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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 第一章第五節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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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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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統治菁英的重要「典範」

      究竟對於本期的日殖當局的教育政策,我們應該如何把握呢? 前述的情形,不只是日殖下教育發展的初始情況,也是往後殖民統治者將努力維持的狀況──它意涵著,往後殖民者如何維持其這種統治地位呢──

       一般而言,這也是所有殖民政權統治為了維持其可以任意剝削的宰制地位,治理殖民地時必須考慮的首要設計。

       萬事起頭難,本研究曾將本期之題,名為「鑄成大錯」,就是由於認定統治者初起的大破壞作為,對於往後的社會發展必會增加相當的阻力,尤其,如前所及,當殖民者的歷史文化是強烈地不肯承認錯誤的時候,其影響必然更為重大;之所以,題稱「大破壞」,是為了要帶出「建設」之困難,這裡為了更清晰其歷史的圖象,在此我們願意從「上行下效」的角度,由大範圍到小範圍地,即由上級單位的決策模式到其重要統治菁英的作為,甚至以同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經驗,來給讀者做進一步的參考:

一、關於「台灣事務局」的典範

      「台灣事務局」 的組成,是由1910年在哈爾濱火車站被韓人安重根刺殺而死的伊藤博文擔任該局總裁,他當時的職務是首相;他與他的「台灣事務局」對於當時我們的島嶼治理的決策,當然值得我們注意。 由當時上述伊藤總裁對於樺山那「……奉承詔命,以資貴官執行重任之需,本不期掣肘貴官之行事,如有急事或是未測之事發生,其性質屬於緊迫者,無暇向政府電告待命之情況,適合本訓令之規定,臨機獨斷之後,再將事情始末呈報即可。」的高度授權看;真的沒有事先討論、默許,樺山總督敢於自行推動那錯誤的「殺戮攘逐政策」麼?

      回看史料,其中有樺山總督曾經在1895年9月10日收到總督府事務當局提出「台灣人民處理方針」的方案,請他裁示;他「以事關重大需要謹慎調查而終於未作裁決」,應可見到其端倪。

      該案內容概要為:

在台灣推行政務之際,必須首先解決之問題就在於應如何處理其人民〈除生番之外〉而處理方針不外如下三點:『第一,將當地人悉數放逐出島。第二,對當地人強制施行我日本帝國之法律,並破壞當地人之習慣風俗以實行完全之日本化。第三、聽任當地人習慣風俗之自然改良,政府不加干涉,法律亦依當地人之狀況設定。』經多方考慮,第一之放逐主義違反正理公道……第二……若急於求成最後反而會多勞而無功。……第三,放任主義……比英國政府對屬地人民之風俗習慣不加干涉一事卻大可玩味,應以其做我為政的參考。」

      其次,看1895年12月,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的「台灣島鴉片制度之意見」,其中已經提及「鴉片之危害,一旦染其吸食習癖,將無法中止,且終將養成墮民之原因……其子孫心身俱不健康,各種能力均益趨劣弱。」 ,然而,台灣事務局當時接納了後藤的這一所謂「鴉片緩禁」的毒策;並且當「雲林大屠殺」事發,天皇已經提出「一視同仁」之聖旨後,1897年1月,後藤所擬的,強調本應「一視同仁」地嚴禁鴉片,但特別「恩准」我台人吸食鴉片的「台灣鴉片令」,正式在台頒行。

      在本研究看來,樺山何以不裁示,是由於上級早已經默示了第一方式,授權要他自由進行,但是他見到幕僚長所指出「第一之放逐主義違反正理公道」,確實有理,而伊藤的指示又不能不進行;因而才「未做裁決」;原本他們自大地以為可以順利進行,迅速達成攘逐而移民的陰謀;不意到預期完成的1896年3月,應該改行民政時,陰謀並未達成;東京當局如期將「台灣事務局」改為拓殖省;以台灣副總督高島出任拓殖相,負責監督台灣事務;由副總督監督總督,大違官界倫理,造成總督樺山憤而請辭;而樺山在攘逐殺戮上該「有辱國體」的大失敗,自然掩過。

      換言之,除了文字上,伊藤高度授權,其時應該是「台灣住民放逐論」早已定案──同時,才會有當時「全體委員皆反對武官制而主張文官制,雖然堅決主張實行武官制的只有川上副總裁一人,可是最後伊藤總裁還是裁定採用川上的主張」 的情況;這應該是對我先民殘酷的決策既定,其執行當然以武官為宜;當時其他委員應該都不知道該密謀,否則應該不會主張文官制,因為文官不可能完滿執行該攘逐殺戮的政策;也因此當時「台灣事務局」的六位代表中,主張「視台灣為領土」與在台「實行同化主義」的原敬與田健治郎兩位委員,一為外務省委員,一為郵遞省委員,今日日本學界愛談當年他們的「同化主義」提案 ,其實,當時應該是兩人並不知攘逐殺戮政策之進行不順;兩人的政策由該兩省的本位主義看來,完全合理,但在該政策失敗的情況下,實在因政策的背景已大變,應已無深入討論的價值 。

在這裡,台灣事務局的如此運作,為我們認知往後日本殖民當局的運作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典範」──除了上級不負責外,考察兩位委員,後來成為日本首相的原敬與台灣總督的田健治郎;論者多強調在1895年他們就曾經主張「同化政策」而視為開明派,然而,他們若只是本位主義,真是「開明」嗎──或者確是像前及那啟蒙大師福澤諭吉一樣的「開明」?這位戰前著名的所謂「平民首相」和他的「文化政治」〈詳見下章〉,以及後來1922年田總督所推出的「台灣教育令〈1922〉」,真是一種漂亮話說盡,而背後惡毒之至,絕無溫情 的「開明」典範啊。

二、關於樺山總督與水野遵的「典範」

      前面,我們不只見到1896年,樺山下臺後不久,就鬧出了「雲林大屠殺」,也見到前述樺山總督沒有裁決的一份水野局長請他裁示的簽呈:其中列出三個方案,「將當地人悉數放逐出島」或「對當地人強制……實行完全之日本化」,或「聽任當地人……政府不加干涉」,樺山對該呈文沒有批示,但是卻默默進行著最血腥的第一項方案;然後,更巧飾的是,在該第一血腥方案進行中,他向東京請求援軍,當局派來的是那1894年底才抵達旅順,大屠殺 已過,後悔沒有展示自身「勇武」的乃木將軍的第二師團,而當該師團於1895年10月到達後,11月,樺山給他的竟是這樣「優雅」的告示:

「現在的第一急務是先要向台灣人民宣示,我日本帝國富有重禮義、貴忠愛的美風,啟發彼等嚮往禮義、仰慕忠愛的觀念。」

不過,很快地,12月,前及的總督府大島參謀長就發布了那看似公正無私,實際有意為該師團的軍方卸責的告示文: 「回顧豐臣氏征韓……造成的弊病,至今仍被後人所痛斥,是國家一大憾事。……特別是軍役伕、職工等……此輩污辱了吾人的體面。其非法之事,舉其實例:也有對當地人倨傲粗暴之舉動的;也有賤劣貪汙之行為的;也有進出不重視廉恥的行業場所的;甚至有任意進入民家,對婦女亂出穢言的;有購物之際,少付金額或不付金額而逃走的;其行為真是一言難盡,……此輩的惡劣行為,恐將成為禍亂之源。

     當時,不僅第一項方案進行得不順利,並且其進行受到檢討,而於1896年4月,在東京設立「拓殖省」之時,以曾任陸相及樺山總督副手的「台灣副總督」高島鞆之助,擔任拓殖相,該職有監督樺山總督之地位 ,是一意外,不過,更令當局意外的應是,該「殺戮攘逐政策」續進行到1896年7月,竟因英國媒體揭發與警告而不能不停止。

      試想在該大屠殺政策停止之前,我台人,除了少數無知順民,怎可能對其有信任,怎能安心讓自己的子弟去受其教育;且「殺戮攘逐」之軍事行動,除了破壞社會的安定外,也摧毀了舊有的經濟基礎,加上軍事費用龐大,必然排擠教育上所需的經費;不過,儘管如此,日人並無進行根本反省。

      以上,是我島第一任台灣日本總督留下的「典範」,是一種密令式的作為;該一作為,在不久後的「雲林大屠殺」發生後的調查工作中就可以見到其複製;那是該事件發生後,奉命隨著日本討伐隊處理外商事務與調查大屠殺問題的外事課事務官佐渡,其關於該「密令」的呈文中所謂的「總督之體面」上可見到的。該調查者直陳:

以旅團長亦有密令,故該地方已決意斷然要加以焚毀,自不能以旅團長之密令為由,歸責於旅團長,既經決意加以焚毀,自應負其全責。……小官隨行討伐隊之際,僅將所見所聞,據實陳報。惟為保持總督之體面,當有其必要時,自可儘量為事實之取捨。……附記,本文僅供貴官參考之用,請勿對外發表……

應該可說就是這種行事上,應該負責,卻不敢負責的「典範」之複製所致;本研究認為這類高官應負責而不敢負責的作為,對於其後所有的殖民菁英都有其作為「典範」的意義。

三、關於乃木總督的「典範」

      伊澤是在乃木總督時,不得不下臺的。

      乃木之前任是桂總督;桂的任期太短,很少人重視他在我們島上的作為,他的典範性應該可以存而不論;直接來看這位急於收拾殘局的乃木將軍的作為如何?他在本期的作為可能留下了怎樣的「典範」?

      作為一位台灣總督,被我們留日學者在其為日本青年寫作的專書「台灣總督府」中,直批稱「生活嚴謹、為人清廉,可是政治方面卻是一竅不通」 ,但他卻仍是相當具典範性的。

      首先,是在官方長欲彰顯帝國的「神聖性」與日本道德教育的基礎上,應該記上一筆的是1897年二月,是他訓令「而今而後公私立各學校恭讀敕語後,擬藉譯文貫徹聖旨時,應恭讀左列漢譯文……」;從此確立了島上日本道德教育的儀式性;同年七月,他又在「校務視察規程」第一條第一項規定:「將教育敕語實際實施情況」作為總督府學事監督的之首要任務。

      換言之,實務上,儘管敕語既使確有「魔音穿腦」的效用,在我先民飽受殺戮攘逐的本期中,也不可能產生什麼作用吧,但是在當年的歷史文化上,此舉確是首要的「當急之務」。

      其次,上述乃木之奉派,應該不只是由於國際壓力──他接任前,桂總督已令雲林支廳長松村去職,乃木通常被描繪為一名較為單純的武將,由他來收拾殘局真的適合麼?

      細查史實,如前述,儘管台灣主流學者努力循日學者之途徑掩飾日方的罪責;乃木的責任,我們由其師團來台時,樺山總督的參謀長前所詬病於該師團「軍伕」與「職工」之事,與其後「雲林大屠殺」時,那相似的批判;它們的行動本是軍隊榮辱、責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絕非可以切割卸責的;況且,該部隊出發時,乃木曾有如下的訓示:

「余與諸氏迄今仍未遇到足夠稱為『強又勇』的敵人,讓我們平素已擁有的勇武戰術沒有施展的機會,豈不令人覺得遺憾!當今的征台,給大家一個好機會,將可滿足諸氏的願望。……相信遭遇的頑冥不靈,對抗皇師的賊兵,將會成為我師團戰鬥力的試金石……」

於是我們乃可以理解,乃木總督那來台就任前就宣揚的「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中,所表現的高度急切,與前述他來台後自我撇清所說「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其實是以乃木所部師團曾經受密令而展開殺戮攘逐政策為其共同之真正背景,故他在此時出任總督,實在具有要其自行善後的意義。

      其三,是當年「雲林事件」中的兩個截然的典範;乃木接任前,「雲林大屠殺」的處理已經告一段落;但「雲林大屠殺」中有兩位深涉其中的官吏卻值得我們考察;一是當時被桂總督免職的雲林支廳長松村;一位是前及那位當時親自調查該大屠殺,事後又依照乃木所曾宣示,大力揭發多起官吏貪汙事件的高野法官。

      前者,松村氏後來的官途,據稱是乃木親自出面迴護;學者稱:

「事發至治罪確定,前後歷時有2個月,主要是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人員有意為松村氏緩頰,卻也因桂太郎總督及日本中央堅持之故,以致沒有任何轉圜餘地。不過,臺灣總督府卻在隔年3月27日,乃木希典接任總督後,又去函拓殖務大臣,以松村氏早年治臺有功,請辦理敘松村氏為從七位位階的手續。而松村氏本人也確非池中之物,在黯然下臺回日本內地後,曾在明治31(1898)年擔任北海道廳下的支廳長,甚至仍得以經過選舉洗禮,當選過眾議院議員。」

      後者,則在翔實地調查該屠殺案後,接著他又以高等法院院長身分,針對島上日本官吏,包括敕任官在內的十多起重大風紀事件加以揭發 ;他在寫給首相的信中,如此描述當時官界情況:

「近來各官吏之風習,進實利於實務者少,徒敷衍表面而虛度日月。為國家前途設想,表裡不分地盡心於職務者甚稀。……若此際尚繼續今日台灣關係之情況,大日本帝國實將引起不測之憂,日夜不堪惶恐。」

      為此,1897年六月,乃木親自上京研究處置問題;除了把民政局長水野免職之外,財務部長、學務部長、通信部長等都先後去職;不過,高野法官除了先被解除了法務部長的兼任職務;後又被要求辭去其高等法院院長;剛正的高野雖力抗不屈,且當時島內法界支持者頗有,但並無效果;最後高野被逼離台,竟致於最終致病死獄中 。

     是否如此,我們也才真的能逼近史實而認清當年歷史的真相──在以上的探究中,固然原本樺山是惡行重大的「始作俑者」,責任應該最大,而乃木可以只是個受命的腳色,屬於從犯的地位;然而,由其前科與其部隊當時踏遍台灣 ,以及其竟以所謂「誤會」開脫政策之錯誤,顯然是蓄意掩蓋問題,我們足以認定,這位在後來初等教育教科書上被推崇為「日本軍神」的總督,又被學者強調其「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的總督,在統治上,實應有另類惡質的「典範」地位──強烈合理化「武文官」的專橫與「偉大的軍人應該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的卸責觀點──應該也是重要的了 。

四、關於伊澤部長與伊能部員的「典範」

      關於伊澤修二,其學、經歷很為人稱許,然而,他對於我們的教育究竟提供了什麼?當年日人的「台灣教育沿革誌」中,日本學者曾在筆下以「伊澤部長費盡心思的提案,遂未能成立,不久水野局長、伊澤部長相繼去職,終未能見公學校令之實施,實乃遺憾之事。」 ,來為被迫辭職的他抱屈,然而,如前所及,訂下規矩,使我台籍學童的教材程度低於日籍學童教材的「始作俑者」,立下這一典範的,就是伊澤;這一「典範」,使得他所曾經強調推崇的所謂「義務教育」,不是永遠做「二等」,甚至「三等」的國民麼?相同的,這樣他所主張的「師範教育」,是否就只是一套更為漂亮的、更周到的欺騙手法之奴役而已? 這一「典範」的重要性,從本期以後,成為我們島上教育的核心。影響所及,對於他的日籍同仁而言,他們所爭取設立的師範學校,強調了師資的專業性,非一般人可以充數,確實對於教師似是一份尊重,但是對於我們受教育的廣大先民言,爭取設立師範學校,就只是追求一套更周到具有欺騙性的奴役手法。

      由於此一核心,往後堅持了「國語至上主義」的教育原則,對比於世界各先進國家言,沒有一個先進國家在其殖民地的教育是由初等教育就強調國語教育而與其母語切割的,我先民曾指出大量教學時間被國語所佔用,使得初等教育的受教時間自受排擠;而國語由於家中缺乏使用的環境,沒有練習的真實機會,畢業後很容易忘記,這就造成了國語學習與初等教育兩方面都難有良好的學習。

      至於,當年流行的把日語當作「日本人精神的血液」 ,將「語言的同化」與「民族的同化」,視為一件事,則實在過分強調其關係;事實上當年早有所謂「能熟悉使用國語,精神上卻未日本化的台灣人將與類似鸚鵡的人一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的駁語,確實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批判;可惜,這類在理性上應該具有雄辯力的觀點,在日本宗教性偏執與自大的民族性上,並不能接受;相反的,伊澤只能順隨著「國體論」而強調日本這種缺乏理性的觀點,「國語乃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往後與前述「低程度教育」並立,成了日殖當局在對於我台民教育上為兩大永遠的「典範」。

      當然,以上述各「典範」言,伊澤先生並非常常惡質作為,例如,1896年元旦,臺北附近抗日義軍起事,造成了著名的芝山巖事件;事件中,開設於學務部建物中的芝山巖學堂有揖取道明等六個教師在校外死亡;當時伊澤正好赴東京洽公;對於該六人之死,事後伊澤曾經仔細調查其原因與當時的實況;曾經在1898年作出如下的真實表白,並未惡質處理:

事實上,土匪雖然兇暴,會攻擊辨務署或警察局,但從未攻擊過學校……剛才提到的六士先生,剛好臨時碰到戰亂……六士先生並不是在自己的學校被殺死的。是離開學校後,才戰死的。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焚燒。

與當時與六人留守的僱員吧連德的紀錄相符,是──

吧連德因欲報有土匪來襲之虞而前來學務部,部員六名聚頭商議……議論不一而足,在此之際,查知右側村落有匪徒聚集而欲將驅之,六人遂奔赴該村落各自戰鬥……於距該村落不遠之田間遭匪徒斬殺

對於該事件,伊澤坦承我義民從未攻擊過學校,而事後乃木總督更是對於該一事件,更曾如是表達出其認知:

前些時候,臺北土匪蜂起時,揖取道明君不幸罹難,……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

      關於伊能部員,即日本學者伊能嘉矩 ,來台前為日本記者;該事件後五天,才進入學務部任部員;後來曾以對於台灣文化與原住民的研究著作極多產而著名。當時剛進學務部不久的伊能部員竟將學校並未受到襲擊的史實,報告為「遭土匪襲擊,於士林街戰死,學務部內之文書、圖書、器具文件亦多遭匪類掠奪」 ──而此伊能之捏造,從此成為日人傳世的說法,不僅是其個人著作的「典範」,也是其學者所效法的「典範」;而我們的主流學者也竟多抄襲其捏造者 ──其實,學務部成立不久,學校在學務部芝山巖建築內;伊能是當年11月剛抵台灣的統治菁英;當事件五日後,才「受命暫時兼勤於學務部」 ;他如何知道「文書盡失」與「學務部內之文書、圖書、器具文件亦多遭匪類掠奪」──我們學者只要稍微檢視伊能到職時間,應該就可發現其文向壁虛造的問題,怎能如此聽信其文?況且,當時台人文盲極多,更罕有識日文者,其掠奪文件、圖書何用?

      以上,伊澤部長與伊能部員,兩位統治菁英的作為,自然都是往後島上後學所效法的「典範」了。

五、同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經驗」與「蝦、琉經驗」

      我們都知道韓國正式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是1910年,即晚於台灣割讓後十五年的事,怎麼能夠把「韓國經驗」放在這裡相提並論呢?它似乎應該沒有資格成為我島當年的典範 !

      我們在此提及的原因是,大家都知日本早有併吞朝鮮的野心,所以他一旦據有朝鮮將如何統治韓人,確實早有相當的預謀;例如,當年我們前文提及過的福澤大師1880年代就曾經很積極地招徠韓人,且派門人赴漢城 ,宣稱要幫助韓人現代化;到1894年日本的「大日本教育會」與「國家教育社」更是聯合組成了「朝鮮學政研究會」,針對韓國的學政改革提供了一系列的想法──是在這樣的史實下,我們認為在此有引用參考的意義。

      那時該研究會對於韓國已經開始其計畫,據稱其內容概要是

〈一〉朝鮮教育應使用日本語;〈二〉 使朝鮮中學的程度相當於日本的初等中學;三〉朝鮮大學的程度相當於日本的高等中學;

另還曾有所謂

「不在於軍隊駐屯之永遠,……此際百年長久之長計,莫不如日本語之強行。」

而1895年七月,韓政府雖尚未被日本合併,但其所頒行的「韓國小學校令」與「小學校教則大綱」,已經分別模仿日本1890年的小學校令與1891年的「小學校教則大綱」 。

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所知,我台灣割讓之際的學務部長伊澤乃是當年日本的「國家教育社」的創辦人,該社參與組成而計畫的該「朝鮮學政研究會」的上述成果,成為其政策的「典範」類資料,是否確實值得我們研究者參考?

而前述他雖沒有白紙黑字描述其自身所言「低程度」的我島嶼教育究竟是如何低,我們卻因其上述對於朝鮮學政的設計而可以想像其程度,而有益於我們深入研究我先民應該受我們同情與哀傷的處境吧?

      至於「蝦、琉經驗」,是指古稱「蝦夷」的北海道與原稱「琉球」的沖繩,兩地都是明治維新後,先於我台被日人殖民之前的日本殖民地;可惜我們對其理解不多,但我們認為應該在此提及,這是硬把台灣列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的後藤新平所反對的,是謳歌後藤長官的今日日本學界所不採的;但在時間的順序上,不只兩地經驗在先,並且有我台學者杜武志已曾指出「最注重修身與國語,這一點便是倭奴與沖繩的教育共通點」,以及「由於明治政府對於倭奴教育與沖繩教育在同化主義上甚獲成功,故對台灣教育更具信心」 之說;對此,他還提出了持地學務課長在1904年的論述,頗為雄辯,可見當局對於當年的蝦、琉經驗的真實自我認知 ──

日本人與支那、朝鮮、沖繩縣人是所謂同文同種的民族,……目前沖繩縣人已和我國民極其相和諧。不過他們僅僅在明治二十五、六年前,心中仍在中日兩屬的狀態;後來因我國國運振興發展,才完全同化的,…又內地四千五百萬同胞亦不單純。但倭奴人已與我高天原人種相混,為鑄成大和魂而團結在一起,故未來朝鮮人、漢人將可予同化。我認為非予同化不可。

因而,杜氏有「台灣的同化教育如同沖繩教育一樣,認為對童話有阻礙的學問為無用之學,只要講授與能維持生計,懂得世故,有生存能力」這種教育即夠,不可以壽對培養自治能力有所助力的高等教育。‧‧‧可以說,教育方針繼承了明治政府貫徹倭奴教育、沖繩教育的那一套方針和作法。」 之說;本研究對蝦、琉兩地所見資料極少,頗感遺憾,但以「典範」言之,未能深究,實為本書缺失,不敢隱藏,此敬謹列出,以彰顯前輩學者之成績。

六、福澤諭吉與內藤湖南的「典範」

      在我們日殖台灣史的這個重大序幕中,最後我們要聚焦的是兩個有特殊意義的文化人,一是前面已多次提及的著名的西化派大學者與報人福澤諭吉,另一是在1896著名的記者,後來成為日本「中國通」的內藤湖南;對於福澤,我們前面已經多次提及他的觀點,我們仍將繼續提示他做為西化派對於我台灣的「典範」意義──

      試看我們前曾提及的福澤──這位被尊奉為日本文明啟蒙大師的大人物:如前述,它一面以「自有史以來,日本武人就遵循著本國人與人之間的規矩準則,生活在權力偏重的環境中,從不以對人屈從為可恥。……日本武人的權利,則好像橡膠,其膨脹的情形隨著接觸物的不同而不同,對下則大肆膨脹,對上則立時收縮。」,他指出「對人屈從為可恥」;另一面則對我先民之採取那「充分顯示我戰勝國之威嚴,使彼等自悟為亡國之民,屈服於我政令之下」的態度;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其雖受西方自助論影響,其論述建立在那似乎可放諸四海,看似十分平實的「上天不在人之上造人」的理念上,但是其整個對於「人」的觀點卻是被籠罩在霸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之下的。

      我們由明治維新當年他所高踞的啟蒙地位,以及其自1984年以來,至今三十多年來,仍高踞日本萬元大鈔肖像人物地位,而可想見這位在1884年就在其主持的報紙上公開發表圖文 中,就把台灣標示在日本之下,然後公然衊稱我漢族為「亡國之民」,也就是大力開啟我先民最反感的「清國奴」 說法的日本當代重要思想家。其長期以來在日本學界有崇高的地位,當然其觀點,就具有「典範」的意義。

      相對的,內藤湖南則可反映「日本儒學界」如何看待我台灣的「典範」意義。當年水野遵曾到清國留學,其受任為「交接公使」的時間猶在樺山總督受命總督之前;其所作為本應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但在那主要進行著「殺戮攘逐政策」的動盪時代中,他若有緩和作用應也難以發揮,我們只在我台遺老洪棄生的文字裡,讀到對他個人的一些肯定 ,但是他在日本學者眼中似只是一個在當時民政上相當失敗,幾乎被判刑,後來在1900年就消失了的無能的高官 。 在這個對比上,較水野年輕16歲,成長時期深受「日本儒學」影響的內藤,在1896年的「雲林大屠殺」之後開始公開論述台灣問題;在1897年來台前,已經列名為當時反對歐化派膚淺走向、是國粹主義的「政教社」之一員。

      來台後,他擔任我們島上「台灣日報」的主筆,自由揮灑了他對於當時台灣統治的論說;雖然他在滯台的兩年間,顯然並沒有真做成什麼,當1898年離台時,島上並沒有因他為文的呼籲而明白改變出什麼政策或做出什麼政績;他也並沒有由於其儒教的背景而對我先民就表現得比較寬厚些;但是除了他那在論述中常引用中國史故事為例的觀點,讓我們不難想像其日後成為日本史學界京都學派宗師的實力,也使得我們有理由在此考察,在那時代中,其實他也擁有著與「西化大師」的福澤相對,作為「中國通」的「典範」地位。

例如,他在台期間所發表的論述,曾有一篇名為「關於台灣士兵的境遇」 的文字,其中針對「雲林大屠殺」後,殖民當局在列強壓力下,對於軍方的究責,公開談論日本文化中罕見,而為「支那詩人」所常見的「吟詠征戍之苦」,同情「台灣戍役之慘苦」,表示其雖承認屠殺之錯誤,但卻表出同情軍方的態度;對比西化大師福澤對「雲林大屠殺」中的列強干預,採取根本無視或否認整個屠殺事件的態度,似乎就是一種曾經深入中國文化傳統者的另類「典範」。

      此外,另有一篇名為「無變通的一視同仁」 的批判文章,顯然是針對前述「大屠殺事件」後,天皇下旨對我先民應「一視同仁」後,乃木總督表示全面接受該旨;內藤卻公開要求以「變通」來處理天皇「一視同仁」的要求;這在當年日本「大教宣佈運動」 啟動後,天皇絕對主義發展過程中,應該可說是「中國通」不同於西化派,不談二分法的「是非」,不受「空言」 限制,為求貫徹其宰制我先民的意志時,而以「變通」論事,所展現的另一種「典範」。

然而,在本期錯誤的「殺戮攘逐政策」之後──大日本帝國需要的是怎樣的台灣,在這樣的統治者與其菁英的「典範」下,他們將如何繼續維護與開展錯誤統治者的歷史新頁呢。

您仍然關心而有意探究這方面的史實麼,那是本書下一章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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