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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 第一章第五節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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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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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錯誤「難產」的「西式教育」與其「典範」

      前面我們已引用了四節的資料,為讀者相當完整地呈現了日軍據台初期這段被凐沒的重要史實與其常被忽視的文化脈絡;我們所關心的日據下的台灣教育,就是在這樣錯誤的大環境中開始的。 然後,我們應先理解日本本國的教育發展概要──是本期我們島嶼教育的「母體」──那是明治維新後,經過十年的全盤西化,不僅有使用外國道德書籍譯本為教科書者,更將傳統「修身」列於教學科目之末;但國體論者強調「日本道德」,於1879年由天皇透過學者元田永孚發表「教學之要乃在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則以孔子為主……」的「教學大旨」 ;當時主政的伊藤博文曾做抗辯 ,元田因而被解職,但同年,文部大輔田中也下臺 ;1880年,頒佈「新教育令」,除了「修身」改列於諸學科之首,還禁止使用外國道德書籍的譯本為課本,也有禁止體罰與禁止教師出席政治集會與演講的規定;1885年,留英歸來的森有禮任文相,更確立了與日本傳統相接的二元教育體制 ,即透過義務教育澈底灌注道德心與愛國心,而高等教育則有最高限度的學術自由。在二元之間以師範教育來掌握,那是師範生公費待遇與軍事管理,其校長由軍人擔任;連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一職,也不例外。

      然後,要到1900年,其義務教育始為四年;1907年,義務教育增為六年;當時為了教育理想,但實際生活困難,實施非常不易;曾不得不派員警催學童上學。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殖民當局來到我們島上的 。

      再看那時,日殖當局不只是估算不足,且還不夠強大,它殺戮攘逐的國策,由於英國的干預,使得其意圖讓全台成為官有地,能夠把三、五百萬日人移民來台的計畫是徹底失敗了──這就是我們所稱的「錯誤難產」的起始,不過,終究是生出來了,那是他們所自我美稱的「西式教育」或「近代化學校」──殖民統治者為了「不能有失國體」,從來就不能承認其「錯誤」,對於那在我島上簡直絕對奴役、與其近代西方學校的理性自覺傳統背離的所謂「近代化學校」,更難有公開的反省,我們自身先輩曾被殖民統治的研究者們,豈能無批判地接受其種種好聽的說詞?

      本節將探討實際的教育各方面,在考察實務前,有必要認知當時教育上的幾個基本情境問題── 近代化的教育工作,本應該是一理性的、尊重人性的工作,在當時是「軍人氣勢沖天」的「武文官」情境,是在強調「死狂」的武士道傳統下,負責來台教育事務的伊澤修二,其職位本只是代理學務部長〈日語稱為「心得」〉,其地位雖不低,然在當時那所謂的「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與其必須為招募教員事宜而忙碌於日、台之間,應該是難以充分與聞機密的。

其次,通常推動教育時,首要重視的是教育情境問題,誠如西人所云「不難把牛馬拉到河邊,但是不能逼他喝水」,也就是對於任何教育政策言,若僅靠強制是很難有效推動的;尤其,日據初期社會高度動盪中,要家長把自身的子女交給難以信任的統治者,實在罕有可能;這應該也是往後統治菁英重視所謂我先民「向學心」的重要背景。

再其次,該情境如果不是強制下的,是否就應該是官方提供了怎樣讓民間可接受的條件?以教育政策言,那是他的教材,是否能夠吸引學生家長的注意,而願意接受官方的安排?並且其學習成果是否足以值回學生原本可能在家庭經濟上分擔的作用──例如,放牛、挑水或照顧弟妹的勞力付出的所得──在那匱乏動盪、日人習於打罵「清國奴」的年代,在學生興趣上,怕很難顧及了。

      然而,對於本期的伊澤部長言,更重要的卻是其設計與現實錯誤國策相隨,因而不可能進行──軍方實行國策失敗而不能承認,自然相關的教育政策雖必須改絃易轍,也不能公開。同時,由於軍事作為竟全不如預期,時日延宕下的軍費開支,必然大大排擠民政上的支出,教育經費自然不能不減少──1898年,由於治台經費負擔過大,東京的議會曾經傳出有人提出乾脆把台灣轉賣出去的消息;其後是為了國家的面子問題才換新總督而責成其經營下去的──是這樣才使伊澤部長為了經費不足,而與水野局長衝突,以致憤而下臺 。

      儘管我們認知到本期的史實,是日本官方對台的國策失敗,使得其教育政策不可能成功,但作為研究者,我們終究還是應該適當地認知該一著名的伊澤部長所曾經努力的事業,因為它們與往後的台灣教育發展仍有相當重要的關係──

      以下,我們把當時「台灣事務局與伊澤當初的計畫」、「伊澤的實際作為」,與其時由於「不能認錯」而出現的幾種「統治菁英的重要典範」,分為三部分來考察:

其一、水野遵局長與伊澤部長當初的計畫:

      1895年5月,伊澤以「學務部長代理」身份隨樺山總督與水野局長來台;學務部於始政日的次日,6月18日,在大稻埕開辦學務部事務;想來必十分忙碌。不過,就在本月,東京的「台灣事務局」曾出現一份調查報告,其中有關新領土的教育問題,似乎比較反映了對於台灣教育頗為慎重,強調「不可急於行之」的態度;據學者引述為:

「雖然擁有『顧及台灣永遠之計』、『在此地施行我國學制』之政策構想,但是其所提及具體方案中的鄉學、縣學、府學、督府學四個系統中,鄉學和縣學的設立趣旨中不但看不到積極實施國語教育的跡象,而且還有『至於日本語等應漸次制定教授方法,目前不可急於行之』的想法。

      但在該年8月底,水野局長提給當局的「台灣行政一斑」中,並沒有如此規劃的痕跡;且在1939年學務系統編著完成之「台灣教育沿革誌」中,介紹伊澤對樺山總督上書論學務部教育方針時,在該長達47行的內容中,僅在該文末以兩行涉及其直屬上級的民政局,其文曰:「民政局之方針亦可歸諸下記二點:一、設日本語學校,並漸次普及普通教育事宜。二、尊崇學者事宜。」 ,也與該報告構想不合;配合我們所知後來水野局長與代理部長伊澤間之對立,以及前述對於水野局長所提「台灣人民處理方針」,反對「悉數放逐」的作為,認為該作為「違反正理公道」的呈文,樺山總督不予裁示,可以想見其時樺山當局正進行「殺戮攘逐」時,負責教育的學務部所面對之複雜局勢。

      下述的資料應該就是伊澤根據樺山即將實現其「殺戮攘逐政策」,也就是將可以如福澤大師所期盼的有三、五百萬日本移民來台,改變我們島上人口組成,從而擬定的:那應是設想軍方「殺戮攘逐」告成,他們所謂的「頑強不逞」的居民都被攘逐消失,所餘皆我台少數順民後,其所計畫的作為;此分為「書面的計畫」與「對書面的考察」兩部分而論述之。

一、 書面計畫的內容

      如其所擬,可分為「急需事業」與「永遠事業」兩部分:

急需的事業是

「應開通彼此思想溝通之管道……日本語……傳習所以通譯官充當其教員。日本語傳習生主要是以新領地人民當中之官吏志願者,或具有中等以上地位者之子弟」「應令一般人民知曉尊重文教之意旨……」

「應神聖保留文廟等……應著重與宗教及教育之關係事宜……」

「應考察人情及風俗事宜……建立適應人情風俗之教育方法。」

永遠的事業是

「於台灣總督府所在地應設師範學校,其屬下設模範小學校……關於模範小學……學生在最初期限中等以上人民之子弟,漸次及於低層人民。」「應編輯師範學校用及小學校用教科書……」

「於各縣所在地漸次設師範分校及其下模範小學校……」

「各地所設置之模範小學校齊備後,漸次在各地設小學校……俟師範學校之學科齊備時,並應設農業、工業等實業科……其教育方針亦應以實業為主……等等

 而其中他認為應急切實際進行的則是:

「為師範學校、中學校等預作準備,設立日本語學校即國語傳習所及教員講習所……」

「編輯新領地用的會話篇、編輯出版本島用的各種教科書」

「國語傳習所 本所期以速成培養未來〈一〉欲當師範學校之學生者,〈二〉欲當中學校之學生者,〈三〉欲當官吏者〈依地方廳之依囑〉為目的……學生之資格限為本島人……自認是日本臣民……會讀普通漢書且懂普通算數……身體強健且年齡15歲以上25歲以下……能覓得本島人有信用者二名當保證人……獎學金,對學生每人每月付給三元五十錢」

「監督……應令全體學生住宿校舍一角……」

「教員講習所,講習生之資格,限於內地具有擔任小學校教員之全部資格者……能簽訂從事本島教育五年以上之契約者,其招募在內地為之。」

「模範小學……供全島小學校之模範,供教育之實驗,供講習生或師範學校學生之實習之用……學生於學校所在地之近旁覓一名保證人……學科大致依據內地之制度,但稍降低程度,特別加入國語一科,且須致力促其國家思想十分發達……學費 設定對一般學生徵收之,但目前暫免……」 等等。

二、 對該書面計畫的考察──

一〉 這就是「義務教育」?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該傳習所的目的主要是針對「新領地人民當中的官吏志願者」與「欲當師範學校之學生者」,所以,此處所及的教育,顯然不是以一般國民為對象,於是,一般稱伊澤主張「義務教育」,容或在來台以前,他真的曾經主張「義務教育」,但顯然在島上所要推行的絕不是通常強調對於全體國民進行的「義務教育」,而是對特定人士──欲為「官吏」或「教師」的;因而,這裡所及每個台籍生都能夠得到三元五十錢的津貼,並不是通常我們所論述的「義務教育」的花費。也就是在該傳習所中,只有甲科生,也就是將擔任基層吏員、通譯者或傳習所教師者,才有資格領取;較年輕的乙科生並沒有相同的優遇,這哪裡是真正「義務教育」所應有的、對於全體學生一律「免費」的形式──當時只是對於其所培養的統治爪牙才採取優遇吧。 至於,師範學校附設的模範小學,其學生「最初期,限中等以上人民之子弟,漸次及於低層人民」 之說,似乎較接近我們所稱「義務教育」的對象,但是在「模範小學設立要項」下,那「學費 設定對一般學生徵收之,但目前暫免。……」,又實與通常「義務教育」強調公家負擔學生學費的規定相反,如此宣稱將由「暫免」而轉向「徵收」的初等教育設計,怎麼可能是一「義務教育」理想的安排?要知道一旦開始向民間徵收,成為官方財政上的固定收入,往往很難再由官方收入項目中免除;在非民主體制的政治環境下,政府財政上的這種惰性極為明顯。 伊澤部長這樣的規劃,過去論者常把伊澤的下臺,說是因推動「義務教育」不受上級支持而造成;由此書面看來,他在島上所推動的顯然並非我們所認知的「義務教育」,過去強調其學務部長期間主張「義務教育」的論述,顯然缺乏有力的證據,那應該是有嚴重的誤會。 至於,著名的美籍日裔學者派翠西亞‧赫見女士 在其大作中,曾因日本明治維新初期,曾推行引起民眾暴動的「國民教育」為例 ,強調日本式的義務教育與他國不同,其所需經費確實是民間沉重的負擔;但倘若依該說詞,則我們又要指出,該形式的「義務教育」,對於那些自稱擁有「三千年」效忠 於天皇習慣的日本民眾言,都不受歡迎,甚至還惡感到需要以暴動對抗的程度,對於剛經歷著其血腥的殺戮攘逐政策,不曾與其建立信任關係的我台先民言,是否就更難怪該設計推行不易,自也實在不可能是個理想的設計了。

二〉關於「公學校教育」與「師範學校」

然後,值得注意的,是日殖下一直被我們先民所詬病的那公學校教材,其程度明顯低落,只注重國語教育的設計;其後雖經1922年「台灣教育令」之美好宣示,也未能對此修正,原來是此時伊澤計畫中的「學科大致依據內地之制度,但稍降低程度,特別加入國語一科」 ,當初的規定,現已相當實行了──但依據天皇神聖的「教育敕語」所規定,「國民教育」或「義務教育」都應該如「家長之照顧子女」,也就是對於所有國民都應該是「一視同仁」的,由此教材程度不同看來,該教育顯然是違背了其「教育敕語」之神聖原則的。

此外,就所知,日本學者為了伊澤曾經主張「義務教育」,與其在台似曾堅持設立師範學校,就加以頌揚──前者,我們已經考察了他在當年台灣教育上的設計,表示雖然有前述美籍日裔學者鶴見為其辯解,但因日本民間當年對之早有強烈反對,也讓我們無法肯定其合理性。

至於,關於設立「師範學校」的問題,則確實曾經是他明白的主張,因當時水野局長以「國語傳習所已可以達到設立師範學校的目的」 而打消;這應該確是導致他辭職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就史實言之,師範學校在當時確實有那樣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麼?──我們今天已知道的,伊澤在1897年因其提案被打消而辭職,但是當年的史實,卻是我們島嶼社會要到1902年才初步安定;沒有相當安定的社會,教育如何能展開。

況且,伊澤所欲推行的只是其所稱的「降低程度」的教育,那真的需要出身於正統的師範學校麼?換言之,師範學校被打消,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或真是因為沒有急迫性的需要,那麼伊澤的辭職下臺,若主要只是由於「師範學校」被打消,其意義是否就只是因教育專業地位未被重視,就像社會上任何一群既得利益者之捍衛其權益而已?──揆諸往後日殖下的台灣教育史的史實,雖然後來確實設立了師範學校,然而,殖民統治當局所奉行的「國家主義」也並非真的尊重教育專業而造福於我廣大台籍生,至於,今天教育專業的重要性,在社會日益民主化之下,已在我們社會中大大降低 ;在如此情況下,我們真應該無知地跟著日本學者「稱頌」這位堅持為教師設立「師範學校」的日本國家主義名人麼?

其二、伊澤部長的實際進行──

伊澤部長不得不離任的背景,在官書中我們可見到教育界這樣為伊澤抱屈的描述:

水野局長斷言國語傳習所當可達成師範學校之目的,因而拒絕提出其官制……苟重視教育,於1,400萬元中僅撥30萬元〈30年度〉堪當何用?將之與員警費相較,或與衛生費相較,當能明白教育費之過少。如斯新領土永久保安富實之基礎,捨教育外又有何物?」

水野局長,不僅削減了經費,在六月22日,又發布了關於「總督府民政局假規程」的大變動。那是學務部原有事務官三名,屬十名,正因發展上的需要,要求增加至25名,可是在此規程中竟反被縮減為事務官一名,屬五名;這也是造成伊澤不能不辭職的局面;個人認為這是當時「攘逐殺戮政策」推行不順的結果;與「台灣事務局」的原敬與外交顧問柯克伍德一樣,並不知有該殺戮政策不同,但伊澤應該知道該政策,但不知該政策失敗之事;他努力進行著當初自身擬定的,曾獲得上級相當肯定的想法。

上面的描述是攘逐政策失敗,軍事支出排擠了教育經費的情況。 下面,我們來看他努力於學務的情況──為了較為充分地認知當時的情況,在此分為「當時實際發展概要」、「國語傳習所的日籍師資」、「國語傳習所的初等教育」、「本期中上教育的概況」、「與民間的互動」等五方面來認知:

一、當時實際發展概要

台灣總督府始政之次日,1895年6月18日在臺北大稻埕開辦學務部事務;同月26日,設學務部於芝山岩;伊澤擬出「學務部設施意見書」呈於民政局長水野遵,其中提及「應招集本島各地之學士、進士等明示我政府之旨意,聽聞彼等之意見,以利戰後治民之大計」 ;7月,在軟言與利誘下──全免學費,另有津貼情況──招徠學生十幾名,開始設置「芝山岩學堂」,教授日語〈下稱「國語」〉。 往後的發展,其發展概要如下: 10月17日,有六名畢業生;本月,伊澤隨總督南下,順便訪台南英國傳教士,公開拒絕如英人傳教使用「台人方言教學」的做法;同月24日,伊澤返東京辦理「教員講習所」招生工作;預計在同年11月份搭御用船〈專用船〉渡台,該「教員講習所」預計於同年12月開設 ;但該所之設立,至1896年1月始獲核准 。

      然後,在此「教員講習所」提供主要師資之下,國語傳習所於1896年6月,依據總督府公佈的「國語傳習所規則」,開始運作;至7月,第一屆講習員畢業成為各地傳習所的師資,在畢業典禮上,令本島人雇員恭讀日本神聖的「漢譯敕語」;伊澤計畫中那重視「軟言利誘」的各地國語傳習所紛紛成立,而各地在統治上急需的基層吏員與通譯也逐漸補足。 就在此期間,伊澤曾經進行設立「公學校」之調查,意圖將乙科生就讀的國語傳習所漸次轉為由地方民眾自行維持其經費的「公學校」,事未成而已下臺〈1897.7〉。由於其在位末期曾對地方長官的照會中提及「其教學科目除以日本與授課學科外,又加入本島昔時所用之四書五經、增訂三字經等……」 ,其中顯示其對於傳統漢文之尊重,且在該年底漢文課程確實進入國語傳習所,因而其主張有被稱為「混合主義」者。此外,應注意的是,伊澤雖下臺,但是,該「公學校」案並未打消;隔月,總督府即聘已下臺的伊澤為學務部顧問;延至1898年,在後藤局長上臺後,就發布了由地方負責絕大多數經費的「公學校令」。

當時社會動盪,在上述概要情況下,據稱也有長期隨日軍移動的通譯吳泰壽其人,有意於教育事業,志願出錢出力來台開辦學校;在其留存於檔案中的「學事上申書」中,他曾有這樣的自述:

本人於明治27年9月……跟隨第一軍至朝鮮元山,後輾轉平壤、九連城……休戰後移至蓋平……深覺有教授日語之必要……招募市民子弟學習日語。未料旋即……轉隸大本營而差遣至台灣……本人於明治28年5月間抵台灣……奉派至淡水支廳服務…本人發現……有心者莫不以習得日語為當前急務,因而殷盼希望設立日語學校。……以個人身分向當地傳教師……借其教會堂為校舍,遂於10月1日設立日語學校。至11月3日……學生人數已增至60餘名……之後,前來就教者與日俱增。……奈因於12月31日發生之事件而不得不停課兩個月,至3月1日再度開學時,學生人數已增至101名之多……以一個人之薄資,在不收學費且得支出房租等各項費用之情形下,……此為本人最大之憾事。而就此拋棄,為免有功虧一簣之憾,為特仰請給予相當之保護……資檢具學生名單呈請如上。 明治29年4月27日 淡水廳陸軍通譯吳泰壽」

由上述開設日語學校的校舍是向教會借用言,我們可以想像當地教會徒眾可能為其教學的主要對象,教會牧師可能是吳氏與入學生徒之間的重要仲介者;也就是伊澤學部所面對的是我們島嶼上一般的先民,而島上的基督教信仰區域中,如吳氏上述所及,可能對學習日語的反應較為熱絡。 然而,當時民間的回憶,則有如下強迫入學的描述:

「強迫每個村莊要派二名20歲以下的男孩到宜蘭國語傳習所學習國語文〈日本語文〉,本來我也想去念,但我父伯輩非常不同意,說:『這些狗仔子〈日本人〉到台灣佔草地,天年不會太久,讀那種書沒有用』,最後沒去成,所以我照常唸私塾,讀古文……」

以上就是伊澤部長在位時,我們島上的教育發展之概要。

二、國語傳習所的日籍師資〈即講習員〉

在上述的情況下,第一批講習員,至該年〈1896〉3月才開始招募,4月抵台;至7月1日畢業。該年3月底,台灣總督府公佈「直轄諸學校官制」,其中「教員講習所」改稱「國語學校」,且規定了國語傳習所的所長由各地官廳長官擔任之。

上述4月抵台的第一批講習員,皆由國語學校接管 ;但「國語學校規則」至1897年9月始發布。

「模範小學校」在此時改稱「附屬學校」,屬於國語學校;初起時,由芝山岩學堂充之,作為本島普通教育之模範,供師範部學生實地教學練習之用;而國語傳習所分甲、乙科,皆免收學費。甲科為招收「已學習四書五經等,具有普通學識之青年」 ,此科中,如前述,是為了培養統治上急需的吏員或通譯,亦有速成培養傳習所教師之作用,以已成年為理由,有生活津貼;乙科為幼年者,對之施以「語學」之普通教育 。 就實際上看,在1895年11月,台灣總督府宣佈全台底定之前,各地當下就依各自需要設立「日本語傳習所」;據統計1896年底,南北各地設立「國語傳習所」〈由「日本語傳習所」改名〉14,分校1,其學生甲科518人,乙科381人;1897年底則增傳習所2,分校18,其學生甲科834,乙科913人;需要師資數量頗大 。

但當時的處境是,「其時日本由於教師社會地位低落,加以甲午戰爭後工商發達,嚮往轉實業界的教師大增,影響所及,使投考師範學校者大為減少,並發生教師不足的現象」 ,況且當時台灣處在落後而大動盪的時期中,確實是個類似所謂「充滿瘴癘之氣」、「土匪出沒」的島嶼;據稱,除了招生不很理想,出現了「最初報名者達250餘人,但應試者師範部僅36人,語學部91人,未應試的理由,有生病、家事、不便乘船等,入學學生之學力雖尚不能認為充分,但以第一期招募而言,相信可認定為成績尚可。」 的情況。 同時,在師資上,1898年,已出現了總督在其內訓中責備的「雖然國語學校學生與講習員在應募時都簽有義務年限的規約,唯自1896年7月以來,講習員辭職回日本者多達20餘人,離職原因概非疾病及品行不良等,純係故意違約」 ,導致日籍教師不足。

正因此招來師資之困難,加上官方已擬定關於來台官吏的加給與津貼政策,任用日籍教師的花費遠高於採用台籍教師的花費,顯然將使官方財政受到更沉重的負擔,於是在本期中就確立了,往後應該以台籍師資作為其在台教育之主力,即大力推動台籍生師範教育應為日本官方推動公學校教育的基本原則。 在上述的史實下,我們的學者竟然有人不顧這樣的真實社會實際,卻只因日人曾提出了一特殊的「勇敢」個案──

「1896年4月渡海來台的國語講習員中,有一名曾擔任過小學校校長的加藤……放下年已六十歲的老父,超過八十歲的祖母,以及三歲的長男和懷有身孕的妻子,隻身來到台灣……這些教育者,皆是日本這個新生帝國的年輕國民。……芝山岩流血慘事〈事詳後〉雖然記憶猶新,但是包括加藤在內的第一回講習員,在結訓之後居然全體人員都提出志願赴往危險地區任教的申請。」

就得出了高度肯定殖民者的所謂──

在這些國語教育先驅者的努力奮鬥下,新領土的教育基盤很快地就被構築出來。

該論述既無解說該校長當初如果真優秀的話,如何肯放棄其原所經營的學校?也不談該校長有何動人的教育事蹟──又不是在招募敢死隊,只強調其能志願赴危險地區?更不要說那是怎樣的所謂「教育基盤」啊!── 前述總督所指出1898年以前已有20多位講習員違約返回日本,相對於兩屆講習員成為教師者總共為95人 ,是其違約者已超過其五分之一,這樣僅有國家主義熱情、但是一批「程度不佳」或只是比起第一期講習生「成績尚可」的日籍教師 ,在前述那「武文官」時代所構築的所謂「教育基盤」,真會是值得我們被統治者加以誇讚的嗎?

另,根據1892年出生,1901年入學,因日籍校長堅持而赴東京,終生感念該校長的楊肇嘉先生之回憶:

「我入學的時候,日軍佔據台灣才六、七年,那所公學校的成立也不過兩年,很多老師都是隨便找來湊數的,至於台灣籍的老師比較起來就差得更遠了。……」

在楊氏的回憶錄中,曾經如此自問自答──

「岡村校長之不能在台灣久留,可能也是由於他看不慣在台灣多數日本人的那種惡劣作風和態度吧?」

在本研究看來,楊先生的認知是比較接近史實的;只是,岡村校長在日本的階級意識中,校長的地位本不難控制學校發展方向,但是官方的政策卻是他必須遵循的;官方政策與他的理念不合,所以,他只有堅決地帶著自己欣賞的學生離開台灣吧──這是極少數我台籍學童的意外遭遇,就絕大多數先民言,他們卻只能被犧牲在當年日殖初期大破壞下所開展的無情史實裡。

三、國語傳習所的初等教育

伊澤一抵達台灣,就開始注意如何招生的問題;在此「殺戮攘逐政策」推動,以致於社會大動盪的期間,各地的社會情勢似乎應該與伊澤所曾描述的相去不遠;

吾等初入臺北時,臺北各處仍陸續有火苗冒出,臺北市街全無人民蹤影。去至大稻埕、艋舺亦復如此,所見者唯苦力之輩或敵軍殘兵之類怪異者,中流百姓全無。因而提及欲受教育者未有一人……最後得知於八芝蘭士林街上有多名學者居留,並有少壯之子弟……吾出面直言,……宛如對孩童說話般懇切而談……翌日強行將同在現場者之子帶來而教以日本語。自斯時起……彼等極信任我」

在那種氛圍中,確實只有「軟言」配合「強迫」,再加上前及其計畫中,對於每位甲科台籍學生每月三元五十錢的「利誘」,才能開始其國語教育的計畫。

此時,1895年6月,最早成立的芝山岩學堂,這是以官方津貼來招生的,主要招收前述具有普通學識的台籍生,是訓練通譯,有意為低級吏員者,或有意為師資者,這是後來的國語傳習所的「甲科」,是當時的緊要事項──在日本官方的「台灣教育沿革誌」中,有稱之為「國語傳習所」之「本科生」 者;而關於幼年台籍生的普通教育部份是次要的,這就是後來國語傳習所的「乙科」。

1896年六月,發布的「國語傳習所規則」中規定,甲科學生限齡15歲以上,30歲以下、具備普通知識者入學;乙科學生限年齡8歲以上,15歲以下者入學;前者修習半年,後者修習四年;後者通常又分為甲、乙兩組,而此乙科之甲組,為甲科之候補者。

此時,台籍生的來源,無論在臺北國語學校下的三附屬學校 或各地方的國語傳習所,學生的招募,都因前述「大殺戮」前後的「無法、無天」而民心不附,社會不安,自然進行很困難;況且,由於傳習所不教漢文,與社會生活的需要無法銜接,因而,傳習所乙科無法與漢書房競爭。

據時人稱,在宜蘭支廳當時勸說學生入學有需要做五、六次家庭訪問;且為了讓學生繼續上學,必須對家長採取減輕家長租稅與經常發給物品的措施 ,才能維持學校的正常教學的情況。

在新竹國語傳習所 , 7月開始招生時,應召者很少,但至11月開所之時,甲科生達80名,乙科生約50名;開學後,僅兩個月,兩科學生出席者大減,雖出動老師像家庭勸誘,乏效果,到1897年5月止,已有甲科生20餘名,乙科生約40名退學。乙科生退學的理由,大都因為家計困難;開所當時的學生,僅剩下15、6名……6月起,以本島人教師為雇員,教授三字經、四書等後,乙科生已漸漸增加。第二屆招生時,因第一屆畢業生之在待遇不差,甲科應募者達180人 ,乙科應募者為30餘人。

在台南國語傳習所,則有乙科於11月舉行開所儀式,但因對乙科生給予每日五錢之補貼廢止,其12月出席人數立即減為三分之一的情形 ;此外,據稱當時竟有「每逢當局視察之際,甚至有暫時借用漢書房學生,鬧出湊人數的笑話。」 之情況。因此,在本期中,由於國語傳習所的甲科任務結束,不再有公費津貼之後,學生的就學率就難以維持。 是在這樣的狀況下,至1897年12月,總督府終於因地方官廳強烈反映,不能不通令將各該所國語與算術課程的時數減少,將此時調整出來的時數轉授民間要求的漢文課程;必如此,在社會動盪中,就學情況稍能維持。

我們的主流學者周婉窈曾提出福澤大師的「實學」,認為其對於我們島嶼的公學校教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史實真是那樣的嗎?她在論文中強調在1898年的「台灣公學校令」下,「公學校規則」的第一條就是「公學校以對本島人子弟施予德教,授予實學,以養成國民之性格,並使其精通國語為主旨」 ,但是除了教科書中可能編出些紙上談兵的實學內容,在悲慘大動盪的本期中,那些能有什麼實際作用呢?──不過,那1898年,已非本期的研究範圍了;到下一章時,我們將再加以論述。

以上,就是當年伊澤部長主事下,初等教育的概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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