優勢投資,回報率會最高,積累的速度會最快,要素稟賦積累的速度也就最快。
在要素稟賦結構升級、人均資本越來越多的時候,在升級的過程當中,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就可以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技術、產業差距的後發優勢,來減少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成本和風險而加速發展。這個道理如果想清楚了好像也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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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時,中企在埃塞俄比亞的鞋靴廠
為什麼要講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
我前面說要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這是經濟學家才能懂的語言,對於企業家來說追求的是利潤,怎麼讓企業家在追求利潤的時候,主動按照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採用技術呢?
那必須有制度安排,這個制度安排就是必須有完善的靈活的價格信號,來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資本少的時候資本必須昂貴,勞動力多的時候勞動力必須便宜。
反過來,資本多的時候資本比較便宜,勞動力少的時候勞動力必須貴。怎樣才能有這樣的價格體系呢?就是必須有充分競爭的市場,所以市場非常重要。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還必須清楚經濟發展不是資源的靜態配置,而是必須不斷地隨著資本的積累,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進行產業技術升級,而產業技術升級以後,要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必須不斷完善相應的軟硬基礎設施,而這不是企業家能做的。軟硬基礎設施完善必須政府來協調,或政府來提供。
所以一個經濟要發展,一方面要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所以必須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靠競爭來配置資源,靠競爭來給這些企業家提供準確的價格信號。
但是經濟發展還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軟硬基礎設施不斷升級和完善的過程,所以也必須有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因勢利導這些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在這個過程當中,產業政策就變得必要了。為什麼?因為發展中國家,必然是軟硬基礎設施比較欠缺或不完善,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跟發達國家一樣好,也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的各種制度安排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
發展中國家從落後的傳統農業社會,要不斷爬結構升級的階梯,進入到現代社會,政府必鬚根據產業升級需要,去完善基礎設施,完善制度安排。
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都是需要資源和政府執行能力的,而資源和政府的執行能力又是有限的,既然有限,經濟學家都知道,就要進行資源配置。
政府應該把有限的資源和執行能力用在能夠最大地支持經濟發展、可以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每個產業所需要的軟硬基礎設施又不完全一樣,因此必須選擇那些在發展的時候能夠創造最多的就業、形成最大的競爭力、創造最多的出口,然後造就最大的財富積累的產業。必須做這些分析,然後配置資源才會有效。
也就是說對於有限的資源,政府必鬚根據他所要發展的產業來進行配置。這樣我們就可以瞭解為什麼過去那些以發達國家有什麼、發達國家能做好什麼來做參照系的思維是失敗的。
比如說結構主義,認為要變成發達國家,收入水平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就要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好像這個邏輯很難推翻,但是他忘了什麼呢?忘了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密集,是因為發達國家資本相對比較豐富,如果他要發展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那他就競爭不過發展中國家了。
有的人總是說我們競爭不了美國,那是什麼產業競爭不了美國?在那種很先進的,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密集的先進產業我們確實競爭不過美國,但是在美國的百貨公司、超級市場,不買中國商品都非常難。所以特朗普才要提出製造業回到美國去,勞動力很密集的中國優勢產業,它根本沒有辦法跟我們競爭。
結構主義應該講,它的用意是非常好的,但是效果是非常差的,因為他沒有認識到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他要發展中國家在資本非常短缺的情況下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
資本密集型產業最重要的成本是資金的成本,資本短缺資金的成本必然高,不僅要素生產成本會太高,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肯定不如發達國家,交易成本就比較高。
在這種狀況下,這種產業即使能夠建立起來,也沒有競爭力,只能不斷給予保護補貼。不斷給保護補貼,它還是沒競爭力,因為它還是成本很高,所以就導致這些國家把現代化產業建立起來以後,普遍經濟停滯,危機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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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講起來好像也很有道理,政府的干預和扭曲,造成資源錯誤配置,造成尋租行為,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市場應該把政府的干預全部消除掉,好像很有道理,所以才有那麼多人接受。
但是新自由主義忘了一點,原來存在的扭曲、干預,是因為有一批現代化的大產業在那個地方,如果把這些干預扭曲都取消掉,那些現代化大產業就要垮台。
垮台的結果是什麼?會造成大量失業,導致政治不穩定、社會不穩定,怎麼發展經濟呢?而且當中有一部分大的資本密集產業還不敢讓它垮台,因為它跟國防安全有關,如果那些產業垮台,就會影響國防安全。
假如今天俄羅斯讓它在計劃經濟下建立起來的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現代化軍事工業垮台的話,那今天普京就不敢跟美國叫板。
在這種狀況下,即使推行了私有化、市場化,前門把補貼取消掉,後門又把補貼引進來,而且後門引進的補貼比原來還高,大量的經驗事實證明這一點,這是新自由主義失敗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新自由主義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塊倒掉。他是看到前面結構主義的時候,政府對市場有太多干預,就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就是現在國內有一批學者說的,政府應該是有限政府。
除了維持國防安全和法律及社會秩序之外,政府不應該干涉任何市場行為,但是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必須不斷完善基礎設施,也必須不斷完善各種制度安排,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是市場不能自發完成的,需要政府協調很多企業來做,或者政府直接提供。
在這種狀況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是,原來一批產業垮台了,新的產業一直不出現。我跑到很多非洲國家,跑到很多拉丁美洲國家,所看到的普遍的是去工業化,舊的工業消失了,新的工業一直不能出現,在這種狀況之下,它的經濟發展速度當然非常慢,不能創造就業,不能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中非合作已經進入到了窗口機遇期
從歷史經驗來看,我們發現成功的經濟體都有一個特性,在收入低的時候一定是農業經濟,包括西歐現代化發達國家,在18世紀之前也是農業經濟,收入水平很低。它們從農業經濟變成現代化工業經濟,有一個特點,都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
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從紡織業開始,紡織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紡織業發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農村的農業勞動力進入到紡織業工廠,變成現代化的製造業工人。然後隨著技術創新,不斷進行產業升級,從工業革命開始是這樣的。
後來西歐國家,像法國、比利時、瑞典、德國、意大利、瑞士,他們開始工業化的時候也是從紡織業開始的,如果你有一天到歐洲國家,問他們19世紀中葉的時候他們那個地方的產業是什麼,紡織業、輕加工業。到北美也是這樣,如果到英格蘭地區,到巴爾的摩,問他們在18世紀、19世紀一直到20世紀初期的時候有的是什麼產業?
同樣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什麼?因為要把大量農村勞動力變成現代化製造業工人,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兩個好處。
第一,它符合比較優勢,勞動力多,工資成本低,要素生產成本低。
第二,它提供大量從農業文化變成現代製造業文化、工廠文化的機會,這樣來培訓工人。老的工業化國家是走這樣的道路。
二次大戰以後,新的工業化經濟體,包括日本,亞洲「四小龍」,它們的發展也都是從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開始的,輕加工業、紡織業、成衣業、制鞋業、簡單電子加工業。
我們再來看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之所以成功,也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帶來大量農村勞動力向現代化製造業轉移。1979年我們81%的人是住在農村的,78%的勞動力是從事農業的。為什麼能夠吸納那麼多人進入現代化製造業?也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
所以成功的國家有一個特性,都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實現從農業社會向現代化製造業的轉型。成功追趕的國家還有一個特性,那就是抓住了一個窗口機遇期。
人均收入水平比較高的工業國家,隨著經濟發展、工資水平提高、資本增加,要進入資本更密集的產業,這樣就把勞動力密集型、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的市場讓出來。成功追趕的經濟體都是抓住比自己更發達的國家在產業結構升級當中讓出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空間,並且趕快進入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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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企業採用全套中國標準和中國裝備建造的非洲第一條現代電氣化鐵路——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至吉布提首都吉布提鐵路(亞吉鐵路)於去年10月5日正式通車
二戰以後日本就是這樣,五六十年代,美國工資高,日本的產業就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電子加工業、成衣業、紡織業。
到了60年代它的工資也上去了,亞洲「四小龍」當時還在農業經濟,就利用日本產業結構轉型的時候,進入這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
到80年代我們改革開放的時候,它們工資水平也上去了,必須退出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我們正好在改革開放中進入到這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所以發展得非常得快。
從這種歷史經驗來看,今天非洲國家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期。經過38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與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一樣,因為我們1979年人均GDP連非洲國家1/3都不到,現在是8500美元。工資水平,比如藍領工人每個月是600美元左右,非洲國家在50美元左右,最高100美元。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如果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技術水平、資本密集程度不斷提高,這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就必須逐漸地轉移出去,這對非洲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窗口機遇期。
我說千載難逢是因為60年代,日本工資上漲,產業轉移的時候,日本製造業雇用的人數是970萬,80年代亞洲「四小龍」在傳統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失去比較優勢,這些產業要轉移的窗口機遇期的時候,韓國雇用的人數是230萬,中國台灣150萬,中國香港100萬,新加坡50萬。
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中國內地製造業雇用的人數是1.24億,當中有8500萬人是在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這些產業必然會給其他收入比較低的國家,包括非洲國家提供一個窗口機遇期。
當然要抓住窗口機遇期必須給這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低收入國家基礎設施普遍比較差,這時候我們提出「一帶一路」,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作為抓手,來推動亞歐非國家基礎設施的完善和互聯互通。
如何把這兩個機遇結合起來?
在2015年舉辦中非合作論壇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非合作夥伴計劃,裡面有十項舉措:
第一項是幫助非洲國家實現工業化,第二項是幫助非洲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因為他們絕大多數人在農村,農村也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也要結構變遷。
第三項是基礎設施完善。如果把這幾個合作計劃結合在一起,非洲國家就能夠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就能夠實現他們從農業社會或者資源密集型產業,向現代化工業社會的轉變,像其他抓住窗口機遇期的國家一樣,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改變現在貧窮落後的面貌。
結語:思路決定出路
總的來講,思路決定出路。這個思路是什麼?首先必須看每個國家現在有什麼,什麼東西能做好,然後通過政府跟企業的共同努力,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
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要非常務實,最終目標是達到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收入水平,現代化市場體系,各種制度安排非常完善。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只能一步一步來做,不可能一口吃成大胖子,必須像毛主席所講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像毛主席所講的「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把有限的資源用於具有潛在比較優勢,能夠很快變成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創造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的條件。
現在的非洲,有兩個資源最豐富,不是自然資源多就是勞動力多,所以他應該發展資源密集型產業,也應該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要把這些產業發展起來,必須有好的基礎設施,必須有比較好的營商環境,還必須有國際買家的信心。
這些都是他欠缺的,這種狀況下怎麼解決呢?關於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全國普遍差,那集中力量辦大事,可以做一個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在裡面實現一站式服務,那它的基礎設施就好了,營商環境就好了,交易成本就低了。
開始的時候商品要賣到國際上,國際買家沒信心,那就像中國一樣招商引資,把中國在生產,為國際加工的老闆們招到非洲來設廠,他們就會帶來技術,帶來資本,帶來國際渠道,帶來國際買家的信心。這樣很快的就會在非洲國家形成一個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然後產生星火可以燎原的效果。
這個思路我在世界銀行的時候就開始提倡,開始時大家反對,說這是產業政策的思路。但是非洲國家在80年代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以後,已經有30多年沒有實行產業政策,沒有政府的因勢利導,結果是去工業化。
我開始推出這個想法時,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聽了以後覺得很有道理,馬上付諸實踐,真的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我2011年3月份帶著我的研究報告和思路去見梅萊斯,說你的國家有皮革,而且有廉價勞動力,制鞋業應該有比較優勢。
2010年時,中國制鞋業雇用的人數是1900萬,我們工資是他們的十倍,但是埃塞俄比亞在皮革業雇用的人數只有8000人,而且只賣國內市場。而且他們的國內市場還被中國皮鞋擠壓得快不行了。
為什麼呢?就是前面講的基礎設施差,營商環境差,國際買家沒信心。我就跟他講,基礎設施差可以設立工業園,營商環境不好,全國改變不容易,總可以在工業園裡實行一站式服務。國際買家沒信心,那就把中國企業招來,實行中國一把手工程。他很聰明,一聽了馬上做,我3月份見到他,8月份他就來中國招商引資。
過去他招商引資也跟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這種傳統的「夕陽產業」是不歡迎的,要招的是高科技產業,招了好多年也沒有人來,我說你現在應該招符合比較優勢的,馬上能夠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他果然這次就定向招商,而且只針對皮革業。
東莞當時生產女鞋最大的企業是華堅,在國內雇用2.5萬人,他們的產品賣給歐洲、美國市場。他聽到總理親自招商,跟他拍肩膀,所以很感動,於是10月份就到埃塞俄比亞考察,考察了以後覺得可以,工資成本這麼低,當時馬上招了86個工人,送到國內培訓三個月,2012年1月份開始設立兩條生產線生產,雇用600個人。
3月份產品出口,5月份就變成埃塞俄比亞最大的出口企業,到年底就雇用到2000人,讓埃塞俄比亞皮革出口翻了一番還要多。
但是重要的不是一家企業的成功,是所謂的星火燎原。因為這家企業成功以後,現在埃塞俄比亞變成非洲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它本來基礎設施很差,營商環境很差,又是內陸國家,從來沒有人認為它可以變成現代製造業加工基地,現在成為非洲吸引外商投資最多的國家。
而且埃塞成功以後,同樣成功的故事在盧旺達也立竿見影。如同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沒有人看好亞洲,當時大家認為亞洲是最沒希望的地方,現在亞洲變成少數從低收入變成現代化的高收入經濟體的地方。
為什麼過去大家認為亞洲最沒希望呢?因為從主流來看,亞洲沒有成為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但是這些必要條件真的是必要條件嗎?
1980年代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經濟增長來講,一直維持快速發展,但是為什麼人家老講中國崩潰論,原因是中國好像也沒有大家認為一個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所需要的那些必要條件。
所以我們必須反思,我們現在讀的書裡面講的必要條件,真的是必要條件嗎,也許不是。
我想如果按照我前面的討論,不是從發達國家的標準來看,因為所謂必要條件都是根據發達國家的體制和經驗,我們根據發展中國家自己有什麼,根據我們自己有的能做好什麼,然後在政府跟市場,政府跟企業的努力下,把這些能做好的做大做強,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這樣的話,就能夠從一點成功帶來星火燎原,帶來全面成功。
沿著中國產業轉型的機會和「一帶一路」所創造的契機,我想非洲國家在同樣的思路之下,也能夠克服目前來講大家認為很欠缺的條件,取得跟我們同樣的成功,有一天能夠實現「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全人類都可以共同進入到繁榮富裕的社會。
謝謝!

圓桌討論 圖|觀察者網高艷平。從左至右:主持人儲琳、翻譯、孟加、林毅夫、王燕、申曉方
以下為圓桌論壇討論內容:
討論人: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
塞勒斯汀·孟加(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申曉方(前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高級投資政策官員,現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王燕(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現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主持人:
接著孟加先生剛才所提到的關於非洲的情況,我們這次的主題是下一站非洲,剛才孟加博士提到在非洲我們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像埃塞俄比亞,我們在PPT上看到,坦桑尼亞過去十幾年也是年均7%的GDP增長率;但是非洲也有一些國家和地區沒有像人們當初希望的那樣發展得好,比如加納。
兩位教授都提到比較優勢轉變為競爭優勢過程中,政府介入是很重要的,但是政府也可能做出一些錯誤決策,所以我想問孟加博士,像非洲國家做出錯誤的決策是為什麼,為什麼持續那麼長,有沒有什麼辦法讓他走上正確的路徑?
塞勒斯汀·孟加:
我一直認為包括林教授之前也聽到過,大部分的政治領袖,他們其實主要有兩個目標,首先是保障權力,他們掌權的時間越長越好;第二,在保障權力的前提下,能夠青史留名。
如果要保障權力,他們就需要考慮他們的觀念以及領導力的質量。比如說我們需要採取哪些措施,需要哪些建議採取合理的措施。
但是如果這個措施的結果並不奏效,他應該謙卑地承認說我當時犯了一個錯誤,並沒有很好地研究現實情況。
但是現在的現實是許多非洲國家,它們自獨立以後,他們的領導人都沒有這樣自律和謙卑的態度。
林毅夫:
我同意孟加博士談的,目前來看確實有很多非洲國家領導人做得不好,國家發展狀況也很糟,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仔細去想,那些國家領導人他從政目標是什麼,其實現在的非洲和過去在歷史上以及和任何國家任何地區的領導人一樣,從政的主要目標有兩個:第一,希望能夠長期執政。第二,如果長期執政沒有問題,希望青史留名。那麼怎麼才能達到這兩個目標呢?最好的方式是給國家帶來繁榮,讓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好,老百姓就會支持他長期執政,他也能夠青史留名。但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從亞當•斯密到現在有那麼多經濟學家做研究,但是,他們提出的理論和政策並不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繁榮,就像我前面講的從結構主義到新自由主義,實行那些理論的結果是給國家帶來經濟發展停滯、危機不斷,跟發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大。在這種狀況下,這些領導人當然不能青史留名了,但他要長期執政,因此就形成惡性循環,也就是為了長期執政,只好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利益集團,給他們各種尋租的機會,換取他們的支持來鞏固領導人個人的繼續執行。結果經濟就越發展不好,人們越不滿,領導人就越需要靠利益集團來支持,而使得國家的發展每況愈下。
這種狀況怎麼改變呢?通行做法是要改善透明度,改善治理,如果這麼做的話,這個領導人就要下台,為了不下台,他就陽奉陰違,即使他被趕下台,新上台的,如果找不到真的能夠給國家帶來繁榮的道路,結果為了能夠繼續執政,就更上一任一樣去建立個人的小利益集團,只不過趕走了一位壞的領導人換來一位新的壞領導。
另外,國際發展機構發現過去推行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不成功,就轉而關注人道主義的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援助,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做教育和健康,即使做好了,培養了很多大學生,但是經濟沒有發展起來,就業沒有機會,這些受教育的年輕人就開始不滿,引起社會動蕩等等。
非洲國家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是什麼?確實他們的經濟發展不好,他們的領導人想留在職位上,不願意下台。這種狀況怎麼改變?我覺得要非常務實的,找出一些能夠很快給國家帶來成功的案例,這些成功的案例能夠創造就業,能夠創造出口,能夠增加大家對未來的信心,在這種狀況之下,就會出現我們所講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一個點的成功帶動面的成功,改變國家的面貌。如果有這麼一個思路和政策建議,其實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為了長期執政以及青史留名,他們也會誠心誠意地去推動。
我講兩個故事,我2011年的時候在世界銀行做首席經濟學家,帶了一個報告給埃塞俄比亞原來的總理梅萊斯,跟他建議學習中國的築巢引鳳,把工業園做好,招商引資,一把手工程,這樣的話,很快就可以把埃塞俄比亞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皮革產業發展起來。他聽了馬上做了,馬上出現了效果,立竿見影。
這個成功的故事不只局限在埃塞俄比亞,旁邊還有一個內陸小國叫盧旺達,他的總統看到埃塞俄比亞成功了,他坐不住了,他說你幫助埃塞俄比亞成功,希望也幫助盧旺達成功。所以他2013年9月份到天津參加達沃斯論壇,來之前托使館和我聯繫,希望談談怎麼幫助盧旺達。
我過去在世行的時候就認識他,是老朋友,老朋友到中國願意來北大看我,很高興,但是很不幸,他在中國的時候,我正好在烏茲別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也是總統要見我,我不能說老朋友來了就不見新朋友,我就說很遺憾這次見不了,結果他為了見我,在中國等了兩天。
你想想看一位現任總統,為了見一個學者,會在外國等兩天,他的願望非常高。我們中國有劉備三顧茅廬見諸葛亮,這是作為佳話和美談的,當時劉備還是流亡分子,一位現任總統為了向一個學者請教,願意在國外坐等兩天,可見只要有能夠見實效的真知灼見,非洲國家領導人他也是願意禮賢下士,真心學習的。
而且我前面講了,我們在書里的那些建議,在盧旺達也是同樣發揮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不願意學,而是我們作為知識分子和學者,不是談那些高大上,發達國家怎麼發展的,發達國家有什麼,然後指出你這個地方不行,那個地方不行。
現在需要的是有些辦法和建議能夠馬上見實效,可以星火燎原,讓一個國家能夠發展起來,如果有這樣的學問,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是願意學的,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改變發展中國家的命運。由一點的成功,星火燎原,帶動一個面成功,一個國家成功,帶來整個非洲國家的成功。
王燕:
我和林教授寫了一本書,在非洲有很多國家接受了很多發達國家的援助,還有周邊發展銀行的援助,這些援助有的時候有效,有的時候無效。但中國對於南南發展的援助,老實講我們能夠達到雙贏的目的。
為什麼能夠達到雙贏?是因為中國有三個方面的比較優勢:第一,在建設基礎設施方面的比較優勢;第二,在製造業方面的比較優勢;第三,中國還有耐心資本,非常長期的願意投資於實業的資本,包括中國2016年有1830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入。我想問的是非洲國家能夠做什麼工作,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投資?
申曉方:
我可以從個人的經歷向孟加和林老師提一個問題,剛才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很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在十年、二十年一直堅持在一個錯誤理念,一直沿著一條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以至於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跟國際經濟發展距離拉開。
因為我在中國長大,我下過鄉,當過工人,我的博士論文是有關中國頭十年引進外資的研究。我在世行國際金融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到過十五六個非洲國家從事投資政策方面的工作。
我經常會聽到一個理念,而且我自己確實也一而再、再而三碰到這樣的問題。很多非洲國家政府說得多,但是做起來慢。
有的時候,一個國家領導人,他願意乾這件事,但是到了操作執行的時候,有很多的部門,層層的部門討論來討論去,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因此,讓很多本來是很好的想法,很好的項目耽誤時間太長。
這個問題我在非洲感受有點深,但是我後來在盧旺達工作的時候,讓我大開眼界。讓我改變了這個想法,為什麼呢?因為我到了這個國家以後,發現盧旺達這個國家本來是特別落後的,起點很低,但是這個國家好像管理得井井有條,參加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的會議,沒有一次是對方遲到的,有的時候反而是我們遲到了。
還有他們整個城市搞得特別乾淨,整個街道管理次序特別好。孩子們上學人手一個電腦,我當時真是驚訝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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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旺達學校
那是2008年,我去之前做好了思想準備,這個國家一定會看到最糟糕的情況,即使在非洲可能也是最糟糕的。但是我到了那兒以後大吃一驚。後來我就問我們一起合作的夥伴,他們告訴我,這些發展和轉變完全是由他們的領導人一手促成的。
當時,這位總統上任的時候,第一次開內閣會議,只有兩個部長是按時到的,其他部長統統遲到。到開會的時間了,這個總統就說,其他人沒來沒關係,我們現在就開會。後面的部長陸陸續續來了,他就不理後到的部長,他只是跟準時到的部長交談,從那個時候再也沒有人敢遲到。
後來這個項目我們進行得非常開心,非常好。這個項目結束的時候,這個政府非常感謝我們團隊,他就跟我說,真的非常感謝你們在很短的時間內給我們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東西,我就跟他說,我要感謝你們,因為在你們這兒工作,讓我改變了對非洲的看法。
我想問問特別是孟加博士,非洲政府的很多政府結構里,為什麼盧旺達能夠這麼做?再加上我們現在看的幾個亮點,埃塞俄比亞的總理也是這樣的,埃塞俄比亞總理曾經說過我要做埃塞俄比亞的李光耀,他說乾就乾。
主持人:
您剛才說了埃塞俄比亞的例子,盧旺達的例子,還有十幾個您看到比較失望的例子,他們的政治體制是一樣的嗎?還是有區別?
申曉方:
因為我不是研究政治體制的專業人員,但是我就覺得這一點我在進行投資政策還有投資項目的時候,我的感觸特別深,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夠聽孟加博士說一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是不是這個裡面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可以深思的問題呢?
塞勒斯汀·孟加:
在林教授面前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很難的,首先跟大家談一談盧旺達,我認為盧旺達現在的發展其實只是一個序曲。
我記得1989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多年,那時候有人跟我說過一個故事,有人問鄧小平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鄧小平回答是為時過早,我認為確實是這樣。
現在我們來評價盧旺達的成功,或者應該借鑒什麼做法,還是為時過早。但是很明確的一點是,領導力真的非常重要。
在1994年的時候,那個時候盧旺達發生了一起慘劇,在1994年之前,盧旺達和鄰國布隆迪、烏乾達這些情況都差不多,政府體制也非常類似。
但是1994年出現了一起種族滅絕事件,在不到兩個月時間里有一百萬人被殺害,這就為盧旺達敲響了警鐘,同時也為非洲大陸留下了心裡上的創傷,因為之前從來沒有人經歷過這麼大規模的慘劇。
當時盧旺達領導人卡加梅,他發起一場革命果斷停止了這場大屠殺,但是因為對於那次悲劇事件的看法給非洲大陸留下了心裡上的傷疤或者說後遺症,其實許多非洲國家和非洲人民對此並沒有採取很好的措施。
但是盧旺達總統是非常有遠見的人,他對人民非常務實,就像鄧小平說的那樣,不管是黑貓白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他非常務實,非常勇敢,他不懼阻力,也不擔心和恐懼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對自己的指責,他只要對自己的人民和歷史負責。
主持人:
非洲也有已有一些領導人認為非常具有領導力的,比如加納的總統,但是他執政不到十年就發生了政變,所以一個國家碰到一個優秀的領導人,而且還能夠穩定地長期爭執,這個得靠運氣嗎?
塞勒斯汀·孟加:
加納可以說是二戰以後撒哈拉以南第一個取得獨立的,同時它有一個非常有卓見的領導人,他吸納很多人才給他出謀劃策,甚至邀請到劉易斯為他提供建議。
但是在政治領域,就像林毅夫教授提到的,如果你不能採取短平快的措施,迅速讓人們看到積極的變化和效果,那在政治上你的脆弱性就會大大加強,尤其你採取一些非常大膽,甚至反傳統或者反已有傳統做法的政策的時候,你的政治脆弱性會大大加強。
當然恩克魯瑪總統是非常有遠見的領袖,但是他的政策見效需要的時間非常長,他就不能給人民提供機會。
他非常喜歡寫書,他寫過一本書叫《歷史哲學主義》。這本書非常好,他的個人興趣也非常好,但是這並不能帶來就業機會。所以他就沒有以最快的時間為這個國家和地區帶來經濟效益和進步,這使得他的政治地位變得非常脆弱。
於是在他一次出訪期間,國外勢力聯合國內力量發起一場政變,主要是對於他的民族主義看法。所以作為一個好的領袖,你能夠採取一些見效最快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塞勒斯汀·孟加(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林毅夫:
我倒不完全認為政治體制是非常關鍵的,當然我前面提到的埃塞俄比亞和盧旺達,他們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盧旺達的總統卡加梅,埃塞俄比亞的總理梅萊斯,他們都是比較強權的領導。
但是今天非洲最成功的國家是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多黨制的民主體制,而且還是法國殖民地。毛里求斯成功的原因和中國完全一樣,在60年代的時候,也受到當時的思潮影響,做一些進口替代戰略,用各種政府的干預和扭曲,去保護住國內的進口替代產業。
當然這裡就有剛才孟加博士講的問題,要保護那些進口替代產業,資本比較密集,提供的就業機會很少,又是違反比較優勢,沒有競爭力,只能靠補貼,效率非常低。
他們從1971年開始改革,他的改革成功跟中國一樣,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原來的保護扭曲,政府干預一點都沒有消除。新人新辦法,也跟中國一樣,設立了一個加工出口區,加工出口區裡面是一切都放開,同樣是積極招商引資,當時它的工資水平比較低,就到我國香港、台灣去把當時的勞動密集型紡織和成衣業招商引資到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因為工資便宜,招商引資來的產業發展非常快,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工資水平不斷上漲,原來一些沒有比較優勢的,現在變成比較優勢了,保護補貼就不需要了。所以我們這種務實的、漸進雙軌的,中國是最成功、最出名的,其實最早推行的是毛里求斯。
而且我曾經談到,一般經濟學界認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成功必須有這個前提條件、那個前提條件。
1960年的時候,世界銀行請了一個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愛德華•米德,後來得了諾貝爾獎,去做研究,寫毛里求斯的國家發展報告。他做了研究以後得出一個結論,說毛里求斯是一個一點希望都沒有的國家。
為什麼?因為它的經濟規模非常小,是個小島國,1960年的時候只有50萬人,而且孤懸在印度洋,距離歐洲市場和美國市場都很遠,當時主要產業只有甘蔗種植一種,是單一經濟,再加上有那麼多政府干預和扭曲。
所以成功的要素它一個都沒有,但是今天毛里求斯人均GDP比中國還高,超過1萬美元。我覺得還是中國人講的思路決定出路。只要思路對,如果有比較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推動會比較快一點。但是只要思路對,即使民主體制,能夠創造就業、出口、外匯、財政稅收、經濟的蓬勃發展,不管誰上台,誰都要這些,即使是在一個多黨制的民主制國家,這種政策都會被繼續執行下去,同樣會帶來經濟發展的成功。
所以有些認為必須制度作為前提條件的,其實最重要的還是思路和政策。只要思路對形成的政策有效,不管在什麼體制下都能夠帶來經濟發展的成功,而且都能夠不斷被執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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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命運:跨越貧困陷阱,創造經濟奇跡》 林毅夫 [喀麥隆]塞勒斯汀·孟加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

http://www.guancha.cn/LinYiFu/2017_07_08_417099_s.shtml

文一
清華大學講席教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高級經濟學家兼助理副行長
分享到:206321
2017-07-05 08:11:53字號:A- A A+來源:觀察者網
關鍵字: 世界評論中國崛起原因中國工業革命中國工業經濟英國工業革命人工智能革命
【6月25日下午,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聖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長、清華大學講席教授文一做客觀天下講壇,帶領觀察者網線上線下讀者揭開歐洲近代工業化歷史的神秘面紗,「破解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之謎」。 本文為文一教授現場演講內容第一部分,另一部分將於近日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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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教授演講中(圖/觀察者網)
中國崛起已經震撼了世界。而我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學研究,在美國接觸過很多從事經濟學與金融學研究的專家和學者,他們卻覺得中國崛起仍然是一個謎。
的確,按照目前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國在它特有的政治體制下不可能崛起。如果出現高增長,也是短暫的,一定會崩潰。因為中國不具備西方文明的政治基礎。
這樣的觀點一直存在,經常出現在媒體和學者的研究中。而我自己的研究發現,中國崛起之所以成為一個謎,是因為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論是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制度經濟學——沒能真正把工業化的機制解釋清楚。他們就連發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國工業革命也沒解釋清楚,目前仍然在爭論,因此無法解釋中國經濟也就不奇怪了。我們極其需要新的經濟學理論。
在我看來,如果我們不能真正解釋清楚英國工業革命,則根本無法理解中國經濟的增長奇跡和未來發展。雖然每個國家的工業化都因具體國情不同而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性,但很多經濟發展規律應該是人類共通的,中國因此也不例外。我的書也是希望說傳達這樣一個觀點:中國在特有政治制度下實現的經濟騰飛不是人類工業化歷史的特例,它遵循了與英國工業革命同樣的歷史邏輯和政治經濟學規律。
中國崛起的方式與西方的「同」與「不同」
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崛起是人類經濟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歷史事件之一。道理很簡單。從人口來看,英國工業革命到現在已將近250年,但是目前只有10%-1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完全工業化的國家,享受現代工業文明;但還有85%以上的人口沒有真正實現工業化。而中國人口佔了全球的20%,如果中國工業化能夠成功,這意味著額外20%的人口進入現代工業文明。
其次,從時間來看,若從建國開始算起,距今近六十多年;若從改革開放開始算起,至今三、四十年;中國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成為工業化大國,是非常了不起的,雖然具備後發優勢。
再者,從崛起方式來看,中國崛起的方式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完全不一樣。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是靠殖民掠奪和帝國主義戰爭崛起的,比如日本在二戰前就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否則不可能挑起世界大戰,但它當年的工業化也是靠侵略亞洲和霸佔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的市場和自然資源來維繫的。而今天中國崛起,原材料是按市場價格買進來的,產品是根據國際貿易協定買出去的,其工業化的成本非常高昂。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還能實現工業化,這為人類其它落後國家的工業化開拓了新路。
另外,中國崛起帶給世界經濟的拉動力量相當於當年英國崛起的100倍,美國崛起的20倍。它已經,並將繼續給非洲、拉美、亞洲,甚至歐美髮達地區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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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世界其他成功工業化的國家作比較時,比較側重從1978改革開放談起,雖然也會在適當地方強調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過高速發展,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中心,能夠生產全球一半的鋼鐵(相比大躍進時期中國需要動員舉國力量也只期望能夠達到1000萬噸的產能,今天的僅僅過剩產能就輕而易舉多出上億噸,這個成就很了不起),60%的水泥,25%以上的汽車,也是最大的專利申請國,目前每年申請數量超過美日總和。
而中國的自然資源相對貧乏,只有全球6%可耕地、9%水資源,卻養活世界20%人口。在這樣的資源壓力下,中國卻能提供全球三分之一的基本農產品和接近一半的基本工業產品。
比如用世界各國1970-2014年的工業生產總值來衡量,也可看出中國崛起非常厲害,逐漸超越全球前幾大工業國,包括美國(當然,我們的工業化還沒有完成,還需要向價值鏈高端部分挺近和衝刺)。而從1970-2014年全球專利申請總數來看,中國的崛起也非常了不得,超越一個一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世界第一。
無論你找出其它什麼樣的指標,都能夠顯示中國奇跡般的崛起。
對中國崛起的兩種流行觀點和背後理論支撐
最讓全世界吃驚和迷惑不解的是,中國的超常經濟增長是在特有政治制度下實現的。至今很多人(包括許多中國人自己)贊同多數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判斷,即認為這一增長奇跡不可持續,除非採納西方式的政治體制變革。
在他們看來,中國是靠強政府利用對資源的行政壟斷力量,通過國企、政府大量的低效投資,靠犧牲環境、剝削底層民工勞動力而製造出的一個「振興假象」。所以這種增長模式可能短期有效,卻不能長期持續。因此是個泡沫(雖然很多人都說中國崛起是個泡沫,但是當我和發展中國家朋友聊天時,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國家能有這樣偉大的泡沫【笑】)。
這個流行觀點在很多解釋中國過去增長的理論中,特別具有代表性。這個「振興假象」的提法是由我國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提出的,他資歷老,我也尊重他的言論,但我不同意他的這一觀點。
這樣一種流行觀點背後是一個潛在的十分流行的理論假說,認為西方當年的崛起是一系列政治制度變革帶來的結果,而中國沒有西方自工業革命前就實現了的政治制度變革,沒有一系列當年使得西方產生科學和技術革命的政治、文化、經濟、宗教和社會條件。因此,中國不過是一個對現代西方文明的蹩腳的、拙劣的、虛偽而不踏實的模仿者而已。
在這種流行理論觀點看來,中國只不過初步享受了改革開放以來初步市場化、私有化的紅利,然後就開始自滿得意,其實還差得很遠。(說實話,在我認真思考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認真閱讀英、美、德、日這些發達國家工業化歷史之前,也持這樣的觀點。所以對這種觀點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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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中國過往增長是「振興假象」
第二種流行觀點是另外一個極端,它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影響力的增大而逐漸流行。該觀點認為,中國崛起不過是向歷史的自然回歸。
這個觀點認為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先進文明,至少領導世界文明近2千年(約從公元前200年左右至1800年),而且是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的文明體系,只是到了英國工業革命時才開始落伍了。因此,中國文化的優越性決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時間問題,一旦醒來又會震撼世界。就像拿破侖當年認為的那樣。
駁斥兩種流行觀點
這兩種觀點我都不同意。我認為他們都經不起推敲。先談第一種觀點。
如果中國制度那麼糟糕,為什麼中國經濟比全球所有東、西方國家,無論發達與否,如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菲律賓、巴基斯坦、南非、烏克蘭、俄羅斯、羅馬尼亞、巴西、阿根廷、利比亞等都增長更快?
若說上述這些國家有比中國更好的市場機制,更好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又有民主選舉制,那麼他們為什麼不增長?是哪裡出了問題?這些國家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哪裡?相反地,中國的制度被說得到處都是問題,但為什麼能增長這麼快?
第一種流行觀點下派生的一種說法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不過吸收了一些西方元素,搞點半吊子市場經濟,增長就上去了。剛引入一點私有化改革,增長率就能在幾十年內維持10%,若進一步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比如將我們的國企和土地全部私有化,增長率說不定就能到20%。
但是菲律賓作為美國殖民地擁抱市場機制比中國早,為什麼沒中國這樣的崛起?拉美國家建國的時間比中國長,搞市場經濟、私有產權保護的歷史比中國深入和悠久,怎麼就沒這樣崛起?俄羅斯、烏克蘭當年搞私有化經濟轉型比中國徹底多了,全部國企都私有化了,怎麼沒有中國這樣的崛起?
看起來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第一種流行觀點下還有一種派生的說發是,中國崛起不過是在開放條件下利用了自己極其落後與貧困帶來的後發優勢,利用市場化改革與西方發達國家一接軌就開始迅速增長了。就像水流高度落差越大,流速越快一樣。
但是問題是,非洲、中亞、南亞那些貧窮國家為什麼沒發展起來?全球具備後發優勢的國家多的是,為什麼偏偏就中國能把後發優勢發揮出來,保持幾十年高速經濟增長,從一個貧窮積弱的農業國迅速轉變成為一個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製造業中心?這一點,資源富饒的非洲沒有做到,按西方標準其政治和金融制度更加「優越」的拉丁美洲沒有做到,工業、科研、教育基礎遠比中國雄厚的東歐和俄羅斯在引進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後也沒有做到。為什麼?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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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資源分布圖
所以,要好好反思這些流行觀點和它們背後的流行理論,他們都經不起推敲。它們要麼是歪曲現實,就是掛一漏萬。
工業化的規律和經濟發展的機制不是西方流行經濟學所說的那樣,只靠盲目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監管化」就能夠解決發展和工業化問題。這也是我花好幾年時間放棄好多手裡研究,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原因。
另外,第二種流行觀點將中國崛起簡單地歸因於中國的古代文明,認為中國古代文明很優越,早晚會醒來,重新崛起,也是經不起推敲。如果燦爛古代文明和優秀文化傳統是中國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那清朝中國為什麼落後?洋務運動開始後試了50年都沒有崛起,辛亥革命以後又試了40年也沒有崛起,為什麼?為什麼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埃及、印度、希臘和奧斯曼帝國重現昔日輝煌?我怎麼從美國十九世紀的奴隸制度和二十世紀的牛仔和漢堡快餐文明中看不到一絲一毫的古希臘文明傳統?
破除新制度經濟學的神話和西方文明中心論
因此,現成的西方理論無法很好地解釋中國,也並沒有真正解釋西方當年是如何崛起的。為了真正透徹地理解中國奇跡,我們必須重新解讀西方工業化歷史,徹底反省現有流行的經濟、政治、社會學等方面的理論,破除新制度經濟的神話和西方優越論與中心論。
歷史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勝者為瞭解釋自己的勝利,會重新改寫歷史。歐洲人通過幾百年的戰爭和殖民崛起以後,就做了大量這樣的工作。因此,你真正要讀的不是西方教科書上寫的歷史,而是史學家揭示的歷史。
西方近代史被西方意識形態、教育體系和媒體籠罩了一層面紗。只有把這個面紗掀去,你才能看到真實的歐洲崛起,也才能夠理解中國的崛起。西方將自己的工業化歷史一層層渲染,我們的學者卻跟著他們保持一個說法。其實,真正的西方工業化歷史已被西方和我國自己的教科書與高等教育體系遺忘。
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爾特(Sven Beckert)就針對流行的教科書里關於西方制度優越論精辟地指出:「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啓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稅收的、債台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著名經濟史學家默克爾(Mokyr)也同樣指出,在工業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麼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著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當時]的英國並沒有1830年之後(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的警察隊伍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並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制,整個英國依賴著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在美國19世紀工業化過程和經濟崛起中,黑人也經常被白人處以私刑,窮人經常被富人處以私刑,只因法律體制根本不健全。那些西方國家正是在這樣糟糕的制度情況下一個個崛起的。這時我們就要問,這麼不好的體制下他們為什麼能崛起?人權宣言、大憲章的精神在哪裡?其實要理解真正的事實,不要盡信書本上說的,還得看他們實際上做的。否則根本無法理解和解釋中國崛起。
我覺得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就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可以在一星期內寫成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那麼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情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跡。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
張五常先生向吳敬璉、茅於軾、張維迎、林毅夫等所有中國經濟學家和西方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巨大的挑戰。在我看來,只有把中國做對的地方找出來,才能解釋中國,才能返回去解釋英國的工業革命,才能為至今尚未發展的落後國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和發展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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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先生(圖/上觀)
新視角
我想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中國崛起和整個西方工業化近代史。
中國崛起的根本原因,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中國終於在洋務運動一百多年後引爆了一場工業革命,找到了工業革命的「秘決」。清朝自洋務運動開始50年沒找到這個秘訣,結果來了場流血革命;辛亥革命以後40年間仍沒找到,又來了一場共產主義革命;建國後改革開放前30年也在摸索,還是沒真正找到這個秘訣(雖然取得了很多實質性進步),因此1978年又來一場轉變發展方式的重大改革。然後在這個過程中終於靠「摸著石頭過河」但是穩住陣腳的實踐精神找到了這個一直尋找的「秘訣」,引爆了一場久違的震撼世界的中國工業革命。然而我們卻一直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一髮不可收拾和逆轉的工業革命。
回頭看中國工業化的軌跡,中國用非常短的時間複製了英、美、日的工業革命歷程,中國還將繼續完成自己的工業化,而且很快會進入世界前沿,在人類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開始引領全球。
我將中國的迅速工業化過程定義為一場「工業革命」。那麼,什麼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秘訣是什麼?對這個關鍵問題,我寫了一本書來回答。
簡單說來,人類自英國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的工業化歷史可以大致分成兩次性質不同、但互為因果的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基本特徵是用簡單(甚至人工製作)的機器,以勞動密集型的工廠體制來規模化生產各種輕工消費品,尤其是紡織品。也即「用機器生產最終消費品」的「輕工業革命」。
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基本特徵是用資本密集型生產方式來規模化生產幾乎所有生產資料、生產工具和中間產品,包括鋼鐵、機器、機械設備、化工產品和各種基礎設施,也即「用機器(化工)生產機器(化工)」的「重-化工業革命」。
無論是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還是引爆第二次工業革命,都需要國家和產業政策的積極介入,作為催化劑。光靠市場和私有產權是遠遠不夠的。這是為什麼雖然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至今已將近250年,全球仍然還有85%的人口沒有能夠實現工業化,而且還在繼續探索(比如埃及至少從1820年就開始探索卻至今沒有找到引爆工業革命的秘訣,發展的困境使它在2012年還又為此引發了一場「茉莉花」革命,如今還是無法走上工業化坦途)。
這兩次工業革命的銜接點,是以滿足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後而產生的對原材料、物流、通訊的巨大需求所導致的能源-動力-基礎設施的瓶頸結構而進行克服的基礎設施建設高潮(即煤炭-蒸汽機-鐵路「三位一體」的巨型國家投資階段)。這個銜接點的突破會引爆一場重化工業革命(即對重型機械、能源和化工產品的規模化大生產)。
而人類目前正在開啓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其基本特徵是把所有消費產品和工業產品的生產、服務、甚至研發過程「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即用機器代替人腦的「人工智能革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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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想要進入或開啓更為高級階段工業革命的國家,都必須以完成前面的低級階段的工業革命為市場基礎。跨躍式的發展必然夭折。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工業化進程之所以順利,就是因為改變了建國以後採納的完全依靠中央計劃的跨越式發展戰略,引進了更加靈活的實驗性的小步快跑發展戰略。這後一種戰略表現為國家主導下依靠地方政府和市場兩個元素讓基層和民間率先自己探索,然後中央和各級政府加以大力扶持的發展策略。
中國目前所處的位置,是在1990年代末完全複製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正在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並在具備這兩場工業革命所創造的大市場基礎上,開啓或引爆第三次工業革命(目前的超級計算突破、量子通訊、微信和電商普及就是一個特徵)。任何落後國家在當代條件下複製先進國家當年的工業革命,也應該被稱為是自身歷史上的工業革命,因為這是這些國家成為下一場新的工業革命的領跑者的序曲、前奏和前提條件。
因此要回答中國引爆工業革命(或一系列工業革命)的秘訣是什麼,我們需要首先把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本身發生的機制搞清楚。
然而遺憾的是,西方經濟學家們目前並沒有給出滿意的答案。因此著名經濟史學家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在2012年才無可奈何地哀嘆:「解釋工業革命仍是經濟史上的終極大獎。它到目前已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學者窮其一生,但總是無果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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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y Clark
正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頭二十年中已經成功迅速複製了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並成功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而且即將完成這場革命,並正在著手引爆人類第三次工業革命,這就難怪西方經濟學家無法解釋和理解中國崛起。而中國自1949年以後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不是當時採納的跨越式經濟發展戰略)正是這一系列工業革命得以迅速引爆-完成-開啓的保障(即實施國家發展戰略的「國家能力」)。
因此,一旦真正理解了所有「工業革命」發生和完成的機制和其背後所需要的國家能力,肯定就能解釋和理解中國在特有政治制度下的經濟奇跡和爆發式增長。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們和它們的理論恰恰沒有理解「工業革命」本身和它所需要的國家能力。
新制度經濟學無法解釋工業革命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英國工業革命的產生是因為有了君主立憲制。你若認真研讀歷史,便會發現這完全是一個錯覺。這個理論認為君主立憲更好地保護了私有產權和市場機制。現在這套新制度經濟學再中國也非常流行,但卻是錯誤的。英國當年的法律和產權保護力度其實是很差的,在英國光榮革命前後根本沒有明顯的變化。如果有任何變化的話,那就是英國政府在發動戰爭的能力、掠奪殖民地和全球販賣奴隸的能力、制定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能力、以及用皇家海軍為本國製造業開闢全球市場的能力等方面變得更加強大了。美國歷史上也是一樣,有了人權宣言以後對人權的保護一直很差,對奴役黑人和掠奪印第安人土地的能力在建國以後有增無減。因此宣言里說的和現實完全不一樣。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企圖從市場和私有產權的保護角度去理解工業革命,是理解不了的。因為工業社會的制度安排是工業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是為保護工業化的成果和解決工業化出現的困難而產生的,而不是工業化的前提。
這也是為什麼多數經濟史學家們完全不同意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家們的看法。其實所謂法律、市場交換和私有產權保護並非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獨特元素。早在工業革命前的漫長農業社會,世界上各個地區的人類社會在私有產權制度和保護富人的法律體制下已經度過了幾千年,卻並沒有都產生工業革命。但是因為排除制度因素以後,歷史學家們也不知道英國產生工業革命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所以最後好多人都把它歸結為英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即煤炭)。
這是因為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工業革命是一場新能源的革命,即人類從燒木柴變成燒煤炭。只有煤炭才能夠驅動蒸汽機,而蒸汽機車需要鐵路才能運行,因此以煤炭-鐵路-蒸汽機為特徵的工業革命需要大量煤炭(那時候還不知道有石油)。這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樣一來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古代煉鐵技術高度發達和產生四大發明的中國,因為中國缺煤,或者開採煤炭的成本十分高昂,所以沒有產生工業革命。
也就是說,工業革命之所以在英國而不是在荷蘭或中國,是因為英國的煤炭儲藏量太豐富,且埋藏的地表淺,靠不太費力的挖煤就能找到新的能源。找到新的能源,就能推動一系列的技術創新,比如蒸汽機和鐵路。這是現在一些很著名的歷史學家的觀點,包括彭慕蘭和羅伯特·艾倫,他們也知道制度不能解釋英國工業革命。
但是,這個觀點太容易反駁了。
如果中國清朝因為缺煤而沒能夠產生工業革命,但中國的煤炭儲備和開採難度一直如此,一百多年也沒變化,為什麼現在就突然產生工業革命了?而且中國很多開採煤炭的企業是個體戶和小煤窯,用的是原始工具,他們也很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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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英國工業革命最早根本不是從新能源開始的,而是從紡織業開始。有大量歷史資料證明,英國工業革命最早的主導和旗艦產業是紡織業,而紡織機開始都是由人力、水力和風力推動的,然後才帶動了能源革命。而且後來成功複製英國工業革命的國家,比如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甚至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也是從紡織業的爆發式增長起家的。
然而紡織業的原材料是棉花,但是英國、法國乃至整個歐洲都不產棉花。如果原材料或自然資源是產生工業革命的前提,英國和歐洲不應該首先產生工業革命。美國南部、印度、非洲盛產棉花,應該是他們首先產生工業革命才對,但是卻沒有。
所以,制度和原材料都不是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那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發生在缺少原材料的紡織業?這些都需要作出解釋。
以上這些就是我們要尋找工業革命的「秘訣」的原因。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來了。如果秘訣存在,而且英國人首先發現了它,為什麼中國過去不停地尋找卻一直沒找到?為什麼現在還有那麼多國家還沒找到?模仿英國工業革命就真的那麼難嗎?
事實上,非洲好多國家多次嘗試工業化都沒有成功。比如埃及嘗試工業化比中國還要早,次數比中國還要多,但一直沒有成功。中國從洋務運動開始,因國門被打開,才開始搞工業化;而埃及在19世紀初就嘗試工業化,比洋務運動早了將近半個世紀。當時,埃及被歐洲列強作為向歐洲尤其是英國提供棉花的原材料基地,被剝削和殖民,覺得自己要工業化才能擺脫落後挨打的被動局面。那是埃及第一次嘗試工業化,但是沒有成功。此後,又不斷嘗試。今天埃及還在嘗試,希望早日工業化,掀起了一場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仍然未能成功引爆自身的工業革命。真不容易呀。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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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嘗試工業化一直未成功
簡單回顧工業革命
歷史學家克拉克把人類歷史上的數據收集起來,做了一個圖。在大約1800年英國工業革命產生之前,人類不管是處於什麼王朝、信奉什麼宗教,因為是農業社會,靠天吃飯,人均生活水平一直很低——天氣好,糧食豐收,大家高興,養兒育女,人口增長;天氣不好,糧食歉收,然後到處逃荒要飯。人類在這樣的狀態下生活了幾千年。
到了1800年前後,人類迎來一次大分流,少數國家生活的水平突然急劇提高,不可逆地提高,剩下的國家還是原地波動,處於馬爾薩斯陷阱。
因此,如果我們把「工業革命」量化,簡單地定義為人均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這也是一個測量標誌。但是這個測量無法幫助理解工業革命的機制,這是我前面提出自己對工業革命的結構性和歷史演化性定義的原因,因為用人均GDP很難衡量一個國家工業化的程度,而我更願意用生產方式和產業結構來刻畫工業革命。
簡單回顧一下我對工業革命的刻畫。自英國開啓工業革命以來,個別國家已完成兩次工業革命,現在正開啓第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很簡單,基本是用手工製造的機器代替肌肉來量化生產輕工產品,尤其是紡織品。當年歐洲黑死病傳染得很厲害,但只要有一個人死掉,民眾就會排很長的長龍,等著搶他的衣服,哪怕知道穿他的衣服自己會染病。因為,衣服在那時是一種非常昂貴的奢侈品。
到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衣服能夠被大量地量化生產,成了白菜價商品。之前一輩子穿一件,現在一天能換好幾件。這就是第一次工業化革命的特徵,即量化生產小商品。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量化生產所有生產資料和工具,即用機器生產機器、鋼鐵等產品。第二次工業革命後,整個人類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高,你看到的不管是終端產品還是中間產品還是物流基礎設施,都能被規模化和量化生產。
我們正在面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把所有生產過程自動化和智能化。當然,必須先完成前兩次工業革命,才有經濟實力和社會結構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
我簡單說下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現在看起來雖然簡單——用手工做的紡織機量化生產紡織品,但當年可是不容易。美國人為了「剽竊」英國人的紡織技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斷派遣間諜深入英國紡織廠去觀察、學習、記錄,才能把他們的機器複製過來。
英國從1760年開始到二十世紀初已經完成兩場工業革命,即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為了成功複製英國的工業革命,西歐和美國大概花了100多年,日本起步大概晚了半個世紀,也在二戰前夕基本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亞洲四小龍起步更晚,二戰以後才開始崛起,成為高收入經濟體所花的時間短得多。但是要說明,亞洲四小龍中個別國家或地區還沒有完全實現工業化,如台灣地區,雖然已經算得上是高收入經濟體,但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後放棄了重工業產業政策,沒有完全工業化,因為不知道還有第二次工業革命需要完成。
為什麼只有少數國家獲得成功?
為什麼只有少數國家成功完成工業化?剛才我講了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是錯誤的,和歷史史實不符,與當代實踐也不符。當代實踐中把西方制度移植到發展中國家,也不起作用。
比如當年孫中山先生到美國求學後,也試著移植了美國制度到中國。但是不管是清王朝還是民國時期,都沒有引爆中國的工業革命,因為沒有能夠觸及引爆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廣大草根群眾,也就是農村勞動力。儘管政治制度不同,清朝和民國時期長期忽視農民草根大眾,只知道在大城市建現代工廠,誤以為有了一些大工廠,工業化就可以實現了。
晚清在大城市建了160多個現代工廠,沒有去農村發動農民致富。民國時期也只管在大城市搞工業化,孫中山去世之前意識到農民的重要性,但是來不及了。毛澤東則是是第一個認識到,中國的工業化必須首先把農民解放出來和動員起來,同時從農村開始。
國際上,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崛起、韓國二戰以後的崛起、新加坡的崛起都不是在西方式民主體制的推動下實現的。
而且在同樣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或街區,在同樣的政治、法律、和私有財產保護下,比如在美國所有城市都有同樣的私有產權和法律條款,但是卻同時存在貧民窟和富得流油的富人區,這難道是因為這些不同街區的制度不同的原因嗎?顯然不是。
意大利全國只有一部憲法,私有產權保護和法律制度到處都一樣,但南部意大利比北部意大利窮多了——同樣的制度,同樣的產權,同樣的法律,為什麼會是這樣?
所以說,新制度經濟學存在大量問題。這不是說制度與經濟發展一點都不相關。而是說制度是內生的,是工業化的副產品,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演化,是為保護工業化的成果而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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