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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三節 日據晚期的「皇民化」統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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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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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碩
第一章第三節 日據晚期的「皇民化」統治──〈之一〉

日本殖民統治的設計與運作既如上述，然而，並不是一成不變地在時代中模印著；前述其「同化」的口號隨著時代的處境而變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1937年以前，美名為所謂「部落振興會」的地方組織，為了因應中國開始正式對日宣戰後的新局勢，轉型為所謂的「皇民奉公會」，也是一個重要的史實；此後，我們以高壓的增高程度看，就能認知到統治者對於前述的所謂「同化」，確實已更為注重；而在高壓撥弄下的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與不幸生活於其中被扭曲的先民們，真是應該得到我們深切同情的。

一、皇民化在教育與文化中的宰制

前述關於各項重要政策，多屬於法律、政治、社會各方面，可說都是當我們先民稍有積極的意思表示或作為時，統治者就針對該作為採取操控與壓制的態度和行動。然而，對於社會裡並未展開積極行動的絕大多數人，當然任何統治者絕不會忘記他們的重要性。現在就讓我們從這個最具普遍性的角度，來認知日本殖民統治的型態；首先，我們要回顧本研究開始時所及，小林躋造總督揭示的所謂「日本是全世界無與倫比的國家，作為日本臣民應該如何做，同時要與支那歷史、外國對新領土如何統治等做比較，這樣就會感謝日本一視同仁之仁政揚棄支那民族特有的想法」的指導原則，然後，可以用1941年由權威的「台灣警察協會」印行的「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來認知，即學者對該書內容批判的所謂：

「所記述的台灣人形象是『髒』與『臭』的，台灣人的信仰、寺廟、敬祖、敬神的思想，在書中被解釋為『淫柌邪教』；而台灣人對祭典、喜慶、婚葬等的重視，則被指為『與身份不相符的浪費錢財』之陋習；關於台灣的民族性，則用『利己的』『無感激之心』等先入為主的偏見語來形容。」1

原來，他們要我們台灣人對於自己先民所遭遇的不幸，不僅沒有同情，還用最低劣的形容詞加以羞辱；對於因現實生活失望而產生的宗教寄託，則被無情的醜詆；還將民俗活動批判成所謂『與身份不相符的浪費錢財』的陋習與種種對於我台灣人民族性的偏見，啊，加上在「日本的鴉片統治術」裡，對於我先民假扮同情的惡質污衊，我們的先民豈不是簡直一無是處了！換言之，所謂「皇民化運動」，一般論者往往只是及於「神道信仰、寺廟改革、推行日語、改姓名」這一類制度面的名詞，很少研究者指出那一切竟是建立在這樣的「教化」基礎之上；而其「日本化」40多年後，既使忍受了「將自己的祖先牌位與馬桶一起燒掉」1一類的羞辱，努力學習日語，而被承認為所謂「國語家庭」，其實，卻也仍完全不能得到與日人相等的待遇2。

其次，更悲哀的，可能是當時的所謂「義務教育」──名為義務，其實並非是全民公費，所謂之

「順應地方團體的實際負擔能力，……應基於市街庄的希望，由州知事或廳長呈報，台灣總督批准。」3

即必須由地方人士提出設校聲請，自行負擔建校與維持學校的經費（包括校地），再經過台灣總督大人的同意批准，才能設立地方的學校；我台人所納稅只用在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而小學校竟然曾有一校一日本學童之情況[1]。

此外，依少數具反省力的學者所曾描述，學校教育在皇民化運動中完全是一套剛性的軍國主義教育；不但是「每天朝會照例要升旗」、唱國歌，唱「隨軍征海」之類歌曲，灌輸決心隨時隨地為天皇捐軀效忠；每天開始上課前要背誦「教育敕語」，並且上、下學在校門口謹向奉安室（各校安放天皇照片的場所）行最敬禮；講授有關皇室事項也要向宮城照行禮；上課前教師、兒童均需行最敬禮，最後一堂課下課前亦同樣行最敬禮；講解「教育敕語」的修身課，一定排在星期一第一節，並且，規定對「教育敕語」不得有任何「不禮貌」的行為4，而各種科目也應與之配合；簡直可說只有在暗示戰爭的情境裡，例如體育課，才讓學生有充分解放內在衝動的機會，結果不僅強烈暗示「弱肉強食」、「你死我活」的人生態度1，更造成「戰爭如桃太郎征伐鬼島」的輕鬆氣氛2，和「不勝利，不想要我想要的東西」3的征服與支配的觀念。

依據曾在公學校任教的吳濁流先生，在其回憶辭職的理由時就指出了當時的狀況是：

「把公學校畢業生全部納入青年團的組織，加以訓練；……每週舉辦一天，……訓練都是軍隊式，天天都毆打喝叱，教員室成了刑事審問室。……這種情形不久便影響到學校教育，那種殺伐野蠻的作風也肆虐到純真的兒童們的身上。」[2]

依據我先民的志願兵對當時教育的回憶，是

「我懂事時，就已經是戰亂時代了，戰爭發生那年的七月七日，我還在唸國民學校二年級，……那時我聽老師說：『現在是非常時期我要認真唸書以後成年踏出會才能成為一個勇敢的軍人出國為國家服務』我們同學之間還認為老師在胡說，那時我才十二歲（因為晚入學的關係，二年級時是十二歲）。不過老師說的話我還是謹記在心，……竟然全班的人都願意去，所以我們就全班十五個集體志願。」1

據曾任台北市長的張豐緒先生的回憶，是：

「日治時代的教育，……簡直就是洗腦，……學生時代搭車上下學，看到老師上車，不論是哪一個學校的老師，我們都馬上起立行禮，並讓位給老師坐。……與老師同行，學生必須退後三尺，不可以踩到老師的影子；看到長官，一定要敬禮。不管長官有沒有看到你，都必須敬禮，長官回頭一次，就要再敬禮一次。很多禮儀是我們從小就被訓練必須徹底遵守的」2

對於被這樣氛圍籠罩下的可憐的孩子們，如果不是有家長適時給予批判性的指導，那會形成多麼盲目的皇民觀念3。

二、永續的「六三法制」與台灣社會

關於日本統治者究竟如何看待我們的先民與土地？

「六三法制」的永續發展，和前述綿亙近50年的台灣鴉片問題很像，都是研究者很好的切入點；在權威日文論述的導引下，日據51年，常被劃分為文官總督、武官總督；律令時期、敕令時期；或特別法制、內地延長主義；部落振興運動、皇民化運動；或農業殖民地與工業化之類，於是，這高壓統治者的歷史，由此看來似真有可以截然區別的轉變；但是，由日據期間法律制度上的變革，是否能帶動我們先民的生活條件的改善上著眼，它實在缺乏進步的意義；一般只知，對付不滿份子時，1898年「匪徒刑罰令」比1895年的「台灣人民軍事犯處分之諭示」及「台灣住民刑罰令」的兩項法令更苛虐、更恐怖；其實，由1897年的「犯罪即決例」將司法的審判權和執法權都交給中、下級的地方行政官便宜行使，絕對更令動輒得咎的市井小民震懾；而這類法律不僅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都不曾廢止；並且還因戰時增加了種種統制法令，使我台民的處境更為險峻和悲慘[3]。下面我們就看在此時的台灣社會的知識界與文化界兩方面：

一〉知識界
不論日本統治者使用怎樣堂皇的名詞為自己裝扮；即由日本天皇所謂「一視同仁」、田總督的「內台共學」、中川總督的「內台通婚」之類的「內地延長」；或「敕令原則」與「皇民鍊成」之類熱烈宣告雖多，其統治的本質實在可謂絕未改善；甚至有倒退的情形，我們看自1922年田總督實施「內台共學」後，在台灣師範教育所培育出的社會知識地位崇高的台灣人教師不增反減的情形，可見其端倪：即，1922年，台籍生1533人，日籍生135人；1930年，台籍生已減至535人，日籍生增至647人；1936年，台籍生再減至384人，日籍生增至985人；1941年台籍生略增至497人，日籍生則更增至2082人，就是其口號的實際內容[4]；而小說家吳濁流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裡所說

「……像師範學校，一郡平均只有一個人，中學也只有極少數能入學。尤其在『內台同校』之後本島人的入學更為困難了。表面上揭出門戶開放的招牌，暗地裡卻在限制本島人的入學。……台北一中一年只讓四、五個本島人入學，……台北帝大第一屆畢業生……合起來三名而已。如果不是『內台同校』，另外設立專門學校收容本島人的學校，就不會有這種事了。這一點正是田總督的狡黠處，宣言為提高台灣人的地位，實行內台同校制，卻在扼殺人才。」1

就是很深刻而適切的批判。

此外，由於升學機會很少，能讀中學就已是高學歷了，所以此借日人宇敷哲夫讀中學時的回憶來體會當時的實況：

「台東小學畢業……我乃入學高雄中學，……學校內的軍國主義和皇道主義牢不可破，……所以軍訓、武道、體操課的時間好像在地獄的煎熬。高年級的學生被這種粗暴的氣氛傳染，找藉口對低年級學生加以修理，內地人趁機對台灣人找碴，毆打他們。一部分老師對看得不順眼的學生就吹毛求疵，狠狠打倒他們，如對不太會作單雙槓體操的學生，老師讓他們不穿衣服地吊在單槓上，再用藤條往肚子打，打到像蚯蚓一樣地條狀浮腫，全身則像滲血的五線譜。在低年級的台灣學生中，因這些科目不拿手且看起來有點強壯的學生，就成為老師的眼中釘，說他是24小時都被迫害也不為過。表面上柔道很強似的傢伙……流氓似的一群學生把那傢伙叫出來，藉團團圍住的方式加以激烈的私刑……」[5]

日據晚期高等學校的實際情形，當然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的實況，除了李登輝總統任內所語焉不詳地說到的「舊制日本高校實在非常粗暴；入學後曾被學長叫住，不分青紅皂白先痛毆一頓」2的情形固然可以幫助我們想像；在被稱為「都市叢林醫生」的著名醫師，早李氏兩年畢業的郭維租氏傳記3裡，對於台灣的大學先修班──台北高等學校──的回憶裡，對於當時應該最有理想氣息的日本青年學生，則有以下的真實的例子：

「當時就讀台北高校的日本子弟，他們仗恃著錄取名額保有絕對的優勢的特權，加上父親位居高位，在學校一派傲慢，高高在上，蠻不講理，盛勢凌人的氣焰，實在令人消受不了。他們明顯的對本省子弟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視本地人如未開發地區的蠻荒土著，他們的一言一行使人不禁想起『大陸浪人』的作風」

「最令人氣憤的，是他們這些紈跨子弟，仗著自己是高官權貴，平日荒疏課業，一旦要考試了，不免要臨時抱佛腳，於是就要命令我們幾個功課好的同學，義務替他們『加工』，為了不使這關係惡化到不可收拾，表面上只得敷衍搪塞一番，甚至連日本『古文』也要我們教他……」

然後，請看前引的日人宇敷哲夫在高校〈大學的先修班〉的經驗則是：

「先修班的生活像愉悅的夢境一般，第一件是沒有學長的壓迫，軍訓等也像兒戲一般。但從內地來的同學門竟異口同聲說『軍訓的嚴格是美中不足之處』，我感到驚訝……」[6]

以上就是日據末期日台學生在大學先修班的情形；由於能進先修班者極少，而大學的錄取率更低，所以大學裡台灣人學生極少[7]；這就是在日本皇民化統治下，所謂「一視同仁」口號下的實際狀況。

二〉文化界

這是關於當年文化人的處境；知識界的處境已如上述，主要是青年人與學校關係較密切，文化界則是已進入社會的成年人，是對社會言論有影響的，出身知識界的人物；我們來探究戰爭末期當時的實況──

我們所知，當年的情況是1942年日據當局已開始了對於島上的電影戲劇和演藝都進行了嚴厲的管制，然後台灣皇民文學運動的總管西川滿在1943年11月高揭出所謂「為了建設大東亞的國家的心，我們文學創作的心只有呼應這『國家的心』才能躍動，」後，怒批我台灣人作家共同堅持的寫實主義文學為「狗屎」，雖有跟在西川腳前後的台灣新進作家葉石濤作為副手在旁應和著，但是當時的我台人文學作家如楊逵、呂赫若、吳濁流等雖不能不參加「決戰文學會議」，皆不為所動；最後在高壓下，大多數作家只在援助弱小民族反抗英美帝國主義的角度上，發表些應付的文字！可惜關於當年這類的資料，我們所見不多──不過卻可以借當年日本獲得大東亞文學賞的皇民作家濱田隼雄〈原在北一女教日文〉在軍部審查時曾經捱揍的回憶，作為參考的說明：

「……『聽說你身為教員寫名為文學的東西，偷偷寫一些軟乎乎、妖冶動人的東西給我看吧；在表面上，讓國民輕易死心塌地的信賴軍隊的，文學也好，文章也罷，什摩都可以。……不要自以為是知識份子，因為那會成為反戰份子的因素。你將自己當做敲鑼打鼓的街頭宣傳人……』……有時搞不好，也會有被揍的情形。必須努力做個模範兵，這樣寫點激勵的話，然後給參謀大人過目。……『笨蛋，在軍隊中絕對不許有像毆打之類的野蠻情形存在，擦掉！擦掉！你是搞文學的，竟然還不知道舞文弄墨！不要呆呆的嘛！』被臭罵了一頓。」[8]

然後再看1944年日本當局的一段極具代表性的內部講話來印証此一事實──這是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結束的近十年後，著名的所謂「皇民化運動」已有推行九年的歷史──它比「內地延長主義」更積極，強調.透過「強迫愛用國語」、「強迫使用日姓」、「強制生活日本化」1、「熱汗奉公」、「南進基地」，來對日本統治者認同──此內部講話的講話者是當時的台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當年的他，很快就得晉升為台灣總督，其講話內容如下：

「……領台五十年，如今正是要把歷任總督之政治成績單公諸於事的時候。倘若統治甚得民心，萬一敵軍登陸而全島戰場化，台灣同胞應該會與皇軍合作，挺身與敵軍登陸部隊作殊死戰才對；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萬一與此相反，倘若台灣同胞中有與敵人相互呼應，甚至由背後突襲我皇軍，這不是茲事體大嗎？；而以我個人的看法，我還不敢對台灣同胞寄予絕對的信賴……」2

都可以作為理解我台灣知識精英在戰爭晚期處境的參考。

本文於 修改第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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