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以前一直是一個中性詞匯，是最近20年左右才逐步走向負面的（應是1998年以後）。

以前公知之所以是中性，是因為老共其實對他們自己的那一套理論也不是很有信心，特別是蘇東垮台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大陸意識形態領域其實是相當混亂的。

但是98年以後，毛太祖和鄧黑貓埋下教育，科研和工業永動機，以及改開成就逐步發揮作用，經濟發展一路開掛，老共才逐步認知到中共的體制優勢和儒釋道文化的威力，才逐步形成所謂的制度信心和文化信心。同時隨著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泥足深陷，老共獲得戰略機遇期，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產業等的發展越來越快。這時候，老共才有點底氣在內部清理裸官等極度不自信的官員，開始整頓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易見者，並逐步把一些人清理出高級官僚體系，“公知”也就逐步成為了貶義詞。

當然，公知是一個以服務領域為範圍的定義，說所有在這些領域服務的人全部都是崇美的公知，並且賦予負面意義，顯然不合實際情況。所以中共很多時候，提到這些有問題的公知，都是用“有些傻公知”或者是“很多公知”來代表。這些用語，可以從金燦榮和張維為等人演講中找到。

注：裸官，是指家人全部在海外（主要是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自己一旦有事，也可以隨時抽身走人的那些官員們。裸官的存在，本身說明這些人對中共並無信心。

      想当年毛主席在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时，也是胡适的粉丝之一，为了听胡先生讲课，曾经也为进教室挤破头。

     我觉得胡适有些话还是对的，譬如：少谈主义，多干实事。

「公知」這名詞，就我理解應該是特指大陸那些太過崇美崇西方的公共知識分子

而不是指一般的公共知識分子。

這可能要看多一點大陸公知的文章再作評論

這在名詞用詞上是要注意一下

謝謝指教

在美國留學或者是創業的華籍子弟眾多，但是成為被逐步變成貶義詞的“公知”的，人數並不多，應該是不超過5%。

學習西方，到底該學什麼？是我們以前兩三代人（我華族精英）極生命所及來探求的民族獨立和復興的追求。真正學有所得的人物眾多，既有變成公知的上述各人，也有變成偉大科學家的錢學森等人。

如果想要不變成西方鷹犬一類的人見人憎的公知，你只要有自己的國族，文化認同和哪怕一丁點的自豪感，這事都不會發生。

有關學英語的那一段論述，我一直沒有作答，因為它實際上是“不得要領”。語言背後固然有歷史，文化，文明的內涵，但是更加重要的卻是一個人通過對某種語言的學習和掌握來知世界和用於溝通的工具，如果從語言變成對文化的崇拜和期望，個人認為，不切實際。

胡適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國共兩黨都有不少粉絲。

此人有立場，有看法，有理論，也有國族認同。

但此人也「偏頗」嚴重，意志也不是非常堅定，他忠於那套基於西方宣教所得，但又不死忠。

正因為他在清末民初影響力巨大，對公知們影響深遠，所以說他是老公知的「祖師爺」並不為過。

唯物論的基要觀點，（注：我只是說「觀點」（Opinions，即「看法」或者是「認知」），是不是真理（truth）？我個人不做判斷。）世上只有物質，先有物質，再有意識。

辯證法的基要觀點，（注：辯證法是哲學裡面的《方法論》，是認知事物的方法），辯證法認為，凡事都有兩面，任何一個決定，如果涉及到兩個方面的相關事務，那麼一定對兩個方面的影響都有正反兩個方面，也就是利弊，或者說是得失，或者是捨得。而往往從兩個利益相關方的得失分析，可以看出事物（事件，或者是決定）的本質。

注：毛澤東師從前妻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有極高的哲學造詣。所以他後來接觸到馬克思的那一套哲學體系，立刻如獲至寶，眼界大開。

注1:本人的哲學造詣有限，如有誤解或不足，請造詣較高的朋友指正。

公知有很多共性，其最主要的一個共行是：「有知識，無智慧」。

1. 有知。大部分公知，都是讀書比較厲害的人，也就是說，在學識上面頗有造詣，所以他們在教育體系裡面迷惑很多跟他們一樣的蠢蛋（有學識，無智慧）。

2.能說會道。如果是論講演和鼓動，他們還是有一些長處的，說起來口若懸河，頭頭是道，貌似很有道理，實則不接地氣。比如在公知煽動下的8平方事件中，柴玲有一段很著名的演講詞說：“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我們不管誰管，我們不幹誰幹？”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言詞，在那個大學生被吹為“天之驕子”年代，非常富有煽動性。

3.書沒讀通。貓兄常說，很多人做出荒唐的決定，實際上是「書沒讀通」，這話真不假。大陸讀過大學的人，基本上都學過《馬克思主義哲學》（屬於必考課程，躲不過的），其中包括《唯物論辯證法》這些哲學理論，暫且不說這些理論正確與否，但是《辯證法》如果真的讀明白了，實際上是不難看出穿西方那套所謂的“普世價值”背後隱藏的東西，可惜這些人如果不是愚蠢（不明白，或者是看不透），那就是真實的本身壞（明知壞，而跟著使壞）。

4.容易被小利收買。很多公知，實際上是收取小利為特定的利益機構（可以是特定學術門派，或者是為某些利益服務的智庫）服務，而且還死忠。

5.本身就想當買辦。公知中間，這種人不在少數，他們可能會是某一個機構的在華買辦，可能是產業集團（比如我文中提到的有“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理論支持者，實際上就是汽車/輪船產業的買辦），也可能是學術機構（這方面，經濟學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是重災區）。

6.追求個人名利。這點跟西方的話語權有關，他們會設立很多所謂的國際獎勵系統，最著名的是炸藥獎，還有各種名堂的獎項。比如這次香港修例事件中包庇和支持暴亂學生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段崇智，最近就獲發英國泰晤士高教的“話二零一九高等教育的年度人物”獎勵，和美國一個類似的獎項。

其實所有的這些人，你認真看看，他們是不是打著各種貌似公允和“普世”的旗號，幹的都是些“男盜女娼”的私活？

注：段崇智的這個所謂的獎項，比較讓人不知就裡。作為主子的英國佬也是煞費苦心，明裡支持一個暴徒包庇者，怎麼說臉上都有些掛不住，不表態吧，又被質疑“割席”，所以想出一個“年度人物”的表彰，讓眾候群們各自解讀。

　　主席是絕世梟雄，以華夏民族在20世紀那麼爛的一個開局，他能透過自身的政治手段和軍事能力有效扭轉被動且極為不利的局面，他的本事在整個20世紀的政治人物中，足以列入前三甲（另外兩個同級數的政治人物是史達林與小羅斯福，三人中，最厲害的無疑是小羅斯福）。

　　很多人看歷史都有片面性，缺乏鳥瞰全局的眼光。要知道真正的政治家，在判斷問題時都要分清楚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哪個要優先解決？如果處理問題的次序弄錯，是要出大亂子的。而主席除了了解歷史之外，還有幾個特點：

（一）膽氣十足

（二）善於總結經驗

（三）願意主動承擔責任

（四）有足夠的政治威望

　　綜合以上幾點，他的政治判斷與政治行為，其實非常的清楚，而且容易預測。他明白的知道，他所接手的是一個徹底的爛攤子，國家一窮二白，自韓戰之後，他也只有兩個可資運用的籌碼。一個是共產黨的組織與紀律，另一個則是韓戰的紅利（最主要的是蘇聯願意對華提供工業技術的擴散），這是他讓中華民族翻身的最大倚仗。

　　而他本身又是一個極度自信的人，從某方面來講，他極端的自我，而且將讓華夏民族的復興和共產黨的執政成功，當作一生的志業，所以在行為上，他勇於試錯，在面對問題時，他也會主動負起責任。否則當劉鄧在地方上的浮誇風弄出問題時，他為何要主動攬起責任？主因就在於他將人民中國的施政成敗？都當成自身的責任，總之，這類極端自我的人，與宗教領袖是一體兩面，只有極端自我，才能讓自身的能量散發到群眾上，從而產生極多的信眾，進而擁護領袖。而在信眾／群眾眼中，領袖的威望與地位與神無異，至少在整個中共黨史中，只有毛有此威望。

　　而關於中國工業化中的試錯問題，用反毛者的理論來講，就是所謂的全民大煉鋼....云云，這固然是笑話，而只看到最後拿出的成果，而沒看到過程中的錯誤，這一樣是為尊者諱，就治史的道德來講，是不能做的。比較趨近於真相的解釋，應是在搞工業化的過程中（以煉鋼為例），既有沒知識者搞出的全民大煉鋼，也有在懂行的兵工人員指導煉出合格的鋼鐵，至於為何後來在煉鋼產業最後會成功？很明顯的是透過地方反映成功的經驗後，在進行有效的總結和推廣，利用共產黨最為厲害的組織紀律，讓全國都學會正確的煉鋼模式。但嚴格講：在搞煉鋼的過程中，弄出全民大煉鋼的笑話，這不算是頭破血流的一種？

　　至於主席搞忽悠，這是他的看家本領之一。在軍事上，面臨情報人員在平津會戰中傳出的傅作義意圖奇襲西柏坡的消息，主席不就搖動筆桿子，輕輕鬆鬆的就把傅作義的偷襲圖謀弄到破產，這就是軍事忽悠，傅作義可是國府將領中軍事能力僅次於健公的一流統帥（華北野系統的諸將，基本不是傅的對手），主席居然可以把傅耍得團團轉，中計而不自知，這可是真本事。至於那幫老公知，無槍兼無腦，主席略施小計，幾帖陽謀，就把這幫公蠢送去再教育，無智不能詐（忽悠），主席誠搞忽悠的大師級人物是也，他要是僅天真而有理想，早就被黨內外的政敵吃得連骨頭都不剩了。能在歷史上留名的，哪個不是本領過人的頂尖人物，尤其是主席這種梟雄中的極品。

“毛公本身就是忽悠人的大師級人物，但他閣下自己在搞工業化的試錯過程中，弄到頭破血流也是事實，吾等不必為尊者諱”

這是從何說起？不敢苟同。

中國從1949年一個農業窮國蛻變為七十年代的工業大國。在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來自對殖民地血淋淋的剝削。而中國大陸的復興是根植於本國人民的無與倫比的隱忍。尤其是1949年到1979年這三十年間（只用了西方國家所需的約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時間），大陸的中國人僅僅維持最低的生活標準，把省下來的錢去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支撐大國安全的戰略武器。這是人類史上何等的壯舉。

中國從1950到1970年工業化的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出錯，沒走冤枉路，更何論“頭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