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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抗战的概念,反法西斯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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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联外事部队AC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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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暱稱者無
楊正剛
貓靈子
reaizuguo*冷眼評勸😻
阿法則徐,終身不履米土
轻松一笑

如果你在Youtube的某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区看到了跟这个相似度极高的文字,那个作者也是我,发到这里前进行了少许编辑。

恰如其分的正名——从本次九三大典的全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说起。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我非常高兴此次活动的命名如此讲究,可谓字字珠玑。

不单纯地称其为“二战”,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并非完全正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主题是必须肯定的,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其间包含了大量帝国主义争霸,法西斯国家彼此狗咬狗的野蛮成分

英、美、荷为了保卫东南亚殖民地跟日军大打出手,虽然具备反法西斯性质,但在殖民地人民看来,不过都是帝国主义殖民者的侵略行径。至今在印度国会和甘地画像并列的钱德拉·鲍斯,就以“印度国民军司令”的身份在《大东亚共同宣言》上签了字。缅甸的昂山将军在日军来时做了带路党。不少阿拉伯人也兴高采烈地跟着隆美尔去打昔日的英国老爷。

瓦希列夫斯基元帅横扫东北日军,固然是帮助中国反击了日本法西斯,但旋即亲自向日俄战争遗址献花,祭词中明确表示苏军完成了四十年前沙俄未竟的事业——占领东方的不冻港,摇身一变就满是侵略者的色彩。

波兰由毕苏斯基开创的萨纳奇Sanacja军政府——法西斯德国消灭的第一个国家本身就是个法西斯政体。1945年,他们趁着苏军攻势已尽受阻于维斯瓦河对岸的“时机”,贸然发动起义,以求抢在红脑壳之前完成复辟,结果把几万市民的性命往德国装甲师的履带下面送。这勉强能算有民族独立的反侵略色彩,但是这也配叫做反法西斯么?

法西斯体制的形成过程,特征是什么?

权贵集团遇到无法用“贵族共和”应对的危机,选择将权力收归于独裁者,用于最大限度地动员、最无限度地使用统治集团的暴力。独裁者通过军事扩张和对内镇压,通过延长紧急状态的方式,固化自己的权力,反过来压倒旧统治集团,将暴力维持的个人独裁体制从暂时的应急行为变成永久性体制,法西斯制度就形成了。法西斯的指导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尤其重点是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因此极端反对任何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以激化和制造民族矛盾的方式向外转移矛盾视线。法西斯政权的执政许诺是为新一代受教育青年提供中产生活,而手段是大量借贷而后用对外侵略扩张还债。法西斯的执政方针是军事化管理,往往以军政府治国,由此带有极强的侵略倾向和破坏力。

“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成员们,在战前对于法西斯的态度是很令人不齿的。

在战前,甚至开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大部分列强国家简直可以说是对其它国家的法西斯化乐见其成。 因为法西斯国家的地理位置恰到好处地围住了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法西斯政权的侵略倾向和反共立场相叠加,对列强而言正是隔离、消灭苏联的绝好棋子。直到1940年5月荒谬的“静坐战争”被打破,只要不直接向西攻击,英法美等国可以装着看不见法西斯政权的战争行为,甚至为其背书。

匈牙利独立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随便谁,上!咬他!被罗马尼亚干涉军推翻,变成军队独裁了,好!

波兰入侵立陶宛?没关系,法西斯集团的内部整合而已,全当没看见。

捷克斯洛伐克是英法的小伙伴啊,那又如何?为了让法西斯德国回归“正常”,去执行反共的"预定任务",捷克的牺牲是必要的。慕尼黑会议上演了历史的黑色幽默剧:捷方代表被明确警告,如果捷克和苏联结盟以保卫自己,那么他们将把德国对捷克的领土要求看作反布尔什维克斗争,坚决同德国站在一起······

对于,中华民国政权,或者说国民党集团的抗日该如何评价?

肯定其抗日行为确实存在以及基层指战员的重大牺牲,但是必须明确其是片面性和妥协性的。南京国民政府本身,是一个代表大地主阶级、高利贷者、官僚及买办资本利益的,明确进行公开的恐怖专政的政权,由于高度依赖外援和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极其反对组织和武装广大劳动人民,导致其抗战期间的行为是——极度鄙视和厌恶本民族自行组建的武装力量(片面性),抵抗立场的坚定程度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大幅摇摆(妥协性)。

中华民国对日宣战,是七七事变之后四年,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十年,在此期间,抗战将士们的牺牲,连个名义都没有。在南京政府看来,民族的生死存亡,其重要性是在自己统治集团存续之下的。这就导致了革命党、军阀、大众自发的抗战行为,不仅不被作为增强抗战力量的办法,反而是将其歼灭削弱的良机。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对日宣战并派出了大量干部渗透出关组建东北抗联,蒋介石却忙着调动数十万大军“剿匪”;吉鸿昌因为“非法抗战”被枪决;川、桂、滇等地方军阀部队屡遭中央军借刀杀人;合作抗战期间国府部分掌握共军的调度权,却用来命令新四军走进伏击圈。首都被屠城可以不宣战的奇葩政权,能有什么像样的抗战叙事?

蒋介石能把持和稳固政权,就是因为其反共立场,被上海的各路洋人所相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暴徒打手们毫无阻碍地大批穿过租界,巡捕对各类暴行视而不见就说明了一切。此后,龙华警备司令部里的枪声,伴着“三民主义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的口号响了一年。在成功驱逐、捕杀了三万余名中共党员(顺手减少了国民党约5/6的101万党员)之后,南京政权已经对基层彻底失控。对于这样一个完全建立在反人民的压迫之上的政权,可以说其生存,已经完全维系于剿共成绩是否让洋大人满意。

九一八事变,列强看到苏联又多了上千公里的边境和法西斯国家接壤,简直要乐到昏过去了!美联社公开说“全世界都要感谢日本在远东与布尔什维克的对抗中的贡献。”如此依赖外援的蒋政权怎么敢提收复国土这种“逾越”之请呢?伪满洲国——日本法西斯驻军数十万的傀儡国,张学良——名义上服从中国废柴法西斯政府的地方军阀,洋大人们乐见哪一个位于苏联边境?一目了然。

在整个“间战”的二十年间,是西方对于法西斯态度暧昧,甚至可以说恋奸情热的时期,蒋介石政权怎么会有胆量向日本正式宣战?宣战就是逼着列强选边站,给蒋介石一百个胆子他也绝对不敢。日本无疑是更能高效反共的一方,列强比较之下,连想都不想肯定是把蒋政权这个烂苹果扔进垃圾箱。只有在法西斯的胃口无法满足,兼之苏联咬起来太扎嘴,开始反噬自己二十年来的饲主,反而把列强揍了一脸血之后,中华民国才能放下心来了——妈的可算是能放心地站在“友邦”一方了。 沦陷区近两亿人民的血泪,何曾在它们考虑之内?

是的,蒋介石政权是一个法西斯政权。

为什么? 自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内反动派通过对进步力量的大屠杀彻底洗掉了党的革命精神,从此拒绝通过任何社会革命甚至改良的方式解决尖锐的阶级矛盾,不再谋求土地改革和社会正义并对此类尝试赶尽杀绝。相反,它和军阀结盟,向旧官僚提供武力保护以换取其效忠,用建立在同乡、同学关系上的嫡系军官团作为政权支柱。

蒋某人对于希特勒上台的艳羡简直是溢于言表: “···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决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 “外国有法西斯蒂,现在我们中国也有法西斯蒂,但是中国的法西斯蒂有其名,无其实,人家说一定不会像外国的一样成功的。”

哈!想要做“成功的”“法西斯蒂”,不愧一个独裁者的自我修养。蒋某人自况为法西斯,追求做个成功的法西斯而不可得。其言其行如此,蒋介石政权正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弱化变种,还有什么疑问么?

敌后抗战绝不是仅仅存在于共产党的宣传之中,“敌后”就是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主要战线。

长期受法西斯围困终遭侵略的苏联,长期被日本法西斯荼毒的中国,长期怂恿纵容法西斯然后被狠狠反咬一口的英美,1941年底,反法西斯联盟终于正式形成。血的教训让各方都明白,法西斯政权不占领世界决不罢休,意识形态的分歧可以被暂时抛开。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付法西斯?

我们要对当时的国力有自觉:按照其他主战场的正面战场的标准,中国战场的正面战线才是配不上的“正面战场”称呼的。此时的中国,早已在北洋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之下,败光了洋务运动攒下来小小工业能力。因此,二战的正面战场,中国是没有资格参与的,国民党政权仅仅是在——退进西南山区——得到英美援助——面对轴心国中陆军最弱的日本所派出的——小于关东军甚至华北方面军的一小部分兵力——在日军已无扩大深入侵略的积极性之后,才堪堪形成了完全处于守势的军事对峙。

但是,由于法西斯轴心国的资源和人口都非常有限,因此其战争能力严重依赖占领区的资源、劳力和出产。闪击战和国民党政权的长期退缩,也确实让轴心国占据了广袤的领土,压榨着大量的人口。因此,对敌后游击战的评价,不应仅着眼于歼灭敌军的数量或摧毁多少技术兵器。敌后战线的作用不仅在于大量牵制侵略者军事力量,同时大幅降低其征发物资的效率,大幅提高其统治成本,并最终使侵略者在长期失血后走向虚弱和崩溃,其重要性可不止是为正面战场减压这么简单。中共的活跃,让日军在占领区的投入/收入比很快达到了可怕的十比一以上,随着抵抗力量的壮大,“北支”几年之间就从“帝国的溃疡”变成了“帝国的癌症”。而南斯拉夫的实例更是雄辩地证明,游击战可以达成被侵略国的自力、独立的解放。

敌后抗战只有共产党宣传,是因为只有共产党搞得起敌后战线。纵观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沦陷区的斗争都是由共产党主导。只有共产党能够不依赖于盟军偷运的物资和人员,而其他势力主导的游击战,其规模和战果几乎不值一提。因为凡是不追求共产主义的游击队,全是在比烂。

游击战极度依赖于对民众的动员和相互信任。在必须远离交通线和城市的情况下,游击队只能在分散的居民点中收集资源,在偏僻的地方驻扎部队。如果底层民众不从心底坚信自己和抵抗者拥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就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支持游击队作战。各种精英当道的流亡政府,甚至从波兰到国民党的各式猴版法西斯政权,怎么可能发动得了民众?

“你愿意为恢复战前的秩序而死么?”“滚!就算头上有个外国强盗,也惨不过头上有个你!”1944年,中原百姓就是如此蜂起攻击国军,就是再生动不过的实例。国府正规军尚且下场如此,何况条件严酷的敌后战线?

共产党发动的游击战则截然不同,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恢复战前的秩序。相反,共产党追求的是一个人再也不压迫人的新社会。即便战时不能采取积极斗争气息浓厚的政策(土改),共产党游击队也会尽力减少民众的负担和危险,军队内部尽量减少官兵差别,对外宣传平等主义的未来。而共产党干部的理想主义献身精神,主张平等的民族政策,和让人民领悟自己可以改变未来的革命意识,都和战前政府的风格完全不同。大青山游击区的满蒙同胞跟着汉族干部反抗“大满洲国”和“蒙疆自治政府”,领导塞尔维亚游击队员打击克罗地亚傀儡政权的是克族人铁托,这就是共产党独有的,跨越国别和民族的阶级友谊和组织力所创造的奇迹。用光辉的未来,而非黯淡的过去作为动力,才能让群众保持奋发昂扬的抗争精神,而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勇敢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说到底,中国人民伟大神圣的抗战,绝对不是中华民国所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包含了国民党政府的抗日行为,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与压迫的斗争,是大于和高于中华民国政府和日本帝国政府之间的战争的。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法西斯在民族矛盾之外,也存在着压迫广大中国人民的共通性。当它认为民族之间的矛盾超过国内的阶级矛盾,拒绝向“日本的”法西斯让渡利益时,它就会存在抗战的行为和表现。但由于其压迫性,使其不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其只能在自己的小集团内调集资源,并不能支持(假如不是破坏)人民广泛的抗战战线。

当它的法西斯性,对于中国民众组织和武装起来的担忧,超过了和日本法西斯集团的利益冲突时,表现就是对日妥协和破坏抗战。 例如1937年,演给洋人看的淞沪抗战失败了。在舰炮射程内葬送了自己大半精锐后,蒋介石请求法西斯德国进行调停,讨价还价时蒋某人如是说:“如果接受日本的这些条件,中国政府必将无以立足,而共产党起而当政,对日本也是不利的。” 无独有偶,《华北治安战》中也记载,日军参谋本部对于是否让蒋政权继续残存的考虑是——“处于抵抗中的中国有政权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危险”,因此“攻占重庆只不过是极危险的政治投机。”

剥削阶级“宁予外敌,不予家奴”的秉性是不会变的,1940年5月底,法军损失20个师,仍有至少50个师可用的情况下。法军两位元帅的考虑却是“法国在战败时留下的是一支土崩瓦解、士气沮丧的军队,那么人们不必有多少历史的想象力,就能料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将会重演。需要保有一支军队来维持国内的治安,是魏刚经常提出的论据。”6月13日魏刚甚至不惜向内阁谎报消息,称“莫里斯多列士率领法共在巴黎起义,并已经在爱丽舍宫就职”。在他们的一再破坏下,法国的局势终于从难以收拾变成了彻底不可收拾,直到6月18日法国广播宣布所有人口在两万以上的城市均不设防。他们将整个民族出卖给了纳粹,仅仅是为了掐灭一场自己幻想中的革命!法共的所作所为应当让他们羞愧无地。法共非但没有起事,德占期间,即使英美大力支援的是其它政治倾向的游击队,法共依然是抵抗力量的脊梁。

法国人投降后,仅仅需要在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面前弯下腰,然而中华民族面临的不仅是亡国,还会灭种。中国可以接受这样的投降派么?当然不能。那么直到1944年底还在派特使赴日商量单独媾和的中华民国政权,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抵抗!

至于没有中华民国国军单位或者重建的国民革命军荣誉单位参加阅兵,绝非苛待国军老兵。

受阅老兵方队之中,有众多受邀的国民党军的老兵代表。但是,国军单位,是绝不可能绝不可容忍之事。哪怕没有中华民国政府的一路作梗,也绝不可能踏上长安街。这是一次“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纪念,必须遵从反法西斯的标准。国民党军老兵有反抗日本法西斯入侵的战士,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享受人民的尊崇,是题中应有之义,组织方邀请了各方面的人民英雄,做到了该做的事情。然而,“国军”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法西斯政权的暴力工具。绝对没有任何可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时,邀请法西斯组织的单元参与,这是对牺牲者和胜利者的绝大侮辱。不论接下来几个反法西斯战争纪念日,不论还剩几许老兵依然健在,中国人也必须如此纪念,中国人民必须有明确的历史观和政治正确标准。

本次活动命名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是多么名正言顺,纲举目张!

蒋介石政权如此在性质上趋同,在立场上倾向于法西斯和轴心国,这意味着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线,绝不是由国别划分。日本战俘学习反省后加入反侵略同盟甚至成了日本八路,意大利游击队员吊死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斗争也同样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国内同时存在基于不同阶级力量的各种制度,所以,简单地用国籍或者国界来划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正邪阵营,纯属混淆视听!

八路军、新四军打日本侵略者,那是抗日,当然也是反法西斯;

打击国旗上写着“和平反共建国”的汉奸伪政权,一样是反法西斯;

在某些场合,尤其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路线颁行之后,打击蒋介石集团中压迫人民、软弱动摇、叛变搞破坏的法西斯成分,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人纪念得理直气壮。

中国在世界大战中是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还有数百万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国人尚在人世。如果只是仅仅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笼统的“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不区分这场战争的性质,只会收获一场毫无立场的嘉年华。中国人民在上世纪30-40年代,对于各路法西斯势力——尤以日本为害最甚——的反抗,具备反侵略和反法西斯的双重正当性,大义所向,毫无阴霾!身为他们的后代,必须用最严肃的态度去对待历史,认真分析前因后果,然后提取出最能宣扬正义、维护和平的部分进行纪念。

不限定“中国”的抗战,那么日本的侵略战争客观上削弱了西方殖民主义力量,得益于此有利独立条件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如何在这场大典上自处?

不讲“人民”,那么全面民族觉醒,深入群众动员,全民自发抗战的主题就被彻底淡化了。中国反法西斯战场的主力,当年抗战力量的根基,无疑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当今政府不在这名号上褫夺人民的成就,当得一句高风亮节。那么,受侵略十年后借列强壮胆方敢宣战抗日,1927年起一贯自绝于人民至灭亡的中华民国,凭什么自我感觉如此良好地妄想冒功?

不讲“世界”,是自外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即便中国在那期间,从未与日本之外的法西斯国家交战,但所有法西斯政权也都是必须反对的对象。

不讲“抗日战争”或“反法西斯战争”,那纪念就没有了基本的纲领。中国人民不仅仅要反抗日本侵略者,更要进行反对一切内外法西斯的斗争。9月3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结束的日子,但是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的建立新社会的奋斗,必须继续下去,直到彻底胜利为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同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一部分,非此不能彰显中国人民为推翻压迫,追求解放的漫长艰辛历程。

不论我们反对的法西斯势力来自哪里、迫害着谁,日本侵略军、汉奸伪政府、蒋介石集团顽固派,后来的南朝鲜军政府,西乌克兰那帮残虐到无下限的逗逼,也不论昔日联盟中的其他成员是否放弃了反法西斯的立场,身为文明最古老,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华民族的一员,就应该有相称的基本正义感。

这次活动,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身处在发展的狂欢中的国人,在祖国立于世界第一的门槛前之际,驻足回溯自己如何一路走来:

让人民共和国生而伟大的立国之基是什么?

让中国人能在任何道德的拷问中都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正确是什么?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時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厯次鬥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我们的阶段目标和终极追求就印在那个最显眼的敌方,信不信由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当代的中国军迷无疑是幸福的,层出不穷的一切都强大得令人感到不真实,然而,它们的的确确就是共和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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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言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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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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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則徐,終身不履米土
轻松一笑

  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國共逐鹿於神州大地,最終共勝國敗,非兵不利,戰不善,民心盡失是最主要的原因。國軍湯恩伯部在河南駐紮時可謂壞事做盡,罄竹難書,德公在其回憶錄曾有提及,貧道亦曾於日本防衛廳編著的戰史中讀到過相關資料(山下琢磨將軍的記述),桂系與日軍可和當時的共產黨沒有勾結吧!(別跟貧道扯那些延安日記中杜撰出來的歪理邪說!)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若無痛恨國軍的河南百姓做嚮導與提供情報,共產黨在中原突圍時,就絕無可能輕易得穿出國軍的重重包圍。奉勸閣下,造謠也是需要技術的!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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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五毛們:你們相信自己所說的歷史謊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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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宣傳抗戰時河南人民因國軍殘暴憤而幫助日軍,以下文章可以反駁此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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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4年豫西会战以来,“河南老百姓(或农民)帮助日军打国军”的说法屡屡被人提起,痛心疾首者有之,同情者有之,为河南百姓辩护者亦有之,把河南百姓(或河南农民)说成“汉奸”“亡国奴”的也大有人在。这种说法近期因刘震云被广泛传播,但最早却出自从豫西败退的国军之口。
刘震云说:河南老百姓“为日军带路的,……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
《温故1942》中,刘震云在讲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之后,在结尾处用大段文字谈论了所谓的河南百姓(农民)“帮助日军解除国民党武装”的问题:
“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1943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1943年冬至1944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据数据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
刘震云还引用了当时在华采访并详细报道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说法:
“农民们一直等待着这个时机。连续几个月以来,他们在灾荒和军队残忍的敲诈勒索之下,忍着痛苦的折磨。现在,他们不再忍受了。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P199)
就此,刘震云得出结论说:“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1943年至1944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国军战败后的检讨确实曾提到:“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国民党)军队”
其实,“河南民众帮助日军打国军”的说法最早应该出自豫西会战(即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中被民众解除武装的国民政府军。国军战败后,在此次战役的检讨中明确提到:
“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枝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于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间阎,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又敌在行政下级干部阶层及各乡镇、各警所,多已隐伏汉奸分子,淆惑民众,阻扰国军,无不用其极。敌自龙门突破后,即窜大屯,开伪保甲长会议,当时民众竟尔持旗欢迎。当时宜阳县地方团队奉令破坏洛宜段、新、洛、潼公路,洛阳民众竟以不敢触怒倭军为辞,持械抵抗,入夜又潜将破坏处修复。以上不过举其一例,政治如此,更安所望于军民配合之原则耶?”(《1944年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摘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253)
针对此事,据传1943年在湖北省国军将校有人说:“(河南)农民们希望受到敌人的管辖,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政府下做自由的农民。”(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P115)
此外,此次战役的负责人汤恩伯为了逃避战败罪责,也拿这个说事,称豫西百姓是土匪汉奸,将其战败归咎于被民众缴械。
然而,此说法不符合史实,刘震云的叙述,至少存在三大史实错误。
史实错误一:缴国军械的是地方武装,而非普通百姓
从上文可知,刘震云引用白修德的说法称“农民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这是流传最广的关于“河南老百姓帮助日军打国军”的说法。其实,稍有常识者都会怀疑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农民仅靠“猎枪、大刀和铁耙”就能“整连整营”地缴全副武装的国军的武器?而且如上文所说,“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于截留”,如果真是农民,要这些干什么呢?史实证明,老百姓很少缴国军的械,解除国军武装的主要是以下势力:
一、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的“地方自治”武装素来与国军不睦
其实,豫西特别是宛西(包括镇平、内乡、邓县、淅川等县)一直没有真正纳入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中。从1930年代开始,地方强人别廷芳在宛西搞地方自治,成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独霸一方,是豫西的实际统治者。这些地方武装既不归属于国军,也不归属于共军,更不归属于日军,并且在当时与国共军队都屡有冲突。在这些地方武装的治下,豫西老百姓们同样屡遭盘剥,命如草芥[详细]。
史实证明,这些独立的地方武装才是收缴国军武装的主力。据当时汤恩伯的嫡系部队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讲:“当日寇迅速地攻占了郑州、洛阳,继而攻占了叶县、临汝这些要地之后,便形成封锁嵩山麓山的态势。溃不成军的汤恩伯部,便在山区里乱窜,见日寇即逃,可是见了山区的人民则凶狠之极,烧杀抢掠,鸡犬不宁。当时,豫西土黄帝别庭芳遗留的武装力量,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纠合地方人民,袭击汤军。由于汤军自溃乱之后,纪律荡然,人民恨之入骨,这样就被地主豪绅武力头目所利用。(别庭芳当时已死,由刘杰卿及别庭芳的儿子等仍旧打着他的旗号继续称霸一方。)汤军各部已成惊弓之鸟,溃乱的部队也闹不清情况,只要一闻枪声,即以为日寇追到或挡住了去路,甚至在一声吆喝之下,就相率缴械逃命。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就是这样在豫西被乱枪打死的……汤恩伯的卫队也被如此缴了械,指挥全军的电台同时丢失,汤本人化装伙夫才逃了出来。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团队包围在一个土寨中缴了械,损失很大。”(文强《“中原王”汤恩伯》)
相同说法还出现在江上青的《政海秘闻》(P166-167)中,同时郭大钧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册“传二”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当时,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下的地方武装乘机袭击汤部。”(郭大钧本册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册,传二,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1月)
二、地方民团、乡绅、地主以及土匪等武装为壮大自己的实力而趁火打劫
除了别庭芳遗留的地方武装外,豫西还存在着大量其他大大小小的民团、乡绅、地主以及土匪武装,国军被缴械之事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武装干的。这在当年赴豫西开创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回忆录中屡有提及:
据1945年4月奉命在禹县西部山区创建抗日民主政府的史树榕介绍:“国民党汤恩伯部队溃退时丢下了大量枪支弹药,大多掌握在地主和伪乡保人员手中。”(史树榕《涌泉河畔的抗日怒火》)
奉命在豫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张虔介绍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专门欺负老百姓,老百姓怎能不痛恨呢?群众没有办法,便自动组织起抗日武装,拿起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下的枪支,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游击队,如洛宁王范乡李桂吾捡国民党军队的枪千余支,大炮十几门,自称司令。类似李桂吾的还有好几个。日寇占领豫西后,当地人组织了很多自卫武装,在洛宁有李桂吾和贺澍三等。”(张虔《豫西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片断回忆》)如李桂吾、贺澍三者,并非平民百姓,而是地方上颇有名望的乡绅。
同样,中共“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的张清杰也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许多土匪武装趁火打劫缴了国军的械:“(土匪恶霸)他们到处树起了保安团、自卫队、游击队等旗帜,小股上百人,大股数千人,什么司令、团长,队长,各色人物都有。他们手里有短枪、长枪、机关枪,有的还有迫击炮。整个豫西,刀枪林立,划地割据,十里二十里就有一个土皇帝。这些土匪、游击队不打日本,光发‘洋财’,为所欲为地危害群众……据当地群众说,那是温村镇,镇里有个司令叫乔明礼,手下有三千多条枪,还有几门迫击炮,周围二、三十里内都是他的地盘。那些人一见枪眼就红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就被他们收拾了很多,建议我们不要从那里通过。”(张清杰《孤军御敌 周旋千里——与“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会合始末》)
不仅中共的抗日武装人员这么说,当时《大公报》驻河南记者张高峰正好因1943年报道河南大饥荒之事被汤恩伯软禁,其经历了国军溃退全过程。他在遗稿中也说:“洛阳失守后,蒋鼎文、汤恩伯的溃军纷纷向豫西的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里逃窜,沿途抢掠,激起民愤,地方武装群起反抗,各处都有民团打国军的事情发生……后来我听说,河南的老百姓不仅不帮助汤恩伯的部队,而且坚壁清野,不让汤部停留,甚至缴械、打杀不少国军……汤退到西峡口时,当地自卫团竟不许他进城。汤的指挥所在逃往洛宁途中,连电台都被地方武装劫走了,汤恩伯自己还险些做了俘虏。”(《“汤灾”祸河南》,摘自张高峰译稿《1943- 1944:中原纪事》)由张的回忆可以看出,解除国军武装的主要是当地民团。
从上述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大规模截留国军武器的还主要是这些地方上的割据武装。这些割据武装的性质很复杂,“自治”者有之,“土匪”也有之;抗日者有之,投日者也有之。但绝没有出现什么“农民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这类离奇的现象。
三、部分共产党领导的小股抗日游击队也参与了缴国军的械
也有部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对国军在日军面前一触即溃极为不满,便将国军缴械,组织抗日。据登封县志记载:“驻防登封的国民党十三军平时欺压百姓,战时一触即溃,军长石觉带领一部溃军,狼狈逃向临汝。原于河北抗过日的孙华永率领青年武装,在马峪川上口缴获溃兵步枪30多支。中共地下党员甄德宽和蔺大林组织的游击队,在颖阳九龙口缴获溃兵长枪五支、子弹五箱,骡子两匹、布五捆。” (《登封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P193)
四、战役期间,日军曾化装为河北民军,部分国军败退时曾遭到他们截击
此外,战争中还有部分日军伪装成老百姓追击国军,这些日军部队也给国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国军也会将其误解为地方老百姓。比如上边提到的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之死,马励武说是被地方武装打死的,而当时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参谋田光明则回忆说,李家钰其实是在溃退途中被“身着便衣”的日军打死的:
“李家钰身着黄呢军服……行进途中,很显眼地暴露出特殊的目标……这时敌人居高临下,对我情况一目了然,巢中三八机枪射击黄呢军装的显着目标,李家钰当即被击中阵亡。正在近距离的激战中,第四十七军特务营赶到高地,姓袁的营长(湖南人)看见敌人多穿便衣,还误认为是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先退至此,发生了误会。他用杵路棍挑起雨衣,还向敌人喊话:‘不要弄错了!’话音未落,一排机枪扫射,把他两脚打断,他咬紧牙关滚下高地,才向军长报告战情……必须强调的是:这次战斗,日军多数化装为河北民军,曾谣传‘李家钰是老百姓打死的’。为了澄清事实,特追记于此,以供参考。”(田光明《李家枉将军殉国记》,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95)
史实错误二:国军被缴械,与日军没关系
按刘震云的说法,因为“(日军)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所以很多河南百姓起来帮助日军缴了国军的械(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这逻辑相当荒唐——且不论缴国军械的主要势力——豫西地方割据武装——其最关键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枪支弹药壮大自己的势力,与日军完全没关系。即便的确存在部分老百姓积极参与到地方割据武装缴国军械的活动中来的情况,也与所谓的“帮助日军”没任何关系,其主因仍然是国军败退时军纪涣散,到处洗劫老百姓财物甚至殴打屠杀老百姓,正所谓“败兵如匪”。但在战役初期,即便日军发了军粮,即便国军打了败仗,老百姓仍然是送水送粮支持国军的。
方耀:老百姓慰问部队送开水,官兵们不感谢反将茶碗摔烂
据当时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回忆:“5月初在登封作战时,某连因有二十多名士兵受伤,一些士兵开小差,便抓了十几个民夫为连里搬运东西,吓得附近村庄的老百姓纷纷逃跑。向豫西溃退途中天降大雨,士兵就闯入民宅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装进腰包,用老百姓的衣裳当雨具,淋湿了扔掉再闯人另一家抢来干的。我看到沿途都是被丢弃的老百姓的衣服。这些天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强取老百姓的猪、羊、鸡、蔬菜、燃料,分文不给。强征的粮食由部队主管人员出具借据,上书某部队某月某日在某村某家食用多少斤粮食,对老百姓说凭此条可少付征购粮,至于这种借据是否管用则不得而知。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贵重物品上山躲避,部队搜山时一旦发现,就强行拉走牲口以作军用,并抢走贵重物品。我们行至嵩县以南、内乡以北的山区时,起初还有一些老百姓为部队送开水,以示慰问。我亲眼看到,官兵们喝完水后非但无感谢之意,反而将茶碗摔烂。”
“汤恩伯部的行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怒。他们听说大部队来了便及早逃跑,遇到小部队或掉队官兵则随时随地予以缴械。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总部直属部队突围途中,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通讯器材全部丢弃,与上、下级失去联系。汤恩伯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更惨,跟他走的只剩下特务团的一个连。我听该连的人说,汤恩伯在此期间每当涉水过河时就嚎陶大哭。在郏县、临汝之间,所有村庄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有些人还大喊‘缴械’。事后听说,这一段路上到处都是汤恩伯部丢弃的枪支、弹药、骡马、装具、车辆、通讯器材甚至火炮,次日老百姓纷纷前来‘清扫战场’。”(《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贺澍三: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
据当地人刘汉回忆,国军溃败时大量征用农民车辆和牛,还抓壮丁,致使百姓忍饥挨饿,生活没有着落:“中原战役一起,汤恩伯率部向西撤退,大量动用舞阳、叶县群众的牛车作为军事运输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叶县城西的车辆,几乎全被动用。因前线战况吃紧,老总们怕死,就不顾人畜疲劳,催促赶车人不得休息,日夜挥鞭西行,致使不少牛车毁于途中。这些牛车有的横斜于路面,有的翻入路旁沟内。大部分牛车已把任务完成,出车的期限已经够了,可当兵的老总们仍不放行,威逼这些赶车的农民再送他们向西逃命。于是不少农民不愿再忍受无限期的饥寒和颠沛流离,只好忍痛含泪,抛弃了牛与车辆,从炮火中冒死逃归……农民们忍痛抛掉世代传下来的车辆和牛,等于卡断了自己生活的来源,加上连年的水,旱、蝗虫灾害,今后该怎么生活下去呢!”(刘汉《中原战役及南线撤退西行见闻》,摘自《叶县文史资料》第三辑,P37)
对此,正如当时地方乡绅贺澍三说:“被激怒的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
49年建国后官方说法:豫西豫南民众不堪国军祸害发生民变
在1985年出版的《河南抗战史略》中,将此事成为“河南民变”:“1944年河南战役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一触即溃,逃至豫西伏牛山区,杀人放火,抢劫民财。豫西民众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围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收缴其枪支弹药。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军队整团整营被缴械,也有不少国民党官兵乘机将收集的武器变卖给民众……豫西民众在不到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收缴国民党军队枪支达十万余支……在豫中叶县,数千农民为求生存,发起抢粮斗争,将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搜刮来的二百多万斤军粮一抢而空,分发给附近乡村的农民度荒。”
“1944年夏,豫南久旱无雨,河流干枯,田园龟裂……可是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仍在桐柏山区增派苛捐杂税。溃退到桐柏山区的国民党军队更是抓丁拉夫、摊派钱粮,敲榨勒索……7月21日桐柏山南麓的四十里冲小学教师王川组织了7000余农民,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的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章海被暴动的民众活捉,作恶多端的主任副官何望等十多名官兵被民众当场处决。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闻知豫南发生民变后,立即命令第69军第28师前往镇压,第28师在桐柏山区大肆屠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达五千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7月底,豫南数万民众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国民党第28师全部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国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河南抗战史略》,1985年9月版,P331)《豫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中也有这种说法(P242),虽然建国后修史对国军评价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细节也有可能会有出入,但是基本史实应该不会有误。
由此看出,豫西的老百姓一开始非但没有向刘震云所说选择当“亡国奴”,还送开水慰问国军,只是当时国军对百姓抢掠太重,导致民众起来反抗。这与刘震云所谓的“帮助日军”完全无关。
史实错误三:河南老百姓从未选择当“亡国奴”
上面已经提到,老百姓并没有选择当“亡国奴”,他们一方面慰问国军,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民团和百姓解除国军武装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非如刘震云所说自愿供日军驱使。即便是在国军与日军激战时,豫西百姓也积极配合守军。如当时驻守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军纪较好,老百姓积极配合当时的守军抗击日军,据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
“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及西退时,出我防地,截然不同。军民平时交恶,战时更甚,人民望见军队即逃避一空,不惟设营、食粮种种困难,即觅一向导亦极不易。到新安西南赵峪等处,奉命令留第九十六军在彼率,第三十八军至宜阳之韩城镇。此时各友军多已溃乱,又奉命令集结本军在韩城镇,掩护各友军转进。所幸地方人民知系本军,皆各回来,军食有着。民众武力聂玉堂、聂振寰等人枪数百,协同作战,助力亦甚大。(孙蔚如《豫西战役》,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38)
正如后来河南参议会发的通电中说:“人民袭扰各军,何以不袭扰第四集团军,且帮助之,非纪律不良有以致之,即自己战败而委过于人民”(孙蔚如《豫西战役》,摘自《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P338)。可见,并非百姓不助国军抗日,而是汤恩伯部祸害河南百姓,平常如此,战时也如此,战败时更甚,这让在乱世求存的老百姓不得不抗击国军恶行。
此外,日军在豫西豫南并没有像刘震云想象的那么仁慈,其烧杀抢掠残忍如常,这方面的材料随手可得,在此不予赘述。即便在赈灾方面,日军也并非刘震云想象的救世主形象,对此,历史学者黄道炫先生在《日军拯救了河南人民:刘震云的心灵幻象》中说的很清楚:“灾民要想向这些地区(日占区)流动,日军是不会容忍的。要知道,日军对付灾荒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将灾民往国、共控制区域内驱赶,同时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动。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中国政府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刘震云所描述的灾民的惨状,其实有相当部分就是他所说的拯救者造成的。”
还必须说明的是,日军之所以能打败国军,实在不是因为刘震云所说的什么“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这种说法稍微翻翻战史就知道有多荒谬,此处不再赘述。
结语
1、国军被缴械,主要是地方割据武装、土匪等所为,与老百姓关系不大。即便有百姓参与,也大多是被地方割据武装胁迫,或国军败退时劫掠过甚,百姓不得不自卫。与刘震云所谓“帮助日军”完全无关。而地方割据武装、土匪参与缴国军的械,则主要是为了趁火打劫壮大自己的实力。
2、河南的老百姓并非如刘震云所言自觉选择当“亡国奴”,会战初期老百姓的抗日热情很高,只是后来被汤恩伯部溃军祸害,部分地区逐渐对国军丧失信心。
3、国军被缴械与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并没有直接关系,武断的将大饥荒与缴械联系在一起,非说河南百姓因国民政府漠视大饥荒,故转而“帮助日军”,并无实证资料,纯属想当然尔。
4、无论在国统区、地方割据武装控制地区,还是在日占区,百姓(农民)的生命财产皆如草芥一般,时时刻刻都在被劫掠、被残害,深受其苦。百姓(农民)已受此涂炭,还要被作家们强行扣上“亡国奴”、“汉奸”的帽子,历史公正何在?
5、一个如此复杂的历史事件——参与者众多且性质各异,目的各异,结果各异——却被简化成:国民政府漠视大饥荒→日军发救济粮→所以老百姓帮日军打国军——多样的原因被单一化;多样的参与主体被单一化;多样的事件性质被单一化。这种不顾一切的单一化,其逻辑之荒谬,历史观之不负责任,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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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了上面反駁五毛扭曲歷史歪論的文章後,我很懷疑五毛們到底有多少人相信自己所宣傳的一切? 五毛認定謊言說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心態讓我想到再轉貼以下這篇文章給大陸網友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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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杰:中國人怎麼越來越劣質——從春秋到明清 中國人的性格歷史
自民國開始,關于國民性的討論非常多,如何提高國民性和民族素質,一直以來都有很大的爭論。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國和過去的中國本質上的不同,兩者之間發生了重大的文化斷裂。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旅行,來中國前他有一個想像,中國人應該都像諸葛亮、李白、杜甫、辛棄疾、蘇軾、文天祥那樣,個個光明偉岸、個性分明,講氣節、懂禮貌。但到中國后,芥川龍之介發現他看到的中國人卻像《金瓶梅》中描寫的西門慶、陳敬濟,用他的原話來說“換言之,現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小說中的中國,猥褻、殘酷、貪婪”。寫這句話前,他正看到一個中國男人當眾脫下褲子朝美麗的湖水裡撒尿,現實中國和他在書裡讀到的中國相去甚遠。更早的時候,英國海軍上將喬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顧中國官員的警告率領船隊強行駛入廣州灣,修理船只和進行補給。那是中國社會的鼎盛時期,但他們“花了大價錢買來的雞鴨除了缺斤短兩,肚內填滿沙礫和石塊;買到的豬肉也灌滿了水以增加斤兩”。
1793年來中國造訪的英國外交團長馬噶爾尼,徹底打破了萊布尼茨、伏爾泰此前對中國的想像。英國人注意到,在暴力統治下,中國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們的船經過運河時,一伙看熱鬧的人壓翻了小船,许多人掉進河中,英國人要停船救人,中國船員根本不理睬選擇繼續航行。英國人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等地方看到的中國人,活潑自然,聰明有創造力,而在自己國土上的中國人,是膽小、冷漠、麻木和殘酷的。他們的記錄說:“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
英國使團成員在他們的報告裡,第一次向世界詳細描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幾段馬嘎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廣為人知: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中國)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巴羅說:“中國朝廷有的是閑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國民……灌輸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中國人)滿足于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在這樣的國度裡,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于無形。”
春秋時期中國人“品格清澈”
仔細翻阅中國歷史,我們會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國人和后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歷程如同直跌下來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先說春秋戰國時期的尚武精神。那時的中國人個個強悍好戰,連吳越地區(今天江浙上海地區)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論男女,皆以高大健碩為美。當時的貴族下馬能文,上馬能武,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一言不合就拔劍相鬥。但到了明朝萬歷年間,傳教士利瑪竇已在信中說:“很難把中國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戰打仗的人。他們彼此爭鬥時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婦道人家的慍怒,相互毆鬥時揪頭發。”
《南京大屠殺資料集》中,一個日本軍人回憶,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默然地走過如山的同伴屍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個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國人太容易馴服,或是對死亡悟得太透?日軍以百人小分隊屠殺幾千人,曾很擔心中國人反抗,但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
 再來看看俠義精神。春秋時代,是中國俠文化最燦爛的時代。俠人義士救危扶困,濟人不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報,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諾千金。趙氏孤兒、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后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许。春秋時代的俠客,最大的特點是極端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平等。他們行俠仗義,不是為利,甚至不是為名,而是為了心中的一股豪。及至明清,“俠客”們卻自願攀附權力,淪為權力的附庸。《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個個自稱“罪民”,以向權力規則屈服為榮。如魯迅所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極終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
 兵馬俑的法度森嚴,說明了秦始皇編戶齊民制度的作用。
 說過了“俠”,再來看看“儒”。后來被統治階級做為統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誕生之際其實並不像后來那樣充滿奴性,而是有著剛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所學之“道”凌駕于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秦漢以下,雖然在世俗層面,士人們遵守權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們中的许多人卻以“聖人”自期,追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已被馴化得“百煉鋼成繞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污,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所謂操守、尊嚴和人格,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不著邊際的空話。
 秦始皇:“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
 就皇權時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稱得上偉大——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個民族只剩下軀殼,沒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腐爛的氣味,從上到下,人們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后的中國人,其實是兩個物種。
 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見底;漢唐是中游,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像。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縮、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國人也许仍有盛贊明清社會之穩定者,但西方人的語言裡,對這種僵化狀態只有赤裸裸的厭惡。赫爾德把中國比喻成一具僵屍:“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像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比萬博士說:“為了避免中國的命運,歐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蠻生活的代價。”這個代價在他們看來是值得的。
 為什麼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國人差別這麼大?變化是什麼時候開始、如何造成的?其實,最早的改變要從秦朝說起。在當時的七國,秦國處于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靠游牧和狩獵為生,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歷過充分中原化過程,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濃烈的蠻夷氣質。草原文化中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團結。所以后來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迅速統一思想,提出了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
 本來,夏商周以后,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制,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已經形成,但商鞅的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中原文化經過長期發展,此時已經變得比較柔軟,比較有寬容度,崇尚優雅和尊嚴。但是秦國不同。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產關系比較簡單、原始、純樸,所以他們直接以追求生存、積累財富為目的,很少加以掩飾。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強權。
 商鞅從軍爵制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制度,收回特權,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性就屠殺了700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秦國這樣的發展模式,當時的其他國家稱之為“虎狼之國”。但打來打去,最后野蠻戰勝了文明,秦國擊敗六國,統一了天下。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凌駕于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只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了選擇的機會,也沒有逃亡的自由,只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秦始皇確立了君憲制度,給專制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后面的歷朝歷代,繼續在專制的基礎上添磚加瓦。
 皇帝制度的發明,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權力,都為皇帝一個人壟斷,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為皇帝一個人所牢牢控制。它通過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制體制抑制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在此后的兩千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制度也沒有出現一次大的創新和變革。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了無新意的一治一亂中掙扎,“奴隸性格”和“專制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戰:這兩個時代的氣質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詩熱烈,宋詩沉思。到底發生了什麼,使得唐宋兩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這一切,源于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深深恐懼。也難怪,從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先是生靈塗炭的安史之亂,然后是動蕩不安的藩鎮割據,后來又是亂成一團的五代十國。以兵變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江山的趙匡胤不想再繼續這無望的惡性循環,結束它的辦法只有一個:建立新的游戲規則,讓人們不再憑槍杆子,而是憑筆杆子進行競爭。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
 開國不久,趙匡胤就“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接著,他又在制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從方方面面限制武將的權力,降低武官的地位。在宋代官僚制度設計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晉升卻非常緩慢。除了給武將戴上無形的枷鎖,趙匡胤還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禁止武器的法令后來發展到了可笑的程度:連民間祭祀、社戲時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除了對武將大力防範,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設“三司”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雖然代價是形成有宋一代難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趙匡胤終于排除了一切使貴族階層死灰復燃的可能,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達到“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的乾綱獨斷境界。
 在專制集權的方向上,趙匡胤做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極限。有宋一代,繼秦朝之后,實現了專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重文輕武之習既成,于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的身家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社會發展也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對安定,但缺乏戰鬥力的軍隊、過于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
 元、明、清: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打擊
 如果說宋朝只是使國民普遍在氣質上變得更文弱,那麼元朝則徹底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梁,后者對國民性的改變是摧毀性的。中國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應該說是從元朝開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較殘暴,靠暴力統治。元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層文化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下層文化或者說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雖然后來忽必烈決定以漢法治漢人,但對漢人的禮法傳統,始終不予重視。有位著名的外國學者曾說:“韃靼統治不但壓迫了為其犧牲品性的人民,並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們的靈魂。”由于華夷之辨獨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國所遇的抵抗是他們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最為頑強的。事實上,南宋軍隊雖稱軟弱,但是也湧現了眾多鐵骨錚錚的人物:襄陽之圍,宋人堅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戰,數千守軍戰鬥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殺敵多人后才壯烈殉國。元兵圍揚州,守將李庭芝誓死堅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親自勸降也拒不接受。他們殺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書于城上。“城中糧盡,有自食其子以堅持者”……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數十年的抗元戰爭,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漢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大面積地被消滅。有人說,在文天祥賦詩而死、陸秀夫負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體已經滅亡,“崖山之后,已無中華”。這一方面是指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也指中國的脊梁已被打斷,中華精神已經滅絕。《水滸傳》人物的卑污、暴戾是元明時代中國人性格的真實寫照。
 及至明朝,國民性又開始染上了“流氓氣”。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他從社會底層起家,發明了政治流氓統治術,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這一政治統治方式雖令人不齒,然而在社會中迅速蔓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朱元璋為禁止官吏們過度剝削,在開國初的詔書中曾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后用……”明朝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這些雞狗豬羊牢牢關在裡面,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因此,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復,然而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制,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干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他認為凡是威脅到朱家統治的,皆有目的地進行清除和屠殺,往往是滿門抄斬。在明朝,士人們做隱士的自由首次被剝奪。朱元璋認為拒絕為他服務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發布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這道前無古人的律令下,蘇州才子姚潤、王謨因征詔不至,被朱元璋斬首、抄家。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梟令,籍沒其家”。中國士人從此失去了最后一塊保持獨立性格的空間。朱元璋的統治原則,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穩定的因素,斷絕與外部世界的一切聯系,禁止海上貿易,閉關鎖國,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對內是全面社會控制,打擊商人大戶,避免商人財富增長可能對政權帶來的挑戰。當時的命令規定,商人外出經商,必須經官府嚴格審核,發給通行證才行。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村莊,無事不相往來。大明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獄規,則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隨著明代社會的日益腐敗,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學會了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于飢寒之患。”底層百姓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種不合理來壓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假銀子雖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種類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藝之巧,都超越了歷代,可謂登峰造極。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關以前,經常跑到關內燒殺搶掠。清兵向努爾哈赤彙報時,是把人、馬、牛、驢混到一起的,因為滿族人是從奴隸社會直接發展過來的,所以滿族大臣喜歡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這樣一個落后的社會體系,靠暴力統治中國,殺光了有血性的男兒,給中國發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幾代皇帝前僕后繼,對知識分子大興文字獄,動不動就滿門抄斬,讓一個民族徹底停止了思考,變為一具僵屍。當時的清代名臣張廷玉有一個習慣,下朝歸家后把身上帶的有字的紙條都要燒掉,也很少跟別人通信。因為家裡有文字,將來一旦犯事都會成為罪證。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應該像狗一樣地為皇帝服務,臣子不但身體要屬于君主,心靈也應該屬于君主,不應該有任何獨立意志、個人尊嚴。雍正皇帝在《朋黨論》中說:“你們各位大臣如果將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不敢結黨矣。”乾隆更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事。國家只需要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他說:“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一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裡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裡的“全面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個清代皇帝們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就是:“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在明代的專制基礎上,清代皇帝積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裡,把束縛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從清朝到民國,很多社會管治辦法,其實還有明朝的陰影。
 怎麼改造國民性
 西方人認為,中國自秦始皇之后兩千年是一個僵化的歷史,用黑格爾的話說,中國的時間停止了。但從中國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國的皇朝歷史也是不斷演進發展變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權專制和統治技術,發展越來越精微,越來越牢不可破。它已經滲透、融化在國民性當中——也正因此,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鮮有成效者。從梁啟超到魯迅甚至毛澤東的“文革”,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改造中國人,改造每個中國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們整個民族的素質好像變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還有退步。比如前兩年發生的小悅悅事件,在中國以前的朝代,幾乎不可能出現。這是否證明中國這一百年的改造運動是有問題、有誤區的?
 從春秋戰國一直到元明清,國民性的不斷退步告訴我們:不同的制度背景,對民眾的素質有決定性影響。在制度建設沒有根本改觀的前提下,期待國民性的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壞的制度可以激發人性中惡的成分,使人性更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變成壞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壞人變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壞人,使之不敢肆無忌憚地做壞事——這是胡適的思路,也是被歷史證明的路徑。但胡適被我們遺忘太久了。
2015年2月27日——原載《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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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詭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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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則徐,終身不履米土
轻松一笑

兵以詐立,最詐的就是所謂的陽謀,敵手即使知道也不得不跳進去,毛主席是近代東亞用兵能力最強的戰神,這些手法已經玩的出神入化,堪稱藝術!哪像國民黨體系的軍隊,雖說裝備和人數佔優,卻多數指揮員只會死抱者典操範令,不懂得用兵之要,存乎一心!拒絕動腦的結果,就是一步步的被解放軍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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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你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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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貓靈子
阿法則徐,終身不履米土
reaizuguo*冷眼評勸😻

        众所周知,毛泽东军事思想强调不以一城一地得失为作战原则,着重的是要努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即所谓的:存地失人,最后的结果必定会是人地两失。失地存人,随着敌人有生力量的消灭,最后必定人地两得!

        跟着毛主席好好学学吧!中共的智慧不知强国民党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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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共軍勾結日軍襲擊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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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兹特正式对日宣战。”——在首都屠城不必宣战,但惹友邦爸爸不高兴,我就得宣战了。
我針對以上這段話回應一下關於中國正式對日宣戰晚於美國的原因,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本不對中國宣戰的理由很簡單,日本表面上並不承認侵略中國也不打算將中國併入日本領土,而是以反共驅逐西方勢力的亞細亞主義為藉口讓中國成為日本衛星國,日本準備扶持傀儡政權取代蔣介石抗日政府統治中國,為了讓傀儡政權取得代表中國的正當性因此日本沒理由向中國宣戰。首都南京被佔領被屠殺的中國不對日宣戰才是真正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大問題,有人引述當年國民政府開會討論宣戰問題的結論--國民政府不對日宣戰的原因是為了進口武器,這結論太可笑了,不宣戰就可以換取日本不阻止中國進口武器?這結論是騙三歲小孩嗎?國民政府開會決定不宣戰並不假,但不宣戰的真正原因絕非為了進口武器,替國民黨講話的人可以引述國民黨所提供歷史資料堅稱國民政府無意與日本談和,然而依照台海兩岸紅藍綠三黨在假造歷史方面互相比比看誰最不要臉的情況來看,蔣介石政府之所以不宣戰是為了與日本談和的說法恐怕不是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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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強調中共殺人搶劫是為了完成革命拯救人民的不得已手段,然而事實是中共壞事做盡是為了建立中國歷史上最專制黑暗的政權,中共現在假藉民族主義企圖鞏固極權統治,因此絕不敢讓中國人民知道抗日戰爭時期共軍勾結日軍襲擊國軍的賣國行徑,以下四篇共軍勾結日軍襲擊國軍的資料請中國大陸網友(尤其是極端民族主義憤青們)仔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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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前任党魁毛泽东认为让日本占地才爱国。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里面记录毛泽东说过,“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其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毛泽东回忆录》里面有毛泽东的话,“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
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时,日本代表团负责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对日本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道歉。毛泽东说,不需要道歉,因为你们日军侵略中国,日本皇军到中国来帮助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政权。没有你们侵略中国,共产党当时就不可能壮大,就不可能就把国民党推翻了。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时,再次讲要跟中国道歉。毛泽东又同样跟他说,不需要道歉,要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中共在七七事变时战斗力极弱。中共红军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共3万人,1万多支步枪,由朱德指挥,划分为三个师。抗战之初,毛泽东要求“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政府),一分抗日。”中共红军到抗战结束时增长为120多万人。
据2008年11月《开放》杂志报导,抗战的血养肥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老将军郝柏村接受中共央视访问,指中共写的抗战史百分九十五伪造。谢幼田专著披露中共在抗战时期出卖民族利益,不打日本一心扩充地盘准备夺权。
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孙儿谢幼田在他的专著《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大量引用大陆近年出版的书籍、中共文献及中共元帅将军的回忆录,揭发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抗战口号高叫如云,实际上却避免与日交战保存实力,同时趁机发展壮大自己的根据地。
谢幼田此书还披露中共新四军在江南从未与日军打过仗,反而暗地与日军勾结夹击国军,并向日军出卖国民政府的情报,以换取日军不攻击新四军。中共特务潘汉年即专司此职,中共上台后毛泽东为怕丑史暴露而将潘汉年逮捕下狱。
谢幼田说,文革后如果不是因为给潘汉年平反,并且又出于肯定潘汉年功绩的需要,中共高层与日寇的肮脏交易,恐至今还不会透露。但中共和毛泽东在抗战中出卖中华民族的大多秘密至今还封存在中共秘密档案中。
中共八路军唯一一次和日军的正面交锋是百团大战。指挥此战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延安整风和庐山会议上还为此挨批,被指责发动百团大战是个错误。暴露了中共实力。毛泽东认为八路军主动出击日军是帮了蒋介石。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对赴山西作战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此指示为该年八月下旬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的原则。抗战八年中共一直按洛川会议内部决战行事,执行“让日蒋火拼”、“游击扩张”的政策。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
著名历史学家、《谁是新中国》一书作者辛灏年曾在演讲中引用史料指出,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因为毛泽东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根据双方的战史记载,经过这八年的战争,中国方面的将士损伤是三百六十五万,少将以上的203人,在这203名将军中,169人是少将,34人是中将,其中有几位后来是追授上将。在抗战的头4个月里,黄浦军校2万5千名年青军官,战死疆场的就有1万多。蒋介石在抗战前约有30个德式装备步兵师,这些国军精锐,几乎就在抗战的第一年就已耗损殆尽。
中共将军牺牲多少人呢?据纪录,在这八年中,中共方面能够举的出来的只有一位,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42年在山西辽县被日军的炮击阵亡。
根据中方的战史跟日方的战史,从1937年到1945年,在这八年当中,中日双方仅10万人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22次,的军队大规模会战23次,重要战役1117次,其他比较重要的战斗三万八千多次。按照中日双方的官史,双方军队在作战的时候,这八年当中打过将近四万场规模比较大的战争。
中日双方的军队大规模会战23次,1937年除了太原会战之外,还有徐州台儿庄会战,1938年有武汉会战,1939年有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有枣宜会战,1941年有第二次跟第三次长沙会战,1942年有浙赣会战,1943年有常德会战,1944年有长衡会战,1945年有湘西会战等。据记载,中共的军队没有参加过一场真正的会战。
在这四万场战争当中,有纪录可查,中共的军队一共参加仅有一两百次。除了平型关、百团大战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
根据共产国际派到延安的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日记出版的《延安日记》提供了一个外人观察中共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在他的观察,中共在消极的避战,积极的扩张。中共的发展大概不外乎袭击狱、袭击国军,然后打土豪、分田地、增兵,然后最后建立边区政府。
第一个办法就是在附近找比较小的地方抗日部队,那突然之间发动袭击,用优势兵力把对方包围然后整个吃掉,如果对方愿意接受的话,会劝降对方,把人、把枪都拉过来,把他们化整为零编在各个地方,然后逐步逐步吸收进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如果对方坚决反共,那就全部杀掉,所以这是袭击地方上的抗日游击武力。
第二件事情,中共在它所掌控的地区,去进行打土豪、分田地,也就是早年的土地改革。它要激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农民激起了仇恨之后,去杀掉地主、打死地主,手上沾血之后他只好跟着中共走,所以中共这时候征兵征粮都比较容易。
第三件事情是袭击国军部队,中华民国方面对这个有好几百个案例的记载。例如,山西,赵成寿部队被中共攻击;山东,中共攻击过孙梁成部队、高束勋部队、沈宏烈部队、于学中部队;在江苏,中共军队攻击过韩德勤部队;在河北,中共军队攻击过张印无部队、朱怀冰部队、陆中林部队,最后河北省主席陆中林甚至在河北待不下去,被中共军队打出河北省。
中共作了这么多动作的目的是建立自己的实力、建立自己的政权,建立边区政府,像晋察冀边区,或晋鲁豫边区。到1945年八年抗战结束之后,中共公开宣称,在全中国建立了19个边区政府,控制了一亿人民,军队从逃到延安的三万人,扩充到最后的正规军一百二十万、民兵两百六十五万、总兵力三百八十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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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红军将士和部分共产党领导人(比如王明,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朱德等人)当时倒是真心想打日本,但是毛泽东不但坚决反对打日本,而且百般阻止部下。毛说,“蒋日我三国,抗日战争是日军消灭蒋军的良机”。毛向八路军指挥员发了大量电报命令,“集中精力扩大地盘,不要投入(抗日)战斗”;“日本占地越多越好”。毛制定的秘密政策则“一分抗日,二分与国民党周旋,七分发展。”而实际上则是假抗日,积极勾结日寇,真打抗日国军,百倍发展!
斯大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要中共打日本,专门派王明回中国,当时九名政治局委员五票赞同王明(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四人追随毛(陈云,康生,张闻天)。1938年2月19日朱德电告毛八路军拟赴抗日前线,毛立即电朱谎称日本人拟进攻延安,要朱率八路军返延安。朱不愿意,毛反复电催,但朱德和彭德怀回电:不!于3月7日继续率八路军朝东部前进。2月底中共政治局再度召开会议,一月毛泽东未经蒋介石同意,公开宣称在冀察晋建立一片新的红色根据地,引发全国反共浪潮;多数派再度支持王明之抗日第一的政策。王明说“红军必须受最高司令(蒋)领导,完全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计划和统一行动。任何新红区须经国民政府事先批准。今天只有法西斯日本及其走狗,才会试图推翻国民政府”。毛于是派任毕时赴苏联为毛说好话。1938年1月底,苏军总参谋长秘密访延安,带给中共300万美元(相当于2005年的4000万美元)用于建设红军抗日。1938年4月28日苏联又给了中共30万美元。
1938年10月-12月,正当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武汉失守,广东沦陷,民族危机当头之际,毛泽东却将中共军头全部集中于延安,开了两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避免共军对日作战的同时,旨在夺回王明的领导权。毛在会上说:“蒋介石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受欺压,凌辱,侵略压迫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但当王明,博古,周恩来等一离开延安,毛却公然宣称:“蒋介石是中共最终的敌人。从现在起即应作好夺取政权的准备。红军必须消灭任何阻碍中共扩张的国军。蒋介石是头号敌人,可以打蒋军”。毛同时下令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康生刚从苏联返延安时还高呼“我们党天才的领袖王明万岁!”随后不久康生即发现跟随毛更有前途于是转而抛弃了老上级王明。自1939年始,毛泽东命令采取对国军进攻政策后,共军在敌后与抗日国军争夺地盘的武装冲突不断。到1940年1月,朱、彭之八路军由46000人剧增至24万;新四军由一万涨至三万。冀察晋2500万人口成为共党控制区。此时当现实取代初期的热情,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才意识到毛之冷血卖国政策的高明。1940年2月彭德怀说,“毛是个富于智慧的领导人,富有政治远见,能够预见发展并善于处理政治。”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毛开始寻求斯大林批准其对蒋介石取进攻扩张政策。1940年2月22日,毛电莫斯科称:“在与蒋军作战中,胜利总是属于我方,我们在河北消灭了国军6000人;在陕西消灭国军10000人。”斯大林未制止毛共的行动,相反,三天后斯大林授权每月给中共30万美元。新四军于1940年10月对国军发动了最大规模的进攻,在江苏黄桥消灭国军11000人,杀害两名国军将军。1940年11月7日,毛电共产国际主席迪米特洛夫和斯大林称:“计划派15万军队袭击蒋军的后方,预防性反攻,将先打出第一枪”。俄国驻延安克格勃头子报告称“1943年夏天,共军与日军合作,在山东省消灭了国军。亦即毛共匪帮由专打抗日国军发展到与日寇勾结消灭国军的卖国犯罪地步。1939年9月毛泽东主动与日军建立起长期绝密的合作,旨在保存共军的实力,以便最终颠覆国民政府。共党派潘汉年与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日本高级间谍Eiichi Iwai建立了联系。日方给潘汉年一个特别通行证,延安派来的一个无线电报员,在Iwai的房内安装收发报机,直接与延安联系,虽然最终该渠道未动用,因为太危险。潘汉年向日本人提供蒋介石抵抗日本的实力,蒋与共党的冲突,蒋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及英美在香港和重庆的情报,日方列为最高机密。1941年12月日军入侵香港前,Iwai帮助安排共产党间谍撤离。潘汉年则在日本东京设立了一个中共秘密机构。亦即共产党利用日本人在国军背后捅刀!潘汉年的其他任务是让日本方允许八路军不受骚扰地活动,甚至拟与日本在华最高情报官Sadaaki Kagesa少将安排秘密协议停战。在华中,共党与日本人的交易是新四军不破坏铁路,换日军放任新四军在农村发展。在江苏,新四军与日军之间有一默契安排,共军不攻击铁路和火车,作为回报日军不在铁路沿线建围墙和雕堡,使共军得随意运动过境没有障碍。一个共党情报官员回忆说“我党与日本人合作的策略是利用敌人的手消灭其他敌人。康生反复指示我们,用日本人的刀杀国军。我个人知道的是日军消灭长江南部的国军地下武装即是我党与日军协作的杰作。”
彭德怀元帅在其自传中证实了共军不打日本侵略者,却狠打抗日国军的史实:“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两大战役,一是反磨擦战役,二是‘二十四团大破袭战’。1939年厦国民党反共宣传称‘共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1939年6月国民党在平江杀死和活埋新四军通讯处同志。山东石友三,秦启荣,河北张荫梧,朱怀冰,侯如塘,未看或听他们向日本人打过一枪,却专袭击八路军后方,杀害地方抗日干部。阎锡山发动秋林事变,在河南,湖北发生屠杀新四军干部惨案,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专门搞特务,破坏边区。1939年冬蒋介石命令河北省主席鹿钟林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在洛阳我见了卫立煌,孙殿英,他说八路军会有办法对付的;我们打朱怀冰部追歼其残部时,孙的新五军在下操根本不介意。卫立煌说‘内战是打不成的,再打内战就完了’(言下之意,共军尽管打,国军不会认真还击)。十八集团军是受卫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我告别卫立煌时他说渡河后到第十军陈铁军军长处吃饭。我向总部调集七个旅准备反磨擦战役。另从晋察冀边区调两个旅由聂荣臻亲自率领,1940年1月底仅三天全歼灭朱怀冰两个师,侯如塘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我事先没有请求。。。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 证实了1940年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致叶剑英,彭德怀,叶挺,项英函电提及的事实:“14个月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在河北连续攻击鹿钟玲,朱怀冰,高树勋,孙良诚各部,在山东连续攻击沈鸿烈部,在苏北连续攻击韩德勤部,以及其他各地攻击国军。。最近89军军长李守维等与多数师,旅,团长皆被新四军八路军不意袭击南北攻而殉职”。
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中亦证实中共不打日本,专干扩充实力,打击抗日国军的史实:“我在冀南平原搞了块天下,聂荣臻在晋察冀和冀中平原搞了块天下”。徐吹嘘称“1937年冬到1938年秋八路军在华北进行大小战斗1400余次,牵制日军30余万兵力,由三万人发展到25万人。控制了晋西北,东南,晋察冀,冀南,西,东等大片区域。有的问题‘先折后奏’,有的则‘斩而不奏’”。
徐元帅此话不实表现在:八路军居然在9个月期间,打了大小战斗1400余次,亦即每天平均战斗5。2次,却不敢言明到底消灭了多少日军?仅敢称‘牵制日军30余万兵力’,牵制亦即未消灭一人?特别是打了1400余次战斗,八路军人员不但不减少反而从原先的三万人,爆涨成25万人!战斗是真抢实弹,日军并非吃素的,而土八路肯定远非训练有素的正规日军的对手。除非共军避战而专门发展方有可能;由此亦证实共军打日本无能,打国军倒十二分勇猛;因为蒋介石担心爆发内战,故极力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国共重开内战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国军根本无意与共军开战,这从共特卫立煌将军特意告诉彭德怀“内战是打不起来的”得以印证。而共军则受毛之七分发展指令以争抢地盘玩命发展为目的。1939年9月14日,周恩来赴苏联治疗右手骨折,他向苏共吹嘘共军与日军进行了2689场战斗。
徐向前进一步证实:“1939年3月下旬,秦启荣指挥所部王尚志3000余人伏击我第三支队,杀害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以下四十余人。8月上旬,秦部又袭击我后方根据地雪岭,使我伤亡20余人;8月中旬在溜河流域包围我三,四支队。1939年6—12月国民党制造磨察90余次,使伤亡达1350人,被俘812人。我们决定反击,由张经武(后任中共首任驻藏部队司令)和王彬指挥山东纵队一,三四支队参加,几天内,我军连续作战,将秦部完全击溃,收编了他的一部分队伍,缴械2000余支。1940年3月,石友三勾结日军向我冀南边区进攻,我部经两个月战斗,溃敌2500余人,后石友三又纠集3000余人向我进攻,被我部再次击溃。徐向前再次吹嘘称:“山东军民在抗战期间,作战26000余次,歼灭日伪军50余万人,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地方武装50万人”。
共军在整个抗战期间,能上台面的大刑战斗唯有两次,一是平型关战斗,二是所谓百团大战(即指挥作战的彭德怀所称之‘二十八团大破袭’)共产党的欺骗宣传玩文字游戏多少有两下子,例如,作战26000余次,到底是会战,战役,战斗还是零星袭击?共党之所以用‘作战’一词含糊其辞,旨在虚报战绩,为已脸上贴金。歼灭日伪军50余万人,到底伤多少亡多少?日军多少,伪军多少?全部一概稀里糊涂,真实的事实极可能是:中共抗敌无能,祸国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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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和海外多個網站和論壇轉載了英國雷震遠、雷鳴遠神父所寫的書——《內在的敵人》,揭露了中共不抗日,卻偷襲屠殺抗戰國軍的罪行:1940年3月,「皖南事變」前10個月,盤踞於河北河南交界地帶的八路軍施展陰謀詭計,突襲全殲了抗日國軍三個軍共6萬多人,卻沒有動不足50英里外的日軍。而蔣介石卻為了在盟國面前保全中國人沒內哄的面子,對此事不予公佈。大陸網友表示震驚,「原來皖南事變是另有原因的!」,並「嘆當年蔣公剿匪不力」。
作者雷震遠和雷鳴遠,是像白求恩大夫一樣來華支持中國抗日的兩位英國神父醫務人員,兩人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在太行山地區傳道和幫助國軍作戰時進行醫療工作,戰後寫下了《內在的敵人》這本書。
美國前總統胡佛這樣推薦此書——「雷震遠神父用他個人的經驗和觀察,寫出這篇悲慘動人的故事。在這本書裡揭露出共產主義在行動上及赤裸裸的恐怖的真相。我願向那些希望切實明瞭瀰漫在全世界上的這個魔鬼勢力的全國人士們,推薦這本書。」
據《內在的敵人》第十七章【太行山之行】記載,1940年3月,「皖南事變」前10個月,國軍三個軍準備從山西南部開往河北,穿過太行山打開了一條通道,以使後面的國軍能夠進入河北省向日本軍發動全面攻擊,並在順德附近切斷日軍平漢路的補給線。國軍張蔭梧將軍已在河北省組織起民團,在沿鐵路線一帶牽掣住日軍達兩年之久。張蔭梧必須保住交通線。那樣他便須控制住河北和河南間的山路。當這計劃完成時,朱懷冰的九十七軍,兵力兩萬,駐守山路的南端,正好通到河北省平原。他包隊分駐在村莊和山頭的堡壘裡。
當時,山路中間直到河北邊境,由鹿鍾麟將軍駐守。兵力也有兩萬。南端便是孫殿英的新五軍,兵力也有兩萬。
共產黨曉得,如果他們能夠切斷張蔭梧和這山路裡三個軍的國軍聯絡線,此後他們便可以阻止住任何其他國軍的推進,這項計劃實現後,他們便可以逐漸壓迫沿交通線對日作戰的游擊隊,而獲到整個華北的控制與擴展。共產黨很曉得中國一句古語的意義,「控制住山地便可以控制平原。」
他們這項策略很簡單,但很毒辣。當他們看到國軍集中到山道以後,他們便派些機智而善辯的官員與國軍將領商討如何合力進擊日軍。那時候剛好是正式被認為共軍及國軍都具有同一目的的期間;當共產黨的野心尚未表面化的時候,內戰只是零星散漫的,是暴動而不是公然叛逆,共產黨最後的叛逆行動,直到各方面環境,人力,時間和地點都配合適當後才爆發起來。
這些狡詐的共產黨都有些口若懸河的本事。他們提供人力,技術和經驗,只要求與國軍武裝兄弟並肩對抗中國敵人──日本。他們裝出熱誠和懇摯,一再提出這種要求。
共產黨的要求被接受了,他們把一部軍隊開進山地,駐守在九十七軍和鹿鍾麟軍隊的中間,他們的訓練和良好舉動消滅了任何的猜疑。隨後到了計劃的適當時間,他們突然在3月7日向國軍發動猛襲。他們先集中兵力襲擊第九十七軍,當這軍兵力幾乎全被消滅後,再於3月8日迅速引還,襲取並消滅了鹿鍾麟的軍隊。
3月7日雷震遠和雷鳴遠神父在林縣聽到共軍襲擊國軍的消息,他們從林縣奔向孫殿英的總司令部。孫殿英並曾告訴他們說,他將在九日夜間命令集中兵力突圍。
但是共產黨預料到這一點,當他們以閃電方式消滅了山道北端和中部的國軍時,立即迅速南向在9日早晨突襲孫殿英的部隊。
國軍第五軍也被共軍擊潰,幾乎是全軍覆沒,和九十七軍及鹿鍾麟的河北軍遭受同一命運。1940年春季那兩天的血戰中,共產黨幾乎屠殺了他們自己的六萬同胞,而日本軍隊卻是安閒地駐在不足50英里外的地方。
《內在的敵人》這本書說,這次八路軍突襲全殲6萬國軍是對蔣委員長的重大打擊,因為這是共產黨不打日本而叛逆國家的首次大規模襲擊國軍的暴行。蔣對國共聯合陣線所最擔心的事情竟不幸發生了。那時蔣又看到,長江下游的新四軍已漸有不法行動。但蔣對太行山的共軍叛逆仍保守緘默,因為傳到國外時,這乃是可恥的事。
書中說,如果蔣委員長在1940年把共產黨叛逆行動的真況予以公佈時,歷史也許要改觀。但是他沒有說出,而共產黨便更肆無忌憚。雖然共產黨同意把新四軍維持原有的五千人數,但到了1940年中間,兵力已擴展到一萬三千。
書中記載,他們當初啟程北上的時候,雷鳴遠神父便在姚村遭到危難。他們離開姚村兩小時後,共產黨開始攻擊,雷鳴遠被俘。
雷鳴遠神父被俘四十餘天,於4月末被釋放。共產黨不承認他們俘擄雷神父。蔣介石曉得共產黨在撒謊,堅持要求釋放,並通知朱德,如果他不遵令釋放雷神父的話,他便要派軍去攻擊劉伯承的軍隊。在這種情形下,朱德才命令獨眼龍劉伯承釋放了雷神父。
這時雷鳴遠神父一個人住在林縣,身旁只有幾位教友伴隨。他的兩百名醫療工作隊已分散了,有的被俘,有的遇害。他雖然病體很重,還從林縣步行到洛陽,進入一個醫院療養。又因在被捕時遭受虐待,毒瘤病發作。6月13日,蔣介石派專機把他接到重慶,6月24日雷神父逝世。
中國人民抗戰期間,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不抗日,不聽從國民政府調遣,反而專門在背後屢次偷襲騷擾抗日國軍。親共媒體《大公報》當年就曾經揭露,新四軍在皖南(安徽南部)地區非但不抗日,反而多次偷襲國軍,淹死國軍的軍長,殲滅國軍的師長,消滅成團成營的國軍,使得國民政府的抗日武裝力量遭受重大損失。蔣介石國民政府忍無可忍,終於在1941年1月圍殲新四軍「叛軍」,中共稱之「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後,周恩來竟然在重慶國統區發行的《新華日報》上倒打一耙,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天大謊言灑遍全國,並流毒至今。中共更藉此一事變,將反對合法國民政府的顛覆行動推向了高潮,將中共分裂、擴張和賣國的罪行愈演愈烈。
對國共歷史有著深入瞭解研究的林輝先生曾發表文章——《「皖南事變」背後的真相》,引述分析了《大公報》關於「皖南事變」的報道。林輝先生認為,該報道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即因為中共軍隊不僅不聽從蔣介石國民政府調遣,反而襲擊國民黨抗日部隊,終於導致國民黨軍隊在安徽南部痛擊新四軍。
在大陸多個網絡論壇,網友們轉發張貼了《內在的敵人》這本書的有關內容,揭露中共不抗日,卻屠殺6萬多中國抗日同胞的罪行。網友們表示非常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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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國近代、現代史學家辛灝年披露:「在中國共產黨內,當年確實有些愛國者曾參加過局部的小型的戰鬥,但是,由於毛澤東明確地制止八路軍、新四軍打日寇;明確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並且是不得不打時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偽軍,打後就宣傳別黨不抗日,共產黨才是抗日的……」(註:1937年8月中共中央對南方遊擊區的秘密指示)。
1940年4月,毛澤東下達了「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指示,於是八路軍、新四軍便向抗戰前線的國軍發動了全面攻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副校長侯樹棟寫了一篇文章歌頌中共抗日,一不小心漏出一句話:說在八年抗戰中他們共打擊國軍3200次,消滅、打傷國軍14萬3000人。
弗拉基米洛夫是抗日戰爭期間共產國際派駐在中共的聯絡官,他原來一直想要到前線觀戰,中共卻一再阻攔,後來他發現原來日共雙方根本沒有交過火。他在他的《延安日記》裡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
共產黨的出賣究竟為何?據統計,抗日戰爭期間最高統帥部收到各戰區遭受共軍襲擊的正式文電報告共有三百九十五次之多,聊舉兩三段史料可作說明:
「一九三八年底,日軍於武漢會戰後為切斷國軍東南沿海之作戰,持續於閩粵地區進犯,根據毛澤東等的指示,八路軍總部命令劉伯承率一二九師主力和第一 一五師第三四四旅一部共一萬餘人迅速從太行山區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鐵路沿線展開向冀東挺進,首先擊破國軍山東守備部隊王來賢部,並襲占邱縣等地搶奪當地民團槍枝、糧食,隨後又於八月間並同徐向前對山東省政府發起攻擊,於九月十四日佔領山東省政府;爾後日軍進犯當地,劉伯承、徐向前不戰而逃,至此山東淪陷, 為日軍的進犯創造有利條件。」——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於一九三九年一月電呈蔣委員長,報告八路軍無故開入,收繳民團槍枝,攻城陷地,目無法紀,請示處理辦法。
「一九三九年底日軍發起第一次長沙會戰及桂南會戰,並向中條山發起十餘次進攻,屢次遭國軍擊退,共軍於陝甘寧邊區破壞當地政府及民眾抗日組織,成立特區政府,發行貨幣,擾亂金融,助長日軍對中國經濟政策之破壞。」——胡宗南將軍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電呈蔣委員長,報告八路軍在甘肅以東各處,破壞中央政治系統及地方民眾組織,擴充地盤的罪行。
「一九四零年初,日軍對中國發起第二期戰爭,日軍消除第五戰區的威脅,遂調集六個師團,裝甲與航空大隊,向棗陽與宜昌一線進攻,史稱棗宜會戰,三十 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上將於五月十六日於南瓜店壯烈殉國,共軍賀龍趁機入侵晉西一帶,隨後於六月間擊潰國軍孫良誠、高樹勳等部,使日軍於華北得以遂行交通建設,加速日軍對中國之侵略。」——抗戰將領閰錫山一九四零年五月二十日電呈蔣委員長,報告八路軍乘敵進攻之際,進犯晉西,加劇日本侵華。
共軍襲擊各戰區導致抗戰形勢遭受極惡劣的影響,從下列抗日八年期間共軍主要大型活動中可略知梗概。
一九三七年:九月間進入山西設立各軍區及公署,及派出一萬餘名幹部至國軍各部隊滲透。
一九三八年:1. 策反並收編國軍部隊為其縱隊,以賀龍為首消滅河北抗日民軍張蔭梧等部隊,減輕日軍於華北地區所受之牽制;2. 一二九師劉伯承趁二戰區與日軍激戰時率部突破東陽關,使臨汾附近國軍遭日軍包圍。
一九三九年:
1. 一二零師賀龍進入冀中平原襲擊國軍;
2. 成立江南、江北指揮部,持續襲擊國軍並於十二月策反國軍江西十個鐵血團,同時將國軍進攻日軍計劃密告日軍,使國軍反攻戰略挫敗;
3. 於河北攻擊孫良誠、高樹勳,於山東攻佔省政府,新四軍於十月間猛攻江蘇省政府韓德勤部,企圖消滅之。
一九四零年:
1. 八月於山西襲擊趙少銓軍,劫持其兩位團長使該部戰力幾乎瓦解;
2. 九月趁日軍全力進犯中條山時襲擊九十八軍軍長武士敏部,最後該軍遭日軍包圍,武士敏軍長壯烈殉國。
一九四一年:新四軍趁江蘇地區國軍換防之際集中七個團兵力圍攻四十師,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中將所部五千餘人犧牲殆盡,是為新四軍事件。
一九四二年:舉行延安整風運動,加強政治控制,並對中國大後方進行政治滲透,炒作物價,增加社會動亂,使國民政府財政雪上加霜。
一九四三年:
1. 於國民參政會要求國民政府承認共軍於抗日時期創立之一切政權及武裝部隊以及恢復新四軍並准許擴編四個軍十二個師;
2. 發起史迪威事件,間接促成美國錯誤評估亞洲情勢,最後美國與蘇俄簽訂雅爾達密約出賣國家利益。
一九四四年:與日軍訂下密約,進行「平行運動」與日軍一同攻擊國軍,同時要求國民政府給予共軍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並要求改組統帥部,動搖國軍軍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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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看到以下最新消息證明了中共認為TRUMP當選美國總統較有利是誤判,TRUMP當選美國總統既不利於美國也不利於中共,甚至同時不利於台獨與中國人民
2016年12月03日(中時電子報) BBC新聞網首頁頭條報導川普與台灣總統通話
房地產大亨川普,從參選美國總統到當選,一路演出驚奇。現在他再度出人意表,與台灣總統蔡英文通話。外媒普遍認為,此舉勢必激怒北京,為美中關係投下震撼彈。
這項歷史性通話,創下1979年台美斷交以來,首度有美國總統當選人和台灣總統直接通話的紀錄。包括CNN、BBC等美國、英國媒體,幾乎全都在網站首頁以頭條新聞報導這項訊息。
外媒分析,川普此舉是一項激怒中方的行為。美方向來秉持一中原則,但與台灣保持非官方友好關係。BBC報導,川普團隊透露,川普在電話中對蔡英文贏得1月台灣總統大選表達恭賀之意。
美國小布希總統任內,擔任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的麥艾文(Evan Medeiros)向英國《金融時報》分析指出,中國領導將視兩人通話為高度挑釁,無論兩人通話是蓄意或意外,這通電話會讓中國對川普看法轉為負面,川普這個通話也為美中關係設下不信任和競爭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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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加入替同盟國披上了一層道德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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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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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靈子

  做為二戰中的主要交戰國,中國加入同盟國的陣線,替同盟國反法西斯(軸心國)的事業披上了一層道德的外衣,掩蓋了各列強帝國主義間互相殘殺的事實!此點和在中國戰場上牽制大量日軍,是中國在二戰中最主要的兩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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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蛋!殺人如麻,揮金如土,是偉人的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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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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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靈子
轻松一笑

  閣下所引述的觀點,基本上出自民初港英當局的報紙(當時的港英當局是粵軍陳炯明的主要靠山-主因在於反蘇聯),最初是由陳炯明之子,美國籍的地質學家陳定炎博士集結成冊(陳競存先生年譜,本子手中有一冊),明顯的指出孫文為了武力統一中國的宿願,近乎用竭澤而漁的方式籌集革命軍費的現實!

  這系列的作法自孫公故去後,仍由他的小舅子宋子文所繼承,德公就曾對此提出質疑,但宋子文明確指出,若不如此,則難籌集北伐軍的軍費(鴉片稅與賭捐為大宗,對於賭捐問題的看法,是孫陳失和的主因之一,陳炯明明確主張禁賭),更難達成兩廣北伐統一中國的宿願(德公是明確主張北伐的實力派軍人)。

  從大歷史的觀點來看,武力統一是中國重新邁向強大的先決條件,至少自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始,只要能武力統一中國者,基本上都會被視為英雄。而長期的戰亂與分裂,會讓中國衰弱與受到外族得欺凌。真正有智慧的政治家,均了解長痛不如短痛之理。況且革命本來就不是請客吃飯,孫文雖說軍事能力低劣,不具武統中國的能力,但身為革命家,絕對深知此理,他亡故後的主要政治理念的繼承者,扣除不俱武力後盾的西山會議派(右派)與汪精衛的改組派外。無論是黃埔系,中共還是桂系,無不認同其武統的主張。

  中外歷史早已證明,一個有志之士要在亂世中殺出一條血路,成為一位偉人(供人瞻拜或唾罵),殺人如麻,揮金如土,用武力掃蕩掉王者之路上的所有障礙,幾乎已成為一條定律(印度聖雄甘地可能是唯一的例外)!王者之途本來就是一條無情的不歸路,只要這位王者最終能夠達成救國救民的偉業,他在路途上輾死多少無辜的花草,其實無關緊要!只見毫末而不明大道,閣下的眼界其實只達到螻蟻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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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比國共兩黨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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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正剛

國共兩黨都曾是同一個師父孫文教出來的徒弟,而中國從滿清覆滅以後禍亂百年的根源就是孫文所提拔的國共兩黨,先轉貼以下三篇資料給大家做參考後我再做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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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主政的广州市--革命先行者抑或人民公敌?
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二月返抵广州后,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才离粤北上。在其离粤前夕,由广东各界人民策动组织的「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中山「祸国祸粤」十大罪状:摇动国体,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
这粤人控告孙中山祸国祸粤的十大罪状,是过大半世纪以来都被国人忽视的史实,也是统治者摧害人民的暴行中,被当权政府掩盖起来的史实。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间,北京政府徒具其虚名,实际上为直系军人曹锟,吴佩孚所操纵;广州方面,则有孙中山凭依滇桂军的势力,建立大元帅府。在海外中立的香港《华字》日报把南政府与北方政府作一比较:
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广州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指黎元洪),今日骂高凌蔚,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是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常时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
北方军阀互相打架,绝没有拉夫充兵,并肆行屠洗的惨剧。可怜在号称三民五权护法政府都城的广州市,日驱市民作炮挡子,大半一去不复返。故常见「披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惨剧,约法上人民身体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尼庵僧堂,本属于法团财产,尽被没收。可怜僧尼多无家可归,约法上信教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剥夺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外,又于人民精神上加以种种损害,明开烟禁,公包杂赌,务使祸流数代。试问北京城里有这种黑状么?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
换句话,北京政府是一个庸碌无能的腐败政府;而广州政府却是一个残酷无法的暴力政府。这是《华字》在西关屠城血案事件发生前一年,对孙文政府的评语。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州屠城血案事件发生后,美国总领事简庆斯(DOUGLAS JENKINS)说:「广州市民给孙中山的残酷态度骇哑了,人人对孙个人痛恨切齿」。
下面对广州政府的残酷政策,试就其三个特色作一分析:
一,「顺我者生,逆我者亡」
以锺锡芬案为例:锺是广州市参事员,因反对没收寺观庵堂庙宇变卖的提案,便被市长孙科扣留,指为附逆(指附陈炯明),趁机勒罚五万元。结果,经人从中调解,罚款一万元,始获释放。粤籍国会议员马小进在北京发言反对孙中山变卖三院,致使「盲人老人乞丐流离失所」,亦被指为附逆;马氏致友人函中说:
小进此次反对中山变卖三院,固属迫于公义,亦即所以爱中山,乃毁我者,故造谣言,谓为受陈派钜金所收买。小进读书廿年,一无所能,惟自问操守二字,尚足自信。此次南旋,始终未见陈派一人,诉诸良心,无惭衾影。
孙政府不但以莫须有「附逆」的罪名来镇压异己,而且用之为勒索税款的手段,把广州弄成一个恐怖世界。例如,一九二三年八月下旬,广州各银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决定不肯申报,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马上就接到大本营命令,大意说:「闻该行等密议反对,此时政府军饷紧急,该商等应勉为其难,为各行倡率,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各行商接函后,大为惶恐,因为「附逆行动」,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各行商遂改变前议,只得申报服从。
二,「以党治国」
孙中山实行「以党治国」,使「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语)。可是,这个「党治」施行于民间,实际上的效果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一位署名「香山老人」致香港《华字》报社的函中,窥见到一些真相(香山即今中山县)。老人的函中说:
余自辛亥(一九一一)至今,避乱海外者凡六次,以年垂七十之人,生当乱世,实属不幸矣。十二年来之纷扰,以今年为最惨。省城与别县吾不知。予香山人试言香山怪状。石岐有国民党分部,各乡镇有分区,一般之强徒,藉此包官府,包土匪,无所不为。尤甚者,迫人入党,谓本党系大元帅作总理,入党则受大元帅保护,否则属逆党,属乱民,必遭杀戳。始则少年血气之辈,如蚁附膻,近则农夫粗工,亦受驱迫。
余年老居乡,不问世事,本无入党之必要。六月时为势所迫,卒之一家十三口,除小孩外,入党者八人。查入党费富者十元,中人家六元,贫者二元。予初拟纳费而不注册,该分部长不允,谓每年仍要纳常费,予不得已遵缴八十元,但非吾所愿也。吾香山之如吾被迫者,不可数计。闻诸三点会虽猛,亦未常加人以暴力。广东尚长此以往,恐永无安宁之希望。
「香山老人」的遭遇固然是地方党人凭势敲诈人民的不法行为,但是在政府权威所在的广州市,《华字》报导党治的情形说:「粤京(广州)以党治国,非党人不能任官职。而番摊公开,鸦片公卖后,摊与烟均为党人办理,固不待言。今有某大学筹备处某科长,又兼任鸦片公卖处局长…其人是为粤京学界之败类,彼等则曰党治之成绩也」。
孙中山口唱「民权主义」,而其违背民权最基本原则的行为,莫甚于破坏司法独立,实行「党化司法」,强迫司法人士入党。
三,愚民手段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因向新宁铁路索款三十万元不遂,于七月中旬下令徵收该路为军用,并援引美国在欧战时期收管民有铁路为先例。美国归侨李洞云致函《华字》,说明欧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便利军事运输起见,确曾收管民有铁路,但对铁路公司的每年收入,照数依法偿还。李在函中说:
美国政府收管民有铁路办法在西报上固常见之,即金山(指美国)华文各报,亦屡有登载。大元帅府中人,既晓援引美例,必深知无疑。今之车脚补回与否,一字不提,但云收归国有,则非遵依美国先例办理可知矣。或曰:阔人只知要钱,美例不美例,管他甚则。不过,帅府群彦欲捧出那位西式自由神,吓吓四邑(指广东省台山等四县)金山伯,而不知其舞文弄墨,实无异于欺诈取财也。
根据英国的报告,孙政府于一九二三年内,强征广州的总数,达一亿二千万元之巨。一九二三年十月美国总领事简氏报告广州的情况说:
孙政府在广州继续拉夫,平民怨声四起。各种各式的苛捐杂税,更促成社会之不满,罢市工潮之频发。杂税中包括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等。鱼税引起鱼场罢市,现已调解复市。饭馆税引起全市大小饭馆闭门停业,但政府坚持徵收此税,至今仍在谈判中。海关经纪人的工会被罚款十万元港币,该工会认为政府非法罚款,实为藉口抽取军饷之用,现工会会员如码头装货工人等,正在罢工中。
六个月后,简氏又报告说:「广州的烟馆赌场继续做繁荣的生意,孙政府所谓的禁烟局,实际上是抽烟税的筹款机关。赌场大都为军队所包办,政府只得赌场的一小部份收入。孙中山政府以不合法契据为藉口,而没收的私产,共值约一千五百万港币。但迫得以低价变卖,因买者恐孙垮台后,其产权将不为新政府所承认」。
在西关屠城事件发生前三个月,即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四日里,香港《华字》对孙政府有下面一段的评论:
广州市本来是一个庄严璀璨的市区。但自从孙政府执政以来,便弄成一个恐怖的世界。从前他们未有执政之前,便天天的攻击人家怎么样不好,怎么样黑暗,怎么样野蛮,而自家则大吹特吹他们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怎么样好处,怎么样救国,怎么样代人民求幸福。我们脑筋单简的人民,一听见这良好的主义,莫不欢天喜地的表同情于他。以为他们是先觉的智者,确具有三头六臂,拯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上的能力。所以出力的有人,出钱的有人,帮着他们,以为他们执了政权,则我们一般人民,必定得无穷的幸福了。而不知他们自执有政权之后,所干的事,大大不对,我们不独不能得享有丝毫的幸福,反被他们压迫到不能出气。
孙政府在广州的成绩,除了破坏地方,荼毒人民之外,绝对没有一点的好处。重徵租税哪,苛抽杂捐哪,强拉夫役哪,变卖公产哪,杂赌公开哪,鸦片公卖哪,白昼杀人哪,掳人勒赎哪,以及压抑舆论哪,大兴党狱哪,凡此种种所为,别人所不敢干的,他的则优为之。日出不穷,犹未已也。搜括人民的脂膏,剥削人民的骨髓,以饱他们的私囊,供给那一班吃人不吐骨的凶狼兵士,而至于掘无可掘,抽无可抽,日暮途穷的时候,则又连他们向日所持以欺世盗名盗利的三民主义,也想牺牲不要,而欲试验共产主义的政策,朝三暮四,可知他们实在没有一定的宗旨,一定的方针,而且没有一点的人格。
四,结语
黄炎培所描述陈炯明主政下的「一岁之广州市」,与这个孙中山所统治下的广州市,相隔不过两年,广东人民的处境,竟有如由天堂堕入地狱之比,真令人浩叹!
国民党人说,陈炯明想做广东王,所以在广东做些好事;但是孙中山要武力统一,争取全国民主,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所以广东人民不免受些牺牲。
 我们试问,二十年代广东人民付了重大代价,中国人民究竟得到些什么好处?东征北伐(主要是得俄援之助)军事上算是成功了,但是结果还不是落得一个腐败专的国民党政权,又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主权,更卒而引致了一九四九年的共产革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结果「目的」与「手段」分离不开,这是中国人民必须记取的沉痛历史教训也!
孙文治粤十大罪状
孙中山于八月初旬离开广州赴上海,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藉滇桂军之力回粤重组大元帅府,直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旬才再离粤北上。在其离粤前夕,由广东各界人民策动组织的「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中山「祸国祸粤」十罪状:
第一。摇动国体:一,私组政府,妄称元帅;二,擅改国旗:三,废国庆日。
第二。纵兵殃民:一,拉夫数万,迫充战役;二,招纳土匪,四出为恶;三,占驻民房,强奸妇女;四,白昼杀人,护要勒赎;五,强买强卖,迫使伪币;六,干预民讼,藉端素诈;七,勒收行水,恣意封船,至梗塞交通,四乡绝食;八,争防争饷,时于火拚,祸及人民;九,两焚肇庆,三焚博罗;十,以毒炮轰击惠城灭绝。
第三。摧残民治:一,解散省县议会;二,推翻民选县长,鬻卖官缺;三,枪决记者容百挺,逐路透社访员黄宪昭,收没英文时报,粤商公报,强迫宣传,钳制舆论;四,逮捕市参钟锡玢,南海县议会议长程学源,勒赎巨款;五,缉拿国会议员,封其产业,违反议员发言对院外不负责任之原则。
第四。破坏金融:一,令私党滥发纸币,使省行停闭,公私损失凡数千万;二,发行军用手票,中央银行不兑纸币,金库转纳券,短期借券等,强迫行使,故屡酿命案;三,鼓铸低色银币,迫换旧币,暗吸民产,助长外币,影响物价,妨碍民生;四,强没大清中国实业华商储蓄等银行财产,致债权无着,金融拈竭。
第五。抽剥民产:一,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二,嗾令其党徒诬报人民私产为官产,迫令缴价,违则勒迁拍卖,动辄一案,数千家人民流离失所,苦泣于道;三,强卖瞽目老人育婴三院,使残废无依,流为饿殍;四,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五,预徵各行厘金至(民国)十九年,地丁钱粮至(民国)十七年,勒派军费已四五次,民不堪命;六,广州勒收租捐至四五次,各属有至九次者,贫民滞纳,动辄拘捕,有被迫自尽者;七,变卖坟场,暴露白骨,附郭一隅至数万户。
第六。大开烟赌:一,设官卖烟,导民吸食,灯馆满市,烟帜招摇,僻壤穷乡,无远弗届;二,军队抢烟,动辄巷战,伤毙人民,无门告诉;三,驱商迫店,改作赌场,狭巷通衢,杂赌罗列,男女混沓,妨碍安宁;四,军队争庇赌场,时于斗杀,遍地危机,良民裹足;五,赌徒失败,盗窃卖淫,甚而自尽者,腾载报章,则日有数起。
第七。摧残教育:一,变卖农校农场及各市立小学校地,凡数十处;二,强卖公共运动场;三,威迫教员入党,否则撵逐,向生徒宣传共产;四,强提九拱关余及筵席各捐,向充教育经费者,拨作军费,致校员绝食,相继罢课;五,停汇东西洋留学经费,致在外粤生有饿死发狂或自尽者。
第八。蹂躏实业;一,霸管商办粤汉铁路,尽提车利,以致机轨失修,车轮朽坏,股东血本化为乌有;二,没收民业之新宁铁路,迫纳巨金,始允取消;三,勒罚自来水公司钜款,及强提余利;四,藉口陈廉伯关系,勒提南洋公司及地利公司股份,并罚缴钜金。
第九。破坏司法;一,强迫司法人员入党,违者褫职;二,设立法官学校,赞成赤化法官;三,擢取司法存款,藉充战费;四,纵令军队,勒提民刑人犯,私受贿赂,擅自释放。
第十。铲灭商民团;一,调遣大军,胁迫东莞商团,肆行焚杀,烧五百余户,毙三百余人,勒罚五万巨款;二,扣留全省商团军械,而发还半数,又阴嗾工团劫夺;三,派大兵三万围缴广州商团军械,商团退却,又纵火焚劫三日不绝。计烧毁二千余户,抢掠八千余家,损失财产五千余万,流离失所者十余万人,无交战地方均遭蹂躏;四,暗令工人及消防队员放火,反诬商团;五,截劫逃难人民财物,并加轰击,毙命无数;六,收没佛山商团枪械,并勒罚十八万元,封店至数百家;七,收缴盐步商团枪械,随复洗劫全圩,无一幸免;八,收缴香山商团枪械,并勒罚四万元,又勒罚江门商店二万元,容桂,石湾,陈村等各地商团均被罚款;九,收缴清远商团枪械,又焚毁数街,损失百余万;十,各属商民团枪,尽被收缴,御匪无力,任兵宰割,善良绅富,纷离港澳;十一,被焚各店建复者,勒缴地价三百元,即搭盖葵篷,亦每井勒缴百元,商店纷纷迁往港澳营业,广州及各属繁盛市场,多成瓦砾,荒凉满目;十二,商团陈佐干被卢师掳去,勒赎十万元,至今未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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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直到其去世前两年,他始终在努力向日本争取革命援助,而作为援助的回报,他也的确曾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过承诺出让满蒙或者让日本在满洲保有特殊权益的言论。
据内田良平回忆,早在1898年秋,孙中山就承诺说:“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孙的另一位日本好友小川平吉也有类似的回忆:“孙逸仙与黄兴俱长期流亡日本……彼屡屡向我辈陈述: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上述主张,孙逸仙在座谈中一再重复,此在有志人士之间殆为众所周知之事实。”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仍然如此。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1915年末或1916年初,孙中山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密谈时再次表示:为打倒袁世凯,“希望日本至少以预备役将兵和武器编成三个师团,支援中国革命军……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孙中山当时还特别解释说:“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来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有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直到1923年确定了联俄政策得到了俄国的援助之后,孙中山才放弃类似的想法。虽然孙中山是否与日本签过《中日盟约》至今学界仍在争论,但现有的史料足以证明孙中山至少有20多年都一直有出让满蒙以换取日本援助的想法。
辛亥革命爆发前,孙中山等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没有将满蒙等地区纳入其“恢复中华”的版图。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是这么解释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张的:“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1906年孙中山又说:“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可见在当时孙中山的潜意识中,满蒙的确根本不属于“中华”。
那么,当时孙中山等人眼中的“中华”到底都包括哪些地方呢?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己经做成。”“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之地几如金欧之固,从无分裂之虞。”很明显,孙中山的革命是要恢复满清入关之前明王朝的情形,大致相当于清代十八行省的范围,这个范围没有包括现在的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还不到当时中国领土的一半。1908年,共进会把他们的旗帜定为“十八星旗”,正是这种想法的集中体现。
既然在孙中山看来满蒙地区根本不是“中华”领土,那么将其“悉与日本”以换取援助,自己完全没损失什么,何乐而不为呢?
但孙中山狭隘的民族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从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孙中山马上就转变态度,根据国人的要求,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将清朝的领土全盘接收。
正是在此背景下,孙中山的对日承诺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不再说给予领土,只说可给予特殊利益或者“管理权”。比如1915-1916年孙中山和上原勇作密谈时说的就是“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并说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最是赖”,但与此同时,孙中山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同时他于11月16日致电袁世凯,坚决主张对于俄国与外蒙私自签订的《俄蒙条约》“万不可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
那么,他一面强调捍卫领土主权的完整,一面又“不惜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求助日本援其革命,这种看似矛盾的抉择该如何理解呢?
孙中山之所以会屡屡有这种想法和言论,原因就在于其是白手起家搞革命,不得不四处筹措推翻清政府的经费和物资,除了四处募捐和到处借款之外,身处海外,他就只有谋求列强援助这一条路可行。而列强为其提供援助当然绝不是因为道义,都是要谋求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而孙中山几乎是身无长物,能用以交换枪支弹药的,就只有许以一部分国家利益。1898年到1923年,孙中山对日求援10多次,交涉对象包括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政坛元老、财阀等等,所许诺的条件除满蒙之外,还有商业利益,如1922年2月,为了能给广州政府换取武器,孙中山以两万支长枪、72尊野炮、120支机枪及相应的弹药和500万日元为条件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的代表签订密约,“同意将海南岛,及所有沿广东海岸之岛屿的开发权,及从厦门以南至海南岛的渔权,全让给公司专利包办。”“同意公司对开发广西之林矿有优先权。”“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员名额,委员会主席须为日本人”,此事曾在当时引起了海南岛在内各地的人士强烈抗议。
不但是对日本如此,孙中山为换取援助曾向所有的大国示过好。比如1900-1903年,孙中山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再如武昌起义之后为了争取各国的支持,孙中山曾特别宣布“清政府在革命前与各国缔结的条约、所借的外债、承认的赔款与让与的权利,民国承认有效,并负责偿还款项。共和国承认满洲政府给予外国人的一切特权和租让权”。这就是白手起家搞革命以及弱国外交的无奈。
其实,晚清时期为了解决内忧外患的困扰,很多人都曾想过牺牲领土和主权来换取列强的援助与支持,进而自强自立。比如《马关条约》签订后,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就曾建议说:“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曾在《报贝元征书》中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由此可知,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领土的多寡并不重要,国家如何才能摆脱被欺侮的命运走向富强才是最紧要的问题。为达此目的,手段的选择适当与否倒在其次。当然,张之洞和谭嗣同毕竟还是拥清的,他们绝然不会也不敢提什么出让满洲的,那毕竟是清的“龙兴之地”。
而为了给赢取日本援助留有余地,孙中山又不得不压制国内同仁和民众的反日情绪,比如孙中山于1923年2月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后,当时,国内群众纷纷集会游行,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孙中山在广东对此类活动则是一律取缔。天羽英二于1923年7月19日向内田外相的报告称:“广东政府之措施及目前排日运动中的官方取缔仍算十分有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说,孙中山曾向他表明:“党也不介入抵制日本的运动,只有党员个人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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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的對外政策上也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于理解的記錄。從民初開始,這些記錄在國內外的出版物中就不斷有所披露,.....主要根據中國大陸近20年的出版物,將有關事實抄錄如下︰
第一,"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以大面積的租界"。"約摸在1900年6月初,孫博士(按︰早已有人指出,孫文一生從未得過博士或榮譽博士學位,說他是博士純屬以訛傳訛。可能是Dr.——醫生的誤譯。他是醫學院畢業生,也行過醫。)會晤了法國公使朱爾斯‧哈爾蒙德……希望得到法國軍火裝備和法國軍事參謀的幫助,按照哈爾蒙德先生的報告,作為交換條件,孫中山提出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人大面積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孫中山抵河內,與法國總督的私人秘書會談,"孫博士答應,在華南建立起聯邦共和國以後,它將轉向法國要求幫助,為了取得法國的支持,並將給以大面積的租界。"
第二,1910年3月,孫文與美國人荷默‧利和布思會談,"這三個人建立了一個'辛迪加'……孫博士任命布思為辛迪加和同盟會兩者的'駐國外的唯一財務代表',並且授他以處理貸款、收款和購買所有陸海軍裝備的代理人的全權。辛迪加保留其權利,以負責掌握鐵路建設的借款,割讓滿洲礦藏租借地給美國支持者,在臨時政府建立以後,將借款轉用于中國的經濟建設。""美國人同意在十七個月之內籌足三百五十萬元,分為四期攤付給孫博士。"
第三,武昌起義後,孫文到了倫敦,尋求英國政府的幫助。"孫博士答應在英國政府的建議下活動……他答應給英國和美國享有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優惠待遇。他將把中國的海軍置于服從他個人命令的英國軍官指揮之下,對于日本的態度,他將根據英國的建議辦事。"由于英國政 府寄希望于袁世凱,沒有理睬這些建議。
第四,出賣滿蒙。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偕同秘書長胡漢民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會談。會談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會談中,孫文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森恪在會談當天下午6時還發出一封經過孫文、胡漢民修改的致日本有關人士的特急電報,內稱︰"關于租借滿洲,孫文已表應允……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于滿州之密約。"此事一波三折,最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對沒有辦成。原因是︰"按照日本軍部的擴張主義分子的觀點,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為之拋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
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說,從1905甚至更早時開始,孫就曾在游說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類似的記錄共10條,交涉對象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等等。
第五,把設立國家中央銀行的權利讓給日本人。1912年1月10日,南京臨時政府剛剛成立,孫文便致信曾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托他建立中國的中央銀行。同日,又電告阪谷︰"設立中央銀行事,應即迅速進行。"十天後,阪谷便復函孫文說"接到貴電及中華民國元年一月初十日貴翰,委托阪谷以貴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事",因此他草擬了《中華國立中央銀行設立特許札》,要求孫文蓋章批準。其中規定"該特許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許札之日起算,以五十年為限。""該銀行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其他職能包括 "國庫之歲入及歲出"、"內外國債之整理及新招集國債之時,可使該銀行辦理" 、 "貨幣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紙出入販賣等事"、"政府設定監督銀行之業務"等等。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權",也交給阪谷,雖然規定"政府自該銀行開業年滿五年之後,于一年內以付價,得收買外國人所有股份",但又規定"政府于本條期限之間不能收買,則本條買收權為消滅。"
把設立經營和管理中央銀行的特權交給一個曾任外國內閣大臣的外國人,擔負財政收支、發行貨幣和監督全國銀行系統的重任,這是事關國家主權的大事。孫文如此輕率地處理,雖然當時沒有辦成,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失誤。此事曾于1913年5月19日被著名記者黃遠庸公諸報端,這是國內報刊第一次揭露孫文在對外關系中損害國家利益。就事情本身來說,應該說是大眾傳媒履行監督政治家這一類公共人物的職責的大好事。袁世凱政府雖曾利用此事批評孫文,但這正是現代政治中不同政治勢力互相批評、監督、爭取公民信任應有的常規。中國公民有權知道這一類信息,20世紀中國政治的腐敗和專橫,恰恰是與執政者實行愚民政策,拒絕公開政務息息相關的。
第六,與袁世凱競相向日本政府爭寵。宋案發生以後,孫文認為"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根據這個指導思想,孫文與袁世凱都不惜代價,爭取日本的支持。早在30年代初,後來任《大公報》總編輯的著名報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孫文1914年5月11日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這封信有四個要點︰
1,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國更大的作用。孫文說︰"英國之區區三島,非甚廣大,然人莫不知其國力膨脹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陸,為母國之大市場,世界列強始莫能與爭。日本之發展已盡,殆無回旋之余地,中國則地大物博,尚未開發。今日本如英國之于印度,無設兵置守之勞費,而得中國之大市場,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提供給日本比印度這塊殖民地之于英國更廉價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體說來是內政、外交、軍事、實業、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幫助,且"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佔貿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2,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憚民黨與日本親善,故表面猶買日本之歡心……設其地位之鞏固過于今日,其對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國民黨掌握政權之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話是︰"夫惟民黨握中國之政柄,而後中國始有治安可言也。"民黨"抱有主義,為求其之必達,生死以之……民黨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國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規,幫助國民黨。孫文坦言"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為助,其希望亦難達到",但"助一國之民黨,而顛覆其政府,非國際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竊意閣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機會,正閣下大煥其經綸之日也。"
如此大利,沒有打動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府首腦看來,依靠已經統治著全國的袁世凱,比起指望形單勢孤的孫文一伙顯然更加實惠。孫文暗通款曲,唯一的作用是日本在壓袁世凱就範時多了一個籌碼。
此外,孫文的這封信很快就被泄露出去,中外報刊廣為登載,還說是黃興揭露的。此事不但進一步損害了國民黨人的形象,也加深了國民黨人之間的分裂。從黃興當時的一封信,可見一斑︰"近得各處黨員通告,並讀中外各報登載弟所宣布中山先生之函,此事從何說起,黨德敗壞,竟至此極,殊可嘆也!此事之有無,弟不必加辯,請足下函詢中山先生,即知其真相。中山先生是否有此函件與日本當道,尚屬疑問,袁賊陰險,派偵離間吾輩,亦時時有之,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從未與興閱過,興又何從宣泄?此種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為。"內外疑謗叢集,真偽莫辨,親痛仇快,而禍根卻在孫文的作為。
第七、在日本迫使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之際,竟主動要求與日本政府結盟,再一次慷慨地出賣國家主權。日本是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的。幾經討價還價,日方于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袁世凱政府則于5月9日接受。
面對涉及國家存亡的重大斗爭,全國人心激動。原國民黨的一些重要人士紛紛提出"一致御侮"的主張。"是年二月十一日,林虎、熊克武、程潛……等十一人,聯合發表公電,提出 '吾人第一主見,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之說。在美洲的馮自由、林森、謝英伯、鐘榮光等……亦聯合致電孫中山,請示'可否暫停國內革命運動,實行一致御侮,免為國人借口' 等語。"
2月25日,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人也聯名發出通電,總結民國建立以來的政治經驗,鮮明地提出︰
1,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解決,反對"假借外力"。他們說︰"至言假借外力,尤為荒誕…… 一族以內之事,縱為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這是針對報刊的種種傳聞表明自己絕 "不危及邦家"的立場。
2,汲取"二次革命"的教訓,表示決不輕言革命。"國人既懲興等癸丑之非(按︰指1913年所謂"二次革命"的錯誤),自後非有社會真切之要求,決不輕言國事。今雖不能妄以何種信誓宣言于人,而國政是否必由革命始獲更新,亦願追隨國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戰危,古有明訓,苟可以免,疇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諒。"他們認識到所謂"二次革命"的失敗決不是偶然的。說到底,這是國人對他們的懲罰,因為他們忽視了國人要求安定的情緒和"畏避革命"的意志。
3,仍要堅決反對專制統治。他們進一步指出︰"惟革命之有無,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當卜之政象良惡。""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過專制之實",不但導致內政極端腐敗,也是招致外侮的主要原因。"竊論外交受逼,雖有時勢因緣,而政治組織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蓋一人政治,近世已經絕跡,非其不能,實乃未可……今吾國不見國家,不見國民,而惟見一人。" 為了抵御外侮和防止革命,必須改變這個狀況。
黃興等人的反思頗為深刻。他們對外侮由來的分析,反對假借外力解決內政問題進而一致御侮的主張,也是非常適時的。
黃興等人的主張曾廣為散發和分送京、滬各報館刊登,引起海內外廣泛注意。可是孫文等人對此視而不見,一意孤行另外一種主張。
先是在2月5日孫文、陳其美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了一份所謂《中日盟約》。滿鐵株式會社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我國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支柱。它不是一般的企業,其首任總裁後藤新平曾任台灣民政長官,後來又出任郵電大臣、內務大臣、東京市長等。犬冢、山田等敢于出面訂立盟約,背後有強有力的政治人物支持。3月15日,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的"提攜",並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是二十一條的起草者,是深得加藤外相信任的重要人物。這封信和《中日盟約草案》與黃興、陳炯明等人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
"二十一條"是20世紀中國的重大國恥,是日本迫使中國殖民化的重要步驟。它的最後文本把滿蒙、山東、漢冶萍公司等重要權益奉送給了日本。條款之一是"中國政府嗣後如在南滿洲聘用政治財政軍事警察外國顧問教官時,可盡先聘用日本人"。實際是把當地各級政府全都交由日本控制,"可盡先聘用"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外交詞令。
在接到最後通牒後尚未正式簽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凱曾向各級官員發出"密諭",其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歐洲列強之相持,乘中國新邦之初建,不顧公法,破壞我山東之中立……我國受茲痛苦,方以退兵為抗議,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條款。其中最為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為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曰軍械定數向日本采買,並合辦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彼遂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然卒將最烈四端,或全行消滅,或脫離此案;其他較重之損失,亦因再三討論得以減免,而統計已經損失權利頗多。"
歷史挺會捉弄人︰袁氏慶幸力爭幸免的條款,卻被孫文主動送給日本人了。他草擬的《中日盟約》規定︰"為便于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采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經濟領域,從事關經濟命脈的金融到礦山和鐵路、航運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再加上"屬于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也就是說,以上政治、軍事、經濟上的種種特權是絕對不容其他國家染指的。此外,在外交上中國也不能獨立行事,"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于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考量其實質,這是把中國降為附屬國的盟約。
再看看孫文給小池的信,其中意蘊就更加清楚了。這封信說了些什麼呢?
1,"不肖等經常確信,東亞之安全與福利全賴于日本之提攜。"因此,日中應"有鞏固之同盟",所以提出這個《中日盟約》。
2,"昔日,貴國政府曾向敝國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對其詳細內容,固然無法窺知,但 其主要內容必定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為目標。與敝人倡導之主張一致,不勝欣喜。"
3,孫文等對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滿,是日本不以孫文一伙為主要合作對象,而"對無誠意之敝國政府始終一貫持續執行強硬之交涉……曠日持久,時至今日,實在可悲……遠離日中提攜這一最終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遺憾至極。"
孫文這些主張的是非,筆者沒有必要再多說什麼。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兩件事︰
1,自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報刊很快就報導了有關內容,海內外反應非常強烈。 "獨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電紛馳,質詢孫文的態度。有的報紙還傳出孫文與日本結盟。于是,孫文在3月10日做了兩件事︰一是命黨務部發出《中華革命黨第八號通告》,說 "且夫吾黨所處之地位,純系一秘密組織之團體,對于國際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為自己的沉默辯護。二是寫信給美國華僑同志說︰"余固深信驅除袁世凱為今時所當行之事,若謂借助于日本一說,雖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萬不可靠,稍有識者亦當知造謠者立說之謬妄矣。"四天後,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的上述信件就發出了。政治家有多副面孔,于此可見一斑。
2,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約》披露後,海峽兩岸均有人急欲修補孫文的形象,硬說這些文件是假的。他們沒有注意到,這是孫文的一貫思想,並非孤證。這是在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找出來的,並非稗官野史。再加上孫文在日本的一舉一動均在日本警方的嚴密監視下,警方的檔案中留下了訂立盟約的當天山田純三郎到孫文住宅;山田掛電話給陳其美,要他持印鑒立即前來,陳果然奉命來到;中華革命黨黨員王統一亦來到孫家等記錄(另一日方簽字人估計是補簽的)。再加上外務省有關檔案中還留下了送信人王統一的名片,而王是中華革命黨最早宣誓入黨的五人之一,是訂約時在場見證者。此信和盟約的真實性,日本學者藤井升三已有詳細論證,頗難推翻。
不應忘記的是,與此同時,他還重申了出讓滿蒙的主張。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後曾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老同盟會員和中共黨員高崇民寫道︰"1915年袁世凱陰謀要作皇帝,與日本訂立賣國條約21條,孫中山為換取推翻袁世凱,一度主張把東三省讓給日本,我在日本留學東京時,親耳听到中山這種錯誤主張,表示堅決反對。"這個老同盟會員,1949年以後身居高位,生活在孫文備受尊崇的國土上,不可能和沒必要作假,其回憶顯然是可靠的。
不過,不管孫文提供多麼優惠的條件,日本政府對他們一伙的力量還是沒有什麼信心,仍然把袁世凱作為拉攏和威嚇的主要對象。孫文和革命黨人僅是充當了威脅袁世凱的魔影。孫文的指望又一次落空。
第八,在袁世凱死後的所謂護法斗爭期間,孫文繼續以出讓滿蒙為誘餌,冀圖得到日本的幫助。1917年9月15日,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訪問廣東軍政府。孫文在會見河上時明確地表示︰ "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會見日本實業家松永安左衛門時又說︰"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第九,20年代,與美、日商人簽訂密約,一再出讓大量利權。1921年1月17日,孫文與美國芝加哥商人喬治‧香克(George H. Shank)訂立密約,據美國駐華公使報告,內容包括︰香克將幫助"中國政府(指南方政府)發行公債一萬萬金元(當時約合中國幣二萬萬元),"作為回報"所有經香克氏組織和開發的工業,其產生純利之三分之一,均歸香克所得;又將購材料之買價,香克氏得百分之二十五。
1922年2月5日,孫文又與日華林礦工業公司的代表簽訂密約,規定該公司提供二萬支長槍、72尊野炮、120支機槍及相應的彈藥和5百萬日元為條件,"同意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之島嶼的開發權,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公司專利包辦。""同意公司對開發廣西之林礦有優先權。""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員名額,委員會主席須為日本人"。此事當時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島在各地的人士強烈抗議,一再向孫文和軍政府質問,《申報》和《華字日報》等報刊曾連續追蹤報導。
~~~~~~~~~~~~
以上三篇資料大家看完以後有何感想?  大家是否覺得第一篇文章"孙中山主政的广州市--革命先行者抑或人民公敌?"對於北洋政府與廣州國民政府所做比較也很適合套用於蔣介石政權與中共政權? 其實北洋政府遠比後來國共兩黨更民主,但在國共兩黨一致貶低之下北洋政府全成了禍國殃民的酒囊飯袋,正如同國民政府在中共政權污衊下變得一無是處,國民政府還有在台灣的國民黨為其辯護,北洋政府卻只能任憑後人輕視遺忘,就連中國大陸的民國熱也僅提及國民黨幾乎忘了北洋政府曾存在過。
第二篇文章是中共官方替孫文出賣滿蒙辯護的觀點,我轉貼時省略掉該文中替孫文辯護的部分,因為第三篇文章已反駁掉了第二篇文章替孫文辯護的部分,第二篇文章替孫文辯護的觀點可簡述如下:
孙中山无论是暂时出让满洲权益,还是借助于日本援助,与其爱国、谋求国富民强并不矛盾。诚如杨奎松教授所言:“我们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陈寅恪先生曾有告诫,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须“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实乃金玉良言。
大家看完第三篇文章後應該很清楚第二篇文章替孫文辯護的觀點站不住腳,中華民國國父賣國是事實,國民黨至今還在民主化的台灣供奉著賣國的國父,國民黨如此昏聵可悲無怪乎瀕臨被民進黨政府剝奪黨產的敗亡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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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人是真心诚意尊重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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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則徐,終身不履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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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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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1949年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孙文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人物之一。

孙文以前,包括洋务派和维新派基本上把救中国和救大清捆绑在一起,抱残守缺不可能有好的结果,落后的封建制拿什么和现代制度比拼?自孙文始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入侵成为历史的主轴,这是救亡图存运动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步。

孙文也有问题,不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有足够的宽容心去理解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

最讨厌的是某些人把国父硬塞给我们,然后再说我们跟他们抢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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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孫文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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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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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則徐,終身不履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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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正剛

  根據已故的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提出的理論,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從帝制轉向民治的轉型史,可粗略分為下列幾個階段:驅逐韃虜(結束滿清腐朽的少數統治),武力統一,抵禦外侮(抗日),社會財富再分配(土改),推動工業化,政治制度改革(找出一套適用於中國人的政治制度,絕非照搬西式民主)。

  在這幾個階段中,孫文無疑是在前兩個階段中佔據重要的地位,更幾乎是驅逐韃虜階段的主要旗手(負責革命黨對外交涉,宣傳與籌款的工作-說句公道話,無孫文,反滿革命絕無成功的可能),至於武力統一中國,雖然他找到了以俄為師這劑可行的藥方,卻未見到這劑藥方見效,就上天堂見耶穌基督去了。

  光憑孫公掌握了這兩個階段的主導權,他就能在歷史上擁有不朽的地位,足以作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和中共所稱讚的革命先行者。雖然他個人的軍事能力十分拙劣,不具備以武力統一中國的能力,是其一生最主要的弱點。但公正客觀的說,這無損孫公的日月之明。

  至於閣下引用的陳破空的理論,一言以蔽之,真是既破且空(名符其實),除了運用一些純道德非理性的鬼話去抹黑孫公之外,通篇沒有建樹,這是典型失敗兼愚蠢者的嘴臉,你們輪子就這德性!自己往歷史的垃圾堆裡報到吧,不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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