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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光復初期,我們研究時,首先應知道的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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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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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大約「換柱」前後,在歷史流言終結者聊天室曾經有人討論光復初期的島上情況;個人覺得論述偏頗,因而在簡單表示不滿外,曾留言我願意提供若干研究成果與大家分享──當時事冗,無法分神進行,將在大選前提供各位親愛網友──如今,燒有時間,謹此敬陳個人的研究所得,歡迎指教。

○○○      ○○○    ○○○

關於光復初期,我們研究時,首先應知道的史實──

請看國府接收台灣工商業的實況。

要理解當年的情形,首先要理解日據末期台灣的工商業與社會發展;其時工商業可以軍需品工業而概述如下:

一、戰爭末期的社經情況
由於戰爭末期,一切投入戰事;幾乎完全沒有私人工商業,雖有極少數工商業也變成了「國策會社」的型態。
戰爭末期,與受戰爭破壞各國一樣,各國經濟都進入統制的情況下;米糧不足,黑市的情況嚴重;民間固然有人奉公守法,但私下偷宰、私藏的情況也不少;眾所週知的,負責查察街庄的公職人員受賄者頗有;但也有人被查到偷宰與藏私而被痛扁,連帶沒收其原所應得米糧,因而就連簽仔飯也吃不到的慘況。
此外,建設工程偷工減料,官員要求包商請吃花酒的情況,下包在年節送禮的陋習,也還存在。前人回憶錄所謂
「我在屏東做高射砲隊工程時,……有幾個砂石場在競爭,其中有一個就暗中送來五百元,要我採用他的砂石,五百元在當時是個大數目,是我半年多的薪水……下包逢年過節……會送香菸、餅乾、衛生衣等禮物……」〈廖欽福回憶錄,頁92~93〉

「回到台灣時,日本政府已開始辦強制徵集軍伕與志願兵。只有從事國家或軍部的建設人員,可免除徵集從軍。所以,我選日本海軍設施部專屬榮興營造廠當技術員就職。……數日後,要灌混凝土當日,工地主任叫我『老李,我們馬上開始灌混凝土,你帶日本人現場監督去喝酒、玩女人。』當下我的心內湧起了嫌惡之念,但還是帶他去。」「李謀華先生訪問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中研院近史所,頁342。

二、戰爭結束後,必然出現的問題
戰爭結束,軍需品工業立刻面臨市場問題;舉例言之,戰時島上為軍需之故,鼓勵民間,大量重植黃麻,設立所謂的「制麻國策會社」;島上民生所需長期缺乏的棉紡工業卻一直沒有建立,棉織品絕大多數仰賴於日本本土的進口,所有利潤由日人壟斷。
換言之,儘管,1939年前後,日本官方已經宣布台灣的工業生產總值已超過農業生產總值;但是,一旦戰爭結束,所有軍需品的產能之總值,由於失去了買家,立刻不能不大幅縮水;甚至於成為每生產一噸,就要虧損若干百千元的無利可圖現象。而這些也就是參戰各國通常戰後,雖有資金也必須要有一過渡調整的蕭條時間。

三、戰爭結束後,日人製造的問題
戰爭直後,日人曾經製造傀儡的「台灣自治運動」,雖因台灣末任總督安藤拒絕支持而沒有完全進行;然而,在國府尚未接收前,曾經出現林獻堂被迫來台北接收台北大旅館而被稱為「台灣王」的「公開鬧劇」;消息迅速傳出後,引起全台有力人士競起效法接收日產,甚至引發我台人爭奪日產而槍戰的情況;其結果,根據我台學者統計,日產總共應有420億元,國府來台接收到的只有120億元日產的局面。其時一般狀況可見於台南市韓石泉先生回憶錄,台北板橋林家的林衡道訪談錄,日值時期女記者楊的回憶錄與我台寫實文學家吳濁流的回憶錄。陳儀來台,國府財政並不充裕,接收資產都是機器廠房,無力支付各方面的支出,據稱,當時小學教師的薪金就因發不出來,曾拖延了四個月;真是明白的窘態。

同時,國府來台前,1945年九月九日,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竟由東京運來原本在戰後應該成為廢紙的千元大鈔,整整一飛機──鹽見是躺在那鈔票上回台的;那些現鈔讓日人與親日台人可以大量囤積物資與糧食;使得當國府在該年十一月一日開始接收工作時,我台灣的物價已經大幅上漲,當時台北的米價,據稱為八月的六十倍。戰後的物價波動高漲,終至必須以四萬元換一元來抑制物價,是由此時開始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怕很少家庭能夠拒絕囤積一些食糧,以備應付時局隨時似乎都可能發生的變動吧。。。一個嚴重的惡性循環的開始。

就在這九月九日,赴南京接洽受降事宜的林獻堂,受國府邀請參加受降典禮,竟然因日軍方之威脅而未出席該典禮,使得國府不僅威信掃地,且對於林的崇高地位與日軍之控制實力發生錯誤估計;增加兩岸互疑的因素;也埋下了派出雜牌軍接收台灣的背景。〈未出席受降大典事,可見於「林獻堂先生年譜」,葉榮鐘編著,葉表無奈與楊基銓回憶錄,楊表驚訝〉〈雜牌軍接收,可見於謝東閔回憶錄〉

九月二十日,林獻堂與陳炘返台中,在台中樂舞台接受歡迎,講話時提及上海市況與前景,據稱隔日引起物價之巨大波動。但當時上海市況尚可,似無太差的消息,應該是日人藉其講演時機,放出前及的大量鈔票,蒐購物資囤積。嫁禍於林、陳兩人。〈以上事件資料請參看「林獻堂先生年譜」,葉榮鐘編著〉

此外,值得重視的是,日人離去前,把所有戰時統制工商業而成立的國策會社,全部進行清算,除了機器房地之類固定資產外,全部財產分發給員工,帳面一切歸零;再度生產必須要投入資金,始能啟動。所有員工都很高興,台南吳尊賢稱其由清算的國策會社獲得了戰後重新出發的資金;另一在國策會社工作的高雄林氏稱獲得四、五千元,當時可買一甲地,還另獲得一包價格昂貴的糖。據稱他們會社的工作人員有萬人。。。

就在此時,美軍戰略諜報小組率先來台,向日方提出各種要求,受到日方,包括日籍女子的性招待,往後更曾公開進行其所謂「台灣歸屬美日中的調查」,並在媒體刊出其相關資料‧‧‧聲稱,我台人希望由美國託管‧‧‧

這是關心光復初期史實的網友應該理解,國府正式接收以前,我們島上的史實。

光復初期,國民黨面對的是這樣的局面;國府於1945年十一月一日開始,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展開正式向日殖當局接收;根據日本台灣軍的資料,當時社會的情況已然是:
「接收期間為期三個月,自終戰算起則是五個月,但因中、日兩軍威信降低,居民大規模惡質強盜化,在請准使用武器後始能保全。」〈頁39〉

在如此的局勢下,貧困的國府派來的陳儀政府面對的是一個物價不穩的大環境;其中戰後由海外返台的台籍日本兵居於難以維生的處境,然而,如前述,陳儀連讓駐軍吃飽飯的經費都沒有,他如何能使各地工廠都動起來?

此外,沒有資源可以運用的陳儀對於台人只能在民主或自由上,放任給予言論與參政的空間來示好;於是造成了類似今天媒體林立、爭相「挖糞」爆料的複雜情勢。兩岸當時困乏的社會怎能承受如此的動盪?
就以當時接收,最被詬病的大約是發現有飛機的鋁材竟被切割出賣,或是一批鴉片失蹤,竟然謊稱被白蟻吃掉之類的事件,絕無媒體報導順利成功地接收案例;

例如,日殖時期島上最大的國營公司,台灣電力公司,當時,日本當局也曾意圖使用賄賂的手段進行其圖謀;根據今人的回憶,當時是──
「火雞事件:……聖誕節,台電會社的社長松本虎太遣人餽送獎金三萬元與火雞一隻至……第一宿舍……。當時三萬元這數字相當於二百個社員的月薪。晚餐時,八寶火雞上桌。但聞監理委員會主管互語曰,我們來台為國家接收整個電力,豈為三萬元哉!火雞收下,錢退回!……。翌晨下令,未經監理委員批准,不准動用會社任何財物。台電廉潔之風不墜,光復後台電財物忠心保存,肇始於火雞事件。」
且還提及接收委員會秘書長楊繼曾與該公司的主持人當年的行止──
「楊繼曾與黃煇、朱一成、尹仲容、沈怡、王崇植及黃柏樵等三十多人,成立『正己社』,其意義是正人須先正己……難怪台電公司在黃總經理煇領導下,人人一絲不苟,涓滴歸公。接收當初,住在宿舍的台電高級幹部,連打破的咖啡杯都不敢拋棄,妥善保存以便核銷了帳……哪像早年抗戰勝利時,上海報紙形容當地接收大員的姿態像是劫收,我們台電可沒有染上這種惡習。」
〈以上皆見於「朱江淮回憶錄」〉

這樣的史實,從來沒有見諸報端;直到今天,大家應該知道,台電、台糖都是當年特重量級的企業,戰後都很快地走上了經營的軌道;只是很不幸的,他們上述可敬的領導人似乎都由於厭惡戰亂持續而在1949年後,曾有不穩的訊息,而慘死於白色恐怖時代。過去由於戒嚴時期,他們的上類故事可能受到「為匪張目」或「同情匪黨」之罪名;因而不傳;要到晚近才由各種回憶錄中傳出。。。坦言之,這也是個人在國民黨「換柱」時不滿的原因,蓋就當年史實看,洪父當年在台糖分社,負責法律背景的業務,他獲罪的原因是閱讀當年的觀察雜誌,應該是類似朱江淮回憶中的「正己社」知識人吧‧‧‧〈觀察雜誌是當年中國重要的自由派喉舌;有意者可看附圖下方之撰稿人欄〉
以上,是個人對於這段史實的沉痛認知。
郭譽孚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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