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歐洲穆斯林政策的兩大弊病

——「文化」與「制度」優劣的錯亂

如果說，歐盟在土耳其入歐「考試」上嚴格要求過於理想主義，那麼歐洲人在另一方面的過分就更為奇怪。如今土耳其雖不能入歐，土耳其移民卻已經到處都是，尤其在歷史上有傳統關係的德國等地，土耳其移民社區已經形成很大規模。而他們在這裡享受到高度的「文化自治」和「傳教自由」，甚至可以自由傳播各種極端伊斯蘭教派，宣傳對基督徒的「聖戰」，而這樣的教派在土耳其本土卻是被嚴禁的。

早在2009年，筆者赴德國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的活動，就在柏林紐科倫土耳其移民聚居區看到過這種極端派的清真寺，它的門前赫然貼著當地政府專為保障移民維權發佈的鼓勵「文化多元」、保護信仰尊嚴的「護身符」，而傳道的內容卻是如何不擇手段地消滅基督教！

德國最大的伊斯蘭組織——土耳其伊斯蘭聯盟（DITIB）召開婦聯會

我還得知，當地政府給移民的維權「護身符」是一套共四條：1.「無歧視：沒人可以因為他的性別、出身、種族、語言、祖籍、來歷、信仰、宗教或政治觀點而受到歧視或偏愛。」2.「平等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人、女人具有平等的權利。」3.「尊嚴不可侵犯：每個人都有自由展現個性的權利，只要他沒有違背憲法原則或道德准則。」4.「教養是義務：對孩子的照顧和教養是父母天然的權利，也是他們最首要的義務。」

但是，當地的一些清真寺卻選擇性地只貼出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只貼第1、4兩條：他們可以「無歧視」地宣傳對基督教進行聖戰而不受乾預，並把「對孩子的照顧和教養是父母天然權利」解釋為家長有權強制子女信教。但對強調個人自由，尤其是強調男女平等的兩條則不予理會。

我問道：這四條是可以這樣「有選擇地」宣傳和實踐的嗎？沒有個人自由和男女平等的體制是否可以在移民中「無歧視」地暢行？德國朋友說：他們的文化不能接受這些，我們也只能尊重。我說：這些教派的極端宣傳在他們本國都不被允許，為什麼這裡卻可以？朋友自豪地說：這就是我們的胸懷！土耳其不是還達不到歐洲的水平嘛！

筆者難以理解這樣的怪誕。如果歐洲人對如此極端的伊斯蘭教派強制傳教都能寬容，為什麼他們卻不能接納土耳其入歐？如果土耳其入歐的門檻如此嚴格，為什麼連土耳其本國都不能允許的「反西方」暴力宣傳，在西方卻可以被寬容？

尤其西方一些教會領袖，對基督教過去的不寬容「過度反省」，唯恐在「文化多元」方面不夠時髦。

如英國國教最高教職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在2008年甚至說：歐洲現在穆斯林已經很多，我們應該考慮為此改革法律，「部分接受沙裡亞（伊斯蘭法）」！結果引起軒然大波。

穆斯林的信仰自由和文化當然要保障。但什麼是「伊斯蘭法」？那是一種嚴格排他的宗教戒律，猶如中世紀基督教修道院戒律一般。英國絕大多數居民是基督徒，但如果把修道院戒律當成民法，那就不是什麼基督教國家的問題，而是回到中世紀政教合一神權政治去了！

同樣，「沙裡亞」如果作為一種「伊斯蘭文化」的內容可以在現代存在，那也如現代基督教修道院戒律一樣，你自願入院苦修受戒當然可以，但豈能要求別人？如果可以把它作為國家法律，那還有什麼信仰自由（包括穆斯林的信仰自由）、政教分離可言！

歐洲如今的一種可慮現象，就是一些歐洲人（通常被視為「左派」）從「文化多元」的「政治正確」出發，把一些神權政治取向也當做「文化」來接受，或者至少態度曖昧不敢堅決抵制。而這種取向造成的種種問題又給另一些人（通常被當做「右派」）提供了排斥「異文化」、「異教徒」乃至「異族」人的口實，從而使歐洲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排外和種族歧視、宗教文化偏見重新抬頭。

為了對付這種「右派」偏見，「左派」就更強調「文化多元」，而「多元」掩蓋下伊斯蘭神權恐怖的威脅又使一些基督徒對穆斯林的偏見更嚴重。另一方面，感受到「右派」偏見壓力的一些穆斯林移民認為受到歧視，就更易於接受被「左派」寬容的神權思想影響，而接受這樣的影響又進一步使人們對整個穆斯林群體的偏見更嚴重。如此互相反饋，使得兩種問題都越來越嚴重。

2015年1月，德國總理安吉拉·默克爾及其他政要出席了穆斯林團體組織的勃蘭登堡門集會，旨在促進國家的寬容和宗教自由

在我看來，這兩種問題儘管一「左」一「右」，其實根子是一個，就是受「文化（文明）決定論」影響，把「制度」與「文化」混為一談，特別是把神權政治、政教合一、信仰強制這類中世紀制度與伊斯蘭這種文化類型混為一談。「左派」因主張「文化多元」善待穆斯林，就對神權制度因素的威脅視而不見，「右派」又會把對神權的恐怖轉化為對伊斯蘭文化乃至穆斯林族群的厭惡。

這種混淆是有遠因的：近幾十年來，由於「後現代」傾向對普世進步價值的懷疑，從「右」邊滋長著文化類型史觀和「文明衝突論」；他們把普世文明的成果都當做「西方」甚至「美國」的專利而自傲，把普世性邪惡對普世文明的挑戰都看成是「東方」對「西方」、伊斯蘭對基督教、有色人種對白人、甚至白人中其他族裔對WASP的挑戰，從而培養出一種排外思潮。由於「政治不正確」，這種思潮在知識界並非主流，但在普通人心裡的影響卻通過選票體現出來。

而知識界的主流、高舉自我批判大旗的「左」邊，則在以往西方經濟繁榮和民主福利進展與蘇聯等「替代模式」負面信息影響下，對西方內部的社會經濟批判退潮（直到皮凱蒂幾年前開始改變這一點），其批判話語除了似是而非的「南北問題」外，從法蘭克福學派到布迪厄，對西方本身的批判越來越轉向了所謂的「文化」，如過度世俗化導致人生意義的迷失或人的「一維化」、「媒體宰制」、「品味的區隔」、「象徵的暴力」、「符號權力」與「文化資本」的不平等，以及對「他者」的「文化殖民」或「後殖民」之類。

所謂「一維化」既然成了罪過，「文化多元」自然成了無條件的好事。而在「特殊文化」名義下無條件維護一切「非西方」的東西成了部分知識界的時髦。他們其實已經失去馬克思那一代左派對西方實行革命改造的信心，卻轉而反對西方對「他者」的影響，乃至反過來無條件歡迎「他者」的反向影響。他們把老左派對「進步」的崇拜變成了對「多元」的崇拜。

馬克思相信「最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而他們相信的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至於「另一個」是否最好甚至是否相對較好就無所謂了，因為反正是不能以「西方價值觀」論好壞的。他們本來對西方主流政治經濟體制不感冒，過去曾經認為蘇聯什麼的更好，現在不這麼看了，變成把制度當「文化」，蘿蔔白菜各有所愛，誰也別排斥誰。

電影《阿曼尼亞》講述了在德國戰後重建過程中，一個土耳其移民家庭三代人的悲歡

更有甚者，一些「左派」對世俗化本身並無好感，因為世俗化常被等同於「資本主義化」或「西方化」，而這些「批判精神」有些過剩的人並不喜歡這種「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狀態。於是「激進的」左派反而容易與極端保守的傳統尤其是「非西方」的傳統發生隱約的共鳴。

前面曾提到德國紐科倫當局對土耳其移民區中極端教派聖戰宣傳聽之任之的情形，後來又有朋友告訴我一個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況：當時土耳其世俗民主政府曾經支持「親政府」的主流溫和教派派人來德國土裔社區傳教，以抵制極端教派的影響（土耳其本身也把這種影響視為威脅），不料德國地方政府卻抵制這些主流溫和教派，甚至找茬把一些溫和派阿訇給趕走了。理由是這些教派過於親土耳其政府，違反「政教分離」，他們進入土裔社區會影響土裔的「信仰自由」，而極端教派宣傳聖戰倒是「信仰自由」的體現！

這實在太匪夷所思了：「政教分離」並不等於宗教必須「反政府」，如果不反政府乃

至「親政府」就違反政教分離了？這樣理解政教分離，也有點走火入魔了吧。據瞭解，當時的土耳其政府雖然與主流教派關係不錯，但並非「教派政府」，也不搞「官辦教會」。當局打擊極端教派的聖戰宣傳也只是針對煽動暴力，並不影響土耳其的教派多元。

這種政教關係其實與歐洲的政教分離差不多，而與霍梅尼那種嚴酷的神權國家主張不可同日而語。可是，當年正是西方長期保護了流亡中的霍梅尼，並對伊朗一心「西化」的世俗主義巴列維國王施加壓力。巴列維確實不民主，但他的世俗威權比伊斯蘭神權政治相對進步也是沒有疑義的。

後來推翻他的「革命」最初是國內世俗民主派和溫和穆斯林聯手發難，但是西方這時卻送回霍梅尼去摘桃子，他從西方回到伊朗就發動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狂潮，把世俗民主派和溫和穆斯林都鎮壓下去，並立即就對西方翻臉號召「聖戰」。今天歐洲對土耳其的政策，會不會又重蹈覆轍呢？

另附微信朋友圈熱門轉載內容：

長平：

秦暉老師也是我最尊敬的學者，很榮幸曾有機會和您在德國同吃同住同勞動，一起做了一些重要的訪問。也很高興和您在同一微信群聽您聊天。好吧，這是要說但是了——但是，我贊同北大飛的這篇批評。前幾天看到秦暉老師的文章，我也有此感慨：很多中國學者討論歐洲問題，都是基於扭曲錯誤或不嚴謹的信息，沒想到秦暉老師也中彈了。

群里的好幾位老師也談到歐洲問題，都把「歐洲政治正確過度」，「歐洲文明正在衰落」，甚至「歐洲正在自我毀滅」， 一句話「歐洲糟得很」，當作不需要論證的前提。這是不對的。歐洲當然有它的危機，但是這個危機不是中文信息常常傳遞的那樣，是對穆斯林不夠狠造成的。

生活在德國，無論是親身感受的周圍的「火熱的生活」，還是各種統計數據、民意調查，都顯示和「糟得很」相反的結論。比如經濟指數、財政收入、安全感、幸福感指數，都是近年來最好。一些問題，也是「好得很」之後的危機，比如熱錢太多，儲蓄太多，投資機會太少。當然，德國的情況不代表整個歐洲。德國經濟其實是佔了歐洲債務危機的便宜。但是，至少不能把它剔除出去，更不能把默克爾說成是「歐洲的罪人」。一些學者的嚴肅文章和演講里，提到歐洲經濟就是希臘債務，那也是不對的。希臘證明福利養懶人？北歐的那幾個國家呢？又該改說人家限制穆斯林入境了？

那些中文信息製造和傳播者也知道自己的意見不是主流，他們正是站在少數真理掌握者的立場批評歐洲主流。他們可能說，這些統計數據和民意調查都受左派操控，迎合政治正確。這也不是沒有可能。但是，你又是如何知道自己代表沈默的大多數的？川普和勒龐的選票？可是馬克龍的選票代表什麼呢？默克爾的競爭者不是左派嗎？選舉能說明很多問題，但不能簡化和選擇性地拿來證明自己的偏見。

這些文章中談得最像事實的部分（好在秦暉老師沒有這樣談），就是計算基督教人口和穆斯林人口的增減。算來算去，才多小的比例就讓人如此憂懼，得多大的仇恨才可能說得出口啊？以人口發展來論文明，放在全球範圍來看，最應該憂慮的難道不是中國人嗎？一些極端勢力固然邪惡，但是還沒有誰可以做到跑到人權發源國家要求人家閉口不談人權吧？自己的公民被極端分子殺了，不譴責殺人卻要調查「非法傳教」；「反貪一號」氣宇軒昂抓「裸官」，自己可能一直都裸著……還有多少「文明」可以比這更荒唐？此處省略三千字，因為談這些可能讓大家覺得不安，可是這種不安不正說明問題嗎？

我在個人交往中接觸的穆斯林，無論其積極融入還是謹言慎行，都遠勝很多從不掩飾種族歧視的華人。當然，接觸有限，不足為據。

我也非常贊同北大飛的這一觀點：很多人產生極端思想，是因為長期感覺受到歧視，社會生活邊緣化。我自己知道一個華裔男孩，因為受白人欺負，心中極其憤懣，有一天他要做出什麼極端的事，我真不會意外。當然，成為極端分子需要很多別的條件，相信他還不具備。

包括不少中文信息在內的偏見和謠言，正是在製造仇恨，為恐怖分子搖旗吶喊。這也是「白左」們一再擔心的事情。我認為這是一個正在發生的事實。如果那些人真正痛恨極端分子，而不是僅僅滿足自己的極端仇恨思想，應該認真考慮一下這個事實。

還有一點，政治正確的確是這裡的輿論主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遠遠沒到過度、濫用的程度，恰恰相反，遠遠不足（也因此的確存在那些被轉發的「民意」）。那些痛恨政治正確的中國人，也常常是抱怨受歧視最多的人。自相矛盾嗎？他們的邏輯是：種族歧視是天然的，是難以避免的（比如自己的遭遇），政治正確是虛偽的（比如自己的遭遇），所以我們就是要歧視穆斯林！順便說一下，這些人往往也嚴重歧視不如他們發達的「同胞」。

不得不危言聳聽地提醒：看到所有關於歐洲的中文信息，都要先打一個問號。毫不誇張地說，絕大多數中文信息都受某政府直接控制或者間接影響。這也正是「這一族群」更值得令人憂慮的地方，這也是「政治正確」教育對於「這一族群」的必要性——當然，這也正是他們痛恨「政治正確」的原因。我之所以加引號，是因為眾所周知，它不是一個種族問題。

先匆匆說幾句，希望沒有冒犯諸位師友。鑒於這實質上是以討論歐洲危機為名的中國問題，也許我會再研究一下寫點短文參加討論。

補充：正如之前在這裡說過，歐洲一些「白左」甚至「毛左」對中國的無知和幻想，以及可能存在的對其他極端勢力的類似態度，我當然也很不贊同，同意它是一個大問題。包括劉瑜提到的問題，都值得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