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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推廣好節目,成立臉書粉絲專頁_Lkk聚樂部_神采飛揚長青協會長期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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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家庭煮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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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女CHANG, HSIU-FEN

一早聽完中廣新聞網05:10~06:00,轉赴其網頁,卻非常的失望!尤其是留言板,連想留言都不行!

心想,這真是浪費了這麼好的節目!

於是乎!興起成立粉絲專頁,看有沒有辦法來推廣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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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7 13:35 【jeff2044 的網誌】 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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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前央視主播崔永元的回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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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家庭煮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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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见到这样清醒的人了,庆幸我们的国家还有一个崔永元,幽默、有智慧、有良心、有勇气,用最纯净的善良和真心去追求真相,他用他的践行也在教育民众,我们应该如何追寻真相,用怎样的方法、如何讲话,如何面对艰难,面对指责、谩骂,如何在舆论漩涡里面继续坚持,直到柳暗花明,或者准备好为真理而献身。这种姿态,像是这个时代的斗士,让我们对这一片土地有眷顾、有期冀!我们应当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去保护好他!为了这个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而牺牲自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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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新舊文化——無法容忍異己 就不配爭自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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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新舊文化——無法容忍異己 就不配爭自由(二)

滯留上海的胡適為此給陳獨秀鄭重其事地寫下一封抗議信: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夠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適等聯名保釋陳獨秀

在這封書信中,胡適特別提到自己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體驗到的中國傳統農耕社會溫情脈脈的人情味:「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員警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這個黑暗社會裡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北京《晨報》是前立憲派成員李大釗受湯化龍、孫洪伊委派參與創辦的一份民間報紙,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發揮過不可替代的宣傳推廣作用。1919年5月7日,陳獨秀在寫給胡適的書信中,曾經推測過政府當局「對付兩個日報,一個週報,恐怕是意中的事」。 他所說的兩個日報就是研究系方面的《國民公報》和《晨報》,一個週報就是他自己主編的《每週評論》。而在事實上,當年的北洋軍閥政府並沒有過分懲辦青年學生,更沒有肆意封禁和燒毀過報刊雜誌。

1926年7月31日下午,乘坐國際列車過境蘇聯的胡適,在莫斯科見到正在那裡留學的共產黨人蔡和森、劉伯堅以及國民黨方面的于右任等人。通過浮光掠影、走馬觀花的實地考察,胡適一度變成蘇聯社會主義的讚美者。他的相關通信在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發表後,很讓李大釗等人感到興奮。據胡適在《漫遊的感想》中介紹說:「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胡適沒有按照李大釗等人的設想從蘇聯回國,而是在離開近十年之後再一次回到了最具現代工商契約及民主憲政社會的文明境界和創造活力的美洲大陸,並且從此堅定了選擇美國式道路的政治理念。

在中共黨內一直被奉為「老頭子」即專制家長的陳獨秀,先是被共產國際總部及中共黨組織開除黨籍, 1932年10月15日又被國民黨政府在上海抓獲。10月18日,上海《申報》率先發佈「共產黨首領陳獨秀等被捕」的消息,遠在北平的翁文灝、胡適、丁文江、任鴻雋、傅斯年等人得到消息後,於第一時間給蔣介石發去營救電報。

1932年10月30日,胡適在北大校園發表《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的講演,高度評價陳獨秀對於文學革命的巨大貢獻。在落款時間為1933年12月3日的《逼上梁山》中,胡適甚至於公開為「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陳獨秀大唱讚歌:「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在胡適等人呼籲營救之下,陳獨秀沒有像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那樣被處以死刑,而是於1933年6月30日被國民黨最高法院採信「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經胡適等人聯名保釋被減刑出獄。胡適當時已經遠赴美國,出獄之後的陳獨秀,再也沒有見到過胡適。陳獨秀晚年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北大校長蔣夢麟定期撥付的救濟金。

五四運動北大南遷

馬敘倫的《我在六十歲以前》中,鄭重其事地談到五四運動裡的一個「插曲」:時任北大教職員會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書記的北大教授馬敘倫,每天從早晨 8時到晚上 6時,都堅守在北大第一院的紅樓三層樓梯口的文科教員休息室裡。有一天晚上,回家吃晚飯的馬敘倫,突然接到休息室的工友打來電話,通知他到學校開會。等他來到文科教員休息室時,工友告訴他說:「東屋裡開會啦,有人在簽名啦。」

馬敘倫來到東屋,看到的是這樣的情形:「長桌上擺了一本簿子,寫著:『北大遷往上海,老師同學願去的請簽名。』(原文記不清了,這是大概文句。)果然,已有教員學生簽上幾個名字,我還記得有五四運動的『鉅子』北大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的大名。」

隨後,馬敘倫在文科教員休息室裡見到陳獨秀早年的學生、安徽籍北大教授劉文典。他向劉文典表示說:「我們不是要奮鬥?奮鬥要在黑暗裡的。」

劉文典聽了之後轉身便走。第?天,劉文典告訴馬敘倫說:「昨晚我把你說的話告訴了獨秀,他說『你的話很對』。他已把傅斯年、羅家倫叫去訓了一頓。」馬敘倫由此給出的結論是:「果然,這件事算就此不提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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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陳獨秀的是非恩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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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優質豐富的新聞媒體

胡適的新舊文化──胡適與陳獨秀的是非恩怨(一)

編者按:胡適,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被譽為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的學者之一!

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認真做事,嚴肅做人。」名言,更是眾所皆知。作者張耀杰在《胡適評議》三部曲書中,力求在相關人物的碰撞比對過程中,立體展現各個人物的精神樣貌和歷史罪錯。

胡適對人對事是很少採用謾罵話語的,1924年9月9日,他在寫給《晨報》副刊的公開信中,在批評高一涵的同時還採用「訟棍」的字眼,嚴厲駁斥了陳獨秀: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那是不消說的了。即從思想方面看來,一邊是復古的混沌思想,一邊是頌揚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徹底批評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運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在大出力頌揚拳匪了!……今日那班處處畏資本家的陰謀的人,同時又往往為拳匪曲說巧辯:─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雨」,我們只好叫他做「訟棍的行為」。(這段不是對一涵說的,因為一涵並不至於頌揚拳匪。)

翻手為雲覆手雨

胡適所說的「訟棍」又叫「刀筆吏」和「紹興師爺」。出身於紹興師爺世家的周作人,曾經在《關於紹興師爺》一文中,為「翻手為雲覆手雨」的「訟棍的行為」,提供過一個經典說明:筆記中說老幕友講刀筆的秘訣,反復顛倒無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勝者,曰彼如不真吃虧,何至來告狀;欲使被告勝,則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來告狀,是汝健訟也。欲使老者勝,曰不敬老宜懲。欲使少者勝,則曰:年長而不慈幼,何也(彷彿是紀曉嵐所說,但查過閱微五記卻又不見)。

為了便於理解,可以把周作人的這段經典話語翻譯成為白話文:紹興師爺能夠戰無不勝的制勝法寶,就是凌駕於法律條款和法律程序之上的「反覆顛倒無所不可」。假如他想讓原告勝訴,就會說:「這個人要不是吃了虧,何必來告狀呢?」他要是想讓被告勝訴,就會斥責原告說:「人家被告不來告狀,你這個原告卻偏要來告狀,肯定是你善於打官司惹是非!」他要想讓老年人勝訴,就會對年輕人說:「你不尊敬老年人就應該受到懲罰!」他想讓年輕人勝訴,又會質問老年人說:「你那麼大年紀偏偏不知道愛護年輕人,是什麼道理呢?」

造出義和拳大禍

陳獨秀的《克林德碑》發表於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5卷5號,其中慷慨激昂地寫道:「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的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李大釗在隨後發表的《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中,附和了陳獨秀的觀點:「前些年科學的應用剛剛傳入中國,一般愚暗的人都說是異端邪教。看待那些應用科學的發明的人,如同洪水猛獸一樣。……這種愚暗無知的結果,竟造出來一場義和拳的大禍。」

1924年9月3日,陳獨秀、彭述之、蔡和森、張太雷等人為中共機關刊物之一的《嚮導》週刊組織出版了「義和團問題專輯」,其中的第一篇文章是陳獨秀的《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其結論與他自己六年前的《克林德碑》恰好相反:義和團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性質是革命的,義和團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的「序幕」。

對比陳獨秀的兩篇文章,儘管其中的觀點和結論翻轉了一百八十度,貫穿其中的話語邏輯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翻手為雲覆手雨」;或者說是「反覆顛倒無所不可」的唱高調、走極端。

到了1933年,胡適在《民權的保障》一文對於主體個人在現代社會中必須嚴格遵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義優先於實體正義的權力邊界,另有說明: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謀民權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之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權保障。

離開了法律來談民權的保障,就成了「公說公的道理,婆說婆的道理」,永遠成了個纏夾二先生,永遠沒有出路。……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

在此之前的 1925年4月25日,惲代英在發表於《中國青年》第76期的《評醒獅派》中,已經把胡適歸於不可救藥的階級敵人:「自從《醒獅週報》出版以後,我又加了一種不贊成他們的理由:便是他們的『士大夫救國論』。他們把士商階級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農工平民的力量。……二三十年來,康有為、梁啟超、章行嚴、黃炎培、胡適之輩,皆曾為一時士大夫救國者之領袖,然都一一墮落,成為過去之人物。」

在蘇俄代表鮑羅廷等人指導下實現第一次合作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為了執行從蘇俄方面學習到的「黨化教粨」的政治策略,於1925年11月29日下午5時左右,在首都北京發動一場規模空前的、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遊行示威活動,示威學生一舉搗毀焚燒了北京《晨報》館。(待續)

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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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賢論彭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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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副總統彭斯批評大陸的演說,成為獨派的強心針,有人說聽完感動快掉淚,美國老大哥終於知道大陸如何欺侮台灣;也有說看來台美快建交了,似乎民進黨政府與大陸對抗的底氣更足了

彭斯演講洋洋灑灑,把大陸從各面都罵了一頓。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無非是想在中美貿易戰上,取得道德制高點,證明美國壓制大陸是對的。

但要說這是一篇「宣戰文告」,則言過其實,雙方的正常官方交流仍繼續進行,美國國務卿就正在北京訪問。

更重要的是,對抗要講求實力。當三名日前被華府召回駐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和巴拿馬等國的大使,商討這些國家與台灣斷交的決定,都悄悄返回駐地,草草收場,就可知大陸在美國後院的影響力,美國無可奈何。

彭斯指責大陸要求美國企業把台灣改成中國台灣,但為什麼大部分美企還是改了?美國政府只能眼睜睜地讓他們改,很簡單,美國企業可不願放棄大陸市場。

彭斯的演講首先就強調美國遵奉一中政策,美國總統川普跟蔡英文總統通熱線外,但仍遵循一中的架構,美國政府也沒有公開宣布,要改變或廢棄美中三公報。

美國嘴上講跟台灣共享民主與自由的價值,殊不知正是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陸,兩國之後建交,造成中華民國的斷交潮,難道美國過了40年才發現自己是錯的?獨派們還看不出由現實主義驅動美國外交真面目嗎?

如果因為彭斯的演說,就認為可以跟大陸硬碰硬,絕對是葬送台灣前途的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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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賢講彭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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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家庭煮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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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賢是台灣中視政論節目《夜問打權》主持人。在台南土生土長的她來自一個支持台獨的深綠家庭。她的哥哥黃偉哲目前還代表民進黨競選台南市長。但是她支持統一並認同一國兩制。過去接受媒體訪問時她曾說:「我跟家人因為政治立場,跟理念不同,所以其實我家人,家父家母,我的家族,已經不准我回家。」

旺旺中時集團

中時集團底下有紙媒《中國時報》、《旺報》和《週刊王》等,電子媒體則有《中視》和《中天電視台》等。《中國時報》過去曾是台灣三大報,現在雖未公布发行量,但根據公關界人士透過《2017MMA台灣媒體白皮書》閱讀率換算,《中國時報》閱讀率為3.1%,換算曝光量13.5萬。與第一名《自由時報〉12.8%的閱讀率,55.9萬曝光量有些差距。第二名是蘋果日報,閱讀率11.3%,曝光量49.3萬。第三名則是聯合報,閱讀率4.8%,曝光量21.0萬。

羅世宏表示,旺旺集團的紙媒影響力很小,《中國時報》发行量已經降低很多,《旺報》則是刊登中國消息為主,《週刊王》則是作為政治和商業上的「打手」。他說:「感覺是辦給北京,不是給台灣人看的。」而中天和中視等電子媒體,因為有新聞台和綜藝節目持續吸引意識形態偏藍的民眾,他認為尚有競爭力。他表示,其實台灣民眾能接觸到這些資訊有參考價值,也是一種多元的展現。

夏立民 (綜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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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賢講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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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中文網) 美國副總統彭斯在10月5日發表對中國政策,7日台灣《中時電子報》上一篇名嘴黃智賢《對美國副總統彭斯的回應》的文章在中國媒體上瘋傳。有的說她「引发共鳴」,也有的說「台灣主持人為大陸出手」。

她的文章回顧清朝一直到當代的中美歷史,反擊彭斯的論點。雖然有人拍手叫好,但在底下的留言也引起質疑,有人說她「中共與中國(中華民國)不分」,也有人說她「向中共邀功」。這位「台灣主持人」在中國紅遍半邊天的論點,在台灣也有迴響嗎?

台灣中正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羅世宏表示,黃智賢的文章之所以在中國這麼歡迎,是因為這種論點有別於過去中國官媒的制式回應,再加上來自台灣,讓中國民眾覺得非常特別。

他說:「中國官媒宣傳方式和話語是大陸人太過熟悉,出現在任何官式的宣傳中,不新鮮,效果也在遞減。」他認為黃智賢文中的「台味」,透過兩岸相連的歷史論述,讓中國閱聽眾感到「解氣」,很過癮。他說:「雖然大陸高級知識份子和媒體人可能認為此文充滿歷史或知識錯誤,流露著大大中國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不過對廣大的大陸民眾來說,既新鮮又符合他們的認知,但是在台灣沒有什麼,並不會引起注意或迴響。

老面孔新舞台

許多中國民眾透過討論台灣的節目認識這個自治的「叛離省份」,像是央視《海峽兩岸》,節目座上賓包括台灣「名嘴」邱毅、雷倩、游梓翔等。羅世宏表示,台灣名嘴上中國節目是一種「內部消費」。他說:「尤其現在是綠營執政,可以提出一些對台灣當局的批評,自然會在中國大陸受到歡迎。」中國民眾會得到「台灣人支持祖國統一」、「台灣人反台獨」、「台灣人批評綠營執政」等印象。羅世宏認為,這些名嘴「量身訂做」的发言過於片面,有所偏頗。除非有台灣經驗和相關交流,不然「大陸人要了解真正的台灣民意還是有困難」。

羅世宏也觀察到,在太陽花學運和綠營執政後,「深藍」人士「轉紅」。他說:「過去深藍是認同中華民國,但是中華民國已被綠營霸佔,『借殼上市』,對中華民國認同降低。」在台灣輿論變化下,這些名嘴轉投「祖國」有跡可循。「有一個麥克風可以給全中國的人聽到,虛榮心等各種滿足都會比較大」。他提到,除了中國需要台灣來賓,對兩岸議題按照北京當局的意識型態發言,這些在台灣「過氣」的政治人物或是沒有聲量的媒體人也需要舞台,是「各取所需」。

黃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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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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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族群優越感」 兩岸與東南亞繞不開的高牆

Photo Credit: 多維新聞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華人世界談到東南亞時,印象除了落後,還有排華。無可否認東南亞當地的主流族群的確有對其他族群種族歧視,不過華人自身的族群優越感,亦稱「大漢族主義」也使自身有對他族歧視的狀況存在。

最近在印尼東爪哇省一座30公尺高的關公雕像被白色巨布蓋了起來,因當地極端宗教與種族主義份子抗議該關公雕像對印尼建國沒有貢獻,威脅要拆除這雕像。

緊張的族群關係對欲將印尼打造成多元文化國度的佐科威(Jokowi)政府又是一項重大挑戰,且對外資而言,又是一個令人擔憂的風險,尤其中資與台資具備了外國人與華人的雙重身份。因此處理好與東南亞國家的民間關係,是兩岸得面對的事情。

東南亞面對一帶一路的不安全感

自印尼首都雅加達華裔市長鐘萬學今年5月9日以「褻瀆《古蘭經》」的罪名被判處2年有期徒刑入獄後,各界無不擔心印尼的宗教與種族主義極端勢力會做大,而過往排華事件的陰影也仍留在印尼華人心中。

除了排華,「反中」的情緒也潛伏在印尼,包括今年的雅加達市長選舉期間,有一千萬中國勞工湧入印尼的傳言,而在這次的關公雕像事件中,也被認為有「中國因素」的存在。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人權觀察組織的印尼主管安德里亞斯・哈索諾(Andreas Harsono)說「他們宣稱這座雕像是中國掌控印尼的象徵」。

其實在過去幾年中,印尼各地都有華人寺廟的被燒毀的情形,而這關公雕像因有其「東南亞第一高」的特殊性,而受到矚目,因此這系列事件是印尼長期族群關係不穩定下的常態事件,與中國應無直接關係。

無可否認,種族主義的確在有不少華人的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是重要課題,然而當兩岸在看待自身涉入此區域時,不應全然信手拈來地以種族的角度視之,以「華人為中心」的觀點無法全然解釋問題的本質。實質上,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當地的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的情緒。

隨著中國將東南亞這海上絲綢之路視為重要的投資地帶,當地民眾面對資本實力雄厚的中資,就難免產生畏懼的心理了。在過往傳統對東南亞華人研究的概念上,認為這種因中國強大而產生的恐懼心理,會轉移到對當地華人的敵視上,然而在印尼多年的同化政策下,印尼華人早已本土化,甚至多數印尼華人已不會說中文,其國族認同更已和腳下的印尼是一體的。

因此在這21世紀以後,印尼人(包括華族在內的各族群)對包括中資在內的外資反應,由於牽涉到國家利益,無法再全然以種族主義一以蔽之。除了印尼,馬來西亞與中國近年的兩國關係發展更適合說明為何民族主義的因大於種族主義。

Photo Credit 多維新聞2017年8月22,中國—印尼高層經濟對話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國務委員楊潔篪與印度尼西亞經濟統籌部長(副總理級)達爾敏・納蘇迪安共同主持會議。先兩國經貿關係越來越緊密。
並非全然攸關反中與排華

馬來西亞亦是反中情緒增長的國家。在馬國,中資的爭議並非全然充滿種族主義色彩,因也不乏當地華人對中資的隱憂,尤其中小型華人企業擔心不敵大型中企的競爭,而馬國在野黨的華裔政治人物也不時對中資提出批評。馬國各在野黨強組成的希望聯盟(簡稱希盟)強調他們是歡迎中資的,但提醒國人該注意中資大舉進入的負面效應。

比起馬國華人的擔憂,佔馬國七成人口的馬來主流族群對中資反感的政治效應更大。除在野黨有馬國前首相馬哈迪批評中資,也有馬來種族主義團體-土著權威組織(Perkasa)的不滿。

今年8月11日,由中方投資興建的東海岸鐵路(ECRL)動土儀式上,土著權威組織不滿活動上出現大批的中文標語旗幟、不見馬國國旗、活動以中文進行等現象,他們指這場活動指這場活動中國味太濃,仿佛不是在馬國舉行。這場動土儀式出席者包括馬國首相納吉與中國副總理汪洋,最終馬國官方駁斥土著權威組織的指控,稱活動以國語馬來文舉行,且現場有馬國國旗。

中國智庫安邦諮詢(ANBOUND)研究團隊認為,馬國各界對一帶一路專案的批評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因類似的問題並不是只出現在馬國,也出在一帶一路所在國家,還有不少對中國投資表示質疑甚至反對的聲音。安邦智庫主張一帶一路各種項目外交應轉化為系統外交,應面向沿線國家的整體與社會整體去做,以避免捲入到不必要的政治紛爭當中。

馬來西亞是內閣制國家,馬國必須在2018年年中前舉行大選,隨著時間點越來越近, 有關中國因素的紛擾會在馬國越來越多。最新的發展是,馬哈迪24日在一場以《與中國企業合作,馬來西亞會否累積過多債務?》為題的論壇上稍微改變了態度,馬哈迪強希盟並未反中國和中資,他認為中國從未企圖侵佔或殖民馬來西亞,「反而那些歐洲人,離我們8000英里遠,卻來這裡殖民我們」。

不過馬哈迪也強調,歡迎外資但不包括收購大片馬來西亞土地,然後建造馬來西亞人買不起的宏大城市。馬哈迪指的是中國各房地產商在馬國南部大量投資的房地產計畫。目前已是在野黨土著團結党總裁的馬哈迪指出,若來屆大選成功執政,將不惜賠款重啟前朝所達成的來自中國的投資或貸款協定,如東鐵計畫與馬新高鐵計畫,他認為這些計畫多是浪費公帑且不必要的。

Photo Credit: 多維記者杜晉軒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右二)出席反現任首相納吉的淨選盟集會。而中資議題,會成為下一屆馬國全國大選的焦點之一。

2017年8月31日是馬來西亞60周年國慶,無論馬國這一甲子以來內部紛爭有多少,各民族間早有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在馬哈迪執政的23年間,他被批評是獨裁者、種族主義者,看在今天立場的轉換,固然有其政治利益的考量,但也有其國家利益的考量。

因此馬國的情況無法簡單地歸納為反華或種族歧視,至於右翼極端的土著權威組織,他們的種族主義固然存在,不過已無法對馬國政局造成太大影響,但倘若中國介入處理的話,卻可能有反效果。

此外,2015年9月所發生的中國駐馬國大使黃惠康所發表的言論,引起了馬國當局與極端分子的不滿,當時馬國族群關係緊張,在馬來種族極端主義份子欲到華人聚集的茨廠街集會的前夕,中國駐馬大使黃惠康發表了「中國政府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針對特定種族或族裔的種族主義和極端主義,反對破壞社會公共秩序和社會穩定的嚴重暴力事件」,以及後來的「中國永遠是海外華人娘家」的言論,而引發了是否干涉內政的爭議。

至今該事件仍被馬來社會視中國欲介入馬國內政的跡象,這對於馬國華人並非好事,因被視為與外國勢力在同一陣線。

台灣對東南亞的歧視

台灣的新南向政策規模不如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龐大,且和東南亞國家無重大的主權爭議,但並不意味著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無非益因素存在。

雖然新南向政策強調要「以人為本」,建立以人為核心的新南向精神,尤其加強台灣人民與新南向目標國的民間交流,然而在台灣長期不重視東南亞,對東南亞充滿落後、骯髒的刻板印象,甚至對東南亞外勞充滿階級的歧視下,必然給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人民的交流帶來負面影響。

例如8月17日在台灣出版界最高榮譽金鼎獎第41屆頒獎典禮上,金鼎獎主持人、有台灣繪本之父美譽的郝廣才發表「傻瓜說」,批評前瞻基礎建設,又提到之前去台北車站,看到大廳裡坐滿了人,以為是外勞,但認真一看發現裡面有3/4是台灣人。

郝廣才質疑,「現在台灣人是不是變得越來越像外勞了呢?這是不是一個教養的問題,台灣已經快要到禮崩樂壞的程度了」。 我們認為郝廣才這一番話,已赤裸裸地展現高級知識份子的傲慢以及對特定族群的歧視。

事實上,印尼人有坐在地上的習慣,無論是在火車站,或是在家裡做客時,坐在地上只是不同國家的社交文化差異,況且許多歐美人士也有坐在地上的社交文化,是否台灣在看到所謂外國人時,是戴上有色眼鏡了呢?若知識份子階層有此對東南亞人民的偏見,該如何期待東南亞國家對台灣的新南向政策有期待?

除了所謂的高級知識份子,作為社會道德標杆的政治領導人言行也是影響台灣與東南亞人民關係的因素。

如今年4月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因被泰國拒發簽證入境,而發表了「你泰國也不是什麼多了不起的國家」的爭議言論;今年8月16日台北市長柯文哲16日接受綠色和平電台專訪時失言,對於世大運的票房,柯文哲稱反問主持人「你會看越南對多明尼加?」「你會有興趣,我才不信」,柯文哲認為兩國小國對戰,大家沒興趣去看。

此番言論凸顯了一種天朝大國的心態,柯文哲的「實話」某種程度上再現了台灣社會看不起周邊小國的心理,但實際上無論是人口或國土面積,多數東南亞國家都比台灣來的大。

以近日發生的印尼民眾倒掛馬國國旗事件為例,8月在馬國舉行的東南亞運動會中,由於馬國官方所印刷的運動會冊子,因編輯的失誤,將印尼國旗倒反,引起了外交風波。雖最終馬國體育部長凱裡為此向印尼道歉,但仍難減印尼人民的怒氣,不少印尼民眾將馬國國旗倒掛遊街,在社交網路推特上出現不少「#馬來西亞無恥」(#shameonyoumalaysia)的標籤。

一直以來,印尼和馬國有不少在文化、經濟上的瑜亮之爭,而印尼國旗倒掛事件成了爆點。同樣地,中國大陸與印尼有海洋主權之爭,台灣社會對印尼的歧視、印尼勞工的剝削也令印尼人民不滿,若稍有差錯,會引起當地的民族主義情緒。

Photo Credit: VCG甫落幕東南亞運動會,主辦國馬來西亞发出的手冊中誤將印尼國旗倒反,引起馬印間的外交風波,雖馬國官方道歉了,但仍難抵印尼民間的不滿。
華人自身族群優越感的高牆

當我們華人世界談到東南亞時,常帶有的印象除了落後,還有排華。無可否認東南亞當地的主流族群的確有對其他族群種族歧視的存在,不過華人自身的族群優越感,亦稱「大漢族主義」也使自身有對他族歧視的狀況存在。

或許因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包袱太大,讓華族有莫大的自豪感,因此東南亞華人長期以來也有看不起比他族的現象,包括對它族貼上懶惰的標籤。同時華人「好大喜功」的文化,高調宣揚自身民族文化,必然與他族發生衝突,如這次30公尺高的關公雕像,即是華人「好大喜功」的再現。

與此同時,由於中國大陸欲推動一帶一路,東南亞華人眼看中國政經勢力的興起,因而尋求共同發展的機遇,但有的人因走的太近,使得主流族群認為當地華人已和中國這外國勢力結合而擔憂,這也是中國大陸與當地華人所不得不自我警惕的。

至於台灣,雖東南亞當地的民族主義沒將台灣視為外國勢力,但台灣內部對東南亞的歧視,加上台商在當地的言行,都會有負面的影響,如越南2014年的513反中暴動,雖然是針對中國大陸,但也有不少台商受波及,這並非當地人不曉得區分台灣人或中國人,而是越南勞工也借機表達對台商的不滿。

因此族群優越感這道高牆,不僅是東南亞主流族群所獨有的,也是當地華人與兩岸所共有的,高牆如何打破,有待於彼此間更多的瞭解與交流。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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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圈為何至今仍「逢左必反」?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溫哥華近年爆發的反流浪漢安置所抗議中,許多華人婦女在自己的「群」中唾棄左派,卻忘了婦女的權益、華人的平權,都是同一群左派人士爭取而來的。缺少公民意識、歷史常識和邏輯訓練,思考社會問題當然永遠只能停留在「看山是山」的階段。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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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諷刺,國際婦女節在中文世界過成了另一個「消費日」。這個日子的初衷是什麽,男人和女人似乎都不這麽在乎了,好在還是有媒體在三月八日當天給讀者們做了些常識普及教育——三八婦女節是左翼人士抗爭和女權運動的產物。有趣的是,就在筆者生活的溫哥華,不少中國新移民正在抗議街友避難屋的設置,其中華裔女性為主力軍。她們在抗爭的同時,不忘在媒體和微信群組裏一口一個唾棄「左派」。

中國(或華人世界)的女權運動亦有長遠的歷史,同樣也是左派人士為先鋒,當年的左翼若得知自己念茲在茲的婦女同胞百多年後就如此污名化左派陣營,不知九泉之下作何感想?

大溫哥華地區的流浪漢避難屋問題,在技術層面筆者不做「應該安置」或者「不應該安置」的討論,關鍵在於部分華裔移民在價值層面的態度。不論抗爭團體的對外論述多麽強調「我們不歧視弱勢群體」,但在他們的微信群組內部的討論,還是私底下言論都在強調一個邏輯:個體的弱勢是因為本身的道德缺陷,例如懶惰,或者能力缺陷,例如無能,所以他們弱勢的命運可用「活該」總結,反對救助他們就在道德邏輯上成立了。

而這批人士還有個很有意思的邏輯,那就是認為西方所有主流媒體都是「極左媒體」。

「左」的概念,為何和華人如此不對盤?

為什麽那麽多海外華人會認為主流社會所認知的偏左和偏右媒體都是「極端左翼」媒體?為什麽「左」的標簽就等同於負面?而價值上為什麽鄙視弱勢群體的思維方式就那麽能得到共鳴?左派是如何被一步步污名化的呢?

這些問題筆者也問了周圍的朋友,各有各的說法。先談談什麽叫做「左」,什麽叫做「右」。其實這個話題沒有想象那麽簡單,籠統說左派強調平等,右派強調自由,但這不代表一個偏左的人不在乎自由或者一個偏右的人不在乎平等。經濟的光譜上講,左派更強調大政府及經濟利益分配,右派更強調小政府及保障市場經濟自由不受政府干涉。從社會及議題的角度看,左派更強調尊重多元,保護弱勢群體與少數族裔,政治上更趨於世界主義。而右派在同性戀,墮胎等問題上相對趨於反對,文化上更保守傳統,政治上更偏向民族主義。

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在有些問題上思想偏左,有些問題上思想偏右,更宏觀的看,沒有所謂絕對性的對與錯,而是在具體議題面向上個人的價值及利益趨向罷了。事實上,在西方(事實上在中國也有類似現象)左右是互相滲透的。一個偏左的媒體不會認為應該消滅市場經濟,而一個偏右的媒體也認同族群歧視是錯誤的。換言之,左派和右派的一些價值已經成為了全社會的共識。

所以當一些華裔移民認為加拿大和美國所有主流媒體都是極端左翼的時候,不經要懷疑是否在北美主流偏左和主流偏右的價值對於新移民來說都太「極端」了?而只有「極端右翼」的思維才符合部分新移民對於正常社會的期待?

筆友的朋友們有不同看法。一派是文化決定論,認為中國傳統儒家的意識形態裏面是合理化等級制度的,所以文化上就是幾千年的「右翼意識」為主體思維定式。這個思路多少有些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要打破千年封建社會的邏輯,但同時多少有些逆向文化歧視的嫌疑。還有朋友覺得其實就是屁股決定腦袋,左派政府更喜歡加稅,對於華人社區的產業結構來說這是觸及了利益,在經濟問題上反對左派就順便把左派認同的一切價值都給反對了。類似的邏輯,就是因為很多人在同性議題上站在保守主義一邊,所以一切左派的東西都要反對。這個可能是部分人的現象,但不足以說明海外華人圈那種「逢左必反」現象。

One China march
Photo Credit: Angus Fraser @ Flickr CC By 2.0本圖為2008年四月間澳洲的集會,當時西藏發生大規模抗議事件,當西方媒體紛紛大幅報導之時,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發起了「一個中國」的遊行,抗議媒體(尤其CNN和BBC)企圖擾亂北京奧運。
公民意識、歷史常識和邏輯訓練的缺乏

政治學科普媒體政見的發起人方可成在一次講座裏表達了一個觀點:中文世界如此鄙視「白左」,主要是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祟。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核心就在於認定弱肉強食是唯一真理,叢林法則本質上不應該受到人為幹涉。而社會達爾文主義發展到一定境界,就會出現類似於納粹德國這樣的歷史悲劇。筆者認為除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某種程度是中文世界主流價值觀之一外,還有三個現象要註意。

首先,許多海外華裔移民社區缺乏公民意識。

公民意識的關鍵在於權利與責任對等,以及自身為社會的一份子。所以光展現自身權利,而不考慮自身的社會責任是不行的。華裔新移民選民在做政治表達的時候還停留於「我為了孩子」、「我的房價要跌了」和「我很害怕」,而很少從全社會的角度看是這麽做是否更節省社會成本及鞏固全民安全。

事實上,誰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戰,但如何將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做結合是個值得思考的地方。退一步說,當其他人某種程度「狡猾的」論述自己的立場符合全民利益時,部分華裔移民還在自鳴得意的展現「真小人」式的灑脫。

其二,海外華裔移民社區缺乏歷史常識和「歷史感」。

相信大多數華裔移民是基本認同童工不合理,男女是平等的,華人不該被歧視,上班不能無休止加班,但這些我們看來的常識,他們可能不知道歷史上有左派努力的功勞,當他們在某種程度合理化對其他少數族裔歧視的時候,可能忘卻了華裔是如何被歧視,以及民權運動對於北美亞裔的重要性。

幾乎沒有人會曉得民權運動裏面也包括了像Grace Lee Boggs這樣的華裔女性左翼運動先驅的努力。另外,上個世紀後葉,因為冷戰和香港局勢的關系,海外華人社區裡面部分的港臺背景人士,的確有「逢左必反」的情緒。或許而後進入西方的大陸移民,也被這樣的標簽所影響,雖然他們並不知道一開始「反左就是反大陸」的意思。

其三,海外華裔移民社區缺乏人文學科的邏輯訓練。

當然學科鄙視鏈也是個有意思的話題。人文學科本身或許在華人心目中就是失敗者的代名詞,但實際上,面對社會問題,如果一整個社區都缺乏專業人文學科訓練人才的時候,的確容易產生看問題只看表面的思維慣性,產生類似於「黑人社區就是犯罪率高啊,所以黑人如何如何」這種論述,而不懂得去思考歷史脈絡和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對於個體和一個群體影響的思維方式,在網絡上甚至成為一種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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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Helene Cyr / Design Pics / Design Pics / Corbis / 達志影像

如果一個圈子或社區思考社會問題永遠停留在「看山是山」的階段,那麽「逢左必反」也就成了自然。縱觀歷史,不論左派、右派,還是「蘋果派」,都有先驅和群體為人類作出貢獻。如何理性看待不同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才是最值得討論的議題。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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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should expand its ties and cooperate more closely with Taiwan, especially on security issues, writes Eric Lerhe.

By Eric Lerhe, August 22, 2018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s visit to Los Angeles last week represents the first time a Taiwanese leader has spoken public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everal years. And her tone was strident, as she boldly declared, “no one can obliterate Taiwan's existence."

Her visit comes at a time of growing Chinese efforts to curb the island’s diplomatic presence abroad, not to mention provocative military exercises, including China deploying missile-armed bombers for “Island Encirclement Patrols” around Taiwan.

Fortunately for Tsai, relations between Taipei and Washington have also grown closer – one of the few consistent foreign policy trends to arise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Last year, Trump signed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allowing for US naval port visits to Taiwan. This was followed earlier this year with the Taiwan Travel Act, which despite the Chinese Embassy rashly warning Congress not to pass it, encouraged even higher-level military and government official visits to Taiwan.

And, just before Tsai’s visit, the US 201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was also approved, which included provisions to strengthen Taiwan’s armed forces and expand military-to-military engagement and joint training.

Given this trend of improving Taiwan-US ties, it seems prudent to ask what Canada has been doing when it comes to reaching out to Taiwan. And the sad truth of the matter is…not much. In fact, Canada has largely continued its decades-long caution on all aspects of its very limited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due to an especially strict interpretation of its own “one-China” policy – one that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alike have been quick to follow.

Canada has largely continued its decades-long caution on all aspects of its very limited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When Taiwan suffered a major earthquake in 2018, the Canadian government’s condolences were issued by the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via a Facebook entry. And Canada’s response to Beijing’s demands on Air Canada, which was forced to amend its website to now incorrectly refer to “Taipei, Taiwan, CN,” was to dismiss the issue as a commercial matter.

Some of the rules regarding Taiwan may have even been tightened. Rather than no ministerial visits to Taiwan, today’s interpretation is frequently that no Canadian official at all should venture there. Even the Foreign Affairs office dealing with Taiwan was labelled the “Greater China Division,” a name even Beijing would have problems improving.

Of note, Canada did take a tentative step earlier this year in loosening its otherwise rigid one-China policy – by voicing support for Taiwan’s inclusion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ere Canada was joined first by New Zealand and later by Germany, Japan, Australia, the US and others.

Rather than viewing it as an isolated incident, Canada would do well to expand on this initial step and increase its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security cooperation. A number of areas of potential cooperation can be identified.

Canada could take the lead in pushing for Taiwan’s inclusion in multinational military exercises like the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Canada already conducts regular naval transits with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could eventually be expanded to include exercising with Taiwan.

Given Taiwan’s plans to upgrade her conventional submarines, Canada is in a strong position to support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US in such efforts owing to our own extensive experience with this sort of submarine upgrading.

And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doesn’t need to be limited to security. For instance, Japan’s Cabinet Secretary recently suggested Taiwan could join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later rebranded as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Trans-Paciifc Partnership). Canada, one of the other original members of the agreement, should be prepared to publicly support this, too. Canada can also join with its allies to press for Taiwan's membership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 Canada’s experience at the 2018 World Health Assembly revealed, there are at least five Western nations ready to ally and confront China when its conduct is particularly egregious. Canada needs to support this group.

The other option is do nothing, and acknowledge that Canada, a respected middle power, is ready to, however briefly, cease defending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has protected it and allowed it to prosper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Ultimately our government would then have to consider the Economist’s 2015 warning that a state that does not stand up for those values “will inherit a world that is less to its liking”.

Dr. Eric Lerhe, a Munk Senior Fellow at the 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 is author of an forthcoming MLI paper on Canada’s one-China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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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BI: Not Against My Business o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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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見豐 第四點需要澄清:NAMBI: Not Against My Business or Industry。擁核四聲音則是如此,管你環保管你地震風險,反正違反到我的產業利益就是不行。

1. 核電是環保的潔淨能源。國際趨勢是以減碳為第一優先,不是廢核,因為無碳排無空汙的核電正是減碳最大的利器。不僅台灣躁進的廢核是用高碳排,惡化空氣污染的火力取代核電,正在減核的德國電力碳排也同樣遠高於使用核電的法國、瑞典。

2. 用電增加的不僅產業。由於生活型態改變,一般人日常生活平均用電量也持續增加。同時由於暖化,一般家庭空調使用增加更多,在最缺電的夏天的尖峰電力需求成長,民生用電已經不下於工業用電。

3. 說到地震與核電,核電廠都深入精挑細選的堅固岩盤。福島核災是因為海嘯淹沒緊急發電機,造成核電廠失去電力供應。以311等級的地震強度,也沒能損害核電廠結構。如果擔心有地震強度會破壞核四廠,不如先擔心建築在沉積土上的台北盆地所有建築物屆時還有多少倖存,以及翡翠水庫潰堤會淹死多少人。

4. 台灣人口密度極高,超過2/3面積為山地地形,極不利於需要廣大土地的風電、光電等再生能源。再者,不穩定無法調度的風電、光電,裝置容量超過一定比例必然會威脅電網穩定度。因為不穩定,風電、光電都需要有足夠的其他電力備援。最適合的是水力發電抽蓄電廠,可惜台灣已無適合水力發電的地點;國家等級的電池不僅還沒看到,其天價成本加上日後報廢時的環境負荷,顯然也不適於目前的台灣。唯一的選項就只剩下大量興建可快速升降的燃氣電廠,並且這些機組必須時時維持低檔運轉,以便隨時上場救援。低檔運轉的火力機組由於不是在最適合狀態運轉,造成的碳排、空汙偏高。這就是前面說的,風電大國的電力碳排高於核電大國。

5. 許多人以為只要拒絕核電就不會有核災、核廢料的困擾,其實是選擇了傷害更大,廢棄物目前根本無法處理的火力發電。火力發電造成的空氣汙染、暖化,海洋酸化無時無刻正在傷害地球環境以及人民的健康,無論是為環保、減碳,還是為人民健康著想,都不該用火力取代核電。比較理想的做法應該是,繼續使用無碳排無空汙的核電,等待不穩定的再生能源與儲能技術成熟。

以上這些都還沒提到廢核政策對台灣財政經濟的嚴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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