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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 第一章 附錄──台灣日殖時期補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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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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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隱匿「攘逐殺戮政策」的史學發展

      這樣一個重大的政策,何以作為後代子孫的我們簡直都不知道它的存在?這真的是一段極為罕見的,一群圍棋武士的「高明算計」!  

      首先,應該指出的,在某些日人的眼中似確實全不知曾有這些殺戮攘逐的政策存在過。其始源應該是當1895年7月中旬以前,即前述福澤那類蠻橫之說法──「某外文報紙早就撒播邪說,對這次掃蕩大姑陷地方的經緯,報導日軍又屠殺云云;這是他們慣用的毒筆,不足介意。」與「本來的目的,唯在收台灣的土地於日本人手中,以展殖產事業而已。既然本來就眼中無島民,他們的離境毋寧可喜……」 ,是其公開顯示。

      原來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其雖深受西方思潮衝擊,但是在史學上,由於其高倡「天皇至上主義」的傳統,史學界很早就確定了「純粹史學」與「應用史學」的分歧;對於台灣殖民史實,基於其傳統中有其異於他國、趨於「自大、認命」的「神裔」精神,就成了可「合理」隱匿真相的「應用史學」之對象。

      其次,誠如我們先民所曾指出,島嶼當年的歷史有太多被扭曲和掩藏;例如我們前面提及過的,殖民當局曾「以年薪一萬元聘其為總督府顧問,……麥阿斯常常向支那、香港等地報紙投稿,批評我施政,也帶有緩和之目的。」;我台人黃武東牧師那關於其父親所指責日人如何殺戮我許多先民,「然後謊報上級,稱在某處遇到盜匪若干,激戰後本軍擊斃若干人云云。」的明白揭露;以及日本名記者神田正雄自述學生時代曾如何受到美國羅斯福總統稱讚日人治台之誤導,要「及到台灣所見所聞,則與前大統領羅斯福所述,大有相反。」的史實;知否日人在這方面有意的詐偽隱瞞的作為,隱匿了多少它們在我島嶼上施政的真相?

      承上述所及,可說這些都只是前小節所謂「應用史學」之運作,排除了原本史學研究中應該先有「純粹史學」之研究,然後才有「應用史學」的一種表現吧。

      其三、我們關於日據時期的研究,長久以來都是由留日學者主持的;他們留學之前的學術基礎堅實嗎?他們的主體性夠韌性嗎?他們留日期間應該主要都是在美日霸權的學術掌控之下,是否早已經被畫定了自身研究的範限,只能在某種皇國「應用史學」的枷鎖、框框內發揮其學術能力? 想想,竟讓我們的青少年在國中課本上只讀到那所謂的:

「日本為對付台灣軍民英勇的守土抗戰,曾出動大軍鎮壓。台灣軍民戰死或遭殺害者多達一萬四千人」

「最初,總督府常採取殘酷的報復性鎮壓,而濫殺無辜……」

何以稱為「對付」?何以稱為「報復性鎮壓」?竟像是說被迫不得不對我們的先民鎮壓,完全不及於日人的毒策?──此外,所謂「多達一萬四千人」的根據是什麼?這樣的論述,考察起來,原來都起自我們的學術界,它們主要是留日學界帶回來的說法 。

      下面,我們將引證當年日本官方著作、戰後日本學者與我留日學者的例子,說明上述隱匿真相的史實之發展。

一〉 當年日本官方著作的隱匿

一般言之,官方的著作,必然有其立場;因而論述史實時,落筆必會有輕重之取捨,本不需太計較;然而,為了立場,竟然抹煞了史事發展的重要梗概,甚至根本顛倒了是非黑白;作研究的我們就實在不能在意了。

      前面曾及著名的矢內原教授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一書,在法西斯主義下仍對我台人處境給與若干同情,是其受肯定的大理由;但該書僅標示「帝國主義」,未提及「日本」,且強調其「早熟」 ,無形中為其皇國作為降低了應負的行為責任;該自由派大教授也完全隱匿了日人陰狠的血腥設計 ;二戰後,其人又獲得霸權者提攜為東京大學校長;其所表現的隱匿,就成為一種日本學界傳承的學術風格。

     以當年的血腥政策言,到1898年,據稱仍有日方報章自我粉飾這段其應自知醜陋的史實,而竟有所謂:「自28年6月至29年3月30日 期間,實際無任何措施,除取締製樟腦之外,專以綏撫人民為事。……」 的自欺之詞,可以為其過份的一例。

      此外,前文中我們所引用的「 台灣抗日運動史」,就是官方當年所出版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部分內容;該書高談1895年8月,雖施行軍政;但─如原訂在1896年4月施行民政,卻由於我台民反抗激烈因而才大舉報復,把惡毒的日軍放在被攻擊,不得不反擊與報復的地位;絕未把當年實施該血腥政策的重要的前後細節,標示出來,例如,我們前面所揭露的──當年日本內地「山多田少」,對新領土竟考慮驅逐我台人而日人移民的問題;日人知識階級都懂漢文,日軍卻不「立榜安民」;外加語言不通,且法院拒絕處理台日民事訴訟問題等等史實,尤其,前及另一本官書「台灣治績誌」 中被明白提出來的、當年乃木總督坦承殖民當局確實嚴重錯誤的幾篇重要講話,在該一「沿革誌」中,都顯然被隱匿掉了 。 此外,日人利用列強看似「客觀」的地位,每每散播錯誤的資訊,例如,「台灣民主國」之抗日,美國記者在其大著中,對於當時我們島上的兵工能力,竟然做如下的報導:

台北的兵工廠有全新的設備,包括一架完善的輾壓機在內,製造槍械已經四年,所以既使要應付持久戰,也有充足的武器。火藥場也經常在工作,所造的炸藥聽說品質很好。在兵工廠、火藥場及槍械修理廠三處共有大約八百人,每天都在工作,已經很久了……台灣的軍隊大體裝備很好,且有非常好的。……

      如此只是「經常在工作」,沒有具體生產數據的描述,就斷言可有「充足的武器」,可「應付持久戰」,然而,那是真的嗎──尤其,當劉銘傳去職之後?

二〉 戰後日本學者的努力混淆與隱匿

   這是針對戰後的日本學者也有稍能誠實面對史實者,例如,日本學者小林道彥曾有論文直稱日軍當年確有一放逐我台民的政策,在該論述中名之為「台灣住民放逐論」 ,然而,小林氏對於該政策之結束過程,竟稱:

要言之,領台當初為陸軍所奉行的『台灣住民放逐論』,因為土匪的相繼蜂起而失去了現實上的妥當性。

      然如本研究之所呈現,該血腥的「放逐論」在現實中,那裡是因我台先民之相繼抵抗而失去其「妥當性」?──真正使該政策結束的原因,乃是在該血腥政策下,已造成英國在雲林地區的商業受阻,且還發生了英商被殺的事故;英人遂公開在報紙上向殖民當局提出了嚴重抗議的緣故。

      對於這樣結束的史實,怎麼可以僅僅說成是「因為土匪的相繼蜂起而失去了現實上的妥當性」呢──這或是其「應用史學」之又一例。 甚至,我們可看那位來台深造、稱為「愛台灣」而歸化我台,可敬的藤井女士的另一例──在他著名的論文裡,雖明白地提到了「乃木到任時的第一個聲明,就是整頓台灣官界的風氣…特別是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時代,以鹿兒島同鄉的緣故而採用了大批的雇員;這些官吏大都是貪污腐敗,不擇手段…」 之類,確是「愛台灣」,卻忽略了我們指出的殖民當局整個政策設計的陰狠,只帶出了其與日本學者共通的「報復、征服」觀點──

1895年八月六日陸軍大臣大山岩…將台灣總督府的組織改為軍事官衙的組織。換言之,日本面臨抗日的台民騷擾,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征服台民。

全不及於1895年7月15日,洋人Aminaff的信函中,仍質疑著「是時何以日人未將其意圖,直接簡明用文告宣佈,實令人費解?」,直到1895年8月底,我台順民「探事人銓」所指出的「目前急需告示貼於各店……大軍所到之處,竟無人安撫百姓…良民慘死者,亦為數良多」等,以及乃木總督所承認之種種日軍惡質史實;學者面對那樣陰狠的殘酷政策,怎可以混淆而簡稱其「暴力」為一般所謂的「報復」,而在受高度設計的迫害情況下,我劣勢先民跡近絕望的掙扎,怎可以稱為「騷擾」──這簡直是另一種以「進出」取代「強暴」「侵略」的思考模式──這或許也是日本學者「應用史學」的又一典範。

三〉 我留日學者竟接納了該隱匿方式

      這是我們留日學者已接受了繁複的日本語教育、學習日人種種具隱匿性的「合理化」論述之餘,還要維持我台人的主體思維,應該不是一容易建構的複雜工程;更何況還有戰後霸權國家無孔不入的學術宰制;在日本學界,我們著名的學者戴國煇,對於日本學界研究台灣史上的限制,就透漏過這樣的認知:「希望從『正統』與既存框架的束縛感得到自由」 ──可惜他沒有明確地提出說明。然而,如前述所及,只要我們發現了日本學者所共同的隱匿的是什麼,應該就是該框架、該束縛的存在,可以「呼之即出」的答案吧。

      此舉出曾經在日長期執教的黃昭堂與乾脆歸化日人,改名「伊藤潔」的劉明修,以及長期在台大歷史系執教的吳密察三人為例,來考察我留日學者對於這段血腥史實的隱匿方式。

      先看黃氏對此重大問題的處理,先看黃氏對此重大問題的處理,他除了在其博士論文「台灣民主國之研究」 中,絕對沒有提及日人當年的此一重大政策,其中一口咬定「當時台灣總人口約為260萬」 外,在他的另一名著「台灣總督府」〈該書被「教育社」列為「日本史叢書」之一〉,與另一專論文集中,更努力地以下列四、五種解說,而組成了其沒有「攘逐殺戮政策」的「日軍報復說」:

「然而毫無殖民地統治經驗的日本…」

「事務局…全體委員…雖然堅決主張實行武官制的只有川上副總裁一人,可是最後伊藤總裁還是裁定川上的主張。」

「乃木總督、曾根民政局長傾向於將台灣住民趕出,結果,最後還是採取了鼓勵台灣住民繼續留下的政策。」

「1895年12月在台灣北部的林大北、林季成等…包圍了宜蘭…在日本軍的報復行動中被殺戮的人達2,831人」

「台灣攻防戰是當日本進入中南部時,才激烈起來的……由於中南部的抵抗運動大都採取游擊戰方式……基於『戰場心理』……自然會對『見不到的敵人』產生恐懼而導致無謂的濫殺。在殺氣騰騰的戰場上,更是獸慾橫流。……如此一來,台灣居民就認為日本人非常殘忍。」 〈其實,日軍在北部,如所示,在1895年七月中已經早已開始殺戮攘逐行動了,前及福澤所稱的「掃蕩大姑陷地方」,就是對該行動的呼應。〉

      再看以「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一書著名,也早有隱匿我先民戒毒成功偉大史實之嚴重前科的劉氏,在其「台灣」一書中,則有著完全隱匿該陰狠政策的「合理化」論述:

「樺山總督雖於1895年11月,向大本營報告『全島今日完全平定』,但諷刺的是,其後在台灣全島各地抗日遊擊活動卻活躍起來。12月在台灣東北部『土匪』發動抗日…」

「日本政府及台灣總督府除了對反抗的『土匪』外,也沒有採取積極要求住民退出台灣的強制政策。」

「用軍事力量這種物理性措施獲得領土之後,當然招來用武力抵抗。為壓制抵抗,又需行使武力……」

      然後,看那位留日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吳密察的處理;他與黃氏、劉氏一樣也祖述了日本殖民者的說詞,而強調著那「沒有統治和經營殖民地經驗的日本」 ,以及跟著矢內原提出所謂「早熟的帝國主義」 ;不過,他隱匿日人血腥政策的方式則略有不同,其說詞是:

「其實總督府…所主張的日本人中心主義傾向,甚至總督府也不無暗中希望台灣人在國籍選擇期間內大量退出台灣,以利日本人移入」

三人的三種論述,黃氏與吳氏的觀點都很曖昧地提及了要我台人退出台灣血腥史實,劉氏則完全不將該史實視為學者應關注的問題;只是自顧自地逕稱「用軍事力量這種物理性措施獲得領土之後,當然招來用武力抵抗。為壓制抵抗,又需行使武力…」。──或許,這種差異正是三人中何以獨劉氏一人離棄我島而歸化於血腥的殖民者之理由。

四、 我台灣被「攘逐殺戮」 而「消失」多少人口?

      日據初期,在殖民者陰毒的「台灣住民放逐」政策下,我們島嶼被其成功地「消失」了多少人口?前面我們已經探究了該一陰狠政策的各方面,接下去,我們要面對的已不是易於引起感情的最血腥部分,是最需理性探索的數字部分。

     對於此題之研究,除了由於對於我先民實有不能自己的衷心關懷外,更由於我們學界在這方面實在是過份地怠忽職守,由前及出現在國中課本上隨意抄襲來的「死亡多達一萬四千人」的描述 ,到前及留日學者如黃昭堂、劉明修之輩常提出一種所謂的「離台者少得意外的問題」,來嘲弄當年的國家認同問題;然而,那是史實嗎?

      以下,本段研究就由該兩位留日博士的錯誤論述展開:分為「所謂『離台者少得意外』的問題」「對學術權威陳紹馨的台灣人口論文審視」「對於陳教授的人口論文的批判」「由日本殖民當局的數據資料探究」「當年殺戮攘逐究竟消失了多少台灣人口?」等五部分。

一〉 所謂『離台者少得意外』的問題

   兩位留學日本的博士,在這個問題上,居然會錯進同一個陷阱而不自覺,論文的審查人也沒有發現,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應該就是戴國輝先生當年在日本學界所感受到的框架,那不能自由的枷鎖作用著;請看它們兩位名人的名著中,各自的論述:

「離台者少得意外,在1897年五月八日的最終期限前,向關係官廳登記要離開台灣的人,總共約4,500人,…台灣的情況選擇舊國籍的住民之比率異常的低。……台灣在1897年時總人口共有280萬,遷出者只不過百分之0.16。」

「1896年十一月公告『台灣及澎湖群島住民退去條規』,不論其為永久住民或暫時居住人,在期限日以前得向官廳申告,土匪在投降並解除武裝後離去,凡欲離去者所攜帶財產免除關稅;但實際上退出台灣的人約4,500人或6,500人;無論任何一個數字,均不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一……

為何僅以1896年11月該公告時間為準,而不以當年「始政」的1895年6月17日為準?顯然,那是故意遺忘或抹煞日據初期曾經肆行「攘逐殺戮政策」的另類說法。

      細看前者,只提及最終期限以前,登記離開的只有多少人;後者,提出離開的人數比前者稍多一些,他們共同地都以「我先民遷出者極少」為著眼,強調「選擇舊國籍的住民之比率異常的低」;在他們的論述裡,官方在1897年5月8日以前,僅收到我先民4,500人或6,000人的申請離台資料;就認定我先民退出台灣的人數均不超過百分之一──然而,沒有向官方提出申請的就不算遷出了嗎;另,請細看,前者辦理該手續的時間只有不到兩個月,後者辦理該手續的時間雖稍長些,但也只有六個月,換言之,上述他們的數據,絕不包含1896年11月以前的社會變動情況,這樣所提出的所謂「不及百分之一」,真有多少社會的現實意義?是否正是由於這樣自我感覺良好的「誤認」,所以,往後我先民更是吃足了苦頭?

      作為台灣人凜然主體性的後代子孫,那怎能是我們所應該接受的欺瞞態度;因而,我們在此,將根據一些重要的史料,進行關於日據初期島上「消失」了多少人口的學術研究──由於殖民當局的目標是使我台人消失,以利其移民,其目的並不在殺戮,僅研究其殺戮,極可能因其小而忽略其大。

      然後,我們的探究將分為三方面,首先審視最初留日權威學者陳紹馨關於「日據後一兩年中,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的學術研究,給予必要的批判;然後,再根據1895年日本殖民當局的第一手資料,來糾正其論述;最後,根據種種史實來完成我們對於這個重大問題的探討。

二〉對學術權威陳紹馨的台灣人口研究之審視

      這位陳紹馨教授,日據時留學日本東北帝大,專攻社會學;戰後〈1957〉,不只曾赴日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且深受美國學界青睞 ;在其為「台灣省通誌」撰寫,1964年出版為「台灣省通誌稿」的「人口篇」中〈1970年正式出版為「台灣省通誌」〉,是如此進行其論述的──

「台灣正式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為籌備清賦事宜,乃編查戶口,惜當時之戶口冊已散逸。……日人於光緒二十一年佔據台灣,翌年即著手調查本省人口,當時據其調查之結果本省總人口數為258萬7,688人,其中257萬7,104人為本省人……連橫台灣通史卷七戶役志云『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請清賦,先飭各廳縣編查戶口,頒行保甲,其造報者計有男女320餘萬人。』又西方學者,如因包爾德‧豪特以為清末台灣人口為300萬,馬偕以為近300萬;其所根據似與連氏同一資料。設清代末期之人口為320萬人或300萬人,而日據翌年之人口為258萬人,則日據後一兩年中,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故仍以光緒十九年之255萬人口較近事實。……

其論述建立在否認清代名臣魏源在「聖武記」中關於林爽文之亂的人口論述的正確性上,從而來否定劉銘傳與日據前所有關於台灣人口數已達三百萬以上的重要數據,而肯定1896年全台人口為258萬人,那日人努力隱匿其血腥的「攘逐殺戮」政策 的說法。

三〉對於學術權威陳紹馨的批判

陳紹馨的主力論述在以嘉慶十六年的人口數字,對比他所解讀的魏源所提出的數據,以其中似乎存在的矛盾來否定魏數據的合理性,進而根本否定劉的數據;然而,細讀其原文──

魏源『聖武記』……論及乾隆51年林爽文之亂云:『臣源曰……然台灣以開闢二百年,丁口蕃衍,至250餘萬,而生蕃不及二十分之一,其盛衰者有天數焉……』,以漢人人口250萬人,估計似屬過高。前文指出,嘉慶16年(1811年)人口為194萬人,為大體可靠之數字,由此數推計。如林爽文之亂(1786年)以前之人口為250萬人,而嘉慶16年人口為194萬人,則在此二十餘年間減少將近60萬人。……大亂之為患,雖如此慘烈,但似乎尚不至於減殺人口四成之多。故大亂前之人口,當不可能超出200萬人。」 (此大亂指林爽文之亂,筆者在此所刪節的部分,因其所引述的該資料,顯然解讀有誤,故在此刪節)

      然而,魏所提台灣漢人有250萬的人口數,實非陳氏所解讀的1786年(乾隆51年)林爽文之亂前的人口數,而是魏著作時,即1843年(道光23年)的數據;這嚴重誤解的有力旁證是前引文裡,那「臣源曰……然台灣以開闢二百年,丁口蕃衍,至250餘萬,」之句,若此250萬是指1786年的200年前,約當1586年,並無中國開闢台灣的史實可為解說;相反的,在該權威刪節掉的「聖武記」原文裡,卻有一段可通解的前後的關鍵文字,即「臣源曰:今日治台之勢,與昔時異;鄭氏竊踞海礄,朝不保夕……今隸版圖將兩百年」 ;其「今隸版圖將兩百年」一小句,正可為這研究解惑,不但兩百年一詞可解,並且「今隸版圖」,也可明顯解出那「臣源曰」整段內容所指涉的乃是著作當代的情境──故此中所提250萬是指魏著作時的台灣人口數字──即1843年。這使得魏提供的台灣1843年漢族人口250萬人,實為一具可靠性的資料。      

      相對的,我們不只要因此指出,劉的數據乃是可重視的,值得參考的數據;並且要高度質疑該學術權威何以竟貿然將當年各國學者間相近的數據一併否認?就所知,自英法聯軍之後,各國已對當時的天朝充滿了輕視,以專業自許的西方學者怎會冒然引用被陳氏所衊視的連氏所引的同一資料?而更讓人遺憾的,雖其另有發現:

光緒18年為編纂『台灣通志』,頒布采訪冊於各廳縣,規定采訪各街庄戶若干、丁口若干。在『臺灣通志』稿本中收錄有各縣廳之戶數與人口數;伊能嘉矩在其『台灣文化志』中曾抄錄此項記錄(但因存台灣省立圖書館之『台灣通志』稿本二種均無人口記錄,未知伊能所據何本)」

      竟然仍不敢懷疑伊能所提數據,具有大力隱匿日人對我先民大屠殺之強烈虛偽性?作為受侮辱與受侵害的我台灣學者,怎會疏忽了日據初期在我台各地的大屠殺,卻只是迷魂病似地說著那所謂的「日據後一、二年中,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

      換言之,前述陳教授之所謂「不可能」,應該是錯誤的,它的反命題「日據後一、二年中,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是可能的,且不只該命題是可能的,劉銘傳與其前之調查者,當年所留下來的人口數據,應是相當接近於當年史實的。

四〉由日本殖民當局的數據資料探究

      我們的學術權威,何以如此地緊緊依附在日本學者明顯的錯誤之下?看他那所謂的「又西方學者,如因包爾德‧豪特以為清末台灣人口為300萬,馬偕以為近300萬;其所根據似與連氏同一資料。」,把西方學者提出近於劉氏的數據一筆勾銷,相對於在其對於發生過「雲林大屠殺」的雲林縣人口,在該「人口篇」的第四章「清代台灣之人口」的第二節「清代末期之各地人口」中,他對於日人伊能的數據卻一味努力迴護──稱:

在光緒20年所編之『雲林縣採訪册』中……當時該縣之全人口為59,701戶、人口284,889丁口。此與日人伊能嘉矩所記之光緒19年雲林縣人口──29,575戶、101,649人,出入頗大。兩者之差,未知出於疆域之不同、抑或有其他原因?待考。

真是讓人深度遺憾。

      下面,為了打破迄今似乎仍縈迴在我們學界的僵固日迷心態,我們將引用日本官方的重要論述來作為我們探討這個重要數據的根據。

      首先要提出的,是我們在日據史料中,不乏讀到「在割讓之前,在台島定居的漢民族已逾三百萬之眾」之類說法的機會;例如,在日據時代我台第一順民辜顯榮的署名著作「台灣思想問題」裡,就有這「在割讓之前,在台島定居的漢民族已逾三百萬之眾」 的說法,細察該文所論述的種種應絕非辜氏所能自為,而大順民該文之真實作者,當年倘非有真實根據可以雄辯,則豈敢「信口開河」?

      由此追索,最強有力的數據資料,應該就是1895年九月台灣總督府上報台灣事務局總裁伊藤博文的「台灣行政一斑」中,那是水野局長與樺山總督兩位「台灣通」共同認可的:

「台灣島……人口在本島西部尚未全部調查完畢,雖不能知其確數,依台北城附近推測,其總數應在三百萬人以上。」

      該報告的提出在1895年9月,且如所強調該數據是「依台北城附近推測」,然如前及,其時,台北城附近的「三角湧大屠殺」,已於7月中發生,那「大稻埕亦砲聲歷歷可數……各地流佈日軍慘無人道之風聲……在中國人間引起一場大恐慌,因競相逃往中國內地,勿論輪船小艇,夕載數百歸去,翌晨復候於海岸西望者數千……」與「台北以南十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台北艋舺一區,竟每百人即有八十八人,向中國內地逃亡,且此風似無日可戢。」之慘狀,我們可想見水野局長所提報者,應該是已扣除到八月底,日軍整補於彰化之前,攘逐政策已具效果的數據──至其時,我台仍有三百萬人以上。

     換言之,由於前引「1882~1891年淡水海關報告」所稱「在這十年間,此一地區的人口數字是突飛猛進的。」之人口增加,與劉銘傳嚴格辦理保甲與土地清丈,引起地區反彈,應該是其提出的人口數據確實,導致部份大小租戶負擔增加頗多所致;所以,研究當年我台灣真實人口數應該根據劉銘傳當年的調查所得的數據──1887年,全台320餘萬人──來推算。而該人口數遠超過前述西方學者通常所稱的三百萬之數,蓋如我們所週知,英法聯軍後,西人對清廷之衊視日深,自然不可能冒然接受清廷所公佈的數字。

五〉當年「殺戮攘逐」,究竟消失了多少我台灣人口?

      已知,1843年至1887年間的台灣人口,由250萬增加到320餘萬;根據中國數字之稱「餘萬」,應該是該餘數至少1萬之意,此以最低的321萬計,則其年均人口增加數為16,136人,即過去的人口增加率為千分之6.45;然而,一面是根據人口自然增加率相對於糧食增產率,為幾何級數與算術級數之區別而推估,可知此處人口增加數字以算術級數計算必然偏低於真實增加數;而如前所及,1891年,劉銘傳離任之前後,原本吸引移民的田賦法仍在,鐵路鋪設初成,1893 ~1895年,台灣樟腦業獨步全球,另又先後發現金礦招來淘金人群;我們應可設想在1887年之後,來自生活改善的自然人口增加率應該不低於苛捐雜稅導致我台人革命的日據初期,推高千分之8.3 4 ,是每年增加至少26,771人;至劉銘傳去職的1891年,增加107,085人。

      此外,根據上述淡水海關報告,其中明白的指出當時有非自然性,外地遷入者多──「在這十年間,此一地區的人口數字是突飛猛進的。……乘輪船來此的旅客較離去的旅客多出21,436人;但是這個數字並未將民船運輸包括在內,所以只能被視為在繼續中的人口增加的一個跡象。」;換言之,輪船與民船運輸而形成的人口增加,我們僅設輪船與民船運輸人口數相等,則每年2,143人之兩倍,得4,286人〈農工窮乏者應多搭民船〉;即移入性人口之增加,至1891年可得17,144人;自然增加與社會性增加,合計達124,229人;即至1891年,我台灣人口達3,334,229人。

      其後,我們知道,劉去職之後,接任者放棄了劉的進取政策,對於社會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但是鐵路已展開營運,淘金潮則方興未艾,其影響應該只是減緩了人口增加的效果;設想其自然增加率降低為日據初期最低的人口增加率,即為千分之6.48,則1891年至1895年間,其每年平均人口增加數至少為21,605人,即增加86,423人;因此,社會性的外來人口之增加,雖設想其未增加,而我全台人口仍可達到3,420,652人。

      於是,我們就可以對本研究的「台灣人口,在日據初期的『攘逐殺戮政策』下,消失了多少?」推估出以下的結論:

既然,1895年台灣應有的人口數為342萬652人,而根據1896年日本總督府的第一次人口調查裡的人口是258萬7,689人;本研究考量1895年的社會動盪下,該年人口不再增加,故直接以1895年的數據來比較1896日本官方的數據,兩者的差數,即是在日軍登陸台灣後不及兩年的日子裡,在其攘逐殺戮政策下,台灣人口最少減少了83萬2,963人;把它扣除前引日本學術界所公佈的返回大陸的最高人數6,500人與所公佈戰死與被殺死的1萬4,000人,其餘數79萬6,406人,就是在日軍登陸台灣後的一年左右裡,在其威壓攘逐政策下,在我們這美麗的台灣島嶼上被「殺戮攘逐」而消失的人口數。(當時台灣山區是所謂「番界」,還常有「馘首事件」,往山區躲藏的機會應該很小;史實中,台灣海峽的海濤洶湧,以1887、1888兩年為例,三艘德籍帆船與兩艘台灣巡撫汽船沉沒,中外人士傷者不計,死亡數兩百人以上,顯然那應也不是一條穩定可靠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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