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國移民史上發生了兩場大規模且影響深遠的移民運動。一場是大批大陸移民湧入臺灣的東進運動，另一場則是湖廣填四川的西進運動。
   
      這一時期，生活在贛南、粵東、粵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而居處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臺諸地以及粵中和粵西一帶遷徙。這次大規模的遷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稱作“西進運動”。臺灣和四川現今的客家人基本上來源於這次“西進運動”（筆者的祖輩就是在這波移民中遷移四川的粵東客家），這一時期的兩地分別成為東遷和西遷的客家大本營，又都是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兩地客家系出同源且幾乎在同一歷史時期一東一西遷徙，遷入地同樣是新移民占絕對優勢，而客家人又同是新移民中的第二大族群，因此在相同時代大背景下的這兩場移民運動具有了有很強的可比性。在接下來的歲月裏，客家人在臺灣和四川兩省的不同發展軌跡，自然成為研究臺灣族群問題難得的模本。

      四川自古民風彪悍，故有無川不成軍一說，歷史上四川地區抗蒙，反清和抗日的持續時間之長 戰況之慘烈就是明證。有意思的是，在這樣一個民風彪悍的地區，明末清初，在新移民人口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既沒有發生對弱勢原住民的械鬥，也沒有發生新移民之間的械鬥，作為第一大移民來源的湖廣和第二大移民來源的客家以及其它省籍的移民，在和平的狀態下實現了大融合。反觀臺灣，歷史則進入了一個動蕩和血腥的時期。

      由於臺灣朋友對大陸沿海移民東進臺灣的歷史事件都已非常熟悉，故本文將著重闡述湖廣填四川部分以及其與移民臺灣運動的異同，用一個全新的角度去剖析臺灣的族群問題，要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這裏先簡單介紹一下湖廣填四川的歷史背景：

      《四川通誌》：“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後，丁口稀若晨星。”

       四川自古秦以來就是水旱從人的天府之國，唐朝即有一揚二益之稱。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全國歲收(不計四川〉是6530余萬絹，幣四川在高宗時就歲入2650余萬貫，占整個南宋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強。僅四川一地就相當於盛唐年財政收入總和的3倍！而人口最保守的估計也超過了１３００萬。歷史進入宋末，情況開始出現了急劇的變化。宋末元初，四川發生了一次人口大滅絕，蒙古南下入侵時遭到南方人民的強烈抵抗，四川尤甚，元宋在此纏鬥近50年，元軍對此進行了血腥的報復，克城則必屠之，以致元朝建立時全川竟然不滿８０萬人口了！

       時間進入明朝，由於中央政府的移民政策，蜀地經濟重新開始繁榮，人口大增，但明末清初的大屠殺再次受到使之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明末清初30年戰亂，四川被禍最慘。四川是明末農民戰爭主戰場之一，李自成、張獻忠的軍隊都曾三次入川，清軍主力追剿，兵民人口死傷眾多。1644年，張獻忠率領農民起義等入川，12月稱帝建立政權，國號“大西”，定成都為“西京”。順治4年破大西軍，卻並未得到全川，僅控制了川北保寧、順慶二府。其余之地均在殘明勢力於中，他們對抗清軍，也自相攻殺，導致四川社會秩序混亂，民不能耕織以足衣食。又因四川是抗清最頑強，清軍一旦攻下，必殺人屠城。四川因此成了四戰之地：明軍濫殺，清軍濫殺，地方豪強濫殺，鄉村無賴濫殺邀功，張獻忠也有濫殺之嫌。繼而是南明與清軍的戰爭；還有吳三桂反清後與清軍的戰爭，四川又成了三藩之亂主戰場之一。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戰亂和屠戮。故明末清初四川民眾戰亂流離36年，人口逃亡，餓蜉遍地。土地荒蕪、千裏無煙，據史載安嶽、樂至等縣曾 “絕人間煙火二十年”。

       清順治二年（1645年），川東各州縣被“搖黃”和清軍先後殺掠，積屍遍地，臭聞千裏，最後達到人煙滅絕，千裏荒蕪境地，燕巢林止、虎狼縱橫的地步。川南瀘州，岸上有數十虎魚貫而入。富順縣境內“數年斷絕人煙，虎豹生殖轉盛，晝夜群遊郭村圩之內。”

       清順治四年（1647年）清軍入成都人戶尚有“殘民千家”。到了康熙三年（1664年），僅殘民“數百家”。射洪縣在清初“人民流徙，十室九空”。簡陽縣在順治年間土著僅14戶。富順縣“民之存者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千萬中不一見也，雞豚絕種已數年，”大足縣逃存一二姓，余無孑遺。川北蒼溪、達縣等，順治四、五年間，連遭“大旱大饑大疫，人自相食，存者萬分之一。”

       清順治五年（1684年）溫疫席卷了許多城市。大頭瘟、馬眼瘟、馬蹄瘟，病狀慘不忍睹。”綦江縣因遭“大頭瘟”、“死者朽臥床榻，無人掩葬”。順治初年，大旱、大饑、大疫席卷大半個四川。順治五年，因遭大旱“人相食”的內江地區“瘟疫大作，人皆徙散，數百裏無煙”。

       順治十六年，成都“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縱橫民舍，官署不可復識，中官棲於城樓，兵則射獵於城內，蜀王府野獸聚集，二三年捕獲未盡。” “蜀中升平時無從虎患，自獻賊起營後三四年間，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墻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饑者十之二，僅有者又死於虎之口。” 成都平原是四川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清初尚有虎患，則四川其它丘陵地區更可想而知了。酷烈的虎患對人口的生存構成很大的威脅。在榮昌，張懋嘗主仆八人至榮昌上任，城中四處無人，天尚未黑，群虎竄出，八人中有五人葬身虎口。

       康熙初年，由廣元入蜀赴任的巡撫張德地由順慶、重慶達瀘州，船行數日，寂無人聲，僅存空山遠麓……而成都“舉城盡為瓦礫，藩司公署久已鞠為茂草矣。”成都無法駐守清廷宦員，只好移駐保寧（今閬中縣）。重慶城在康熙元年（1662年），“為督臣駐節之地，哀鴻稍集，然不過數百家”。清襲明制，但四川境內人口驟減，特別是有的地方人口更少，無法建立各縣衙門，故裁減了不少州縣。川東的大寧縣（今巫溪縣）幾經拉鋸殺剿，境內幾乎“民無遺類，地盡拋荒”，康熙七年（1668年）境內“土地荒蕪，人煙稀少”，再次並入梁山（今梁平縣）。康熙元年，為免征錢糧，節省開支，裁重慶地區壁山、銅梁、定遠等縣，康熙七年省並武隆。直至數年後，被裁並的州、縣才得恢復。南充縣城（今市城）在康熙中期城內無人，“林木成拱，野草蔽地，虎豹晝出，闐無人居”……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人口陡減九成至50萬人，整個成都城人口一度降到不足20戶。四川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出現了有史以來四川人口的最低記錄。
    
       在中國移民歷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廣填四川”是歷史上引人註目的重大事件。在時間上，它從康熙十年（1671）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歷經105年。在移民人數上，它也是空前的。據曹樹基、葛劍雄教授主編的《中國移民史》統計，移民總數達623萬。其中，湖廣移民約為346萬，占55.5%；遷自粵、閩、贛的客家移民共247萬人（廣東的移民約為144萬人，江西的移民約為83萬人，福建的移民約為20萬人），占移民總數的39·6%。川東地區（今重慶市）接納的移民為95萬人，川中地區接納的移民約為215萬人，川南地區接納的移民為312萬人。在移民的省份上，計有湖南、湖北、廣東、福建、江西、雲南、貴州、廣西、陜西、山西、山東、浙江、江蘇、安徽等14個省。它有朝廷頒發的種種“優惠”政策，朝廷大力鼓勵各省移民填川，民間還流傳有《招民填蜀詔》；它是移民們舉家，或舉族，或合眾，自願而遷徙的行為，歷經千難萬險而去四川“插占”謀生的壯舉。

       湖廣省（今湖南湖北兩省）移民是入川的主要力量。遷自粵、閩、贛的客家移民則是第二大族群。受距離遞減規律影響，三峽地區吸納的移民中以湖廣籍占絕對多數。川東和川中地區是移民重點區域，川西、川北、川南次之。康熙末年。移民逐漸由川東向川西、川南、川北疏散，即所謂的“二次移民”。這樣多的外省人進入四川，大量墾殖荒地，必然將各地的生產技術、各地的先進文化帶入四川。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贊揚的三絕:川菜、川酒、川劇，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傳入的多種成分之後發展起來的。

       據有關史料統計，在“湖廣填四川”之前，順治十八年（1661），全川人口只有50萬。康熙二十四年（1686），全川在籍人口已增至98·7萬。乾隆元年（1730年），四川人口已增至326·7萬，到嘉慶十七年（1812）便增至2070·9萬人了。19 世紀初, 成都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大姨家陜二姨蘇, 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問原籍, 現無十世老成都(引自六對山人《錦城竹枝詞》) 。在同一時期之內,居民省籍來源如此廣泛,競相遷入同一個省區之內的現象,並且能夠和平共處，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

       在經歷清朝湖廣填四川的大規模移民浪潮後，以湖廣籍為主體講湖廣話的外省移民和稍晚遷入的第二大外省移民族群講客家話客家人，其人口比例和地位大致相當於同時期臺灣的閩南族群和客家族群。然而四川卻沒有發生如臺灣一樣的閩客械鬥的悲劇。那五十萬四川原住民也沒有像臺灣原住民一樣被強勢的外來人口趕盡殺絕，遁入山林，而是與強勢的湖廣和客家族群相互通婚，和平共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況，早已經不分彼此。在今天原四川地區居住的1.2億人口都是這次族群大融合的結果，族群問題過去現在將來在這裏都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大家都早已認同自己是四川人。在這個過程中，以湖廣話為載體，吸納客家話元素的通用語--西南官話四川次方言也誕生了。

       歷史到了抗戰時期，重慶成為了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四川是中國抗戰的總後方。此時又是一個大量移民湧入的時代，來自東北華北江南的。只是抗戰勝利後，全國光復，國民黨要恢復全國統治，這些短暫移民最後留在四川的比較少。自六十年代開始，國家大力發展三線建設，此時又一次來自全國，鐵別是幾個中心城市的移民大量進入四川，這些人大概就相當於臺灣近代史上的外省人吧，不過在四川，套用一句閩南話，今天他們中的很多人早已成為正港的四川人了。

       四川的客家人自稱“廣東人”，把自己的話叫“廣東話”，而四川人(客家人稱他們為“湖廣人”)稱客家人為“土廣東”或“土廣廣”，把他們的話叫“土廣東話”。按照當初遷入的人口比例，比照臺灣的狀況，現在四川的客家人口應該至少在4000萬以上，而實際的情況是，現在在人口1.2億的川渝地區能講客家話的人口僅約一百萬，而且這些客家方言區呈孤立的島狀分布，對內用“廣東話”，對外用“四川話”（他們把“四川話”叫“湖廣話”或“四川官話”），口頭交談用“廣東話”，讀書唱歌用“四川話”。若不是客家祖宗的嚴格遺訓：“寧賣祖宗田，不丟祖宗言。”在客家聚居的一些地區，年老的族長常常強迫晚輩在家說客家話，四川的客家話恐怕已經不能流傳到今天了。

       今天客家方言島的地盤已經逐步縮小。以儀隴縣的客家話為例，朱德故居周圍的群眾現今能講客家話的已為數不多，他的侄兒就不會講了，他的侄孫一輩連聽也聽不懂了。因此，我們可以預言，四川的客家方言島——特別是那些只有幾百人、幾千人的小島，不要很長時間，少則十年、二十年，多則為百十年，就將一一消失在四川話這一片汪洋大海之中。我自己本也源出粵東客家（族譜記載的），但今天家裏也已經沒人會說客家話了，但這並不影響我的客家認同和四川認同，因為二者並不矛盾。

       臺灣的客家人是和閩南人差不多時期過海遷臺的,時間也有300多年了,卻基本沒怎麽融合,主要聚集在臺灣西北部,其他地區一般分布都不多。而現在臺灣族群問題搞的這麽嚴重，其中原因是很耐人尋味的。對比同時期甚至更晚遷入四川的客家人，並不是因為相處的時間不夠久，關鍵還是各族群的心態問題，族群和解，族群融合如果僅僅是政客的口號，那再住在一起五百年恐怕情況還是一樣，說不定還會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