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因前總統陳水扁海外帳戶曝光一事，為清查資金來源，對於「二次金改」政策，檢調單位將進行追查有無人謀不臧、涉及期約賄賂及海外洗錢的犯罪偵查。在此，我不僅希望政府能嚴懲不法的犯罪行為，更期盼檢調單位及央行、金管會共同合作，將「二次金改」執行所生之弊端，徹底清查，還全國人民一個真相。

    　不法情事之刑事偵查，固然應該毋枉毋縱；行政院長劉兆玄也已指示副院長邱正雄成立跨部會的專案小組，檢討二次金改。我認為，必須理性地思考，以專業的角度，論證出金融改革的政策方向。如果是正確的、對台灣金融體質在國際間、鄰近區域的競爭力有所助益，那便應當義無反顧、勢在必行。

    　首先，「一次金改」係源於「挑戰二○○八國家發展計畫」，於二○○二年七月組成「金融改革專案小組」，以「除弊」為號召，重點在打銷呆帳、建立金融重建機制，目標是在兩年內將銀行逾放比降低至百分之五、資本適足率提高到百分之八（即俗稱「二五八計畫」）；其結果，逾放比方面，自二○○二年三月的八．○四％，至今年六月底，逾放比為一．五五％；資本適足率方面，更提前達到政策目標，二○○三年底，即已達十．○七％，至今年三月，已達十一．七一％。因此，事實上，金融機構體質及獲利能力，因「一次金改」的「除弊」政策，執行得宜，已有長足進步。

    　然而，二○○○年台灣有五十二家銀行，二○○三年，台灣出現十四家金控公司，即使已於二○○一年底確立了「金融機構合併法」的法源，但是到了二○○四年底，台灣仍有五十家銀行，前五大業者在台灣金融市場的占有率僅三十八％；即使到了今天，台灣仍有三十七家銀行，銀行家數過多（overbanking）的現象，造成總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股價淨值比、每股盈餘，均較鄰近區域國家為低。換言之，台灣想成為「區域金融服務中心」，即必須在「除弊」之外，更有進一步作為。

    　因此，在二○○四年十二月，提出「二次金改」政策，以「興利」為主軸，以大型化、國際化、自由化的精神，目標是二○○五年底前提升三家金控市占率超過十％、公股銀行減半為六家，二○○六年底前十四家金控減半為七家、至少一家金控由外資經營或在國外上市。

    　筆者認為，此一政策的目標正確，對於提昇我國銀行競爭力、建立區域金融中心的目標，相當有所助益。

    　一方面，若國內銀行業者僅在國內市場相互競爭、削價流血經營，結果就是競爭力的相互抵銷；另一方面，面對中國大陸市場的豐厚商機，未來兩岸金融業務開放之後，面對已漸趨成熟的大陸市場競爭對象｜｜勢力穩固而市值龐大的大陸金融機構、資金雄厚的國際業者，台灣的銀行業者赴中國大陸投資，更必須朝「規模化」的目標努力。

    　如此一來，才是「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縱然，在執行層面上，例如，未充分尊重市場機制、人為私心干擾因素過多、甚至涉及不法情事，容或有所爭議。然而，正確的政策，主政者依然該有所堅持。更進一步，引進先進的「公司治理」制度、配合精密詳實的金融監理法制，以杜絕任何不當人為干擾、甚至造成市場壟斷、資產掏空。

    　我認為，就讓產業競爭力，回到經濟層面討論；政府該做的，便是創造一個有效率的整併機制，因勢利導、尊重市場、鬆綁不合時宜的法令。面對越趨全球化、區域整合的國際經濟、金融時代來臨，商機稍縱即逝，我期許政府以廉能政治出發，大刀闊斧，進行「興利」的改革。

    　近日，電視媒體不斷出現一則由工總製作的「減稅救經濟」廣告，更砸下重金猛打宣傳，用似是而非的謬論，向全民進行疲勞轟炸式的洗腦，並藉以向賦改會及政府施壓，試圖左右本次稅改的方向。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首先，廣告訴求「稅低才能發展經濟，稅高則經濟就衰退」。如果這理論正確，免稅天堂的威京、開曼群島不就是世界經濟發展第一名的國家？舉瑞典這個世界高稅負的國家為例，由於透明、清廉，人民願意繳較高的稅，也感受繳稅的好處，享有完善的社會福利與高品質的生活環境，而免學費的教育、高素質高創造力的勞工，國家投入科研經費人均世界第一，造就了國際級企業。誰說，高稅負就無法發展經濟？

    　一九八一至一九九二年，美國在雷根和老布希執政時，採取供給面經濟派學者的「減稅政策」，初期的刺激帶來經濟復甦，但貧富差距亦隨之擴大；一九八九年時排行前一％的家庭，擁有全國總資產三十九％。之後，政府赤字倍增，利息支出快速成長，高居預算第二位，大量舉債成了經濟發展的大包袱，經濟幾近崩盤，共和黨政權因此遂被民主黨輪替。

    　回頭看台灣，一九八○至一九九○年，經濟成長率平均八％，一九九一年促產條例實施擴大對企業減稅，經濟成長反而掉至五至六％；一九九八年再實施兩稅合一的減稅方案，經濟成長又掉到四％左右，甚至二○○一年出現首度的二．一七的負成長。實證可知，台灣一再實施減稅，並沒有帶來更好的經濟成長。

    　其次，廣告說：「輕稅可擴大稅基，增加政府稅收」。實證美國雷根和老布希的減稅政策，使美國政府收入從世界第一名，掉到第十三名。聯邦政府負債餘額由一兆多美元，驟增至六兆七千億美元。直到柯林頓執政採「增稅政策」，向富人課稅，才終結了赤字，但仍無法處理龐大的債務餘額。

    　而在台灣一九九○年，國民平均稅負率二十．一％，由於減稅政策，造成稅負率逐年下降至十二至十三％，負債餘額也隨之攀升，已高達新台幣十三．八兆元。台灣政府財政敗壞可說是託減稅之「福」！

    　廣告強打：「輕稅才可以創造財富，增加就業」。我們再看看瑞典高稅負國家，政府實施充分就業政策，減少依賴、增加稅收，是全世界就業率最高的國家，維持七六％至八十％的比率，遠比任何輕稅國都來得高。反之，美國老布希執政時，承諾增加一千五百萬個新工作機會，認為減稅可增加投資促進就業，但適得其反，反而新增了一千四百多萬的失業人口，就業參與率由六四％降至六二％。而台灣在一九九二年以前，就業參與率為五八．四％，兩次大減稅政策實施之後，就業參與率跌至五六．五四％，二○○六年僅五五．七％，可證減稅並未增加就業。

    　其實，台灣的實質稅負比新加坡、香港還低。以營所稅為例，香港十七．五％，新加坡十八％，台灣名目稅率雖為十五％至二十五％，但因促產條例、兩稅合一的減免，有效稅率僅十七％。如果不及時堵住減稅漏洞，若降名目稅率到十七％，則有效稅率恐怕會低到十％以下。

    　而個人所得稅方面，香港邊際稅率十七％，新加坡為二十％，台灣雖為四十％，但平均有效稅率不及十三％。由於資本利得免稅，致使排名前三十名的高所得者，稅率不及十％，這在香港與新加坡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最嚴重的，台灣的證券和土地交易所得完全免稅，而香港土地交易所得及從事業務的證券交易所得均課徵十六％的利得稅，新加坡則將兩者併在一般所得予以課稅。因此廣告訴求：「新加坡、香港稅負比台灣低，所以競爭力較強」，根本與事實不符。

    　調降稅率的前提，應先防堵避稅漏洞，建立公平稅制，才可能「簡政輕稅」達到擴大稅基的稅改目標。

    　（作者為公平租稅聯盟發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