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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的發展階段-以俄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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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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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人 (7)

阿法則徐,終身不履米土
無知者,無畏
Retiredbum
南山臥蟲
轻松一笑
穹蒼群星
馮紀游(陸游:重返狼群 狼的印象 中)

        自滿清崩潰之後,中國拋棄帝制,轉向民治已成定局。雖然有兩次帝制主張者的反撲(洪憲帝制與宣統復辟),但大方向是不變的。可是推翻滿清後,該如何讓所有的有志之士來搞政治,卻是一個大難題。民初最早由眾人所認可的方式,就是有限度的以美為師(非全民普選,但是有個照貓畫虎的議會,而發現此路不通,重搞帝制也失敗後,所有的有志之士,要嘛強不知以為之的玩法統(例如徐世昌),再不來就只能發揮智力,尋找可能的參照標的。在這方面,好學深思的孫文又成為歷史的先驅者,以俄為師就是其智慧的結晶,也引領中國在某段時間的發展道路!

 

  孫文極有思辯能力,是一頂尖的政治思想家,也是民初唯一的一位現代人。問題是其人本身有兩個極大的弱點,導致其革命最終無法成功。其一是不知兵,完全沒有武力統一全國的能力;其二是實際施政能力近乎為零(不會比蔡英文好多少),其施政的作為,與一般民眾的需求脫節。最終導致他連母省廣東都無法統一,所以他一輩子也只能作為一個革命先行者,孫列寧是做不成的。

 

  但其深刻的思想,則替中國擘畫了一條可行之路,只差俱體的執行人來操作。這條發展道路可用以俄為師四字來概括,至於其關鍵綱領,就是武力統一、一黨專政、耕者有其田、推動工業化這四點。而以俄為師這套思維,發端於孫文,蔣介石繼之,但操作失敗(不聽總理遺教的代價),至毛主席則集其大成。但以俄為師也只是個階段,一旦其操作模式不再受到多數人的認同,自然會改弦易轍!

 

(一)武力統一

 

  衡諸國史,維持中國本土的武力統一於不墜,是每個中國歷代政治家的義務,能夠做到的,得享盛名,不能做到的,難免就無好的歷史定位,此為典型的成王敗寇之理。

 

  嚴格講,孫文在民初也是軍閥混戰的參與者之一(此點多為國共兩黨史家在為尊者諱的前提下,有意無意的忽略掉了),問題是其實際的軍事能力實在拙劣,可說是完全不知兵。讓孫文指揮軍隊,基本上是驅市人為戰,是為棄之!例如在六一六事變(國民黨稱之為陳炯明叛變)暴發前,孫文欲率其所蒐羅來的各路附義的雜牌軍北伐,配合奉張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純從軍事上講就是一個敗筆。因為該年由於湖南大旱,以及主政湘省的趙恆惕搞聯省自治之故,無論如何,北伐的失敗都是無待蓍龜的。試問湖南(產量大省)大旱,糧食生產難以自給,孫文糾集而來的北伐雜牌軍要如何解決補給問題?二是湘軍尚有能戰之兵8萬上下,以逸待勞對付入侵鄉土的客軍,尚有餘力,此點只要是有基本軍事常識的人都看得出來,而孫公不知。是以國民黨內尚稱勉強知兵者,如譚延闓和李烈鈞之流,對孫文的北伐也不持贊同態度,只是不若陳炯明一派那麼激烈而已。

 

  而蔣公的北伐形勢則好得太多,外有德公率領的八桂子弟(桂軍是天下精兵)的協助,並兼湘軍(趙唐之爭)與北洋系內部均有嚴重分裂(孫、吳兩派被各個擊破後,奉張孤掌難鳴),且得俄援3000萬金盧布的巨款,內則兩廣統一,黃埔子弟其氣方銳,兼有天時地利人和之助。情勢大好之下,蔣公的武力統一幾近成功,唯蔣公器量狹隘,好權謀而乏對人推心置腹之能,武漢事變(蔣桂戰爭)後,國府各派都不再對中央政府有充足的信任感,導致國府各派在非屬相同系統間的軍事配合成效極差,這種問題一直延續到抗戰與國共內戰之中,是國府軍事系統的頑疾!本來借助抗戰,蔣介石若能播然悔悟,痛改前非,設法將國府各派系的軍隊量才器使,充分賦予軍事長官全權,讓各派系融為一體(一如韓戰時期毛主席對志願軍的做法),國府當不至於丟掉江山。

 

  至於毛主席則不負20世紀天下第一兵法大家之名,從三灣改編開始,傾其智勇,不斷與強敵周旋。並藉抗戰結束之機,發動國共內戰,武裝奪取政權。嚴格講,抗戰結束後的中國並未完成統一,所以所有的英雄豪傑都還有奪取天下的機會,毛蔣只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兩雄對立最終也勢必訴諸一戰。貧道個人不同意國民黨傳統史家的論述,視中共為叛亂組織,它應被視為爭天下的群雄之一才合理。原因有二:一是清失其鹿,天下共逐,大家都有機會,但強者為尊,打不過人就該認輸,沒必要在口頭上圖一個嘴快活;二是中共雖有奪權之心,但國民黨卻都搶先動手(早期的四一二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內戰壓迫共軍進行中原突圍),這是抹不去的史實,國府都先動手了,怎能要求中共不反擊?共產黨可沒有坐以待斃的義務。

 

  但毛公受限於海空軍建設的問題,其任內至今尚未完成徹底的武力統一,因還有台灣問題這個尾巴,這是以俄為師階段在武力統一問題上的遺憾。至於何時能解決台灣問題,那是中南海老狐群該考慮的問題,貧道只是個旁觀者。也許某日他們滿漢全席吃完了,再想動手也未可知?

 

(二)一黨專政

 

  若論一黨專政,其根本因素在於追求效率。早在中華革命黨成立之初,為著反袁與奪取政權,孫文本著樸素的獨裁思想,要求黨員要服從領袖,也要求自己要慎施命令,這可視為國府搞一黨專政的濫觴,但孫文所操作的中華革命黨,僅能視為一黨專政的雛型,距離真正的大功告成,還有很遠的距離。

 

  到了生命的最後幾年,在接受俄援之後(早期孫文背後的金主是日本,日本為著自身的利益,在中國扶植奉張、皖段與孫文三支勢力,但日本對孫文一派很小氣,有時甚至政府不出面,反而替一些投機企業家牽線-例如日本股神是川銀藏就出錢幫過孫文搞革命,結果血本無歸。且日本的軍國主義主流思想,與孫文本身有的泛亞細亞思想,也難以合作,雙方只是互為利用的關係,不能衷誠合作下,分手乃是必然),觀察到俄共組織的嚴密性與高效性,國民黨開始聯共,且替自己注入新血,讓國民黨重新散發出活力,以孫文在國民黨內的聲望,只要他活在世上一日,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主張,有可能在黨內善始善終,國民黨內的左右兩派也尚可合作,不至於砍到刀刀見血!

 

  而孫文故去後,國民黨內經由政爭與清黨,蔣介石希望將自己的地位定於一尊,從此一呼千諾,無人膽敢違逆背忤。但實際上卻很不成功,在軍事上,中原大戰的各路軍閥雖敗,卻仍然不能心服,在政治上,汪精衛一夥的邊緣政客,也是其專扯後腿的敵手。在這些擋路石頭的妨礙下,國府雖號稱一黨專政,實則是地方各自為政,最糟糕的是國府能完全執政的地方,因諸多因素,共產黨反能生根茁壯。反之與國府暗地作對的各路軍閥的地盤(如兩廣),共產黨最後反難以立足。以上數點在在顯示蔣介石領導下的國府,是一個沒效率的政府。蔣介石政府空有獨裁的惡名,實無獨裁之能,國府的一黨專政是假,地方各自為政是真!

 

  但共產黨就不一樣了,它組織嚴密且高效,是其自成立以來就有的DNA,所以它搞的一黨專政,就能符合時代對它的考驗。在國共內戰時期,共產黨的高效有助於其戰鬥意志的凝聚,以及獲取國府的機密情報。在大陸主政之後,無論為善或做惡(在個人的看法上:三年自然災害就是典型的惡政,文革或八平方事件都還可商榷),這個有著金字塔結構的組織,基本上都能做到: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中央政策則由中南海政治局合議決定,這才是一個有效率的一黨專政。依據逆格雷欣法則(良幣逐劣幣),專政而無效的國民黨,被專政有效的共產黨打敗,實為順理成章!

 

  此外,一黨專政也是中共搞計畫經濟的必然配套(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都只是經濟資源分配的一種模式,無善惡之分),利於將國家資源進行扭曲操作,達成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目標。

 

(三)耕者有其田

 

  在以俄為師的階段中,耕者有其田是唯一具有中國特色的主張與政策。其代表的是一種國家原有經濟秩序紛亂後的一種財富再分配。這種政策始於呂后,而綿延到民國時期。

  

  自清朝滅亡後,民間的土地與實際的生產資材,仍掌握在傳統的官僚地主外加買辦階級手中。這幫人的勢力是非常大的,雖說這群逐利之徒,沒有真正的政治遠見,但憑者手頭的實力,他們靠向何方?都會讓其對手受到龐大的壓力。像清朝的滅亡就是如此,清廷:寧贈外人,不予家奴的混話,以及希望組織皇族內閣的昏招,徹底得罪了這幫人(清廷的潛台詞就是不準備與這些有野心的民間有錢人分享政治權力),所以辛亥革命一有成功的機會,這幫人馬上就集體倒戈。他們的算盤非常清楚,清廷既然不可靠,自身的集體實力又在純粹的革命派之上,那與革命派結盟並在背後透過金融操作的模式,影響革命派,就是非常划算的選擇。

 

  這種情況到了北洋政府與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都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對仕紳官僚地主買辦階級而言,要支持哪位大帥(總司令)關係到自身的投資眼光。對於掌握軍權的軍閥而言,透過與這幫有錢人的合作,能夠迅速搞到非常多的錢,大帥們都不是傻子,沒有錢袋子(經濟基礎)的支撐,軍閥也不是這麼好當的,沒錢要如何發軍餉?購置軍火?甚至是養姨太太?而為了短期利益,多數的軍事集團都選擇與仕紳官僚地主買辦階級合作(唯一的例外就是共產黨),同時,孫總理的扶助工農,就被這幫蛇鼠一窩的傢伙,當成是純粹性的一份歷史文件而束之高閣。最多在共產黨鬧的比較兇,或是閒暇時間才拿出來宣導一下,忽攸百姓而已。換言之,國府的短視政策,客觀上給了共產黨發揮組織高效,動員群眾反政府的空間,他們最具體的操作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在中共實力尚弱時,這種相對激進的財富重分配模式,其結局就是遭到帝國主義、國府、仕紳官僚地主買辦階級的聯手打壓。為著彼此的利益兼盟友互助,國府從來就沒有想過要真正執行耕者有其田的經濟政策。所謂的民生主義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要點是減低田租,保障農民收入,切實扶植自耕農,使其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耕種,在國府於大陸主政時期,始終是一紙空文

 

  但到了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由於國府與其國內盟友實力的嚴重衰弱(戰爭因素),加上共產黨政策執行與宣傳上的到位。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睡炕頭的言論就極受一般百姓的歡迎,鑒於人數上的差異(國共間的支持者在轉化為兵員後的實際對比約為1:4,共方佔有絕對優勢),國府的軍事失敗不過是個時間問題(尤其是國府又採取消耗戰的戰略與共軍作戰,對國府實際上更為不利-共產黨的民間動員能力且遠勝於國府)。

 

  到了親身執政時,中共在恢復國內生產的前幾年,基本上沒變更自己的政治承諾,分到土地的貧民暴發極大的生產熱情,有助於國內的經濟復甦。自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起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資本家財產已在1952年和1953年間被新的中國政府所徵收;通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運動,中國國民黨在大陸地區的殘餘勢力也已經幾乎完全被消滅,被指反對共產黨統治的人已被整肅。而為了集中力量搞重工業,中共開始搞農業集體化,搞出所謂的人民公社。基本上人民公社能整合多數人的土地,再由政府提供更作效率較高的農業機械,其原始設想是既能讓重工業製造出來的農機有使用的管道,也能提高農民耕作的收穫率,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人民公社這種農業集體化的搞法,因為地形因素,適合在擁有廣闊平原的東北與華北施行,但在以山間盆地與小平原甚至丘陵為主要地形的華南,就不是一個好的選擇。更糟糕還有這個政策將人性想的過於理想化,忽略了有競爭才有進步的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大家一起同住同勞動後,對於懶惰者太有利了,懶惰者一多,政府原有的美意自然會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小民的懶惰事小,官員們看到生產指標無法達成後的故意造假(共產黨為了培養官員的能力,官員是有造福地方的績效壓力),或是藉機盤剝百姓事大-三年自然災害就是這麼弄出來的!客觀的說,共產黨版本的耕者有其田,以善始而未能以善終。

 

  而國府方面,於爭天下失敗而遷台後,手頭有槍且沒往日人情世故的壓力,搞起所謂的「三七五減租」以及「耕地放領」到最終的「實施耕者有其田」,就得心應手(敢反對者-提頭來見)。國府規定台籍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我家保留的就是旱田),其餘由政府用徵收補償方法交佃農承租耕種。地主免徵耕地,政府強制徵收地主超額之出租耕地,附帶徵收地主供佃農使用收益的房舍、曬場、池沼、果樹、竹木等定著物的基地,放領給現耕農民。於195312月順利完成,計徵收放領耕地139,249公頃,創設自耕農戶194,823戶。放領的地價是耕地正產物(稻穀、甘藷)全年收穫總量2倍半,分十年均等攤還。徵收方面,補償地主70%為政府發行的實物土地債券,分十年均等償付,並加給年息4%30%為公營事業股票(一次給付臺灣水泥、臺灣紙業、臺灣工礦、臺灣農林的股票-我家都拿來當壁紙了)。實物土地債券分稻穀與甘薯二類,稻穀債券以稻穀償付,甘藷債券依據當年甘藷時價以現金償付。

  有著槍桿子保駕護航,國府在台推行耕者有其田非常成功,這是當時台灣經濟能夠起飛的關鍵基礎。但國府的這項政策也並非沒有缺失,由於缺乏對附日地主階級的徹底清算(二二八事件時,僅除掉一批政治眼光不足的投機者-以國府的觀點來看),國府在台的耕者有其田一樣以善始未能以善終,可見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對於任何執政者而言,都是一項困難的工程。因此對於兩黨所交出的成績,身為後輩的我們,實不應厚責古人。

 

(四)推動工業化

 

  對中國的以俄為師階段而言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完成工業化,北洋政府的諸多大帥都是武夫,能搞出幾個兵工廠就阿彌陀佛了,除了奉張之外,各路好漢對於工業化幾乎沒有任何概念。而國府在大陸主政時期,採取的是優先發展輕工業的錯誤政策。這個政策經過實際操作,有極大的問題。

 

  實際上國府的留美高幹與江浙財團眼光與思想都有問題,典型的書讀不通,外加目光短淺,所搞的決策當然會荒腔走板-任何政策是否可行?要衡量當時國家所處環境,因中國資源有限,沒有浪費的空間。

 

  別有用心的歐美經濟學者會告訴你:經濟發展的正常規律是農業→輕工業→重工業,而將籌集第一桶金(原始資本積累)與經濟先進國家可對後發國家進行技術封鎖一事故意忽略掉;而僅有逐利天賦的買辦階級與資本家也會告訴你:搞輕工業來錢快,各位大帥(總司令)要與資本家合作,從他們那弄到錢(國府就非常依賴江浙財團對國債的購買與拆借),就該支持他們這樣搞錢-大家都互利共生嘛!在這兩種思維的主導下,所交出的成果就是所謂的中華民國黃金十年。

 

  我們來看看所謂黃金十年的成果:自1928年起,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權度標準方案》,使用度量衡制和國際標準接軌。當時中國針織、絲織、染織、印染、毛紡織等輕工業發展長足,產生了一批新興行業,如電器用具工業、電機工業、染料工業、酒精工業、酸鹼工業等等。1931年至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平均高達9.3%。雖有內憂外患,中國經濟還是得到長足發展,不計東北,全國工業增長率達8%以上,社會經濟呈現快速上升趨勢。1936年,中國工農業產值達近代以來最高水準,其他各項現代化制度也都粗具雛形。這時期中國電力業年平均增長9.4%;煤礦業為7%;水泥業為9.6%;鋼為40%1927年至1936年間,交通增8.4%17.1%,工業增5.6%。但是,造就「黃金十年」,主要是靠機制麵粉業、紡織業、火柴業這三大行業以兩位數水準高速增長,而當時對國家強大更具重大作用的鋼鐵製造業、機械製造業等發展較慢。實際上,當時中國處於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過渡階段,占中國當時GDP很大比重還是靠龐大農業人口進行農業和手工業,中國現代工業僅占GDP一成左右。

  此外,中國當時雖有些許現代工業,但主要還是掌握在外國資本手中,其中日資占很大比重。到1936年時,外國在華工業投資不下29.2億元,加上鐵路和航運業,資本總額約有64.34億元。其中,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投資佔有很大比例,如不計東北,大約為28.43億元。經過1920年代至1930年代大規模投資,外國資本在中國工礦業中已經佔據壟斷地位,大體控制中國生鐵產量95%、鋼產量83%、機械採煤量66%、發電量55%

  據統計,1936年全國工礦業(不含東北)中,外國資本高達78.4%, 國家資本和民族資本家資本僅分占5.4 % 16.2%1936年,日本投資和貨款控制之產量,佔鐵礦總產量99.2%、生鐵產量96.8%(包括東北)。日資煤炭產量29%(英資為23%)。而地區差別也更為明顯,工業畸形集中在少數城市,以至在1938年失去武漢後,國統區鋼產量僅為戰前3%,電力14%,水泥5%,化學1%,棉紗1%,麵粉2%。

  表面上看起來成果很豐碩,且在國府的努力下,利用賺來的錢,國府加速償還自滿清政府時期積欠下來的外債,意圖讓中國早日擺脫債務的壓力,這些都該被列為國府的政績。但從國家的長遠利益來看,國府此舉稱之為短視並不為過!

 

  以當日的情況來看,任何的中國主政者,都應有中日之間必有一戰的估計,沒這點眼光,乾脆不要在政壇上混了。但如何應對這險峻形勢,就考驗主政者的能力。像蔣介石的應對方式就不是最好的,他的具體做法是以贛南的鎢礦作抵押,換取60個師的德械,並聘請德國顧問來打造所謂的德械師,作為對內統一,外抗日本的武力基礎。

 

  但他以及其幕僚群忽略了在極端情形下,買不如造的道理,表面上基於成本考量,向外國軍火商購置軍火,也許比自己設廠製造更便宜,但中國國力孱弱,幾乎沒有海軍,在戰時一旦被外國海軍搞封鎖,什麼軍火都運不進來(蘇聯軍火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可透過陸路運輸),如果配合中國本身重工業能力的薄弱,必要時中國軍隊就僅能依靠大刀來與倭寇肉搏了,從某方面來說,中國軍隊的悲壯,主因就在於國府對於產業資源分配上的短視。

 

  竊以為對國府最為有利的方式,是用贛南的鎢礦與四川的桐油與豬鬃,與德國或俄國(國府對俄關係較差,是次要選擇)談判,換取兩國在輕武器與基礎性的工業技術擴散,只要有效加強軍隊的輕武器火力與部隊的訓練,並將主要的工業基地設在四川地區,作為長期抗日的基礎。透過戰術設法將日軍引導到內陸,再透過輕武器的火力來壓制在列強中火力偏弱的日軍,當不是難事!

 

  而共產黨執政則不然,基於資源有限而外敵強悍(美帝遠比日寇強大)的現實,共產黨迅速以鋼為綱,推動全面重工業化,這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是一項正確的決策。此外,人民中國由於歷史因素,在向所有列強尋求工業技術擴散時,也只有蘇聯願意協助(這還是在韓戰繳了投名狀的結果),所以參照蘇聯曾經的工業化模式,也成為人民政府的執政藍圖。

 

  但蘇聯政府基於地緣戰略考量,再三確定人民中國會走自己的路,而非作為蘇聯的附庸之後,赫禿果斷的撤離了對華的工業技術援助。基於蘇聯的利益,此舉無可厚非,因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尤其睡在旁邊的是20世紀天下第一兵法大家領導下的中國。

 

  而喪失蘇聯援助之後,人民中國的工業化雖已打下全面性的基礎,但要持續搞下去,中國人實際上也要「摸著石頭過河」,要經歷非常多的試錯過程,從中找到一條康莊大道。所以在中國重工業化的道路上,人民中國交出的成績單有好也有壞,僅以鋼鐵工業為例:寶鋼與鞍鋼等鋼鐵企業就是成功的例子,而所謂的全民大煉鋼則是失敗的範例。無知者只見全民大煉鋼的失敗,而沒看到若干國企的成功案例,是典型的偏見,渾然不知有成有敗才是工業化推展試錯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同樣的只看到優秀國企的成功,卻不知檢討地方昏官胡鬧性質的全民大煉鋼,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荒謬。

 

  相對於共產黨在中國本土搞的重工業化為主的工業化進程,國府在台的以輕工業為主,搞進口替代的發展模式,難度要低上許多。仔細評價兩者的工業發展模式,可發現共產黨的發展模式類似華山氣宗(但怕岔了氣,鄧黑貓的改開就是在修正練岔了的氣),練到越後面功力越高,福澤綿綿;國府的搞法則類似華山劍宗,速度雖快(賺錢)但搞到後面會氣力不繼。比較可笑的是有部分頭腦頑固,書讀不通的國府秀才,強不知以為知,以台灣自身的發展經驗去度量中國的發展模式,當然會產生誤判!

 

  當然「以俄為師」也只是個階段,一旦它無法再指導中國人民的發展與進步,它就會被取代。且根據歷史發展的定律,前面時代的政治正確,在後面的時代可能會變成保守和反動的代名詞。而以俄為師的最大弱點就是人亡政息,鑒於國家的長遠發展要匯集所有優秀人才的智力,形成一個合力,而非依靠一位超世之傑的領導,需知仙人打鼓有時錯,沒有人能在做決策時,完全不犯任何一點錯誤。因此在以俄為師於毛澤東時期作到登峰造極後,後面就被官僚集體領導下的改革開放階段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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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全盤否定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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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蒼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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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
馮紀游(陸游:重返狼群 狼的印象 中)
轻松一笑

    感謝輕鬆一笑貼出的宗教剝削文章, 宗教剝削妨礙了印度進步, 不過我認為, 少數宗教人士已經開悟了, 不只能夠自渡, 更能渡人, 所以不用全盤否定宗教的作用, 特別是當社會富裕, 政府沒有明顯目標之後, 宗教在這時候就能發揮無為之為的作用, 僅供您參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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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萊塢有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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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服騎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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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
馮紀游(陸游:重返狼群 狼的印象 中)
穹蒼群星
轻松一笑

《無法避免的戰爭》

講一個為政府臥底毛派反政府軍的人,最終轉化為毛派領導人的故事。推薦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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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毛泽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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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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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人 (5)

天平
阿法則徐,終身不履米土
無知者,無畏
穹蒼群星
reaizuguo*冷眼評勸😻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史的主轴就是:跟着毛泽东走。因为这是中国脱离苦海和崛起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本人生于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曾经询问过家族中多位长父辈:这辈子什么时候活的最有意义?大家不约而同的都说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虽然生活清贫,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开会学习和相互批斗(所谓的斗私批修)。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我父母是医生,据说医院院长昨晚刚被拖上台批斗过,第二天院长照样上班主持医院业务。

      历史已经远去,以至于我们不能很好的理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意义,最近看到一篇美籍大陆学者访问印度的观感文章。发现原来1949年前的旧中国有一个活的类似体,它就是印度社会。下面转载该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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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见闻和思考——印度让我明白中国革命的意义

铁血军事3天前

文 | 韩东屏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华伦威尔逊大学教授摘 要

印度虽然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 但印度从殖民统治向独立建国的过程不是革命性的。只是殖民主义精英换成了本土的精英,这个本土的精英是依附于殖民精英的精英。 他们没法跟殖民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决裂。 他们没有能力对过去的旧文化和旧体制进行批判。 殖民地时期的传统文化的精英,经济精英一直没有被推翻,今天仍然在继续着他们对印度社会的控制。

我在美国大学教国际政治。 教的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 我看了很多有关印度的书,电影。 我自己的书也曾被翻译成孟加拉语。 还有印度教授请我讲课,也有印度的杂志请我写文章。 但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印度,总感觉对印度的了解少了点什么。 为了弥补没有去过印度的缺失,今天夏天我参加了美国亚洲联合会组织的以“宗教与社会”为主题的中印考察团。 这个考察团有十位来自美国不同大学的教授,教政治学的三位,教人类学的一位,教宗教学的两位,教语言文学的两位,还有一位是教地理的,一位教企业管理的。其中美国白人五位,黑人一位,巴基斯坦裔一人,保加利亚裔一人,台湾华人一位,美籍华人一位。 六位女性,四位男性。 那位巴基斯坦裔美国人没能取的印度签证,所以她只参加了香港,深圳和广州的考察。去了印度的只有九人。

印度签证

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有印度当地人和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籍教授, 他们一再强调我们申请签证的时候,不要说我们是一个团体,而是以个人身份到印度旅游。 印度签证可以在网上申请。 问题问的很多。 父母亲的姓名,出生地,国籍,居住地,宗教信仰,职业,祖父母的姓名,出生地,国籍,居住地和宗教信仰职业等等。妻子的出生地,宗教信仰等等都问到了。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一个星期就可以批下来。 那个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就是因为是巴基斯坦出生, 而没有获得签证。

我们从深圳乘飞机到昆明,从昆明转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一天就这么一班飞机。 在昆明等飞机有三四个多小时。 我跟两个印度人有简单的对话。 一个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在中国厦门的一家餐馆打工。 我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打工。 他说中国的工资比印度高两倍多。 并告诉我他在学汉语。 问我汉语好不好学。 我告诉他汉语要比英语好学的多。 他说他也感觉汉语好学。 他说他希望能找一个中国女朋友。 希望能在中国生活。 他说中国要比印度干净的多。

跟我寒暄的另一个印度人,是一个女导游。 她说他们夫妇俩有一个旅行社,接待中国的游客,也送印度人到中国旅游。 她说中国到印度旅游的人,比印度到中国旅游的多好多。 她说她到过中国的 北京,上海,南京,青岛等地。 我问她中国跟印度相比怎么样。 她说印度的城市没法跟中国 比,印度的城市跟中国的农村比,也未必比得过。 她说差距太大了。 她说中国人都是好人。 努力工作。 并说她喜欢中国。

跟人聊天,是我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方法。 学者们的书和观点,值得知道。 但我更想知道普通老百姓的看法。 他们的看法对我很重要。

加尔各答的教会,印度教庙,喇嘛庙

我们的飞机到加尔各答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 印度比中国晚两个半小时。 印度出入境管理处没有多少人。 给印度本国人的窗口有十几个。 给外国人的窗口只有两个。 我们一行十二个人,九个团员, 加上三个带队的。 在入境处排了半个小时队。 两个印度官员不紧不慢的的检查我们的护照,签证。 然后让我们打手印。 而且还站起来,用手按着我们的手在打手印的机器上按手印,一次一次的尝试。 试了好多次才成功。 在中国一分钟大概就可以处理完一个旅客,这里要用大约十几分钟。 我是我们团队里最后两个过关的人。 我们用了四十分钟才过完关。

出了机场, 接待我们的教会学校的人已经等在了外边。 加尔各答热的很。 即便是午夜,仍然潮热得很。 接我们的车是辆破旧的中巴,没有放行李的地方。 我们把行李放到了后面坐上, 人坐在前面。 车没有空调。 机场收费处的出口非常窄, 我们的司机,回了两次车,才开出来,那个收费站的年轻人,还从他的小屋子出来,帮助指挥司机倒车。 我坐在最前边。 从机场往城里去的路上没有多少车。 路况也不是很好。 车子走的不是很快。 我看到有人就蹲在路边大便。 到了教会学校。 大门已经关了。 印度这一点跟中国一样。 每个单位,都有大门。 接我们的那个牧师,在大铁门上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门。 随后他又爬上大们喊, 总算把看门的喊醒了。

我们下了车,取下行李。 然后, 每人分到一个房间的钥匙。 钥匙上有个号码。 但不知道是几楼的几号。 看门的人也不知道,那个牧师也不知道。 我们每个人又累又困,急于到房间休息。 但他们两个人,不慌不忙的到处找房间在什么地方。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他们总算弄明白房间在哪个楼,几层楼。 我们提着行李进了自己房间。 门上的锁还是三四十年前,我们用的那种老锁,有一个铁栓。每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小木床,没有床垫子,就一张床单。 有一个厕所,但没有淋雨。 有一个水龙头,有一个水桶,和一个舀子。 要洗澡的话,可以用凉水冲一下。 我困得不行。 倒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起来了。 问看大门的人,这里有没有无线上网。 他说没有。 我便走到大街上看看。 街上已经有很多人。 加尔各答曾经是英国殖民当局的首都。 也是印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这里高楼不多,大都是平房,楼房也都是两三层的样子。 我们住的教会学校里面的楼房都是三四层的样子。 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熙熙攘攘。 车都是一些中巴,三轮车多一些。 也有马车。 印度女人的服饰色彩很鲜艳。男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好多就是腰间缠一块布。 印度看来是个不缺水的国家。 街上隔不远就有一个水龙头,居民拿着锅或盆接水,好像不需要缴费。跟四十年前,我们老家县城的情况有点像。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得到街上接自来水。 但我们是用担杖和水桶跳水,印度人则是用盆或小水桶。 没有担杖。 我们那个时候要付钱,印度这里好像是免费的。

临街的地方有很多很小的小棚屋,只有够一个人躺卧的空间。 从窗户看进去,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所有空间。 里面坐着一个女人。 也有的小屋子里坐着的是一个老男人。 他们就在街旁点火做饭。 街旁还有不少的小商店。 几步远就有一个。 买的好多是食品和日用品。 比中国农村的那些小卖部还小。 商品的种类也很少。印度穷人的生活很简单。 好多人就打赤脚。

我们的早饭就在教会学校里吃的。 他们可能是专门给我们准备的早饭。 有美国人喝的咖啡,茶,牛奶,煎蛋,煮鸡蛋,面包,烤肉,唯一一种当地食品,就是印度饼,很像山东人烙的薄饼,但更软一些。

吃完早饭后, 我们就去参观特瑞萨修女的纪念馆。 在一条很窄的小巷里。 如果没人引路,完全看不出这里有什么不同之处。 显然这里是贫民区。 特瑞萨也是因为她为印度穷人服务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因此出名。 她的石棺在一个较大的厅里,周围的墙上挂着特瑞萨各个时期的照片。 里里外外,有好多修女。 但几乎没有什么游客。 看来,国际上把特瑞萨吹得很厉害,当地人并不买她的帐。 特别是后来有人披露,特瑞萨坐飞机,都是坐头等舱的。 就像甘地一样,被西方人捧得很高,但印度人并不买他的帐一样。

下一站我们参观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维多利亚纪念宫。 这是一个很大的宫殿,占地384亩。 一九零六年开建,一九二二年竣工。 开建的时,加尔各答还是首都,但一九一二年英国殖民当局就把首都移到新德里了。 这个建筑可以说很宏伟,壮观。里面有二十五个画廊,有很多精品。 但是游客不是很多。 天气热的难以忍受,衣服全湿透了。 而宫殿里面居然没有空调。 只有加尔各答画廊有空调。 宫殿的大部分是关闭的,包括前门,人们只能绕到后门才能进去。 里面的大部分的画廊也是关闭的。 看来是经费不足吧。当年英国的殖民当局建这个纪念宫时,想让其成为当地人和外来参观者向往,蜂拥而至的地方。 至少我们去的这一天不是这样的。 除了我们几个美国人外,当地人寥寥无几。

中午在教会学校吃的午饭。 这是天主教培养神父的地方。 中午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人有几个老神父,可能是这家学校的负责人。 午饭有牛肉,猪肉,米饭,有印度的咖喱汤,有一二样蔬菜,有咖啡,有茶,也有果汁。 不知道学校其他人吃的怎样。 但我们吃的午饭还是很丰富的。

午饭后,去参观了当地一家天主教堂。 这是一座非常宏伟,非常古老的教堂。 里面陈列着好多殖民军官的雕像,和阵亡的原因和日期。 教堂里正在举行什么活动,没有人给我们做翻译,也没有人给我们解释。 里面主持仪式的全是女人,好像是修女,也不全是修女。 还有很多中小学生。 他们站起来唱歌,不是圣歌,而像是印度的国歌。 我们十几个外人,呆呆的坐在那里。 当地人好像也不在乎我们的存在。 照旧做着他们的事情。 我坐不住了,就站起来走到外面,看那些雕像的说明。 那些雕像好多是阵亡的英国殖民军官。 在为大英帝国的利益而战阵亡的。 当年教堂的建造者,还有后来把这些阵亡英军军官埋在这里的人,恐怕没有想到他们只是历史的过客,他们的教堂,终归要回到印度人的手里。

我们当天最后的活动,是参观一座印度教的大学。 这个印度教大学建在恒河的边上,还没有完全建成,部分建筑还在建设中。 我们约好二点半与学校的校长见面。 但校长快四点才露面。 他穿着褐红色的和尚服,带者一个穿带一样的一个助理,两个穿白色和尚服的人。 校长进来后在主位上坐下来,他的三个助手分坐他的两旁,很像是三个保镖。 校长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他的三个跟班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 都是五大三粗,脸上表情木然。 校长本人像黑社会老大,他的跟班则很像黑社会的打手。

校长滔滔不绝的讲着印度教的教育和哲学理念。 根本就没有介绍他们学校的意思。 他讲的东西很像是在传教。 我们领队是香港中文大学美国中心的头,他自己说是美国滨州泰伯大学的中国历史博士,还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统一战线。 但据他的朋友讲,他也是个传教士,并听过他在教堂的宣讲。他根本就不想听他传教,几次打断他,请他介绍学校的情况,但校长根本不为所动,继续滔滔不绝的讲印度教的世界观和高明之处。 他让助手给每个人端来咖啡,还给每个人一个三明治,一直不停的讲了两个小时。 他的英语是那种不很好懂的印度英语。 大家都是似懂非懂的听着。 他的谈兴很浓,但天色已经很晚,我们的领队站起来,跟他说很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走了。 那个大学校长还恋恋不舍的说希望我们有时间再来,希望能与我们好好交流。

天色已经全黑了。 我们想到恒河边上去看看。 但是发现到不了河边。 去河边的路给封住了。 旁边有卫兵站岗。 问了一下旁边的人,星期天印度教的庙在做礼拜,晚上不让到河边。 我们就回到那个大庙去看礼拜。 印度教的庙很宏伟,大气。 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人盖的。 大厅里挤满了来做礼拜的人。 进庙以前必须脱鞋。 人们就一个一个的坐在地上。 台子上一个满脸涂得白白的老年男人,有点像我们刚见过的校长,端坐在一张床上。 他的对面是一个较年轻的神父,挥舞着一个像拂尘一样的东西,伴着音乐,嘴里不停念叨重复着三二两句话,我问旁边的人,神父说的是什么。 对方说,就是神是伟大的,神是高明的,神是爱人的。 我没有耐心听这些,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外面的院子里,有好几个电视屏幕,播放着庙里面的场面。 因为里面坐不下,外面还有很多人坐在电视屏幕前观看。 好多人对神顶礼膜拜。 我还看到有的穷人跪下去,亲吻走过身旁和尚的脚。

印度人对自己的庙宇之多元是很自豪的。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吉岭一带,除了印度教的庙,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很多的喇嘛庙。 不管是印度教的庙,还是喇嘛庙,或者是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都盖的富丽堂皇。 喇嘛庙里动辄就有七八百名年轻和尚。 这些和尚每天就是念经做功课。 在我们坐下来讨论我们的见闻时,我的那些美国同事和香港的领队,对印度社会的和谐,各宗教的和平相处,赞不绝口。 我是唯一一个发表不同意见的人。 我想知道的是建设这些富丽堂皇的庙宇的钱是哪里来的,庙里这些僧侣的奢侈生活是怎样维持的。 我们到印度不过三两天而已,就对宗教对印度社会的作用下如此的结论是否有些草率。 我的不同声音,让大家不再作声。 印度方的接待者,本来还在夸赞印度宗教的多远与和谐,听到我的不同声音,便打住了。

在我看来,印度社会还完全没有走向现代社会。 他们的种姓制度,他们的所谓的宗教信仰还像枷锁一样束缚着印度的人民。毛主席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民受三种权力系统的支配,就是政权,族权和神权,妇女还受夫权的支配。 也就是说普通中国人是要受着四种权力的压迫。看来印度人还在受神权的支配。 以前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解放了中国人民,对我这种没有经历过解放前的人来说,是无法认识其深远意义的。 这次到了印度,看到印度人受神权的压迫,才让我真正认识到从神权底下解放出来对中华民族是多么的重要。 印度人把中国人当对手,喊着要与中国争个高下。 其实他们真没有资格跟中国争。 他们在自我解放的路上还差得远呢。

西孟加拉的茶场

我们队员中有一个研究农业的地理学教授,所以印方安排我们参观了思丽古丽的一个茶场。 茶场对我们的来访早有准备。 我们的到达的时候,茶场的老板介绍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和学校,然后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哈达。 茶场老板年纪不大,口才不错。 他介绍了茶场的历史,英国殖民者一八五几年,从中国偷来茶种,在这里开始种茶。他一一介绍了他的制茶的机器设备,好多都是英国产的老旧设备。 他说的他的采茶工人都是附近的妇女,每天按采摘的茶叶重量付工资。 我算了一下。 每天一个女工的收入,也就是二十多人民币而已。 他说他的茶叶都是有机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 并准备了十几种茶水让我们品尝。 我没有喝出他的茶有什么好。 至少我自己喝过的中国茶,要比他的的茶好得多。 无论从茶汤的颜色,还是味道,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香港大学那位加籍教授,也跟我表示,他喝过的中国茶比这里的茶好得多。

这个茶场的老板跟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些印度人一样, 很有表演欲。 他说我们今天的到访,不同寻常。 然后叫出他的员工,让他告诉大家他今天看到了什么。 那个员工很羞涩的站了出来。 说他今天早晨巡山的时候,看到了一只老虎。 老板马上说, 老虎可不是可以天天看到的。 所以我们的来访是一个好兆头。 他又叫了其他几个员工来告诉他们当天的经历,来证明我们的到访的不同寻常。 可以看出, 他的员工都是在积极的配合他演戏。 只是演的很勉强,一看就是在撒小谎哄人。 不知道为什么老板认为有那个必要。看来印度的员工,还有替老板撒谎的义务啊。 中国的农民自从共产党的土改后,就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人。 而今天印度的农民,还得依附地主生活。

喝完茶,茶场的老板带我们去看他的茶场。 漫山遍野都是他的茶园,至少得有上万亩的样子。 地里有不少的妇女正在采茶。 也有妇女陆陆续续的背着茶筐来交茶。 山坡上零零散散的坐落一些棚屋房,就是这些茶农的住处。 天上下着小雨。 而那些采茶的女工们还继续在地里工作着。 真可惜没有机会跟她们交流一下。 问一下她们的工作生活的情况。

访问锡金

我们在印度的行程,包括对锡金的访问。 给我们开车的一个年轻司机家就是锡金的。 他的妻子是大吉岭人,他们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休息的时候,他还把手机里的儿子和妻子的照片给我看。 他跟我说,锡金比西孟加拉州富裕。 锡金六十年代被印度吞并,是印度的一个特区。 说是一个特区,是因为进入锡金需要特别通行证。 可以在网上申请。 我们不知道。 到了边界处,被告知得申请许可证。 印度负责当地接待的人显然也不知道这个规定,就要了我们的护照去办理许可证。 他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给我们办好了通行证。 锡金的路并不好,跟西孟加拉的路差不多。 路很窄,勉强能通过两辆车。 个别地方,需要停下来给对面来的车让路。 锡金入境处的公告上明文注明:中国人, 巴基斯坦人,纳及利亚人禁止进入。 中国人,巴基斯坦人不让进入可以理解。 不知道为什非洲的纳及利亚人也不让进入。

锡金的喇嘛庙

我们访问了锡金最大的喇嘛庙。 这座喇嘛庙建在一座山上,有上千的僧侣在此修行。 我们在庙里吃了斋饭,参观了庙里收藏的各种神器后,就开始与庙里的僧侣交流。 这个庙的主持住在美国,这跟我们参观过的其他几个喇嘛庙的情况是一样的,创始人住在美国,由代理人主持庙务。 我们一行十二个人,三个领队,九个队员。 三个领队当中,有二个也是教授。 我们坐一竖列。 对面坐了大约十四五个喇嘛,其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美国男子,说是从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来的,在印度已经住了十几年了。 我们每人先介绍个人的情况。 然后每人问一个问题,然后喇嘛们推选一人回答。 我坐在我们这一排的倒数第二。 我的队友们都很客气。 问了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 这个庙什么时候建的,经费何处来的。 有多少僧侣,以及他们这个教派跟其他教派有什么不同。 到我问的时候,我问他们僧侣生活的最高追求是什么? 他们商量了半天,最后选出一个代表。 他吞吞吐吐说了半天,无非如何克制人的欲望之类的泛泛之谈,最后说僧侣的最终目的不外乎追求幸福。我问他们克制欲望就能得到幸福吗? 不知道苦难怎么知道什么是幸福? 他们又说了好多老生常谈,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能回答我的问题。

交流完后,几个年轻的喇嘛出来找到我。 说我问的问题很好。 并说要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的人生最高追求是什么? 我说我的人生追求,就是尽可能多的了解世界,了解体验人生,包括人世的酸甜苦辣,最终弄明白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我想这些年纪轻轻的喇嘛,还没有开始人生,根本不懂人生,就受人蛊惑,草率进入寺院,正像当年毛主席对达赖喇嘛所说的,不事生活资料的生产,也不事人的生产,还得靠别人的劳动来养活, 他们对这个世界,对他们自己·的社区有什么正面的的影响吗? 美国米尼苏达州前州长,摔跤运动员杰西文图拉说得不错。 宗教就是弱者逃避现实的避难所而已。

锡金大学政治系学者

在锡金期间,我们跟锡金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们有一场交流。 锡金大学还没有一个正规的校园。 不同的系在不同的地方租的房子。 政治系的教授,除了一二个人外,也都是在读博士生在教课, 年纪都很轻。 有一二个教印度政治制度的。 有一两个教国际关系的。 有两个做印中关系研究的。 其中一个年轻的女教授, 也是在读的博士生,口口声声讲因为中国一九六二年的侵略。 中印关系不好。 中国依仗自己的发展优势,不断挑起中印之间的边境紧张。 并说中国应该小心,印度自己虽然打不过中国。 但印度可以联合美国对付中国的侵略。 到那时候中国后悔就晚了。

对她的言论,我感到必须有所回复。 我说我在印度的这几天,多次听到中国是侵略者的言论。 但我建议你看一下澳大利亚记者讷威尔马克斯威尔的书《印度的中国之战》以及印度军方1963年写的“汉德森布鲁克斯—波嘎塔报告。”马克斯威尔的书,就是根据印度军方的报告写出来的。 印度军方的报告认为战争是印方挑起来的。。 印度政府至今不肯公布军方的这份报告。 现在马克斯威尔把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公布了。 希望她看看。我说中国政府现在很少提跟印度的战争,中国的中学生很少知道跟印度的这次战争。 但是我在美国的印度学生,一直坚持中国是入侵者。 其实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把印度人看做竞争对手。 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逝世前也曾告诫他的追随者,不要把中国人当敌人。 两个民族和平共处了几千年了。 这种威胁联合美国对付中国的言论对两国的关系,并对印度发展的需要,都是不利的。 这个时候我们领队,制止我继续说下去。 说时间不够了。 我对他的制止很不满意。这样不符合交流的精神。 但我也不想把气愤弄糟。 但我对锡金大学的学者的言论很不满。印度政府至今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公开印度军方自己写的对战争原因分析的汉德森布鲁克斯—波嘎塔报告。 马克斯维尔的书尽管在印度有出版,但看来看到的人也不多。

跟印度司机的交流

在印度的十几天里,有三个印度年轻人给我们开车。 两个三十多岁,一个二十多岁。 他们三个是朋友,一块做生意。 印度人城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公共交通。 出门就是坐越野车。 越野车是当地的主要交通工具。 印度人在一辆越野车里可以挤下七八个人。 我们十二人就租了三辆越野车。 这三个年轻人开车技术真不错,就像中国四川贵州一带的司机,在山路土路上开车练出来了。 有些路不好走,雨天,雾大的时候,他们也照旧开。 我有时候很担心。 但他们很自信。 印度警察经常检查他们的驾驶执照,通信证。 有一次,我们的司机被警察叫停,看他的执照。 结果他的通行证过期一天,让警察罚款二千卢比,大概合三十美元。 那个司机说这个钱就进了警察的腰包里呢。 他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不知道是否是真假。 但他的通行证确实过期了。

这三个印度司机中的年长的那一位,对中国很感兴趣。 我也愿意跟他交流。 一天,我们到了目的地后, 他没有马上走。 他让我拍着自己胸膛告诉他,中国是不是比印度发展的好,如果中国发展的比印度好,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说你既然让我拍着胸膛告诉你,那我就坦白的告诉你,印度根本没法跟中国比。 中国至少领先印度四十年。 四十年前,我上大学前的农村老家就已经比现在的印度领先了很多。 我说一九五零年,中国跟印度差不多,印度可能还比中国先进一点,两国的人均寿命是一样的。但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69岁,而印度只达到了50岁。 在不到三十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领先印度二十年了。

至于原因吗,我认为主要是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给农民分了土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主人。 而你们印度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旧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宗教领袖阶级,还在压迫着你们印度人。 你们印度的一些穷人见到和尚,还跪下来,亲吻他们的脚。 这种事在中国很难发生的。

那个司机听了我的话,陷于沉思,然后说,你说的话我明白了。 他说我们现在每年都得给我们的印度庙的教主捐钱。 要很多钱,六千卢比。 有的庙,特别是喇嘛庙,要的更多,要几万卢比。 我跟我们的guru说,你教我们行善,做好人,都是好意,但我们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了。

看来没有人愿意向教主捐钱,特别是自己入不敷出的时候。 许多人认为宗教教人向善。 其实我们还需要别人教我们向善吗? 没人教就不会向善吗? 那些作恶的人是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向善吗? 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实际上那些印度教的教主,喇嘛教的创始人,还有一些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士,跟那些在商业上打拼的企业家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企业家赚钱靠的是卖能摸得着的商品或服务,教主和牧师们卖的是摸不着的精神方面的东西而已。 曾经有一个台湾朋友对我说,盖庙是最赚钱的买卖。 我想他说的没错。 世界上没有比传教更赚钱的买卖。 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让人自愿打开钱包把钱捐给你,世界上还有更好的买卖吗?

大吉岭地区的社会和经济

我们在大吉岭地区活动多日,期间除了参观了许多喇嘛庙,印度庙,基督教,天主教教堂外,也到一些住家参观,访问。 这个地区没有什么产业。 山地很多,雨水很多,林木很茂盛。 但除了一些茶场,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农业活动。 在大吉岭的广场上,除了一些游客,还有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在游荡。 我跟其中两个年轻男子交谈了一会。 他们说他们大学毕业十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 他们说他们都结婚了,而且有孩子,就靠妻子一个人的收入养家。 他们还在找事干。 但没有合适的工作。 我就这个问题问了接待我们的一位当地的大学教授。 他认为好多年轻人没有工作,是因为他们懒。 不想干体力活。 看来印度,还有美国有同样的毛病。 大学毕业了的人,就不想再干体力活了。 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制度,应该把没有事情做得年轻人组织起来,干一些对社区有意的事情,让他们感到是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 但可惜今天的印度,美国,中国,都没有这样的政府机构。

临别赠言

我们在印度考察了短短的十几天,这期间跟印度大学里的师生,喇嘛庙,印度庙里,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们,以及印度社会中的各色各样的人进行了有限的接触,对印度多了一些的感性的认识。 离开印度的那一天,接待我们的那所大学,对我们十几个人单个,和集体进行了采访,让我们留下临别赠言。

作为学者,我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 我坦白的说了我自己对印度的看法。 我的关于新中国教育改革的英语书被翻译成孟加拉语。 有些印度人看过我的书。 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些印度人社区,曾经请我去讲过两次课。 一个印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还请我和另外两位中国学者写了有关中国的文章,他们结集出了一本书,在印度,和马来西亚出版了。 他们说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的文明,在二十世纪里一个产生出甘地,一个产生出毛泽东。 甘地被西方世界过分的吹捧,但对印度社会,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 而毛泽东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极力丑化,但毛泽东领导被西方欺辱,践踏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民,通过不懈的努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政府。 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当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无视中国的警告,逼近中国边界,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毅然出兵朝鲜。以劣势装备,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为北朝鲜这样一个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盟友主持了正义,维护了世界和平。 也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长了志气。因为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轨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来印度之前,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我的印度朋友的问题。 来印度看到印度的众多教堂,庙宇,见到印度的下层人民还在跪下了亲吻和尚的脚丫的时候,我明白了毛泽东的意义,我明白中国革命的意义。 我明白了解放的意义。 以前中国政府用“解放”来演绎中国革命的意义。 我不明白。 看到了今天的印度,我明白了。 我的老家山东省即墨县的县城,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一九四九前的县城小的很,就一条大街,但却有七十二座庙宇,各种各样的庙宇,五花八门,多元的很。 还有几十座贞节牌坊。 这些庙宇和牌坊,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 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迹都在革命的过程中,被人民自己给摧毁了。

今天在中国,在世界上,还有人在为中国革命的破坏作用而惋惜。 在我的老家,也有个别老人对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庙宇和牌坊被拆掉感到不满。 他们不明白,不破不立的道理。 他们不明白旧的东西总要被新的东西所取代,这是历史规律,这就是历史。 革命用暴力的手段,摧毁了旧世界,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过去的七十年里,中国人民爆发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而印度虽然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 但印度从殖民统治向独立建国的过程不是革命性的。只是殖民主义精英换成了本土的精英,这个本土的精英是依附于殖民精英的精英。 他们没法跟殖民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决裂。 他们没有能力对过去的旧文化和旧体制进行批判。 殖民地时期的传统文化的精英,经济精英一直没有被推翻,今天仍然在继续着他们对印度社会的控制。

采访者问我印度是否需要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说这个问题只有印度人民自己才能回答。 别人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 印度是否会发生革命也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来源:https://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JnApjWF?title_s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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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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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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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補充,確實如此!

與中國接境的國家很多,從接境地方的跨境婚姻來看,中俄之間,主要是俄羅斯女人嫁中國人,北朝鮮女人嫁給東北的吉林的朝鮮族也比較多(但是棒子脾氣比較大,嫁漢族的不多),中亞各國跨境通婚也不少,但是涉及到漢人的不多,中印之間基本上不通婚,東南亞國家情況比較奇怪,華女外嫁比較多。

你說的多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確實如此,因為這些國家跟中國不接壤,大部分涉外婚姻都跟留學生有關。

西班牙,葡萄牙並非人口不多,從語言使用的普遍性來看,使用西班牙語的人遠多過英語的,只是這兩個國家在現代文明中,沒有什麼表現,跟我華裔來往不多。跟說中文的來往比較多的,是日本,俄羅斯,英語國家,法文國家,甚至阿拉伯文國家,非洲兄弟多數說法文。

跨族通婚現象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在未來幾十年,你會看到越來越多的異族女人嫁中國郎。

有點歪樓了,望貓道長酌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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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異族婚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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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悔過的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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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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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者,無畏

閣下的論述不夠全面,不只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白俄羅斯等國都有嫁給中國男人的紀錄。而且這些國家都是東斯拉夫民族。

你有沒有考慮過人口比例的情況?

西班牙、葡萄牙的人口本來就少,嫁給亞洲人不多,而且幾乎沒看到。

你應該拿人口較多的國家當例子。

英法德荷等國很少,你的主要論點應該是西歐國家很少嫁中國男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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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師俄的另外一個原因-俄羅斯人比較看得起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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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者,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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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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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俄羅斯人也看成是歐羅巴人的話,那麼你會發現,相對其它歐羅巴人,俄羅斯人算是比較能夠相對平等地看待中國人的民族。

世界上有些很奇怪的現象。西方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葡萄牙,西班牙也算是西方國家,這些國家跟中國比起來實際上沒有什麼優勢,但是你很少看到他們的女人會嫁給中國人。

從上個世紀中俄走近開始,你會發現,在中國和俄羅斯交往的過程中,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有不少人娶俄羅斯女子為妻,這中間還包括民國的小蔣總統。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近年,在東北,西北和內蒙,都有不少俄羅斯女子嫁給中國男人。特別是東北跟俄羅斯接境的地帶,跨國婚姻幾乎清一色是俄羅斯女子嫁給中國郎。

你再看看其它歐羅巴國家(含美加澳紐),幾乎是清一色的華裔女子嫁給歐羅巴男人,就算是有中國男人娶了這些國家的女人,比例也非常小。

基本上來說,女人是跟著財富走的,也就是說,女人普遍比較喜歡嫁給有錢人,今天中國的有錢人其實是很多的,但是你並沒有見到大量的歐羅巴其他國家的女人嫁給中國男人吧?!上個世紀俄羅斯女人嫁中國男人的時候,中國的景況其實並不是那麼好。

清末民初的時候,也有不少中國男人娶日本女人,(那個時候,中日還沒有開戰,普通民眾對中國還不太知底)。但是民國以後,你就很難看到日本女人嫁給中國男人了,(日本侵華戰爭,也打出了中國的窘態)。相反,很多中國女人嫁給了日本男人。

我有一個朋友娶了一個日本妻子,他老婆就不說中國,而是說中國是唐土,她稱日本為東瀛。

以我自己在海外20多年的經驗,在全球所有各民族之中,俄羅斯族算是比較能夠跟我華族平等相處的。當然,這得撇開沙俄強佔中國領土的歷史恩怨。

你再看看二戰中間,對中國進行援助的國家名單,俄羅斯哪怕自己也在經歷被入侵的困境,仍然提供大量的軍事裝備和派人員參戰。

中國文化和國際觀實際上是一個現實主義文化觀,也比較重感情,既然俄羅斯人相對看得起中國人,那麼“以俄為師”也就順理成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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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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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臥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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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
貓靈子
轻松一笑

貓兄高論,讚。

但也衍生出一個地獄悖論--豆腐渣地獄(宋子文承包),是個好的地獄,還是個不好的地獄?好的地獄是更慘還是不那麽慘?不好的地獄是不那麽慘還是更慘?

天呀,我不敢想下去了!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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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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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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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
reaizuguo*冷眼評勸😻
無知者,無畏
穹蒼群星
轻松一笑
南山臥蟲

  蔣介石雖係一代梟雄,但他的天下至少有一半是被宋子文搞掉的。比起蔣介石,宋子文就完全是個負面人物,為了私利弄出超級通膨,又將法幣的對外匯價高估,搞到國統區內的農民,工人,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都一致反對國府的經濟政策,經濟崩潰最終也導致國軍在軍事上的總崩潰,三大會戰就是解放軍對國軍的軍事總攤牌。

  無論是對國府本身還是對整個民國的百姓,宋子文都是罪人,應該下二十八層地獄(剩下十層地獄的興建,委由閻羅王去招標興建即可!大笑記得不能讓孔宋家族與黑貓幫得標,他們肯定會中飽私囊,搞出豆腐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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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臥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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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
穹蒼群星
轻松一笑
貓靈子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2184

是谁让旧中国一穷二白?

又, 貓兄大材, 不必浪費心力與宵小糾纏(網上的糞言比例佔了九成以上). 多花些精神寫些好文章(例如本主題), 於吾國吾民脾益更大.

套句武媚娘的金句--何不撲殺此獠?!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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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是佐分利貞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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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
貓靈子
馮紀游(陸游:重返狼群 狼的印象 中)

我與朋友聊時,都沒有提這個名,他好像是從某些財務處理的過程中理出的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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