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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徐友漁:中國未來充滿危險和陷阱 /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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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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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徐友漁:中國未來充滿危險和陷阱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8938

作者:徐友漁 靈子 財新

                           

  採訪人:靈子 財新-《中國改革》特約記者

  受訪人:徐友漁 哲學學者

  時間:2010910

  

   
由復旦大學出版社編輯的學術系列叢書三十年集收錄了30“50學者30年來每年發表的重要文章。徐友漁的文集名為《與時代同行》。翻看文章標題,從早期的羅素認識觀述評”“與維特根斯坦的三次遭遇要什麼樣的現代化”“懺悔是絕對必要的”“一代人的使命”,可以明顯看出其關注領域的變化。

  兩個多小時的談話裏,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我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然而,這些年來他遇到的困惑,卻是理性也難以解決的。

  >>徐友漁:80年代中國有幾個重要的學術和文化山頭:一個是以湯一介、樂黛雲、龐朴、李澤厚等為主力的中國文化書院;一個是先後以金觀濤、包遵信為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我所在的是第三個,甘陽、王焱等為主力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當初我們這批人真是躊躇滿志,研究生剛畢業已經在中國的思想文化舞臺上大展身手。我雖然不是聚光燈照著的那個人,至少也是舞臺上的一個。我們也畫了一個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藍圖,而且,有些想法到今天來看確實是獨到和高明的。就是說,那時候,我們作為一個整體如何提高中國國民素質,與個人做學問發揮創造力是完全一致的。

  >>徐友漁:90年代初,尤其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深化,轉型期間的陣痛就表現出來,社會充滿不公平、不正義。中國發生那麼大的變化,有那麼多社會問題出現,我再做書呆子就覺得有點沒有心肝。要表達社會關懷,只有情懷是不夠的,還是要有深厚的學理支撐。於是,我就從純粹哲學轉成政治哲學,研究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公正。

  >>徐友漁:比如公民權利平等的問題。選舉法規定,代表名額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也就是說,農村人口只是城市人口選舉權的四分之一。中國農民的選舉權,是制度層面上最根本的城鄉差距。我就此寫過一篇文章,發表於《法制早報》(2004年12月2)。再舉個例子,張悟本事件。老百姓知道他是個騙子,肯定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但政府在處理張悟本事件時,動用的卻是用行政力量,這種力量是非法治的,莫名其妙的人,夜裏把悟本堂拆掉了,看起來很嚴厲,其實卻使一些人逃避了責任。比如打黑,表面上是取締一個壞事情,實際上卻帶來更壞的事情,就是踐踏法治。

  >>徐友漁:做學問是一個民族文明的根本標誌,但中國近代以來遭受西方列強尤其日俄侵略之後,苦難深重。中國人由於自己運氣不好,由於各種歷史原因,在文明思想學術積累的層面很慘。一般人認為梁啟超這樣的人多了不起,吹他的學問,我一看學問根本不行。他那麼好的文采、悟性,為什麼最後做出這個結果?他就是時運不濟。中國這麼悲慘,他要考慮國家的命運,沒法專心致志做學問。我們是在整個國家近現代以來這種不幸的命運裏面生存的,這種命運是我們逃不過去的。我明明喜歡為學問而學問,卻不得不在某種意義上放棄學問,放到歷史長河中看,實際上剛好體現了中國民族近代以來非常悲慘的悖論。

  >>徐友漁:知識份子有一個毛病,就是不滿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個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適應新的犬儒主義生活,就要證明這是現在惟一正當的選擇,昆德拉適逢其時。

  昆德拉熱,有一個中國知識界沒有言明的東西,是因為昆德拉提供了一些思想資源,而且這些資源非常漂亮、華麗、動人。這些人把昆德拉做了一種——未見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顯是為我所用——解讀:所有反抗都是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為專制的哲學是整體性哲學,整體性的反抗就是專制的哲學,你表面是反對意識形態化,實際是用意識形態反意識形態。要怎麼才能與專制的意識形態一刀兩斷呢?不反抗是最大的反抗。

  有人提出一個口號:知識份子有退出歷史的權利。貌似非常深刻,實際是勇氣不夠,為打哆嗦的人找了一個藉口。

  >>徐友漁:要選擇信奉哈威爾實際很困難,你宣稱選擇哈威爾之後該怎麼做?會讓生活很尷尬。而喜歡昆德拉就特別理直氣壯。

  >>徐友漁:中國未來道路充滿了危險和陷阱比如,偏激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裏面猖獗的東西,民粹主義大氾濫,甚至法西斯主義,這些危險非常現實。如果某些人的那套在中國成功了,中國會走回頭路,回到文革時期造反有理的時代。

  中國出現那麼多社會問題,

  再做書呆子有點沒心肝

  問:你在上海書展的發佈會上說,在書齋裏做學術是你最感興趣的,但你卻一直在純學術和公共事務之間掙扎。這種矛盾是從何時開始的?

  徐友漁:這種矛盾由來已久。我1982年研究生畢業,上世紀80年代中期去英國牛津大學留學。1994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1995年獲金嶽霖學術獎。這不是官方和政府的獎,但卻是學術界公認的。它證明了我作為一個學者的身份與資格。

  去牛津之前,心裏很不服氣的,牛津又怎麼樣嘛,咱們不是有北大、清華嗎?但去了之後看法很快就改變了。你隨便碰到一個人,不是權威,就是學科的奠基人,還有諾貝爾獎獲得者。我體會到,個人的聰明才幹是一回事,但更多是靠水漲船高。只要在牛津這樣的學校泡一段時間,即便付出的努力跟國內一樣多,都會比在國內提高快得多。

  我馬上意識到,自己不管再突出,靠個人努力絕不可能使這一代中國學人的學術水準有一個整體的提高。上世紀80年代中國足球隊有個很好的隊長容志行,技術非常優秀,基本上關鍵球都是他進的。但他表現再好,中國足球隊還是輸。因此,他放棄球星生涯,自己辦了一所志行少兒足球學校。對我來說,也面臨這樣的選擇:是繼續發揮我自己的原創力,把自己的學術做到國際水準,還是我不做這件事,而致力於使整個中國學術水準有所提高?

  問:那在後一種選擇上,個人能做點什麼?

  徐友漁:當然能,只要你想做。80年代中國有幾個重要的學術和文化山頭:一個是以湯一介、樂黛雲、龐朴、李澤厚等為主力的中國文化書院”;一個是先後以金觀濤、包遵信為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我所在的是第三個,甘陽、王焱等為主力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當初我們這批人真是躊躇滿志,研究生剛畢業已經在中國的思想文化舞臺上大展身手。我雖然不是聚光燈照著的那個人,至少也是舞臺上的一個。我們也畫了一個未來中國文化發展的藍圖,而且,有些想法到今天來看確實是獨到和高明的。就是說,那時候,我們作為一個整體如何提高中國國民素質,與個人做學問發揮創造力是完全一致的。

  問:比如呢?我一直很困惑,所謂道德重建、文化重建,到底能做點什麼?

  徐友漁:這就要分析上世紀80年代的形勢了。當時有幾個文化路向,一個是杜維明、湯一介,他們覺得中國的傳統文化被破壞了,要重新恢復。這是非常好的想法,現在的國學熱就是這個路線。第二個是走向未來叢書,他們是以自然科學研究者為主的一幫人,認為中國歷來是受一些不正確的世界觀、歷史觀影響,所以,主張把世界上最先進的自然科學成就轉移到社會科學領域。他們當時基本把中國的思想文化陣地已經全部佔領了。湯一介看到國學復興,金觀濤看到中國應該迎頭趕上最新的科技潮流,而且在社會科學去運用它,這些想法都高明得不得了,而且要貫穿下去,要翻譯和出書。這是一片輝煌的天地,是以前意識形態裏面沒有的。

  我們這批人是北大和社科院一批年輕的研究生,我們看到,大家再有眼光,但西方最重要的人文思潮根本沒有觸及,什麼是現象學、什麼是存在主義、什麼是分析哲學,我們就佔領這塊。另外一個獨到的想法是,不能馬上取代現在的意識形態,而是緩慢地從根基上做起。甘陽當時用了一句話:中國二三百年裏就是翻譯。就是通過西方著作使中國人知道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使中國文化跟世界文化能夠接軌。

  這從長遠來看,就是提高中國人的思維素質。像我搞分析哲學,就覺得中國人一考慮問題就像中醫一樣,什麼東西都是甘草,都治不好也治不死;什麼都是易經,說一也是它,說二也是它。我覺得中國的思路應該改變。我做語言、分析和邏輯,這個學問是最抽象的,但是,對於中國長遠來說又是最要緊和最切中要害的。

  那時候,我感到,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天分和提高民族的整體素質是一回事,像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和可能,而且自己又置身其中,這樣的狀態非常好。個人與民族的狀態完全是融為一體的,我個人做好了,民族也好了。每個人都煞有介事,整天很忙碌,認為自己肩負重擔。

  這件事在1989年被打斷了。有著無限熱情的年輕學者,為中國設計的文化藍圖一夜之間就被粉碎了。

  問:事實上,你很快就把注意力轉為關注當下社會生活。

  徐友漁:90年代初,尤其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深化,轉型期間的陣痛就表現出來,社會充滿不公平、不正義。中國發生那麼大的變化,有那麼多社會問題出現,我再做書呆子就覺得有點沒有心肝。

  要表達社會關懷,只有情懷是不夠的,還是要有深厚的學理支撐。於是,我就從純粹哲學轉成政治哲學,研究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公正

  原來的領域很想繼續做下去,畢竟已經在這個領域開了個好頭,應該鞏固這個地位。換一個東西就要重頭開始,好像本來已經在一場長跑比賽中跑在前面,再堅持下去很可能拿冠軍的,突然又換到另一場比賽,要從隊尾開始跑起。這實際是很痛苦的選擇。

  為問題而學問為學問而學問是近代中國學人的悖論

  問:那你這種選擇能得到學術界的理解嗎?

  徐友漁:北大有個知名學者,曾公開在雜誌上點名說:中國現在有些知識份子學問做不下去了,或者曾經做得很好但創造力退化了,因此就挑一些輕鬆的、特別容易在社會上暴得大名的事情來做。他還點了其他幾個特別關心社會現實的人,比如《現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不顧她最早、最系統、最深刻揭露中國社會不公正問題的事實,認為她不過是個新聞記者,沒有學術修養。

  我坦率講,這說法不但非常膚淺,而且罔顧事實。我對死學問有著超出常人的熱愛。但人不都是天才,能在多個領域齊頭並進的人不多。可能一兩年之內你還可以參加國內、國際學術會議,還可以就專業問題發言,但再過幾年肯定不行。我知道學問艱辛,我有這個自知之明。所以,後來這個領域我根本不說話了,所有邀約都不參加。這是我最遺憾的。

  問:你是純粹從學術上研究當代政治哲學呢,還是作為理論武器,用來分析中國現實?一段時間裏,是潛心做學問,還是經常出現在公共輿論平臺上發聲,你如何做出選擇?

  徐友漁:這個問題,客觀地說,我至今還沒有解決。這種選擇非常頻繁。我搞邏輯哲學出身,是高度理性的人。但是,在碰到關鍵問題的時候,卻是憑著感覺走。如果某個事件發生,沒有人站出來說話,或者沒有人比我說得更清楚,我就會覺得有這個義務。

  問:比如什麼事情?

  徐友漁:比如公民權利平等的問題。選舉法規定,代表名額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也就是說,農村人口只是城市人口選舉權的四分之一。中國農民的選舉權,是制度層面上最根本的城鄉差距。我就此寫過一篇文章,發表於《法制早報》(2004年12月2)

  再舉個例子,張悟本事件。老百姓知道他是個騙子,肯定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但政府在處理張悟本事件時,動用的卻是用行政力量,這種力量是非法治的,莫名其妙的人,夜裏把悟本堂拆掉了,看起來很嚴厲,其實卻使一些人逃避了責任。比如打黑,表面上是取締一個壞事情,實際上卻帶來更壞的事情,就是踐踏法治。

  問:你最終選擇這個方向,是因為對社會的責任感,還是個性使然,一定要選困難的事情做?

  徐友漁:比較準確和客觀地說,自己關心公共事務,而且有時很投入,大概有這麼三個因素:首先是跟時代有關,如果我在英國、美國那樣的平穩社會就不會做這種事;第二是跟人的本性有關,我覺得人生應該充滿熱情,對是非有比較強的愛憎態度。如果什麼事情都看得很平淡、無動於衷,就沒意思了;第三是我抱定一個宗旨,別人能做的事情我肯定不做,幹嗎一定要衝到第一線去?

  形成這些原因跟個人經歷也有關係。小時候家庭條件好些,接觸的書比別人多。初中時期開始看小說,雨果的《悲慘世界》《九三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我天然對不幸者有一種同情。或者看托爾斯泰,古典人道主義的影響對我很深。我從來擺脫不掉,而且也不打算擺脫。

  二者只能選其一的話,我可能還是略偏重社會性方面。為什麼呢?我覺得做學問最重要的素質我有,就是那種對思想的洞察力。我做學問很輕鬆,比如我從來沒有進過哲學系,甚至說句不好聽的話,每天上廁所拿一本哲學書,就這麼看出來了。但我覺得人生要追求全面的價值最大化。有些品質是在象牙塔里沒法滿足的,比如道德勇氣。人在某些專業領域有天分當然很珍貴,但我覺得這未見得是稀世之寶;正義感、敢於實踐的勇氣,是中國知識份子中稀缺的。我是一個不怕死的人。我既然做得到,社會又需要這東西,我更願意做這些。

  我覺得一個人只想挑一種比較輕鬆的、一帆風順的生活是沒有樂趣的。我有很多煩惱、矛盾和內心衝突,但這也許是一個人追求生活意義的表現。

  問:華師大的許紀霖先生一直關注知識份子群體的變化,他認為這一代知識份子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從來不是為學問而學問,而是懷著想要解決社會問題的心願,為問題而學問。

  徐友漁:在絕大部分意義上我承認他說的是對的。我們這代人不論自己想把自己說成是怎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這種動盪,經歷過下鄉,從基層幹起,只說為學問而學問,有點說不過去。另一方面,我研究羅素,他可能是西方哲學家裏面最主張為學問而學問的。我與許紀霖說的略有不同的一點在於,至少我能夠進入為學問而學問的這種狀態。









 




肥皂箱上竟無《言論自由》寧非21世紀台灣怪談?
掛羊頭賣狗肉的XX勾當 可以休矣!

企圖藉勢藉端壓迫別人妥協或低頭的人 令人心寒與不齒!
(詳見http://blog.udn.com/ray35/450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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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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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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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挂羊头。我一向的观点就是民主和爱国不矛盾,仅此而已。

徐友渔的问题不在于到底什么是爱国和什么是民主的问题,我对徐友渔的批评更不在于其意识形态跟我的不同。徐友渔的问题也不是语法理解上的问题,在我转载徐的那篇文章中其直接批判的就是“90年代以来的爱国主义”,并认为有“排外”、“粗鄙性”和“虚伪性”。

我的观点简单而又明确:90年代以来的爱国主义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压制和挑衅,总体上是理智而有理性的,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不矛盾。

什么类型的民主都可以,但不要去否认爱国主义,仅此而已!

徐友渔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之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思想,如同陈水扁贪腐之于台独,个人文责自负即可,更何况我又没有因此否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派的观点。

如果胡先生了解社会主义理论,应该知道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差别在于对自由和平等的理解上,而不在于民主主义上。

对于社会契约论,社会主义者是不同意其一些立场和观点的,这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分歧根源。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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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論述、國家、民主、解讀、和愛國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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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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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解讀和愛國

4.     徐先生大作的解讀

我看不出徐先生的文章有:

「直接把中國的危機歸結為民族主義。」

(認為)民族主義壓制了民主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並由此採取的敵視愛國主義的態度。」以及

「把理性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對立起來。」

這些意思。以下略做說明。

1)    「徐友漁直接把中國的危機歸結為民族主義。」

ray35網友轉貼徐先生大作中,你也直接引用,和你這個評論相關的文字是:

「中國未來道路充滿了危險和陷阱。比如,偏激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裏面猖獗的東西,民粹主義大氾濫,甚至法西斯主義,這些危險非常現實。」

我相信關注中國情勢的人都看得出:「中國未來道路充滿了危險和陷阱。」而且「危險和陷阱」不只一個或兩個。我甚至可以說,「任何一個國家未來道路充滿了危險和陷阱。」尤其在金融風暴之後。

你認為:

「今天中國的危機在於嚴重貧富差距、官員的腐敗和由此導致的政府與群眾的對立,...

我同意你的分析。但這並不是說我認為:「嚴重貧富差距、官員的腐敗和由此導致的政府與群眾的對立」是中國目前「唯二」或「唯三」的危機。中國還有其他的「危險和陷阱」。例如,經濟是否能持續高度發展;部份少數民族如藏族和維吾爾族成員在政治獨立上的要求等等。

在中文的用法裏,「充滿了」一詞表示未定數目的多數;「比如」一詞指的是:「許多類似事項中的一個或幾個」。中文的標點符號不是很精準,一個人可以把「民族主義裏面猖獗的東西,民粹主義大氾濫,甚至法西斯主義,」都包括在徐先生「比如」一詞的「所指」。徐先生甚至沒有用「最嚴重的是 ...」這個表達方式。因此,從你引用他那段話,我不認為可以得到:

「徐先生認為中國除了『偏激的民族主義』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危機。」或「徐先生認為『偏激的民族主義』是中國所有危機的源頭。」這些結論。自然他也就沒有(一般人所了解)「歸結為」的意思。

你自己也使用了「理性的民族主義」一詞。這表示你也認為有「非理性民族主義」的存在。徐先生所說「『偏激的』民族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很可能指的就是「非理性民族主義」。如果你認為有「非理性民族主義」,並不表示你在批判或攻擊「愛國主義」,為什麼徐先生就不能用「『偏激的』民族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呢?

就中國未來發展而言,在我看來,我認為我在上面提到的兩個危機比你們兩位所舉的項目都更為嚴重。以上分析說明為什麼我不苟同他對「偏激民族主義」的判斷,但也認為你對他的批評並沒有邏輯(語意)和事實(文字)根據。

更重要的,他的原文是:

「中國未來道路『充滿了』危險和陷阱。比如,『偏激的』民族主義。...

你說的是:

「徐友漁直接把中國的危機歸結為『民族主義』。」

我相信任何對政治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民族主義」和「『偏激的』民族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是我用「稻草人」這個邏輯術語的意思。我說你「過度解讀」已經很客氣。一般人會用「斷章取義」甚至「惡意變造」來描述這類言談動作。

2)    「徐友漁認為:民族主義壓制了民主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並由此採取的敵視愛國主義的態度。」

在你轉貼徐先生大作中,和你這個評論相關的文字有兩段:

「抗日戰爭爆發後,『民主和啟蒙的訴求』被壓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義被張揚到極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專制的現實,這就是所謂的救亡壓倒啟蒙。」以及

「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往往又拒斥、壓抑『自由主義』;」(引述另一位學者的觀點)

如果你有其他徐先生文字做根據,我沒有注意到。

請注意「抗日戰爭爆發後」、「救亡壓倒啟蒙」、和「在為民族解放運動提供推動力和為國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時」這些文字和詞句。徐先生和另一位學者很顯然在談歷史事件。至少就我所知,抗日戰爭已經勝利;中國目前已經崛起,所以應該沒有「救亡」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要支持你的批評,你可以否認歷史上曾有他們兩位所描述的這些現象;你也可以論述中國目前仍然處在「抗戰」、「救亡」、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狀態。否則,我說你「過度解讀」已經很客氣。一般人會用「斷章取義」甚至「惡意變造」來描述這類言談動作。

3)    「徐友漁刻意把理性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對立起來。」

在你轉貼徐先生大作中,最後一段文字是:

「近年來,一小批學院派知識份子開始提倡一種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特徵是把愛國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並且以憲政民主為前提。這是一種剛露頭的呼聲,但也是更健全、更有希望的主張,它把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和科學、民主、理性、啟蒙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我認為你所說的:「並由此採取的敵視愛國主義的態度。」是「過度解讀」已經很客氣。在台灣受過白色恐怖迫害的人會用「羅織」甚至「誣陷」來描述這類言談動作。

至於你說的「鋪路」和「脈絡」在論述或論辯上並不是(能夠)「成立」的論點。因為這類判斷仍然基於你的「解讀」或「斷章取義」。

5.     愛國並非任何人的專利

當一個美國大兵冒著生命危險或甚至付出生命以後,你還是質疑他/她的行為能不能算是「愛國」,可見你也認為:

a.    「愛國」並不是最高的價值;

b.    「愛國」與否的判斷因人而異。

因此,沒有人可以自封為「愛國」或拍板定案別人是否「愛國」。他/她需要提出一套論述來支持自己的宣稱。例如,你認為自己行為是「愛國」的理由是什麼呢?

如果徐先生「仇視」所謂的「愛國主義」,根據以上分析,我相信他不是針對純粹的「愛國主義」。他所「仇視」的,是宣昶瑋先生所批評的那一類「愛國主義」;或我稱為羊頭論述的「愛國主義」。也就是拿「愛國」做幌子來攻擊和自己不同的觀點。但羊頭論述的「愛國主義」並不是在宣導「愛國」,所以不能把它們當做,或誤以為是真正的、純粹的「愛國主義」。事實上,如果徐先生「仇視」某種「愛國主義」,他「仇視」的並不是「愛國主義」,而是把「愛國」當做羊頭高高掛著的「賣狗肉主義」。

如果你是真正的、純粹的「愛國主義者」,徐先生批評的不是你的「愛國主義」。所以,你不需要「對號入座」;如果你把「愛國」一詞當做羊頭,我想徐先生的確在批評你。

如我所說,「愛國並非任何人的專利」。或許徐先生認為鼓吹羊頭論述的「愛國主義」,是誤國和禍國的言論。因此,(在他看來)他的論述才是真正的、純粹的「愛國」。我想在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時候,最適當的方式,是讓一般網民公評和公論。

如我所指出,「愛國」和「民主」兩者在邏輯上不可能對立,如果徐先生的確在宣揚「愛國主義壓制了民主主義」,那也是一種羊頭論述。

最後,就「愛國」或「不愛國」在本質上(有時)是個認知問題而言,它們有兩個層次

對「『國家』(或國家利益)一詞『所指』」的認知;以及對別人論述內容或意涵的認知或解讀。

6.     結論

我相信你的觀點和徐先生的觀點其實有共通的地方。你和徐先生的不同,並不在誰「愛國」和誰「不愛國」;也不在誰支持「愛國主義」和誰不支持「愛國主義」。你們的差別在於兩人各自選擇或接受了不同的「意識型態」。用通行的語言來說:

你從「左派」(相對於中共)或「社會主義」的立場,以及使用此立場的語言和邏輯立論;

徐先生從「右派」(相對於中共)或「自由主義」(我的印象)的立場,以及使用此立場的語言和邏輯立論。

雖然你一再質疑徐先生對「愛國」的立場,我相信在「五毛黨」人眼中,你們兩位都「不愛國」。我想與其使用這種抽象和無法驗證的語言來劃分界線或爭取群眾,我建議你把論述重點放在:

「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政策和方案,那一個更能幫助中國社會或「後-中共」中國社會的發展。

我以前沒有聽過徐先生的大名,我也只讀過他這兩篇文章。我對你的批評,在於釐清概念和強調我所在意的論述規範。我相信我已經把這兩點說得很清楚。因此,我將不再回應徐先生是否支持愛國主義這種沒什麼營養的爭論。

如果你願意,我很有興趣就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和方式進行討論。順帶說一句,我也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所以我只討論具體的、可量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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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論述、國家、民主、解讀、和愛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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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關於論述、國家、和民主

0.    前言

我拜讀了【中國論壇】上你的大作《龍爪兄抬舉中共了》,讓我對你的思路和風格有進一步的了解。感覺上,你過於「意識型態」掛帥。以致(在我看來)大作在概念和推論過程上都相當含混;支持你宣稱或判斷的論點顯得薄弱。總之,我認為你的論述風格相當主觀。

我發表過很多關於(公共)論述、國家、和民主等議題的文字。以下我先簡要說明我對這三者的了解;再解釋我為什麼批評你「過度解讀」徐先生的文字;最後根據它們再討論一次「愛國」這個概念。

1.    論述

我常常說:

「凡論述必有前提;凡判斷必有立場。」

因此,每一位論述者都有他/她所接受的「意識型態」和/或「基本假設」。這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另一方面,公共議題關係眾人的福利和福祉。從而,公共(議題的)論述需要能夠被公評和公論。參與公共論述的人需要先建立一套彼此願意遵守的規範和規則,讀者才可能就不同的內容和主張進行公評和公論。我建議的論述規範和規則是:

「言之成理」、「言而有據」、和一定程度的「客觀性」。

也就是說,「意識型態」和/或「基本假設」只能做為個人立論的基礎,它們不能被拿來當做判斷公共事務或他人觀點的標準和/或依據。否則,就會發生類似「齊人攫金」和「農夫失鈇」的困境或笑話。因為,在公共論述領域,只有邏輯、理論、和事實可以做為判斷的標準和/或依據。

順便說一句,當我說你「不免無理和無禮」時,跟我(個人)「舒服」不「舒服」無關。這句話是上述「論述規範」的延伸。我寫文章時很努力的遵守「言之成理」、「言而有據」、和「客觀性」的原則,當然不一定或不可能次次都做得到。所以,我歡迎也感謝網友的指正和指教。同時,我也要求跟我一起就公共議題交換意見的人依循這個規範。沒有規範的交談,只是各說各話甚至雞同鴨講,而不是「討論」或溝通。

以上是我對公共論述的看法,謹供參考。

2.    國家

我接受社會契約論的說法。根據這個理論,個人的存在先於社會。為了保障各自的生存,社會成員同意交出一部份(個人)權利,來交換做為社會一員可能得到的福祉,進而組成國家。「國家」是一個集體或抽象名詞,通常我們說「國家」的時候,我們其實指的是「國家利益」。但「國家利益」仍然是一個集體或抽象名詞,通常我們說「國家利益」的時候,我們其實指的是:許許多多群體個別利益的調和、綜合、或最大公約數。這些群體在社會中會結合成(過去所說的)「階級」或(現在比較流行的)「階層」。基本上,同一個國家內,不同的人的利益不一定一致。這個現實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資源本來不夠分配;二是不同群體的成員所需要的資源不同。

雖然沒有一個一個的個人就沒有國家,但個人的存在需要一個強有力團體的保護,這個團體就是國家;個人也需要一個適合或能幫助她/他工作、交換、生活、以及(和其他人)互動等等的環境,這個環境就是社會。所以,「愛國」的最終極推論邏輯來自「愛自己」。但是,因為上述的,同一個國家內,不同人的利益不一定一致;所以,對不同的人來說,「愛國」有不同的意義或「所指」。

以上的分析是我一再強調,在討論愛國或不愛國前,我們需要先說清楚、講明白:

「什麼是國家?」和「什麼是國家利益?」

這個立場的理論基礎。

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自以為「愛國」,但在其他人看來,卻可能是「誤國」和「禍國」的原因。這裏還沒有涉及把「愛國」當成羊頭論述者的動機或企圖(請參考第5)

以上的理論不是真理或唯一關於國家/社會的觀點,它只是許多解釋國家和/或社會形成過程的說法之一。如果你不接受以上的分析,請你說明:

「什麼是國家?」

「怎麼樣才是愛國?」

以及你說法的理論基礎。

你可以引用相關的舊作或其他人的論述,不必重新開始。如果我們對國家和/或社會有完全不相容的「認知」,那我們繼續討論下去並沒有意義。

3.     民主

「民主」並不單純的指「是一種愛國,他是愛作為這個國家主體的人民」。因為「愛」是一個完全由個人決定或主觀性的概念。而如孫中山先生說: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民主」是個政治概念,也就關係到整個社會和所有社會成員的事務。用「愛」來詮釋「民主」並不是一個適當的觀點。它不能夠幫助我們充分了解什麼是「民主」。 

就我的了解,「民主」最基本的意義是「主權在民」。也就是說,所有人民有權利和權力來決定:

a.    「什麼是多數人的利益?」

b.    「如何追求或達到這個多數人所同意或選擇的『利益』?」

由於上面指出:

「同一個國家內,不同的人的利益不一定一致。」

因此,在政治制度上,「民主」指一個讓多數人能參與這個「決策過程」的機制。「選舉」和「代議」只是(到目前為止)落實這個機制中比較有效的兩個。而「選舉」也並不限於「一人一票」這一個方式。但不論那一種形式的「民主」,不能違背「主權在民」這個基本定義。否則,那只是「羊頭」式的「民主論述」或「狗肉主義」的「民主」。

在生活方式上,「民主」指尊重他人意見和權利、理性討論公共事務、少數接受多數決定、多數尊重少數意願等等人際互動的行為模式。

由以上的觀點,我認為和國家一樣,「民主」的終極邏輯仍然是為了保障個人的利益。因為在一個社會中,多數人的利益彼此相通(但不一定一致),所以在現代社會中,多數人選擇「民主政治」的體制,這樣她/他們才有針對自己利益的發言權或話語權以及決定權。

以上是我從三個層次來分析「民主」這個概念的結果。詳細內容請參考相關拙作(可用google搜尋)。我對「民主」的了解當然不是「民主」的唯一詮釋或正宗詮釋。它們只是我判斷所根據的理由或論點。歡迎你提出「言之成理」、「言而有據」、以及能夠和政治現實印證的批評。

根據以上兩小節的分析,我不認為「民主」和「愛國」有邏輯或實質上的關連。或者說,我不認為「民主」和「愛國」是同一個「範疇」的概念。即使我們把它們看成是同一個「範疇」(政治詞彙)的概念,它們也不屬於同一個層次。所以,兩者之間根本沒有「衝突」、「對立」、或「壓制」的關係。如果有人論述這種關係,通常是一種羊頭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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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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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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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因为没有看清楚胡先生的论述而进行了不恰当的评述,让胡先生感到不舒服,在此表示歉意。

其次,文责自负,我没有要拿焦国标的文章去连带徐友渔的意图,我说的很明白:

其实有比徐友渔走更远的,比如说北大的焦国标副教授的奇文《致美国兵》。

区区小民,“株连”、“党锢”实在不敢当,我要先把自己扒拉干净。

另外,我反对的是徐友渔的观点中认为爱国主义压制了民主主义,因此体现出来的对爱国主义的仇视。五四运动的民主救亡没人反对。

胡先生反战思想和行动让人佩服,但是我不认为美国军人表现出的“勇敢”值得“高度赞扬”,原因很简单:勇敢不是人类唯一的优点,也不是最高的道德。如果美国大兵不认为伊拉克战争是非正义的,他们的勇敢不过是匹夫之勇,是愚昧和无知的;如果知道战争的非正义性,那么他们的勇敢是无耻的。无论以任何借口包括“爱国”和“军人的天职”等等,没有是非和立场所有的勇敢不值一提。与此对应,美国拳王阿里当年拒服兵役显得更加高尚和勇敢。

社会主义者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但就目前的现实而言,国家的概念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间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另一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国家有民族性和阶级性两个面。爱国必须有立场,美国人民的爱国应该是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美国利益集团发动的对外战争,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从战争的阴霾中解放出来。这个立场也适用于中国的爱国主义,相似的观点我2个月前在《中国论坛》表述过:

https://city.udn.com/64086/4207746#rep4207746

诚然,莱克星敦的枪声不能带来黑奴的自由与民主,即民族主义不会导致自由与民主;但是清政府的无能和北洋政府的懦弱必然带来“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耻辱,即没有民族的独立必然会导致人民自由民主权力的丧失。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也是赤裸裸的现实,前不久现代民主制的发源地——法兰西的总统刚下令驱逐了非法入境的吉普赛人。虽然法国的决定站在其立场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丧失祖国的吉普赛人的悲惨命运却是冰冷而又现实。

对内反对独裁与专制的民主主义和对外反对侵略的民族主义从来都不矛盾,是保证人民彻底拥有自由民主的两个条件。在美国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理论,妄图合理化对他国侵略时,徐友渔把理性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对立起来,污蔑当今的民族主义行为,其意图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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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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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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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首先說明我對第二次伊拉克戰爭的立場:

我反對所有的戰爭,除了為了保衛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生存。

當然,在這個命題中,「保衛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生存。」這個判斷需要有一個說得通的論述來支持。一個說不通的論述是我說的「羊頭論述」;缺乏一個說得通論述支持的判斷,則是我說的「羊頭判斷」。例如,在布希的「論述」中,(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不正是愛()國和保衛人類社會的神聖戰爭嗎?你好像並不相信這套說法

由於我幾乎反對所有的戰爭,而且我認為布希的「戰爭論述」狗屁不通,所以在他2003年發表國情咨文的當天或第二天,我就寫了一篇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文章;我後來也參與了台灣一系列的反戰活動。

但是我對在伊拉克作戰美國士兵的英勇表現,我還是給予正面評價和高度肯定。因為這是(美國人)「愛國」的具體表現。

焦國標先生的大作,主要在表揚美國大兵,為了給予他/她們行為以正當性,他當然不能不肯定小布希的伊拉克戰爭。或者,焦先生的確接受了小布希的「羊頭論述」。總之,在我看來,焦先生對伊拉克戰爭的本質缺乏了解,他的大作也不無肉麻之處。他這篇作品只是在表達他個人對美國大兵的感情。他的主旨並不在替伊拉克戰爭背書;他的作品也不能延伸或涵蓋到任何其他人,不論愛國或不愛國;支持或不支持民主。否則,在邏輯上稱為「以偏概全」,在詮釋上稱為「過度解讀」,在政治鬥爭上稱為「誅連」或「黨錮」。

焦先生這篇大作正表現出「愛國」不是一個有普遍共識的概念。小布希自稱「愛國」,但美國反戰人士則認為他「誤國」和「禍國」。換句話說,關於「愛國」與否的判斷,和「認知」有直接關係,這是我說:

「談『愛國』或『不愛國』時,談論者要先定義:『什麼是國家?』」。

以及

「國家需要建設的面向很多。沒有人能面面俱到,全盤考量。愛國也絕對不是任何人的專利或禁臠。每個人可以就自己所關切的事務提出意見。」

的理論基礎。「什麼是國家?」在此也包含「什麼是國家利益?」

不釐清相關詞彙的內涵或所指,只一味的喊口號或重複一些未經說明的詞彙,就不免流於「羊頭論述」。我想宣昶瑋先生的大作也把這個道理說的很清楚。在我看來,「羊頭論述」不是由於無知,就是有意欺騙。

其次,我再度強調:

「遊行、喊口號、甚至於火燒趙家樓只能表達『愛國』的訴求和情緒,不能達到『愛國』的目的或『愛國』所要求達到的境界。」

要談「愛國」,總要先有點(在遊行、喊口號、和火燒趙家樓之外)落實「愛國」行動的實踐。自稱愛國或批評別人不「愛國」,說不定像小布希一樣,在某些人看來,其實是在「誤國」和「禍國」。

最後,「錯誤」與否,要講出個道理或提出一個「論點」。「錯誤」的定義並不是「和我觀點不同的說法。」

當我說:

「決定任何獨立或統一活動結果的因素,不是『權利』、『原則』、或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立場,而是『實力』。」

支持我這個判斷的道理或「論點」是:

「美國、阿爾及利亞、越南等獨立成功;秦國、蔣中正統一成功;蒙古、滿清統一(征服?)成功;北愛獨立、巴勒斯坦建國失敗;鄭成功統一失敗;金人統一(征服?)失敗等。」

你認為我「錯誤」的理由和我的「論點」並不相關。一個相關而且能夠有效批駁我判斷的論述可以是否定這些歷史事實;或者提出在「槍桿子出政權」外,另一套詮釋這些歷史事實的「論述」。在你做這兩個動作之前,說我「錯誤」,不免無理和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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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有这么高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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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芽糖

致美国兵
                                                     作者:  焦国标
  
伊拉克战争的第二天,

战场卷来沙尘暴。

前线出现胶著状态,

你知道我有多么心焦!!


伊拉克的沙漠风搅天撼地,

你背负著小山一样的军包,

趔趔趄趄,顶著沙幕前行,

你知道我有多么心疼!


伊拉克沙漠盘亘无际,

沙梁上,你从镜头远处跋涉而来。

恶人和恶人的朋友诬你是入侵者,

对的,你的确是“入侵者”,

迷彩装的你,

是万古死寂荒漠里第一株先锋植物,

是万里无垠沙海里第一抹绿色希冀。


阿拉伯沙漠里,

骆驼就是轻舟。

阿拉伯文化里,

骆驼是最受爱戴的生灵。

如果这个古老民族还有救,

那就从心底把骆驼置换成,

伊拉克沙漠里行军跋涉的美国兵。


于今几乎所有国家的青年,

都不再蒙受跨国征伐之苦。

美国号称是孩子的天堂,

天堂里的孩子却在代全球的同龄人,

从军远行,自陷地狱,与战邪恶。


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先生说:

“战斧”巡航导弹带不来民主。

我说这要看什么时代:

给法国带来民主的是攻克巴士底狱的炮火,

给英国带来民主的是英王查理的断头台,

给美国带来民主的是来克星屯的枪声,

时代在前进,伊拉克的民主,

只有靠“战斧”巡航导弹呼啸携来。


你的笨重的军靴,

跋涉在伊拉克沙漠的地平线,

那是人类文明的走向。

如果你倒下了,

人类将失去正义的脊梁。

如果你的国家跨掉了,

人类将回到中世纪的蛮荒。


丑陋的嘴脸在电视屏幕里评点战争,

实乃一帮号称专家的巫婆神汉胡批乱侃。

彻底的陈词滥调,全心全意的愚民,

是我逃不脱的声音聒噪。

我的心遥向伊拉克战场千百次呼喊:

“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美国兵,

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

如果招募志愿者,

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写于伊拉克战争第十五天,200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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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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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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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四和五四的认知上,我和胡先生以及徐友渔没有本质的差别,差别在于对54在中国的演化的认知上,徐友渔认为:民族主义压制了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由此采取的敌视爱国主义的态度。同样,和胡先生一样,我也大致同意徐友渔关于政治、学问和知识分子的看法——这些五颜六色的瓶子没必要去反对,关键看装的是什么东西。

胡先生认为“民族主义不构成中国未来的危机或陷阱”却又认为我过度解读徐友渔的观点,这是不客观的。

首先,徐友渔谈的是“中國未來充滿危險和陷阱”所以构成陷阱的肯定不是“黃巾、白蓮、地痞、神棍”,徐友渔具体而微地指出“民族主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再浮现出来”,所以他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有所指的,其所举的例子都是最近的事情而不是“白莲”“神棍”、“义和团”,我的解读合情合理符合上下文的语境,没有过度的问题。ray35新发文可能是意在指我为专制辩护,实在是太不了解大陆当前的“政治生态”了,我把我前文的一段略作删改黏贴过来,你就明白徐友渔为什么要攻击爱国主义:

徐友渔的这一观点恰恰暴露了他攻击和污蔑“爱国主义”的原因——爱国主义已经成为流氓政权的最后避难所。

,我又为什么要批驳他的原因:

我对这个腐败的政权从来是深恶痛绝,可是从来没想去通过拆除爱国主义来让流氓政权无处藏身——因为毁掉的不光是这个政权还有这个国家和民族。

其实有比徐友渔走更远的,比如说北大的焦国标副教授的奇文《致美国兵》。

爱国包含民主,我在前文讲过“民主是一种爱国,他是爱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人民,但是它不应与爱国的民族主义面相矛盾。”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定义为二,一是维护人民的利益,二是反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前者完全可以引申为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就后者而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中国民族的利益和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剥削高度一致的情况下,以理性的民族主义形式体现出来也不为过。我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把民主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

关于民族主义的看法本不想谈,但是胡先生对民族自决权取决于“拳头”的看法是错误的。无论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还是资本主义自由派的民主理论从来都是主张民族自决权的,民族自决权在今天并没被否认,只是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被折中和加以限制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任何一个区域和族群都有独立的倾向,任其自由发展必然冲击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联合国一方面认可“民族自决权”另一方面把民族自决权的适用范围限于“殖民地”。1972年中共取代联合国席位后就立马修改这份名单,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准备靠“比拳头”收回被占领土。吕阿姨秀莲姐姐炮制了一大堆台湾殖民地的理论,可是不能把台湾塞进这份名单中台湾就不能享受“民族自决权”。换句话说法理台独在台湾闹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法是国际法。

所以台湾不能民族自决实在不是因为中共的打压,所以奉劝那些台独分子不要玩悲情了。

这方面更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这篇文章:

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崔之元 )

http://cblog.chinadaily.com.cn/port/cuizhiyuan/1114502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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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五四運動和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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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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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人 (1)

胡卜凱

我對中共並沒有反感。雖然我對中國共產黨某些措施提出嚴厲和嚴正的批評,但是我曾說過,我高度肯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步入和平崛起的成果和功積。我並沒有誤會你是中共黨員,我的回應也和你是否中共黨員無關。我純粹是就事論事。我是個「個人主義者」,我不認為自己有資格被稱為「愛國主義者」。這當然不是說我「不愛國」,而是說:我不會在任何議題上或情況下都把「國家」放在第一位;其次,我認為在談「愛國」或「不愛國」時,談論者要先定義:「什麼是國家?」

以下簡單回應你提到的幾個議題。

1.    五四運動

中國近代史上愛國運動此起彼落,五四之所以有其獨特的地位,不只是它發生的時代是新文化運動,而正是如徐先生所指出:

五四一代人認為,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是維護專制皇權的工具,而專制統治的壓迫導致民愚國弱,這使得中國無力抵禦外敵入侵。」

換句話說,五四之所以有其獨特的地位,是因為它象徵了或突出了「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和目的。遊行、喊口號、甚至於火燒趙家樓只能表達「愛國」的訴求和情緒,不能達到「愛國」的目的或「愛國」所要求達到的境界。

「船堅砲利」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能達到「救亡」;於是有康、梁的「變法圖強」。康、梁的「變法圖強」無法實現;於是有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武昌起義」達到了改朝換代,但是還是不能達到「愛國」所要求的境界 一個和諧小康,不受外敵侵略的社會。這是為什麼有「新文化運動」的原因。因為當時以陳獨秀和胡適之等先生為首的知識界領袖了解到:只有「文化」的改變才有可能使中國向和諧小康,不受外敵侵略的社會前進。「科學」和「民主」是一個概念;它們也是一個象徵性或激勵性的口號。要達到「科學」和「民主」的境地,有一拖拉酷的觀念要改變;有一拖拉酷的制度要建立;有一拖拉酷的生活方式要落實。這些觀念、制度、和生活方式就是「文化」。這些改變、建立、和落實的過程就是「運動」。

五四之所以有其獨特的地位,是因為它在歷史的時間點上,代表或象徵中國社會開始大規模的向建立「新文化」這個方向努力。在民國八年或1919年的五月四日,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在中國近代史或中國大歷史上,五四運動不只是「愛國運動」,它更是「新文化運動」。我們今天紀念或慶祝五四,也主要是紀念或慶祝它「新文化運動」的意義。

2.    民族主義

我摘錄兩段我和ray35網友的私下討論。

我讀了徐先生的專訪。我大致同意他對政治、學問、和知識份子的看法。我不太同意他對「西方最重要的人文思想」的評論。我只看過昆德拉兩本小說,其中並沒有涉及他評論的思想。就我所知,昆德拉年輕時也是活躍的異議份子。這一部份我沒有評論。

我不認為「民族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可能成為中國未來的危機或陷井。或許他有將它們誇大的理由,也許我對中國生態缺乏了解。從理論和歷史事實上看,當人民能維持溫飽或小康生活時,什麼「主義」都沒有吸引力或號召力。當人民不能維持溫飽或小康生活時,也不需要什麼「主義」,黃巾、白蓮、地痞、神棍都可以聚眾起事。

由此可見,我並不同意徐先生的某些觀點,尤其是他對「民族主義」可能引起後果的判斷。此外,我注意到他強調「狹隘」的「民族主義」。因此,我不認為他在「全盤」否定「民族主義」。我也看不出他在什麼地方把「愛國」和「民族主義」對立起來。他指出了一些「民族主義」的面向,但他並沒有認為或論斷這些面向代表中國當前「民族主義」的整體。在我看來你過度「解讀」了他的觀點。

我曾寫過一篇關於「民族主義」的短文,轉貼於下;另有一篇關於「文化」的短文,歡迎賜教。

《民族主義》

一個初步的定義可以是:

民族主義:

在決策過程中,以自己所屬民族的利益、榮耀....,站著第一優先順位的思想。

民族主義者:

在決策過程中,以「民族主義」為原則來做決定的人。

種族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如希特勒)、或沙文主義者,都可以自稱「民族主義者」(條頓「民族主義者」、法蘭克「民族主義者」)。所以這個定義並不完整,一個較完整的定義可能是:

民族主義:

在決策過程中,以自己所屬民族的利益、榮耀、....,站著第一優先順位的思想;但在此決策過程中,同時也稟持民族自決的原則。

這個定義由於加進了「民族自決」的原則,「民族」的概念不再限於「自己所屬的『民族』」,它也包括(尊重)其他的「民族」。所以它是一個較完整的定義。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定義,我認為: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一個人不能不接受「疆獨」、「藏獨」、或「庫(特族)獨」這些「民族主義」者活動的權利。但這並不表示一個人支持或接受「疆獨」、「藏獨」、或「庫(特族)獨」等活動。事實是:決定任何獨立或統一活動結果的因素,不是「權利」、「原則」、或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立場,而是「實力」。例如:美國、阿爾及利亞、越南等獨立成功;秦國、蔣中正統一成功;蒙古、滿清統一(征服?)成功;北愛獨立、巴勒斯坦建國失敗;鄭成功統一失敗;金人統一(征服?)失敗等。這些歷史或當代的事件,是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這句話的現實依據。

以上「民族主義」的第二個定義,其實只是在理論層面較完整。在應用層面上,我們還要問:

什麼是「自己所屬民族的『利益、榮耀、....,』?」

「站在誰的立場來評估『民族』的利益、榮耀、....,?」等等。

這些問題不在本文論述範圍,讀者可以自行思考。

我們可以從這個例子看出,何以:

「如果你不能給(自己)所用的概念下一個定義,你大概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它也同時顯出一個人的立場和目標,跟他/她信奉的「主義」之間的相關性。

* 《我對「文化」這個概念的了解》

http://www.fokas.com.tw/news/newslist.php?id=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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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徐友渔先生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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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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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可能误会了,首先澄清一下本人非中共党员,只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台湾的社运人士郑村琪隔海把中共骂个臭头,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又不是傻子岂能看不清中共的修正主义路线,岂能去无原则的维护他?中共不等于中国,你爱也好恨也罢都是要分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要分清。爱国不是任何人的专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意识形态不同却能在此讨论这个话题的原因——我相信胡先生是真正爱国主义者,我也认为民主是一种爱国,他是爱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人民,但是它不应与爱国的民族主义面相矛盾。

 徐友渔刻意把两者对立起来了。

54运动就是单纯的爱国主义,54运动发生的时代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科学”、“民主”,因此54运动带有民主救亡的色彩。但是徐友渔在此不是为了探讨54的精神,其把54运动归结为“爱国”、“民主”一体两面,是为后面陈述他的观点:“民族主义压制了民主主义”来铺路的。胡先生你看看原文是不是这个脉络?

1、文化复兴

徐友渔说

民族主义首先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被人称为“文化民族主义”,一些学者教授其的本主张是,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将由东方文化、中国文化起主导作用,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徐友渔认为文化复兴主义者的看法是错误的。胡先生是否赞同徐的观点?

 既然奥巴马可以说"yes,we can."和“美国永远做第一”,中国人就不可以说一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季羡林的论证当然有问题,但是个别人论证方式的错误、荒谬能反推观点本身错误荒谬?徐友渔是学哲学的,这种逻辑混乱是应该归咎于专业不精还是居心不良?

 2、民族主义是排外的、虚伪的?

徐友渔说: 在民间,民族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排外情绪,有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同于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并且把民族主义的鼓噪和商业化考虑密切结合起来。

徐友渔又说: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粗鄙性和虚伪性。有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积极,往美国大使馆扔石头起劲,但同时考“托福”和GRE也积极,打破头地拼命要办签证去美国。一个北京大学的女生,洋洋自得于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该校时她起身提自以为刁难的问题,企图使美国总统难堪,但过了几年之后,她又洋洋自得嫁给了美国人,漂洋过海去了美国定居,生的小孩当然是美国国籍。

 徐友渔下面的例子恰恰证明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排外主义,“武统台湾”的例子更和排外八竿子打不到,徐友渔既然认为《中国可以说不》是“商业化炒作”又何必如获珍宝拿它来证明“民族主义是排外的”?中华民族一向是个民族主义观念不强的民族,华夷之分只限于文化认同,民族主义今天的高涨,实际上是外来压迫的必然反弹,不存在严重排外的思潮,北大女学生的例子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今天中华民族的危机。

3、民族主义是政府操弄的结果?

徐友渔说:民族主义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再浮现出来,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巨变后,有人认识到并积极献策:中国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局限于以前的教育、宣传手段不足以应对新的形势,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借助于民族主义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强凝聚力与合法性。   在这种填补意识形态真空和大力批判“全盘西化”的情况下,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和“国学热”的势头。

把民族主义归咎为政府的操弄,不知道胡先生赞同与否?客观来讲,中共原先的两面大旗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今天社会主义的大旗已经打不起来了,中共的合法性极其仰仗“爱国主义”,但就爱国主义运动的起因来看是西方的挑衅与欺压。徐友渔的这一观点恰恰暴露了他攻击和污蔑“爱国主义”的原因——爱国主义已经成为流氓政权的最后避难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的年轻人,我对这个腐败的政权从来是深恶痛绝,可是从来没想去通过拆除爱国主义来让流氓政权无处藏身——因为毁掉的不光是这个政权还有这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徐友渔对爱国主义的污蔑是充斥其所有的观点中的,在ray35引用的采访中,徐友渔直接把中国的危机归结为民族主义:

 >>徐友漁:中國未來道路充滿了危險和陷阱。比如,偏激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裏面猖獗的東西,民粹主義大氾濫,甚至法西斯主義,這些危險非常現實。如果某些人的那套在中國成功了,中國會走回頭路,回到“文革”時期“造反有理”的時代。

今天中国的危机在于严重贫富差距、官员的腐败和由此导致的政府与群众的对立,前者只能通过合理的经济政策来解决,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是有分歧的。后两者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点大家没分歧。凝聚全民共识是民主政治的要义,一方面宣扬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却全力打压爱国主义,徐友渔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不知道胡老先生如何看待?

 徐友渔的观点实际上响应了美国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这一点是危险的。大陆有人比他走的更远,比如说焦国标教授和他那篇臭名昭著的《致美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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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不是任何人的專利或禁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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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卜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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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薦人 (1)

胡卜凱

或許ray35網友最近事忙沒有來來這裏逛逛我就代勞一下

1.  五四運動

我看不出徐先生的那一段文字在「消費五四運動」。徐先生說:

北京大學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對政府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反對軍閥政府把山東權益出賣給日本的秘密條約。」

這和你的詮釋:

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巴黎和會的不平等協議,...

有衝突嗎?

徐先生說:

「它把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和科學、民主、理性、啟蒙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它和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這和你的詮釋:

是基於愛國和對腐朽懦弱的專制政權出賣民族利益的憎恨,進而強化科學民主救中國的思想。...

有衝突嗎?

2.  歐巴馬

歐巴馬總統的"yes, we can."美國永遠做第一。」跟徐先生這篇文章的那一段話有關?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的總統會說”No, we can’t”那你就不免天真。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美國總統會說:美國將做老二。那你就不免天真到可笑

3.  民主

徐先生這篇文章中那一句或那一段話讓你有:

他或任何鼓吹民主制度的人想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

這個印象或幻想

4.  愛國

國家需要建設的面向很多。沒有人能面面俱到,全盤考量。愛國也絕對不是任何人的專利或禁臠。每個人可以就自己所關切的事務提出意見。

你可以不同意徐先生的言論或觀點,而且你並不需要提出你反對的理由。但如果要提理由,總要找個半通不通的理由。不能紮個稻草人來亂射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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