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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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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三節 日據晚期的「皇民化」統治──〈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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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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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三節 日據晚期的「皇民化」統治──〈之二〉

三、「南進」號召下的台灣

關於「南進政策」，其正式提出在1939年5月，是小林總督所揭示的治台三重點，「皇民化、工業化、南進政策」，的最後一項；但就軍國主義言，戰爭至上，所以它是三者中最重要的一項；南進戰爭必是海軍出動，於是決定了皇民化運動最後由小林與長谷川兩位海軍大將來台負責推動的理由──當然，當安藤陸軍大將出任台灣總督時，就已是日軍的退守的作戰了。

這時的台灣，就被設定為日軍的「南進兵站」，也是誇大的所謂「不沉的航空母艦」 ；建設此兵站的途徑，是符應戰爭需要的「軍需工業化」；當然，為了這基地的安全，其居民必要「皇民化」──其可分為前後「國民精神總動員」和「皇民奉公運動」兩部分；因而，以下分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三方面來看：

一〉皇民化運動的「改姓名」、「改民俗」與「志願兵」

1、「改姓名」：
這是為了「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而推動的「皇民化運動」中的一項重要工作；當時我們被歧視的先民就有一段拒絕接受「改姓名」的記載：
「1940年二月十一日是日本皇紀紀元2600年的黃道吉日，日本政府宣佈就以這一天作為台灣和朝鮮人民『改姓名』的實施日。實行半年下來，二千五百萬朝鮮人有二千萬改了日本姓名，但在台灣，五百萬台灣人卻只有一百六十八人改了日本姓名，這種懸殊而又難堪的比數，迫使台灣總督府不得不再公佈『台籍民改日姓名促進綱要』，威脅利誘，使盡方法來加強推動改姓名運動。……我的堂兄陳進東……著名的婦產科醫生。日本當局要進東響應，進東不為所動，說什麼也不肯改，當局遂惱羞成怒，徵召進東為海軍軍醫，遠遣菲律賓服役，以婦產科名醫被調為軍醫，街頭傳為笑談。」1

2、「改民俗」
這是由日據初期的「抑制中醫」時就已經開始的；此時才開始提倡「日本天照大神」的信仰，禁止傳統民俗，包括服裝、信仰以及唱台灣民謠與喝酒時用台灣拳娛樂等等；當時在信仰上的破壞，名為「神門升天」 ，吳濁流寫下了當時的情況：

「那些御用紳士則立刻唱和、響應這種局勢，……命令青年團 ……我擔任的團員，受命破壞郊外的一所土地公廟……廢除了這些寺廟之後，更進一步地伸出魔掌，攫取寺廟所擁有的不動產。」
「改換姓名還不能滿足日本人的皇民化要求，更進一步命台灣同胞燒掉祖宗牌位，並且為了故意侮辱我中華文化，在焚燬時往往和馬桶一起燒，因為祖宗和馬桶都是我們中國的東西。」

然而，民俗與信仰是人類生活中自我認同的尊嚴與信念之所在，怎可能輕易放棄？因而就有如下的記載──

「1936年，先父由屏東縣新園鄉仙隆居恭奉神農大帝香火回來奉拜。1937年，將神農大帝香火改雕刻令牌奉拜，盧家宗親以及附近鄰居亦都信奉神農大帝。1938年，正式雕刻神農大帝聖像供附近村民信眾奉拜。1944年，日本人禁止宗教信仰，並將寺廟或住宅雕刻之神像搜集火化，家父曾雕刻一尊神農大帝在家中閣樓拜拜被人告發，大林浦派出所巡查曾來搜查，但上樓閣卻未被發現，還說胡說告發，真是奇蹟出現。」
正是對於這段史實的寫照。

還可以用一位有良知的日本人的證言；那是新聞記者伊藤金次郎氏對於上述安藤大將言論的批判為印證：
「……以為靠臨時抱佛腳式的皇民化運動，就能使台灣同胞於一旦危急之際，採取和日人同樣的行動，這是任何樂觀主義者都不敢斷言的事情吧？然而，我們卑鄙就卑鄙在不敢於面對現實，……我們沒有自信可以寫出『絕對安全』這個答案；遂在迷惘狀態之下，含含糊糊地將此隱晦起來。而安藤軍司令官現在卻以其崇高地位……將此一責任之一部分歸罪於歷任總督之統治方針，並且好像認為軍部與此毫無干係。這是軍閥特有的獨善式恣意，縱使台灣人於緊要關頭時背叛，這個責任應該歸罪於全體日本人的不德，哪有軍、官、民之分呢」2

然而，這種「皇民奉公」「挺身實踐」的史實卻是──

「市民們向來持著寬厚的心胸，看著總督府官員耀武揚威而不管，為的是希望一旦有事，這些官員能保護他們和為他們服務。然而，光喊疏散而無處可疏散。即使去了，當地的情形是已被御用商人或官員的眷屬親戚佔住，無力的市民根本就沒有立錐之地。……而最可惡的是，部分敗德軍官收刮許多糧食、衣料及其他物資而將之藏匿。必須作為公民道德典範的軍官，卻自己帶頭作如此之勾當……」1

3、「志願兵」方面：
在日人文宣中強調這是皇民「挺身實踐」的天職，台灣人只有透過爲天皇流血才能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這是我台人的榮耀，過去台人是沒資格當兵的 ──它的安排是由「軍伕」經過「志願兵」然後進入「徵兵制度」的，那是由於侵略戰爭受到強烈的抵抗後，發現人力不足的補救方式，沒有資格當並又先被派作軍伕，人力實在不夠，就在1942年向他們不能信任的台人中找兵源，提出「志願兵」的構想──那是怎樣的志願？前引的日人宇敷哲夫的回憶是：
「戰爭第一年，日本很順利地打勝了，但從中途島海戰，所羅門群島海戰開始，誰都看得出戰況對日本不利，兵源損耗得很嚴重；軍部厚臉地誇獎台灣人，讓他們當志願兵，補充兵源；知道來不及補充，馬上施行徵兵制度。……戰爭局勢對日本絕對不利……將兵在前線像小蟲一樣開始被殺的時候，想徵集台灣人去做犧牲品，其心機太明顯了」1

在當年的文宣中總是強調響應是熱烈的，但是我們台民的兩則回憶中則是：

「日本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失利，日方為增加軍員，開始在台灣徵募所謂『陸軍志願兵』，其實就是強迫台灣人前往充軍。……當時正擔任保正的職務，日本人認為保正應起示範作用強迫他簽名表示願意參加陸軍志願兵的行列……雖然一再抗議但為形勢所迫，只好屈服；……筆試雖然交了白卷，以示抗議，但仍然獲得通過」
「翌年（1943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所謂『志願』不過名義的說法，大多數台灣青年都和我一樣，是被趕鴨子上架的。志願兵制度一實施，我便收到了勸進『志願』的信，那是總督府東京辦事處偽造的。我的母親明明已過世，他們還以母親的名義發出要我『志願當兵』的信。這種手法未免太殘酷了。」2

可能就在這種情況下，在非志願送死的皇民化的志願兵中，就出現了以下胡作非為的不幸狀況──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
「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2

這就是「志願兵」作為南進政策真實面相的一部分 ；但是它顯然仍不能解決日軍潰敗中的兵源不足的問題，因而在1945年1月，把「志願兵」改為「徵兵制」。

二〉軍事「工業化」下威逼的「經濟統制」

這時所謂的「工業化」，並不是我台民生活真正需要的工業發展，而是為了日軍大規模戰爭上的需要，其工業資本部份來自日本財閥，部份來自總督府以戰時法令在台搜刮，其利潤則流回日本，我台人只能在工場擔任基層工人的角色，在維持基本需求線下掙扎；那些工業不屬於我台人，甚至到日本投降後，它們現代化的種種設備，也多因屬軍需工業而被盟軍轟炸殆盡。

因此，本文就不抄錄日人所樂道的在台「工業化」發展，只以我台人在這戰爭體制中，可作為我台人「工業化」資金來源的「物質總動員」的情況着眼：
以下，不談總督府對米採取嚴格統制，前已述1938年台灣總督府提出低價強制收購政策，1939年更採取嚴格而歧視我台人的「食糧配給」制度，違法者視為「非國民」 ；將總體戰體制下的「物質總動員」主要可分為增稅、發行戰時國債、強制儲蓄、增發鈔票與銅鐵回收與貴金屬收回運動等收刮政策。其概要如下：

1、 糧食統制
米糧統制是日人先在稻米收穫期間派公務人員到田間測定收穫量，加以統計紀錄，農民在收成時有義務交出自己所收穫的全部米穀；人民再以配給方式取得規定份量米糧的制度，無論豐收或歉收，法定農民皆不得藏私。豬肉的統制則年開始的，歸定每頭豬都要報豬口，在豬耳上夾錫片做記號，初生或買來的仔豬要報告公家登記，殺豬前要由獸醫驗明豬籍，並在豬體上蓋章；不得任意宰殺。違者一律嚴格究辦。

2、 增稅部份：
戰時五年的稅收，因提高稅率與增設名目，使得稅收增至戰前五年之額的2.1倍；而前後有間接稅性質的官業收入，如交通費、專賣收入等，也增加至2.2倍；而另外其他收入部份，更是因「北支事變」特別稅的出現，因而，該項收入增至以前的6.5倍。此種稅收除少數為直接稅外，多數都是可以轉嫁給我們台灣平民大眾的間接稅，所以，我先民在戰爭體制下是更貧窮化了。

3、 增發鈔票
在戰爭的體制下，由1936年至1945年，那十年間，台灣總督府雖然已在民間奪取了無限的資金，但是，在戰爭的狂熱中，資金總是不夠支付的，台灣銀行發行的鈔票更由0.75億元起，年年增加發行量，至日本投降前，台灣銀行貨幣發行量的總金額更是上昇到10.2億元〈六月末〉，增加達十三倍之多。市場商品增加有限，遇到年年大量增發鈔票，物價上漲壓力造成我台人社會生活極大的壓力。

4、 發行戰時公債與強制儲蓄：
為推動總體戰爭，需要全部可以動員的民間力量，它就發行公債，美其名為「愛國國債」；由於「愛國」是戰時不能違逆的人民天職，這日本政府的公債在台灣就由總督府透過警察無所不在的強制力量，攤派到全島的金融機構，強制我台人購買。自1937年至1942年，全島金融機構的國債累積總值，每年都超過全島存款的半數。然而，戰爭的費用是無限貪婪的，「愛國國債」吸引的大量鈔票，並不是就能滿足軍方的需要；自1938年以來，又另推行與「國民精神總動員」相結合，以「強制儲蓄」為其實質的「戰時儲蓄辦法」，由總督府下令各地警察挨戶「勸說」，要求我台民把其原已不足的生活費用還節存出不多現款，也都存入所謂「信用組合」之中;不過，如此確實使其物價總能歸於平穩 。

5、 銅鐵回收與貴金屬收回運動
作為一種物質力量的動員對象，銅鐵回收〈1939〉與貴金屬的收回〈1938~1939〉運動，是可以想像的，因為，前者可以直接用在軍事用途，後者則是往往等同於大筆的鈔票，在「大東亞聖戰」的總體動員中，實在沒有在其嚴密的網罟裡，成為漏網之魚的理由。不過，由兩則往事中，可以見到在戰爭總動員下我台人的悲苦；一是我台民受害的情況：

「戰爭一開始，日本便命令台灣人民出售鑽石與黃金。此一強烈徵購的殘酷，至今回憶仍不覺毛骨悚然。……住在隔壁的堂嫂挺著懷胎九月的身孕被警察叫去拳打腳踢，一昏厥即澆冷水繼續用刑。如此反覆拷打的結果，使她在拘留所流產。而警察拘提她的理由就是她不答應賣出黃金。也有熟人家中的小孩因看到父母被強制徵購黃金而遭詰問、拷打，便搜出家中的紙幣，購買少許黃金交差；沒想到多疑的警察竟認為其隱藏『黃金』，竟對孩童嚴型拷打。」

另一是當年台獨運動的前驅者黃紀男先生在其回憶錄中對於日據末期台灣總督長谷川清擁有不法黃金的揭露：
「長谷川總督同時還對我透露了一件不為人知的秘聞。在長谷川擔任台灣總督期間，其總督官邸僱有一名台籍青年擔任撞球師傅，……1944年年底，長谷川退職返日時，日軍已經兵敗如山倒……他匆匆返日前，先前在台灣下令回收而得的金飾全部交其保管。戰後，這位台籍撞球師傅移居日本，在東京市最繁華的銀座區開了一家極大的銀樓。……為什麼長谷川清會將一筆為數龐大的金子，以私相授受的方法交給一位台籍撞球師傅；而未移交給下一任總督或日本政府，以致讓那位臺籍青年在戰後獨吞金銀而成暴富……」

由此，再看日本名記者留下的那個總動員時代的反省記錄；所謂：

「那些桃太郎是非常機敏狡智的。敵軍之攻佔馬利安那、菲律賓作戰、沖繩作戰愈來愈熾烈而看得出台灣之孤立化為時不遠，他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將所搜刮到的財物換成現金化成煙似地從台灣溜出去了。……某文化公司經營者從半年前起就拼命把財物運回日本……將剩下的財物全都運上飛機，〈靠交情〉……如此的利己主義者，包括有名和無名，為數多到驚人的程度……是令台灣人大聲臭罵日本人不負責任和死要錢的原因。」
這真是怎樣令我台人沉痛日據時代的往事？

三〉南進政策

1、「南進」基地的鞏固──恐懼而威壓
日本殖民統治者固然自知對我台人有大虧欠，不敢信任，已如前述，則日軍如何能放心以此島嶼作為南向實現其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基地而鞏固其「南進」的成果？
且看當時吳濁流先生回憶中所述──
「過去，說起日本人，個個都覺得是警察。不管是如何親近的，也有看不見的隔閡，無法去除那一層界限，因此從不曾有過肝膽相照的交談。事實上，在台灣的四、十萬日本人，就像警察那樣，經常以猜疑的眼光去看台灣人。」

因此，此期間我們台人被誤為圖謀不軌的事件頗多──例如：到1983年才因名畫家洪瑞麟的自述而為人們所知曉1944年的「瑞芳煤礦事件」，竟只是因為「當時配給食物很差，人民在飢餓難忍之下」「有人密告煤礦場有人私造鐵器去海邊叉魚，當局即以二大罪名逮捕礦場職工：一、私造武器，二，違反食物配給。……包括了我，共四十人被逮捕；」結果「我們被夜以繼日地審問、灌水、用棒球棍拷打、吊刑……而我們並不知被密告，也不知到底犯了什麼罪〈後來才明白被構陷的內容〉。有位師傅受不了酷刑，想自殺以解脫痛苦。有的人則認了莫須有的罪……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後來，幸好是洪先生「撑過三個月的苦刑，」使他獲得了釋放。並且，台灣光復後，他立刻「去當時最先成立的我方當局……告訴所裡的長官……把難友們全部接出來。……我們那一批40個難友中，總計在日偽警折磨下死了13人，生還27人，在那一年的時間裡。」
如果洪先生沒被釋放，或慢了一點，或怕事一點，沒人知道會是怎樣的結局。這就是因日人的恐懼與猜疑而引發的、慘絕人寰的悲劇事件──
當時更著名的這類悲劇尚有，1940年李欽明事件；1941年，鳳山事件；1942年，東港事件、旗山事件、基隆中學學生自由人事件；1943年，李建興事件；1944年，帝大生蔡忠恕事件、帝大生秦秉忠事件等等。然而，當年那類不為人知的悲劇，真不知有多少！──

2、 「南進」的真實意圖
前述，「南進」兩字，我們已理解了日軍向南洋進軍的觀點，那是日人公開的說法，然而，它對於我台民的意義是什麼──除了從軍的台民倘若僥倖不死，不只自身可由侵略的掠奪中分潤優厚的薪餉，並且其在台家庭還可以獲得「征屬家庭」的免除勞役之優待外，它的另一重要意圖──
可見於日據末期那安藤大將自述不安之兩年前的1941年，在該年的大事紀中，有「台灣總督府改變移民政策，計畫獎勵移民本島人移民南洋」一項，而在同年，日據當局在「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組的活動中其會長講演「文藝報國的使命」強調文學對台灣社指導，次年，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賞」的次獎就頒給了以我台灣青年棄絕落後的台灣決定移民印尼為故事題材的長篇小說「陳夫人」2──從此台灣皇民文學的基本架構也成立了──即：台灣壞的東西（語言、風俗、宗教）都是來自傳統、來自中國，統名之為「封建」；好的東西皆來自日本，提示要透過日本才能向進步的文明接軌──強調台灣本土社會敗壞的視角，獎勵我台灣先民移民南洋──原來日本官方真是有著所謂：

「日本政府對台灣的第二個夢想，是想經營台灣作為日本真正的領土，而著手策劃台灣人民大遷移的政策。……將全部台灣民眾遷移到菲律賓、越南印尼……然後，把日本民眾移來台灣，既可使台灣島上絕無台灣人存在，而消滅了反抗的力量，又可使日本人移民台灣，緩和日本本土的人口膨脹。……不過這一大規模的移民陰謀雖然著手策劃，最後終由於戰爭失利與國力削弱，一直未能實現。」1

如果我們夠細心，這樣.的「南進」政策，其實，那不只是針對1944年安藤氏那種不安而設計的密謀；連繫上本研究起始所提及的政策內涵，應不難發現，其實，這只是日本當年（1895年）威壓、攘逐以求其移民南來的「日本化」政策，不斷改頭換面地延伸而已3。

3、「南進政策」──「要塞化」與「玉碎」
「志願兵」與「徵兵制度」都不能轉變戰爭不斷失利的態勢；南進政策的失敗，迎接來的是美國毫不留情的攻勢；敵軍是否會登陸台灣，有人認為不會，但是日軍此時已是「驚弓之鳥」，對我台人之猜疑與恐懼已如前述，1944年8月，就推出所謂「台灣戰場態勢整備要綱」，顯示已有準備台灣「戰場化」之準備；所謂「要塞化」就是「戰場化」的守勢作為，即台灣軍對於可能登陸的敵人，將不採在敵人登陸時加以消滅的反登陸戰作為，卻把防守的正規軍隊後撤至易守難攻的山區，沿海岸線挖設大量鱆魚壕阻擋敵軍之順利前進；當時負責為台灣軍徵收米糧的鍾逸人描述了當時我台人正走向與當年琉球人類似的「玉碎」處境 ──

「台灣軍當局早已下令……在所有公路兩旁挖掘鱆魚壕，每隔三米便挖掘一個，由海岸一直挖到接近山區地方。……這時所有的台灣人部隊，……每人僅配給兩顆手榴彈，便會被帶到海岸地帶，…各自跳入被指定的鱆魚壕裡面待機。……美軍登陸開始，這些可憐的台灣兵必須絕對服從命令……橫躺在戰車前讓身軀連同手榴彈給敵軍戰車壓過。……戰車履帶也同時給台灣兵身上的兩顆手榴彈炸斷。動彈不得，無法前進。皇軍便可以爭取更多時間來完成他們的所謂『戰略』。」

而新聞記者吳濁流所見知識份子的處境是──
「昭和十九年〈1944〉的第二季稻作卻因肥料短缺和空襲加上人工短少，減產竟然超過了五成以上。不管情形如何，軍方的供米要求是一樣的。因此，村民們已經被逼到餓死邊緣。故鄉的農人們夜裡結隊老遠地跑道新社，買些甘藍菜和豆子，來補充不足。我也每週日就出去買黑市物品。我家老么忽然眼瞎了。醫生說是缺乏維他命A。」
「日本試圖最後掙扎，把18萬滿州軍調過來加入台灣軍，使台灣要塞化。各地方都蓋了掩體，海岸也造了柵欄。我故鄉的山也都挖了洞，以備萬一美軍上來打游擊戰。另一方面物資越來越少，動員也達於極度。六十歲以下的台灣人都給動員起來，從事蓋掩體、挖地壕、建機場的作業。女人也被動員，或者採集砂石，……最後連國校的兒童也動員上了，驅去做苦工。」
「島上所有的人，都為了台灣要塞化，被迫從事強制勞動。暗地裡，各種流言漫天飛舞著。諸如，一旦美軍登陸，向來受注目的不逞份子將搶先被處理掉啦 ，或者把他們送到敵前，讓美軍處理掉啦，使知識份子大感威脅。據云，黑名單上列名者多達五、六百人……各地特務也個個被分配了這方面的任務。」

當時農民的處境則是這樣的──
「許多農民為了請求測定收穫量的公務人員幫忙，減少記錄數量，以使自己能夠多點私糧，常常要請客，對這些公務人員禮貌週到，不敢有所得罪。…當時公務人員的權力很大，且除了警察在管制外，又有許多線民經常通風報信，常常就鬧出令人相當同情、可憐的事情。」
「總有一些民眾被查到私藏豬隻而遭派出所鞭打、教訓。」
「許多人即被調去當兵，或是當軍伕，義務在軍隊做工。」

最後，日本苛酷的殖民統治，就是在這樣地尚未玉碎的情況下，結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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