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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 第一章第四節 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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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郭譽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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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 「大攘逐」下,我島嶼人口的消失

      本期的日本殖民政策,以「攘逐」為目的,以「殺戮」為手段;「攘逐」之下,必然地方塗炭,我們也稱為「大破壞」;但是該「破壞」,究竟大到什麼程度呢?日本學者間流行一種說法,稱「經營殖民事業並非慈善事業」 或是「本來就沒有殖民地統治可以讓被統治的民族因為穩定而安享太平」 ;說得「真好」,句型多麼鏗鏗有力,我們的青年學子真也不乏隨其教師的宣講而琅琅上口者。

      然而,這種脫離現實的虛偽定義,真的恰當,不會太殘忍嗎──我們哪一位先民敢於要求「慈善事業」?或者竟敢於要求「安享太平」了?──查遍過去的史料,我們只曾見過當局自稱的種種美意,從沒看過當年我們的先民真有提出那類「非份的要求」──他們最多只是根據天皇在馬關條約上所公布的旨意與總督的第一張諭示行事! 在此,為了確認該錯誤的「大小」,讓我們透過當年島嶼上的人口消失問題,即,「主流論述的說法與其形成」、「我島嶼人口數的難題何在」、「理性考察我台人口消失問題」 等三部分,來考察本期當局殖民政策之一斑。

一、 主流論述的說法與其形成

      就所知,今天主流的觀點來自兩方面,一是根據日人本身的明確記錄,例如,「台灣警察沿革誌」或「台灣憲兵隊史」與後藤新平在其講演中自供的官方資料;另一是根據二戰後我們島上西方社會科學興起,於是根據日人所遺留下來的人口數據資料而有堂皇的人口學,以至社會學科之建立。

關於前者,很顯然地就會遇到前及真相被隱蔽的問題──換言之,在「遭遇戰」或是「討伐戰」中,留在戰場上的部分死者之外,有多少屍身被他的兄弟、戰友帶走了,如果能夠,傷重者應該寧願爬到隱蔽處,讓他們的鮮血肥沃,他們的英靈永遠守護自身的鄉土,也不願意成為日軍功勞簿上的數字吧;更何況,死者家族由於害怕被當局株連追究,盡力地私下掩埋,也是事理之常;所以,官方數據實不可能涵括全數 。

關於後者,除了島上的人口學建立在日人所記錄的資料上,然日人的數據並不必然正確外;更加上,當時美蘇冷戰中,「現代化理論」透過「社會科學」的所謂「價值中立」論 ,美國霸權正在建構其天羅地網;人口學是他們一個不起眼,但是重要的幫手。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我們台灣史上重要的數字,可能「好的」被放大,「壞的」被縮小,陰謀毒辣的被混淆、抹殺或大幅縮小了。 例如,透過我台灣人口學權威陳紹馨 在其為我國官書「台灣省通志」撰寫,1964年出版的「人口篇」中,所稱:

日人於光緒二十一年佔據台灣,翌年即著手調查本省人口,當時據其調查之結果本省總人口數為258萬7,688人,其中257萬7,104人為本省人……」

儘管在1988年,研究中國史時,學界還可能稍微觸及我台漢族人口三百餘萬人的史實;例如,當代日本學者在論述中國史時,還曾誠實地提及:

「清朝時代,台灣的漢人總人口數由原來的十幾萬人增至三百多萬人。」

同時,我們在,1895年9月,臺灣總督府上報「台灣事務局」總裁伊藤博文的「台灣行政一斑」中,那是水野局長與樺山總督兩位「台灣通」共同認可而提出的:

台灣島……人口在本島西部尚未全部調查完畢,雖不能知其確數,依臺北城附近推測,其總數應在三百萬人以上。」

甚至,在1936年官書「台灣治績誌」中,官方至1897年,也還曾言及:

正值下關條約所定台灣居民決定其去留之日,……總督乃於同年九月十七日,決定日本統治台灣三百萬民之方針」

但是,美日霸權透過上述的「人口學」,在1960年代已經共同將1895年的台灣人口定調在257萬人的位置;其實例可見於── 今對台居於指導性地位的日本台灣史學者若林正丈,一方面稱:「割讓之初數年,日本當局遭到住民激烈的反抗,遠超乎想像,當時本國甚至曾經出現台灣賣卻論」 ;另方面則強調割讓後,我先民在攘逐殺戮政策下激烈反抗後,殖民者第一次人口調查的台灣人口數257萬,就是清朝統治下的最高人口數,稱:

清朝統治下兩世紀多之期間內〈1683~1895年〉,漢族人口數從上述的12萬變成約257萬,增加了20倍以上。」

還有我留日學者,其大作被列為日本青年讀物的黃昭堂,也把劉銘傳當年的台灣人口數據拋棄,引用陳教授該一由美國加持的該權威論述稱: 「台灣的人口一直增加,在1811年時達195萬人,而在1893年時更達255萬人。」

於是,著名美國學者馬若孟 當然就可以不知有「攘逐殺戮」之史實而稱:

「根據保甲資料……1811年,台灣人口約有二百萬人,到了1877年,又增加到三百萬人。日本據台之後,1905年發動首次的人口調查,結果顯示人口大約有289萬人之多。由此看來……我認為保甲所記載的1811年和1877年人口,高出實際數字太多了,不能取信。」

甚至於高調號稱「左翼」,高度同情被壓迫者、似乎深度關懷我先民的革命派經典巨著也呼應著這樣的「學術」,絕無質疑地接受這樣的觀點──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第一期的二四年間……人口──由日據初期的250萬人,增至1917年的360餘萬人,……」〈「台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著,頁363〉

關於這一段史實的形成,本研究認為據稱我台那位社會學權威,堂堂台灣大學社會系的宗師曾頗自滿地表白:「我所寫的人口論文,在國內很少人注意。但是在國外卻很吃香。許多第一流的社會學雜誌,常常寫信來要我寫稿」;並且展示那些雜誌對他邀稿的態度是「沒有等他交稿之前,就先把美金稿費寄來」 的重視。

今日看來,似應可看作美蘇冷戰意識形態的戰場,那是當時霸權者正在大力建構,慷慨運用其資金之一斑。

這應該也就是我們放眼學界今日竟處於假學術當道的情境之一大真正理由。

二、我島嶼人口數的難題何來

      在清廷統治我們島嶼的最後那幾年,我們島上的人口到底最後達到了怎樣的水準?這真是一個難題嗎?任何真實關懷我們先民處境的人其實不難發顯種種數據,不過,那是美日霸權不希望真實公開的,因為他們都曾經是殖民帝國,如本册開卷時,我們已介紹了美國羅斯福總統在1920年代曾公開地欣賞日本當年的殖民作為。

然而,做為學術研究者,以「純粹史學」的觀點,如果不把本期的這段歷史弄清楚到相當的程度;我們怎能想像我先民往後的生活處境與其思想的變化──如何考察日本所強調的「近代教育」呢?

當年極獲美國重視的大學者陳紹馨,當時曾經多方面表達其不解──最大的不解是──他自身曾經指出的:

「光緒18年為編纂『台灣通志』,頒布采訪冊於各廳縣,規定采訪各街莊戶若干、丁口若干。在『臺灣通志』稿本中收錄有各縣廳之戶數與人口數;伊能嘉矩在其『台灣文化志』中曾抄錄此項記錄(但因存台灣省立圖書館之『台灣通志』稿本二種均無人口記錄,未知伊能所據何本)」

                似乎他從來沒有聽過我先民描述「攘逐殺戮政策」下的大屠殺似的──或許也真的可能,他的令尊當年曾經擔任街長與州協議員,或可能真的不敢告訴他那些悲慘的往事──雖是大學者,作為好學生,直到日本投降後,他也不敢懷疑日人伊能嘉矩可能作假 ? 因此,在他撰寫「人口篇」時雖發現「過去人口數據偏高」,又面對日據初,人口大減,但他卻完全沒想到我先民「可能」曾被大殺戮,例如,我們這位權威學者,看到下面這樣的史料:

               在北部,臺北三市街與新竹街:

「摩斯在其『1882~1891年台灣淡水海關報告書』中雲『臺北的開創,大稻埕的迅速成長,以及艋舺之維持其原有的人口,已經產生一個實際處於同一疆界內的至少擁有十萬人口的商業中心地。』據此估計,則1891年時臺北人口為十萬。馬偕估計日據直前即1895年之艋舺人口為45,000,大稻埕人口為30,000。日據後四年,即1899年〈明治32年〉之臺北三市街人口,……本省人52,825人,日本人為11,566人,兩者合計僅得64,391人。由此數字視之,則摩斯與馬偕之估計均偏高。馬偕估計1895年竹嶄之人口為35,000,但1899年新竹街之人口僅有16,174人,此亦為人口估計常偏高之又一例證。」

      在中部,雲林,那也是當年曾受大屠殺,引起國際干涉的地方:陳氏似也完全無知於該重大的史實,竟寫道:

「在光緒21年所編之『雲林縣採訪冊』中……當時該縣之全人口為59,701戶、人口284,889丁口。此與日人伊能嘉矩所記之光緒19年雲林縣人口──29,575戶、101,649人,出入頗大。兩者之差,未知出於疆域之不同、抑或有其他原因?待考。」 〈光緒21年,即1895年〉

在南部,對於台南地區,他雖沒有像對於臺北與雲林的質疑,但他也絕未置疑地提示了前後,平均每戶似有由7.3人下降到只有4.2人的巨大落差的數據:

「1882至1891年台灣台南海關報告書中云:『台南城之人口或為五、六萬人,而台南府城則或有八十萬人。』又,日據初期,即光緒二十五年時,台南市街之本省人口為一萬零二百六十二戶,四萬二千四百五十五人。而光緒十九年時之台南府人口為一百一十萬人。」

      這就是我們島上完全不敢向日殖時期數據質疑的當代社會學的巨擘;於是,這位受美國培植的人口學權威就當然也不可能注意到前述宜蘭平原在攘逐殺戮下,那被焚毀萬所房屋,土地半數荒蕪的情況,那是後來被宜蘭學者廖風德慨歎的──

「此時距咸豐元年〈1851〉已有40餘年,戶數由8,383增加為21,464,但人口卻只增加7,382人,似乎極不可能;但若以民國十五年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進行戶口調查的結果,宜蘭地區的人口共計147,400人,以此數前推辨務署之戶口調查,似又無誤。唯一可以解釋的是在日本佔領宜蘭前後,社會動盪不安,情勢危殆,部分移民返回原籍,加上日軍屠殺,抗敵陣亡,人口因而減少。

透過對於上述巨大落差的考察,我們應該可以想見我們島嶼在本期中人口數據之所以不容易研究,應該就是日人意圖掩蓋其曾經進行巨大殺戮而造成的──不肯正視這些,因循苟且,應該是我們學界的難題之所在。

三、理性考察我台灣人口消失的問題

      本期中,我們已知社會大動盪,先民流離失所者極多;然而,究竟其真相如何?我們在此試著由其消失的人口來考察。

      我們已知,當局殖民政策的真正目標,本非「殺戮」,而是希望我們的島嶼台灣成為「無人島」,也就是意圖使我先民「消失」──要知道,台灣四面環海,內陸深山原住民並不友善;要想渡海返鄉,黑水溝又並不是平靜安全的海域;所以,這「消失」的意義,可說必然是嚴酷的,悲劇的結果居絕大多數。

      然而,這「消失」中 ,既必然包含了被「殺戮」的部分;因此,以下我們就將之區分「被日人殺戮」與「被日人消失」兩部分來考察。

一〉 日本官方紀錄殺戮我先民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很容易找到若干數據,那是日本官方正式留下的紀錄,但更多的是模糊的數據,如幾百人或幾十人之類;僅就明確的數據言,日本官方承認的殺戮數據,「從領有台灣開始到1902年為止的八年間,……台灣人被殺戮的人數就已達32,000人」 ;本期〈1895~1897〉的殺戮人數,因後藤新平對於其任民政負責人期間,曾自行公開的「從他1898年開始赴任以來,到1902年為止的五年間,總督府所殺害的『叛徒』,總共是11,950人」 ,我們應將此數扣除,可得20,050人;這是官方紀錄的,本期間當局殺戮我先民的人口數。

      然而,不僅如我們前及那種可能性──「在『遭遇戰』或是『討伐戰』中,留在戰場上的部分死者之外,有多少屍身被他的兄弟戰友帶走了,如果能夠,傷重者應該寧願爬到隱蔽處,讓他們的鮮血肥沃,他們的英靈永遠守護自身的鄉土,也不願意成為日軍功勞簿上的數字吧」──另,根據日本刑事政策學者所曾指出的:

「匪徒與我員警隊及軍隊交戰,或戰死、或自殺、或病歿為多。依裁判處罰者,不過是少數。據犯罪統計書記載,依裁判而受處罰的匪徒人數,脫漏很多,『匪徒犯』人數不得以犯罪統計書為準……

可見所有官方這類數據一定也是個極為偏低的數據;如果我們關心先民當時真實處境,顯然絕不應該滿足於日方所承認的該數據。

二〉當前我台學者保守推估的殺戮數據

      這是指我台前輩學者尹章義研究的成果,他是我台留日學者尚未歸台以前,極少學人投身於台灣史研究時,我們島上的一位前行者;他晚近的這篇論文直截地名為「日本人屠殺了多少無辜的台灣人?」,是一篇很有力的文章;可惜由其所稱「本文無意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因而,盡可能地引述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的檔案資料和日本權威人士的紀錄或官方出版品,希望就此得出效度較高的估計」 ;讓本研究感到頗為遺憾 ──不過,仍值得在此提出,作為我們考察殖民當局在殺戮攘逐我先民的成效上,一個很有意義的參考。

該文似由於深受日本學者意圖規避「南京大屠殺」史實,製造各種爭議之困擾,因而它採取了很嚴格的途徑展開其揭露性的論述;一面以1874年日本官方在其發動的「牡丹社事件」中,就對原住民濫殺、濫燒的慘烈史實,加上雖受爭議,但確實存在的「南京大屠殺」;從而視「乙未戰爭」的殺戮百姓與燒夷村落,合理的成為日人軍事傳統的一部分;另一面,他堅持所運用的基礎數據,絕對都根據日軍自身的紀錄──包括其使用的「屠殺」兩字,也引用自日本官書──然後,才進行該一其坦承「非常保守」的推估;由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到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所得的殺戮總數據為16萬8,583人以上;本研究所關注的是由1895~1897年間的人口消失問題,自然應該剔除牡丹社事件與後藤新平上任以後的殺戮數字;即將該期間日軍所進行的各地屠殺事件,即「三鶯走廊,屠殺2,000人以上;桃園以南,屠殺2萬4,000人;雲林大屠殺,3萬人以上;中部大屠殺,3萬人以上;桃竹地區,第二次大掃蕩3萬人;宜蘭大屠殺1,500人;台北大掃蕩4,500人;雲林大屠殺之後的六次討伐1,400人以上」 ;上述各殺戮人數之加總,所得的12萬3,400人。

也就是我先民在當時各地,依官方紀錄,也就是有案可稽的死亡者推估上,「至少」被殺戮了12萬人以上,同時各地都受到村落被燒夷為一片廢墟的可怕摧殘,那麼人口可能「消失」多少?整個社會會動盪到什麼程度──在這樣的基礎上,往後他們給予我先民的是怎樣「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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