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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 第一章第五節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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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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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期的中、上教育概況:

      通常,初等教育之後,應該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本期中,我台籍生所受的初等教育是狹隘的、語學的普通教育,已如前述,實不具備通常所稱的「初等教育」性質;因而,官方沒有為我台生繼續規劃中、上教育的考慮;我台籍生在公學校畢業後,當時只有進入作為職業選擇,未來成為底層官吏的國語學校語學部或醫生的「土人醫生養成所」之兩途──並無適合我台籍生修習的中等教育機構。

      此時,師範部都是日籍生;相對的,1897年6月,總督府在城內設立了小學校──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隔年,就因該校有畢業生,及當時超過學齡子弟頗多,「恐有錯過教育子弟最重要時期之虞」 ,而在該附屬學校設立一班30名,修業五年的尋常中學科〈當年的臺北一中,即今建國中學〉。

     因而,此期的台籍生之優秀者雖有機會可以進入底層官吏或教師、醫師的職業,但我們由日人小學校六年加尋常中學科的五年,共獲十一年教育,對比於語學部的三年,醫生講習所的預科一年、本科三年,共僅四年上看,加上本期被「降低其程度」的國語傳習所開辦時間不過三年,儘管,我台籍生可能十分優秀,自然不可能如日籍生有小學科六年的堅實基礎;因而,本期中,前述兩種職業的學力,都遠不如日籍中學畢業生。

      據稱,國語學校採取全部住宿制,各科學生要在宿舍中渡過全部的在校生活,並有舍監監管他們起居。學生每日起床後,先經十五分鐘的晨操,然後才進入食堂用早餐。食堂的黑板會寫上當天的修養課題(德目),由值日生就此題目作答;其他學生就此默想五至十分鐘,然後才開始早餐。上午八點到下午三點為課堂時間,下課後進行農業實習。傍晚洗完澡後會有短暫的休息,然後回到自習室讀書至九點才就寢。宿舍早晚都要點名,晚自習結束時舍監會巡視各室,學生要行禮後才能入睡。

      至於,關於醫學校,值得提出的是,它是為了1874年牡丹社事件以來,兩次侵台日軍在台病死者極多 ──這是與軍方的挫敗直接相關的重要方面;此外,風土性疾病與傳染性疾病對於在台日人的威脅,以及種種不分族群之傳染性疾病──這些顯然與往後整個統治問題密切相關;因而,1897年開始,島上有了最初的醫學校,即附設於臺北病院的「土著醫師養成所」,當時也以生活費與津貼的公費制度,招收國語傳習所畢業生與私立日語學校學生,其目的在「輔助」 日籍醫師──其師資非專職,由病院醫生四人,藥局兩人兼任,實習僅以我台人患者為對象──不過,由於上述背景,至該校正式於1899年成立時,其主管機關直接為總督府。

      在招生方面,據稱初期沒有入學考試,有兩種入學的形式;僅尋求有聲望的地方人士推薦。主要的來源,一是在基督教流布地區,外國傳教士對於窮乏的信徒,會指導其入學;洋教信徒本來多已鬆動了對於傳統文化的認同,再經所信任的傳教士之指引,入學者自然較少疑懼 ;二是其初招生困難,後來是請地方校長或有力人士勸誘漢醫及藥房子弟近30人,始得開始講習;其第一期30名學生經過一年期間畢業時僅剩5人 。

      據稱正式成立後,其入學資格,仍無入學考試,只要地方長官、公學校校長、各地官立醫院院長與各地公醫等具名推薦即可;入學資格或只要公學校初等科,聽懂日語即可;要到第五屆時,即到「醫學校」漸有畢業生之後,入學人數日增;校方才開始要求以考試甄選入學,其報考資格規定為「公學校畢業者」。這就是我台最高學府醫學校前身,由「土著醫師養成所」到「醫學校」的招生狀況 。

中、上教育在本期間的情況,略如上述;這也是往後日殖時期我們島嶼社會領導階層形成的最初型態。後論者曾有把前述「國語學校」與「醫學校」比擬為英國的劍橋與牛津,其言稱──

若論從來本島人確實以此兩校為中心,如各地方現在為社會中間的人物,有支配社會的勢力,大概都是由這兩校出身的。醫學校是把持台灣醫事衛生的方面,國語學校是把持台灣教育的方面。也有官界和實業界的人很多,至於在社會上,文化的啟發也是以兩校的卒業生為指導者,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不必我喋喋。

該描述為我們的研究提示了該兩校在我們島內的重要地位,未來兩校在我島嶼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變化,似乎因此很可以做為我們考察的對象。

五、與民間的互動

      隨著擁有先進武力的日軍日益掌控全島,我們因各種原因未能返回原籍的台灣各宗族耆老,除了不能信任血跡未乾的殺戮者,並且也擔心大局變化,或將受到「附敵」的罪名;但因其終須在新的大環境中立足,因而,他們的處境是艱難的;相對的,在奉行殺戮攘逐政策的日本軍民中,學務部長要負責如何展開教育的事業,當然也不輕鬆;除了擺出一副善意的面貌進行欺騙之外,確實也沒有其他的好方法了──所幸的是,當時各地的交通不發達,社會閉塞,況且,只要不展示他們自身殺戮攘逐的那一面,應該還是會有成功的機會。下面,我們就看當年伊澤主持下,頗為成功的兩方面:

一〉利用地方教育會

      這是在「台灣教育沿革誌」中未重視,但應是頗重要的一頁;也是1901年「台灣教育會」成立以前的一段史實。

那是伊澤部長在位期間,島嶼各地方政府與島上傳統漢書房以及地方仕紳之間的互動──伊澤是頗為自負的,可能也是日本德川幕府以來,衊華之風已盛 ,有以致之;他的國語教育主張,曾被稱為是「混合主義」的,那是他自信可以運用日語中有漢字的親和感,以及日本文化中所吸收的儒教文化來導引與駕馭我們島嶼未來的文化發展;因而,本期中,一面有意利用漢書房開設「日語」課程,並「改良」之 ;另一面計畫以漢文印刷與「忠君愛國」「國體」相關的「漢文讀本」 ,來促成其關於國家認同的「國體」的教育。

      這時,重要的是正巧台南州知事磯貝靜藏是「重視」漢書房的地方主官;我們不知,1895年10月,伊澤南來與英牧師巴克萊談論對台人語言教育問題時,是否有將其自身在芝山岩招生之經驗提供,讓該州知事也覺得與漢書房關係密切的地方仕紳溝通是必要的,而恰好台南又有一重視教育工作的「軍隊慰問使」懂得這聯絡之道 ,於是早在1896年6月該主官就召集地方仕紳組織「地方教育會」 ,這是我們島上第一個地方教育會──「台南地方教育會」。

換言之,我們可以想見,伊澤在臺北士林會設法與地方仕紳聯繫,官方與各地教育工作者先後都覺得有此必要,乃在所謂「以往支配本島人腦袋者為孔孟道德,書院書房於本島亦以孔孟為典型而建造。故再興之,並獎勵之,甚為投合民意,苟背離之,則人心定然離散,政治與教育同時皆難達成其目的。……故以書房教師充任小學教師,將其拉攏至我方為必要之事。」 的觀點下,官方該作為自然頗為風行──據稱,甚至有官方要求漢書房台籍教師「一律參加」各地地方教育會的規定。

      當時的史實似乎是在1897年日本國籍確定之初,經殺戮攘逐之後,民間不吃眼前虧者,對於官方宣傳的「改良書房、義塾」 ,確有樂於表態友善者,故對於該會反應不惡 ;因而,學者曾指出漢書房教師參加該會者過半,它成為一個以台籍教師與地方仕紳為多數,意圖真正改革漢書房的團體;據稱,當時透過漢書房來改變我先民的可能性,似乎頗有可為──不過,在官方公費政策明顯轉變之後,各地教育會,包含那最早熱烈成立的「台南地方教育會」,也因失去官方支持,就只有迅速委頓而消失了。

      在這期間,由於沒有「漢文課程」,曾使得官方的國語傳習所缺乏吸引力;但是,當傳習所在該年11月增設了「漢文課程」,並把若干漢書房教師拉入公學校後,對漢書房的競爭日強,但官方支持的前述由漢書房台籍教師為主力的地方教育會活動多皆逐漸停辦 ,官方達成了其所謂「新舊教育」轉換的目的;但是「地方民眾不甚瞭解該會性質,該會亦難以在地方定著。……在時人眼中日治初期的地方教育會常以失敗告終。」 。

      當時確實頗有些漢書房的名師被國語傳習所聘為雇員──此時是受到威脅利誘,還是衷心樂意呢,雖然沒有人知道,或許,但因此,我漢書房似乎已不成大威脅,在日據下才能延續其餘命,直到日據晚期的「皇民化運動」之前夕。但是,到1901年官方開始大力打壓我台人利用民俗信仰的降筆會成功推動偉大的鴉片戒吸運動時〈該運動可見於下一章〉,那些名師和地方仕紳在那悲慘的情勢中,尤其是前及那「台南地方教育會」所屬的熱心教師與仕紳們,一定會有「恍然大悟」而「悔之不及」的沉痛感受吧。

二〉國語傳習所向民間招生

      在殺戮攘逐的血腥政策之下,如前所及,誰會願意把自身的寶貝孩子,送到殺戮者之手中──如果可以自由選擇的話──但是殺戮者的招生設計,除了前述的欺騙與利誘之外,當然其殘酷威壓手法卻更是不能不應對的;日據下所謂「糖飴與鞭子」的統治手法,可說於此就是一重要的顯例。

      就所知,除了我少數先民可能如本研究前述的順民真是由於清廷已割讓,不知日人竟有「殺戮攘逐」之陰謀而甘心為日軍做前導,顯然是受其欺騙者,或原本已經遊離於社會邊緣的特殊民人,例如,前及基督徒受牧師的指導而進入醫學校者,或者意圖尋求日人保護的無知順民外,絕大多數的先民在日人簡直「無法理、無天良」的政策下,自然不能安心接受當局所提供的教育;於是在我們島嶼的宗族社會結構中,就常有族長不肯讓自身的子弟入學,而指定宗族中窮乏家庭的聰敏子弟,代表族人入學,將來賦以與官方溝通的責任 ;因此,初期傳習所學生的家庭背景多為中、下農工階層;表面上就形成了似乎與一般論述裡,強調中、上階層為了維護私利而往往在動盪中最先依附統治者之論述,相違背的現象 。 也因此,到伊澤部長於1897年7月離職止;開所以來,國語傳習所畢業學生已達1,581名;其中獲甲科畢業證書者303名。其中過半數已經任職公務,餘者任教師或從事實業;當時,在公費支持之下,民間反應似乎頗佳,因而,當時官方曾自行表功稱

故以此徵之,本島民眾非不能教育者。勿寧比吾人之預想更加容易受感化……今雖未可以之預測全體,然不得不對精神感化之偉大及其迅速感到驚訝。何況又是同文之民,同種之族?

      伊澤主持的學務工作,與民間的互動,已概要如上。某一意義上,他應該算是相當成功的;他主持期間,由於通譯與低級吏員的急需漸少,國語傳習所的重心自然由急切的統治需要的公費甲科而漸向沒有公費的乙科之「普通教育」轉移──不過,此時之「普通教育」,是被稱為「乙科是幼年者,對之施以語學普通教育」、「講求語學的普通教育之普及」與「普及語學之普通教育」的普通教育 ,即其堅守著國語教育之主旨,雖已不能不新開出漢文課程,但強調著儘量不及於日語學習以外的學識。  

      這種在日語傳習所中,既重視日語教育,卻也有漢文課程的現象,應該就是後來日本學者得以所謂的「混合主義」的帽子套在伊澤頭上的理由;然而,就漢文課程正式出現在該傳習所言,是在1897年10月底,官方發布「修正國語傳習所規則」之後──那時伊澤已經下臺,學者硬指在就任學務部長前曾經指漢字為「殘缺者」 的伊澤,就任後所提出的「僅止於小學科」期間進行漢文短期教授的主張,稱是「混合主義」的;嚴格言之,對於這樣的伊澤部長言,稱以「主義」之名,是否太沉重或是太輕佻了呢?

      由史實看,當年由於招生困難,曾造成「地方有力人士基於官廳之命令,光是為湊齊人數便費盡心思,而學校當局亦因急於推廣國語普及,無暇過問家世身分,就連學生缺席或中途退學之評定也未有實施餘地。故而,學科之進度脫離了規則。」 之情形;也因此,曾經使得各地國語傳習所負責的日籍教師為了免除自身招不到學生的壓力而頗有主張應該乾脆推動強迫性的「義務教育」 ,藉以免除自身招生責任的處境;該所謂「混合主義」其實應該只是為改善招生問題上的一項權宜吧。

六、此所謂的「近代化或西化的教育」

      最後,透過上述五方面的實際作為,總體言之,是否真難怪伊澤部長所奠立的「基礎」,由我台人的眼光看來,曾有如下的描述:

「我們現在的台灣,雖有公學校的國民教育,總是用日本話做中心用語,自七歲入學堂,每天便就教他兩、三句的日本話,日本音的漢文讀法和最淺的演算法而已。經過到五、六年級的時候,方才曉得幾句普通的日本話,到這個時候,才教他多少的科學和一般知識,不上一兩個年,就卒業了。所以現在公學校的卒業生雖是多,還沒有器用,也是難怪的。」

「台灣文化的建設始於國語學校……國語學校是把持台灣教育的方面,也有官界和實業界的人很多……自國語學校而至改稱做師範學校,都是以範圍極細的機械的教育法,極端拘束他們要使它們成了孱弱順從的一個機械的教育者、全然沒有起導他們的個性、陶冶他們的人格,不過以壓迫的教育法來使它們屈從,誤信做師範教育的金科玉條,所以在台灣許多的學校中,可推師範生徒為最從順的。

      然而,也有今天主流學者完全無視於當年在殺戮的巨大陰影籠罩著,而如此無知地強調著當時公學校對於我台學童身體規訓的特殊「近代化」:

「1896年入學的學生幾乎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在練習整隊、行進、向左轉、向右轉等動作。……我們進小學以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學會了升旗排隊的方式,……現代的小學生在入學後一、二個月內,必須學會的動作,一百年前的台灣人竟然要花上一整年的時間才學會。我們可以從這裡想像為什麼當時的教育關係者會異口同聲的指出台灣人的『無紀律』。」

真的那樣的所謂「近代化」,是落後國家追求其自身發展的必經之路嗎?做出那樣論述的,竟然是我的母校國立師範大學的台史所所長?真的「近代化學校」是可以這樣地定義的?那麼我們今天的教育都不夠「近代化」嗎?應該要回到長輩們所回憶的那個「老師一天打斷一根竹鞭」「學生均需正襟危坐,只聽講而未做筆記者,雙手必須被在後面,上身筆直,雙腳平放,那樣的嚴肅呆板;就是在寫字,上半身也要求筆直不動。」 的日本「近代化」時代?

      這些應該真是我們研究日據台灣的教育史時,值得隨時印證與省思的深沉感慨──就讓我們循著我先民當年的此一處境,進行本研究,深入地探究這段史實在現實環境中是如何發展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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