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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考,公共道德与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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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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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人 (4)

Mindarla
貓靈子
阿法則徐,終身不履米土
南山臥蟲

新年伊始,被铺天盖地的关于武汉疫情的报道所包围了。如今互联网,自媒体各种发达,各种信息到处流窜,再加上政府果断的”封城“措施,使得所有人都觉得这次的疫情比03年来的严重的多。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披露出来的统计数据的话,武汉出现的新冠性病毒的致死率,至少在目前来讲,死亡率是相对来讲低的多。当然你也可以说,媒体有瞒报,政府有管控,实际情况要严重的多。诚然,这或许有可能,但以目前政府应对的速度和力度来讲,病毒即使在未来几个月内,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我不认为死亡人数会有太高。我03年4月初进入北京海淀区居住,那个时候是SARS大爆发的时期,从4月22号开始,至5月8号,每天的死亡人数高达百人以上,最后一天是169人死亡,然后五一长假之后,病毒就悄然消失。我很难想象这次的病毒爆发会达到那么厉害的程度。日本的学者登电视说明,以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月内就能对病毒进行定性和基因组确认,以27个病例为基数,觉得中方的科学家在应对疫情时速度已经非常快。一方面我对中国政府在处理这种突发社会灾难始终十分有信心,而且这次的处理相对03年来讲透明的多;另一方面来看,总让我觉得这次的病毒爆发和武汉微生物研究所长年累月折腾SARS病毒脱不了关系,当然,谈这些意义不大。

然而,仍然想说一说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一些思考,世界依然很乱,国内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网友说如果不是美国人捣鬼,中国怎么会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出现?其实,这是生活的本质才对,每一个社会皆是如此,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法国人,我相信他们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至少我人在加村,就感觉整个加拿大都能给小土豆玩坏了。只是,人的心理总是这样,会更容易检视身处的社会环境,放大自己的问题,羡慕他人的生活,所谓围城效应。我还是觉得,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怪美帝,虽然丫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

年龄越大,感觉看问题想问题都会更平和和理性些:年少时整体在国内骂土共,后来出了国,才发现美国人乃至白人才是真的虚伪到极点,而我兔我党实在是不容易的奇迹存在,到如今,常常又会想,其实,国家进步到今天,人民本身倒是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是的,当中国发展越来越好时,我反而慢慢的开始更多思考中国的不足,也意识到中共和中国人民,是完全两个不同层次的存在。

在世界纷纷扰扰的今天,想保持一份理性思考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倒觉得理性和热血并不矛盾,有时候我还会是那一个愤青,但愤怒和着急之余,对于基本的逻辑推论,始终保持敬意。武汉的病毒爆发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局外人很难说清,但基于一些已知的事实,比如说致死率等等,我觉得生物战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毕竟,生物战的本质是大面积对敌军进行杀伤,使用条件是发动者本身具有对被使用的病毒的防疫能力,这两个要素在武汉的事件里,我都没有看到。往远一些说,福岛核电厂出事那一年,沿海省份群众据说花了不少银子去屯碘盐,这些都是在灾难和宣传面前不理性思考的表现。我觉得中国的普通群众,哪怕是受教育程度比较好的中产阶级,都容易被煽动和利用,无法通过一些基本的科学推理去进行一些基本的是非判断,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那么多年的数理化教育,只会考试,不会思考。

当然,人的理性程度也多少和经济情况挂钩。人穷而志短,不但志短,而且也容易脑残。当一个人存在一定的经济压力时,判断和决策的能力都会变得仓促,因为着急嘛,更重要的是,生活不如意时,人往往要给自己的不如意找一个外在的借口,使得自己得以安慰,或使得自己觉得满意,这就是精神胜利法的本质。所以我们看到,往往经济越差的地区或时期,民粹越容易被煽动。从这个角度来讲,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基本算是没得救了。年轻人没有希望,所有的快感都来自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真是可怜可悲可恨。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大陆的年轻人比起70,80年代的中生代要理性和独立的多,因为他们的日子过得比以前又好的多。中央政府在控制媒体的同时,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加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和教育。再碰到武汉这种事情,谣言都会少一些。

比理性更重要的事情,是公共道德的问题。前几天那个故宫里面开大奔的事情给我感觉很不好,为什么,不是因为什么富二代,红三代的问题,而是说再次显示出就算再有钱的中国人,却鲜有遵循公共道德和秩序的。来华的韩国足球教练李章洙在离开中国前说过一段我很认同的话,他说中国人重私利而少公德,每一个人都渴望正义,但都希望他人帮自己去实现正义。换句话说,正义是个好东西,但要是损害到我个人的利益,那就两说了。这就是特权和腐败在儒家文化圈里不太容易搞定的原因。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普通的百姓,在秩序和法律面前毫无约束力的行为,其动机往往是一些很小的私利和怨气,却常常给他人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去年重庆公共汽车坠江事件就很典型,误了一个站,却要全车人为她陪葬,而其他乘客没有一个去阻止,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把当时的争吵看作一个公共道德和安全的问题,而是一个私人问题:这事好像和我没啥利益关系吧。

关于公共道德和法律观念的树立,天啊,这个问题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来解决了,美国人是用国家机器,既警察来教育人民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对于不理性,对于无公德,短期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暴力,当然,这话政治不正确,另外,共产党对自己的人民,从某个角度来讲,太放任了。

最后,再说一下城市管理的问题,又得回到武汉这个事情上,很奇怪武汉拥有全大陆唯一一个P4实验室,却似乎没有任何相应的硬件和软件配置去处理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感觉整个城市没有一个应急机制。其实,每个城市的规划,都应该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独立系统,小到污水处理,大到战时准备和教育分配,都是如此。在北美,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财务收支分析和公共政策说明,大陆的市长似乎更像商人,搞经济拉赞助一流,但似乎城市管理差一些,这些都是可以改进的地方。

国家太大,人口众多,但希望慢慢的,我们常说的软实力,能慢慢的在底层和中层百姓中培养起来,那个时候,很多今天的问题,即便是敌人故意使坏,也不会再那么容易产生,毕竟,打铁还要自身硬。19年到20年,乱世之中方见英雄,乱世之中,也更是认识自我,进步自我的机会。

随便说几句,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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